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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西方左翼思潮對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分析、研判和展望

2017年11月01日 05:03:23 來源︰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念》2015年10期

    社會主義在本質上是起源于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剖析和謀求變革社會現實的理論和政治實踐。冷戰結束後,西方主流理論大都指出,歷史已經走到了盡頭,資本主義制度將成為自然永恆的人類制度。在這一時期,對資本主義的反思和批判一度淪為極度邊緣化的左翼思潮。但2008年爆發于美國、席卷全球的國際金融危機粉碎了全球化時代的黃金神話。“21世紀的世界簡史”似乎一夜之間由寬闊平坦的大路回到了陡峭彎曲的險途,ヾ新世紀初那種彌漫全球的樂觀情緒消退了,取而代之的是對世界的不確定性和風險的疑慮或擔憂,各種診斷和剖析資本主義病癥和問題的論文著述大量涌現,越來越多的聲音開始質問資本主義的前途和命運問題,開始重溫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的分析和診斷,重溫馬克思的理論洞見和歷史預言,或者將社會主義作為替代性的道路或方案,試圖給出左翼政治的理論和實踐回應。

    一、當前西方左翼學者關于資本主義運行機制的若干診斷

    2008年世界國際危機爆發以來,以美國—美元體系為軸心的世界資本主義秩序遭遇了嚴峻的挑戰和可能被撼動的危機,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在衰退和蕭條的邊緣徘徊,西方世界對資本主義的反思和批判一直是社會輿論關注的焦點。盡管西方主流輿論認為這一體系依然可以運轉下去,只是需要進行或深或淺的調整和轉型而已。但是,資本主義的前途和命運問題越來越普遍地成為西方知識界和輿論界關注的焦點。

    (一)對當前資本主義危機根本原因的診斷

    21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的危機往往表現為金融危機、信用危機或債務危機,但資本主義危機的當代表現形式並沒有超出馬克思的基本分析。

    2008年之後,關于國際金融危機的一系列馬克思主義分析紛紛出現。英國學者克里斯•哈曼(Chris Harman)于2009年出版的《僵尸資本主義》(Zombie Capitalism︰Global Crisis and the Relevance of Marx),就是在2008年危機之後對這場危機重新復活馬克思主義診斷的力作,ゝ作者之所以起名為《僵尸資本主義》,乃是因為該書繼承了馬克思的洞見,即資本主義是“死者”對于“生者”、過去對于現在、死勞動對于活勞動的支配。ゞ該書指出,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並不是正統經濟學所認為的那樣,是金融部門的過度自由和去管制化所導致的,而是20世紀70年代出現的資本主義世界危機——導致危機的因素並沒有為後30多年的世界經濟繁榮期所化解,而是被其所掩蓋、積累或推延——在21世紀的今天的深化和延遲爆發。[1](p.304)

    在眾多解釋2008年以來國際金融危機及其經濟衰退的左翼著述中,安德魯•克萊曼(Andrew Kliman)于2012年出版的《大失敗︰資本主義生產大衰退的根本原因》(BIG FAILURE︰Capitalist Production the Root Cause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々則是一部恢復馬克思利潤率下降規律(LTFRP)——這一規律被馬克思譽為“現代政治經濟學的最重要的規律,是理解最困難的關系的最本質的規律”——對資本主義危機的解釋效力的著述。與其他左翼學者的觀點不同,克萊曼認為,利潤率下降規律是否成立不僅具有理論意義,而且具有深遠的政治意義。如果這一規律不成立,就意味著資本主義不再具有脆弱性,就沒有必要廢黜資本主義體系;那麼,被危機提上日程的就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方案,而是凱恩斯主義的方案。[2](p.67)克萊曼的《大失敗》的基本意義,就是恢復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尤其是利潤率下降規律對于資本主義危機的解釋力,因而也就恢復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總體性判斷,使得“克萊曼的理論在當前眾多關于危機的解釋中脫穎而出”。[3]

    (二)對當前資本主義危機表現形式的分析

    2008年爆發于美國的國際金融危機與資本主義的實體和金融資本嚴重的過剩積累相關。自20世紀70年代初系統性危機出現以來,伴隨著利潤率的深層次問題,資本主義出現了一次新的長期過剩積累期。這一階段(20世紀70年代)被一些學者稱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進入上升階段的康德拉季耶夫長波周期的轉折點,爆發于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機並非單純是資本主義金融體系進入所謂明斯基時刻(Minsky Moment)的作用進程,而是標志著這一長波周期的結束,標志著衰退、蕭條和危機的真正來臨。[4]

    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美國的巴蘭、斯威齊、馬格多夫等左翼學者就在探討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在未來是否會重演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問題。在他們看來,資本主義的那種漸趨停滯的、日益靠債務杠桿的金融和信用活動來支撐的經濟,是一種無法自我修復的制度,由此所引發的問題必然以危機的形式爆發。在30年後的今天,這些學者的論證可謂“一語成讖”,“資本主義經濟的失敗”已經成為今天的根本事實。[5]對于這場危機,美國學者約翰•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和弗雷德•馬格多夫(Fred Magdoff)撰文指出,20世紀7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中的實體性生產和投資一直處于停滯趨勢,實體經濟的停滯意味著經濟生活日益依賴金融業務的擴大與貨幣資本的積累,“金融化是資本應對實體經濟停滯的措施”,但金融化根本無法脫離實體經濟的約束無限制擴張,所以,“金融化的危機不過是實體經濟停滯的外化”,脫離實體經濟基礎的金融化和虛擬化必然導致一系列嚴重的問題,最終導致了2008年的美國和世界金融危機。[6]

    這場危機表現為突出的債務危機,所以,對債務資本主義(indebted capitalism)的批判也成為理論關注的焦點。美國學者邁克爾•哈特(Michael Hardt)在《債務紐帶——反對公共善的借貸》一書中指出,債務不僅是一個狹義的經濟概念,而且是一個廣義的社會概念。在資本主義體系中,債務是攫取的工具,也是人與人相互依賴關系的紐帶和渠道,“一切未來之道都是借助巨大債務的疊加”,債務在不斷的資本化乃至貨幣化的自我增殖中,本身就蘊含著無法自我償付的危機,所以,我們必須尋找到一種途徑或方法,用以克服債務體系帶來的償付危機。[7]

    (三)對資本主義前途和命運的反思

    在反思資本主義的金融、債務和衰退危機的西方輿論中,越來越多的文章在關注資本主義的前途和命運問題,也提出了或保守或激進的各種形式的替代方案。

    一是以溫和的立場談論資本主義的矛盾、問題、修正和適度的調整。現代資本主義的弊端顯而易見︰日益加劇的氣候變化、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全球化的金融危機、各種反全球化和反資本主義的運動,等等。因此許多學者指出,盡管世界歷經幾十年的經濟增長和繁榮,但“沒有節制的過度的資本主義”越來越被視為造成全球經濟、社會和環境危機的主要原因。因此有必要防止“過度的資本主義”,使這一體制變得有節制,有社會、環境和人文的包容性,從而克服自身的弊病,使之成為現代社會的經濟增長和普遍繁榮的有效機制。[8]美國學者保羅•波爾曼(Paul Polman)和琳恩•羅斯柴爾德(Lynn F.Rothschild)撰文指出,資本主義把世界經濟引向了前所未有的繁榮,但也存在著嚴重的機能不良,如果這些問題不能有效解決,那麼資本主義便會陷入危險境地,隨之消失的將是人類對經濟增長和繁榮的熱切憧憬。因此,資本主義必須變革它自身的模式或運行機制,將其變更為諸如自覺資本主義(conscious capitalism)、道德資本主義(moral capitalism)和包容性資本主義(inclusive capitalism)。[9]

    二是以激進的立場談論資本主義的病癥、問題和可能的替代性議程。日本《經濟學人》周刊2014年8月刊文分析,21世紀資本主義的特點是金錢游戲橫行和金融日益龐大,不僅如此,21世紀的資本主義已經呈現出它的衰落或終結特征︰其一,資本主義已經失去了“中心”擴張或增殖的“周邊”空間;其二,利率的低下標志著資本的利潤率極低,資本很難進一步擴張和自我增殖。這兩點表明資本主義已經遭遇自身的局限,不得不面臨模式轉換的問題。ぁ西班牙《起義報》2014年刊文指出,21世紀已經過去了將近15年,目前的情況是︰世界資本主義正在面臨徹底終結的危機,這場危機很可能引發一場普遍的戰爭,同時導致環境問題的惡化,但也可能催生一個新的世界。“缺乏資本主義替代模式”的撒切爾主義已經被西方世界各主要社會主義政黨所接受,導致共產主義和其他左翼政黨陷入孤立無援狀態。如果中國能夠擺脫新自由主義陷阱,防止市場無序狀態,並將重點放在謀求中國和世界的福祉上,那麼,中國將會在西方左翼的重新定義中發揮主導作用。[10]

    二、當前西方左翼學者對馬克思的洞見、預言和方法的重溫

    在西方世界,每當資本主義疲態盡顯,馬克思的幽靈總是以這樣那樣的方式復活,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其他左翼的社會替代方案總是或隱或顯地回到政治的前台和輿論的中心。2008年以來,西方的知識界和輿論界不論是左翼還是右翼都開始重溫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的分析與診斷、理論洞見與歷史預言。

    (一)對馬克思主義時效性的理論辯護

    馬克思主義不只是一種思潮,它曾經是一場世界性的社會政治實踐。然而自20世紀80年代以後開始式微,尤其蘇聯解體、東歐劇變,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幾乎成了歷史的古董。然而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雄辯地證明了我們仍然處于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時代,馬克思所揭示的資本主義問題不僅一個沒有解決,而且愈演愈烈。在這個意義上說,只要資本主義制度還存在一天,馬克思主義就不會消亡。英國《金融時報》在2011年刊登的一篇書評中寫道︰“如果馬克思將成為新世紀的‘下一個大思想家’,那麼,就有必要對馬克思給出一個真實的評價。”[11]

    對此,英國學者伊格爾頓在2011年出版的《馬克思為什麼是對的》一書中,直接針對馬克思主義的時效性、理論本質和政治等問題展開專門論述。在該書中,作者總結羅列了十個對馬克思主義的最常見的批評,並給出了針鋒相對的回應或回答,以“申辯”的方式闡明馬克思主義為什麼是對的,還馬克思主義的本來面目,甚至有人干脆將伊格爾頓羅列的關于馬克思主義的十個問題及其相應回答稱為理性回歸馬克思主義傳統的“十誡”。あ伊格爾頓指出,馬克思是少有的能夠改變歷史進程的思想家,他“徹底改變了我們對人類歷史的理解”,他的不可超越的貢獻就是“對資本主義做出了有史以來最徹底、最嚴厲、最全面的批判”。[12](pp.2、6-7)當代的女權主義、生態主義、反全球化等激進運動,尤其是反資本主義運動,它們根本談不上與馬克思主義有什麼根本性的決裂,在根本上也都沒有超越馬克思,反而都是從馬克思那里汲取力量,在各自的視域內都無法回避馬克思所揭示的資本主義問題,馬克思主義反而是運動的最堅定的支持者。所以,馬克思仍然是我們同時代的人,馬克思主義仍然是我們同時代的思想。

    在一次訪談中,伊格爾頓明確指出︰“讓馬克思主義或至少社會主義回到議程的因素是資本主義危機。”ぃ因此有學者指出,我們這個時代“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馬克思”。[13]

    (二)馬克思主義歷史洞見的理論重溫

    2008年之後,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的理論洞見和歷史預言,已經不僅是左翼思潮的重溫對象了,而且也成了西方主流媒體的話題。2014年,美國《紐約時報》專門發表一組題為《馬克思說的對嗎?》的筆談,い圍繞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的分析、判斷和預見展開對話。

    這組筆談指出,21世紀以來,馬克思聲稱導致資本主義滅亡的諸多力量——財富的集中與全球化、失業的長久持續、工資的下降——再度成為令人不安的現實,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前途的看法得到了越來越多的證實。21世紀的世界經濟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是19世紀資本主義的回歸,倘若不采取馬克思的分析方法,就很難理解當前令人沮喪的經濟現實;同時,如果我們無法開出醫治資本主義的藥方,那麼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本身包含著自我毀滅的種子就會不幸地成為當下的現實。所以,馬克思盡管是19世紀的思想家,但馬克思預見到資本主義的生產過剩必然導致利潤率下降,認識到金融資本主義對整個經濟體系的主導作用和它的破壞潛力,從而引發一系列的衰退和經濟危機,這都是極富洞察力的。

    回顧和重溫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的分析和論斷的另一主要表現,就是一些西方學者自覺運用馬克思的分析方法剖析當前資本主義的特征、病癥、危機的成因及其表現形式。此外,葡萄牙學者羅伯特•庫爾茨(Robert Kurz)在《馬克思的理論、危機和資本主義的廢黜》一文中指出,資本主義不是相同狀況的永恆循環,而是一個歷史的驅動,每一次危機相比前一次危機都是在具有更高的積累率和生產力的前提下爆發的,每一次危機都呈現出新的特征,但是資本主義始終有它的內在限制,這一內在限制就是資本本身。[14]所以,馬克思的理論是關于資本主義的動力、矛盾和內在限制的理論,它對于今天資本主義的特征、動力機制、矛盾,以及危機的新的表現形式的分析具有永恆的價值,同時也具有拓展的空間。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自馬克思寫作《資本論》以來,世界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在這種意義上,《資本論》同樣也是未完成的”,有待後人繼續書寫。[15]

    (三)《21世紀資本論》——對馬克思《資本論》的理論致敬

    近幾十年來,世界貧富差距急劇拉大,而且在可以預測的將來,這種狀況還將持續惡化,馬克思所說的“財富的積累”必然伴隨著“貧困的積累”這一資本主義現象不僅沒有得到緩解,而且越演越烈。21世紀的歷史正在向19世紀回歸,正在倒退回“世襲資本主義(Patrimonial Capitalism)”的時代。這是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在2013年出版的新著《21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所描繪的灰暗前景。

    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是一部以資本與不平等為主題的著作。該書的基本分析框架和核心主題就是通過簡明扼要的幾個經濟變量或等式,來分析資本收益率與經濟增長率之間的關系。作者發現,3個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的財富分配差距實際上經歷了一個正U字的變化趨勢,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財富存量的提高,貧富差距反而是擴大了。皮凱蒂所揭示的這一基本事實恰恰是對庫茲涅茨倒U字曲線(Kuznets curve)、卡爾多特征事實(Kardo's Stylized Facts)與哈羅德—多馬經濟增長模型(Harrod-Domar Growth Model)等均衡模型的證偽和否定,從而向主流經濟學的流行信條發出了挑戰。皮凱蒂的研究還發現,真正通過勞動而進入高收入行列的人群在統計意義上並不存在。這就意味著,唯有在極高的資本或財產存量的基礎上才能獲得極高的收入水平。正是在這個意義上,《21世紀資本論》揭示出“我們正在倒退回世襲資本主義的年代”。ぅ在這一時代,社會的階層已經被固化,基層民眾已經很難獲得向上流動的機會,而社會的層級流動和代際流動的停滯,必然會帶來社會活力的下降,帶來社會矛盾的激化,這就是資本主義的“不平等螺旋”在社會層面的危機效應。

    《21世紀資本論》自2013年8月出版以來,震撼了陷于大衰退中的全球化資本主義世界,不經意間引來了東西方各國知識界的熱議和爭論。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魯格曼稱該書引發了“皮凱蒂恐慌”,《紐約時報》先後發表3篇書評來評論“皮凱蒂現象”,甚至有刊物發表評論,將皮凱蒂與馬克思、李嘉圖等人相提並論,稱之為“當代的馬克思”う或“當代的李嘉圖”,(11)因此《21世紀資本論》也是向馬克思《資本論》的理論致敬。

    三、當前西方左翼學者對資本主義之替代性方案的展望

    社會主義作為對科學和人道等啟蒙價值的繼承,它源于對資本主義矛盾、危機和問題的剖析或診斷。唯其如此,它才能作為現代性的理論、政治和歷史實踐,給出變革不合理的現實經濟社會和政治秩序的諸種社會主義方案。所以,伴隨著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社會主義作為資本主義之替代性的議程、制度和方案,又開始由邊緣性的話題上升到各主要思潮和輿論的焦點。

    (一)數字社會主義或網絡共產主義

    隨著互聯網、通信和數字技術的發展與3D打印技術的興起,以及第四次工業革命或“工業4.0”等所展現的數字化、網絡化和機器自組織化等產業前景,激發了西方左翼思潮對于數字社會主義的想象,對于網絡共產主義這一替代性方案的探索。

    對于數字或網絡等新技術帶來的社會變革,以及對資本主義的揚棄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原則理想的實現,英國學者理查德•巴爾魯克(Richard Barbrook)在《高技術的禮品經濟》(The Hi-Tech Gift Economy)一文中有著比較經典的分析。[16]他指出,數字技術所成就的經濟其實是公共品經濟,信息和知識是典型的公共品,這種形式的公共品一旦上升為生產要素,就成為不斷積累的知識資本或社會資本,而這種資本的一個重要特色就是它的“共享特征”。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大多數產品都是私人的和排他性的商品,但在數字化的禮品經濟下,信息和知識等數字產品大都是公共性的和共享的社會產品。所以,數字化催生的經濟的這種“共享”狀態將使資本主義受到越來越明顯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和平演變”,逐漸進展到“網絡社會主義和數字共產主義的生產關系之中”,致使傳統資本主義社會呈現出的“數字鴻溝”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平等合作”的“數字共享關系”。

    巴爾魯克的“禮品經濟”或“公共品經濟”所闡述的數字或網絡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在本質上是“社會資本主義”,或者是“智本(知識資本或社會資本)主義”,在這種主義中,資本的或智本的就是社會的,傳統的資本與社會的對立因為“智本”的出現而真正消解。

    2009年,美國《連線》雜志(WIRED)創刊主編凱文•凱利(Kevin Kelly)在封面要聞里寫了一句話,即“數字社會主義可以被看作(除自由市場個人主義和中央集權以外的)第三條道路,它使過去的爭辯變得毫無意義”。他在《新社會主義︰全球集體主義社會正在上線》一文中將其描述為一個“非資本主義的、資源開放的、基于普通人的集體生產的”新的社會;隨著教育、醫療、保障和其他線下服務都走上雲端的那一天,網絡數字技術將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數字技術的出現和資源的公共化,它使得“自由市場主義和中央集權主義”的傳統解決辦法漸趨失效,使得那種基于“合作的、共享的、開放的、自由定價的和透明的”“經濟和社會形式得以可能。[17]對于凱文•凱利和他的《連線》雜志提出的“數字社會主義或網絡共產主義”,美國企業研究所網站刊文將其稱為“新的數字社會主義或點擊共產主義”。(12)

    數字社會主義或網絡共產主義給出的一個誘人的前景是,互聯網和數字技術在應對全球化帶來的經濟社會挑戰時可以逐步縮小“數字鴻溝”,縮小在財富和知識上的差距,以謀求全球社會共同發展、共同受益和共同繁榮。當悲觀主義者認為信息化是資本主義化和西方化時,一小部分樂觀主義者卻認為信息化是共產主義化和世界化。如果把“數字鴻溝”放在更廣泛的歷史背景中看,它的焦點問題就是︰信息化成為現代化的最新內涵,它究竟是造成通向全球資本主義的“數字鴻溝”的分化和兩極化加大,還是造成走向“信息共享”和“數字共產主義”的天下大同?數字社會主義或網絡共產主義將新社會的理想寄托于知識的進步和新技術的發展,它秉承了古典的啟蒙理性對于知識和技術進步的信任,認為知識的進步、技術的發展,最終會帶來社會的繁榮、道德的改善和人類的幸福。這一信念也深深影響了社會主義傳統,空想社會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聖西門就確信,知識和新技術發展的最大潛力是不能在資本主義體系之內實現的,而是對于舊的社會關系和社會形態的突破和改寫。

    不過,對于耽溺于信息和技術想象的諸如共享經濟、數字社會、網絡社區或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等思潮,也有學者提出了批評。美國《新共和》雜志編輯耶夫根尼•莫洛佐夫(Evgeny Morozov)就在英國《衛報》撰文指出,“數字社會主義(digital socialism)”或“網絡共產主義(website communism)”是在華爾街導致社會貧富分化和收入差距懸殊之際, 谷的技術精英開出的“一劑完美的解藥”,試圖“幫助彌合不平等帶來的社會傷痕”。但這只是一個童話,在社會資源不平等配置的現實前提下,互聯網提供的這種資源的共享平等使用,更多時候會加劇而不是緩解社會總體的不平等。在這個意義上說,“不管你把 谷開創的未來世界叫做什麼,‘數字社會主義’顯然不是個恰當的名字”。[18]

    (二)生態社會主義或綠色資本主義

    隨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生態環境危機與資本主義的體制性問題再度成為輿論的焦點。人們對于經濟與環境之間關系的關注一直在上升。尤其是2012年以來,在諸如“生態主義”、“生態正義”、“綠色資本主義”或“生態社會主義”等標簽下,輿論對國家、市場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資本主義體制提出了不同的建議與分析批評。

    一是生態社會主義,也稱生態馬克思主義。這一思潮從馬克思主義的視角分析生態問題,將生態危機和環境災難視為資本主義危機和問題在自然、環境、生態領域的表現,從而引申出對于生態問題的馬克思主義分析,尋求對生態問題的替代性的社會主義解決方案。生態社會主義萌芽于馬克思主義關于生態問題的研究和論述,經過西方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最終形成了一支影響深遠的社會主義思潮。

    生態社會主義的基本理論主要有兩點︰第一,對于生態危機的原因分析。生態社會主義認為,造成生態危機的根本原因是資本主義而非科學技術和工業的進步,生態危機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有內在的必然聯系,資本只有不斷進行擴張,才能維持利潤增長,但是地球是一個有限的生態系統,因而“生態和資本主義的相互對立不是表現在每一個實例之中,而是整體上表現出的相互作用”。[19](序言p.1)第二,對于生態危機出路的分析。生態社會主義認為,資本主義積累的邏輯是造成生態危機的根本原因,生態危機已成為當代資本主義危機的主要表現形式,資本主義本身並不能克服生態危機,克服危機的唯一出路和最佳選擇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只有在生態學的意義上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生產才能超越經濟理性,服從或回歸生態理性。[20](p.32)《生態社會主義宣言》作者、美國學者喬爾•科威爾(Joel Kovel)在2013年12月撰文指出,生態社會主義(ecosocialism)一詞最早出現于20世紀80年代的巴西,它的核心觀點就是“資本積累,即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主導功能是生態危機的原動力”。它源于“資本的最基本的特性,即由‘自我增殖(self-expanding value)’所組成,在貨幣流通中通過商品交換表現出來的有效原則”,因而資本主義的自我生產、增殖和擴張模式最終導致自然界和人類文明陷入毀滅的深淵。生態社會主義要求在理論和最終的政治實踐層面超越資本原則,解放勞動,恢復人類與生俱來的創造力,“通過整個生態系統的生產闡釋置換資本主義生產的目標”。[21]

    二是綠色資本主義或生態經濟學。這一思潮與生態社會主義不同,它試圖從現存的市場、國家和資本主義體制內尋求生態和環境問題在經濟層面的制度或技術解決。從綠色資本主義或生態經濟學的視角來看,經濟理性和生態理性並非截然對立,我們可以在制度、操作或技術上通過市場、價格和產權機制,創新生態產品,定價生態資源,將經濟理性與生態理性最大限度地統一起來,形成囊括生態文明的綠色資本主義。

    美國學者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在《零邊際成本社會︰物聯網,協同合作與資本主義的消失》(The Zero Marginal Cost Society︰The Internet of Things,the Collaborative Commons,and the Eclipse of Capitalism)一書中分析指出,隨著技術的進步和生產的發展,我們所熟知的、那種被類型化的資本主義不是終將消失,而是正在消失,“它在很多關鍵領域正在消亡”,隨著互聯網等新興技術的出現和生產方式的革新,一種更加崇尚分享和共享的合作經濟模式正在出現,我們可以稱之為合作的或共享的資本主義,“它高于傳統的競爭的產生貧富分化的資本主義”,在這一合作共享的資本主義模式中,自然、生態或環境問題可以通過知識資本和社會資本給予有效解決。(13)

    針對生態社會主義提出替代資本主義的諸種方案,美國學者理查德•海因伯格(Richard Heinberg)指出,關于替代經濟模式總是有價值的,但它們“在較大維度上很快被接受的可能性幾乎是微乎其微的”。[22](p.247)澳大利亞學者凱拉•廷哈拉(Kyla Tienhaara)在《環境政治學》(environmental politics)2014年第2期撰文認為,綠色資本主義(green capitalism)所提出的議題是,現代市場、國家和社會所驅動的不僅是經濟現代化和政治現代化,而且也有生態現代化的議程。綠色資本主義有著各種版本的倡議,諸如綠色新政(green new deal)、綠色刺激(green stimulus)、綠色經濟(green economy),等等。這些倡議都不同程度地接受資本主義模式,它們之間的差異一般體現為“國家干預市場的不同”,在市場、國家、金融部門、技術和經濟增長之間有著不同的權重或側重。[23]

    (三)21世紀的社會主義模式

    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社會矛盾運動的產物,社會主義是消除社會不公正的最佳解毒劑。然而自19世紀以來,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主義矯正的歷史實踐並不理想,尤其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年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實踐的突然終結,迫使西方社會主義思潮不得不重構藍圖。所以,自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當代西方主要流行三大社會主義思潮,即民主社會主義、市場社會主義和生態社會主義,以及隨著網絡和新技術的出現而產生的諸如數字社會主義或網絡共產主義,等等。在諸如此類的理論、觀念和思潮中,21世紀的社會主義應當有著什麼樣的歷史輪廓?或者說,21世紀的社會主義將以何種形態呈現在世人面前?社會主義的各種思潮或替代性版本,在21世紀將會在什麼樣的歷史和政治主題下分享各自的理論和實踐經驗?這些問題都是當今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無法回避的基本議題。

    對于諸如此類的問題,西方左翼學者近年來有了新的思考和探索。愛爾蘭學者維多里奧•布法切(Vittorio Bufacchi)在《社會不公正︰政治哲學論文集》(Social Injustice︰Essay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一書中集中討論了21世紀西方的社會主義幾大主要思潮所分享的基本歷史和理論主題。(14)作者指出,在過去20多年間,西方社會主義思潮在創造性和深度方面都帶來一些顯著的成效,形成了自由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和市場社會主義這三種基本類型︰

    一是自由社會主義。自由社會主義或社會自由主義,是自由主義思潮的左翼形式。這一思潮認為,社會主義其實是一種道德理想,達成這一理想的最佳途徑是自由主義,而非共產主義,因而在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有著內在的一致性,尤其在把握社會公正問題上存在著一致性。其中,羅爾斯所構建的平等主義的分配正義論為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擁有共同的平等理想奠定了理論基礎。

    二是民主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其實是民主在整個社會領域的自然延伸,它將基于自由、平等、合作和團結的民主原則擴大到經濟、文化、社會、國際乃至生態自然領域,而不是局限于政治社會或國家,因而要達成全方位的真正民主,就必須首先信仰社會主義,因為對社會主義的信仰來自對民主的信仰。

    三是市場社會主義。市場社會主義或市場社會化思潮是近年來在社會主義陣營中脫穎而出的最具爭議性的思潮。這一思潮一反市場與社會主義不相容的觀點——左翼將社會主義視為對市場或資本主義體系的廢黜,右翼將市場視為對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終結——將社會主義原則與市場體系結合起來,以踐行公平公正的社會主義理想。

    維多里奧•布法切認為,這三種模式的社會主義既非完全排斥,又不完全等同,它們都有共同的核心觀念——平等原則、團結和共同體原則,這些原則構成了21世紀社會主義模式的支柱。

    對于21世紀的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將處于什麼樣的位置?對此,日本學者伊藤誠在《21世紀和社會主義模式的政治經濟學分析》一文中指出,我們這個時代,到處充斥著從金融危機、經濟危機、社會生態危機到政治危機等各種災難性的危機,我們必須反思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反資本主義、無政府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凱恩斯主義等種種思潮和實踐。古典或現代經濟學作為新自由主義的基礎,其弱點在于無法洞悉“資本之謎”,這恰恰是社會主義的歷史、政治和理論實踐所要解決的核心議程,沒有對“資本之謎”或“資本主義問題”的洞察,社會主義的歷史與實踐就無法找到科學的理論基礎。[24]20世紀社會民主主義的失敗與罔顧資本主義問題有著內在的關聯。蘇聯的失敗往往被認為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的失敗,然而在探求“資本之謎”的問題上,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恰恰要回到馬克思,回到馬克思所繼承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所以,該文認為,在展望21世紀的社會主義模式中,馬克思主義顯然是不能缺席的。不論是民主的、市場的或生態的等各種版本的社會主義,還是諸如此類的社會主義的合作協同,它們倘要找到自身的理論基石和實踐的發力點,就必須在理論議程上回到馬克思主義。

    ヾ這主要是針對美國學者托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和美國學者戴維•斯密克的《世界是彎的》這兩本分別在金融危機前後瘋行的暢銷書而說的。前一本書站在“21世紀簡史”(該書的副標題)的高度宣告經濟全球化的黃金時代的來臨;而後一本書卻令人憂慮地展示了全球化時代作為“21世紀簡史”,隱藏著各種暗礁和風險。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說的,世界金融危機告訴我們,“世界不再是平的”,人們不得不反思,“究竟是一種什麼力量”使得全球化的世界“在前一分鐘運作良好”,“而在接下來的片刻之間,世界好像已經走到了盡頭”?參見[美]戴維•斯密克︰《世界是彎的》序言,陳勇譯,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第1頁。

    ゝLee Sustar,"What are the Roots of Capitalist Crisis,"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August 2014.

    ゞ馬克思在他的著述中就將資本主義比喻為吸血鬼(vampire),“資本是死勞動,它象吸血鬼一樣,只有吮吸活勞動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勞動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所以,哈曼將資本主義體系比喻為“僵尸”,他的著作就是揭示這一“僵尸體系”的歷史和本性,繼而形成一個完全維護馬克思理論的相關分析框架,用以解釋當前的世界金融危機。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0頁。

    々1989年,布熱津斯基(Kazimierz Brzezinski)出版了《大失敗︰二十世紀共產主義的興亡》(THE GRAND FAILURE︰The Birth and The Death of Commun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一書,宣判了共產主義的失敗,其後,東歐劇變蘇聯解體,歷史似乎永遠告別了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具有反諷意味的是,克萊曼出版的另一種版本的《大失敗》(BIG FAILURE︰Capitalist Production the Root Cause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卻是在宣判資本主義的失敗,重新復活馬克思對于資本主義無法克服自身的危機而最終走向失敗的基本論斷。

    ぁ引自[日]寺島實郎、水野和夫︰《資本主義的局限于未來》,日本《經濟學人》周刊2014年8月19日。參見《參考資料》2014年第167期。

    あ參見《先知馬克思歸來,“十誡”的理性回歸》,《鳳凰讀書頻道•讀藥周刊》第81期。

    ぃ參見Alexander Barker & Alex Niven,"An Interview with Terry Eagleton," The Oxonian Review,4 June,2012.Issue 19.4

    いDoug Henwood,Michael,R.Strand,Eve.Smith,Tyler Cowen,“Was Marx Right?-Room for Debate," http://www.nytimes.com/,March,3,2014.

    ぅ引自[美]保羅•克魯格曼︰《美國正走向拼爹時代》,《紐約時報中文版》,2014年3月24日。

    う引自"Capitalism and Its Critics:A Modern Marx and Bigger Than Marx?" The Economist,May.3.2014。

    (11)引自Tyler Cowen,"Capital Punishment:Why a Global Tax on Wealth Won't End Inequality," Foreign Affairs,2014.No.5-6。

    (12)引自Kevin Kelly,"WIRED:New Digital Socialism and Dot-Communism," www.aei.org.February,29,2015。

    (13)參見Jeremy Rifkin,The Zero Marginal Cost Society:The Internet of Things,the Collaborative Commons,and the Eclipse of Capitalism,Palgrave Macmillan,April 1,2014。

    (14)參見維多里奧•布法切︰《21世紀的社會主義模式︰自由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和市場社會主義》(選自維多里奧•布法切︰《社會不公正︰政治哲學論文集》,洪燕妮譯),《國外理論動態》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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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陳祥勤 責編︰ 範紅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