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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文明型國家” ——“中國崛起”的馬克思主義視角

2017年11月01日 04:10:32 來源︰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2015年02期

    張維為的《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以下簡稱“張著”)是一本非常優秀的讀物。張教授根據親身經驗和切身感受,向讀者描敘出“中國崛起”的事實。“張著”最大的亮點,在于它令人信服地表明了中國不能削足適履、屈從西方價值觀,而必須實事求是、正確總結中華文明復興的經驗。

    遺憾的是,作者的核心觀點——“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卻是站不住腳的,這一核心觀點不僅大大降低了本書的說服力,而且會把人們的視線引向錯誤的方向。當然,我們不能苛求作者。作為一名研究外交與國際關系的資深學者,我們本來也不奢望《中國震撼》有多大的理論深度。作者能向讀者呈現中國崛起的一種面貌,這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成就。就此而言,作者的另一本著作——《中國觸動全球》,可能更有價值。

    本文贊同張先生的某些描繪,但試圖給某些描繪提供一個更加令人信服的解釋。為此,就必須同“張著”就一些基本觀點進行商榷。其中最重要的有三個問題︰第一,中國歷史有沒有中斷?中華民族的復興是不是“一個五千年連綿不斷的偉大文明的復興”?[1](P1-2)第二,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成就是不是意味著一個人類歷史上聞所未聞的超大規模的“文明型國家”的崛起?第三,中國的未來所遵循的是不是自身“特有的軌跡和邏輯”?[1](P2)同“張著”相反,我對三個問題的回答都是否定的。

    下面分別就這三個問題同“張著”展開討論。

    一、中國歷史的連續性問題

    說五千年文明“延綿不斷”,等于否定了全部中國近代史。眾所周知,1840年的鴉片戰爭打斷了中華民族按照原軌跡發展的進程,使中國進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如果沒有鴉片戰爭,中國的“近代”還不知道在哪里呢!沒有近代,何來現代化,何來改革開放,何來民族復興?“復興”的意思難道不正蘊含著“正常的進程被打斷”的含義嗎?

    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已經不再是原來意義的“中國”。相反,此前的中國,是“天下”之中國;此後的中國,則是世界之中國。而“張著”顯然連這個基本的歷史事實都沒有搞清楚。

    “天下”和“世界”,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天下”意味著天父、地母、人子,這是一種天下一家、天人合一的“文明”,所謂“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中國,則是天下的“中央之國”,也就是“天下”的核心地帶。這個“核心”,不僅是地理上的核心,而且是文化上的核心。“中國”是華夏之國,其周圍則是夷狄之國,“聞以夏化夷,未聞以夷化夏也”。

    如果說,鴉片戰爭之前的歷史是“天下”的歷史,也就是所謂“夷狄”不斷融入“中國”的歷史,那麼,1840年以後,“天下”不復存在,“天下”之“中國”也不復存在,“天下”變成了“世界”的一部分,而且是處于邊緣的部分。從此只有世界歷史,不再有“天下”的歷史。“中國”必須融入世界,否則,連自己的“球籍”都將被開除,更不要奢談什麼“兼濟天下”了。

    “天下”之“中國”是由華夏創立的,“天下”的歷史就是“以夏化夷”的歷史。中國與外部資本主義世界接觸之初,所抱的仍然是這樣的心態。然而這回的“夷人”(無論是“英夷”,還是“米夷”,或其他種種“夷人”)盡管看起來同原來的夷狄一樣野蠻,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卻是華夏所“化”不了的。中國人摸索了近八十年,才搞明白,這幫“夷人”屬于“天下”之外的另一個世界。古人雲“天不變,道亦不變”,這回,“天”竟然變了,“道”也只能跟著變了。

    “天下”之外的世界,既是地理意義上的,也是文明意義上的。地理意義上的世界不再是“天下”,而是“地球”。文明意義上的世界不再是“人文化成”,而是世界市場和與此相應的普遍交往。

    (一)“天下”與“世界”︰地理意義與文明意義

    關于地理意義上的“世界”,有一個真實的冷笑話︰據說康熙年間,在一次宮廷宴會上,當欽天監官員听傳教士說人類生活在圓形的地球上時,竟然“噴飯滿案”——他理直氣壯地提出反駁︰如果真的生活在“地球”上,底下的人豈不是要掉下去了嗎?

    我們知道,早在明朝,傳教士就漂洋過海,來到了中國,並同中國士人有了接觸。徐光啟是否見過地球儀,已經不可考;我們所知的是,當時的傳教士為了遷就中國人的理解,把中國畫在了世界地圖的中央位置——盡管在資本主義的“世界”秩序中,中國實際上只處于“邊緣”的地位。鴉片戰爭以後,魏源想幫助中國人了解世界,他的著作竟然也只能稱為“海國”圖志,不敢公然稱“世界地理”。然而,即使如此,魏源的著作給予日本的影響仍然遠遠大過給予中國的影響。

    張先生跑過一百多個國家,他的《中國觸動》可以算作新時期的《海國圖志》。但他把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視為平行的兩種文明,甚至把兩者對立起來,認為中國文明比西方文明更有生命力,卻是值得商榷的。有人斥責這樣的做法是“文化愚民”,未免過分,因為張先生並沒有否認向西方學習的必要性,他只是主張魯迅的“拿來主義”。但至少張先生沒有了解中國近代史與世界歷史的關系,沒有了解“中國近代”究竟是誰的“近代”,更沒有去考慮︰如果沒有與西方接觸,中國能不能進入”近代”;如果能,進入的將是怎樣的”近代”。

    中國進入的並不是自己的近代,而是西方的“近代”,也就是世界歷史的近代。西方的“近代”是資本主義的時代。西方是16世紀進入近代的,中國卻是在1840年被西方用炮艦打入了“近代”;如果沒有西方入侵,可能直到今天,中國還停留在“古代”。

    顯然,這種時代劃分完全是西方的標準,實際上也是世界歷史的標準,而不是以中國為核心的“天下”史的標準。因為,正如中國人開闢了“天下”的歷史一樣,西方資產階級開闢了世界歷史。如果按照“華夷之辨”的“天下”標準,那麼,“中國”早已經被滅亡了,因此無所謂近代、現代。張先生的所謂“五千年連綿不斷的文明”的觀點要能夠成立,就必須假定中國直到今天還跟西方沒有任何接觸,一直與西方平行發展。這完全基于一種幻覺。按照這種幻覺,即使在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依然能夠按照自己原來的步伐行進,仍然在依次經歷自己的古代、近代、現代,而這種古代、近代、現代,與西方並沒有交會點,雙方是兩股道上跑的車,因此可以互不相干地獨立發展。

    必須打破這種封閉、自大的文化心態。中國不僅在地理上不是“天下”的中心,在文明、文化上也落後于西方。如果用世界體系論的語言來說,那麼,發達國家才是世界的“中央之國”,中國連“半核心”都不是,只不過是邊緣之國。如果不能睜大眼楮,勇敢地接受這一既定事實,中國就不可能真正融入世界歷史,更不要談做世界歷史的領導者了。

    本文要向讀者證明的是︰雖然在與西方接觸之前,中國單就物質財富即使用價值的量來看,並不遜于西方,甚至可能還超過西方,但就生產方式而論,中國的農業生產方式已經遠遠落後于西方的工商業生產方式,更不要說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價值觀念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成功,恰恰是由于采取了西方的工商業生產方式,以及與此相應的生活方式。中國要進一步發展,就必須采取與這種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相適應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價值觀念。因此,別說中國還沒有全面超越西方,即使已經超越,也不能認為單是老祖宗的功勞,而不是後人向西方學習的功勞。

    可以說,沒有一個可供借鑒、可資學習的西方,就沒有今天的中國。

    由此能不能得出“全盤西化”的結論?當然不能。中國學習西方,但中國注定變不成西方。中國只能“世界化”,無法“西方化”。西方開闢了世界歷史,但壟斷不了世界歷史。這固然是由于“一人之良藥,他人之毒藥”,也就是張著所認為的西方的好東西,到發展中國家變成了禍亂之源;更重要的是,西方國家普遍存在的是張夏準所說的“富國的偽善”︰它們的國家利益決定了,即使有人真心願意幫助落後國家,在潛意識中卻是決不允許任何一個國家超越它們自己。張著用自己的切身體會,很好地表明了這一道理。但他沒有給予馬克思主義以足夠的關注,使他難以用中國近代史來證明這一道理。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完成世界歷史的轉變進程。

    (二)資本主義道路為什麼沒走通?

    為什麼說西方開闢了世界歷史,卻壟斷不了世界歷史?為什麼不能走資本主義道路,不能搞“全盤西化”?

    中國近代史上並非沒有“全盤西化”的主張。鴉片戰爭之後的近80年,中國人民所嘗試的,正是西方資本主義的道路,但這條路被西方堵死了。太平天國想學西方的宗教,洋務運動想學西方的經濟,戊戌變法想學西方的改良主義政治,辛亥革命想學西方的激進主義政治,都失敗了。五四運動中,先進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提出“全盤西化”的時候,中國人民已經看清了帝國主義的面目,因而不可能再上當了。毛澤東對此作了精闢的總結,他指出︰“自從一八四年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那時,求進步的中國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麼書也看。向日本、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派遣留學生之多,達到了驚人的程度。國內廢科舉,興學校,好像雨後春筍,努力學習西方。……學了這些新學的人們,在很長的時期內產生了一種信心,認為這些很可以救中國,除了舊學派,新學派自己表示懷疑的很少。要救國,只有維新,要維新,只有學外國。那時的外國只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進步的,它們成功地建設了資產階級的現代國家。日本人向西方學習有成效,中國人也想向日本人學。……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很奇怪,為什麼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多次奮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樣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環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懷疑產生了,增長了,發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震動了全世界。……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一九一九年,中國發生了五四運動。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孫中山在絕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孫中山歡迎十月革命,歡迎俄國人對中國人的幫助,歡迎中國共產黨同他合作。……就是這樣,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齊破了產。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讓位給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讓位給人民共和國。這樣就造成了一種可能性︰經過人民共和國到達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到達階級的消滅和世界的大同。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外國有過的,中國不能有,因為中國是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唯一的路是經過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2](P1469-1471)

    對中國近現代史的認識,迄今為止還沒有人超過毛澤東的這段論述。它準確地闡發了一個道理︰問題並不在于西方與中國的對立,而在于資產階級思想和馬克思主義的對立、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對立。資產階級的出發點是人性的自私和國家的自利,由此形成的是“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世界觀︰每個人、每個國家都只顧自己,而把別人、別的國家看成對自己的限制。在每個人、每個國家都把別的人、別的國家看作對手的情況下,怎麼能指望他人幫助自己、西方國家幫助中國?與此相反,馬克思主義是共產主義和國際主義,它不是立足于資產階級的市民社會,而是立足于共產主義的人類社會。孫中山“積四十年之經驗”,得出結論︰“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這里的“喚起民眾”和“聯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恰恰是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的主張。

    就此而言,恰恰是馬克思主義幫助中國接續了被西方打斷的歷史。沒有馬克思主義,就沒有當代中國。

    當然,今天看來,毛澤東的看法不完全準確。說十月革命“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正確的。今天的學術界有太多的人遺漏了“列寧”兩字。實際上,列寧主義僅僅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派別,雖然對于中國來說是最重要的派別。馬克思主義早在19世紀末就已經作為“西學”、“新學”之一傳入中國,只是沒有產生太大的影響。十月革命後傳入中國的列寧主義之所以在中國扎下根來,並非由于它的“馬克思主義”性質本身,而是由于它對馬克思主義的改造︰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與東方革命和建設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是馬克思主義東方化的成果。正是這種改造,使馬克思主義這種原本產生于西方先進國家的理論,能夠被應用于東方落後國家。中國就是這種落後國家之一。

    由此可以理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階段,實際上是列寧主義的中國化,或者用毛澤東的話說,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中國化。此前,資產階級思想的中國化已經失敗。為什麼資產階級思想的中國化就失敗,列寧主義中國化就成功?原因很簡單︰因為資本主義讓中國陷于分裂,資產階級國家又一直欺壓中國,而列寧主義願意幫助中國,列寧主義政黨能夠把中國人民凝聚起來。可以想見,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一方面是作為戰勝國的中國被其他國家繼續瓜分,特別是德國在青島的權益,竟然要轉讓給日本;另一方面是新建立的蘇維埃俄國宣布歸還沙皇俄國侵佔的中國權益,——這一對比是多麼鮮明,給中國人留下的印象是多麼深刻!難怪一直到新中國成立,中國都是“一邊倒”。遠離西方,倒向蘇聯,這一外交政策現在看來固然有值得推敲之處,但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西方先已經把中國推到蘇維埃俄國懷抱里的必然結果。中國是被資本主義國家推到社會主義陣營里的。中國共產黨的勝利,是人民民主主義的勝利,也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勝利。黑夜化為光明,枯木發出新枝。一個嶄新的中國如一輪紅日,在東方噴薄而出。

    試問︰沒有人民民主主義,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人能夠接續已經被打斷的歷史,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嗎?結論斷然是否定的。

    二、文明型國家,還是超文明、超國家?

    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成就是不是意味著一個人類歷史上聞所未聞的超大規模的“文明型國家”的崛起?在我看來,完全不是這樣。

    “文明型國家”,是張先生創造的一個概念。他用這個概念來表示當代中國是“數千年古老文明與現代國家形態幾乎完全重合”、[1](P2)“五千年文明與現代國家重疊”。[1](P3、59)遺憾的是,如同說“中國歷史沒有中斷”一樣,這個概念不成立。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在現實中,中國都是超文明、超國家,而不是文明國家或“文明型國家”。經過馬克思主義的改造,這個超文明、超國家不僅獲得了新生,而且在蘇東劇變以後,必將承擔歷史賦予自己的使命,成為共產主義新文明的核心之國。

    (一)歷史上的中國是超文明、超國家

    被“張著”視為“文明型國家”對照物的,是“古老文明”和“現代國家”,而現代國家,在張先生看來包括兩種類型︰一種是民族國家,一種是中國這種“文明型國家”。“張著”既沒有論證為什麼中國成不了“民族國家”,也沒有說明“古老文明”如何與“現代國家”實現重合、重疊,使中國變成了“文明型國家”。這不僅是張先生,也是任何人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中國確實不是個民族國家。確切地說,它既不是單一的“文明”,也不是單一的“國家”。相反,作為“天下”,它是多民族、多文明融合成的“超國家”。作為民族融合型超國家,中華文明並不是單一民族的文明,而是由多民族文明融合成的“超文明”。考古發掘表明,中國的史前文明就像蘇秉琦先生斷言的那樣,是“滿天星”式的,後來經歷反復的融合,才形成了華夏主體民族與夷狄周邊民族的穩定關系。我們號稱“炎黃子孫”,但炎帝和黃帝來自不同的民族。“以夏化夷”的諸夏,也不是一個國家,而是多個國家以夏國為核心的聯盟。“中國”(China)一詞來自“Chin”(秦),但秦朝本身並不只是代表秦國,而是秦國吞並六國以後形成的“天下”王朝。同樣,“漢人”、“唐人”都根植于漢朝、唐朝這兩個“天朝”,而不是兩個單一民族,它們本身就是民族融合的產物,因此不同于法蘭西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或英吉利人。自夏朝以後,一直到清朝,整部中華文明史,實際上是各民族、各文明不斷融合的歷史,其中宋朝是個分界線︰在宋朝以前,是“以夏化夷”的時期;宋朝以後,則進入“以夷化夏”的時期。只不過,直到清朝,統治者多多少少都認可華夏文化,ヾ從而維持了“天下”在形式上的延續性。

    鴉片戰爭以前所謂“連綿不斷”的中國史,實際上不僅是王朝更替的歷史,也是民族融合的歷史。超文明、超國家的民族融合過程當然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曾經有學者統計過,兩千年間,中國真正穩定的王朝統一時間與分裂割據的時間相比長不了多少。不管這一統計的根據何在,它表明了一個事實︰不同民族和文明的融合實際上既有和諧、穩定的包容時期,也有沖突、對立的摩擦時期。大一統王朝不斷重建,這一事實本身就表明,相對于“戰”而言,“和”始終能夠佔上風;相對于“天下”這一超國家的分裂而言,民族融合、文明整合始終能夠佔上風。這與儒家傳統分不開︰周朝的統一經歷了周文王和周武王兩代,但周朝的穩定卻仰賴于周公的開明政策。孔子更突出文王、周公,漢世以後奉行“外儒內法”,都為中華超文明、超國家的發育定了基調。

    有這樣的視野,我們就能夠明白,為什麼張著運用關于“文明型國家”的理論,得出了荒謬的看法。張先生假定︰“如果歷史上的古埃及文明、古兩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希臘文明都能夠延續至今,並實現現代國家的轉型,那麼它們今天也可能是‘文明型國家’……如果當初古羅馬帝國沒有四分五裂,並能完成現代國家的轉型,那麼歐洲也可能是一個相當規模的‘文明型國家’,……如果今天數十個國家組成的伊斯蘭世界,能完成傳統與現代的結合,並整合成一個統一的國家而崛起,那麼也可能是一個十億人口規模的‘文明型國家’……”,張先生以惋惜的口吻,評論說“但這種機會已經不復存在”、“但這只能是一種推演和假設”、“但今天看來這也是難以實現的願景”;張先生驕傲地說︰“環顧今日之世界,數千年古老文明與現代國家形態幾乎完全重合的國家只有一個,那就是中國。”[1](P2)

    張先生搞錯了。各文明中,只有那種本身既具有實力、又具有包容性,能夠實現多種文明融合的“超國家”文明,才能延續下來,而以上諸種文明恰恰都屬于國家類型的文明,具有排它性,杜絕了進一步發展的空間。更重要的是,“國家”本身就是一個對抗性概念,“現代國家”也不例外。以為現代國家除了民族國家外,還有中國這種類型的“文明型國家”,這本身既是基于對文明類型的誤解,更是基于對“國家”的誤解。中國並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一個超國家。作為“天下”,周朝本來就是由許多國家構成、同時又超越各個國家的一個宗法實體,到秦統一後以郡縣制代替周的封建制,再到漢初先後廢除異姓諸侯國和同姓諸侯國,中國既不再是單一文明,也不再是一個單一國家。相反,它既是諸種文明的融合,是超文明;又是單一國家的超越,是“天下”或超國家。一直到清朝,中國人都認為,亡國是一家一姓之事,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然而,歷史卻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鴉片戰爭以後,“天下”亡了,中國卻沒有亡。隨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中國化,中國人經過艱苦卓絕的斗爭,重新建立了一個人民民主專政的“超國家”實體。

    之所以采用“超文明”、“超國家”的概念,是由于當代“中國”作為世界之中國,同樣不屬于“現代國家”,而屬于現代國家的超越。現代國家,不論是不是民族國家,都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之上,而當代中國的生產方式卻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由于“張著”對當代中國生產方式的“社會主義”性質不甚了了,因此難以把握當代中國的“超國家”性質;正如“張著”由于不了解中國古代文明是多種文明的融合,因而難以把握古代中國的“超文明”性質一樣。

    這決不意味著“以意識形態劃界”。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單純從意識形態立場來看,除了作為派別斗爭的工具以外,幾乎沒有什麼意義。但從生產方式的角度看,自二戰以來,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已經越出民族國家的範圍,進入了全球化的新時期。在這種歷史條件下,社會主義必須奪取全球化的主導權。蘇聯和東歐一些國家先是囿于意識形態偏見,未能利用資本主義手段發展自己的社會主義制度,後又陷入民族分裂,失去了超國家實體的地位,從而步步挨打,最後終于崩潰。中國之所以在蘇東劇變以後取得成功,就是由于中國利用自己的“超國家”性質,把資本主義的全球化當作機遇,用來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而“張著”恰恰忽視了中蘇之間的這一對比。

    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的解體,固然是由于它們的政策失誤,但更重要的,則是由于它們內部不可克服的民族矛盾。當經濟還在發展的時候,這種矛盾能夠被掩蓋住;當有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人時,這種矛盾能夠被壓制住;但當這兩個條件消失的時候,在外部勢力的挑動下,民族矛盾極容易上升為主要矛盾。中國在歷史上就是一個多民族的超國家,有悠久的統一傳統。蘇東劇變後,中國既有強有力的領導人,又維持了經濟的持續發展,因此使得“超國家”的優勢繼續保持。現在需要研究的,是這種“超國家”的當代性質,以及它繼續維持下去的條件。

    (二)當代中國的超文明、超國家性質

    張先生對“文明型國家”的看法之所以不能成立,不僅由于作為“天下”,中國在歷史上就是超文明、超國家,更重要的是無法說明“古老文明”與“現代國家”如何實現“重合”或“重疊”。“張著”反對“文明國家”的概念,認為無論是從反面否定、還是從正面肯定中國的“文明國家”性質,都不能說明中國的成功,只有他的“文明型國家”的概念,才能說明中國的成功。但張先生的這種看法,如果不把被打斷的中國歷史如何得以接續這一問題包括進來,就只能淪為文字游戲。

    “張著”采納了黃仁宇關于“中國大歷史”的觀點,認為“中國從宋朝繁榮的商品經濟退縮到農村村落經濟後,中國傳統的農業社會結構無法應對西方現代國家的挑戰。隨著國門被西方列強打開,中國也開始了自己現代國家的建設過程”。這本來蘊含著超越“文明型國家”觀點的萌芽,遺憾的是張先生完全不理解這一從經濟基礎方面把握中國由古代“超國家”向現代“超國家”轉型的線索,反而機械地采納了黃仁宇關于“1949年前的中華民國重構了一個現代的上層結構”、“毛澤東領導的土地革命則徹底重塑了中國的下層結構”、“1978年開始的中國改革開放,則重構了中國的中層結構”的觀點,得出了“通過長達百年的不懈努力,我們已經建立了一個由上、中、下三層結構組成的強大的現代國家,形成空前統一的政府、市場、經濟、教育、國防、外交、金融、貨幣、稅收體系”的結論。[1](P62-63)中國已經完成了“建立現代國家”的歷史重任麼?在我看來,張著的這一觀點,不僅基于對“現代國家”的誤解,而且徹底誤解了“人民民主專政”國家的性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上層建築根本不同于中華民國的“上層結構”;它的下層結構根本不再是土地革命結束時的下層結構;而改革開放重構的中層結構則具有不穩定性、過渡性。“張著”之所以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五位一體”的小康社會建設全面建成之前,就急于宣布完成“現代國家”的建構,原因就在于這些誤解。

    張先生不了解,從一開始,作為“民族國家”的“現代國家”就是一種建立在特定經濟基礎上的政治上層建築,因而是與作為這種經濟基礎的集中體現的“市民社會”相對而言的。歐洲中世紀形成了法蘭西、意大利、德意志等各個主體民族,但並未形成市民社會基礎上的現代國家,因為當時獨立的“市民社會”還不存在,還被束縛在封建制度中。現代國家的形成經歷了兩個階段︰一是在城市反對封建主的斗爭中形成統一的國內市場,把市民社會從封建制度中解放出來,這需要君主的幫助,由此形成君主制國家;二是成長壯大起來的市民社會推翻絕對君主的壓制,把君主制國家改造為在對外關系中保護本民族經濟利益,並與其他民族對抗的“民族國家”。因此,現代國家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對內,擔負起整合市民社會的職能;二是對外,擔負起保護本民族利益尤其是經濟利益的職能。前者表現在“警察”概念中,後者表現在“軍隊”概念中。張著所說的“國家凝聚力”和“軍事動員力”,就是這樣來的。

    中國古代只存在宗法社會,不存在市民社會,這是中國形不成現代國家、缺乏國家凝聚力的主要原因。近代以來,中國在對外關系中,沒有由市場經濟決定的民族整體利益,因而也不需要為此建立自己的軍事力量,這是中國缺乏軍事動員力的主要原因。

    宗法社會的結構特點是“家天下”,市民社會的結構特點是原子式個人。中國古代的“天下”政府既然建立在宗法制度基礎上,它就只能是一個家長制政府,而不是一個獨立于市民社會之外、為市民社會服務的政治機構,更不可能是一個單純為了經濟利益而對外侵略的軍事機構。ゝ[3]由于這種家長制政府把經濟、政治、文化等等都視為自己的家務事,而不是超越于市民社會的經濟結構之上、僅負責政治、法制等“公共”事務的機構,因此它只能是一個超國家機構,而不可能成為國家機構。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當代中國政府同樣是一個對社會進行全面監管的政府,用馬丁•雅克的話說,它是“監護者、管理者和文明的化身”,“其職責是保護統一”,[1](P63)而不是僅有政治職能。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上層結構”既不同于歷史上的“天朝”,也不同于“1949年前的“中華民國”。它注定了不可能實行“憲政”,不可能實行三權分立或五權憲法、議會制、多黨制等等,因為所有這一切都以由原子式個人組成的、健全的市民社會為基礎,而中國古代沒有市民社會,中國近代形成原子式個人的道路早已經被西方堵死。中華人民共和國只能是一個“超國家”,而不可能成為任何意義上的西方“現代國家”。

    原子式個人是整個西方歷史的產物。古希臘的個人本來是城邦的“公民”,而不是原子式個人,因此當時不存在“市民”社會,只存在“公民”社會。亞歷山大滅掉希臘城邦,建立了一個大帝國,從而不僅使希臘人失去了“城邦”這一公共財產,而且失去了精神家園。從此以後,個人與人類的對立取代了公民與公民之間、城邦與城邦之間的對立。伊壁鳩魯的“原子論”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羅馬帝國的私法體系建立在契約論基礎上,它在遭到日耳曼習慣法的侵蝕以後,必然在中世紀晚期的工商業城市中得到復活,並由此成為“文藝復興運動”的催化劑。由羅馬延續到中世紀、然後通過宗教改革延續到近代的基督教,為人們提供了新的精神家園。城市反對封建主、解放由原子式個人組成的市民社會,資產階級反對絕對君主、建立政治國家的斗爭以所有這些成果為前提。顯然,不僅古代中國不存在這些歷史前提,即使是現在,在經歷了30年的改革開放以後,這些前提仍然不具備。實際上,從中國被強拉進“近代”的時候起,建立市民社會並在此基礎上建構現代國家的可能性就已經永遠喪失了。

    市民社會是由漠不相干的原子式個人通過交換形成的社會,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社會。與通過血緣倫理建立起來的宗法社會不同,它不是以“人的依賴性”為基礎,而是以獨立個人的自我封閉、以個人與他人的分離和對立為前提,個人之獨立則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物的依賴性和人的獨立性的結合,決定了“人權”和“國家主權”的資產階級性質。所謂人權,實際上是原子式個人的權利,也就是人和人相分離,以便確保每個人在不妨礙他人的情況下,能夠不受任何阻礙地實現個人之自私、個人之自利的權利。它並不是把人和人結合起來,以便確保能夠使所有人共同發展的權利。與古希臘把城邦社會視為目的、中國宗法社會把家-國共同體視為目的不同,這種“人權”觀把集體視為對個人的束縛,因而至多是一種不得不保留的、必要的惡。國家作為一個集體,在民族內部也是必要的惡;但在對外關系中,民族國家又成為本民族之集體自私、集體自利的單位,因此又被資產階級視為不可缺少的善。

    如果中國是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而不是一個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張著”的看法或許是有道理的。但全部中國近代史已經表明︰在缺乏原子式個人、不存在市民社會的宗法制度下,資產階級共和國在中國只會導致軍閥混戰、生靈涂炭;在群狼環伺、弱肉強食的資本主義世界中,作為後發國家的中華民國在外部只能任由帝國主義操縱和蹂躪。社會達爾文主義把自私自利視為人的“天性”。在這個人對人像狼、國家對國家也像狼的世界上,中華民族如果沒有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下擰成一股繩,形成人民民主專政的新型“超國家”,中國人早就像非洲黑人一樣被變成奴隸,原來作為“天下”的“超國家”早就像美洲那樣被帝國主義強佔了,哪里還會有“中國崛起”的事實、哪里還會有“民族復興”的美夢呢!

    “張著”沒有認識到現代“國家主權”和“人權”的資產階級性質,居然宣稱“作為一個現代國家,中國接受了現代國家主權和人權的主要觀念”![1](P64)

    三、中國未來的發展邏輯

    中國的未來如何?這一問題不僅牽動每個中國人的心,而且引起整個世界的關切。西方人焦慮的原因,恰恰在于“張著”所說的“自成體系”的文明異質性。那麼,中國崛起的方向是不是像“張著”所說的那樣“已不可逆轉”,中國是不是“只會沿著自己特有的軌跡和邏輯繼續演變和發展……因為它本身就是不斷產生新坐標的內源性主體文明”?[1](P2)答案毫無疑問是否定的。如果真是那樣,不僅西方人應當焦慮,中國人更應當焦慮,因為古代中國自有的體系是“天下”體系,而不是“世界”體系。回到這一體系無疑是自尋死路。

    中國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並不是由于它“自成體系”,而是由于它學習了西方;只要中國對自己崛起的真正原因缺乏意識,中國的發展方向就是閃爍不定的;中國的坐標並不是“內源性”的,而是來自馬克思主義;中國早已離開了“自己特有的軌跡和邏輯”,踏入人類文明大道,它已經背離“天下”之中國,正在向“世界”之中國演變。

    (一)馬克思主義視野中的中國革命和建設道路

    由于不懂馬克思主義,“張著”得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見解。例如,中國作為文明型國家具有“四超”和“四特”的特點︰“‘四超’就是超大型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歷史傳統、超深厚的文化積澱。‘四特’主要由‘四超’衍生而來,即獨特的語言、獨特的政治、獨特的社會、獨特的經濟。”顯然,如果單從字面看,這“四超”和“四特”早在鴉片戰爭以前就存在,但鴉片戰爭中國還是戰敗了。由于“張著”把戰敗的原因歸于中國古代沒有現代國家,所以他特別指明,就當代中國而言,這“四超”和“四特”中的“每一點都包含了傳統‘文明’和‘(現代)國家’的融合”。[1](P64-65)前文已經證明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國家政權並不是“現代國家”意義上的政權,因此“張著”這八大特點之經不起推敲也就是必然的了。

    那麼,馬克思主義又是如何改造中國傳統,從而接續中國歷史的呢?

    最重要的一點,是依靠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是相對于資本主義而言。眾所周知,“社會主義”有許多派別。它們的共同點,是反對資本由私人佔有,主張資本由社會佔有。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屬于科學社會主義,而不是空想社會主義。與空想社會主義者不同,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僅研究了“社會”的含義,而且研究了由“社會”佔有生產資料的條件。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成功,所依靠的恰恰是科學社會主義。

    首先,如果不借助馬克思主義,中國根本不可能獲得民族獨立。

    毛澤東在總結中國革命勝利的經驗時指出︰“一個有紀律的,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武裝的,采取自我批評方法的,聯系人民群眾的黨。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軍隊。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各革命階級各革命派別的統一戰線。這三件是我們戰勝敵人的主要武器。這些都是我們區別于前人的。”[2](P1480)既然這三大法寶都不是來自中國傳統,就不能說是“內源性”的,恰恰相反,它們都是來自中國之外,來自世界。

    三大法寶中,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是核心。這樣的黨有四個優勢︰第一,它是民主集中制的黨,也就是一個“有紀律”的黨,這使它具有極強的向心力;第二,它是由“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武裝”的黨,有一種世界歷史視野,因而站得高,看得遠;第三,它“采取自我批評方法”,因而能夠糾正自己的錯誤;第四,它能“聯系人民群眾”,從而能夠得民心、順民意。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軍隊,顯然同舊軍隊截然不同,必然是一支充滿戰斗力的軍隊。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革命統一戰線,顯然不同于那些貌合神離的利益集團,具有極強的凝聚力。這三大法寶表明,馬克思主義賦予了中國以新的生命力,它排除了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影響,把由小農經濟造就的、一盤散沙式的中國改造成一個團結戰斗的集體,從而使社會主義的建立在中國成為可能。

    其次,如果不借助馬克思主義,改革開放不可能獲得成功。

    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共產黨糾正了長達20年之久的左傾錯誤,掙脫了中國式的空想社會主義羈絆,回到科學社會主義道路上來。與原來一味突出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築的社會主義性質不同的是,中國共產黨恢復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特別是生產力起決定作用的原理,建立了三個“有利于”標準。但中國共產黨並沒有拋棄三大法寶,而是把它發展為新時期的“四項基本原則”,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張先生所特別贊賞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從不適合生產力發展的舊思想、舊體制中解放出來,回到馬克思主義關于“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的社會主義道路上來。但張先生對“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性卻缺乏認識。

    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本質的這種概括,表明中國共產黨恢復了科學社會主義的本質。考察一下馬克思主義發展史,我們就可以看到,與空想社會主義者不同,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社會主義本質的強調,首要的是高度發達的生產力。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的生產力水平還很低,連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都達不到,更不要說在發達國家社會主義革命基礎上建立的作為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了。為此,中國共產黨發展了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創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所謂初級階段,並不是說中國已經達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說的作為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水平,因為那需要比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還要高的生產力水平;所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單就生產力水平而論,實際上只相當于中等發達國家之前的生產力水平。這就意味著,中國的“社會主義”不是一種既成的狀態,而是一條通往那種狀態的道路。如果就一種狀態而言,那麼我們只能說,中國的社會主義“不夠格”。

    理解中國道路的社會主義性質,必須把“生產力標準”和三個“有利于”標準結合起來。脫離三個“有利于”,片面強調生產力標準,其結果必然是導致生產力得不到發展。這是因為,經過幾百年的發展,世界資本主義已經進入由私人壟斷到國家壟斷再到國際壟斷的階段。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撇開綜合國力的增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還像自由資本主義階段那樣,僅靠發展私人資本來推動生產力發展,那就像把一只小羊羔投入狼群中一樣,必然使中國在世界競爭中敗于國際壟斷資本。由此決定了,在殘酷的國際競爭環境中,中國不僅必須堅持公有制的基礎地位,以保證國家綜合實力的提高;而且必須利用種種方式,包括市場經濟的方式,不斷增大國有企業的實力,以便為中央政府實行經濟調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奠定基礎。

    把三個“有利于”與“四項基本原則”結合起來,我們就能夠理解,為什麼會產生“張著”所說的中國模式的八個特點,即實踐理性、強勢政府、穩定優先、民生為大、漸進改革、順序差異、混合經濟和對外開放。[1](P100-114)這八個特點都不是“現代國家”的特征,因此也不是來自“現代國家”對中國古代文明的改造,相反,它們恰恰體現的是馬克思主義對中國傳統的改造,恰恰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特征。以“混合經濟”為例。“張著”斷言︰“我們已經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既發揮市場經濟支配資源的高效,也確保社會主義宏觀整合的長處,同時拒絕市場原教旨主義。”[1](P109)這是非常精彩的論述。遺憾的是在具體闡述中,他回避了當代中國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把“中央與地方政府的互動關系”“追溯到秦漢的‘郡縣制’,追溯到王安石的‘郡縣’思路和司馬光的地方與地方鄉紳互動,追溯到毛澤東提倡的‘兩條腿走路’”,然後引用了張五常的縣際競爭觀點和史正富的(中央、部門、地方)“三元主體”良性互動的觀點。這些觀點在解釋既成事實的層面上原也不錯,但如果脫離中國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從這些觀點出發解釋中國未來的發展,會得出非常荒謬的結論。例如張著所談到的“三元主體”的缺點(政府“尋租”和地方保護主義),恰恰來自中國傳統特有的“軌跡和邏輯”,既然拒絕用西方的辦法解決這些問題,那就只剩下“社會主義”一條路,而“張著”恰恰沒有想到這一點。

    (二)馬克思主義視野中的世界歷史

    “張著”突出中國“自己特有的軌跡和邏輯”,是沒有出路的。“中國既不能走孤立封閉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幟的邪路”,這決不是一句空洞無物的套話,而是對中國發展道路的科學定位。中國必須向西方學習,向資本主義學習;中國必須超越西方,必須超越資本主義。

    只有馬克思主義才提供了這樣一種立場,讓我們在超越資產階級的視野中學習資產階級。

    按照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世界歷史是由資產階級開闢的。從中世紀晚期的工商業城市,走向民族國家,再走向全球化,這是資產階級所開闢的世界歷史的三個階段。如果說第一個階段是資本的個人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民族主義,那麼第三個階段就是帝國主義。目前的全球秩序正處于由美國主宰的帝國主義階段。“張著”就事論事,對“美式金融腐敗”展開了批判,[1](P96-98)但他沒有看到,這種腐敗無非是資本主義腐朽性的表現之一。它體現的是金融資本對全球的剝削。在這一意義上,美國代表的是帝國主義的最高階段——金融資本主義。金融危機是帝國主義階段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

    很不幸,中國是在西方資產階級發展的第二個階段即民族國家階段與西方文明狹路相逢的。歷史不容假設,但為了分析問題,我們可以想象︰如果“天朝”是在資產階級發展的第一個階段即中世紀晚期的工商業城市階段與西方文明相逢,世界歷史會是一幅什麼面貌。我們姑且假定出現了最壞的結果︰“天朝”完敗。在這種情況下,即使中國進入軍閥混戰的民國時期,繼承了悠久市場經濟傳統的中國商人也未必就競爭不過中世紀晚期西方工商業城市里的資本家們。然而鴉片戰爭時期中國遇到的卻是處于民族國家保護中的資產階級。那時候的中國商人大概相當于今天的“個體戶”,還處于原始積累時期,而西方受到民族國家保護的資產階級卻已經發展到私人壟斷階段(東印度公司就是一個例子),已經進入常態化的資本積累時期。在這樣的情況下走資本主義道路,無異于以卵擊石,中國怎麼可能取得成功?

    社會主義道路的優越性,就在于它不是單純依靠個人和私人資本的力量,而是同時依靠社會及社會資本的力量來發展生產力。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通過商品經濟、市場經濟既解放了個人生產力,也發展了組織生產力、社會生產力,同時沒有放棄國家層面的宏觀計劃和經濟調控,從而確保了人民生活水平的穩步提高。中國的生產力結構奠定了中國產品在國際上的競爭力。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並沒有被西方擠垮,反而借機發展了自己,這正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鮮明體現。

    從整個世界經濟史來看,是社會主義道路確保了中國能夠發揮後發優勢。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即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之間的矛盾,使資本主義走了很長一段彎路——西方有三百多年是在自由資本主義階段的經濟波動中度過的。雖然在實踐中,資產階級逐漸走上壟斷資本主義的道路,但由于它在理論上始終堅信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對立,認為經濟是私人的事,政治是公共的事,因此哈耶克式的對國家和社會的不信任,一直延續到20世紀凱恩斯創立宏觀經濟學。“凱恩斯革命”之後,資產階級逐漸意識到對經濟進行社會調節、國家調控的必要性,在一定程度上熨平了經濟波動,使資本主義在二戰以後進入了所謂的“黃金年代”。很容易想象得到,如果中國所走的不是個人生產力和組織生產力、社會生產力同時發展的社會主義道路,而是像蘇聯和南斯拉夫那樣放棄社會主義,听任自由資本主義階段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四處泛濫,那麼,中國既不可能出現所謂的“三元經濟”,更不可能避免由大幅波動造成的經濟危機的頻繁襲擊。中國30多年的平穩發展,恰恰證明了“三個有利于”和“四項基本原則”的正確性。

    馬克思主義創立的時期,正是自由資本主義狂飆突進的時期。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斷言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必然勝利,就是由于他們看到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所必然導致的經濟過剩的危機。過剩有兩種︰一種是結構性過剩,即相對于勞動人民的購買力來說生產能力過剩了,但勞動人民的剛性需求並沒有得到滿足,只是表現為由缺乏購買力導致的無效需求,因此也稱為相對過剩;另一種是總量過剩,人民群眾的剛性需求都能夠得到滿足,因而社會總供給相對于總需求來說過剩了。總量過剩也稱為絕對過剩或彈性過剩,因為除非隨著產品的升級換代形成新的產業,從而導致整個社會的產業結構升級,否則在總供給超過總需求的情況下,自由競爭將使平均利潤率不斷下降;一旦平均利潤率降低為零,以利潤為目標的生產方式就崩潰了。

    自由資本主義時代的經濟危機,基本上屬于前者,即相對過剩的危機或結構性危機,解決相對過剩並不需要改變生產方式,只需要改變分配方式就夠了︰在歐洲,社會黨通過實行“社會主義”的分配政策,建立了福利國家、福利社會,就做到了這一點。如果不改變分配方式,就必須在民族國家之外開拓市場,把過剩的生產力轉移到外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本質上都是民族國家間爭奪世界市場的斗爭。

    然而,20世紀70年代以後,由滯脹導致的危機基本上屬于絕對過剩的危機。資本主義采取的對策,一是放開金融監管,通過金融自由化的手段,創造出一個虛擬經濟市場,吸納過量發行的貨幣;二是制定產業政策,通過技術壟斷和信息封鎖,實現本國產業的結構升級。這就意味著,新時期的戰爭很少通過軍事方式,而更多地采取了金融戰爭和信息戰爭的方式。

    實行福利政策必須解決資金來源問題。迄今為止大致有三種方式籌集資金︰一是多印紙幣,其結果是導致通貨膨脹,進而重新形成結構性過剩局面;二是對富人征稅,在此基礎上對窮人實行轉移支付,其結果是導致資本外逃,促進資本的全球化進程;三是借債,希望通過經濟發展帶來的“乘數效應”,實現付本還息之後的純收益,作為實行福利政策的資金來源,其結果是導致主權債務危機。從整個世界範圍來看,除了全世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都在特定範圍內采取第二種選擇外,歐洲主要采取第三種選擇,美國主要采取第一種選擇。實際上,第一種選擇也只有美國能夠承受,因為它能憑借美元的霸權地位掠奪全世界的財產,並且通過金融市場把泡沫吸收到虛擬經濟中。然而,短視的美國資產階級沒有看到,這樣做的結果除了透支美國的信用,還會導致新型的金融危機。

    目前,資本主義社會苟延殘喘的唯一希望是通過科技進步不斷實現產業升級。但前提是,資產階級必須同時創造出對這些產品的需求。由于這是剛性需求滿足之後的彈性需求,而且是只有通過貨幣才能滿足的彈性需求,因此資產階級只有一方面通過廣告等手段,不斷刺激、制造出對新產品的熱望,另一方面引誘消費者通過延長本可以縮短的勞動時間來獲得滿足這些欲望的手段,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由此,人變成了消費機器,一個不斷膨脹的欲望黑洞;而大自然母親則變成了資本的奴隸,一個不僅被榨盡乳汁而且被榨干每一滴血的骷髏。

    只要站到馬克思主義立場上,我們就可以看到︰要解決這一切問題,只有拋棄以剩余價值為目的的生產方式,采取以滿足需要為目的的生產方式——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生產方式。

    科學發展觀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它為中國指出的正是這樣一條道路。從2000年起,中國告別“短缺經濟”,進入“過剩經濟”時代,這標志著中國進入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歷史問題域。中國和世界所面臨的過剩經濟問題,只有通過把中國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制度發展到高級階段,直到進入共產主義,才能最終獲得解決。

    與“張著”不同,筆者斷言︰中國之所以能夠充滿自信地學習西方,而且在學習西方的過程中沒有被西方同化,是由于它站到了一個從西方資本主義產生出來,卻又比資本主義更高的立場——馬克思主義立場上。中國的成功是馬克思主義的成功。中國只有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才能不僅實現自我超越,而且幫助西方實現自我超越。馬克思主義來自西方,但它屬于全人類。它已經幫助中國走出了古代文明的困境。只要我們能堅持馬克思主義,它就必將幫助西方走出現代文明的困境。

    資產階級開創了世界歷史,馬克思主義者將完成世界歷史發展進程。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將重新成為世界的核心。這,才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真正含義︰它將由舊的“天下”之中國,崛起為新的“世界”之中國。

    注釋︰

    ヾ元朝可能是一個例外,但這一例外本身決定了它不可能長久地成為中國的統治民族。

    ゝ關于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關系,請參見馬擁軍︰《“市民社會”,“公民社會”,還是“城市社會”》一文。

原文參考文獻︰? [1]張維為.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 [2]毛澤東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作者︰ 馬擁軍 責編︰ 範紅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