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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制度手段到價值目標 ——中國道路研究的視角與範式

2017年11月01日 04:33:56 來源︰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2015年01期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這條道路上,我國經濟保持連續三十余年年均國民生產總值9%以上這一同期全球最高的增長速度,不僅溫飽問題早已解決,而且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相比較而言,可以說我們“富”了、“強”了,我們因此在國際社會贏得了“中國奇跡”“中國震撼”等各種美譽,同時也遭遇著“中國崩潰”“中國威脅”等種種猜忌,國內廣大民眾在見證和分享巨大經濟成就的同時,也由于巨大社會變革及其所帶來的一些負面問題而開始對中國道路產生質疑。面對美譽、猜忌和質疑,我們只有弄清楚“道路”的本質屬性,然後才能重建共識,做到道路自信,也才能從特殊走向普遍,進而為人類文明做出較大貢獻。

    一、幾種基本視角

    面對三十多年來的中國發展歷程,國內學者習慣稱之為“中國道路”“中國經驗”,境外學者喜歡用“中國模式”“北京共識”等來指稱。不管使用什麼概念、稱謂,人們對于中國道路的研究大致呈現三種視角。

    第一,經驗-模式的視角。這個視角主要關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什麼或者說中國道路緣何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對此,國內學者大多習慣于沿著主流意識形態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三種形態(即道路、理論、制度)的思路,使用官方話語,從“三位一體”“四位一體”或“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出發總結經驗。按照這個邏輯來看,既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形態,那麼中國道路的社會主義性質是不言而喻的。ヾ

    但是,如果拋開這個邏輯,從中國經濟、政治、社會建設等具體實踐維度來看,中國發展道路在經濟上實際遵循的是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台灣等其他國家和地區都曾嘗試過的東亞模式,即“出口導向型增長模式”;ゝ在政治上表現為“混合體制”,即中國道路吸取了東亞威權主義、蘇聯列寧主義、西歐民主社會主義、拉美社團主義等優秀因素,並與具有中國傳統文化特征的政治體制相結合;ゞ在社會上則表現為由“分散流動的家庭構成社會的基本單元,平等社區和工作單位構成中國的社會網格,社會網格與行政網格天然重合而形成彈性、開放的立體網格,家庭倫理觀滲透社會組織和行政管理的邏輯”等四個支柱構成的“社稷”型社會模式。々

    如果將中國經濟、政治、社會等因素放在一起來考察,相比原蘇東地區轉型國家,中國道路堅持的是先農村後城市、先沿海後內地、先經濟後政治的“漸進改革”;ぁ相比經典社會主義或傳統社會主義模式,中國道路可以概括為“市場列寧主義”或“市場社會主義”,即經濟上已經實現了市場化改革,而政治體制、政治結構還是列寧主義的;あ相比西方的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中國道路似乎又像是經濟自由主義與共產黨長期執政相結合的“自由(市場)威權主義”,ぃ或者說是在保持強勢國家行政力量的基礎上、讓社會成員與企業獲得一定經濟自主性的“強國家-弱社會的新權威主義”,い甚至被人看作是既融合了資本主義發展原理、又受國家指導的“中國特色資本主義”。ぅ

    第二,現狀-未來的視角。這個視角主要是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現狀來評估其未來走向。一般而言,從中國道路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所表現出的超強學習能力和適應性來看,可以堅定地認為它是非常有前途的,即使有再多問題,也是體制內問題,因此也都可以在體制內通過改革和政策調整而得以解決。う尤其是考慮到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城鎮化、工業化和全球化,目前中國還處于工業化的中期,城鎮化率也只有45%,離完成工業化和達到城鎮化中等發達水平還有很大空間,這也就決定了中國經濟還將繼續保持二十年到三十年的高速增長。(11)這種觀點在西方就表現為中國道路“勝利論”,即中國不改革也能繼續保持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因為中國的政治體制已經發生很大變化,已經具有很強的適應性,中國普通民眾對中央政府一直保持高支持率和高信任度,導致中國崩潰的社會力量還沒有形成。(12)

    但是,如果考慮到經濟快速增長所帶來的結構失衡、環境污染、權力尋租、貧富分化等一系列社會問題,尤其是考慮到我們的經濟長期以來“兩頭在外”(即“技術”和“市場”依賴于人),我們既不掌握工業生產的核心技術也不掌握發展的主動權,我們“中華民族又到了最危險的時候”。(13)因此,中國道路的未來,要麼是“回到新民主主義”,因為“只有通過新民主主義道路才能解決貧富差別和腐敗問題”(14)要麼是“走向民主社會主義”,因為“只有民主憲政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15)在西方學者看來,中國在經濟上必須轉變增長方式,在政治上必須轉向西方民主模式,即中國道路“改革論”;否則,不僅經濟不可持續,而且社會還會不可避免地出現動蕩,中國或將走向“中等收入陷阱”甚至“崩潰”,即中國道路“崩潰論”。(16)事實上,一旦采取西方式的體制和價值觀,那麼也就意味著放棄中國道路而與西方趨同。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西方所謂的“改革論”和“崩潰論”可以說是同一個概念。如果承認腐敗和兩極分化已經演化成為中國的社會結構性問題,同時又認識到中國未來仍然存在的巨大發展空間,那麼中國未來顯然是存在各種可能性的,也即中國道路“不確定論”。(17)

    第三,影響-意義的視角。這個視角主要關注中國道路具有怎樣的國際影響或者說能否為其他國家提供借鑒意義。一般而言,如果承認中國道路的巨大成就,承認中國的成功向世界展示了一條不同于西方的發展道路,那麼中國的成功就不僅僅具有經濟意義,也“豐富了世界發展模式的多樣性”;(18)或者說“為多元現代性提供了生動範例”,盡管中國的發展模式像任何國家發展模式一樣沒有類型上的普遍意義,但是卻具有因果上的普遍意義,因為中國是一個特大型國家,它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使得其他國家今後的發展或多或少要對中國發展作出回應。(19)

    但是,如果考慮到中國獨特的政治制度和政府對經濟領域強有力的國家干預,以及改革開放前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人口紅利”等,那麼,中國道路的具體經驗和獨有特征恐怕只能對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具有借鑒意義,甚至只有朝鮮、老撾、越南和古巴這樣的列寧主義政黨國家才有可能借鑒。(20)也許正是中國道路的獨特性及其對發展中國家的強大吸引力和影響力,才導致西方社會將其視為“挑戰”“威脅”,因為這種影響或將終結西方的自由市場制度並引起發展中國家拒斥西方的多元化民主政治。(21)

    就中國道路研究的現有成果而言,無論是基于“經驗-模式”的視角,還是基于“現狀-未來”以及“影響-意義”的視角,都屬于“制度手段”的研究範式,即突出中國道路在制度手段上相對于其自身過去以及其他發展道路/模式的結構性特征,而有意無意地忽略中國道路所為之追求的價值目標。按照這種研究範式,很容易得出這樣的結論︰相比傳統社會主義模式或經典社會主義標準,中國道路似乎已經“異化”“變質”;相比西方社會的發展模式,中國道路是個“異類”,其未來要麼與其“趨同”,要麼成為其“威脅”。

    二、關鍵在于回答“我是誰”

    歷史本身是一個多稜鏡,在不同學者眼中,自然會呈現不同面貌和色彩,更何況中國最近三十余年的發展是一個連接著過去和現實並將走向未來的當代史,中國發展本身又是一個涵蓋民族復興、現代化和社會主義多重任務的極其復雜的系統工程。

    面對“成就”,人們希望搞清楚中國道路的成功秘訣。國內外的研究往往傾向于從經濟、政治、社會等方面揭示中國推動發展的具體做法。所以,就有了“出口導向型增長方式”“漸進改革”“強勢政府”“威權主義”等各種說法。但是,孤立地看其中任何一個因素,在有些人看來是成功的經驗,在其他人看來則可能是很多現實問題之所以存在的根源或進一步發展的障礙。何況有些因素在改革開放前就存在,有些因素在其他制度環境下也有不同程度的存在,但並未產生相應的效果。即使我們承認這種經驗模式下的這種成就,我們也同樣存在著這種經驗模式下的成就對于當今國人以及未來子孫又意味著什麼的問題。相比探討“成功的要素有哪些”,搞清楚這些要素普遍遵循著怎樣的價值原則並追求怎樣的價值目標更為重要。

    面對“問題”,人們希望搞清楚中國道路的未來走向。國內主流話語一般強調,所有問題都是發展中的問題,因此可以通過改革在現有模式和體制內解決;一些人往往把所有問題都簡單地解釋為“資本主義復闢”的結果,因此主張回到改革開放前甚至新民主主義;另一些人則傾向于把一切問題都歸因于沒有按照西式民主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因此主張放棄社會主義。(22)退回“老路”,顯然不可能,因為國人對其痛苦記憶猶在;復制西式道路,也行不通,在當前無論歐洲民主社會主義還是歐美新自由主義都為危機所困,都在反思並努力尋找出路,更何況事實早已證明西方所秉持的“經濟-趨同”(23)邏輯根本解釋不通中國現實。要搞清楚中國道路的未來走向,首先要明確發展中的問題的實質。

    面對“影響”,人們希望搞清楚中國道路的世界意義。人們往往強調中國道路相對于西方現代化道路的特殊性,從而證明其對于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借鑒意義。但是,如果說中國對于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借鑒意義主要體現在對威權政治的堅持,體現在具體做法上對“華盛頓共識”或新自由主義某些信條的拒絕,那麼中國道路就很容易成為西方人眼里的“挑戰”“威脅”。當然也有學者強調中國的經濟總量以及世界各國因此而做出的回應,從而說明中國道路具有“因果意義”上的普遍性。但是,強調中國經濟的崛起及其對發展中國家的吸引力,更會導致周邊國家的擔心和西方的顧慮,因為國際上尤其是西方一直以來都存在著“大國崛起必然引發對抗和沖突”的理論和思維。如何看待中國相對于其他道路/模式的共性和個性,如何說明中國道路之于整個人類文明進程的貢獻而不僅僅局限于對于部分發展中國家的借鑒和啟示意義,才是我們更需要回答的問題。

    人類發展道路是指以現有社會條件為起點、通過包括制度在內的一系列手段而走向理想目標的過程。這個過程是目標與手段的統一,也是價值與制度的統一。價值、目標相對穩定,而制度、手段相對易變。因此,判斷一條道路的本質屬性,其主要依據應該在于前者而非後者。正是在這個問題上的模糊性,導致國內越來越多的民眾對中國道路的性質充滿質疑和歧見,也成為國際社會認為中國道路“神秘”“異類”甚至“威脅”並對中國未來發展表示“不確定”的重要根源。

    三、從“制度手段”到“價值目標”

    中國道路要想謀求更長遠的發展和更大的影響力,就需要論證其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就要首先弄清楚“我是誰”,然後明確“將向何處去”以及“對世界意味著什麼”。但當我們面對中國道路的巨大成就和存在的嚴重問題時,我們陷入國內話語不統一、國內外話語不交融的尷尬。(24)這在客觀上,是由于中國發展所涵蓋的歷史任務的多重性和當代中國社會實踐所呈現的不同發展模式、不同文明要素的糾結甚至膠著狀態;在主觀上,則是由于我們囿于“制度手段”的思維邏輯和解釋框架,而忽視了價值追求才是制度設計的靈魂和國家認同的載體。

    現在,我們有了一定的經濟基礎,正反面的經驗教訓也已充分展開,尤其是在當前全球金融危機的背景下,作為世界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的民主社會主義在尋找出路,曾一度宣稱意識形態終結的西方右翼也在自我反思。因此,我們現在有必要、有條件、也有信心創新意識形態,追問中國道路的目標指向及其成就背後的動機與意義,建構一種向世界“講得通”、世界也能“听得懂”“听得進”的話語系統。這種“創新”不是從無到有的另起爐灶,而是在既有理論基礎上建構一種基于“價值目標”的話語系統;這里的“理論基礎”正是已經成為“中華民族傳統的最新成分”(25)的社會主義。

    第一,“社會主義”實質上是全人類共同的價值追求。從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的角度來看,西語中的社會主義總是和現代性問題聯系在一起,在那里社會主義首先是一種目標,一種“永恆的超越”和“烏托邦”,然後才是一種手段;在中國這樣的後發的東方國家,社會主義在某種意義上首先是作為實現趕超式現代化的手段,其次才是一種目標樣式。但是,如果對世界各社會主義流派及其實踐進行追問,對它們所追求的目標以及用來實現目標的途徑、政策和用來詮釋這些目標、途徑的意識形態進行辨別,不難發現,其間最大的共識在于價值追求而非實現價值追求的具體制度和手段。相比價值,制度往往是階段性存在。就世界社會主義共識性的價值追求而言,如果按照社會生產關系的基本結構,可以將其大致歸結為“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共同富裕”“公平正義”“人的全面發展”等多個維度。也就是說,社會主義價值追求不是單個維度,而是由一系列價值目標和價值原則構成的相互聯系的整體,因此不能孤立地看,更不能片面地強調哪一方面。但是,這些價值追求之間的排序方式,在不同國家、不同時間可能會有變化。在橫向上,不同民族國家選擇不同的排序,就會影響到制度安排和政策選擇,最終在實踐上表現為不同的社會主義道路樣式,在理論上就表現為不同的社會主義流派;在縱向上,同一個民族國家在不同時期面臨不同的歷史任務而選擇不同的排序,從而表現為社會主義的不同發展階段。(26)

    第二,從價值維度來審視“中國道路”的本質屬性。價值追求沒有什麼象征,卻可以進行比較,比較的最終標準是人的解放程度,比較的對象要麼是同一空間環境下的時間上的前後比較,要麼是具有相似時間性的空間上的橫向比較。因此,從價值追求來審視“中國道路”的本質屬性,除了要明確社會主義“價值原則”和“價值目標”,還得選擇合理的“參照坐標”。基于世界的、歷史的、現實的視野,從社會主義價值維度,全面且動態地考察中國道路,無論是相比西方現代化走過的路,還是相比我們自己的前三十年,無論是相比原來模式相似但後來劇變的原蘇東地區,還是相比發展基礎相似但是路徑選擇截然不同的印度和拉美,我們都可以自信且負責任地說,執政黨的綱領政策的目標指向與社會主義價值原則更契合了,我們的綜合發展成效相對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目標更接近了,而不是相反。顯然,我們所堅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是馬恩設想的社會主義社會形態,而是一條道路。這條道路在性質上,不是在經典社會主義意義上作為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結果,而是在利用資本並試圖超越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一些缺陷;這條道路也不是蘇聯模式理解的片面強調結構性特征的社會主義,而是能夠體現社會主義本質和功能的新社會主義。如果說中國道路超越馬、恩等經典作家的理論預設,超越民主社會主義等西方實踐,超越蘇聯式的傳統社會主義,也有別于我們自己的過去,那麼這種“超越”或“區別”,主要體現在價值追求排序以及由此而決定的“制度手段”上,而非價值追求本身上。相比較而言,前者可以是“特色的”,而後者往往是“普世的”。

    第三,從價值維度來指引“中國道路”的前進方向。從社會主義價值維度來考察中國道路,不僅僅在于肯定成績,明確方位,更是為了在肯定實然的同時直面發展中的問題,直面我們當前與社會主義應然之間的差距。事實上,只有從社會主義價值維度來審視中國道路,才能看清當前這個世界正在失去什麼,我們又希冀著什麼,從而認清中國道路的未來方向與發展趨勢;只有從社會主義價值目標和本質要求出發,我們才能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自覺加強頂層設計與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主動借鑒人類社會包括資本主義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而不必囿于既有制度、體制的束縛。盡管我們不像西方社會那樣時刻面臨在野黨的意識形態挑戰,但是我們卻存在來自國內各類思潮的壓力和來自國際上新自由主義以及民主社會主義的競爭和比較。在當前全面深化改革、不斷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大背景下,如果還繼續改革之初“摸著石頭過河”的準則,我們將喪失話語權,也很容易為其他思想或思潮所干擾而迷失方向。因此,我們應以社會主義價值原則為標準來準確判斷現實問題的性質和程度,既不因忽視問題存在而錯失改進機會,前功盡棄;也不因夸大問題嚴重性而驚慌失措,自己嚇倒自己。(27)囿于制度束縛而躑躅不前,是不足取的。現實而可行的,是以社會主義價值追求來指引中國道路的前進方向。

    第四,從價值維度來理解“中國道路”的世界意義。將改革開放以來的制度、政策變遷過程置于世界視野來考察,看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如何設置自己的政治議程,如何克服資本主義現代化進程中經常面對的科學性與價值性的兩難,進而揭示我們在解決中國問題背後所凝結的普世的思想原則、價值理念和政治智慧。價值語言是走向大同和贏得尊重的關鍵。社會主義是“普世的原則”,也是“世界級的夢”,是人類的共同追求。中國道路在世界層面的重大貢獻和意義,不僅僅在于它目前在全球經濟中的重要性,而在于它正努力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提供一種替代經驗;不僅僅在于它為發展中國家現代化建設提供有益借鑒,而在于其通過自身的“成功實證”彰顯世界社會主義事業振興的曙光、證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重塑世界社會主義進程並為人類文明的共同價值添加新的元素和標記。顯然,強調“特色”不會增加我們對發展規律的認識,也不利于我們把中國經驗推向世界。(28)一味地強調“中國模式”及其對發展中國家的借鑒意義,或者一味地強調“中國特色”,主張各人自掃門前雪,都不是社會主義應有的情懷,也很難贏得世界的認同和尊重。從這個角度看,如果不能理解中國道路的社會主義性質,也就很難理解中國道路的世界意義。

    總之,要把改革開放三十余年的中國故事講好、講通,把改革開放以來所形成的中國道路的本質屬性、未來走向和世界意義講清楚、講明白,就必須重構社會主義解釋框架,必須轉換研究範式︰從制度手段走向價值目標。

    ヾ李君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俞可平︰《我對中國模式充滿期待》,《社會科學報》2009年12月24日;程恩富︰《如何理解“中國模式”》,《人民日報》2010年9月15日;袁秉達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探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ゝThomas I Palley,External Contradictions of the Chinese Development Model:Export-led Growth and the Dangers of Global Economic Contrac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06 15(46); Nicholas R Lardy,China:Toward a Consumption-Driven Growth Path,Policy Brief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Oct.2006; Seung-Wook Baek,Does China Follow the East Asian Development Mode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Vol.35,No.4(2005).

    ゞDavid Shambaugh,China's Communist Party:Atrophy and Adapt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Apr.2008)。

    々潘維︰《中國模式︰中華體制的經濟政治社會解析》,http://ccga.pku.edu.cn/html/chengguo/20090903/1833.html。

    ぁう張維為︰“中國模式背後的理念及對解決世界問題的影響”,2009年7月17日做客人民網“七一社區•理論論壇”訪談。

    あ朱學勤︰“改革開放30年的經驗總結”,2007年12月15日在廣東省科技圖書館的報告;T.安德烈阿尼︰《中國融入世界市場是否意味著“中國模式”的必然終結?》,《國外理論動態》2008年第5期。

    ぃRowan Callick,The China Model.The American,Nov /Dec.2007 Issue.

    い蕭功秦︰《中國模式的弱勢與不足》,http://www.guancha.cn/society/2011_01_04_52816.shtml,2011-01-04.

    ぅIan Bremmer,The End of the Free Market:Who Wins the War between States and Corporations? Portfolio Hardcover,May 2010; Yasheng Huang,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11)龍永圖︰“城鎮化將推動中國高速增長二三十年”,在2010年12月26日“央視財經全國巡講”上的演講。

    (12)David Shambaugh,China on the Road to Prosperity,TIME Magazine,Sep.28,2009; Andrew Nathan,Reframing China Policy,http://www.carnegieendowment.org/events/?fa=eventDetail&id=854.The Carnegie Debates,Oct 5,2006; Anthony Saich,The Outlook for China,http://www.brookings.edu/events/2010/0318_china.outlook.aspx.

    (13)戴旭︰《中國能否擺脫下一場戰爭劫難》,http://news.xinhuanet.con/mil/2010-01/27/content_12881754.htm。

    (14)《張木生再舉新民主主義大旗》,《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第37期。

    (15)謝韜︰《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炎黃春秋》2007年第2期。

    (16)Thomas I.Palley,External Contradictions of the Chinese Development Model:Export-led Growth and the Dangers of Global Economic Contraction,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06.15(46); Roderick Macfarquhar,The China Model Vs.Democracy,http://www.associatedcontent.com/article/2111319/the_china_model-vs_democracy.html?cat=37; Will Hutton,The Writing on the Wall:China and the West in the 21st Century,2007.

    (17)姚樹潔︰《中國未來發展之我見︰路漫漫其修遠》,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350-4104.shtml。

    (18)黃仁偉︰《中國道路的歷史超越和國際解讀》,《求是》2012年第21期。

    (19)童世駿︰《中國模式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社會觀察》2010年第12期。

    (20)姚洋︰《中國道路的世界意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81頁;David Shambaugh,Is there a China Model? http://debate.chinadaily.com.cn/debate.shtml?id=13; Martin K Whyte,Paradoxes of China's Economic Boom,Th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July 2009。

    (21)Ian Bremmer,The End of the Free Market:Who Wins the War between States and Corporations? Portfolio Hardcover,May 2010; Stefan Halper,China model.www.economist.com/debate/days/view/553.

    (22)蕭功秦︰《警惕激進主義的陷阱》,《中國新聞周刊》2012年第25期。

    (23)所謂“經濟-趨同”邏輯,就是指以經濟改革為起點和以政治民主化為目的,或者說經濟自由化必然導致政治民主化。英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G.懷特(Gordon White)在《騎虎難下︰後毛中國經濟改革的政治》一書,所說的“虎”,就是指“經濟自由化”。言外之外,就是中國一旦開始經濟自由化,其目標指向必定是“政治民主化”,否則經濟成功會引發“政治衰竭”。參見Gordon White,Riding the Tiger: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form in Post-Mao China,London:Macmillan Press,1993。

    (24)公方彬︰《新政治觀︰創新點與突破口》,《人民論壇》2012年第28期。

    (25)童世駿︰《中國模式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社會觀察》2010年第12期。

    (26)軒傳樹︰《社會主義本質再追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13年第4期。

    (27)張維為︰“百國歸來的思考︰中國模式及其國際意義”,2008年10月30日在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的演講。

    (28)姚洋︰《中國模式的世界意義》,第80頁。

作者︰ 軒傳樹 責編︰ 範紅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