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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規與國法一致性的證成邏輯 ——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為視域

2017年11月01日 08:17:32 來源︰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2015年05期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作出的《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簡稱《決定》)指出,“要加強和改進黨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領導,加強黨內法規制度建設。黨內法規既是管黨治黨的重要依據,也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有力保障”。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治必依據法規。如何治理好一個有著8700多萬黨員、430多萬個基層黨組織的大黨,離不開完備的黨內法規制度作保障。2013年中共中央專門出台了《中央黨內法規制定工作五年規劃綱要(2013-2017年)》,積極推進黨內法規制定工作,加快構建黨內法規制度體系,為全面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確保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提供堅實制度保障。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充分發揮黨內法規對國家法律的保障作用,如何協調黨內法規與國家法律之間的關系?如何在強化黨內法規的同時,不會削弱國家法律的權威,而且實現二者的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互保障?這都需要理論積極地回應實踐提出的挑戰。

    一、既有研究的現狀與問題

    縱觀國內外相關的研究,關于“黨規與國法”關系的相關闡述主要來源于兩方面︰一方面是政策性宣傳︰包括中央領導人會議講話、中共相關決議或主流媒體報道。從中共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黨內法規制度建設,關于黨規與國法關系,政策主流定調為“黨內法規和國家法律都是黨和人民意志的反映,二者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努力形成國家法律法規和黨內法規制度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互保障的格局”(習近平語)。另一方面是學術性研究︰主要集中于黨紀與國法關系研究;“雙規”的合法性研究;政黨法研究;憲法的政治慣例研究等方面。關于黨規與國法的關系,研究成果並不是很多。有的學者建議,“將黨規黨法上升為國家法律,並認為這是憲法的內在要求。”ヾ劉長秋則認為,“黨規黨法不是國家法,但卻是一種軟法,也屬于法的範疇。軟法概念的提出與使用不會損害國家法的權威。”ゝ俞可平認為,“國家的法律和黨內的法規,從根本上說應當是統一的。黨規黨法不僅用來規範黨自身的內部行為,更是為了保障國法等得到切實的執行。”ゞ關于“雙規”問題,圍繞“雙規”的合憲性與合法性,理論層面又存在著肯定說々與否定說ぁ兩種觀點。政黨法的相關研究主要借鑒國外政黨立法的現狀與經驗,反思中國政黨法的可行性問題。あ多數學者則是從憲法學視角分析執政黨的規定與憲法的契合性問題,試圖用“憲法慣例”、“革命憲法”或“良性違憲”等理論解釋執政黨與憲法實施間的關系。ぃ

    從現有研究現狀來看,黨規與國法的關系研究還僅僅停留于表面,僅認識到黨規與國法密不可分、相互依存,不可能過分倚重或忽視任何一方。但如何看待現實生活層面糾葛不清的“黨大還是法大”的問題時,總是刻意在回避黨規與國法間的諸多齟齬不合之處。既往的研究借助于憲法理論中的“政治特例”或“憲法慣例”來解釋問題,或把黨規升格為法律的形式,來證成其合法性或合理性。大多數研究過于偏重于法學研究的理論框架之內,研究目的往往囿于如何把黨規納入到合法性或合憲性的層面,或僅就黨規的制度形態給出合理性證成,這本身導致研究視域過于狹窄,如盲人摸象般以偏概全。黨規與國法的關系應當結合當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時代背景來理解執政黨的治國理政方式。

    二、黨規與國法的一致性︰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為視域

    “黨規”是政黨按照一定的原則,根據黨的性質、綱領、任務和實現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需要而確立的各種規範的總稱,是黨的組織和全體黨員必須共同遵守的黨內行為規範。い黨內法規以黨章為核心,形成了一系列黨的條例、準則、決定、決議等規範性文件。“國法”即以憲法為核心的國家法律,以各級立法機關為制定主體施行的法律規範。“黨規”與“國法”的相同之處在于二者都是以規範形態體現出來,前者體現為治黨的準則,後者則為治國的手段。在規範形式上,權利與義務構成了規範的主體內容,並都具有意志性,前者為政黨意志體現,後者為國家意志體現。黨規與國法的區別主要體現為以下幾方面︰其一,適用對象不同︰黨規主要適用政黨內部成員,國法適用對象則為全體公民,也必然包括適用黨規的黨員,黨員受黨規與國法雙重的約束。其二,黨規包容性比國法更大,黨規不僅規範黨員的違法行為,還包括大量的違紀行為,作為黨紀部分,則涵蓋黨員的思想作風、道德品質與生活方式等方面。比如一般的通奸行為,國家法律往往視為一般道德領域的問題不加規範,而紀委處理通奸黨員的一般做法是“撤銷黨內職務或者給予開除黨籍處分。”ぅ其三,黨規的實效性強于國法,隨“打虎拍蒼蠅獵狐”等紀委打擊各色腐敗的有效戰果,黨規的實效性凸顯出來,紀委機關的“雙規”的頻繁運用,使得黨規實效性強化,正因為如此,才會形成“黨大還是法大”的質疑。其四,黨規的規範化、程序化與科學化相比國法而言,還有待加強,黨內規範的系統化仍需要進一步完善。黨內民主與黨內監督機制還需要進一步提升。其五,黨規嚴于國法,黨的各級組織和廣大黨員干部不僅要模範遵守國家法律,而且要按照黨規黨紀以更高標準嚴格要求自己,帶頭遵守法律,帶頭依法辦事,引領全社會共同遵守國法。

    在定位黨規與國法關系之前,必須認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內涵,這是理解二者關系的前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立足基本國情,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由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提出來的。1982年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中提到“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中共十八大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一道寫入黨章。黨的十八大闡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科學內涵及其相互聯系,並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實現途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行動指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統一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鮮明特色。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的《決定》指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實現這個總目標,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社會主義法治最根本的保證。”由此可見,如何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涵,是理解中國政治的根本前提。黨規和國法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內容,理解黨規與國法的關系,也必然要堅持黨的領導這一基本立場不能動搖。

    黨規與國法的關系在內涵上二者具有一致性,這種一致性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1.規範目標具有一致性,都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形式,都要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如憲法即表明國家性質為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2.核心準則具有一致性,無論黨規還是國法,都強調了憲法至上的原則。憲法作為母法與基本法,自然成為國法的核心準則。《決定》指出,“憲法是黨和人民意志的集中體現,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全國各族人民、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11)

    3.制度根源具有一致性,黨規治黨管黨,其目的在于堅持黨的領導,而依法治國構成了國法的制度依托。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視域下,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依法治國的概念當然包括了依章治黨的問題”,(12)這也決定了從制度根源層面,黨規與國法具有一致性。

    只有在堅持了黨規與國法的一致性這一前提,(13)才能很好地梳理和定位黨規與國法的關系。

    首先,從屬性來看,黨規與國法相輔相成。

    “相輔相成”意指兩者應各有其適用的對象和範圍,相互之間存在界限上的區分,都作為獨立的規範形態各自運作。但相互之間並非沒有聯系,而是相互補充和輔助的關系。黨規雖然作為政黨內部規範,約束政黨自身的行為。但鑒于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堅持黨的領導與國家法治的統一性,黨規具有更多的“輻射效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法治建設也必然離不開黨的領導,黨規成為使黨的主張法律化的主要載體,正如《決定》指出的,“必須堅持黨領導立法,把黨領導人民制定和實施憲法法律同黨堅持在憲法法律範圍內活動統一起來。”

    其次,從功能上來看,黨規與國法相互促進。

    黨規的功能體現為執政黨的依法執政的職能。依法執政即要求黨依據憲法法律治國理政,也要求黨依據黨內法規管黨治黨。依法治國同依法治執政在內容、形式、實效等方面相互促進、相得益彰。黨規通過國法形式把政黨意志體現于治國理政之中,黨選拔優秀的黨員充實到國家政權機關之中,實現黨管干部原則。黨規與國法之間具有很好的兼容性和協同性,共同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治理模式。

    最後,從實效來看,黨規與國法相互保障。

    “違法違紀”必然觸犯黨規,但不必然違背國家法律,黨規要嚴于國法。在打擊腐敗犯罪之中,紀委機關的“雙規”利劍有效維護了國法的權威。黨規和國法互為保障,適用黨紀國法必須做到界線分明,違反黨紀就按黨紀處理,違反法律就要嚴格依法處罰;同時構成違紀和違法,給予雙重處理,避免和杜絕以黨紀處分代替法律制裁。黨規與國法形成嚴密的法網,堅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共同維護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實效。

    三、黨規與國法一致性的證成路徑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視域,我們必須強調黨規與國法具有一致性。這種一致性不是混同黨規和國法的關系,也不是一種強詞奪理的話語霸權,而是基于中國國家治理的特殊國情,而必須堅持的一種意識形態化立場。如何解讀黨規與國法的一致性,本文從以下三條路徑予以證成。

    1.理論路徑︰政治與法律的嵌入性理論

    黨規是政黨活動的準則,因循政治活動的邏輯,而政黨本身又是政治活動的重要主體。論及黨規與國法的關系,不能忽略政黨與法律的關系。但政黨作為一種組織,法律作為一種社會規範,二者欠缺一種對應性。參考馬克思主義的政黨定義,“政黨指一定階級、階層或集團的積極分子為維護本階級、階層或利益集團的利益,圍繞著奪取政權、鞏固政權或影響政府而結合起來共同行動的政治組織。”(14)因而梳理黨規與國法的關系,莫不如窮根溯源,把政治與法律作為對應的研究對象進行分析,才能使研究從由表象轉向本質。政治與法律之間具有什麼樣的關系,理論上眾說紛紜。恩格斯認為“法與國家一樣,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法產生的最終標志是國家的形成;法是國家意志的體現,二者不可分割。”(15)法律與政治的共生性也正體現于此,法律問題與法律現象本身也是政治,二者密不可分。“法作為國家意志的體現,無疑與政治有緊密的聯系,一方面法受政治的影響與制約;另一方面它又確認和調整政治關系,直接影響與促進政治”。(16)“由于法是進行政治活動和實現政治目標的一種規範和手段,特別是在現代社會,民主政治就是在法律約束上的政治,政治必須采取合法性的形式,有規則和有秩序地運行,因而政治和法具有內在的統一性。”(17)多數學者認同“法律與政治是相互關聯的”。但是涉及法律與政治的關系定位時,則必須結合不同的時代背景、國情文化與民主政治等因素進行綜合分析,法律與政治的關系處于一種因時、因地、因人的差異而變動的狀態。有的學者認為,“法律與政治的關系,可以從三個視角進行理解,即作為慣例的法律主張與政治相適應的關系;作為命令的法律主張法律就是政治的工具;作為權利的法律,為政治的運行建構根基。”(18)還有的學者提出理解政治與法律關系的三重分析模式,即“自主模式、嵌入模式與交叉模式”。按照這種模式分類,認為法律服務于政治,體現階級意志的馬克思主義法與政治的關系定位應為一種嵌入模式,即法律嵌入于政治之中。(19)這種嵌入式的模式,實現了法律與政治的統一性,從立法、執法、司法與守法各個環節,法律深深地受制于政治因素的影響和作用,政治主體把自己的政治意志和階級利益通過滲透、指導或決定等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影響法律內容、程序與結果,對政治行為以合憲或合法的方式進行規範。正是基于這一點,作為執政黨,才能夠保證自己制定的黨規與國法之間不矛盾,並且始終保持一致性。換句話來說,只有堅持法律嵌入于政治之中的立場,政治才能實現對法律的控制,保障法律服務于政治。堅持二者的一致性,作為政治主導意識形態的執政黨,才能通過法律形式使自己的內部規範具有合法性的根源,黨規與國法之間的一致性才能真正地實現。而就中國而言,堅持黨的領導、人民民主專政與依法治國三者統一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很好地實現了法律與政治的嵌入模式,法律與政治的一致性也必然能夠推導出執政黨的規範與國家法律的一致性。

    2.經驗路徑︰黨的領導與法治國家建設

    毛澤東曾經說過,“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就是我們的公式,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經驗,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綱領。”(20)堅持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專政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經驗總結,也是理解中國特色民主政治的精髓。有的學者提出,“黨的領導”是中國共產黨對解放之前國民黨提出的“黨治國家”的一種批判,意圖通過話語的轉換,來抵制“黨國霸權”,但導致了“黨治國家”這一中性詞匯的貶義化。“黨治作為一種方略,都是對治國資源匱乏——尤其是組織資源嚴重不足的反應,都表達了運用現代政治的基本要件——政黨——來克服中國的低組織化或無組織化的現狀,以完成現代民族國家建設任務的強烈意向。”(21)一部中共黨史,也是一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成長史。建黨之初,中國共產黨就一手抓軍隊,一手抓法制。中國共產黨在江西瑞金先後頒布了中華蘇維埃《憲法大綱》、《勞動法案大綱》、《井岡山土地法》等,運用法律手段鞏固革命根據地。在陝甘寧根據地,確立“三三制”政權體制,頒布《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中國土地法大綱》等法律法規,創造了著名的“馬錫五審判方式”和人民調解制度。新中國成立前夕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預示著一個新的國家政權和法律體系即將形成,至1954年憲法的出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制開始萌芽。但隨著後期的“極左”思潮和反右斗爭擴大化,出現了以黨的政策代替法律和輕視法律的傾向,直到“文革”期間,剛具有簡要框架的社會主義法制遭受到滅頂之災,政策和領導人意志完全取代法律,整個國家處于不穩定的狀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國法治建設重新啟航。1996年黨中央和全國人大確立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戰略方針,1997年黨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至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中,始終堅持“黨的領導地位”,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人對國家和政權規律的深刻認識,對現代政黨政治和執政黨執政規律的深刻認識,對自己從奪取國家政權而奮斗的黨(革命黨)到成為掌握全國政權並長期執政的黨(執政黨)這一歷史地位的根本性轉變的深刻認識,對自己半個多世紀執政經驗和教訓的深刻反思和科學總結。(22)建構以黨的領導為核心的領導體系和建設以法治為根本的政治治理是“政治有效性”的必然要求。(23)離開“黨的領導”這一前提,便無從談及“依法治國”,二者在經驗層面也必然具有一致性。

    3.假想路徑︰不一致的可能後果

    歷史不能假設,社會發展具有很強的路徑依賴。如果中國革命和國家建設不是由中國共產黨來領導,是無法想象今天的中國會是什麼樣的一種境況。21世紀的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引擎,2014年中國GDP總值達到了60萬億,是日本的2倍。經濟飛速發展,民主與法治不斷完善,人民安居樂業,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引領著中國夢的實現。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必須要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個代表)。黨規與國法必然是具有一致性的,也必須具有一致性,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堅守的道理。

    如果假設一下黨規與國法不一致,會出現什麼樣的後果,這種代價我們是否能夠承受。在黨規的終極權威下,國家立法、執法與司法都必然要受政黨意志主導,法律成為政治的附庸,政黨通過黨規而不是國法實現國家統治。黨規的終極權威同樣導致黨員身份的提升,黨員成為精英利益階層,黨員的社會地位高于普通公民,進而脫離了群眾。在意識形態方面,執政黨意志成為社會主流意識,進而影響公眾生活,政黨政策、領導發言成為社會主導話語。作為階級意志代表的政黨,在國法不能制約它的時候,因自我立法,不受外力監督而獨大,它就逐漸膨脹為權力的“利維坦(怪獸)”,進而又不斷會壓制社會公共空間。在這種國家治理格局下,“人治”必然會取代“法治”,因為政黨的終極權力最終會落到少數人或某個人的手中。我們只能期待柏拉圖《理想國》中“哲學王”或者馬克斯•韋伯所說的“卡瑞斯瑪”式英雄的出現,以其大智大慧實現國家治理,但這其實會滑向君主專制,因為政黨最終也將成為工具性擺設或被廢除。這種人治是不能長久的,因為專制有好的,也有壞的,但最終都會消亡。最可怕是一小撮壞人攫取政黨的領導權,他們會集結成利益集團,打壓異己,以意識形態為斗爭工具,破壞一切法律,進而動蕩國家和社會。“文革”中,“極左”思潮與封建的人治和專制遺毒交織在一起︰主要表現是法律虛無主義,要人治,不要法治;熱衷于大轟大嗡、無法無天的群眾運動。(24)為什麼要強調黨規與國法的一致性?從反面可以看出,脫離法治的政黨政治,必然會導致人治和專制的泛濫,只有堅持法治,才能使政黨具有合法性,才能使政黨政治走向正軌。

    四、進一步協調黨規與國法的關系︰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

    堅持黨領導下的依法治國,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事關黨執政興國,事關人民幸福安康,事關黨和國家長治久安。堅持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必須從制度層面協調好政治與法律的關系、民主與法治的關系、黨規與國法的關系。只有處理好以上三對關系,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才能得以鞏固,黨的領導、人民民主專政與依法治國三者才能達成有機的統一,國家富強、民族團結、人民幸福、社會和諧,美好的中國夢才能轉變為現實。進一步協調黨規與國法的關系,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1.憲法至上、黨章為本,完善黨內法規的制度體系

    黨章是一個政黨為保證全黨在政治上、思想上的一致和組織上、行動上的統一制定的章法,是政黨的“憲法”,(25)是黨內規範的基本法,是立黨、管黨、治黨的總章程。處理好黨規與國法的關系,必須擺正憲法與黨章之間的關系,這是一個基本的前提。黨章規定“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制定條例》規定,制定黨內法規應當“遵守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的規定”的原則。《憲法》在序言中強調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並且負有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憲法的至上性是毋庸置疑的,黨章是維護憲法的最大保障,也構成了最根本的黨內規範。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黨陸續制定頒布了一系列黨內法規,但是黨規的科學性、民主性和嚴密性差強人意,部分黨紀規定之間沖突、相關規定陳舊、執行機制不足,亟待完善黨內法規的制度體系建設。黨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高度重視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制定頒發了《中央黨內法規制定工作五年規劃綱要(2013-2017)》。《綱要》提出,到2017年要基本形成涵蓋黨的建設和黨的工作主要領域、適應管黨治黨需要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框架,使黨執政的制度基礎更加鞏固,全面形成內容科學、程序嚴密、配套完備、運行有效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

    2.合理定位黨規黨紀的適用領域,加強黨規與國法的契合性

    在實踐層面,黨規與國法之間存在許多模糊地帶,兩者的適用領域存在許多交叉重疊的地方。當黨員干部既違紀又違法時,如何既有效維護黨的紀律,又能保障國法的權威。相比照國法的穩定性、權威性和程序性,黨規之間、黨規與國法間存在著邊界模糊、職責不清、適用混亂、餃接不足、程序不明、監督不暢等問題。如何加強黨規與國法的契合性,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其一,合理定位黨規適用的對象、領域和範圍,法律領域內的事項由法律來規範,不能以黨內決策取代國家法律,越俎代庖。其二,切實做好黨規的立、廢、改、釋的工作,需要轉化為國家法律的黨規,應適時地通過立法程序實現。及時清理與國家法律相沖突的黨內規範,保證黨規與國法的協調一致。其三,黨紀雖然嚴于國法,但黨員本身也是公民,身份雙重性要求不能因違反黨紀而被剝奪憲法規定的基本人權,應在保障其基本公民權益的前提下,維護黨紀的權威。其四,加強黨內民主與監督,使黨規的制定程序、執行程序、監督程序都盡可能听取廣大黨員的意見,保障黨內規範的民主性、科學性和程序性,樹立黨紀國法的權威。

    3.以立法形式賦予紀委“雙規”的合法性,實現紀檢部門與司法機關的分工協作

    雙規的合法性或合憲性問題,一直以來就受到質疑。(26)也有的學者是從行政法學的“特別權力關系理論”為雙規的合法性進行闡釋(27)。中央紀委針對雙規中產生的一些問題,專門發布了中央紀委辦公廳[2005]7號文件,提出“關于完善查辦案件協調機制,進一步改進和規範兩規措施的意見”(28)其實,“雙規”合法性是不可能由黨規來賦予的,因黨規的合法性也是由國法來賦予的,不應由適法者為自己立法,紀委的“雙規”權力要通過國家立法的形式賦予。憲法序言中的“黨的領導”和《公務員法》中“黨管干部”原則的確立,實際上已經為“雙規”的立法提供了法源根據。但鑒于當前黨規與國法關系還需要進一步契合,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之間相關的問題仍需進一步理順,可以通過其他單行法的規範條文規定紀委的職權。未來的《反腐敗法》可以做出這方面的嘗試,通過相關法律條文規定紀委的雙規行為,並以規範形式明確紀委與司法機關在處理腐敗違法和犯罪時的職能分工問題。

    4.領導立法、保證執法、監督司法,進一步提升黨的治國理政的能力

    現代法治的核心要義是良法善治,良法即良好的法律制度,包容了秩序、公正、人權、和諧等基本價值,善治則需要良法得到很好的運行和遵守,要求執法、司法與守法等機制的聯動。黨的領導不僅體現于黨以其核心價值觀引領社會理念,也在于在法治過程始終發揮其領導性的作用。為進一步提升中國共產黨的治國理政的能力,黨要不斷完善其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首先,黨要領導立法︰要充分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善于使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意志。具體而言,立法涉及重大體制和重大政策等問題時,必須報黨中央討論決定。黨中央向全國人大提出憲法修改建議,依照憲法規定的程序進行憲法修改。(29)其次,黨要保證執法︰執法使靜態的法律具有了生命力,執法的成效決定了法治的成效。黨保證執法的重心在于打造一個職能科學、執法嚴明、守法誠信的法治政府。把行政權力這頭獅子一定要放在法治的籠子里,加強權力監督。黨管干部,也要監督干部,防範權力尋租,建構權責明確、公開公正、廉潔高效的執法體制。再次,黨要監督司法︰公正是司法的生命線,司法公正是社會底線的公正。要防範各級黨組織對司法的不正當干預,保障法院、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要堅持防範司法的腐敗,防範關系案、人情案、金錢案,提高司法的公信力。

    5.帶頭守法,黨員干部應自覺培育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能力

    黨員干部是全面推進依法治的重要組織者、推動者、實踐者,要自覺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的能力。黨員干部帶頭守法,才能夠形成尊法、學法、守法的法治社會氛圍,才能夠堅持依法行政。當下一些黨員干部法治意識淡薄,官本位思想濃重,知法犯法、以言代法、徇私枉法,敗壞了法治社會的風氣。只有黨員干部真正樹立法治信仰,自覺培育法治思維,依法治國的各項舉措才能得到落實,才會受到民眾的認同和支持。培育黨員干部的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能力,需要扎實地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其一,在黨員干部中開展法治培訓,把憲法法律作為黨委(黨組)必修的學習內容;其二,把法治建設成效作為衡量各級黨員干部工作實績的重要內容,把依法辦事能力納入政績考核指標體系之中;其三,在公務員考試中,增加法律知識考核的內容,優先選拔法治素養好、依法辦事能力強的干部;其四,形成長效監督機制,防微杜漸,堅持查處黨員干部違法違紀事件。

    歷史發展到今天,強大的中國讓世界見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取得的輝煌成就。“莫道昆明池水淺,觀魚勝過富春江”,我們既不羨慕西式的民主與憲政,也不枉自菲薄自我的救贖之路。歷史就是這樣一步步走過來的,有血與火的洗禮、有鮮花與和平、有停滯不前的愚鈍、有開竅般頓悟。黨的領導、人民民主專政和依法治國這一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體系必將引領著中國人民走向新的勝利。

    ヾ劉松山︰《建議將黨規黨法上升為國家法律》,《探索與爭鳴》2006年第6期。

    ゝ劉長秋︰《軟法視野下的黨規黨法研究》,《理論學刊》2012年第9期。

    ゞ俞可平︰《依法治國必先依法治黨》,《學習時報》2010年3月15日。

    々劉志剛︰《“雙規”的合憲性︰兼與王金貴先生商榷》,《法學》2005年第11期。

    ぁ王金貴︰《“雙規”與自首︰合憲性問題研究》,《法學》2005年第8期。

    あ參見劉紅凜《〈政黨法〉的世界概況與主要成因》,《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9年第1期;劉金東《當代發達國家執政黨維護黨紀的基本特征》,《中國黨政干部論壇》2007年第12期;程邁《歐美國家憲法中政黨定位的變遷——以英美法德四國為例》,《環球法律評論》2012年第4期;林懷藝《制定“政黨法”的可能性與必要性分析》,《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4期。

    ぃ參見喻中《認真對待政治慣例》,《法政論壇》2008年第10期;陳道英《憲法慣例︰法律與政治的結合——兼談對中國憲法學研究方法的反思》,《法學評論》2011年第1期;張義清《憲法慣例的理性思考》,《社會主義研究》2012年第4期;何永紅《中國憲法慣例問題辨析》,《現代法學》2013年第1期。

    い黨規指黨內的一切規範性文件,也指黨紀黨法,黨規主要指的是黨內紀律規範,換言之,就是懲戒違背紀律的黨員的準則。參見韓強《美國主要政黨嚴明黨紀的做法》,《理論視野》2014年第1期。

    ぅ《外電︰中共向通奸行為宣戰誓要加強黨紀》,http://news.china.com/domestic/945/20140717/18640841_1.html。

    う中共中央宣傳部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學習讀本》,學習出版社2013年版,第3頁。

    (11)本書編寫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輔導讀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9頁。

    (12)桑玉成︰《依法治國與依章治黨》,選自俞可平主編︰《國家底線︰公平正義與依法治國》,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年版,第261頁。

    (13)關于“黨的領導與社會主義法治是根本一致的”,趙正永指出,二者在性質上、方向上、任務上根本一致。參見趙正永《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最根本的保證》,載《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輔導讀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8頁。

    (14)(25)周淑真︰《政黨政治學》,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6頁。

    (15)[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中共中央編譯局譯,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頁。

    (16)張文顯主編︰《法理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35頁。

    (17)王惠岩︰《政治學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頁。

    (18)[英]馬丁•洛克林︰《劍與天平——法律與政治關系的省察》,高秦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5頁。

    (19)在嵌入模式中,法律即政治,法律體現為政治規則的復合體;法律結構性成為政治場景不可分的部分,政治外部環境塑造了法律的價值;立法在一定程度體現為一種政治決策的結果;法學與政治學從學科層面實現了資源的共享。參見Mauro Zamboni,"Law and politics:a dilemma for contemporary legal theory",Springer-Verlag Berlin Heidelberg,2008,pp.49-65。

    (20)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417頁。

    (21)陳明明︰《黨治國家的理由、形態與限度——關于中國現代國家建設的一個討論》,《復旦政治學評論》2009年,第197頁。

    (22)(24)張文顯主編︰《法理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336、334頁。

    (23)參見林尚立《政治建設與國家成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8年版,第24—26頁。

    (26)參見王金貴《“雙規”與自首︰合憲性問題研究》,《法學》2005年第8期;劉志剛《“雙規”的合憲性︰兼與王金貴先生商榷》,《法學》2005年第11期;張步文《“雙規雙指”︰相對合理性與適法有限性》。

    (27)馮雁鵬︰《特別權力關系理論視角下的黨內“雙規”制度》,《法制與社會》2009年第8期。

    (28)該文件給“雙規”帶來三大變化︰實施主體被限制在縣處級以上紀檢機關,企、事業單位禁用“雙規”;審批程序更為嚴格,實施“雙規”前,縣處級需經市局級向省部級備案,市局級需向省部級備案,省部級則需向中紀委備案;首次對“雙規”時限做出約束,即“不得超過案件調查時限”。同時,“71號文件”規定,要維護違紀嫌疑人的五項權利︰申辯權、申訴權、人身權、知情權和財產權。http://china.findlaw.cn/ask/question_1635467.html。

    (29)李適時︰《完善立法體制》,載《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輔導讀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8頁。

作者︰ 王立峰 責編︰ 範紅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