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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文化中的道德養成路徑及其當代價值

2017年11月01日 04:16:25 來源︰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2015年03期

    當前,中國正在全社會掀起培育、弘揚、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高潮,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構建離不開中華傳統文化這個根本立足點。傳統文化歷來高度重視人格完善和道德養成,注重把至高目標與現實路徑統一起來,標準規約與自律慎獨統一起來,環境燻陶與虛心涵泳統一起來,形成了富有特色的道德養成路徑。這種路徑在當今顯示出其當代性價值,對于核心價值觀的構建具有重要的方法借鑒意義。

    一 至高目標與現實路徑相結合

    中國傳統文化歷來把形而上的性理追求和形而下的務實理性有機統一起來。在中華文化的奠基時代,孔子就既強調慎終追遠,力求實現三王時代的聖賢政治,同時把立足點放在當下,力求挽救禮崩樂壞的現實,在周游列國的艱難困苦中雖然惶惶如喪家之犬,但從不放棄仁義政治的理想目標。這種內聖與外王結合、行上與行下統一、理想與務實兩顧的文化特點,在人格養成和道德修為方式上,形成了至高目標與現實路徑相結合的特色。

    孝是中國傳統倫理文化的核心概念,是修身養性和道德提升的基本要求,所謂“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這個最基本的道德原則,已經包含著最高理想與現實路徑有機統一、渾然一體的特點。《孝經》明確提出孝的三個境界,“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把奉養父母的個人行為規範、忠于國家的宏大責任意識、成就事業的遠大理想目標聯為一體。“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一直是中國傳統人格完善的核心理念,就是強調以個人責任為立足點,以服務社會天下為目標。

    《大學》集中體現了中國古代個人修養和人格完善的目標與路徑,被稱之為“垂世立教之大典”,“所以教人之法也”,其核心的理念就是“三綱八目”。《大學》開宗明義指出︰“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這就是所謂的“三綱”,分別從明明德、親民和止于至善三個方面,揭示了君子人格的目標指向和理想狀態,就是要求個人通過一系列的努力達到道德昌明、思想更新、人倫至善的崇高境界,謀求個體人格的高度完善和社會道德的至善發展。中國道德文化並不耽于這個最高目標的設計和追求,而是把最高目標的根本追求同實現目標的具體步驟和現實路徑直接聯系起來。《大學》在提出最高目標之後緊接著寫道︰“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這就是所謂的“八目”,即達到三綱目標的具體步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個環節,由外而內再由內而外,由物而己再由己而人,由自然到個人再由個人到社會,構成了達向至善目標的循序漸進的現實路徑。其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是實現個人知識積累、能力提升、人格發展的基礎;“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個人超越自我、實現自身社會化的目標,並由此最終達到“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的人格完善境界;而“修身”則是連接自然與人倫、個人與社會、自我與整體的紐帶,既是從自然到人的頂點,又是從個人到社會的開端,是根本的立足點和承上啟下的中心環節,即所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進而也就不可能治國平天下,不可能達到至善境界。

    這種人格養成的目標和路徑,把個人與社會、自我與天下有機統一起來。在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上,突出地強調以自身修養為基礎、以服務社會為歸宿、以忠于國家為根本,倡導立足于自身、奉獻于社會、忠誠于國家、放眼于天下的道德價值觀,個人的知識積累、能力提高、道德修養是前提、基礎和立足點,服務社會、國家、天下是目標和歸宿。在現實與未來的關系上,以理想為牽引,以務實為根本,把務實性與理想性有機結合起來,既強調形而上的至善追求,又注重形而下的務實追求,既要實現治國、平天下的人生抱負,達到“明德”“親民”“至善”的理想境界,也明確提出必須要腳踏實地從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做起,既有拯救天下之宏願,也有從腳下做起的耐心,既追求聞達于諸侯,又立足于修身以養性。這種人格完善和道德提升的路徑,體現到對社會發展的總體設計上,就是大同社會同小康社會的統一,既追求理想性的大同社會、王道政治,更注重從小康之家出發,從富民教化入手進行社會治理。正是這種把放眼長遠、追求理想同從實際出發、從小處著手統一起來的文化特點,使得中國傳統文化中,雖然倡導理想信念的追求,但卻不耽于空想主義;注重的是個人內在的道德修養和人格完善,是服務社會天下的知識豐富和能力提升,而不是外在的物質積累、財富增值,是道義仁愛而不是物化利益,是公德之心而不是私利之欲。因此,價值觀的走向是建立在個人完善之上的集體主義而不是個人主義。

    中共中央向全社會發出培育、弘揚、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號召,有著特殊現實針對性。20世紀90年代以來,市場化成為中國經濟改革的基本取向,構建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目標。然而,在市場經濟實踐中,某些領域、某些地方過度借用實用主義倫理學作為基礎,忽視了人的社會性存在,忽視了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特別是忽視了人的理想信念和道德修養。發展觀上的失誤偏差帶來了價值觀上的誤區,單純以物質積累作為判斷工作成敗的標準,以財富多少作為評價人生價值的尺度。由此,物質主義、消費主義獲得了發酵的土壤,理想虛化、誠信缺失、道德滑坡現象非常嚴重。一方面,作為中國人的一種精神維系力量,幾千年來連綿不斷的倫理道德體系在市場化和外來思潮的沖擊下迅速潰退。另一方面,建國後初步建立起來共產主義理想信念體系遭到極大削弱。利益軸心對理想信念的沖擊前所未有,同時開放社會也使人們的價值選擇更加多元化。為此,必須要給中國人的精神世界、理想信念領域補充新的內容,在精神上給中國人補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提出,就是這項工作的重要內容。

    在培育和弘揚核心價值觀的過程中,應該很好地借鑒傳統文化中至高目標與現實路徑相結合的道德養成方法,突出地強調遠大的社會理想,站在推進社會主義制度發展、維護和發展中國廣大人民利益、人類文明發展的高度,正確處理普適性文明與制度性要求、民族性文化與全人類共識的關系,充分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特征和實踐要求,反映中國人民的共同願望和理想追求,反映人類共同的理想願望和價值追求。同時,核心價值觀雖然是一種軟實力,但是必須要硬建設,必須要落到實處,轉化為每一個中國人實實在在的道德實踐和價值追求過程,轉化為整個社會的精神文明建設實踐,否則只是停留在意識形態宣傳層面,最終是不可能成功的。

    二 標準教化與自律慎獨相結合

    中國文化中歷來高度重視教化功能,明確提出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教育理念。這種文化特點在道德養成路徑上就是注重標準力量,強調榜樣作用。沒有規矩不能成方圓。實現道德教化的重要步驟就是要樹立道德標準、制定行為規範。中國傳統文化中提出了聖賢標準、君子人格、大丈夫風範等等。例如,孟子的大丈夫,就把行仁(廣居)、從禮(正位)、行義(大道)作為基本的標準。他指出︰“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詩、書、禮、樂、易、春秋、論、孟、雅、孝等經典著作都記載了諸多的禮儀制度和行為規範。孔子特別關注禮制的標準性力量,把服從禮作為人生修養的根本要求,明確提出了“克己復禮”的道德原則。標準規範是文字的記載,而聖賢榜樣則是具象化的標準,孔子把堯舜禹湯文周等作為聖賢君子的樣板,供人們恭敬效仿,見賢思齊;孔子本人在當時就已經被視為代表天道的“木鐸”(“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論語•八佾》),後人更是把他作為聖人典範加以推崇效仿。

    誠信道德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所特別強調的道德原則和規範,充分體現了道德養成中的標準和規範要求。首先,誠是個人道德追求和社會道德評價的根本標準。《中庸》一文對誠的道德境界做出了多方面論述。“誠者,天之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就是說,誠是真實無妄的聖人之德,是人們至高的道德追求境界即“天之道”。同時,誠也是衡量個人道德境界的根本尺度,是社會道德評價的最高標準,“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中庸》道︰“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這里的“一”就是誠。朱熹解釋道︰“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就是說,在儒家文化中,知、仁、勇為天下之三達德,而要達到三達德的境界,就必須從內心深處去真誠追求,否則不可能達到達德的境界。“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這里的“一”也是誠。朱熹講道︰“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為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就是說,修身、尊賢、親親、敬大臣、體群臣、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為經綸天下的關鍵,而要做到這九經也必須以誠行之,所謂“至誠之德,著于四方”。每一個人都應該在自己的生活中以誠為內在的道德追求目標,達到高度的自主自覺和道德昌明,正如孟子所主張的,“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其次,信是做人的基本行為規範,是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根本準則。孔子主張,為人必須要做到“言必信,行必果”,言而有信才能取信于人,才能獲得朋友的信賴和支持,才能在人際交往中站穩腳跟並進而實現自己的理想。能夠做到守信就接近了仁義,即所謂“信近于義”(《論語•學而》),就是學到了做人的基本道理,“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論語•學而》)而不能守信的人則喪失了做人的基本道理,不可能得到人們的尊重和信任,也就難以提升個人修養,難以獲得事業成就,“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小車無,其何以行之哉?”(《論語•為政》)孔子對于子路言而有信、有諾必行的“不宿諾”的風格高度贊賞。而對于那種巧言令色的虛偽背信之人則大加批評,即“巧言令色,鮮仁矣”,因為這些人專務取悅他人,放縱個人私欲,喪失本真道德,是談不上什麼仁義的。正因為誠信在個人修養和道德養成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孔子在自己的教育理論和實踐中,把誠信作為核心內容之一,作為教人學文修行的根本,與“文、行、忠”並列為四大教育內容,《論語》記載,“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論語•述而》)再次,誠信是社會治理的基本準則,是社會政治的評價尺度。中國傳統社會是一種以德治為核心、以刑罰為輔助的社會治理模式,個人品行和道德水準在社會治理結構中發揮著巨大的導向力量和評價功能,是實現社會穩定、統一、和諧的重要動力。作為道德標準和基本規範,誠信在這里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從最高治理者的層面來說,必須守信才能獲得領導和治理的權威,獲得民眾的支持,形成社會發展的合力,實現家國天下的和諧。孔子指出,“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學而》),就是說當政者必須施行仁政,敬忠誠信,取信于民,這是為政的根本;“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論語•子路》)子貢問政時,孔子明確說道“民無信不立”,把取信于民放在最根本的位置。從各級管理者的角度來說,必須守信才能取得上級重用,獲得相應職位發揮自己才能,也才能獲得下級信賴而政令通行。子張問政時,孔子把“言忠信”放在第一重要的位置;子張問仁時,又特別強調君子應該做到“恭寬信敏惠”五個方面,“信則人任焉”(《論語•陽貨》)。

    標準是外在于個體的人人需要遵循和參照的道德原則和規範,榜樣是他在的道德原則和規範的典型化身。實現外在的標準和榜樣向個體自身的轉化,是個體道德人格形成的重要環節。在這個問題上,中國道德文化特別注重個人修養,強調自律慎獨,揭示了外在的公共道德標準向內在的個體道德境界轉化的路徑。

    《周易》在乾卦中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突出地強調了個體努力、自我修養的至關重要性。孔子強調君子要“求諸己”,強調“不患人之不己知,而患不能”(《論語•學而》),把道德養成的立足點放在個體的自覺提升和自我努力之上。孟子反復強調要反求諸己,“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孟子•公孫丑》上),“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孟子•盡心》上),弘揚“舍我其誰”的歷史擔當意識。注重立足自身修養,就必然要高度重視自律自覺,慎獨就是高度自律的境界。要做到“正心誠意”,就必須要以慎獨來約束自我。《大學》在闡述修身之時提出︰“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把個體內在的誠意和正心置于個人修養關鍵環節和核心內涵的地位,明確了個人自覺自律在人格發展中的重要地位。誠意,就是不自欺,就是高度的自律和慎獨,就是能夠自覺地抑惡揚善,在內心達到對善的高度認同和自覺,對于惡的堅決拒絕和自覺抵制,注重個人的自我約束而不是外在的強制約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誠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對此,朱熹明確指出,“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也”(朱熹︰《大學章句》)。正心,就是心正不斜,排除那些影響個人人格完善和道德提升的物欲私利以及各種私心雜念,達到內心存善敬德而實現自身修養。在朱熹看來,誠意、正心是明善之要,誠身之本,是個人修養的“當務之急”,人們“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朱熹︰《大學章句》)

    既強調標準教化又立足自覺慎獨的道德養成路徑,對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具有重要的方法借鑒意義。一方面,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和弘揚也必須要有明確的標準,為全社會提供價值觀培育和踐行的統一規範和參照,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基本內容的“三個倡導”,就是提出了一個基本的標準,奠定了核心價值觀培育和弘揚的基礎;中共中央號召學雷鋒活動常態化,大力弘揚焦裕祿精神等,就是發揮榜樣引領力量的重要部署,必將對弘揚和踐行核心價值觀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另一方面,在宣傳、弘揚這些標準和榜樣的同時,當代中國人必須加強自身的道德修養,在利益多元、誘惑繁多的情況下,加強自我約束,重視人格完善,真正使核心價值觀建設轉變成為個人的自覺追求。

    三 環境燻陶與虛心涵泳相結合

    個人的成長與環境的燻陶有著密切關系,任何一個人的人格完善、道德修養,都離不開環境的影響,任何一種文化價值觀的培育和弘揚,都需要有良好的文化氛圍。正因為如此,中國古代文化非常重視注重成長環境的選擇,文化氛圍的營造。

    《晏子春秋•雜下之十》曾講道︰“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這就是強調環境對于事物發展變化的極端重要性。孟子在講到要教育宋國國君向善時明確提出,宋君身邊皆善者,君王自然為善,君王身邊皆小人,則君王難為善人,強調了形成良好的社會氛圍的關鍵作用。“一齊人傅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岳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于王所。在于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孟子•滕文公》下)中國古代歷來強調擇善而居,“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是強調要為兒童的道德養成創造一個良好的成長環境,孟母三遷的傳說講的就是這個道理。

    環境營造是一種外在條件創設,提供的是強制植入的東西,要轉化為內在的個體性的道德體認,則需要一個融匯轉化的過程,這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特別強調的涵養潤育功夫,注重潛移默化,強調潤物無聲。“虛心涵泳”就是中國古代文化中的一種合理的道德涵養方法。朱熹在《答徐子融書之四》中在講到學者讀書之法時指出︰“如看未透,且放下,就平易明白切實處玩索涵養,使心地虛明,久之須自見得。”學者要“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己體察”,就是說要虛懷若谷,海納百川,接收外來的各種知識、信息和道德訓誡,而後經過自己的反復體驗、躬行、思索,逐漸把外來的東西轉化為自己的思想和道德。說的雖然是讀經書的方法論,但實際上已經不限于此,表達了中國古代的教育方法和修養方式。曾國藩在家書中講到這個思想時,把朱熹思想中的這種反復體認、潤物無聲的思想說的更加透徹深刻︰所謂涵者,好比春雨潤花,清渠溉稻。雨之潤花,過小則難透,過大則離披,適中則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過小則枯槁,過多則傷澇,適中則涵養而勃興。泳者,則好比魚之游水,人之濯足。……善讀書,須視書如水,而視此心如稻如花如魚如濯足,則大致能理解了。切己體察,就是說將自身置進去來體驗觀察。就是要求人們,對接觸到的知識、經典、標準一時不能消化接收,就要先放下來,細細地玩味琢磨,經過長期的浸潤消化逐步達到認識的貫通,把外來的知識性要素轉化為內在的思想性構成和道德體認。明代思想家李贄在《與劉肖川書》中講道︰“公心腸肝膽原是一副,而至今未離青衿行輩,則時之未至,但當涵養以俟,不可躁也。”就是教人在仔細體味和涵養上下功夫,逐步達到外在規範與內心體認的貫通。《明史•駱問禮傳》也提到︰“涵養薰陶,自多裨益。”總之,虛心涵泳的方法就是要求人們,在心神合一的狀態下沉潛其中,反復玩索,循序漸進,潤物無聲,獲得其中的趣味精髓,實現思想智慧和道德人格的提升,將外在的強制性的道德規範轉化為內在的自覺性的道德認同。

    中國傳統私塾教育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這種把環境營造、強制灌輸與長期浸潤、自我轉化相結合的人格養成模式。私塾教育首先是一種強制性的文化植入過程。私塾教育的教學內容,都是傳統文化的基本知識和主要典籍。在私塾的早期階段,主要是學習《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增廣賢文》等兒童發蒙讀本。這些讀本包含著傳統文化的基本知識和觀念、道德規範。經過初期的發蒙教育之後,學生跟著塾師比較系統地學習四書五經等傳統文化的基本經典。通過學習這些儒家學說的基本經典,對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以儒家學說為核心的主流文化有了比較系統的把握,構成知識結構中的主導性要素。私塾教育的強制灌輸性是非常突出的,塾師在授課過程中並不過多地注重對經典的文本解讀和內容剖析,而是讓學生死記硬背,至于學生是否理解則是其次的。兒童經過長期的背誦,雖然不一定能夠理解其中所包含的道德價值觀內容,但是能夠長期積累在記憶深處,沉澱在知識結構的底層終生不忘,成為一種記憶硬核和知識基因。隨著年齡增長和個人閱歷的增加,這些經過強制灌輸而固化在思想結構深處的文化知識和道德信條,不斷在日常生活中重復體驗,進行思想的反芻浸潤,轉化為個體性的道德體認,成為個人道德的內在因子,外在的強制性的道德律令轉化為內在的自覺性的道德實踐。

    價值觀是一種軟實力,需要滲透在日常生活情景之中才能發揮其作用。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必須要形成有利于核心價值觀傳播、弘揚的生活情景和社會氛圍,使核心價值觀與人們的社會環境融為一體,與日常生活融為一體,像習近平同志所說的“像空氣一樣無所不在、無時不有”。同時,必須提高核心價值觀宣傳教育的方法技巧,注重社會大眾自身的吸收內化,充分借鑒虛心涵泳的方法,真正做到潤物無聲,使核心價值觀以潛移默化的方式,滲透到人們的頭腦當中,浸潤到社會生活和個體道德體驗的各個方面,讓人們在生活實踐中感知它、領悟它,逐漸成為一種自覺的道德追求和行為遵循,並進而成為全社會的思想認同和價值共識。

    總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構建和弘揚,是中華民族文化發展邏輯的當代延伸,是當代中國文化發展的重要內容。在這個過程中,當代中國人既不能全盤西化也不能全盤古化,而是要立足和繼承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發掘和弘揚其思想精華並賦予其時代價值,吸收人類文明發展的各種優秀成果並使之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實現有機結合,實現中國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為當代中國人提供合理的價值觀支撐。傳統文化中的富有特色的道德養成路徑為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供了方法借鑒。

作者︰ 金民卿 責編︰ 範紅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