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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綠色資本主義 ——社會生態轉型和全球綠色左翼的視點

2017年11月01日 04:13:21 來源︰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2016年05期

    “一切照舊”是當前歐洲政治流行的箴言。主流的公共政策和討論都傾向于認為,緊縮政策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挽救措施,而沒有其他出路和替代性方案。我們也經常被灌輸這樣的觀念,即日益增長的貧困率,自下而上的財富再分配,以及社會權利和民主權利的削減,都只是暫時性的,我們終將重回增長之路。未來是當前的延續,相應地,只要資本利益和富人地位受到威脅,政府就會有重大決策出台。

    事實上,社會運動、替代性企業家、進步的政府官員、左翼政黨、批判性學者,都在提出並實施改變著我們日常生活實踐的替代性方案,而它們也正在日益引起人們的關注。希臘激進左翼政黨“激進左翼聯盟”領導的新政府,就是最好的例證。在2015年即將舉行的西班牙大選中,新成立的左翼政黨“我們可以”(We Can),也很可能會獲得選舉勝利ヾ。同樣,中國也正在發生著環境保護運動。

    將環境問題與正義問題相結合,是當前社會爭論的核心性議題之一,也即綠色左翼的政治分析,或者說“社會生態轉型”的戰略爭論。在西歐和拉丁美洲的政治討論中,資本主義的增長機制本身已經變成一個不穩定的因素。持續的增長,已經造成潛在的社會不穩定與諸多方面的社會沖突。依此,本文將著重闡發“去增長”(degrowth)這一概念。因為它很容易被理解為來自北方國家的帝國主義概念,以及對于窮人的緊縮方案。但筆者認為,從綠色左翼的視角去理解增長概念,會大有裨益。同樣重要的是,對增長的更加批判性的、馬克思主義視角下的分析,是實現人們福祉的前提條件。很顯然,不顧任何代價的數量型增長和關心生產與消費過程、社會關系、正義與福祉的質量型增長,二者存在著明顯的差異,而後者是對資本主義增長機制的批判。最後,筆者將從綠色左翼視角出發,重點闡述全球社會生態轉型的理論觀點,以及未來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1 社會生態轉型理論

    幾年前,圍繞著“社會的和大轉型”(Societal and Great Transformation),發生了一場關于生產和消費系統層面的可能改變的激烈爭論。而爭論的焦點,則是能源和自然資源問題。這場爭論的基本共識是︰生態問題將在未來政治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我們需要急劇地減少資源的使用和二氧化碳排放。這不是一個純粹的技術問題,而是一個改變當前主導性的生產和生活方式的問題[1]687-711。進步的自由主義精英,以及大部分社會民眾,都對我們當前應對生態危機的方式心存不滿︰他們希望改變政治現狀、社會規範和價值觀,呼吁技術創新。但他們並不希望改變權力和財產關系,不希望放棄他們的地位,不希望徹底擺脫資本主義的競爭機制和競爭力。因此,他們更喜歡所謂的“綠色經濟”戰略以及生態現代化戰略,比如,“智慧農業”就較好地掩飾了工農業副食品供應背後的復雜性、邏輯和權力關系,並將轉基因食品貼上積極的標簽。

    社會生態轉型主張是對綠色經濟/生態現代化戰略的超越。它代表著以解放之維解決多重危機的路徑選擇。其突出特征是︰有吸引力的生產和生活模式、超越生產主義和消費主義的對福祉的新理解、擺脫化石能源和核能依賴、社會勞動分工的解放等。此外,一個更理想的社會,不僅需要社會-經濟生產層面上的“物質內核”(葛蘭西術語),更需要具有吸引力的多樣化的生產和生活方式。而這其中的基本規範性要求是,重大的社會生態轉型不能以犧牲弱勢群體或工人階級的利益為代價。比如,我們正在討論的工業轉型(如德國汽車工業轉型),就與工人階級的利益息息相關。轉型必須是一個社會-生態的學習過程——不是為了避免沖突,而是要從制度上予以保障。

    因此,任何替代性方案都必須首先回答︰誰來決定當前的主導性的、存在各種問題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比如對科研、大型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交通與交流的形式、住房與城市發展、農業和食品;以及整體的發展路徑等。其次,我們需要進一步回答︰如何克服資本主義的增長機制與世界市場發展的背後驅動力,以及如何民主地控制社會和社會自然關系。

    “社會生態轉型”概念,在德國羅莎•盧森堡基金會、海因里希•伯爾基金會等左翼智庫和批判性學者中間,以及在進步的政黨、工會、非政府組織內部等,已被廣泛討論。此外,這一概念還已出現在國際報道中,有時也被聯邦與州政府官員所使用。面對創造利潤和資本積累、擴大經濟活動和資本主義增長機制、強化利益和權力關系的主導性的社會發展邏輯,以及由其產生並日趨強大和不可控的社會危機的爆發,“社會生態轉型”概念的提出,便具有特殊的意義。

    從一種批判性視角來看,“社會生態轉型”的關鍵性假設是︰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改變是持續發生著的。“資產階級除非對生產工具,從而對生產關系,進而對全部社會關系不斷地進行革命,否則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動地保持舊的生產方式,卻是過去的一切工業階級生存的首要條件。生產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狀況不停的動蕩,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這就是資產階級時代不同于過去一切時代的地方。”[2]240-268因而,關鍵性的問題是,什麼樣的轉型邏輯應該佔主導地位。而對這一問題的分析,具有深遠的政治意義。

    2 社會生態轉型的切入點

    一個好消息是,我們不必一切從頭開始,因為已經存在著許多替代性方案的討論、建議和可行性的實踐。越來越多的人正在捍衛自己的利益,反對當前不合理的政治秩序,並努力以不同的方式來工作和學習——一種社會化的、合生態的方式。社會生態轉型有很多切入點——它們是否以及如何代表整體利益,以及在哪種程度上能夠被稱為一種葛蘭西所指稱的、超越特定利益集團的新的“集體意志”,都依然是一個開放性問題。而其中最關鍵的是,創造一種具有吸引力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一種能讓生活變得繁榮與和平、個性得到彰顯、生態得以可持續發展的政治和文化。

    漢斯•蒂對此指出,我們已經能夠辨別出那些深刻重構社會進程的原則︰合作代替競爭、平等的價值取向及其實踐、更多的經濟規劃、生產使用價值佔主導地位[3]。其他的原則還包括,承認人們的不同身份——正如德國哲學家西奧多•阿多諾所說的,自由社會的基礎是“不因不同而畏懼”。

    當然,發生在西歐的激烈爭論,也使得人們變得日益明晰︰關于社會生態轉型的倡議,並不是旨在制定一個總體規劃或藍圖,生態社會轉型這一術語本身就意味著承認變化已經在發生著,而越來越多的人已經開始創造著替代性方案,比如社區花園、互換小組、汽車共享、回收與再利用倡議等。此外,還有對大型基礎設施建設的抵制,關于食物主權、能源民主與城市權利的社會運動,以及將生產者和消費者相結合的概念如“生產消費者”等。他們也經常被稱作“改變的先驅者”。這些先驅者是非常多元化的,不盡然都是綠色左翼。對我們來說,一個重要挑戰是發現這些替代性倡議,並建立、強化它們彼此間的密切聯系,使之系統化,從而尋找其後資本主義和解放的潛力。

    在筆者看來,關注這些小型改革、替代性主體及其實踐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德國能源轉型過程中的大大小小的倡議,就拓寬了人們對于繁榮的新理解。在社會生態轉型過程中,很多“改變的先驅者”將會日益認識到,他們所引領的變化應該被置于更大的背景之下。為了擺脫其邊緣化的地位,獲得更大的影響力和相關性,他們可能要面對強大的既得利益者,因而獲得民眾的政治支持是非常有必要的。

    社會生態轉型的第二個非常重要的維度,也是經常在綠色左翼討論中被低估的方面︰盡管許多國家如中國,仍致力于發展主義的現代化邏輯,但不同形式的社會經濟(再)生產和日益增多的“變革實踐”正在世界各地發生。他們不是行動主體,如“改變的先驅者”,而是改變進程中的實踐。比如,在西歐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成為素食主義者,而在維也納,一多半的家庭不再購買小汽車。同時,日常的勞動分工,以及人們之間的經濟關系與其他的生產關系,也在發生著變化。筆者確信,在不久的將來,越來越多的人更希望每周工作四天,並能夠接受較少的收入,而追求除工資之外的其他社會活動。

    為實現激進的社會生態轉型,建立一個廣泛的“紅綠”左翼聯盟是必要的,即聯合社會運動、工會、政黨、企業家、進步的工業協會、非政府組織、地方官員、教師、知識分子、文化工作者、科學家、媒體工作者等社會力量,甚至可以團結相對保守的主體,如教會,加入到社會生態轉型的學習過程。對于有組織的綠色左翼而言,這將是一個以我為主的舞台︰多元左翼承認相互間差異,以及特定領域中的沖突(如食品和農業、女性主義和同性戀、環境抗議和移民問題等)。全球綠色左翼是社會生態轉型進程中不同倡議的推動者和穩定劑。它將推動資本權力、既存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種族主義和父權制,以及相關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剝削自然資源意識的弱化。政治和社會制度對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的固化至關重要。因此,綠色左翼應致力于改變政治和經濟制度,並推動文化制度朝著解放性的方向發展。這意味著,國家與相關主體如政黨,是改變現存世界的關鍵性力量。國家並不是“中立”的監管機構,或者僅僅是資本的代理人,而是社會權力關系的聚合[4]。

    這將不再僅僅是一個原則性問題,而是涉及如何讓不同轉型過程都能成為社會生態轉型總進程的一部分的問題。聯合各種政治和社會力量,真正改變生產和生活模式是至關重要的。集體的綠色左翼行動者,承認當前存在的各種形式的轉型過程,討論並挖掘它們的解放潛力。用葛蘭西的話來說,綠色左翼應該促使社會和政治行動者,為解放事業而克服自己和他人狹隘的“經濟-社團主義”,並將它們轉化為“政治-倫理”行動,即克服短期的團體利益,並準備好妥協[5]。這很可能是走向一種“霸權國家”進程中的發展階段,國家終將運用戰略性金融、法律、物質以及認知資源的支持,來保障替代性方案的實施。

    3 社會生態轉型的未來構想

    社會生態轉型的未來願景,是我們關注的另一個重要維度。我們有很多中間層次的概念來描述這些替代性方案、行動者和政治,比如能源民主、食物主權、城市權利等。這些概念並非來源于書本,而是源于社會斗爭實踐,“去增長”就是最好的例證。然而,我們不僅僅需要這些中間層次概念,更需要一個克服了資本主義增長機制和權力關系、具有吸引力的生產生活方式的故事和視野。這一廣義上的故事,可以被稱作“好的生活”。筆者認為,綠色左翼、特別是全球綠色左翼的視角,應該更強調社會生態轉型的未來故事和具有吸引力的願景。

    羅莎•盧森堡基金會成員雷恩•利玲指出,關于社會生態轉型的未來、願景和路徑,本身就是一個重要的爭論領域。比如,在今天如何設想可能的未來,如何將它們融入日常的戰略和抗爭活動之中,如何窺見厄恩斯特•布洛赫所說的“真實烏托邦”,如何為轉型提供可能的方向和指引,以及如何為實現未來目標而動員可能的力量[6]12-48?在雷恩•利玲看來,關注社會生態轉型的未來,不應將側重點放在可能的未來上面,而應試圖回答如何將那些想象中的未來和當前的社會相契合。就此而言,社會生態轉型的未來,意味著捕捉、詮釋和設想未來,即將它們作為當前決策和行動的目標。關于轉型、轉型管理、預佔或活力等的爭論,意味著“試圖佔領空缺的未來大陸,挪用和篡奪未來,以及將未來事件現實化”[6]48。

    這一爭辯過程,是為了使環境和社會價值更加明確化。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富有遠見的、戰略性的維度,應該與往往是抽象的啟蒙運動相聯系,如自主權和自決權、平等和正義、各種工作與生產消費方式的不同實現形式等。民主地塑造社會和社會自然關系,是至關重要的。這意味著民主地控制自然資源,同時民主地控制生產和消費過程。這也是一個重要的研究維度︰現存的對自然資源的民主控制形式有哪些?實現民主控制的背後有哪些抗爭形式?它們如何被加以制度化?從廣義上講,民主地重塑社會與自然關系還需要哪些努力?從這個意義上說,關于社會生態轉型的爭論以及對于一個構建政治計劃的聲稱,都提供了一種對當前主導性未來化的對立性觀點。

    4 去增長

    這似乎是一個悖論。目前,在西歐的精英和工會中間,關于克服危機的主導性聲音是“增長、增長、增長”。但與此同時,經濟增長和繁榮也正在被熱烈地討論和質疑著。這主要是由于,當前的經濟危機和經合組織國家中日益放緩的經濟增長率,以及生態危機的再政治化。就後者而言,十分明顯的是,國際環境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失敗的,環境破壞在很多領域都在加劇。

    除了各種戰略性分歧以外,“穩態經濟”的概念——源于約翰•斯圖亞特•密爾的穩態國家,是一個重要的理論參照。在這個概念中,經濟活動的成本和收益進行單獨核算,物質和能源的產量與產出都被納入考量之中。市場應對生態和社會危機的(不)可能性,是一個核心性議題。一些人呼吁生態和社會成本的國際化,而有些人走得更遠︰他們呼吁更多的結構性變化,對經濟活動的再殖民化,以及從經濟主義的理念走向集體主義的設想。

    關于“去增長”爭論的一個觀點是,呼吁給予基層或草根社會運動更多的支持,如一些人希望為“去增長”創造更多的政治條件、實現個人行為的多元化、減少工作時間等,或者更廣意義上的“為方向性改變尋求支持的一個多層面的政治工程,在宏觀層面是經濟和政治制度,在微觀層面則是個人價值觀和願望。收入和物質舒適將會減少,當然,最終目標並不是減少社會福利”[7]873-880。合作和社會正義等規範性的原則,被重新引入“去增長”的討論之中,而社會運動被看作是變化的主體。很多人指出,在高度工業化的國家中,“去增長”不應該側重于危機或增長率放緩的長期趨勢。相反,他們提出“自願、平穩和公平地過渡到較低生產和消費的制度”[8]511-518,也就是說,“去增長”被看作是一個基于價值觀改變的有意識的社會過程。

    筆者在此試圖展現關于“去增長”爭論的全貌,並呼吁社會關系和社會自然關系的質的變化。與圍繞有質量的增長的爭論相反,盡管資本權力和競爭的確發揮著重要作用,在“去增長”和增長的討論中,人們未能更加徹底地考慮到社會統治的多方面結構和進程。權力和統治通常是指國家或政治主體如政黨、協會或公司的權力。當然,在筆者看來,關于統治的更加復雜的界定,有助于我們以不同的視角去看待現實。明確這一點是重要的,因為它可以超越對于增長的“是與否”的回答,從而更加準確地探求資本主義的增長動力。當然,教育和健康制度、健康食物的生產以及可再生能源,必須實現增長。

    那麼問題就來了︰增長的驅動力是什麼,應該實現怎樣的增長,以及它相關的利益是什麼。從這一觀點出發,對增長的批判很容易低估或者否定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一些關鍵節點,即資本主義的廣泛的社會基礎和資本主義的社會權力關系和統治。經濟增長不僅僅只是物質福利的生產和分配過程,它同時也建立在社會關系之上。但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強化了這種無論是個人機遇、行動空間還是財產與收入,都未能得到平均分配的社會關系支持的特性。它從經濟、政治和文化等多方面保障了社會包容和排斥、階級和財產關系、男性和女性的不對稱關系、多數和少數之間的關系,以及國際秩序的不平等。資本主義不僅僅是商品和服務的生產和消費不平等的制度,更是一個權力和統治制度,特別是對自然的統治。

    從“紅-綠”觀點來看,馬克思主義批判增長,並認為,社會關系首先由生產的交換價值所決定,而不是生產的使用價值。商品,由其交換價值所體現,“與它們的物體屬性,以及其中的物質關系沒有任何關聯”[9]86。馬克思對這一點特別敏感,指出通過資本主義的積累動力機制,自然的“所有財富資源”都會被破壞。此外,從經濟角度去量化資源,如無償的勞動力、公共服務或自然資源,它們也會被轉化為商品和交換價值。資本主義競爭及資本主義積累的動力機制,導致更多的廉價商品被生產出來,與之相伴隨的是免費資源的利用和再利用。資本“狂熱地投入到自身的增殖過程中……無情地驅使人們生產更多的商品……競爭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規律作為外在的強制規律支配著每一個資本家”[9]618。在資本主義全球化時代,這一趨勢尤其明顯,最終導致全球範圍內更加激烈的競爭和資源的大規模消耗。

    不僅如此,統治型的社會勞動分工是關鍵性的。在歷史上,曾經存在著作為生產資料和其他財產所有者的階級,致力于擴大自己的財產規模。人們大都擁有或多或少的財產,但仍需以工資勞動為生,並創造資本主義的剩余價值。而人們越是憑借工資勞動為生,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的增長就越是得到鼓勵。的確,階級結構在許多國家已經變得日益多樣化。但盡管如此,如果人們依靠工資勞動為生,那麼他們的組織比如工會就會希望資本主義生產的擴展和永久化,因為它們的工資收入依賴于這種生產,並相應地強化著資本主義階級關系。作為掙取工資者,大多數人不僅接受資本主義增長機器,而且要接受作為其基礎的控制與所有權關系,盡管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情願和無能為力的。

    增長的動力機制,比如技術革新、生產力增長、消費主義及其社會心理維度、債務危機和償還周期、全球化和城市化等,也被人們廣泛討論。它們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但從葛蘭西的觀點出發,我們需要明晰的是,在那些被統治的人們看來,社會統治關系並不像看起來的那樣,而更像是靜悄悄的隱形關系[10],一種技術進步和全球市場、全球化與生產主義不受控制的進程。換句話說,大部分人都是作為相對無權力的個體,來經歷著他們的日常生活——盡管存在著新的管理手段,以及轉移責任和政治參與的新途徑。這是資本主義文化的基礎。此外,作為資本主義競爭的條件,資本主義的社會和經濟動態關系,還將越來越多的社會維度轉化為市場上的貨物,如資本主義商品。這不僅涉及自然,還涉及出賣自己勞動力的勞動者。就此而言,資本主義市場或資本主義經濟,不僅限制了社會創新和資源的生產、分配和消費的範圍,同時也限制了權力關系的構成方式,再現了決定性的階級、性別以及種族界限。

    5 全球社會生態轉型

    格雷戈•阿爾伯曾批評說,社會生態轉型的替代性方案,都集中于地區性甚至地方性的變化。這些地方層面的小規模替代方案,的確很重要,但需要加強彼此之間的聯系。而更深層次的問題是︰對建立真正可持續發展的、公平的生產和生活方式,綠色左翼思考和政治行動的全球影響與全球貢獻是什麼?

    從一般意義上我們需要回答︰一種能為每個人的美好生活、財富、自由、生態可持續性創造條件的,具有吸引力的生產和生活模式,如何才能出現?在一個真正實現生態可持續發展與公正、擺脫了資本權力的增長和積累機制的經濟制度中,一個不再致力于推動資本權力的國家中,如何來維持和創造就業?如何實現一個不同于以往的勞動分工?或者用葛蘭西的話說,人們自己如何能提出超越特定利益的新的“集體意願”,但同時又能根植于制度、經濟和文化的實踐之中?在筆者對這些問題給出試探性回答之前,需要先闡明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綠色左翼的觀點注定是一種模稜兩可的話語。

    政治平等、工人權利或婦女權利,以及很多環境法律等解放性運動,在對抗權力以及強大的經濟利益方面取得了歷史性成就。國家和政府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這些成就的獲得往往基于希望獲得更好生活的人們的斗爭,包括工人、婦女、移民、環保人士以及那些希望獲得更好教育的人們。對此,我們可稱之為“縱向的”政治視角,特別是一種階級的視角[11]。

    然而,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同時也體現在民族國家之間。除了民族國家內部的縱向斗爭,還存在著很多妥協,特別是以反對“民粹主義”為導向的階級之間的妥協。一旦這些妥協達成,並且條件適宜時,就會出現多樣化的增長模式。可以看到,二戰以後,西歐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歷程,就包含著大量的階級妥協。這一戰後的資本主義增長模式,不僅造成了階級內部與不同階級之間的不平等,而且以犧牲性別平等、特別是移民福利與尊嚴為代價。但與此同時,很多民眾感到滿意,並享受著這一增長所帶來的物質財富和社會保障。目前,中國也正在經歷著這一進程。對此,我們可以稱之為“橫向的”政治視角。其間,經濟發展是可能的,因為經濟相對具有競爭力,且資本主義的增長模式或多或少地在起作用,同時又有一定的分配機制和對中下層民眾的權利保障機制。但經濟的發展發生在全球資本主義的背景之下,並且以犧牲自然環境為代價。因此,國際勞動分工將一些地區與國家比如拉丁美洲、非洲、俄羅斯等,置于資源供應者的地位,而另一些國家如中國、孟加拉國、德國等,扮演著“全球工廠”的角色,還有一些國家如印度,則為全球提供廉價勞動力。

    綠色左翼政治需要面對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克服“橫向的”政治發展,比如將人們置于全球資本主義競爭的背景之下。正如筆者之前所提到的,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不平衡的,並且以犧牲他人、犧牲自然、犧牲未來人的利益為代價。整個帝國主義的發展史,就是將資本主義發展的負面效應外部化,轉移到世界其他地區的過程。當然,我們不能忽視的是,特別是在中國,特定條件下的國家發展是可能發生的,並且有效地改善了數百萬人的生活。

    任何對這一兼具生產力和破壞力、融合和霸權、排外和破壞特性的資本主義的替代性方案,都必須為所有人提供更好的生活。這是全球社會生態轉型的底線,也是真正全球綠色左翼的底線。接下來,筆者將重點闡述全球綠色左翼的四個方面意蘊。

    第一,一個日益明顯的事實是,綠色左翼政治必須思考如何改變當前的生產和生活模式、相關的權力關系,廣泛地接受整體性的社會導向和社會實踐。同時,綠色左翼政治必須具有國際視野,強化各種形式的國際合作。當前的國際政治合作,主要是為了鞏固資本主義的市場競爭和資源配置,形成新自由主義的“鎖定”效應,比如WTO。只要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競爭在社會中和國際層面上依然佔據主導地位,我們就很難提出甚至思考激進的替代性方案。因此,在筆者看來,首要的原則就是減少競爭和競爭力。綠色左翼的國際政治,必須具有與之不同的政治視野。資本主義方式推動的競爭和競爭力,注定將服務于資本的利益,阻礙建立在合作和團結基礎上的全球生產方式的出現。雖然任重道遠,但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競爭必須一步步被削弱和克服。

    第二,當我們討論一個為所有人提供優質生活的更好社會的時候,我們必須提到就業、雇佣勞動、非雇佣勞動、社會分工等。全球化意味著全球勞動分工的變化,但勞動力卻面臨著巨大壓力,很多人並不能靠一份工作的工資來養家糊口。我們稱他們為“工作的窮人”,因為他們並不能獲得一份可以過上體面生活的工資。在許多國家中,最低工資並不能保障正常生活,甚至很多人的收入都達不到最低工資。即便在很多發達國家,許多人的工資收入依然在2008年危機時的水平之下。對全球綠色左翼而言,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為所有人過上好的生活而創造條件。這就意味著,要支持工薪階層和非工薪階層的斗爭,比如支持工人組建政治上獨立的工會、組織各種抵抗活動,以及罷工等。

    蒂莫西•米切爾提醒我們,現代社會的政治和社會權利,都與化石燃料密切相關。他指出,自19世紀以來,工人通過提取、分配和使用煤炭,來獲得政治和社會包容。對此,他稱之為“碳民主”(carbon democracy)。勞動密集型生產過程,為工人通過罷工等形式中斷生產過程或至少阻礙煤炭的使用創造了條件。比如︰“一個世紀以前,煤炭的廣泛使用為工人提供了新的權力。大量的煤炭從礦井沿著固定的、狹隘的通道、鐵路、運河到達工廠和發電站,這一薄弱的運輸環節為工人運動創造了條件,一個環節的罷工很容易導致整個能源系統的癱瘓。由于這一新興權力的出現,西方政府最終屈服,給予所有公民投票權,並對富人征收新的稅收,為失業和工傷提供社會保險和社會福利、退休金以及其他公共社會福利的改善。煤炭供應的流動和中斷,推動了更加平等的集體生活的民主訴求。”[12]236

    20世紀隨著石油的應用,這一形勢發生了較大變化。一方面,隨著石油生產的分散化和國際化(特別是由于阿拉伯國家的威權政府),工人的權力不斷削弱。另一方面,基于石油的工業主義以深刻的方式,全面地塑造了工人以及普通人的生活方式︰衣服、塑料、食物、交通等。它已經成為我們所稱的“帝國的生產和生活方式”[1]687-711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ゝ。這表明,國際團結不僅僅是一個口號,還是一種政治實踐。也就是說,像德國這樣的高收入國家的工人,應該支持或同情他國工人為爭取更好的工作條件和收入的政治斗爭。但這同時也意味著,人們必須有這樣的集體和個人的認知,即個人的生活水平基礎部分是建立在世界其他地區人們的生活狀況之上的。

    當然,從綠色左翼的視角出發,我們需要走得更遠︰我們需要提出倡議和方案,並推動相關的政治斗爭,以挑戰資本的控制,挑戰資本主義將全球勞動力置于永久的競爭地位、犧牲他人和自然的發展邏輯。

    第三,從綠色左翼的視角出發,我們所面臨的關鍵性挑戰,是如何提出一種超越帝國的生產和生活模式,或者說不以他人和自然為代價的生產和生活模式。這就要求我們,支持眾多形式的政治斗爭,並在同時推動各種解放的、生態化的生產和生活方式。

    到目前為止,全球的發展模式注定是突出數量的經濟增長,比如國家的就業和稅收等。但我們不能忽視的事實是,經濟增長主要是靠資本所驅動。經濟增長的驅動力是交換價值,而不是使用價值,其主要目標是資本積累,而不是讓每個人過上好的生活或關注自然。工人運動應該與環境運動相結合。因此,我們必須對舊的“社會/經濟”與“生態”分野進行重新界定;環境問題比如能源貧窮、骯髒的工作環境、喧嘩街區的住房、不健康的食物等,也都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社會問題。

    第四,正如在奧地利和德國所討論的那樣,我們需要一個變革性的左翼,來克服依然散沙般的左翼政治。這不是說要將分配問題擱置在一邊,而是將它置于另一個背景之下。如果左翼力量希望對上述提出的問題做出充分的解答,那就不得不對“繁榮”概念提出進步性的理解,超越當前關于“增長和分配”的原則。在工業化國家,絕對的生產和消費量需要在很多部門中進行削減——當然不是全部部門,比如護理工作和可再生能源部門就需要增長。而與此同時,它也意味著,要生產更少的汽車、更少的空中交通、肉食消費,由高度工業化的發展模式向可持續的農業模式轉型。

    在很多方面,政治也需要重鑄。“跨界”作為一個過程,將聚集議會內和議會外的力量、改變的先驅者和進步的企業家等。總之,它將是通過多種多樣的倡議,發起、實施、捍衛政黨、公共機構、協會、工會、企業家及其利益集團、社會運動和普通公眾的社會生態轉型實踐的過程。所有這些過程都會面臨著跨越式發展,但也會遭遇挫折,而且它們也不會同時發生。這將會產生戰略性的政治後果︰為了修正上述提到的發展邏輯,使其朝著團結現代性的方向發展,一個變革性的左翼需要以建設性的方式處理沖突,不僅要以更好的方式處理分配問題,而且要干預社會(再)生產的模式,特別是在那些擁有組織良好的強大力量的地方。

    6 結語

    羅莎•盧森堡提出了“革命的現實政治”的概念,約阿希姆•赫希稱它是“激進的改良主義”[13]157-212,而迪特爾•克萊因則將它稱之為“雙重轉型”[14]。這其中的一個基本觀點是推動改革主義的政治,以及改革社會的具體步驟,但這一政治變革需要以解放的視野來推進,在良好的社會中確保每個人的美好生活,並且不以犧牲自然為代價。全球綠色左翼不應該將此理解為兩個連續性的階段(今天是改革主義,明天是激進主義),而應該將改革的倡議和政治以及相關的沖突,融入具有解放潛力的現實實踐之中。當然,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卻是實現人類真正解放的決定性的條件。

    我們需要進一步深化對新型經濟體系的了解︰一種超越對當前正規市場(通常被狹義地理解為資本主義市場,忽略公共部門的市場)和雇佣勞動的理解。它對解放運動而言,意義重大[15]1703-1711。在西歐和國際學術圈,圍繞著“關懷革命”的主題,經濟體系也是其中討論的重點,比如一種觀點就認為,經濟的出發點和側重點,應該將人們的福祉、使用價值、自然的生態再生產看作是決定性要素。這就意味著,需要對社會和國際勞動分工進行重組。那樣的話,必將指向當今世界由階級、性別、種族、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民族國家之間以及民族國家內部分野所塑造的權力和統治結構。同時,解放也意味著各種形式的勞動分工的解放。這就表明,我們需要不同形式的知識、技能和能力。那麼,我們怎樣去創造這樣一個社會?比如,我們需要怎樣的教育體系?

    需要再次強調的是︰實現解放性的社會生態轉型,需要構建一種有吸引力的生產和生活模式、重塑當前權力關系、培育當前實踐的替代性選擇,並進一步提出其他領域的替代性方案。當然,社會生態轉型在未來依然具有某些不確定性。也就是說,反對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的“故事”可能會引發重大變革,包括生活條件的惡化;質疑當前的權力關系可能會帶來混亂,當精英不再控制社會時,普通民眾可能會感到恐懼。對此,一個關鍵性問題是,不確定性並不是一種權力機制,我們必須確保社會生態轉型不以犧牲弱勢群體的利益為代價。這是任何社會生態轉型、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本質。

    ヾ該黨在2015年議會大選中獲得69席,成為西班牙議會中第三大黨——譯者注。

    ゝ即便如此,蒂莫西•米切爾指出,很難想象,自由民主將最終克服化石燃料的生產主義模式。

原文參考文獻︰? [1]Ulrich Brand and Markus Wissen,"Crisis and continuity of capitalist society-nature relationships:The imperial mode of living and the limits to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20/4(2013). ?? [2]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The Communist Manifesto,in Leo Panitch and Colin Leys(eds.),The Communist Manifesto,Socialist Register(London/New York:Merlin Press.1998). ?? [3]Hans Thie,Rotes Gr n.Pioniere und Prinzipien einer? kologischen Gesellschaft(Hamburg:VSA,2013). ?? [4]Gallas Alexander,Lars Bretthauer,John Kannankulam and Ingo St tzle(Eds.),Reading Poulantzas(London:Merling Press,2011). ?? [5]Antonio Gramsci,Prison Notebooks,German Edition('Gef? ngnishefte'),edited by Klaus Bochmann and Wolfgang Fritz Haug(Hamburg/Berlin:Argument.1991). ?? [6]Rainer Rilling,"Transformationals Futuring",in Michael Brie(ed.),Futuring:Perspektiven der Tranformation im Kapitalismus und  ber ihn hinaus(M nster:Westf? lisches Dampfboot,2014). ?? [7]Giorgos Kallis,"In defence of degrowth",Ecological Economics,70/5(2011). ?? [8]Francois,Schneider,Giorgos Kallis and Joan Martinez Alier,"Crisis or opportunity? Economic degrowth for social equity and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18/6(2010). ?? [9]Karl Marx,Capital: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Volume I,Marx-Engels-Werke 23(Berlin:Dietz,1977[1867]). ?? [10]Alex ,Demokratie und Herrschaft(M nster: Dampfboot,1997). ?? [11]Marco Revelli,Die gesellschaftlicheLinke.Jenseits der Zivilisation der Arbeit(M nster:Westf? lisches Dampfboot.1999). ?? [12]Timothy Mitchell,Carbon Democracy:Political Power in the Age of Oil(London/New York:Verso.2011). ?? [13]Joachim,Hirsch,"Politische Form,politische Institutionen und Staat",in Josef Esser,Christoph G? rg and Joarchim Hisch(eds.),Politik,Institutionen und Staat:Zur Kritik der Regulationstheorie(Hamburg:VSA.1994). ?? [14]Dieter Klein,Das Morgen tanzt im Heute:Transformation im Kapitalismus und  ber ihn hinaus(Hamburg:VSA.2013). ?

作者︰ 烏爾里希•布蘭德 責編︰ 範紅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