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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資本主義國家治理危機剖析

2017年11月01日 04:58:24 來源︰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2017年04期

    冷戰結束後,隨著國際體系的轉型,資本主義世界發生了諸多前所未有的深刻變化,特別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進一步暴露了資本主義國家治理的弊端。當前,西方主要國家總體上陷入經濟發展乏力、民主體制失範、社會矛盾激化等多種危機疊加的困擾。這種困擾不僅抑制了資本主義制度的自我糾正機制,也使西方國家應對治理危機的努力實際收效不彰。

    一、當今資本主義國家治理危機的主要表現

    21世紀以來,西方發達國家陷入了經濟、政治和社會領域的“總體性危機”,其制度自信與文化自信備受打擊,應對危機的能力也明顯下降。盡管西方世界內部情況各有差異,但大都體現出經濟不振、政府不力和社會不穩等共同特點。

    (一)經濟發展總體乏力

    由于經濟增長和市場信心受挫,目前全球金融風險上升,不確定性增大,發達經濟體的經濟發展前景有進一步惡化的趨向。ヾ2016年全球經濟增速下滑到3.1%。受英國“脫歐”和美國低速增長溢出效應的影響,發達經濟體的經濟狀況進一步受到抑制,面臨更大的下行壓力。ゝ

    第一,金融業持續動蕩。金融行業迅猛的擴張是金融危機的直接誘因。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金融資產總額出現飆升,大多數國家的金融資產總值從佔國民收入的4—5倍,逐漸增長至10—15倍(美國、日本、德國和法國),英國更是達到歷史性的20倍之巨。ゞ歐盟金融業危機尤為嚴重,銀行業則首當其沖。2008年歐元區銀行淨資產收益率同比從11.7%猛跌至1.9%,銀行業很快陷入困境,歐元區信貸風險加大,流動性趨緊,使同業拆借利率高位運行,而非金融部門貸款利率持續上升,實體經濟部門融資遭受嚴重困難。々在股票市場,歐洲主要股票市場指數2009年普遍顯著下跌,跌幅高達60%。美日主要指數同樣出現雪崩式現象,金融資產嚴重萎縮。

    第二,債務危機嚴重。在金融資產飆升的同時,西方國家背負的政府債務也逐步攀升。2009年,美國債務佔全球債務的39%,總額達7.5萬億美元,居全球第一位,佔美國同期GDP的53.1%。ぁ其他西方發達國家也是債務大國。2010年歐洲公債相當于其GDP的80%,其中英國為100%,法國為77%,意大利為106%,希臘為135%。另外,日本為204%,加拿大為100%。あ早在危機爆發前,受巨額公共債務的影響,西方發達國家在債務利息上的支出就超出高等教育等領域的投資費用。對西方發達國家而言,公共債務早已成為公共財政的主要負擔源。ぃ在巨額債務的壓力下,西方國家被迫壓縮福利性公共開支。但由于債務基數巨大,以至于西方發達經濟體都難以在短期內完成調整陣痛與政策消化。

    第三,財政赤字突出。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普遍出現財政赤字現象。從1999年到2011年,美國貿易逆差由3000億美元上升到5880億美元,經常性賬目赤字由6600億美元上升到8567億美元,財政赤字更是由6000億美元上升到16000億美元。い英國面臨1989年以來最嚴重的經常賬戶赤字,赤字額度佔GDP的比重已逾5%。歐盟成員國財政赤字佔GDP比重從2007年的0.8%上升到2008年的2.3%,2009年一度飆升至6.4%,有24個成員國被納入“過度財政赤字程序國”。2013年歐洲國家財政赤字才有所下降,但仍有10個國家赤字率高于3%,且債務持續攀升。ぅ2014年底,歐盟成員國財政赤字率普遍下降,總體上跌回3%的警戒線以內,債務比例仍持續上升。相對于美、日等國,歐盟國家的財政赤字狀況存在更大的不確定性。う

    第四,經濟復蘇遲緩。當前,美國經濟持續復蘇,歐洲、日本仍陷泥潭。2008年前後,美國失業率一度飆升至10%,GDP增速處于負增長狀態,萎縮度超7%。目前美國就業人數穩增,失業率降至4.9%。但當前歐元區的經濟復蘇整體乏力,各國經濟發展和財政狀況出現顯著分化。德國、法國、荷蘭等國保持低通脹、經常賬戶順差,經濟雖保持增長但有所減速。而希臘、愛爾蘭、葡萄牙等國則出現高通脹、經常賬戶逆差,從危機前高增長狀態轉為衰退狀態。(11)2012年以來,日本加速實施以寬松貨幣政策為核心的“安倍經濟學”,以刺激經濟增長,但並未取得預期效果,經濟頹勢難阻。(12)

    (二)民主政治亂象頻現

    面對經濟狀況的持續惡化,西方各國政府備受責難,但是卻無力有效地解決實際問題。從近年來英、美等國的民主政治亂象,到西方世界內部普遍出現的政治極化都表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所謂民主體制已經陷入衰微趨勢。

    第一,英國“脫歐”事件凸顯政府失能。長期以來,英國國內存在強烈的疑歐情緒。在經濟增長情況下,疑歐力量難以撼動主流社會的政治立場。但經濟危機的爆發改變了這一切。在所謂“收回控制權”的驅動下,英國出現了嚴重的政治分裂。一方面,極右政黨的極右派咄咄逼人,大肆宣傳反移民、反歐盟等極端主張;另一方面,執政的保守黨高層分裂為留歐派和脫歐派,而在野的工黨無法制衡執政當局,也未能有效引導選民立場。(13)為了在短期內規避經濟危機帶來的諸多問題,擺脫歐盟的所謂“掣肘”,轉移自身治理不力的矛盾,在缺乏嚴肅的政治討論和深入的民主協商的情況下,英國執政當局決意把脫歐問題訴諸全民公投,最終導致退歐派以51.9%的得票率啟動英國脫歐進程。實際上,英國脫歐公投實為一出政治鬧劇,既真實反映了全球新自由主義秩序的嚴重危機,也進一步刺激了西方世界內部的各種分離主義,(14)還成為西方政治體制陷入衰微的重要標志。

    第二,美國大選亂象推動政治極化。2016年美國大選的亂象將西方民主體制弊端展現在世人面前。這種民主體制以周期性選舉為核心內容,包含競爭性政黨體制、三權分立制衡和所謂的司法獨立等內容。但民主與共和兩黨之間的相互否決,既損害了政府公信力及其決策能力,還引發了社會公眾對精英階層的普遍不滿,甚至推動了精英階層內部的分裂。“桑德斯現象”代表了極左的政治立場,而“特朗普現象”則反映了極右的政策主張。早在大選前,美國社會各階層族群就充斥著各種恐懼和仇恨。大選成為政治極化暴露的舞台和推動政治激化的催化劑。混亂的選舉歷程和出乎意料的結果,既凸顯了美國選舉體制的弊端,也反映了美國政治生活的分裂,更顯示了西方傳統精英的思維僵化和脫離現實。(15)實際上,無論哪個政黨或集團、個人贏得大選,美國的所謂民主政治都值得反思。

    第三,西方民主政治出現右翼趨向。當前政治右翼化和民粹主義傾向正困擾整個西方世界,在法國、荷蘭、奧地利等國家右翼政黨勢力強勁,民粹主義在英國和美國也不斷膨脹。(16)“特朗普現象”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美國右翼勢力和民粹主義崛起的反映。而在英國,“脫歐”事件基本被以獨立黨和保守黨黨內極右派為代表的極右翼勢力所主導。在法國,以“國民陣線”為代表的極右翼政黨已多次挑戰傳統政治格局。在德國,默克爾領導的聯盟黨政府正日益受到極右翼政黨及媒體的批評和攻擊。受種族主義傾向和經濟焦慮深度纏繞的影響,極端情緒已深嵌這些人群的人格,對精英階層、都市居民乃至外來族裔都持有本能的怨恨。(17)這些現象在西方國家不同程度地存在並有愈演愈烈之勢,實屬非同尋常。而競爭性選舉民主體制助長民粹思潮的危險也正在西方國家蔓延。

    (三)社會矛盾日趨激化

    當前,一些西方國家正被各種憤怒、仇恨和不安情緒所籠罩。從倫敦騷亂到挪威襲擊爆炸事件,一系列暴力恐怖活動正嚴重削弱西方社會的安全感和信任感,民眾不滿情緒已發展到比較嚴重的程度,(18)社會矛盾日趨激化的風險加大。

    第一,財富分化嚴重。不平等與再分配問題歷來是政治沖突的核心,更是社會危機的根源。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普遍出現財富不平等問題,突出表現為工資不平等、收入不平等。富人與窮人之間存在1—3倍的工資差距、1—4倍的收入差距,並呈現逐步擴大的趨勢。(19)在一些西方國家,中產階層的收入出現停滯甚至有所減少,而收入最高階層的所得卻超幅增加。在美國,1%的高收入階層掌握了全國40%的財富,形成“1%與99%”的對立。(20)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的30年中,收入最高的1%獲取了美國新增國民收入的60%。2007年以來,這一趨勢並未改變。

    第二,社會流動惡化。社會流動性是西方發達國家保持社會發展活力的重要來源,美國的發展更得益于其超強的社會流動性。但當下西方國家的社會流動性呈下降趨勢。一方面,西方社會越來越封閉,階層固化日趨嚴重;另一方面,階層“下流”現象突出,特別是大量“中產階級”回落到底層,而下層民眾向上流動的難度越來越大。美國、英國、德國、加拿大、日本乃至韓國,都出現了中產階層數量從20世紀90年代的高位逐步回落,並呈現遞減趨勢。中產階級不僅存在量的縮減,而且還有質的惡化,表現為收入水平下降、生活負擔加重、生活水平下降。(21)所有這些,都為西方社會不滿和憤怒情緒的累積提供了溫床。

    第三,族群沖突加劇。二戰結束以來,西方社會開始流入大量國際移民,但社會認同仍能有效維持,族群關系相對和諧。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全球性的難民問題、泛歐洲的低生育率、泛西方的移民潮和移民的高出生率等同期交織,沖擊著西方社會結構,導致不同程度的人口危機。少數族裔日趨名不副實,對西方主流社會的認同也逐漸降低。(22)這樣,西方社會既有的均質文化基礎開始遭受沖擊,引發白人族群普遍的憂慮和不安,西方社會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認同危機。在文化宗教、勞動就業等問題的刺激下,社會認同危機與族群矛盾相互影響,社會不穩開始成為西方社會的“新常態”。

    第四,恐怖事件頻發。財富嚴重分化激化了階層之間的對立,使精英階層與貧困階層互生怨懟。而社會流動惡化則加深了底層社會的憤恨,把大量普通民眾推向右翼陣營。族群沖突加劇與社會認同式微惡性循環,導致整個社會關系日趨緊張。最終,絕大多數人成為既有社會秩序的批判者。在此情況下,暴力恐怖活動成為被憤怒、恐懼和不安所籠罩的西方社會宣泄情緒的重要手段。更有甚者,西方社會不少中產者乃至富裕階層既無明確政治訴求,也非反抗現存秩序,僅僅為了暴力狂歡而“選擇性參亂”,更突顯了意義失落之後的社會失序。(23)由于與極端政策主張和極右翼政治存在高度的親和性,暴力恐怖活動就具備了頻頻發難的內在推動力量和深厚的社會基礎。

    二、資本主義國家治理危機發生的原因

    觀察和分析資本主義國家治理發生的諸種危機和亂象,既有資本主義制度體系自身的弊端,也有具體國家內部機制、結構、政策等方面存在的不足或失誤。

    (一)資本主義經濟的結構性失衡

    持續的經濟衰退反映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結構性失衡。在缺乏結構性改革和實質性創新的情況下,傳統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都會失靈,且已造成新的經濟扭曲。因此,貨幣政策沒能撬動經濟發展,緊縮政策沒能降低債務,通脹政策則因風險過大而難以施行(24),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仍將持續。

    第一,新自由主義的泛濫。新自由主義是資本主義經濟結構性失衡的理論根源。其核心政策主張是“私有化、市場化和自由化”,實質是極端的市場原教旨主義。(25)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西方發達國家力主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倡導自由競爭和個人主義,主張經濟、貿易和金融自由化與私有化,反對國家干預經濟。(26)通過供給導向政策推動經濟發展,助推了減稅、減支、低利率等“劫貧濟富”政策大行其道,財富分化開始板結化。西方社會中產階層的薪水停止增長甚至減少,高薪者的收入明顯增加。從1971年到2007年,美國企業平均工資從每小時17.6美元下降為10美元,而企業高管與普通員工的工資差距則從40:1擴大到357:1。(27)這樣,西方社會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其結果必然是需求不足,這是導致經濟危機的重要原因。

    第二,失衡的經濟發展模式。在完成工業化後,西方制造業逐步衰退,虛擬經濟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引擎”,並催生了“金融創新”及金融衍生產品泛濫。在逐利本能的驅動下,虛擬經濟惡性膨脹並日益脫離實體經濟,金融資本畸形擴張並吸納實體資本,使西方國家出現產業“空心化”異象。當西方發達經濟體的運行風險被拉大到臨界點時,其經濟發展模式也陷入失衡狀態。增發貨幣只會被金融資本吸納,而無法流入實體經濟。財政緊縮只會加劇貧富差距,而財政擴張則會拉大債務風險。由此引發的一系列經濟後果,都是經濟失衡的必然結果。(28)

    第三,畸形的公共財政支出。二戰結束後,西方國家為維持政治合法性的民意基礎,普遍進行以教育、醫療和養老為重點的社會變革,社會開支比重顯著上升,稅收收入比重也普遍上漲。1980-2010年,各國稅收比重開始維持在30%—55%不等的高位。(29)政府稅收的歷史性增長,使社會開支佔到國民收入的25%—35%。這也意味著各國政府承擔著沉重的公共財政壓力,削弱了其財政能力並助長財政赤字產生。畸形的公共支出催生了債務型公共財政,並為債務危機埋下伏筆。如果金融危機時的財政狀況不佳,就會加劇經濟衰退的深度和持續時間。(30)相對于美、日等國,歐元區國家經濟整體復蘇乏力,其中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其財政狀況虛弱。

    第四,失靈的宏觀經濟政策。受新自由主義影響,西方發達經濟體普遍減少經濟干預,宏觀經濟政策作用相對有限。在西方國家,財政政策普遍受到較嚴格的限制,且往往引發持久論爭,以致錯過經濟干預的最佳時機。在歐盟,財政政策的自主權恰恰妨礙了聯盟的財政政策協調,抑制了快速有效反應能力。相比之下,西方發達國家普遍青睞貨幣政策。在正常情況下,貨幣當局一般通過公開市場業務對利率進行微調。但美、日、歐紛紛采取量化寬松政策的舉措表明,正常的貨幣工具已失效。盡管不斷增發貨幣促進了流動性資金,卻會加大新興市場和全球經濟的脆弱性,(31)最終惡化自身經濟條件。

    (二)民主政治體制的秩序性衰微

    西方各種政治亂象顯示了西方民主政治體制的制度性危機。在資本侵蝕和自由消解的共同作用下,程序性民主和實質性民主都遭受扭曲,整個政治體制陷入前所未有的秩序性衰微。

    第一,選舉民主異化。西方國家普遍實行選舉民主政治,周期性的競爭選舉對權力構成了剛性約束,權力必須對選民負責成為共識。這是當代西方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標志。它較好地解決了政治合法性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現代國家治理難題”。(32)但這種體制實質上是對實質民主的偏離,只注重形式而缺少價值。而且,它的有效運轉需有嚴苛的基礎,即經濟繁榮的合理分配、真實民主的政治互動以及有效認同的社會協調。否則,選舉民主極易異化。異化的選舉民主體制有利于擁有金錢、權勢和地位的精英階層,而不利于普通民眾的利益。這種階層利益矛盾通過選舉民主與實質民主的張力體現出來,最終危及民主價值自身,並引發一系列嚴重的政治亂象。(33)

    第二,政治體制失靈。當前歐美各國應對危機遲緩無力,助長了危機的深化。這與政府內斗、能力下降有直接聯系。其實,選舉民主體制具有內在的結構性缺陷,既難以有效回應民眾真實的訴求,也無法限制政治資本化的危害。更嚴重的是,異化的選舉體制容易與惡性的政黨競爭、自私的分權體制相耦合,使民主政治體制的實際運行過程日益退化為“否決政體”,(34)其結果就是政治體制的失靈。“否決政體”與周期性選舉政治、競爭性政黨體制、分立式權力結構互為表里,成為西方民主體制的結構性頑疾,也使西方政府陷入困境並成為亟須解決的問題所在。

    第三,政治力量失衡。二戰後西方國家的政治穩定得益于其政治力量的長期相對平衡。在歐洲,執政力量多為中左或中右政黨,極端政治力量受到嚴格限制。在美國,民主、共和兩黨總體維持著良性權力運行。因此,長期存在的左右競爭客觀上有利于促進西方政治發展。但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西方國家經濟社會出現重大變化,傳統政治力量格局失衡。除了綠黨等新左翼政黨,各種偏執型政治力量遍及西方世界。在此情況下,西方國家的政策主張日趨惡性競爭,沖突性乃至敵對性的政策主張明顯增多。不幸的是,在周期性競爭選舉體制的推動下,西方各國政治力量的失衡狀態不斷加劇,並有危及自由憲政體制的風險。近年來各國內部日趨緊張的政治關系就是鮮明反映。

    第四,政治改革乏力。西方政治格局曾多次遭受沖擊,但西方世界都能通過自我糾正機制予以化解。其廣泛的均質文化基礎和持久的自由價值信仰維護了民主憲政體制的合法性與有效性,確保了自我糾正機制的效能。但這種自我糾正機制正陷入失能的困境。當前西方社會普遍出現異質化的趨勢,極端個人主義導致自由民主的失調。資本精英民主重構民主並反制民主,導致民主自由化。(35)不斷被自由消解的民主,正日益失去其自我糾正能力。政治改革乏力是其必然結果。在問題面前,只有爭而不議、議而不決、決而難行、行而無效的改革漩渦,鮮有實質性舉措,充滿極端化論爭。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和美國總統大選,均是自由民主的理論死結與現實困境的鮮明腳注。

    (三)社會文化秩序的認同性危機

    蔓延西方世界的社會動蕩昭示出嚴重的認同性危機。受人口構成、社會文化和社會分配的結構性變遷影響,階層對抗和族群沖突都趨于激化,原有的社會秩序基礎正在遭受腐蝕,撕裂的張力危害著社會共同體的情感紐帶。

    第一,資本主義私有制導致收入分配不平等並引發失衡心理。當前西方社會各種不平等問題的加劇,直接原因在于長期持續的收入分配不平等。而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必然導致財富分配不平等的後果。歐美國家不平等的加劇,主要表現為工資不平等程度的上升。在其他西方國家,不平等的加劇則主要表現為就業不平等程度上升。(36)長期以來,大部分西方國家對資本收益率的征稅力度遠小于勞動收入,這在制度形式上固化了社會貧富的差距。這種有悖正義的不公平分配,使社會心理產生失衡,引發社會階層的對立和沖突。

    第二,傳統人口結構變化導致社會認同下降並激化族群沖突。在正常情況下,社會認同的維持有賴于相對穩定的社會人口結構。而社會人口的結構性變化,則會導致社會認同危機。長期以來,西方國家人口結構主要以白人群體為主,均質性社會特征明顯。但是,這種情況自20世紀70年代起逐步發生變化。持續的低生育率降低了白人群體的人口總量,高出生率和持續的移民潮、難民潮則提高了少數族裔群體的人口總數。在美國,各年齡段白人族裔佔總人口的比例呈現遞減特征,而非洲裔、拉美裔、亞裔等少數族裔群體的數量則不斷擴大,引發白人的焦慮和不安。(37)人口的結構性變化正成為西方的通病,社會認同的彌散化帶來了族群沖突的頻發。

    第三,多元社會文化異化導致主流價值觀迷失並引發社會撕裂。相對牢固的主流價值觀是社會穩定的精神紐帶。長期以來,西方世界奉行多元文化政策,以期有效地實現社會整合。但這種政策正異化成一種消解社會認同的機制。美國的“大熔爐”、加拿大的“馬賽克”等社會整合機制已顯示日益失效的跡象。實際上,程序上的多元文化政策與實質意義上的社會政策存在結構性矛盾。當多元文化政策有利于單個族群的不斷自我強化和極端個體主義,而不利于社會整體的凝聚時,這種矛盾通過自由主義和社會認同的張力體現出來,最終使多元文化政策背離其所承載的社會整合規範。主流價值觀的迷失就是這種背離或緊張關系的自然結果,而主流價值觀的消解則必然引發不同程度的社會撕裂。

    三、西方國家應對危機的努力

    資本主義國家治理危機使西方世界陷入經濟、政治和社會等領域的全面困擾。為緩解危機,主要發達國家作出了各種努力。但是,在根本制度沒有進行實質性改革的情況下,西方世界應對危機所作的努力仍然難以奏效。

    (一)深化宏觀經濟調控

    從歷史上看,除極少數危機外,西方國家大多從拉動需求與增加就業、產業升級與改善管理、科技發展與開闢新增長點、改善福利與結構調整的相互結合等方面予以應對,取得較好效果。但受制于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歷史特征,目前西方國家采取的措施成效有限。

    第一,厲行財政緊縮政策。對深陷債務危機的西方國家來說,財政緊縮有助于減輕其支息壓力。這是目前歐洲正在遵循的路徑,也為美、日等國所采用。其中,削減公職人員薪金和社會公共開支,成為西方國家減支增收的首選方式。但該政策過于苛刻,與刺激經濟增長存在結構性沖突,會造成經濟衰退和失業率上升等不良後果。2012年,盡管歐元區財政赤字同比從3.6%下降至2%,但GDP整體下降了0.6%,政府債務比重從87.3%升至90.6%。(38)希臘、西班牙等國因實施緊縮財政政策導致政府更迭。嚴厲的財政緊縮政策,威脅了歐洲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政治穩定。有鑒于此,西方發達國家趨向更靈活的財政政策,同時推進結構調整和新增就業等內容。

    第二,削減巨額公共債務。龐大的公共債務會消耗有限的財政資源,抑制經濟投資、擴大就業等政策能力。幅度過大或過小的財政緊縮,都會破壞經濟增長基礎,無助于實質地降低巨額債務。但各國政府卻希望通過更多的廉價資金與債務來應對,以致公共債務不減反升。為清償而非新增債務,歐盟創設了“歐洲償還基金”,接管所有債務水平超過歐盟規定上限的超額債務。(39)為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歐盟簽訂了具有“財政契約”意義的《歐洲經濟貨幣聯盟穩定、協調和治理公約》。為完善銀行業治理,歐盟自2016年起還以“單一清算基金”取代並整合各國清算基金。目前這些舉措已初顯成效,但最終效果還有待觀察。

    第三,減少社會福利支出。福利保障本身並無過錯,但借貸維持的高福利支出卻是把許多國家拖進債務危機的重要推手,曾讓人自豪的福利制度變成了最有問題的制度之一。(40)受迫于赤字與債務壓力,減少社會福利支出成為西方發達國家的重要選擇。在歐陸國家,僅養老金就佔到社會支出的12%—13%,英、美國家的比重也達6%—7%。(41)為此,英、法、德等國普遍延長或上調退休年齡及養老金繳費年限,暫停乃至取消養老金的通脹補貼,以減輕支付養老金的壓力。此外,下調失業福利、降低醫保支出等也是減少福利支出的重要內容。但這些政策已引起許多工會的激烈反應,在經濟基礎和財政狀況較弱的希臘、西班牙等國尤為突出。

    第四,加強貨幣的流動性。加強流動性資金是刺激經濟增長的重要杠桿,也是美、歐、日采取積極貨幣政策的主要原因。但因2008年以來危機之嚴重,以致常規貨幣工具無法奏效,迫使各國采取極端的量化貨幣政策。美聯儲堪稱該項政策的始作俑者,歐、日等國貨幣當局則相對謹慎。歐元區國家起初主要向大金融機構和大公司注入資金,但效果不彰且備受指責,迫使其在2015年1月首次啟動量化寬松政策。(42)總體來看,由于西方發達國家創造了必要的流動性,避免了銀行機構倒閉和金融系統崩潰,這場危機還沒有觸發毀滅性的蕭條和恐慌。不過,在金融業沒有得到實質性監管的情況下,這些實用主義措施無助于解決結構性問題,其效果也很有限。

    第五,擴大對外貿易投資。從歷史上看,加強對外貿易投資是應對危機並刺激經濟增長的重要舉措。但英國“脫歐”反映了西方世界的“反全球化”情緒。當前西方主要經濟體都在經營本地區或跨地區各種“集團化”進程,(43)以美國為主導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定,旨在重塑西方國家對全球經濟治理的主導權。可以說,西方發達國家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和自貿區碎片化,挑戰著困境中的全球經濟治理。(44)在經濟全球化不斷深化的情況下,推動全球經濟治理更加公正合理乃大勢所趨,西方國家抱守保護性和碎片化的貿易投資舉措,既是不負責任的體現,在根本上也有損其自身的長遠發展。

    (二)推動民主政治改革

    與1929年“大蕭條”引發的危機相比,當前資本主義治理危機在範圍和深度上相對有限,但也產生了較大負面影響。面對選舉被資本力量操縱、政府受政黨惡斗困擾和選民短視束縛的現實,(45)如何解決政府自身的問題成為改革政治體制的關鍵。

    第一,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決策能力是政府治理的基礎,決策不力必然導致政府治理失效。誠如熊彼特所言,民主體制要順利運行,反對派與政府的支持者都必須尊重妥協精神,否則極易導致民主衰敗。(46)這意味著政黨政治需向“妥協”和“協商”精神回歸,同時需擴大政治參與並增加政府透明度。在國家層面,德國、荷蘭等國不斷鞏固既有共識,加強政府能力。但歐盟體制越來越美國化,決策過程出現諸多“否決點”。當前歐盟逐步采取多種妥協形式,深化政治機構的協商共識以應對一體化危機。而美國由于反強政府的文化傳統,除非外部震蕩催生真正的改革集團,才可能切實加強政府能力。(47)

    第二,調整政府職能導向。決策能力並不能帶來良好的政府治理,善治的實現有賴于政府職能的有效定位。二戰後,西方國家一度堅持凱恩斯主義政府職能,在財政張力下維持著較好治理。但新自由主義政府職能的盛行催化了大規模“政治私有化”,造就利益集團過度介入決策的沉痾,使政府職能偏離公共利益導向。因此,使政府職能回歸公共利益、恢復政府自主性是重要的改革方向。相對而言,日、歐等國的政府職能有更好的調節服務傳統,能夠遏制利益集團的不當介入。2010年奧巴馬政府頒布“說客限制禁令”、2014年前後美國聯邦選舉委員會對政治競選捐款總額設限,力圖遏制說客和金錢在政治決策中的影響,但都被保守力量予以推翻,凸顯了觸動利益集團的改革的難度。

    第三,改善民主治理績效。彰顯某種制度價值的關鍵在于優質的績效,而非說教。當其他民主體制效果優良,而西方民主體制治理不彰時,人們就會產生質疑和不滿。(48)當今西方民主體制最大的障礙在于各種利益集團,它們在政府施政過程中扮演著破壞者的角色。要維持並提高民主治理績效,前提是理順並護持體制運行的內在邏輯︰權力對選民負責,政府捍衛最基本的價值——“基于公平的正義”。近年來,西歐各國的新社會運動,以去政治化的“中性政治”訴求沖擊傳統政治,顯示出匡正民主體制運行邏輯的決心。各國左翼政黨及工會力量的有力組織和整合,就是這種改革思路的主要代表。(49)

    第四,構建信息化新型民主。在信息化時代,西方民主體制遇到了許多新問題,但也獲得了進行反思和改革的新機遇。例如,在代議制民主不能有效體現民主價值並使民主體制有效運轉的情況下,網絡民主可增強公共責任感,(50)對代議民主進行補充和完善。在歐洲,網絡民主開始嵌入歐盟治理,彌補了代議民主的諸多弊端。不過,由于網絡治理的相對滯後,網絡民主仍屬利弊參半的新事物。“佔領華爾街”運動在很大程度上顯示了網絡民主的破壞性,揭示了解決問題的新辦法可能導致更復雜的新問題的困境。

    (三)規範調整社會秩序

    歷史表明,社會秩序的失範如不能得到及時治理,將助長各種極端行為大行其道,並把社會引向災難性危局。而要有效調整社會秩序,改善社會治理至關重要。這也是西方發達國家應對社會危機的基本思路。

    第一,加強移民監管。加強移民事務治理是理順族群關系並改善社會結構的重要基礎。英國“脫歐”傳達了英國公民對歐盟移民和難民政策的不滿,英國將削減淨移民數量。奧巴馬政府綜合勞動力和政治因素,對大量非法移民實施特赦,但候任總統特朗普將可能撤銷非法移民法案,實行驅逐政策並阻擋更多非法移民入境,乃至收緊合法移民歸化政策。歐盟出于人道主義和勞動市場等考慮,采取有限制接納難民的政策,但該政策引發越來越多的爭議,加劇了歐盟社會的緊張關系。(51)此外,由于西方發達國家在種族問題上陷入“政治正確”的困境,如何深化既有族裔的社會認同,仍是其社會整合問題的持久挑戰。

    第二,提高生育水平。低生育率和老齡化問題已困擾西方發達國家多年,威脅其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據聯合國數據顯示,歐盟多國總生育率均低于維持人口規模所需的2.1標準水平。為彌補勞動力缺口,德國每年都要引入大量移民。但事實表明,移民會導致族群沖突等更嚴重的新問題。社會危機的存在突顯了生育問題的緊迫性。生育不僅事關社會整合,還事關人力資本、消費需求等經濟社會戰略發展。從長遠看,實質性地平衡人口結構,提高生育率是根本之道。日本早在1995年就采取育兒休假、增加生育支出等措施,設置少子化擔當大臣專司其事,但收效甚微。(52)西歐國家普遍采取孕育補貼等支持生育的措施,但僅有英、法等少數國家取得相對成效。

    第三,改善財富分配。限制移民和提高生育水平或有助于緩解族群沖突,卻無助于消除階層對立。由于社會性轉移可以補償收入損失、緩解貧富差距,從而成為西歐國家的重要舉措。但此舉可能導致財政和債務風險,為此,西方國家在有限調整二次分配的基礎上,把改善財富分配的做法轉向首次分配。在歐洲,主要國家紛紛出台各種減稅政策和新增就業計劃,減輕貧困家庭的稅務負擔,擴大其家庭收入來源。法國政府甚至采取征收特別資本稅的形式縮小貧富差距。在美國,奧巴馬政府推行的醫保法案,目的在于降低家庭醫保支出的壓力。特朗普擬議的中產階級稅務減輕和簡化法案,也旨在推動經濟增長和拉動新增就業,以期縮小貧富差距。(53)

    第四,加強社會安全治理。加強移民監管和改善財富分配都需要一個過程,但改善社會安全卻刻不容緩。2011年以來,各種騷亂、連環槍擊案席卷從歐洲的倫敦、巴黎、哥本哈根到美國的各大中小城市,除各種“政策矛盾”作祟外,社會安全治理不力也是西方社會治理環境惡化的重要推手。在美國,人們陷入槍支使用的持久爭論,卻遲遲未有實質性舉措。特朗普在“百日新政”中強調恢復社區安全法案,建立專項工作組減少暴力犯罪等主張,這些主張能否落地雖尚有待觀察,但全美監獄存在人滿為患和管理混亂等痼疾,卻是不爭事實。在歐洲,地方治安和跨國犯罪問題同樣不容忽視。近年來,歐盟加強了對移民控制、邊境安全等司法與內務的合作,但其權能範圍和主導性都有待加強。

    第五,重塑新型公民社會。當前,歐洲極端政治勢力正煽動著社會的撕裂,他們既抵抗外來移民,也拒絕難民涌入。(54)美國社會也潛藏著大量的民粹主義和排外主義,無視美國經濟形勢緩慢復蘇的事實,使整個社會演變成“非理性的胡鬧”。(55)這些都反映了西方公民社會的萎縮。近年來歐美新公民社會的興起,顯示了人們擺脫資本鉗制和政治纏繞的嘗試,重新喚醒人們對公民社會的關注和參與,力圖恢復並保持社會組織的獨立性及其倫理引領等功能。新公民社會或許有助于實現更有效的互動和更有力的行動,彌合撕裂中的社會共同體。

    四、西方治理危機對中國國家治理的啟示

    當前,資本主義國家治理危機還在持續,有關西方國家的發展前景還有待觀察。在全球化進程不斷深化的當今時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治理所面臨的這些困境,不僅可能牽涉和影響中國的發展,也可能成為中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中必須引以為戒的問題,給中國留下了許多深刻的啟示。

    一是始終保持制度發展的生機活力。人類政治秩序的發展史表明,任何制度都必須保持活力和創新,否則都會走向衰敗。西方民主制度衰微的根源即在于其保守僵化。當前,中國發展的內外環境正在發生深刻變化,面臨的挑戰和考驗也前所未有。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不斷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56)通過扎實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使政府、市場和社會三類基本力量均衡發展,既以制度建設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又以國家治理現代化不斷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始終保持制度發展的生機活力。惟有這樣,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才能在穩定與改革的基礎上持續向前發展。

    二是著力加強國家治理能力建設。良好的現代政治秩序需要同時具備強國家、法治和問責制。在很大程度上,資本主義的治理危機在于其選舉機制和制衡機制導致問責過度,腐蝕了國家能力,顯示了政治秩序要素本末倒置的嚴重危害。因此,要把加強國家治理能力建設視為政治發展的要務,重點又在于加強政府治理能力,不斷優化政府結構及政府職能,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的科學性、民主性和有效性,(57)使政府更好地發揮經濟治理和社會治理的作用。在此基礎上,有序推進法治和責任政府建設,不斷鞏固和發展政治合法性。

    三是持續改善經濟治理。經濟發展從來都是政治合法性的必要條件,而經濟衰退及失衡發展則會引發嚴重的政治社會危機。當前西方發達國家的境遇,主要是經濟治理不善的結果。中國經濟發展正處于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政策消化期、新的政策探索期“四期疊加”的關鍵階段,能否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事關中國政治安全和社會穩定大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其效率與公平兼顧的制度優越性,從根本上有別于資本主義私有制。但其有效性有賴于持續改善我國的經濟治理能力及結構,即推進政府、市場和社會有機統一的經濟秩序建設,更好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完善宏觀調控體系和開放型經濟體系,推動經濟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58)

    四是有序推進社會治理。任何社會都有其運行邏輯,這是社會秩序健康發展的必要條件。這一邏輯主要在于穩定的人口結構,並以順暢的社會流動、牢靠的社會認同和穩定的價值體系為基本要素。這些不僅是在西方社會有不同程度的缺失,也是中國社會發展可能面臨的問題。因此,尚處于社會轉型期的中國,尤其要重視以推動人口持續發展為核心、促進社會公平為導向、化解社會矛盾為抓手,防止出現階層固化、認同失範、價值混亂等問題,不斷促進社會流動,夯實社會認同並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推動社會有序和諧發展。

    五是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在一定程度上,資本主義治理危機反映了西方國家對世界經濟版圖與全球治理力量變化的焦慮和不安,也暴露了其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的體制性問題。(59)西方國家雖已陷入困境,卻既不想積極面對新興國家的崛起,又不願推動全球治理民主化變革,而是抱守既定的國際事務主導權。但隨著國際力量對比消長變化和全球性挑戰日益增多,加強全球治理、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乃大勢所趨。因此,必須抓住機遇、順勢而為,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為中國發展創造更加有利的外部條件,同時,深刻認識全球治理給國家治理帶來的外部影響,有效地把它轉化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外部動力,通過良性互動促進和深化國家治理。(60)

    ヾ"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Fostering Stability in a Low-Growth,Low-Rate Era",see from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gfsr/2016/02/index.htm.

    ゝ"World Economic Outlook:Subdued Demand:Symptoms and Remedies",see from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6/02/.

    ゞ[德]丹尼爾•施特爾特《21世紀債務論》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5年版第36頁。

    々"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Financial Stress and Deleveraging Macro-Financial Implications and Policy",see from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gfsr/2008/02/.

    ぁ[法]雅克•阿塔利《國家的破產》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80頁。

    あ宗寒《從虛擬經濟看西方金融危機》,載于《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12第3期。

    ぃ[法]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583—584頁。

    い宗寒《從虛擬經濟看西方金融危機》,載于《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12第3期。

    ぅ《歐洲2013年平均財政赤字率下降》,參見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m/201404/20140400560489.shtml。

    う《歐盟和歐元區成員國政府債務比例上升》,載于2015年10月27日《經濟日報》。

    (11)範春奕《歐債危機爆發以來歐元區各國經濟表現初探》,載于《上海金融》2014年第8期。

    (12)《“安倍經濟學”難阻日本經濟頹勢》,載于2015年8月20日《經濟日報》。

    (13)馬鐘成《從英國脫歐公投看西方政治體制的衰敗》,載于《紅旗文稿》2016年第15期。

    (14)史志欽、賴雪儀《西歐分離主義的發展趨勢前瞻》,載于《人民論壇》2016年第8期。

    (15)馬曉霖《川普革命︰重塑美國,震動世界》,載于2016年11月10日《華夏時報》。

    (16)段德敏《英美極化政治中的民主與民粹》,載于《探索與爭鳴》2016年第10期。

    (17)See Katherine Cramer,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Rural Consciousness in Wisconsin and the Rise of Scott Walke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6.

    (18)張磊《西方政治、社會制度變革面臨的制約因素》,載于《紅旗文稿》2012年第16期。

    (19)參見[法]托馬斯•皮凱蒂《不平等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前言。

    (20)何亞非《西方政體已現制度性危機》,載于2016年8月15日《第一財經日報》。

    (21)宋麗丹《西方社會“中產階級危機”的真相》,載于《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4年第5期。

    (22)王璐《西方社會認同危機的政策根源》,載于2016年9月7日《中國社會科學報》。

    (23)汪新建、呂小康《意義失落加劇西方社會認同危機》,載于《人民論壇》2011年第18期。

    (24)[德]丹尼爾•施特爾特《21世紀債務論》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5年版第136頁。

    (25)林毅夫《照搬西方主流經濟理論是行不通的》,載于《求是》2016年第20期。

    (26)李慎明《新自由主義的危害》,載于《人民論壇》2013年第3期。

    (27)胡樂明等《從國際金融危機看西方新自由主義》,載于2012年5月17日《人民日報》。

    (28)參見[德]丹尼爾•施特爾特《21世紀債務論》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5年版譯者序。

    (29)[法]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489頁。

    (30)"Fiscal Monitor:Debt:Use It Wisely",see from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fm/2016/02/fmindex.htm.

    (31)"Vulnerabilities,Legacies,and Policy Challenges:Risks Rotating to Emerging Markets",see from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GFSR/2015/02/index.htm.

    (32)王鴻剛《西方世界的“現代國家治理難題”》,載于《現代國際關系》2016年第8期。

    (33)See Arlie Horchschild,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Anger and Mourning on the American Right,New York:The New Press,2016.

    (34)參見[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35)參見張飛岸《被自由消解的民主︰民主化的現實困境與理論反思》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

    (36)[法]托馬斯•皮凱蒂《不平等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30頁。

    (37)參見[美]塞繆爾•亨廷頓《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新華出版社2005年版。

    (38)《2012年歐元區各國財政赤字佔比下降》,參見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m/201310/20131000362717.shtml.

    (39)German Council of Economic Experts,"The European Redemption Pact(ERP)-Questions and Answers",25th January 2012.

    (40)陳玉剛《金融危機凸顯西方制度缺陷》,載于《學習月刊》2012年第1期。

    (41)[法]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492頁。

    (42)《歐洲央行下猛藥︰實施萬億歐元的量化寬松政策》,載于2015年1月24日《中國青年報》。

    (43)王毅《全球治理的困境與中國作用》,載于《時事報告》2014年第10期。

    (44)參見王文等《當下全球治理最迫切的四大挑戰》,載于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主編《G20與可持續發展目標2030》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

    (45)金太軍、周義程《西式選舉民主的病癥與病根》,載于《紅旗文稿》2016年第17期。

    (46)參見[美]約瑟夫•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

    (47)Francis Fukuyama,"America in Decay:The Sources of Political Dysfunction",in Foreign Affairs,Vol.93,No.5,September/October 2014,pp.3-26.

    (48)鐘聲《為什麼西方國家需要政治變革》,載于2011年8月26日《人民日報》。

    (49)曹亞雄、秦麗萍《論後危機時代西方國家的新社會運動》,載于《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2期。

    (50)Cachy Brant,Cyberdemocracy:Technology,Cities and Civic Network,Londer:Routledge,2001,pp.152-156.

    (51)《特雷莎•梅埋葬了撒切爾主義》,參見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9782?tcode=smartrecommend&ulu-rcmd=21_fc036266b0f846779e17b86fe7267830。

    (52)《日本應對少子化措施收效甚微》,載于2014年11月6日《新華每日電訊》。

    (53)"Trump in Gettysburg:'Look to Lincoln's Example' to Heal Divisions",see from http://insider.foxnews.com/2016/10/22/donald-trump-gettysburg-address-speech-abraham-lincoln-immigration-trade-jobs?page=1。

    (54)參見丁一凡《民主悖論》中國發展出版社2016年版。

    (55)參見[美]布萊恩•卡普蘭《理性選民的神話》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56)《堅持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載于2012年6月13日《人民日報》。

    (57)王浦劬《國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的含義及其相互關系》,載于《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4年第3期。

    (58)《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參見人民網2012年11月9日,http://polities.People.com.en/n/2012/1109/c1001-19529890.html。

    (59)《美國大選︰疲憊帝國的政治回歸》,參見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0014?page=rest。

    (60)吳志成《全球治理對國家治理的影響》,載于《中國社會科學》2016年第6期。

作者︰ 吳志成 吳宇 吳宗敏 責編︰ 範紅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