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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資本主義的全球化︰一種批判性的解讀

2017年11月01日 04:54:33 來源︰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2016年01期

    我們一直生活在這個地球上,但全球化這個概念卻是20世紀70年代初才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的。它在何種意義上是一種客觀事實,又在何種程度上是一種地緣性的政治方案?在弄清這些問題之前,簡單地斷言全球化的客觀真實性,那就很容易掉進資本所建構的某種意識形態之中。學界的確有人一直在宣揚一種超級全球化的意識形態,“近十多年來,我們中的有些人一直在談論消費品市場不斷推進的全球化問題……但今天,這種趨同的過程變得更加快速和深入了。它已經遠遠不止是一種感受,而是成了一種更為根本性的世界觀、精神狀況甚至是思維過程了。”[1]幸好這種觀點在學界並沒有太大的影響力。更多的學者願意從一種更加復雜的角度來解讀全球化現象。當然,即使在這部分學者中,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視角切入這一主題,所得出的結論也是不盡相同的。我們通過對其觀點的解讀及批判,可以在當代資本主義全球化問題上獲得一種更加全面和深刻的理解,進而對馬克思主義關于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觀點加以更為深入的領悟。

    一、一種新的經濟-社會現象

    以葡萄牙、比利時、意大利等國學者所組成的“里斯本小組”,以其《競爭的極限——經濟全球化與人類的未來》一書,在當代資本主義全球化研究領域具有重要的影響。該小組就是把當代資本主義全球化當作一種新的經濟-社會現象來加以認識的。下面,我們就來對他們的觀點進行一些解讀。

    對里斯本小組來說,當下的全球化並非早已開端的全球化歷程在當下歷史階段的表現形式,而是一種跟以前的發展階段有根本不同的新的經濟-社會現象。因此,他們在解讀方法上是不具有歷史發生學的思路的,而是專注于從經驗的層面對當下全球化的“新”特征進行描述。他們與超級全球化的吹捧者之間的區別在于並非對全球化的事實只做肯定的評價,而是同時也看到了它消極的一面。具體來說,他們首先看到的是經濟的全球化。“一種新的全球經濟正在出現,它的主要活動主體就是美國、西歐和日本的跨國公司。這些公司的全球網絡重新改造了經濟生活中所有範疇的產業與地域的組織結構……經濟全球化似乎是一種不可避免的發展,它把決定全世界千百萬人命運的一種前所未有的決策權力和統治權力都交給了世界範圍的金融與工業網絡系統。”[2]4-5需要注意的是,這種觀點從表面上看的確把全球化理解成了世界範圍內的一種網絡化進程,但這種網絡化卻只是從某一中心地帶(即美國、西歐及日本的跨國公司)向四周擴散而成的網絡,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網狀或球狀的(無中心點的)的網絡。因此,他們關注的重點實際上是美國、西歐和日本的跨國公司對全球經濟網絡的改寫或建構,而不是對這個全球網絡的特征進行客觀的闡述與剖析。這便使他們在思考經濟和社會的全球化進程時,容易把它理解為來自于中心地帶的經濟及社會權力,向四周或全球的擴散和征服的過程,而不是把它理解成征服與反征服並存的一種辯證的社會經濟過程。

    這一特征在里斯本小組對全球化的另一個維度即民主化維度的理解上也清晰地表現出來。在他們看來,“經濟全球化只是世界新秩序和人類生活全球化的一個方面,同時也是最重要的方面,世界範圍的民主化浪潮是這種發展的另一個重要方面。令人吃驚的是這股新的浪潮可以追溯到70年代初期,而金融市場的全球化、資本的全球化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這股新的民主化浪潮從南歐開始,首先出現在葡萄牙,然後席卷西班牙和希臘,後轉移到南美,沖擊到亞洲的一些國家,把東歐和原蘇聯沖垮。”[2]5他們此處所講的民主化進程顯然是指把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國家所理解的那種“民主”,“化”到世界範圍內的那種過程。他們對這一過程的單向性是確認無疑的,雖然對這一單向性過程的後果確實有較為復雜的理解。里斯本小組的確看到了這種民主化進程不一定能促進不同文化之間的和平交往以及區域性的認同,甚至還可能產生新的文化霸權,但由于他們在基本解讀思路上並不具備歷史發生學的方法論,尤其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因此,他們所看到的這些問題並沒有促進他們反過來重新思考民主化進程的復雜性,而只是停留在民主化進程是單向性的但它導致的後果是不確定的等經驗層面的結論上。

    我們不否認里斯本小組的確對當代資本主義全球化現象做出過較為全面的論述。但應該看到的是,里斯本小組對這些多種多樣的縱向和橫向關系只是做了經驗的描述,而沒有對它們的本質做出深層解讀。當他們試圖去解釋這些關系的來源時,往往就轉向了由中心地帶的權力向外布展的這種單一性解釋思路之中。正是由于這種過于簡單化的解釋思路,所以,他們才會在闡釋這種全球化進程時,看不到對不斷向外布展的中心權力的反抗現象。也就是說,在他們的眼里,中心地帶與外層區域之間的關系,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兩個客觀主體之間的平等關系,而是前者對後者的權力布展關系,是前者對後者的支配性影響關系。關于這個問題,學界有不少學者從全球化這個概念中的“球”的特性與我們通常所說的“地圖”的特性之間的差別的角度,展開了很有意思的分析。譬如,美國學者戴維•哈維就曾指出︰“名為‘地球升起’的NASA衛星圖像將地球描述為一個在空間自由浮動的球體。這一觀念,很快成為一種新意識的象征。但是,球體的幾何學屬性與地圖的二維屬性是完全不同的。除了陸地與海洋、雲量與植被類型、沙漠與沃土所呈現的那些界線,它沒有天然的界限,它也不存在任何特定的中心。人們愈益敏銳地感覺到迄今為止支配著我們認識世界的所有界限與中心都是人造的,這或許並不偶然。”[3]257

    哈維的這種觀點雖然並不代表從“球”而不是“地圖”的角度對全球化進程的唯一解釋,但它在方法論上對從中心權力向外布展的角度來解釋全球化的觀點已經能夠構成有力的批評。里斯本小組的觀點在這方面的缺陷是客觀存在的。因此,盡管他們一再地強調全球化進程並非意味著經濟及政治上的一體化、文化上的同一化,並清晰地表明這種進程只是一個十分矛盾的過程,但這些都無濟于事了,因為他們講的這種矛盾,其實只是一種對立,是經驗層面上的事實之間的對立關系,而不是唯物辯證法意義上的那種內在矛盾。在《競爭的極限》一書中,里斯本小組從社會福利國家的消解、失業的增多等多重角度入手,對全球化的後果進行了剖析。如果從經驗描述的層面來看,這不能不說是很詳細的。但這些論述之所以沒能反過來促進他們深化對全球化進程之本質的理解,其原因就在于上面我們所談到的他們在解讀方法論上的單向性、非辯證性。也許有人會說,把全球化的事實描述清楚就可以了,但我們必須看到,此處的關鍵是你所做出的經驗描述跟你所采用的解讀方法之間是有緊密關聯性的。里斯本小組顯然是在接受了對經濟-社會全球化的單向性解釋之後,再去面對這種全球化所帶來的社會問題的。這也許是他們過度強化當下全球化的全新特征而不把它放入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之中來加以解讀所付出的理論代價,正像當年亞當•斯密為了把當時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解讀為天然的、自然的、合理的經濟制度而付出了不小的理論代價一樣。

    二、一個復雜的歷史過程

    學界也有人不是從經驗的維度,而是從歷史過程的維度來解析全球化進程的。這一陣營中的學者有很多,具體的解讀方法也不盡相同。這里,我們以英國學者約翰•格雷的觀點為例來展開相關的說明。在《偽黎明︰全球資本主義的幻象》一書中,格雷從歷史過程的角度對當下的全球化進程做出了說明。

    格雷首先指出,全球化絕不是一種在當下語境中才出現的新現象,而是一個已經進行了若干世紀的歷史過程。“全球化是一個進行了若干世紀的歷史過程,目前有許多辯論都把全球化和在全世界實行自由市場的短命政治綱領混淆在一起。全球化應該被正確地理解為,在世界相距遙遠的各地區之間,有越來越多的經濟和文化生活的接觸。它是一股潮流,可以追溯到16世紀以來歐洲強國以帝國主義政策把自己的影響施加于世界各地的時代。”[4]257這種觀點顯然與里斯本小組的觀點有很大的不同,後者雖然也看到了世界經濟在全球化時代之前有一個很長的發展過程,但他們是明確地把全球化以前的階段與全球化本身區別開來的。但格雷則不同。由于他是把全球化理解為一個已經歷經很長時間的歷史過程的,因此,正像他在解讀以前階段的全球化現象時必然會發現曾經出現過的矛盾過程一樣,他在解讀目前階段的全球化進程本身時,也摒棄了里斯本小組所采納的那種單向性解讀模式,把這一過程理解為一種復雜的歷史過程。“傳統的思想家想象,全球化往往會產生一個普世文明,而且采取的方式是在全世界傳播西方,尤其是盎格魯撒克遜的實踐和價值。事實上,世界經濟大都是朝著另一個方向發展的……全球化的市場並沒有把盎格魯撒克遜自由市場推廣到全世界,而是把所有類型的資本主義,至少是自由市場的變種拋入了流動狀態。”[4]257

    在格雷看來,美國要把自己的經濟模式與社會規範布展到世界網絡中去的企圖,不管是在客觀事實層面還是在文化觀念層面,都沒有被歐洲及亞洲的大多數國家所接受。不過,千萬不要以此就判定格雷是一個全球化的懷疑者。事實上,他也充分地看到了當下全球化進程所展現出的新內涵。他不僅在概念層面上明確地指出“‘全球化’所指的事物有許多。一方面,它指的是當代工業生產技術在全世界的傳播以及貿易、資本、生產和信息的各種形式的交流……全球化還意味著幾乎每一個經濟體制都和世界上其他的經濟體制聯系著。”[4]67而且,他還專門就今天的全球化與1914年之前的全球化在“全球化”程度上的不同進行了詳細的說明。“至少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貿易與國內總產值的比值已經超過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就已經存在的開放式的國際經濟中的任何時期,這一點是沒什麼可懷疑的。國際貿易的增長是巨大的和空前的。目前的世界資本市場也是前所未有的。”[4]74

    但是,格雷與里斯本小組不同的是,他更為深刻地看到了這一過程在經濟體制、文化體制等多個方面所造成的多元化結果。關于經濟體制,格雷指出,“全球化絕不是各個經濟體制都要殊途同歸的終極狀態。全世界經濟活動的普遍和程度相同的一體化恰恰不是全球化。相反,在全世界,經濟活動相互聯系的日益增長加劇了國家之間發展的不均衡……盡管更全球化的經濟體制的一個結果是要推翻或削弱國與國之間一些具有等級性的經濟關系,如在西方國家和中國之間,但同時它卻加強了現存的等級關系,並產生出新的等級關系。”[4]68在格雷看來,資本、技術等因素之所以會在全球化的層面上自由流動,就是因為各個經濟體在工資水平、技術水平等方面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如果各地條件一致,在全世界投資和生產就不會產生利潤。世界市場的興旺依靠的是經濟體制之間的差別。這就是全球化潮流的動力不可抵抗的一個原因。”[4]70

    關于文化體制,格雷指出,全球化的確會推動一場前所未有的文化變革,其主要的內容是文化的非地方化特征越來越清晰地表現出來。“全球化全部‘意義’的背後,只有一個單一的理念,即非地方化,就是從地方根源及其文化中把活動和關系連根拔除。亦即把直到近期還是局部性的活動轉移到關系網中,這種關系網延伸到遠方或全世界。”[4]69但他並沒有像里斯本小組那樣簡單化地理解這一進程,而是清晰地看到了非地方化與本土化之間的復雜關系。在他看來,全球化進程的確把以前處在局部性活動的關系網中的地方文化拉伸到了全球的層面,從而完成了非地方化的轉變。但這並不意味著文化在全球層面的趨同化。“全球交往的發展不會產生出任何類似文化合並的現象。美國有線電視廣播網傳播的美國世界觀認為,美國的價值觀具有普遍意義,美國的體制是世界上最棘手的難題的解決方法,但這是與客觀實際背道而馳的。這種美國世界觀只不過是當前通訊技術導向中的短暫的、人工制造的東西,它不是通往普世文明的路標。”[4]72之所以如此,那是因為處于中心地帶的資本主義國家,或者說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向世界其他國家傳輸其資本、貿易、生產、信息等要素時,沒有並且也不可能把本國的經濟文化帶進去。因此,這一進程唯一可能的結果是促進本土經濟文化的發展。“在任何情況下,包括美國本身,全球化市場的結果都只能是創造出資本主義的新類型。全球市場強制地把現代化加在各地的經濟體制中,但它們沒有復制舊的經營文化。新型的資本主義被創造出來,而舊的則要被毀滅。”[4]72

    顯然,在里斯本小組看到中心地帶權力單向性布展的地方,格雷看到了全球化與本土化之間的相互作用。對他來說,經濟文化的本土化並非原來意義的地方化,而是全球化所建構出來的本土化。這也反映了格雷所理解的全球化是一種兼具全球化與本土化之內涵的真實的歷史過程,而非這一過程在表面上所呈現出來的中心權力的向外布展。從深層原因上來看,格雷更多地關注當下全球化過程的非經驗性的、本質的內容,而且是一種矛盾著的本質內容,這跟他始終把它放在一個歷史過程中來看待是直接相關的。正是在這種解讀思路的驅使下,當下全球化進程對他來說便不是表現為某種令人驚奇的新現象,而是表現為有待深入探討並且需要找出其內含的客觀矛盾的一段真實歷史過程。

    當然,如果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來看待格雷的這種觀點,我們就必須看到,他盡管意識到全球化與本土化之間的矛盾性,意識到了各個本土區域之間真實發生的相互作用關系,但他對這種矛盾或相互作用的本質的理解卻是遠遠不夠的。或者說,他在對“關系”的理解上盡管突破了基于權力布展的單向性關系的層面,進入到了各個因素之間相互作用的雙向性關系的層面,但他對這種雙向性關系的本質卻沒能做出深刻的把握。具體來說,格雷看到了全球化與本土化並存的現象,並把它視為在整個全球化歷史(包括以前的全球化階段)中普遍存在的真實現象,但他並沒有看出這種並存的現象是以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內在矛盾性為基礎的。也就是說,他並沒有看出這種並存並非是一種和諧的並存,而是一種內在矛盾不斷深化的並存,是一種內在危機不斷發展的並存。從根本上說,在對全球化的解讀上,格雷盡管上升到了歷史主義的方法論層面,但他並沒有達到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水平。具體到對上述“關系”的理解上,他把它從單向性關系層面拉出來,提升到了雙向性相互作用的關系層面,但他沒有想到的是,在真實的社會歷史過程中,這種雙向性關系不是一種天然的、當然的經驗事實,而是一種被資本主義內在矛盾運動所建構出來的“產物”。因此,只有把這種“產物”背後的生產關系內在矛盾運動過程揭示出來,我們才可能真實地把握住這種“產物”的本質內涵。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那就仍然難逃對當下全球化過程只能進行經驗性批判的局限性。

    事實也是如此。格雷在解讀當下全球化條件下資本主義的混亂及無政府狀態等特性時,的確只是停留在經驗性描述的理論層面上的。他看到了在工人階級、中產階級等方面所出現的問題,“現在,勞動大軍中有很多人甚至缺乏勞動-工資制度中的經濟安全感。他們生存的世界到處都是打工、包工和組合式就業,這些就業形式與任何單一的確定雇主都沒有穩定的關系……對中產階級生活的侵蝕是通過提高職業的不安全性進行的,它處在混亂的資本主義制度的中心。”[4]85但他沒有對產生這些現象的生產關系基礎進行剖析。他也對國家的無政府狀態性進行了描述,“現在,民族國家必須在一個各種選擇都不確定的世界里運作。在它們面前,並沒有一個附有價格標簽的選擇清單。民族國家的政府發現它們自己所處的環境不僅是有風險的,而且還是不確定的。”[4]88但他同樣也沒有對導致這些現象的原因進行剖析。通過前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格雷事實上並沒有展開這種剖析的學術能力,因為他的方法論的基礎只是歷史主義的,而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

    三、一種地緣政治的方案

    在前面談到從一種歷史過程的角度來解讀全球化進程的觀點時,筆者曾說過,在這一陣營中,不同的學者是有不同的解讀方法的,約翰•格雷的觀點只是其中之一。那麼,除此之外到底還有什麼其他的觀點呢?筆者以為,戴維•哈維從地緣政治規劃的角度來談論的全球化歷史進程,便是其中的代表性觀點。當然,美國學者愛德華•蘇賈等也曾提出過與哈維類似的觀點。下面,我們就來對這一觀點做個簡要的闡述與評價。

    哈維雖然主張從特定的地緣政治規劃的角度來談論全球化,但他認為把全球化視為一種歷史過程也是可以的。“全球化可以被視作一個過程、一項條件或者一個特定的政治規劃。正如我想要說明的,這些不同的研究方法並不是互相排斥的。但我建議首先把它當作一個過程。”[3]53但應該注意的是,哈維這樣說是有一個前提的,即這種全球化的歷史過程並不是一種停留在經驗描述層面的實證過程,而是能夠體現特定政治規劃的歷史過程。對他來說,全球化的歷史本身就是資本主義通過空間生產來表現出來的特定政治規劃的歷史過程,如果沒有地理的擴張和重組,資本主義就不可能獲得發展,更不用說獲得全球化式的發展了。

    “它一次又一次地致力于地理重組(既有擴張又有強化),這是部分解決其危機和困境的一種方法。資本主義由此按照它自己的面貌建立和重建地理。它創建了獨特的地理景觀,一個由交通和通訊、基礎設施和領土組織構成的人造空間,這促進了它在一個歷史階段期間的資本積累,但結果僅僅是必須被摧毀並被重塑,從而為下一階段更進一步的積累讓路。所以,如果說‘全球化’這個詞表示任何有關近期歷史地理的東西,那它則最有可能是資本主義空間生產這一完全相同的基本過程的一個新的階段。”[3]53

    哈維已經說得很清楚了,資本主義的空間生產這種政治規劃在整個全球化過程中都存在著。而在他看來,那個叫作“全球化”或者說類似于“全球化”的東西是從1492年開始的,“這樣,我們便看到類似于‘全球化’的東西在資本主義的歷史內部經歷了一個漫長的出現過程。當然這一過程是從1492年甚至更早的時候開始的,那時候,貿易和商業的國際化進展順利。”[3]53哈維指出,在近期的歷史地理研究中越來越時髦的“全球化”概念,應該是指上述這種地緣政治規劃的過程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哈維還特別對全球化概念在學術話語層面的出現這一現象進行了解讀。他指出,在20世紀70年代中葉之前,這一概念是不為人所知的。而現在,它不僅成了政治經濟學及歷史地理研究領域的主導概念,而且還拓展到政治、文化等領域的研究之中。在哈維看來,如果我們僅僅把它視為一種當然的事實,並用這一概念來排斥以前經常使用的“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等概念,那就會嚴重地束縛我們對政治解放之可能性的思考,因為“全球化”這一概念恰恰不僅僅是一個描述性的概念,而是一個體現地緣政治方案的特定概念。

    “‘全球化’第一次為人們熟知是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美國運通公司(American Express)用它來宣傳其信用卡的使用可遍及全球。隨後這一概念便像野火般在金融和貿易刊物中傳播開來,主要是為國家解除對金融市場的管制作合法性論證……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全球化’幫助營造了那種圍繞把市場從國家控制下解放出來這個主題的企業家們的樂觀主義氛圍。簡而言之,它成了與不斷向全球擴展的新自由主義的美麗新世界有關的一個核心概念。它使我們覺得仿佛正在邁進一個新時代(偶爾有一點目的論的必然性),因而也成了在政治可能性上區分過去與現在的一整套概念的組成部分。”[3]12-13

    蘇賈也有類似的觀點,“如果沒有將新自由主義的興起作為當代世界主導的全球性意識形態和最具影響力的‘觀念景觀’,關于全球化的話語還很不全面。”[5]這種觀點實際上代表了一種對全球化進程進行政治學解讀的理論傾向。在這種解讀視域中,全球化進程不再表現為某種客觀的事實,而是表現為政治權力的建構物。再進一步,如果考慮到政治權力之所以要進行如此的建構,只是因為它必須要遏制或支配已經存在于這一過程中的其他政治力量,譬如推動社會福利的力量,那麼,我們也可以說,這種政治學的解讀視域很好地揭示了資本主義全球化過程中的固有矛盾,即各種政治權力之間的相互矛盾和斗爭。如果說,約翰•格雷解讀了當下全球化進程中的歷史復雜性,那麼,哈維則揭示了這一過程中的矛盾性或政治斗爭性。如果就理論深度而言,哈維顯然要技高一籌。實際上,哈維之所以在當代西方左派學界具有較大的學術影響力,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對空間生產、全球化進程等問題展開了上述這種批判政治學的解讀。

    但同時應當看到,哈維的這種政治學層面上的矛盾或斗爭性,跟馬克思所理解的歷史觀層面上的內在矛盾或階級斗爭還是有一定差距的。如果我們不能把政治學意義上的這種矛盾或斗爭性,放在歷史觀的層面上來加以解讀,那麼,我們不但無法回答這種政治矛盾在現實社會歷史過程中是如何出現的,它為何以這種特定的形式表現出來,而且,我們事實上也無法認清這種政治矛盾的內在本質,以及找到解決這種矛盾的現實路徑。

    當然,哈維的這種政治學解讀盡管具有上述局限性,但它也不是那麼簡單的。哈維並沒有把這種全球化進程僅僅理解為政治權力的任意規劃,而是充分看到了它的特定的歷史條件。也就是說,哈維是把全球化進程理解為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地緣政治規劃方案的。如果沒有這些歷史條件的存在,那麼,特定的政治規劃方案也是不可能做出的。

    在哈維看來,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來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的以下4種轉變,是構成當下全球化或者說新全球化進程的歷史條件,它們使這種新全球化進程變得更具誘惑力以及顯示出了更突出的重要性。

    首先,20世紀70年代早期,美國為了應對國內的經濟滯脹以及由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所帶來的金融壓力,不得不取消了對金融體系的管制。哈維認為,這其實只是美國對現實壓力的讓步,但在新自由主義的話語層面卻被修飾成了全球化進程對金融活動的解放。“正是這種金融壓力欺騙了我們所有人(包括我在內),讓我們相信‘全球化’是一個新事物,而其實它只不過是一個宣傳伎倆,目的是要充分利用國際金融體制中的必要調整。”[3]59

    其次,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來,科技進步及產品創新的步伐和速度不斷地加快,這也為當下的全球化提供了動力和條件。也許有人會問︰科技進步是一直伴隨著資本主義發展史的,那為什麼偏偏在當下階段才會出現所謂的新全球化進程呢?哈維認為,這根源于由教育的普及而帶來的專業技術人才在世界範圍內的擴散,正是這種人才的擴散使新技術和新產品能夠在世界範圍內的不同區域之間進行轉讓或引進。“有一些與全球軍火貿易有關,但那些受過教育的、按照科學方法培養出來的、能夠適應並能從任何地方吸收科技知識和專門技能的精英人士的存在也與新技術和新產品在世界範圍內的擴散速度有關……”[3]60

    復次,信息革命對人們的生產及生活方式的改變所帶來的影響。關于這一點,哈維首先承認了它的真實存在。也就是說,他是承認這種信息革命所帶來的重要影響的。“媒體和通訊系統,以及最重要的,所謂‘信息革命’,極大地改變了生產和消費組織並帶來了全新的要求和需要定義。”[3]60但他之所以在信息革命概念上加上引號,就是想說明這一概念在新自由主義話語體系中已經不再作為一個經驗描述性概念而出現,而是已經作為一個政治規劃性概念而出現。因此,有問題的不是這一事實,而是政治權力對這一事實的建構和規劃。

    紐特•金里奇(曾接受阿爾文•托夫勒的建議,該人的右翼烏托邦理想完全依賴于“第三次浪潮”信息革命的思想)說,新技術天生就是解放的。但是為了把這種解放力量從它的政治枷鎖中解放出來,就有必要進行一場政治革命以摧毀“第二次浪潮”工業社會的所有機構——政府管制、福利國家、工資談判的集體機構,等等[3]60-61。

    再次,商品及人員在全球範圍內流動成本的降低使當下全球化進程變得可能。在哈維看來,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世界範圍內政治經濟生活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生產及消費的全球化,全球雇佣勞動者的數量也大幅度增長。與此同時,移民化城市的數量也在增長。所有這些都是由商品及人員的流動成本降低所帶來的,而這便是哈維所說的當下全球化進程的歷史條件。他似乎並不關心民族國家的存在對世界範圍內人員流動的抑制作用等因素,而是專注于對因為流動成本的降低而導致的人員自由流動現象的研究,而且還認為這一現象比所謂的信息革命還要重要。

    在闡述了當下全球化的歷史條件之後,哈維提出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這些新歷史條件對資本主義發展來說意味著一種質變嗎?他對此的回答是︰這是一種有限質變。“我有保留地回答‘是的’,並立即要附加一條聲明,即在生產方式以及與它相關聯的社會關系中沒有發生任何根本性的革命,並且,如果確實有任何實質性趨勢,那它也是再次聲明19世紀早期的資本主義價值,以及21世紀喜歡把每個人(以及每樣可以用來交換的東西)都拖進資本的軌道同時卻又使大部分世界人口與資本積累的基本動態相比永遠顯得多余。”[3]65仔細分析這段話,我們不難發現,哈維其實並不認為當下資本主義在本質層面上發生了質變,因為任何一種社會形態如果其生產方式或社會關系沒有發生根本性變革,那它是不可能發生質變的。更何況哈維在這段話中還明確地指出19世紀早期的資本主義價值觀在當下全球化階段仍然有用。他其實本應該從現象與本質的辯證關系的角度來回答這一問題,譬如,承認在現象層面上發生了較多的變化,但不承認在本質層面上資本主義發生了質變。但由于他的解讀思路是建立在歷史-地理唯物主義的基礎上的,也就是說,他事實上無法接受歷史本質論,因此,他便只能在歷史經驗論的層面上既承認當代資本主義在金融體制、科技創新、信息革命等領域內發生的重要變化,又堅持認為它在生產方式或社會關系等領域未曾有任何根本性的革命。

    哈維指出,只要認清了當下全球化進程的這種有限質變的特征,我們就不再會從後工業主義、後現代主義等概念入手,而是會從基于地緣政治規劃的不平衡地理發展的角度來解讀這一過程。“全球化無疑是一場主要由美國……發動的地緣政治討伐運動的後果……但如果沒有來自各地的大量支持,美國是不可能把全球化形式強加到我們頭上的。世界範圍內許多資產階級利益集團或多或少樂于與美國政策結成聯盟,並在美國軍事和法律保護的框架之下運行。”[3]65-66哈維對全球化的這種解釋彰顯了其鮮明的理論個性。他在政治立場上提出要建構一個更具普遍性和綜合性的反資本主義運動,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跟他從政治規劃的角度對全球化進程的解讀有關系。

    客觀地說,在整個西方左派學界,哈維的這種解讀算是比較深刻的了,因為他已經看出全球化進程中政治權力之間的斗爭關系。但略有遺憾的是,由于他像大多數當代西方左派學者那樣,堅持反歷史本質論的理論立場,因此,他無法從歷史發展過程的角度來理解這種政治權力之間的斗爭關系。哈維的確把全球化理解成了地緣政治規劃的方案,但在他的理論視域中,這種“政治”只是政治學上的“政治”,而沒有上升到歷史觀的高度來加以解讀。

原文參考文獻︰? [1]KENICHI O.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M].London: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1995:15. ?? [2]里斯本小組.競爭的極限︰經濟全球化與人類的未來[M].張世鵬,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 ?? [3]戴維•哈維.希望的空間[M].胡大平,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 ?? [4]約翰•格雷.偽黎明︰全球資本主義的幻象[M].張敦敏,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

作者︰ 唐正東 責編︰ 範紅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