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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改革共識的形成與升級

2017年11月01日 04:45:40 來源︰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2015年02期

    一個國家的改革取得成功,必須有一定的共識作為前提。30多年前,正是由于全國上下形成了高度的改革共識,中國改革開放的事業才在1978年之後勢如破竹,創造了舉世矚目的奇跡。30多年後的今天,改革話題再次引起國人關注。據統計,中共十八大報告中“改革”一詞出現了86次,十八屆三中全會中該詞則出現了136次。十八屆三中全會報告提出要“堅定信心,凝聚共識,統籌謀劃,協同推進”。ヾ很顯然,這里的“共識”主要指的就是改革共識。

    但是在知識界,對于中國當下是否存在改革共識,以及中國當下的改革共識與30多年前的改革共識相比有何不同,則形成了不同的說法︰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當下的改革共識事實上已經破裂,即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話語“已經在相當一部分民眾心中失去正當性”,可稱為“破裂說”。ゝ第二種觀點認為,關于改革的各種爭論“並不表示社會對改革已經失去基本的共識”,但改革共識仍需進一步凝聚,這種觀點可稱為“流失說”。ゞ第三種觀點認為,改革共識並未破裂,而是形成了一種“新發展共識”,這種觀點可稱為“替代說”。々上述觀點自有其道理,但從改革開放30多年的宏觀歷史來看,從改革初期共識到當下改革共識的發展並非破裂後的重新凝聚,也不是原來的改革共識流失後的進一步聚合,更不是以一種全新的共識取代舊的共識,恰當的解釋應該是改革共識的升級,即從初始形態的改革共識升級到當代形態的改革共識。

    一、初始形態改革共識的形成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國到底應該走一條什麼樣的發展道路盡管不可能馬上明確,但政治家、知識分子和普通民眾當中的許多人都已經認識到︰延續“文化大革命”路線只能是死路一條。曾經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立下汗馬功勞並經歷過20世紀50∼70年代的老政治家,由反思“文化大革命”進而開始反思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ぁ鄧小平正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人。在對當代中國的發展道路作出深刻反思的基礎上,鄧小平明確提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不是社會主義,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進而突破蘇聯模式對社會主義的傳統理解,創造性地提出了改革開放的新思想。

    沃爾特•拉克在《猶太復國主義史》中寫道︰“與神秘主義渴望截然不同的政治猶太復國主義,若不是由于19世紀後半葉中歐和東歐猶太人朝不保夕的生活狀況,是不會產生的。對于中歐知識分子來說,猶太復國主義已經變成了一種心理上的需要。”あ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的知識分子這里,對“文化大革命”的拒斥和對新生活渴望也已經十分明顯。知識分子本來就深受“極左”政策之害,對于改革開放政策的認同並不存在多大困難,事實上許多知識分子一開始就成為改革春風下的思想覺醒者。《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作者胡福明當時就認識到︰“‘文化大革命’再也不能繼續下去,必須改弦易轍,重新探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道路。”ぃ而普通民眾由于溫飽問題長期不能根本解決,對改革開放政策同樣寄予厚望。這從小崗村模式在全國農村推行時,絕大多數農民的熱烈擁護態度即可看到。

    正是在思想認識高度契合的前提下,政治家、知識分子和普通民眾中的絕大多數人形成了一個穩固的“共識圈”,共同分享著初始形態的改革共識。這一共識的基本內涵包括︰

    第一,否定“階級斗爭為綱”,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由于“階級斗爭為綱”的政策導向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後長期主導我國經濟社會的各個方面,因此,它遠不只是一個普通的政策,實際上深入到了國民的思維結構。在這種思維結構下,“人們的心理由于經常處于緊張狀態而變得很畸形,心中總是繃著階級斗爭的一根弦”,い這種心理狀態對于突擊性的“經濟會戰”或許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但從經濟社會的常規發展而言,則顯然弊大于利。回歸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僅為經濟建設本身提供了優先條件,也意味著文化、社會生活等與階級斗爭的直接關系被取消,因而,為這些領域開出了更多自由空間。所以,當鄧小平提出將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時,無論知識分子還是普通民眾都表現出極大的認同。在“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大思路下,文化學術領域“文藝為政治服務”的口號被置換為“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文化自由的精神獲得新生;社會生活領域加在“發家致富”身上的意識形態枷鎖被打碎,社會個體的積極性大幅度提高。

    第二,改革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盡管1956年毛澤東就提出要“以蘇為鑒”,但此後的社會主義探索並沒有成功,實際上整個毛澤東時期實行的還是仿照蘇聯確立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這種體制在國家初創階段能夠將有限的人力、物力、財力集中起來,促進經濟快速增長,但也具有很大弊端。其最為明顯的弊端就是高度集中的管理使微觀經濟缺乏活力︰農村人民公社存在“平均主義”、“大鍋飯”現象;國有企業則因被管得太多太死而效益低下。為此,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明確指出︰“現在我國經濟管理體制的一個嚴重缺點是權力過于集中,應該有領導地大膽下放。”ぅ正是在這一總體判斷的指導下,從三中全會到十四大走過了一條“計劃經濟”——“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計劃和市場都是手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逐步深入的探索道路。隨著這種探索的深入,關于打破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的改革共識也在不斷深化。盡管囿于舊有意識形態的偏見,此時人們還不可能完全認同市場經濟,う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和“先富論”還是得到了絕大多數人的贊同,因為相對于平均卻又貧窮的生活,人們更能接受有差別但更可能致富的生活。

    第三,“摸著石頭過河”。與西方主導的改革常常要從“修憲”開始相反,中國的改革是從“試驗”開始,成功了再推廣。(11)中國改革開放沒有任何樣板,一切都只能在摸索中進行,因此,在初始形態的改革共識中沒有也不可能有如何改革的具體設計,更多的是對試驗的包容和觀望。然而,如果換一種視角來看,這種試驗的辦法不僅是對執政黨所設計的改革藍圖的實踐驗證,也是一種通過局部範圍的成功在民間不斷積聚共識的穩妥途徑。即使人們一時無法在某些改革政策和舉措上產生共識,甚至改革探索中出現的某些錯誤導致共識暫時分化,改革所遵循的“摸著石頭過河”的方法論依然難以遭到質疑。“只要我們現實地承認人的認識或理性能力是有限的而非至上的,就必須在實際生活過程中采取寬容的態度來對待一切人和事。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完全可以說‘摸著石頭過河’就是對社會認識的普遍智慧的通俗表達。”(12)

    改革初期處理意識形態問題的方法,鮮明地體現了“摸著石頭過河”的實踐智慧。改革開放啟程後,意識形態上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如何評價和對待毛澤東思想的問題。在此背景下,完全肯定或否定毛澤東及其思想都不利于改革共識的構建,前者不能自圓其說,後者則可能造成極度的思想混亂。黨最終采取的是通過對毛澤東時期的歷史進行重新解釋來為改革開放奠定意識形態基礎的做法。“通過將‘實事求是’作為毛澤東思想的核心,鄧成功地利用毛的威望把中國從教條主義的桎梏中解放出來。”(13)在處理毛澤東思想這一意識形態難題時,鄧小平和初期改革者既體現出了“膽子要大”的一面(否定毛澤東晚年錯誤),又體現出了“步子要穩”的一面(強調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這一點與赫魯曉夫改革對斯大林的直接貶損的意識形態策略形成了鮮明對照。

    初始形態的改革共識盡管十分穩固,但也曾遭遇舊有意識形態慣性的阻力。例如,當時民間有很多人對在改革開放實踐中先行一步的廣東缺乏好感,(14)而知識界對于姓“資”姓“社”等許多問題也存在思想分歧。鄧小平借用其政治權威身份,為改革共識的凝聚設定了兩條策略性原則,即“不爭論”和“向前看”。設定這兩條原則,用鄧小平的話來說,是“為了爭取時間干”,因為“一爭論就復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15)但由于初期改革持續給人們帶來直接利益,這兩條原則所發揮的作用就不只是擱置爭議,同時,也為改革共識的自然形成創造了寬松的思想環境,並在較大程度上化解了處在共識圈之外的人們的顧慮,為改革共識圈的擴大奠定了基礎。

    二、初始形態改革共識面臨的危機與困境

    初始形態改革共識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特殊時代背景下逐漸形成的,這使得這一共識帶有與生俱來的兩個重要特征︰其一,這一共識是在國家遭遇危難的特殊時期形成的,每一個一開始持有異見的社會成員在最終接受這一共識時都扮演著某種“臨危受命”的角色;其二,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共老一輩革命家,以其政治權威順利推動了共識的形成,避免了共識過早流失的危險。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能最清楚地說明需要權威,而且是需要專斷的權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急關頭,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絕對服從一個人的意志。”(16)然而,當威望巨大的改革家逝去後,當隨著時間的流逝人們對于“文化大革命”的受難記憶逐漸淡忘時,當改革必然要觸及人們的現實利益時,當改革本身的負面影響逐漸呈現時,人們對改革的“無條件”認同必然受到影響。

    但是,這種影響並沒有達到導致改革共識完全破裂的程度。2011年和2014年,本課題組兩次對廣東省數十位老領導、著名學者、企業家代表和普通群眾進行訪談,訪談結果表明,民意對繼續改革開放的態度高度一致。(17)在訪談中我們還發現,對于初始形態改革共識中的上述三點基本內容,人們大體上仍能接受。例如,有受訪高校教師指出,“30年的成就,最根本的就是抓住經濟建設的中心”,“有人說現在經濟發展的夠好了,可以停一停以社會管理為主了,我們不是說不要社會管理,但是社會管理的目的還是要解決持續發展”。(18)在農民這里,盡管存在表述較為口語化的問題,但大都認為改革後比改革前“經濟好了”,“國家要發展經濟”;改革後比改革前經濟上更自由,可以出去“打工”、“做生意”;現在收入分配、教育、醫療、反腐敗體制等“方方面面都要改”,但先要解決最重要的問題;等等。(19)從這里可以看到,他們對上述三點基本內容仍有較高程度的共識。就此而言,並不存在所謂的共識流失,更談不上共識破裂。當然,在包括政治家、知識分子和農民、工人在內的許多人這里,初始形態改革共識雖然延續下來,但已經難以構成繼續深化改革的強大精神支撐。究其原因主要如下︰

    第一,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出現了貧富差距過大、生態危機等嚴重問題。“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在改革初期並沒有遭到太大的抵觸,這主要得益于這一政策在當時背景下的“帕累托改進”效應。然而進入20世紀90年代,隨著國有企業改革進程的加速,以及地方政府對農民土地征收步伐的擴大,與“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形成鮮明反差的“弱勢群體”大量出現。在1995至2005年的改革中,全國大約有6000萬公有制企業職工被替代,4000萬農民失去土地或人均佔有土地不足0.3畝;整個社會的基尼系數日益擴大,城鄉差別達6倍之巨。一位下崗工人如此描述貧富差距︰“有些窮的過年才吃得起一點肉。……好的,富的,幾部車幾棟樓都有啊。”(20)在此情景下,“先富論”已經難以作為一種共識,而“共同富裕”盡管帶有某種意識形態話語的特點,卻更能發揮對民眾的思想彌合作用。

    另外,環境惡化也成為影響改革共識凝聚的一大問題。在改革開放後突飛猛進的經濟建設過程中,一些地方干部和企業家將經濟效益作為惟一目標,無視甚至犧牲環境效益以換取經濟效益的增長,由此帶來環境狀況普遍惡化和嚴重的生態危機。一位大學教授這樣說道︰“我們當代人用了後幾代人的資源,用了他們的空間。這樣導致後人的生存就非常艱難。這是我們這些年發展遺留的一個很大的問題。”(21)而近年來,隨著環境事故頻發和民眾環境維權意識逐漸增長,全國各地與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直接相關的群體性事件不斷出現,由此,生態危機越來越與社會危機相交織並放大其負面影響。正因為改革中出現了許多問題,少數人甚至開始懷疑繼續改革的必要性。一位受訪教授不無擔憂地問道︰“過去十幾二十年,享受著經濟改革成就的同時,政治改革、體制改革、新的文化系統、甚至新的意識形態、新的價值觀念體系都沒有建立起來。現在再往前走,怎麼辦?”(22)而在改革中利益受損的底層弱勢群體,因擔心改革再度損害自己的利益,同樣不願“向前看”,甚至有人懷念起改革前雖不富裕但更平等的年代。

    第二,雙軌體制並存下的利益尋租與既得利益的阻滯。由于我國采取的是逐步由計劃經濟體制過渡到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方式,直到今天仍然存在著雙軌體制並存的事實。這種過渡性的體制固然體現了中國改革的實踐智慧,但延續到當下實際上已經積累了許多不公平的因素。有的人在兩個體制里都是獲利的,而有的人在兩個體制里都是利益受損的。在舊的體制中獲利最多的人,也是在市場體制中得利最多的人,也是退出舊的體制最晚的人。(23)尤其在缺乏科學有效的權力監督和制約機制的前提下,必然出現利用雙軌體制實現利益尋租的現象,進一步強化這種過渡體制下的不公平。同時,一些既得利益者出于繼續享受原有體制好處的考慮,贊成他人改革,卻不接受自己改革。改革“三公消費”受阻就是一個典型例子。“造成這種狀況,固然有各種各樣的原因,但其中可以確認無誤的一條,恐怕就是一些既得利益部門的消極、拖延。”(24)盡管改革者一直在沖擊既得利益的藩籬,但不得不承認的是,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使得改革困難重重。

    第三,“摸著石頭過河”的局限性及其現實問題。“摸著石頭過河”是在改革初期幾乎沒有現成經驗可以借鑒的條件下所形成的一種改革路徑共識。這種路徑強調自下而上的試探性改革和改革實踐之于改革理論的先行性和決定性,為初期改革的啟動和成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隨著改革的不斷推進,“摸著石頭過河”的單一方法論也逐漸暴露其局限性和現實困境。首先,在“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路徑主導下,初期改革主要集中于基層和局部,難以擴展到上層和全局。其次,由于較少從宏觀和全局考慮問題,導致整體利益調整滯後,甚至包括主管改革的部門在內的許多政府和公共部門本身成為既得利益者,同時,各個部門各自為政,造成“中央政令難以執行”的奇怪現象。再次,由于實行試探性的改革,容易造成改革政策的不穩定性。因此,下一步的改革,“不能總是摸著石頭過河,得有一個大概的遠景圖和戰略走向”。(25)

    三、從初始形態改革共識升級為當代形態改革共識

    改革進行到當下,正如有的學者所說的︰許多影響和制約發展的難題都已經破解,“但還有一系列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26)化解這樣的矛盾和問題,必然要求凝聚當代形態的改革共識,形成新的改革合力。然而,經過30多年的改革,中國的社會意識領域已經十分多元,不僅知識界產生了眾多思想流派,社會大眾中亦時有各種爭議。因此,“如何通過一種社會大多數人都能接受的意識形態,把多元化的社會利益整合在一起,消解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和沖突,是執政黨面臨的又一個難題”。(27)

    正如同今天的改革與昨天的改革是延續的,當代形態的改革共識與初始形態的改革共識也不可能割裂。當代形態的改革共識既需要最大可能地保留初始形態改革共識中的合理成分,也需要對其進行補充、更新和升級。原因在于︰首先,我國改革開放是從經濟領域開始的,與此相聯系,初始形態改革共識的主體內容集中在經濟方面,而隨著全面深化改革目標的提出,當前不僅需要繼續凝聚對經濟改革的共識,也亟須達成對政治、社會、文化、生態等各方面改革的共識。其次,初始形態改革共識中的許多內容還有待深化。不論否定“階級斗爭為綱”,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還是改革僵化的計劃經濟,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些內容從今天來看仍沒有錯,“摸著石頭過河”的方法論大體上也是適用的。但上述共識基本上已成為常識,當前改革共識的凝聚已經不能停留在上述常識上,而必須從各個階層對改革的新思考和新期待中找出共性,從改革的內容布局、體制完善和路徑方法等方面對初始形態改革共識進行更新和升級。具體表現在︰

    第一,在加強經濟發展的同時,更加重視改革的全面性,加快解決貧富差距過大、社會公平正義缺失和生態環境惡化等嚴峻問題。改革的全面性已經引起越來越多的注意。在本課題所做的兩次大型訪談中,不同階層對于繼續改革的訴求各有側重︰老干部群體更重視民主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知識分子群體更重視社會體制改革和法治建設,企業家群體更重視經濟體制改革,基層群眾更重視民生建設,大學生群體則對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各領域的重要問題都有較多關注。當下深化改革仍需以經濟改革為重點,但上述訪談表明,民眾對改革的期待是多方面的,涵蓋了經濟、政治、社會、生態、文化等多個方面。就當下來看,民眾對貧富差距過大、社會不公、環境遭到破壞等嚴重問題已經表現出高度共識。(28)而各階層對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尤為關注,即使是一般所謂的精英階層,對此不僅沒有回避,甚至還表現出擔憂。如某大型房地產公司董事長說道︰“我們國家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國強民未富……老百姓沒有同步享受到改革開放的極大成就,所以我們現在是國強民不富,這樣就會帶來很多的社會問題。”(29)事實上,一個國家的貧富差距過大,不僅讓底層民眾深受其苦,從長遠來看,對精英階層也是不利的。因此,縮小貧富差距不僅成為中下層民眾的共識,也越來越成為許多有理性有擔當的精英人士的共識。而對于貧富差距拉大,以及腐敗滋生、社會問題層出不窮、生態環境破壞等問題產生的根由,則需要從制度上去尋找。這一點實際上也已經為許多人所認識。例如,近年來隨著互聯網的普及,民眾針對許多社會事件創造了一系列的網絡流行語,而諸如“躲貓貓”、“房奴”、“官二代”、“富二代”這些“社會事件類的流行語流行的背後,大都有權力壓制的影子”,“體現了廣大網民嘲諷邪惡虛假、期盼公平正義的理性要求。”(30)與收入分配和公平正義相比,環境問題似乎並非民眾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然而正如國外學者所警示的,在中國有朝一日躋身富國行列之前,必須認真對待兩個與環境相關的問題︰一是對資源密集型技術的依賴,二是全球氣候變暖。(31)這樣的觀點不難為中國的精英階層所認同。而作為生態環境破壞的直接受害者,民眾對綠色生活的期盼實際上也已經十分明顯。(32)

    第二,在堅持改革不走回頭路的前提下,繼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如果說初期的改革者所面對的是一個走入死胡同的中國,那麼今天的改革者所面對的已經是一個初步崛起的中國,選擇的可能性遠比以前更多。同時,今天的改革者所面對的壓力和阻力並不亞于初期的改革者。然而,改革不能停頓,改革中產生的問題只能通過進一步的改革來消解,這已經成為絕大多數人的共識。正如一位企業家所說的︰“你要停下改革,就會往回走,往計劃經濟倒退,繼續改革往前走,你就能解決改革中間的問題。”(33)實際上,今天在“要不要改革”的問題上的共識正是改革本身的實踐所造就的,這一共識恰恰證明了改革的正確性,是深化改革的重要合法性基礎。

    從1978年以來,改革中逐漸明確的一條主線就是打破計劃經濟體制,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初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曾經遭到許多人的質疑。(34)然而經過30多年的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僅證明了自己可行,而且顯示出強勁的生命力。與之相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詞也越來越得到學術界的認同。有學者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學理上和實踐上都是能夠成立的,我們應該認真總結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蘊含的經濟學含義”。(35)有學者則認為︰改革開放的實踐充分證明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正確性,“只有堅持市場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道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才有光明未來。(36)在本課題的訪談中,也有學者認為,社會主義更注重平等,所以“從理論上來講,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就不應該是完全的、全部的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37)盡管這些學者的立場和學科背景截然不同,對于“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側重程度也有很大差別,但在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可以自圓其說,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得益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戰略思維,未來改革應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方向這些問題上是有很大共識的。因此,當前深化改革仍然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條主線,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既要突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要發揮政府在宏觀調控和國家治理上的積極作用,切實把市場和政府“兩只手”的作用充分發揮出來。

    第三,在摸著石頭過河與加強頂層設計相結合的基礎上,更加重視協商民主。正因為“摸著石頭過河”的單一路徑存在許多問題,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報告指出,要“加強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但是,如何產生科學的頂層設計則是一個問題。30多年前的改革是在政治權威人物主導下推進的,盡管改革初期普通民眾如農民也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但改革進程基本遵循著“民眾——政治家——民眾”的推進程序,即民眾實踐首創,政治家從理論上提升,再推廣到民眾中。在此過程中,民眾好的實踐經驗容易得到吸取,但由于缺少與民眾的協商,民眾的真實意見難以得到表達,許多改革政策並不能滿足民眾的真實需求。改革開放發展到今天,一方面,各種社會矛盾越來越復雜,與之相應的政治決策也需越來越謹慎;另一方面,民眾的民主和權利意識已經有了很大的增長,在這樣的背景下,擴大與民眾(包括知識分子)的協商顯然應成為當下改革的基本路徑。事實上,中國特色民主政治最為獨特的優勢也正在于此。正如一位老領導所言,“我們共產黨的最大優勢是生根基層,听老百姓的呼吸,了解老百姓需要什麼,這才是我們共產黨的優勢,如果我們不是這樣,就會和老百姓的距離越來越遠”。(38)總之,只有把“摸著石頭過河”、頂層設計和協商民主三者有機結合起來,才能更好地貫通基層、中層和上層,局部和全局,使改革決策更為科學,改革合力更為強大。

    同時,當今中國的改革已經到了攻堅克難的階段,已經進入深水區,區域發展的不平衡、不同群體的利益分化、社會思潮多樣化都增加了改革共識凝聚的難度。為順利實現初始形態的改革共識向當代形態的改革共識升級,促成當代形態的改革共識獲得越來越廣泛的認同,還需要從以下方面進行努力。

    實現改革共識升級首先應增強改革的前瞻性和普惠性。改革獲得民眾認同需要一個過程。即使在30多年前,人們對于改革的認同也不是一夜之間確立起來的,而是“邊改革邊認同”的結果。然而可以確定的是,正是既強調解放思想又強調實事求是,同時突出改革的前瞻性和普惠性,才使初期的改革逐漸獲得穩固認同。當前深化改革,仍需拋開舊有觀念的束縛,從當下和可預見的未來最突出的問題改起,從民眾最期盼的領域改起,正如一位學者所說的︰“我覺得中國夢的最大特征是老百姓能夠幸福、安康,在一個和平、安寧、公平的環境下生活,每個人只要付出努力,都有可能獲得成功,這是最大的中國夢。”(39)只有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改革共識才可能具備堅實的群眾基礎,才能引導各個階層的民眾一致“向前看”。

    實現改革共識升級需要理性認知中國國情。和30多年前相比,中國社會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只有把準當今時代的脈搏,才能提出正確的改革對策。把準時代的脈搏,不能光看網民的言論,也不能光听知識分子的言說,而必須貼近民眾的實際,傾听其真實的聲音。事實上,中國最大的紅利仍然是改革,凝聚當代形態的改革共識主要不是要不要改革的問題,而是如何改,改什麼的問題。只有對中國國情作細致的調查研究,才可能提出恰當的改革方案。同時,形成當代形態改革共識也需要理性地認知歷史,尤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歷史。“對歷史的理解某種程度是我們理解當下的條件,而這種理解也影響到我們對未來的期待”。(40)當前不同社會思潮和學術派別對改革的爭論,一定程度上就是因為對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階段認知和評價的分歧。要在這些思潮和派別中取得共識,首先要做的就是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作細致的認知性研究。理性認知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時期,不僅有助于緩解不同立場的人們之間的認識分歧,也有助于認清改革共識形成演變的必然性和當下改革共識的歷史基礎。

    實現改革共識升級還需要構建有效的思想整合機制。相比改革開放初期,今天的中國無論學術界還是民間社會都充滿各種不同的聲音,同時,人們對政治領袖的態度更趨理性,在這種情況下,借助政治權威來推動社會共識的形成已經變得十分困難,而構建有效的思想整合機制則是當務之急。這種機制應當具有如下幾個特性︰第一,全面性。思想整合並非取消或壓制各種社會思潮的存在,恰恰相反,是在尊重社會思潮多樣性基礎上對每一思潮合理性的吸收,同時,它還要求改革家綜合考慮不同民族、地域、階層、行業的人們的願望和要求,甚至“考慮到不同時代成長起來的人的需求,讓不同的人都有共鳴”。第二,協同性。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因此,實現思想整合不能滿足于在某些政策口號、抽象概念上取得共識,更重要的應是在對改革理念的具體理解和具體操作上取得共識並達成默契,協同推進改革理念向實踐的轉化。第三,互動性。在當今時代條件下實現思想整合,已經不可能采用單一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動員方式,而更應注重網絡媒體、社會組織等“共識介體”的建設。一方面,每一個利益群體自由、公平地在共識介體上發表自己的意見和進行討論,在此基礎上找出最大公約數;另一方面,執政黨也可以將自己的改革理念通過共識介體進行傳播和共享。這樣,上層、中層和基層之間、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思想觀念將更為有效地對接、踫撞和貫通,從而生成為多數人認可的新的改革理念,促進改革共識的觀念升級。

    鳴謝︰本文在修改討論時吸取了李萍、鐘明華、郭文亮、李輝、吳育林、林濱、朱躍等課題組專家的寶貴意見。特此致謝!然文責自負!

    注釋︰

    ヾ《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3頁。

    ゝ孫立平︰《改革共識基本破裂》,共識網,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gzhc/article_2010120825947.html。

    ゞ王梓等︰《在反思中深化改革》,《21世紀經濟報道》2006年3月27日。

    々馬國川︰《析論“新發展共識”——專訪國家行政學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經濟觀察報》2007年11月5日。

    ぁ據萬里回憶,1977年他去安徽當第一書記,原來不熟悉農村工作,一具體接觸農村,受到很大刺激︰“淮北、皖東有些窮村,門窗都是泥土坯的,連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沒料到,解放幾十年了,不少農村還這麼窮!我不能不問自己,這是什麼原因?這能算是社會主義嗎?”載歐陽淞,高永中《改革開放口述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1頁。

    あ[英]沃爾特•拉克︰《猶太復國主義史》,徐方等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2年,第719∼720頁。

    ぃ胡福明︰《歷史的回憶──記〈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寫作和修改過程》,《黨的文獻》1998年第4期。

    い劉再復︰《拋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思維結構》,《群言》1988年第7期。

    ぅ《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頁。

    う即使到20世紀90年代初改革開放已進行10多年後,多數經濟學家仍不贊同市場取向。參見楊林林《轉型中國︰頂級學者訪談》,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2005,第4頁。

    (11)張維為︰《中國震撼》,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01頁。

    (12)葉汝賢,黎玉琴︰《“摸著石頭過河”︰中國改革與發展的實踐模式及其意義》,《馬克思主義研究》2009年第5期。

    (13)[美]李侃如︰《治理中國︰從革命到改革》,胡國成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148頁。

    (14)當時,廣東在全國的形象比較差。“內參、傳媒經常登廣東不好的東西。……廣東的采購員出去,受監視、受審查;下火車,叫廣東人站一邊,其他人先出站,對廣東人個個搜身,懷疑走私;電視電影也丑化廣東人,騙子壞人都說廣東普通話”。見《見證——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口述史》,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75頁。

    (15)《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4頁。

    (16)[德]恩格斯︰《論權威》,《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6頁。

    (17)參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改革開放視閾下我國社會意識變動趨向與規律研究”課題組成果要報《關于繼續改革的民意調查與對策建議》,2012年2月。

    (18)訪談廣州市某高校經濟學教授記錄,2011年7月19日。

    (19)訪談廣東乳源瑤族自治縣井塘背村、雷州市、惠州市等地農民記錄,2011年。

    (20)訪談廣州市某下崗工人記錄,2011年7月25日。

    (21)訪談廣州市某高校政治學教授記錄,2011年7月17日。

    (22)訪談廣州市某高校歷史系教授記錄,2014年3月22日。

    (23)訪談廣州市某高校社會學教授、院長記錄,2011年7月14日。

    (24)王長江︰《深化改革要有“壯士斷腕”的勇氣》,載吳敬璉等《改革共識與中國未來》,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第7頁。

    (25)訪談廣州市某高校經濟學教授記錄,2011年7月19日。

    (26)鄭必堅︰《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義》,《人民日報》2013年12月4日。

    (27)童世駿︰《意識形態新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77頁。

    (28)參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改革開放視閾下我國社會意識變動趨向與規律研究”課題組成果要報《關于繼續改革的民意調查與對策建議》,2012年2月,以及2014年3月的相關訪談資料。

    (29)訪談廣東省梅州市某大型房地產公司董事長記錄,2011年7月21日。

    (30)陳氚,劉少杰︰《網絡流行語的感性化與諷喻性》,《人文雜志》2013年第3期。

    (31)[英]馬丁•雅克︰《當中國統治世界》,張莉等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139頁。

    (32)據2013年北京發布的“我心中的美麗中國”網絡調查結果顯示,“食品衛生安全有保障”和“PM2.5等空氣污染指數低,空氣質量良好”兩項得票數分別排在第一和第三位。參見《“美麗中國”網絡調查︰食品安全最受關注》,中國新聞網,http︰//www.chinanews.com/sh/2013/03-02/4609846.shtml。

    (33)訪談廣州市某房地產公司董事長記錄,2011年7月20日。

    (34)例如即使在中國市場化改革已經進行10多年後,撒切爾夫人仍然認為這一概念幾乎是天方夜譚,她的判斷很明確︰“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不可能兼容。”參見陳錦華《國事憶述》,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第247頁。

    (35)崔之元︰《重新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學含義》,《文化縱橫》2009年第1期。

    (36)範世濤,王爾德︰《專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包容性的經濟和政治制度》,《21世紀經濟報道》2012年10月29日。

    (37)訪談廣州市某高校院士記錄,2011年7月13日。

    (38)訪談廣東省原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記錄,2011年7月。

    (39)訪談廣州市某高校社會學教授、院長記錄,2014年3月17日。

    (40)賴國棟︰《保羅•利科︰〈記憶、歷史、遺忘〉》,載劉東《中國學術》總第26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第339頁。

作者︰ 龍柏林 羅嗣亮 責編︰ 範紅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