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駁西方馬克思主義對“自然辯證法”的曲解

2017年11月01日 04:07:29 來源︰ 《哲學原理》2017年09期

    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對于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進行曲解,其影響不容忽視。近些年,這些曲解在國內不但引起了理論界的一些混亂,而且造成了一些人對于恩格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所作出的理論貢獻出現嚴重誤判。當前,如何理解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既是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更是我們能否客觀、公允地評價恩格斯的分水嶺和試金石。本文通過回應西方馬克思主義(以下簡稱“西馬”)關于自然辯證法的幾個影響較大的觀點和判斷出發,以期破除曲解,恢復自然辯證法的本來面目。

    一、能否用“人化自然辯證法”解讀“自然辯證法”?

    “西馬”關于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的一個突出的曲解就是認為自然辯證法在合理形態上只能是“人化自然辯證法”。這種觀點受早期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一書的影響較大。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盧卡奇表達了如下觀點︰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在理論性質上是一種“社會辯證法”或“歷史辯證法”,辯證法的決定因素是“主體和客體的相互作用”,而那種沒有人的活動參與的自然界,由于沒有主體與客體的相互作用,因此,不存在辯證法。對于這些早期觀點盡管盧卡奇本人在晚年曾多次予以糾正,但是這些觀點仍對後繼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產生很大影響。盧卡奇之後,一些學者(如A.施密特)雖然並不完全否定“自然辯證法”,卻進一步發揮了《歷史與階級意識》中的觀點,認為只有將“自然辯證法”中的“自然”理解為被人的社會實踐中介了的“人化了的自然”,將“自然辯證法”理解為強調人與自然相互作用的“人化自然辯證法”時,“自然辯證法”才是合理的。例如,A.施密特認為,自然界本身並不存在辯證法,辯證法只存在于人變革自然的實踐中。“由于人逐漸地消除外部自然界的疏遠性和外在性,使之和人自身相作用,為自己而有目的地改造它,自然辯證法才存在于人變革自然的活動中。”ヾ受“西馬”的影響,國內一些學者也持類似的觀點,認為“自然辯證法”所關注的自然界不是脫離人的歷史活動的自然界,而是“人化自然”,因此,應該從“人化自然辯證法”出發解讀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然而,這種關于自然辯證法的解讀是否符合恩格斯的本意呢?本文的回答是否定的。

    1.“自然辯證法”所關注的“自然”是“自然界”

    “自然辯證法”所關注的“自然”並非指“人化自然”,而就是指與“社會”相區別的“自然界”,亦即作為自然科學研究對象的“純粹自然”“天然自然”。其理由如下。

    首先,恩格斯並沒像早期盧卡奇和某些“西馬”學者那樣用“社會”去統攝、消融“自然”,而是肯定自然相對于社會、歷史的客觀性與獨立性。一個明顯的證據就是,我們經常看到恩格斯將自然界與歷史(社會)、“自然觀”與“歷史觀”並列來談。例如,他曾有過如下的表述︰“辯證法的規律是從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歷史中抽象出來的。”“人們決心在理解現實世界(自然界和歷史)時”,“在自然界和歷史中所顯露出來的辯證的發展”,“頭腦的辯證法只是現實世界,即自然界和歷史的各種運動形式的再現”,“在自然界和歷史的每一科學領域中,都必須從既有的事實出發”ゝ。關于這樣的例證我們還可以列舉出很多。

    在恩格斯看來,“自然”和“歷史”是有根本區別的。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以下簡稱《費爾巴哈論》)的第四部分,恩格斯這樣寫道︰“在自然界中(如果我們把人對自然界的反作用撇開不談)全是沒有意識的、盲目的動力,這些動力彼此發生作用……在所發生的任何事情中,無論在外表上看得出的無數表面的偶然性中,或者在可以證實這些偶然性內部的規律性的最終結果中,都沒有任何事情是作為預期的自覺的目的發生的。相反,在社會歷史領域內進行活動的,是具有意識的、經過思慮或憑激情行動的、追求某種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發生都不是沒有自覺的意圖,沒有預期的目的的。”ゞ正是由于“自然”和“歷史”的這種區別,因此,關于自然的科學與關于社會的科學(“歷史科學和哲學科學的總和”)也是有區別的。

    如果說在知識論的意義上,馬克思恩格斯的“歷史唯物主義”完成了在方法論上為“關于社會的科學”奠基,那麼,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的重要使命就是試圖在方法論上重新為關于自然的科學(尤其是理論自然科學)奠基。如果說在那些用“社會”統攝“自然”的學者看來,只有一種存在即社會存在,只有一門科學即“關于社會的科學”的話,那麼,在恩格斯看來,自然界同人類社會一樣有自己的發展史和自己的科學。

    其次,恩格斯與A.施密特等人的另一個顯著的不同之處在于,他不但承認自然的相對獨立性,而且在一定意義上強調歷史與自然的相似性。例如,同樣是在《費爾巴哈論》的第四部分,恩格斯在描繪了“自然”與“歷史”的上述區別外,緊接著指出︰盡管在歷史領域內每個人都有自覺預期的目的,但“人們所預期的東西很少如願以償,許多預期的目的在大多數場合都互相干擾,彼此沖突,或者是這些目的本身一開始就是實現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實現的手段的。這樣,無數的單個願望和單個行動的沖突,在歷史領域內造成了一種同沒有意識的自然界中佔統治地位的狀況完全相似的狀況。”々再比如,在1890年致約•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也表達了歷史與自然相似的觀點,他寫道︰“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于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就產生出一個合力,即歷史結果,而這個結果又可以看作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因為任何一個人的願望都會受到任何另一個人的妨礙,而最後出現的結果就是誰都沒有希望過的事物。所以到目前為止的歷史總是像一種自然過程一樣地進行,而且實質上也是服從于同一運動規律的。”ぁ實際上,類似的觀點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也表達過。由此,我們看到,“西馬”的那種基于“自然是一個社會範疇”因而用社會解釋自然的思路,不但不符合恩格斯關于“自然”的理解,而且也與恩格斯關于“歷史”的理解大相徑庭。

    最後,無可否認,判定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中的“自然”到底是“人化自然”還是“自然界”,最根本的還是要從相關文本出發。只要回歸到《自然辯證法》的文本中,我們就不難發現,“自然辯證法”所要研究的就是“自然界”而不是所謂的“人化自然”。例如,僅在“歷史導論”中恩格斯就使用了十幾處“自然界”這一概念,而完全沒有使用“人化自然”這一概念。整個《自然辯證法》對于“自然界”概念的使用更是不勝枚舉。誠然,在《自然辯證法》中恩格斯也談到人,甚至談到人對自然界的反作用,但那並不是為了突出人的活動,也不是在此基礎上探討作為主體的人的活動與作為客體的自然的關系,更不是想用人的活動否定自然的客觀性和獨立性。

    實際上,“自然辯證法”談人及其活動是要讓人們了解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了解人是如何產生的以及人與其他動物的區別何在。例如,恩格斯在“歷史導論”的後半部分之所以在闡述了天體、地球、生命後談到人類,是因為在恩格斯看來,人本身是來源于自然界的,人是“自然界所產生的最復雜的有機體”,在這個意義上說,了解人也是完整地了解自然、宇宙的必然要求。因此,“歷史導論”雖然談到了“人”,但它絕不是為了在消解自然的客觀性與獨立性的意義上突出“人”,相反它向人們表明在宇宙的物質循環中“有機生命的時間,尤其是具有自我意識和自然界意識的人的生命的時間,如同生命和自我意識賴以發生作用的空間一樣,是極為有限的”あ。

    此外,在著名的《勞動在從猿到人的轉變中的作用》一文中,恩格斯用大量的筆墨談到人及人的活動,但那是為了說明人與其他動物的本質差別。例如,他寫道︰“人離開動物越遠,他們對自然界的影響就越帶有經過事先思考的、有計劃的、以事先知道的一定目標為取向的行為的特征。動物在消滅某一地帶的植物時,並不明白它們是在干什麼。人消滅植物,是為了騰出土地播種五谷,或者種植樹木和葡萄,他們知道這樣可以得到多倍的收獲。”“一句話,動物僅僅利用外部自然界,簡單地通過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變化;而人則通過他所作出的改變來使自然界為自己的目的服務,來支配自然界。這便是人同其他動物的最終的本質的差別,而造成這一差別的又是勞動。”ぃ

    總之,從文本出發,我們不難發現,“自然辯證法”所關注的“自然”就是“自然界”,而非“人化自然”。

    2.“人化自然”的觀點是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組成部分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批評費爾巴哈對他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的理解局限于單純的感覺和直觀。與費爾巴哈不同,馬克思恩格斯強調人的活動特別是工業的生產活動,對人們生活其中的自然界亦即人們周圍的感性世界的改造作用,強調自然和歷史的相互制約與相互滲透。這種強調人與自然相互作用的“人化自然”思想當然是富有創見的。但是,“人化自然”思想的目的不是為了解釋“自然界”,而是為了理解“歷史”。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由工業的生產活動所引起的自然與歷史的相互作用是人們得以深入考察歷史的重要因素和前提。換言之,非此人們就不可能真正走進歷史(特別是工業革命以來的歷史)的深處,形成從歷史本身出發考察歷史的唯物主義歷史觀。相反,對于費爾巴哈而言,歷史之所以在他的視野之外,在歷史觀上他之所以不是一個唯物主義者,與他不能從人的活動與自然的相互作用出發理解歷史密切相關。

    由于“人化自然”的“人化”性質,因而它本質上已經不是“天然自然”,而是“歷史的自然”,即走進社會生活中和打上了人的活動印跡的自然,亦即社會存在物。由此,“人化自然辯證法”本質上是一種解釋人的活動和社會歷史問題以及服務于“社會科學”研究的“歷史”辯證法、“社會”辯證法。相比之下,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本質上則是一種解釋自然界的生成、變化以及指導“自然科學”研究的“自然”辯證法。可見,“人化自然”觀點雖然也是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思想,但卻不能也不適合將之用于解釋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

    二、恩格斯創作“自然辯證法”是否是一個“錯誤”?

    關于如何評價恩格斯創作“自然辯證法”,一種論調在“西馬”中較為流行,即認為這是恩格斯犯的一個“錯誤”。盧卡奇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一書中曾有這樣的判斷,即認為恩格斯之所以把辯證法擴展到自然中,主要是由于他“錯誤地跟著黑格爾”い。薩特、列斐伏爾、馬爾庫塞、哈貝馬斯等人認為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背離了馬克思倡導的從實踐和社會歷史出發研究辯證法的思路。更有甚者,美國的諾曼•萊文因為“自然辯證法”而把恩格斯污蔑為“第一個修正主義者”。在《辯證法內部對話》一書中,萊文認為馬克思的辯證法是“作為行動的辯證法”,而恩格斯的辯證法是“作為自然的辯證法”,並認為“那些企圖把辯證法和自然融為一體的人是最為有害的”ぅ。然而,以上種種或明或暗地認為恩格斯創作“自然辯證法”是一個“錯誤”的論調究竟能否成立呢?本文給出的答案依然是否定的。

    1.辯證的自然觀的誕生在當時具有必然性

    確立辯證的自然觀是“自然辯證法”的核心目標,也是恩格斯的一大心願。對此,他曾在1885年9月23日寫的《反杜林論》序言中這樣寫道︰“馬克思和我,可以說是把自覺的辯證法從德國唯心主義哲學中拯救出來並用于唯物主義的自然觀和歷史觀的唯一的人。可是要確立辯證的同時又是唯物主義的自然觀,需要具備數學和自然科學的知識……我盡可能地使自己在數學和自然科學方面來一次徹底的——像李比希所說的——‘脫毛’,八年當中,我把大部分時間用在這上面。”う應該說,對于恩格斯而言創作《自然辯證法》正如他寫《反杜林論》一樣,絕不是什麼“內心沖動”的結果。實際的情形是,恩格斯那個時代形而上學自然觀已經土崩瓦解,辯證的自然觀已初露端倪。形而上學自然觀的一個核心觀點就是認為自然界是絕對不變的。在形而上學自然觀看來,行星、恆星、地球自從被創造出來就一成不變地總是保持著原來的樣子;植物和動物的種也是一經形成就永遠固定下來。可見,形而上學自然觀否定了自然界的任何質變和發展。

    其實,自然觀在古希臘哲學家那里還是辯證的。在古希臘哲學家看來,世界本質上是某種從混沌中產生出來的東西,世界不是一旦存在就絕對不變的,而是某種生成的東西。當然這種辯證的自然觀還具有原始的、素樸的特點,它雖然正確地把握了自然界的總畫面的一般性質,卻不能做到說明構成這幅總畫面的各個細節。精確的自然研究始于亞歷山大里亞時期的希臘人那里,其後則是中世紀的阿拉伯人。然而,只有到了15世紀下半葉自然科學才算真正開始,並自此迅速發展。盡管在此後的400年里,自然科學在搜集材料方面獲得了巨大進展,可是,在自然觀上卻是形而上學的。例如,恩格斯指出,直到18世紀上半葉自然科學雖然在內容方面大大超過了希臘古代,但在自然觀上卻大大低于希臘古代,因為在這個時期的自然研究家看來,自然是某種僵化、不變的東西。甚至在被恩格斯譽為博得了當時哲學的最高榮譽的斯賓諾莎和偉大的18世紀法國唯物主義者那里,其自然觀依然是形而上學的——盡管他們的自然觀由于“堅持從世界本身來說明世界”因而具有唯物主義的特點。

    真正在形而上學自然觀上打開第一個缺口的是康德。康德在1755年發表的《自然通史和天體論》一書中提出太陽系是由原始星雲演變而來的所謂“星雲假說”。這種假說排除了所謂的“第一推動”的問題,認為地球和太陽系不再是一旦由“第一推動”而運動起來就依照預定的軌道永遠旋轉下去直到萬物的末日,而是表現為某種在時間中生成的東西。隨後是地質學特別是賴爾的地質漸變理論,表明地球現今的表面以及生存在地球表面上的植物和動物,也都有時間上的歷史。在物理學方面,能量守恆和轉化定律的發現有力地證明了包括機械力、熱、光、電、磁在內的一切所謂物理力,甚至所謂化學力,都可以在一定條件下相互轉化,而不是一經產生就絕對不變。在化學領域,用無機的方法可以制造出有機物的事實,打破了原有的那種認為在有機物和無機物之間存在著永遠不可逾越的界限的想法。在生物學領域隨著細胞學說的確立和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的提出,那種認為在有機界中存在著固定不變的僵硬系統以及認為在動物和植物的不同種之間存在著嚴格的界線的信念也崩塌了。

    隨著自然科學領域的這些新的進展,那種堅持自然界絕對不變的形而上學自然觀雖然在當時的學校里還有一定市場,但是它被取代的趨勢已經越來越明顯。以強調自然界的生成和消逝為基本特點的新的自然觀已經清晰可見。正如恩格斯這樣描繪的︰“新的自然觀就其基本點來說已經完備︰一切僵硬的東西溶解了,一切固定的東西消散了,一切被當作永恆存在的特殊的東西變成了轉瞬即逝的東西,整個自然界被證明是在永恆的流動和循環中運動著。”(11)這種新的自然觀本質上已經是區別于形而上學自然觀的辯證的自然觀。當然,它還需要進一步完善。而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所要做的就是要使這種剛剛具備基本點的辯證自然觀系統化、完善化,使其能夠盡快在自然科學研究中發揮應有的作用。在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看到“自然辯證法”致力于總結、闡發辯證的自然觀在當時絕非偶然。

    2.反思自然科學中的形而上學思維,並探索將辯證法的思維方式應用于自然科學研究是“自然辯證法”的重要目標之一

    應該說,“自然辯證法”的這一目標並非主觀的“一廂情願”。從理論上講,客觀辯證法決定主觀辯證法,辯證的自然觀的確立內在地要求在自然科學中貫徹辯證思維。從客觀上看,這一目標順應了當時自然科學對方法論的要求與呼喚。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直到18世紀末自然科學還是主要關于既成事物的經驗科學,還處于搜集材料階段。與之相適應,在自然科學中流行的是以形而上學自然觀為基礎的解剖式的研究方法,即“把自然界分解為各個部分,把各種自然過程和自然對象分成一定的門類,對有機體的內部按其多種多樣的解剖形態進行研究”(12)。

    實際上,這種研究方法在一定歷史時期能夠促進人們對自然的認識。因為這種方法可以使人們獲得關于自然界的細節認識,而這些細節認識對于人們進一步認清自然界的總畫面是有幫助的。因此,恩格斯給予了高度的肯定,認為這種研究方法是最近400年來在認識自然界方面獲得巨大進展的基本條件。然而,恩格斯同時也給我們指出了這種方法的弊端,“這種做法也給我們留下了一種習慣︰把自然界中的各種事物和各種過程孤立起來,撇開宏大的總的聯系去進行考察,因此,就不是從運動的狀態,而是從靜止的狀態去考察;不是把它們看作本質上變化的東西,而是看作永恆不變的東西;不是從活的狀態,而是從死的狀態去考察”(13)。正是由于這種研究方法在思維方式上的“形而上學”性,因而其終將被揚棄的命運也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科學以後的發展印證了這一點。

    到了19世紀,自然科學已經積累了大量的實證的知識材料,此時,如何系統地依據其內在聯系來整理這些材料變得十分迫切,然而,經驗自然科學在方法論上的局限性決定了它是不能完成這一任務的,自然科學必須走上以整理材料為主的理論自然科學,亦即關于自然界中的聯系和過程、關于事物的發生和發展以及將自然還原為一個有機整體的科學。恩格斯認為,對于理論自然科學來說,“辯證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維形式,因為只有辯證法才為自然界中出現的發展過程,為各種普遍的聯系,為從一個研究領域向另一個研究領域過渡,提供了模式,從而提供了說明方法”(14)。與形而上學思維信奉“孤立”“靜止”的考察方法不同,辯證法的思維方式強調“聯系”“運動”的考察方法。

    在辯證法看來,由于事物處于聯系與運動中,因此,只有把握處于聯系與運動中的事物才能真正做到從事物本身出發認識事物。同樣,由于自然科學的對象也是處于聯系和運動中的物體,因此,自然科學只有在物體的聯系與運動之中觀察物體,才能更好地認識物體。然而,當自然科學在19世紀已經發展到可以系統地研究自然界內部的聯系和過程因而亟須以辯證法的思維方式為基礎的時候,理論自然科學的這種方法論要求卻並沒有得到滿足。實際的狀況是,正當自然過程的辯證性質已經越來越清楚地顯現,因而自然科學越來越需要辯證法來幫助戰勝理論困難擺脫雜亂無章的研究狀態的時候,辯證法以及在辯證法問題上已作出重大貢獻的黑格爾派卻都被拋到九霄雲外,因而自然科學在方法論上仍無可奈何地停滯于形而上學。

    因此,如何實現從形而上學思維到辯證思維的“反轉”是當時的自然科學提出的一項迫切要求。當然,這種方法論上的反轉,可以僅僅隨著自然科學發現本身的力量自然地實現,但這將是一個既艱難又漫長的過程。相比之下,如果能夠使自然研究家充分地了解復歸辯證思維的重大意義並自覺研究歷史上的辯證哲學,那麼這一過程就可以大大縮短。由此我們看到,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實際上肩負著使當時的自然科學在方法論上自覺復歸辯證思維的重大使命。

    恩格斯看到隨著自然科學本身的發展,形而上學的觀點已經不可能了,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對于自然科學來說已經越來越不夠用了。辯證自然觀的誕生,自然科學從形而上學思維向辯證思維的復歸,已經是大勢所趨。在這個意義上說,恩格斯創作“自然辯證法”不過是“應運而生”,而非什麼恩格斯所犯的“錯誤”。所謂“錯誤”論調實際上本身不過是因為對自然觀和自然科學的發展歷程缺乏真正了解所導致的“錯誤”罷了。

    三、辯證法的“規律”是否是自然界的客觀規律?

    在“西馬”關于自然辯證法的曲解中,另一個突出的表現就是對“三大規律”是自然界的客觀規律這一結論的否定。例如,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悉尼•胡克認為辯證法的“三大規律”不存在于自然界中,並對恩格斯關于“三大規律”的闡釋進行了逐一批判。限于篇幅,這里僅討論往往存在較大爭議的矛盾規律。

    關于矛盾規律,胡克批評道︰“辯證法的一切規律的基本前提是︰相信矛盾‘客觀地存在于事物和過程本身中的’。至少可以說,這是對‘矛盾’這個名詞的奇怪的應用,因為自從亞里士多德的時代以來,認為矛盾的是命題或判斷或陳述,而不是事物或事件,這已經成為邏輯理論的一種老生常談了。”“的確,恩格斯不僅認為矛盾是客觀地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他還堅稱它‘而且是一種實際的力量’。”(15)在胡克看來,恩格斯認為矛盾客觀地存在于自然界之中,這背離了一個幾近“老生常談”的結論,即矛盾只能是命題、判斷或陳述意義上的矛盾,而不能是客觀地存在于事物或事件自身中的矛盾,更不是“一種實際的力量”。胡克的這種觀點表明他並不理解辯證法意義上的“矛盾”,他所理解的矛盾是形式邏輯意義上的。

    其實,胡克的這種關于矛盾的理解方式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否定自然辯證法的理由通常如下︰矛盾意味著悖謬,因而不可能存在于自然界中,因為自然界不會犯錯誤。當然,這樣一種理解也並不新穎,早在《反杜林論》中恩格斯就批評過杜林把矛盾等同于“悖理”並認為它不可能出現在現實世界中的觀點。根據形式邏輯的不矛盾律,兩個相反的命題、判斷或陳述必然有一個為假,而不能同時成立,因此,在形式邏輯的意義上,矛盾就意味著荒謬、“悖理”。然而,辯證法意義上的矛盾與形式邏輯意義上的矛盾有所不同。關于辯證法意義上的矛盾,賀麟先生曾做過這樣的闡釋︰“矛盾就是自相矛盾,矛盾就是自己與自己相異,自己與自己相對立。”“這種事物自身具有的內在的必然矛盾,才是真正的矛盾,真正的矛盾其實就是自相矛盾,也就是內在的本質的矛盾。”(16)

    矛盾作為“事物自身具有的內在的必然矛盾”意味著什麼呢?其一,它意味著辯證法意義上的矛盾不是胡克所說的“命題或判斷或陳述”意義上的矛盾,而就是胡克所否定的客觀地存在于“事物或事件”自身中的矛盾。其二,“矛盾”作為事物自身的“內在”矛盾,意味著導致事物運動的原因在自身之內。一般來說,導致事物運動的原因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外因,一種是內因。在這個問題上,矛盾論堅持“內因論”。換言之,從事物自身的“內在”矛盾出發考察事物,就是堅持把事物的運動看作基于事物自身的內因而形成的“自己運動”。在黑格爾看來,“事物只因為自身具有矛盾,它才會運動,才具有動力和活動”,矛盾“是一切自己運動的根本,而自己運動不過就是矛盾的表現”(17)。在這個意義上,自然辯證法堅持從矛盾的觀點考察自然,絕不意味著到自然界中去尋找什麼“錯誤”“悖理”,而是首先要把自然界的生成、變化歸結于其自身的內在矛盾,亦即堅持“內因論”,反對“外因論”,如反對從神的“第一推動”去解釋自然的“神創論”。

    矛盾作為“自己與自己相對立”意味著什麼呢?要說清楚這一點,我們先要弄清楚什麼是辯證法意義上的“對立”。黑格爾認為︰“本質的差別即是‘對立’。在對立中,有差別之物並不是一般的他物,而是與它正相反對的他物。”(18)在唯物辯證法的意義上,所謂“對立”意味著存在著性質正相反對的兩個事物。在此基礎上,所謂“矛盾”的“自己與自己相對立”意味著這兩個性質正相反對的事物構成了一個事物,或者說,同一個事物具有正相反對的兩種性質。換言之,矛盾意味著既“對立”又“同一”。在形式邏輯的意義上,矛盾的這種含義只能意味著悖謬,因為,它違反了形式邏輯的“同一律”。按照形式邏輯的同一律,人們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即A=A(A就是A),而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即A既是A,同時又是非A。例如,說一個事物的存在是“偶然”的,就不能說它是“必然”的,而不能說它“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亦即只能做出一個“非此即彼”的判斷。而在辯證法的意義上,從“對立”又“同一”的矛盾出發意味著能夠做出一個“亦此亦彼”的判斷。例如,說一個事物的存在“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

    實際上,這種辯證法意義上的矛盾在自然界中是很常見的。恩格斯甚至認為,在主觀辯證法的意義上所謂自然辯證法“不過是在自然界中到處發生作用的、對立中的運動的反映,這些對立通過自身的不斷的斗爭和最終的互相轉化或向更高形式的轉化,來制約自然界的生活”(19)。例如,由“吸引”和“排斥”的相互作用構成的“對立中的運動”是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著重談到的一種矛盾現象。恩格斯指出,吸引和排斥是一對古老的兩極對立,宇宙中的一切運動都在于吸引和排斥的相互作用,一個太陽系的生成、變化過程就表現為吸引和排斥的相互作用。由此,恩格斯認為,如果有人設想吸引和排斥會最終互相抵消,或者設想吸引與排斥分屬于物質的不同部分,設想從二者的相互分離來思考二者的存在,那既是不可能的,也違反了辯證法。因為,“辯證法根據我們直到目前為止的自然科學實驗的結果,已經證明了︰所有的兩極對立,都以對立的兩極的相互作用為條件;這兩極的分離和對立,只存在于它們的相互依存和聯結之中,反過來說,它們的聯結,只存在于它們的分離之中,它們的相互依存,只存在于它們的對立之中”(20)。

    恩格斯批評道,那種關于排斥和吸引會最終互相抵消的設想,就好比硬要使一條磁石的北極和南極互相抵消一樣可笑;而那種關于排斥與吸引分屬于物質的不同部分的設想的荒謬之處在于,好比把一條磁石從中間切斷,硬要使一段只有北極而沒有南極,使另一段只有南極而沒有北極。由于這種背離矛盾觀點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在當時的自然科學中仍佔支配地位,因此,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強調從矛盾的觀點出發思考問題可以說是十分必要的。客觀地說,辯證法意義上的“矛盾”其含義既不容易說明,也不容易為人們所理解。

    為此,本文下面將結合“原因和結果”這對唯物辯證法重要的範疇做進一步的解釋。“原因”與“結果”在性質上正相反對。從形式邏輯出發,“原因”就是“原因”,“結果”就是“結果”,而不能既是“原因”,又是“結果”。而從唯物辯證法的矛盾出發,“原因”與“結果”則表現為既“對立”又“同一”的關系,即矛盾意味著一種“互為因果”的關系。換言之,從因果關系來看,矛盾的“自己與自己相對立”意味著自己造成的結果的原因也在自己那里。也就是說,自己既是結果也是原因。例如,在生活中,一個人由于脾氣不好導致了肝火太旺,而肝火太旺又會引起頭痛進而導致脾氣更壞,此時,脾氣不好與頭痛之間就形成一種相互因果的“矛盾”關系。此時,脾氣不好既是頭痛的原因也是結果,反之亦然。這種互為因果的關系使頭痛的發生具有了一種內在的必然性。因為此時“頭痛”的發生不是基于外因而是基于內因(自己脾氣不好)。只要此人不改變他的壞脾氣,那麼,頭痛就會必然發生。

    這種互為因果的矛盾關系在自然界中也是很常見的。例如,在《勞動在從猿到人的轉變中的作用》一文中,恩格斯說︰“動物通過它們的活動同樣也改變外部自然界,雖然在程度上不如人的作為。我們也看到︰由動物改變了的環境,又反過來作用于原先改變環境的動物,使它們起變化。”(21)在此,環境與動物之間就是一種互為因果的矛盾關系,因為,此時二者均既是原因,也是結果,即動物改變了環境,環境也改變著動物。換言之,動物自己造成的結果(由于環境的改變所導致的自己的改變)的原因也在動物自己那里。其實,類似的情形更突出地表現在人與環境的辯證關系中,正如當前人類既是環境危機的受害者也是制造者一樣。

    再比如,生態平衡的道理告訴我們,要保證鹿群的健康生長最好引入它的重要天敵——狼群,因為,在自然界中在同一片草原中生活著的群鹿與群狼之間通常會表現為這樣一種互為因果的矛盾關系︰一方面,鹿群的存在保證了狼群的存在(因為狼群有了充足的食物來源),因而前者是後者存在的原因,後者是前者存在的結果;另一方面,由于狼群的存在促使鹿群奔跑,因而提高了鹿群的身體素質,避免了鹿群因疾病而大量死亡,由此狼群就成了鹿群的原因,或者說,鹿群的存在是狼群存在的結果。不難看出,所有這些例子都證明了恩格斯的判斷的正確性,即辯證法意義上的矛盾不但客觀地存在于自然界之中,而且是“一種實際的力量”。作為“一種實際的力量”,矛盾作為事物自身具有的內在的“必然”矛盾,使事物或事物的某種狀態的出現具有“必然”性——正如某人脾氣不好與其頭痛之間的矛盾使頭痛的出現具有必然性一樣。而把握這種“必然”性,是使自然科學超越“經驗自然科學”上升到“理論自然科學”的內在要求。

    總之,自然界的規律都是客觀的。自然辯證法只能在自然界運動和對自然界研究中發現規律、揭示規律,而不是主觀地臆造規律。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辯證法的規律是自然界的實在的發展規律,因而對于理論自然研究也是有效的。”(22)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所要做的不是把辯證法的規律硬塞進自然界,而是“從自然界中找出這些規律並從自然界出發加以闡發”(23)。

    注釋︰

    ヾ[聯邦德國]A.施密特︰《馬克思的自然概念》,歐力同、吳仲--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年,第57-58頁。

    ゝ《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0、242、243、302、288頁。

    ゞ《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7頁。

    々《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7頁。

    ぁ《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7頁。

    あ《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9頁。

    ぃ《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2、383頁。

    い[匈]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杜章智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第51頁,腳注ゝ。

    ぅ[美]諾曼•萊文︰《辯證法內部對話》,張翼星等譯,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2頁。

    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9頁。

    (1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0頁。

    (1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9頁。

    (1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0頁。

    (1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4頁。

    (15)[美]悉尼•胡克︰《對卡爾•馬克思的理解》,徐崇溫譯,重慶︰重慶出版社,1989年,第357-358、358頁。

    (16)賀麟︰《黑格爾哲學講演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43、444頁。

    (17)[德]黑格爾︰《邏輯學》(下),楊一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6年,第66頁。

    (18)[德]黑格爾︰《小邏輯》,賀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255-256頁。

    (1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7頁。

    (2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9頁。

    (2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1頁。

    (2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1頁。

    (2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1頁。

原文參考文獻︰? [1]徐崇溫︰《保衛唯物辯證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 [2]鄧曉芒︰《思辨的張力——黑格爾辯證法新探》,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3]郭貴春主編︰《自然辯證法概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 [4]周林東︰《人化自然辯證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作者︰ 竭長光 責編︰ 範紅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