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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性和人民性的提出、爭論和歸結 ——習近平重新並提“黨性”和“人民性”的思想溯源與現實意義

2017年11月01日 08:19:21 來源︰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2017年03期

    2013年8月19日,習近平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發表長達1.5萬字的講話(以下簡稱“8•19講話”)。他的講話分為七個問題,第三個問題的標題是“黨性和人民性從來都是一致的、統一的”。2016年2月19日,習近平在他親自主持的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再次提出“堅持黨性和人民性相統一”的要求。顯然,研究這個問題具有很現實的政治意義,它本身也是一個重要的黨的建設的理論問題。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關于黨與人民群眾的關系,以及黨的媒體與人民群眾的關系,一直都有相關的論述。歷史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也一向強調黨的媒體與人民群眾的關系是統一的。黨報的黨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統一的,這是中國共產黨黨建理論的重要概念之一。

    1982年初,當時主持意識形態工作的政治局委員胡喬木提出不要使用“人民性這個含混不清的概念”。從這年起,“黨報人民性”的概念持續數年遭到批判。1983年,全國新聞工作會議通過《關于加強新聞工作的若干問題》的決議,正式禁止在新聞宣傳領域使用“人民性”的概念。此後,“黨性”和“人民性”作為一對概念,在我國新聞宣傳工作中禁絕使用,在新聞傳播學研究中基本消失,不多的文章里提到“人民性”也被打上引號,作為被否定的概念呈現。其間有兩次例外,一次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環1989年11月關于新聞工作的講話里,說了一句“新聞的黨性同新聞的人民性,兩者是一致的”,但沒有展開。另一次是2002年胡錦濤擔任黨的總書記後關于新聞工作的第一次講話,提到黨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並展開論述。但這個講話僅在內部有限傳達。直至習近平“8•19講話”論證黨性和人民是一致的、統一的之前,仍有少數文章在批判“人民性”ヾ。習近平重新並提黨性和人民性的概念,強調二者的統一並對各自的內涵做了定義,在我國宣傳領域實際上打破了30多年來人為制造的理論禁區,意義重大。

    一、從馬克思到列寧︰黨性和人民性思想溯源

    由于歷史原因,中國共產黨的一些政治概念來自俄國的列寧而不是德國的馬克思。典型的概念如“黨性”,它直接譯自斯拉夫語族的俄文“�e �f�h�^�_�c�d�g�h�r”,即黨的意識、黨的觀念。這是一個性質形容詞詞干+�d�g�h�r的名詞結構,是一種表示性質的抽象概念。俄文名詞�e �f�h�^�u翻譯為“黨”;形容詞�e �f�h�^�_�c�q�_翻譯為“黨的”;名詞化的形容詞�e �f�h�^�_�c�d�g�h�r被翻譯為“黨性”,它是名詞,但又不同于具有實質指稱的名詞“黨”。可能當時的中文翻譯者認為加上“性”字可以抽象地表達出形容詞名詞化所代表的那種抽象的觀念和意識。在這種翻譯思路下,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形成了一類詞源來自俄國的中國式的組詞法——“××性”。“人民性”概念的形成同理,俄文名詞�c �f�d�Y翻譯為“人民”,形容詞�c �f�d�Y�c�q�_翻譯為“人民的”,名詞化的形容詞�c �f�d�Y�c�d�g�h�r翻譯為“人民性”。

    俄文政治詞匯中的這類名詞化的形容詞“××性”,在日耳曼語族的德文、英文以及羅曼語族的法語中也有,但大多用于表示普通事物的特征或特性,沒有意識形態的背景。例如德文帶有tum、keit後綴的名詞就是這種結構。如果強調某個概念具有某種性質,是用一個詞組而不是一個單詞表達,例如馬克思所使用的“人民性”原詞是“der volkst mliche Charakter”(馬克思對“人民的”volkst mliche這個定語加了著重號),這種表述比抽象的俄文“××性”(例如人民性“�c �f�d�Y�c�d�g�h�r”)要鄭重、具象一些。若一定要給出一個對應的“黨性”單詞,德文是der Parteilichkeit,英文則是partiality,其內涵均有些貶義。例如英文partiality,1828年的韋氏詞典解釋如下︰

    PARTIALITY,n.Inclination to favor one party or one side of a question more than the other; an undue bias of mind towards one party or side,which is apt to warp the judgment.Partiality springs from the will and affections,rather than from a love of truth and justice....a colloquial use.[黨性,名詞。贊同或支持某一黨派或問題的某一方面(相對于另一方面)的傾向;一種容易干擾對某一黨派或問題判斷的不適當的偏見;黨性源于意志和感情,而非對于真相和正義的愛。……一種口語化的使用]

    民主德國與蘇聯政治結盟40多年,那里一度有過一些“××性”的德文新詞用以表達俄文的“××性”,例如群眾性“Massenverbundenheit”,但現在這類詞匯已經在德國人民的生活中消失了。

    1.馬克思、恩格斯談黨報的性質

    由于德文、英文等日耳曼語族文字的構詞法與斯拉夫語族俄文的差異,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沒有使用過列寧和中國意義的“黨性”概念,但他們在論證黨的出版物時,各使用過一次“黨的精神”(Sinne unserer Partei)的概念,要求黨的新聞工作者遵循黨的精神。

    最近有文章說,恩格斯1845年第一次使用了“黨性”概念ゝ。這是恩格斯批評德國“真正的社會主義”時所說,原文為︰“這種社會主義由于自己的理論沒有黨性、‘思想絕對平靜’而喪失了最後一滴血、最後一點精神和力量。”ゞ該卷轉譯自俄文,經查德文原文,譯文中“理論沒有黨性”原詞theoretische Unparteilichkeit々應翻譯為“理論的中立”,die Unparteilichkeit是一個獨立的名詞,意為不偏袒、公正、中立,不是前綴un(沒有、無)與一個名詞der Parteilichkeit(黨性,是貶義)的暫時連接組合,不能搭配翻譯為“沒有黨性”;這是一個謂—賓結構的詞組,而不是一個單詞。

    1848-1849年,德國處于民主革命的高漲時期。在馬克思擔任主編的《新萊茵報》出版地科隆,建立了由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為骨干的科隆工人聯合會,人數迅速從最初的300人增加到5000人。馬克思1848年10月至1849年2月代理聯合會主席。這期間,聯合會內出現了一股“左”傾勢力,他們通過會刊《自由、勞動》報(編輯弗•普林茨與他們的觀點相同),對馬克思的《新萊茵報》編輯部進行攻擊和誹謗。為此,在1849年1月15目的聯合會委員會的會議上,馬克思和另一位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卡爾•沙佩爾提議︰“在委派普林茨任聯合會正式機關報的編輯的同時,再成立一個編輯委員會,它應監督使機關報真正代表聯合會的利益,並根據我們黨的精神進行編輯工作。”ぁ會後,普林茨不服從這個編輯委員會的領導,于是,1月29日聯合會委員會的會議通過一項決議︰不承認《自由、勞動》報是聯合會的機關報,出版《自由、博愛、勞動》報作為聯合會的機關報,任命克•埃塞爾為編輯。在1849年1月15日科隆聯合會委員會的會議記錄上,留下了馬克思使用的一個概念“我們黨的精神”(Sinne unserer Partei)。

    1889年,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人威廉•李卜克內西的女婿布魯諾•蓋澤爾主編的“人民叢書”,出版了馬克西米利安•施累津格爾的書《社會問題》,該書企圖“批判地修改”馬克思的學說,書的扉頁上印有包括威廉•李卜克內西名字在內的編委會名單。恩格斯為此于8月17日致信李卜克內西,嚴厲地批評了他。恩格斯寫道︰“在你的名字掩護下,出現了某個壞蛋胡搞的一本卑鄙的、極其惡劣的作品,真正下流的東西。這個不學無術的壞蛋在里面聲稱,他有能力糾正馬克思。由于在扉頁上有你這位編者的名字,這本下流東西就被作為根據我們黨的精神寫出來的著作而推薦給德國工人……這是絕對不能容忍的。”あ他就這件事情對黨的理論刊物《新時代》主編卡爾•考茨基說︰“如果出版物上沒有李卜克內西的名字,那就可以一笑置之。”ぃ果不出恩格斯所料,德國反動報紙《新普魯士報》就此于9月18日發表文章《社會民主黨的反馬克思主義者》。李卜克內西被動地發表聲明,說刊印那本書沒有得到他的同意。恩格斯使用的概念“我們黨的精神”(Sinn unserer Partei)與馬克思40年前的完全一樣,只不過das Sinn用的是單數。

    這里的“das Sinn”(馬克思用的是復數“die Sinne”)指思想、意識、知覺,翻譯為“精神”是準確的。從他們強調黨的出版物要遵循“黨的精神”的背景看,他們極為重視維護黨的外部聲譽,對于以黨的名義出版的報紙、書籍,要求內容必須符合黨的綱領和基本理論,與中國共產黨使用的黨報“黨性”的內涵大體是一致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為維護黨的聲譽或正確形象、確保黨報遵循黨的綱領和正確傳播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與各種違反這一原則的行為進行過多次毫不讓步的斗爭。維護黨的理論的純潔性和黨的榮譽,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交往中經常談到的問題,他們都要求黨內的人、黨的出版物按照“黨的精神”講話。

    1846年,當時的馬克思主義工人政黨還是共產主義的“幽靈”。這年1月,德國新聞工作者海爾曼•克利蓋在紐約創辦德文周報《人民論壇報》(Volks Tribun),發表了多篇文章宣傳“愛的共產主義”,並把當時美國平分土地運動的土地綱領,說成是實現共產主義的基礎。由于克利蓋與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的布魯塞爾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有聯系,美國方面把克利蓋視為德國共產主義的代表。為了與克利蓋的所謂共產主義劃清界限,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了《反克利蓋的通告》,指出克利蓋“歪曲共產主義在歐洲各國的真正的歷史發展,其實他對于這種發展是一無所知的,他把共產主義的產生和發展歸功于這個埃薩伊[一個古代猶太教派]同盟的荒唐的、神奇的、小說般的陰謀”い。他們不能容忍別人誤以為這家報紙宣揚的是他們的主義,努力劃清科學社會主義與其他形形色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界限。

    在黨形成的過程中,恩格斯于1847年就指出︰“黨的出版物是做什麼的呢?首先是組織討論,論證、闡發和捍衛黨的要求,駁斥和推翻敵對黨的妄想和論斷。”ぅ他多次批評“交往超出了黨的政策和黨的榮譽所允許的限度”的事情う。1859年,德國工人運動領導人費迪南•拉薩爾沒有與馬克思和恩格斯商量,便出版了一本關于國際形勢的小冊子。盡管那時不存在任何形式上的“黨”,但外界一向把拉薩爾與馬克思、恩格斯等人看作一個“黨”,所以馬克思向拉薩爾指出(保留下來的文字是向恩格斯轉述的)︰“今後在這樣危急的關頭誰要想代表黨講話,只能在下面兩者中擇其一︰要麼他事先同別人商量,要麼別人(一種婉轉的說法,指你和我)就有權撇開他而公開發表自己的意見。”(11)

    歷史上,馬克思和恩格斯因為報紙的辦報方針違背科學社會主義的原則而與其斷絕關系的事件有幾起。例如1864年11月,全德工人聯合會機關報《社會民主黨人報》邀請馬克思撰稿,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了他們的辦報綱領,沒有發現明顯的錯誤,于是答應偶爾為該報寫稿。12月《社會民主黨人報》出版試刊,發表了馬克思的《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1865年1月該報正式出版,馬克思和恩格斯各為該報寫了一篇文章。後來他們發現該報宣揚對聯合會領導人費迪南•拉薩爾的個人迷信,向德國政府首腦俾斯麥獻媚。馬克思多次致信批評報紙錯誤的辦報方針,該報編輯致信馬克思表示不接受批評。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于2月18日起草了不再為《社會民主黨人報》撰稿的聲明,恩格斯簽字後廣泛散發給德國各報。其他原來為該報工作的黨內同志也宣布退出編輯部。由于該報編輯發表的文章歪曲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態度,捏造不為報紙撰稿的原因,馬克思又于3月15日寫了《關于不給〈社會民主黨人報〉撰稿的原因的聲明》,廣泛發表在德國各報上。

    國際工人協會(第一國際)成立後,由于沒有自己的機關報,1864年11月22日,英國工聯的報紙《蜂房報》被宣布為協會的機關報。但該報編輯對不符合他觀點的國際文件或會議報道,有時不報或者拖延,甚至加以篡改、偽造。1869年在對待愛爾蘭民族解放運動的問題上,該報公開拒絕刊載國際總委員會為芬尼亞社社員申辯的決議。國際總委員會就這類事件多次對該報提出警告。1869年底,自由派資產者米爾—摩里買下了《蜂房報》的所有權,報紙已經完全失去了工人報紙的性質。1870年4月26日,國際總委員會通過了馬克思起草的關于《蜂房報》的決議,宣布與該報斷絕一切關系,並通過國際的其他報刊將這一決議通知全協會。馬克思說︰“對我們來說,即使完全沒有喉舌,也要比利用《蜂房報》更好些。”(12)

    這些事件都說明,無論當時的“黨”是否成形,若報紙以“黨”的名義講話而又違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馬克思和恩格斯必然果斷地采取措施,或發表聲明劃清界限,或與其斷絕關系,以維護黨的榮譽。

    在馬克思主義工人政黨成熟以後,黨的報刊是黨的外在形象之一,恩格斯說︰“黨本身正是像它在報刊和代表大會上讓公眾所看到的那樣。”(13)談到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機關報時,他說︰“《社會民主黨人報》是德國黨的旗幟。”(14)正由于這個原因,他和馬克思出于維護黨的理論的純潔性和黨的榮譽的目的,不惜筆墨地糾正黨報不斷制造的理論上的災難,批評報上那些不學無術的市儈幻想、又臭又長的奇談怪論和最淺薄的胡說八道(15)。

    2.馬克思、恩格斯談報刊與人民的關系

    如上文所說,俄文政治詞匯中名詞化的形容詞“××性”,在日耳曼語族的德文、英文以及羅曼語族的法語中雖然也有,但大多用于表示普通事物的特征或特性,沒有意識形態的背景。因此,馬克思論著中譯本“報刊的人民性”概念,其詞性與我國政治話語中的“××性”是有差別的。

    最近有文章說︰“1839年,馬克思第一次提到人民性,並把人民性和人民兩個概念聯系了起來。”(16)沒有這個事情。馬克思1839年正在柏林大學讀書,沒有發表過任何文章。這篇文章還說,1851年10月,馬克思在寫給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談到人民性,原文是︰“大多數人從此就聯合起來了,于是愛•梅因就可以在《紐約州報》公布一個大秘密︰現在已經發現德國未來運動的意義,這就是人民性的原則。”這里的“人民性原則”德文原文是“das Prinzip des Volkstums”,根據前後文,應譯為“民族性的原則”。das Volkstum這個表示本質的名詞,19世紀初由德國民族主義者在對抗拿破侖軍隊入侵時提出並使用,指一個民族或者少數派種族的特性,在德國具有一定的普世價值。在這里馬克思是批評的口吻,後面緊跟著的是“這個人甚至在他的極盛時期也沒有寫過像他現在寫的這樣愚蠢的東西。這些家伙在精神上徹底垮台了”(17)。把這里的中譯文“人民性”作為正面概念論述,作者的理解顛倒了。作者還說,1852年馬克思說︰“一切條頓民族最初所共有的古代習俗所以能夠作為傳統延續到19世紀,就是因為它不必承擔很大的費用和風險,就能給不列顛的階級議會披上一件人民性的外衣。”馬克思在這里闡釋了英國政治文化的傳統,原文是英文。與中譯文“人民性”對應的英文是“popularity”(18)(多數人支持的、人氣),翻譯為“人民性”不夠準確,也與本文談的“人民性”無關。

    馬克思談到過“自由報刊的人民性”(der volkst mliche Charakter der freien Presse),是與另一個概念“自由報刊的歷史個性”(die historische Individualitt der freien Presse)作為一對概念進行論證的,展現了他對自由報刊性質的認識。

    馬克思的這段論述出自他1842年4-5月發表在《萊茵報》報上的4萬字長文《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辯論——關于新聞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級會議辯論情況的辯論》。雖然這對概念與後來我們談到的黨性和人民性沒有直接的思想聯系,但他論證的自由報刊人民性的內涵,不僅體現在他主編的《萊茵報》上,也體現在隨後不久他主辦的共產主義者同盟機關報《新萊茵報》上,可以視為馬克思主義新聞觀關于黨報人民性思想的源頭。

    馬克思的這篇論文評論了一年前普魯士萊茵省第六屆等級議會關于新聞出版自由和公開會議記錄的辯論。只有理解了馬克思論著的原意,才可能真正理解他所論證的“自由報刊人民性”的內涵。由于我國1956年出版的馬克思的這篇論文是根據俄文版翻譯的,而俄文版又是根據德文原版翻譯的,轉譯造成中譯文難以理解,原文是︰“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大家知道,畫家也不是用水彩來畫巨大的歷史畫的),它的歷史個性以及那種賦予它以特殊性質並使它表現一定的人民精神的東西。”(19)1995年新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的譯文是︰“自由報刊的人民性(大家知道,就連藝術家也是不用水彩來畫巨大的歷史畫卷的),以及它所具有的那種使它成為體現它那獨特的人民精神的獨特報刊的歷史個性。”(20)後一段譯文把兩者關系說清楚了(原文“人民”一詞作為定語馬克思加了著重號)。

    馬克思是在論戰中提出自由報刊的歷史個性和人民性的。在當時的萊茵省等級議會中,反對新聞出版自由的諸侯等級代表萊茵哈德•佐爾姆斯—勞巴赫伯爵(Reinhard Graf zu Solms-Laubach,1801-1870)說︰“在荷蘭,新聞出版自由未能防止沉重的國債,並且在極大的程度上促使了革命的爆發,結果使二分之一的領土淪喪。”這個伯爵要求荷蘭的報刊為荷蘭和比利時的全部歷史承擔責任。馬克思寫道︰“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出他[指佐爾姆斯—勞巴赫伯爵]對新聞出版自由所持的歷史觀點的關鍵問題。自由報刊的人民性(大家知道,就連藝術家也是不用水彩來畫巨大的歷史畫卷的),以及它所具有的那種使它成為體現它那獨特的人民精神的獨特報刊的歷史個性——這一切對諸侯等級的辯論人說來都是不合心意的。他甚至要求各民族的報刊成為表現他的觀點的報刊,成為上流社會的報刊,還要求它們圍繞個別人物旋轉。”(21)馬克思認為不能要求報刊承擔全部歷史發展的責任,但報刊以精神的方式參與歷史發展,所以說“就連藝術家也是不用水彩來畫巨大的歷史畫卷的”,意思是︰歷史畫卷是由濃重的筆墨畫出來的,報刊只是水彩,它不能畫出完整的歷史,但參與歷史的繪畫。筆者1981年的碩士學位論文《馬克思〈萊茵報〉時期的報刊思想及其影響》,闡釋了馬克思這段話的核心原意︰自由報刊的歷史個性賦予了(或決定了)自由報刊的人民性(22)。

    正是由于他認為人民性是由其歷史個性決定的,因而他一方面論述了報刊是人民精神的表達者,另一方面也承認報刊同時也顯現了人民的缺陷,只有隨著人民精神的成熟,報刊也才會成熟起來。馬克思恩格斯後來編輯的一系列無產階級的報刊,在與人民的關系上是按照馬克思早期關于報刊人民性的要求去做的,同時明確了報刊的無產階級性質。例如《新萊茵報》,馬克思說它“是熱情維護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萬應的喉舌”(23)。恩格斯認為︰“沒有一家德國報紙——無論在以前或以後——像《新萊茵報》這樣有威力和有影響,這樣善于鼓舞無產階級群眾。”(24)1848年法國巴黎工人六月起義失敗後,數萬起義者遭到屠殺和迫害,馬克思曾特別說明︰“給這些臉色嚴峻陰沉的人戴上桂冠,是一種特權,是民主報刊的權利。”(25)

    1890年,經過12年的抗爭,德國反社會黨人非常法被廢除。在國外出版、國內秘密發行的德國社會民主黨機關報《社會民主黨人報》自動停刊時,恩格斯談到他幾十年來為黨的報刊撰稿的體會,指出黨的報刊所能有的最有利的條件之一是︰“深信你的听眾正是你想要同他們說話的人。”(26)也就是說,編者和讀者的利益、觀點完全一致。這是對黨報和人民關系的一種精煉、簡潔的表述。

    3.列寧談黨報的黨性及黨報與人民的關系

    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使用過俄文意義的形容詞化名詞“黨性”的概念來談黨報黨刊工作,但黨的報刊必須遵循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理論和黨的綱領,是他們一貫所堅持的。列寧詳盡地論述黨的出版物(黨報黨刊、印刷所、圖書館、閱覽室、書報亭和黨員創作的文學作品等等的統稱)的黨性原則,是在1905年11月26日(俄歷13日)發表的《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一文中。列寧從什麼叫“黨”或“結社”說起,論證了個人的言論自由、作為黨員的自由和責任、衡量是否具有黨性的標準等等一系列問題,提出衡量黨員和組織是否具備黨性的四條標準,即黨的綱領、黨的章程、黨的策略決議和“各國的無產階級自願聯盟的全部經驗”。根據列寧的一系列論證,出版物(27)的黨性原則應當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在觀念上,應把黨報黨刊視為無產階級總的事業的一部分;第二,在組織上,黨報與其他寫作事業和著作家個人,必須參加黨的一個組織(28)。

    論及列寧關于黨性的論述,有必要談談中國共產黨中央機關報延安《解放日報》1942年4月1目的改版社論《致讀者》中對黨性的解釋。社論引證了列寧的一段話︰黨性是“在對事變做任何估計時都必須直率而公開地站在一定的社會集團的立場上”。後來中國關于黨性的相關研究,通常把這段話解釋為列寧論述的黨報黨性的內涵。列寧的原話是︰“唯物主義本身包含有所謂黨性,要求在對事變作任何評價時都必須直率而公開地站到一定社會集團的立場上。”(29)這段話寫于1894年,那時列寧24歲,俄國既沒有工人政黨也沒有黨的報刊,談的是哲學。列寧論述黨報(後來擴展到黨的出版物)的黨性,是從1903年開始的。

    列寧沒有使用過“黨報的人民性”這個概念,但從他的編輯一系列黨的報刊的工作實踐看,他正是按照恩格斯關于編者和讀者一致的思想辦報的。早在1899年為計劃中的《工人報》撰稿時他就強調︰“編輯部和撰稿人之間要保持密切的聯系”,“編輯部和撰稿人對理論問題、當前的具體任務和怎樣編好報紙(或叢書)的基本看法要一致”(30)。他一向反對“讀者管讀、作者管寫”的“資產階級對合法報紙通常所習慣的那種想法和做法”,多次批評將這種陳舊的認識帶到黨報工作中。

    1904年底,列寧就創辦第一張布爾什維克機關報《前進報》致信全黨,寫道︰“希望所有把這個機關報看作自己的機關報並意識到一個社會民主黨黨員的義務的人,永遠拋棄資產階級對合法報紙通常所習慣的那種想法和做法,如說什麼寫是他們的事,讀是我們的事。所有社會民主黨人都應當為社會民主黨的報紙工作。我們請求所有的人,特別是工人,給我們寫通信稿。讓工人們有更多的機會給我們的報紙寫稿,可以寫各種各樣的問題,盡量多寫些自己的日常生活、感興趣的問題和工作情況,沒有這種材料,社會民主黨機關報就一文不值,因而也就不配稱為社會民主黨的機關報。”(31)1912年列寧論述《真理報》工作時再次談到這個問題,他寫道︰“如果工人的報紙這樣輕視工人所關心的事情,它難道還能夠存在下去嗎?……而且還會極嚴重地損害報紙本身的業務,即報紙發行以及像辦企業那樣的辦報業務。報紙本來就不是一種讀者管讀、作者管寫的東西。”(32)

    列寧在創辦《前進報》(1905年1-5月)時,實際上已經提出了後來在黨的報刊實踐中需要正確處理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即黨報的黨性與人民性的關系,他說︰“我們對于把工人的(‘大眾化的’)機關報與總的(指導性的)知識分子的機關報分開的想法深表懷疑,我們希望社會民主黨的報紙能夠成為整個運動的機關報,工人的報紙和社會民主黨的報紙能夠合並為一個機關報。”(33)1913-1914年列寧領導《真理報》工作時強調︰“對《真理報》來說,現在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危險是失去廣大讀者。”“應當努力使《真理之路報》[當時《真理報》為躲避書報檢查而改的名稱]的讀者按工廠、按地區等等組織起來,並大大超過目前的組織水平,使他們更加積極地參加通訊報道、管理報紙和推銷報紙的工作。應當設法使工人們經常參加編輯工作。應當……應當做的事真是太多了!”(34)

    1901年8月《火星報》第7號“工人運動要聞和工廠來信”欄刊登了一位彼得堡織布工人的來信,信中寫道︰“我把《火星報》拿給許多工友看過,結果把這份報紙都弄破了,而這號報紙卻是很寶貴的……這里講的都是我們的事情,是關于全俄國的事情。這是無法用金錢來估價,用鐘點來計算的。”(35)這從側面反映了列寧辦的報紙與人民的關系。在《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中,他把黨的出版物與人民的關系概括為“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

    十月革命後,列寧在《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1918年)、《論我們報紙的性質》(1918年)、《偉大的創舉》(1919年)等著作中一再強調︰“為蘇維埃群眾服務的報刊,對于政治領導人員的問題,對于無關緊要的政治措施,即各個政治機關的日常工作和例行公事,要少費一些篇幅。這一點我們必須做到,而且也一定能做到。”他要求社會主義報刊“多深入生活。多注意工農群眾怎樣在日常工作中實際地創造新事物”,同時把各種壞蛋“登上黑榜”(36)。他談到報刊關于政治領導人“日常工作和例行公事”的報道與反映人民群眾之間關系的處理,實際上便是我國黨領導的媒體如何做到黨性與人民性相統一的問題。

    蘇聯歷史學博士阿•奧科羅科夫教授將黨性、思想性、戰斗性、人民性、真實性列為蘇聯共產黨黨報理論中關于布爾什維克報刊的基本原則。根據他的闡述,“黨性”(�e �f�h�^�_�c�d�g�h�r)指報刊堅定不移地體現黨的政策,全面深入地宣傳黨的政策,動員人民群眾實現黨的口號和指示。實現黨性原則的第一個條件,是保證黨對報紙的領導,機關報不能脫離黨的組織;第二個條件是編輯部和撰稿人觀點與信念的一致(這是恩格斯的話)。黨性是黨報不可分割的素質,是由馬克思主義新型革命政黨的本質和天性決定的。“人民性”(�c �f�d�Y�c�d�g�h�r)指︰“報刊應當成為人民的報刊。不管從什麼意義上來說,它都應當是人民的,因為它服務于廣大的人民群眾,它依賴于廣大人民群眾的最積極的支持。我們報刊的人民性原則,來源于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人民群眾在歷史上的決定作用的著名論斷。我們的報刊作為一種新型刊物,即與人民休戚與共的刊物,沒有,也不可能有違背人民任務和利益的自己的一套任務和利益。我們的報刊在反映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社會發展的迫切任務的條件下,在不斷地得到成長和發展。”“蘇聯的報刊(包括目前的機關報)與人民群眾保持著緊密聯系。工人記者和農村記者活動的範圍越來越廣,它體現了列寧關于報刊人民性的思想,體現了新社會所有的建設者都參與報刊工作的思想。”(37)

    蘇聯時期的黨報理論中,黨性、人民性是基本概念。1972年,《莫斯科大學學報》第3期發表⑹.⑴.布拉日諾夫的論文《黨報人民性的起源——關于蘇維埃報刊發展的規律性》,他寫道︰“十月革命從根本上改變了人民對國家政權的態度。歷史上第一次人民同國家有關系,這個國家負責表達並保護人民的切身利益,著手建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經濟,它開始實現為人民的社會文化措施的廣泛計劃和著手組織人民軍隊以防範資本主義的包圍。在十月革命後蘇維埃黨的報刊中這個新的人民性內容,在組織生產的宣傳中得到了反映(這在世界報刊實踐中原則上是一種新現象)。”(38)1981年,烏切諾娃在她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新聞學說基礎》一書中,把黨性、人民性、思想性、真實性作為共產主義新聞學的四個原則(39)。

    二、中國共產黨新聞史上關于黨性和人民性的論證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黨報的黨性和人民性(較長時期內更多地使用“群眾性”的概念)作為一對概念是逐步形成的,經過不同時期的不同實踐,到現在還需要不斷豐富和完善。

    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提出了關于黨性的權威闡釋︰“全黨黨員和黨的各個組成部分都在統一意志、統一行動和統一紀律下面,團結起來,成為有組織的整體。”這是“黨性”作為一個單獨的概念,進入中央政治局的決議,成為此後黨的建設的重要內容。增強黨性的決定是延安整風的開端,對于延安整風的進行起到了重要作用。毛澤東1942年4月在中央學習組的講話,高度評價了《中共中央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他說,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全黨範圍的、中央領導的對整個干部隊伍進行內部教育還很少,從中央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開始,我們才全體地從上而下地注意了這個問題。這個意義非常之大,是有全國意義的(40)。

    1943年6月,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22周年,任弼時撰寫《共產黨員應當善于向群眾學習》一文,在中央層面較早地提出向人民學習的問題。任弼時寫道︰“為什麼說向群眾學習,是有關黨的領導是否正確,是否不脫離群眾的問題呢?因為黨的一切政策和決定之是否正確,要看它是否符合于群眾的利益與群眾的要求,是否能夠得到群眾的擁護,並能夠動員群眾積極起來去奮斗去實行,只有這樣做到,才是正確的。而要這樣做到便必須使我們的領導經常面向著群眾,經常關心群眾的生活,善于去傾听群眾的呼聲和了解他們的迫切需要,善于去總結群眾斗爭的經驗並找出其教訓與規律,再去指導群眾行動……群眾的創造力量是非常偉大的,只要依靠群眾,任何困難問題都有辦法可以解決。”(41)他提出的共產黨員要增強群眾觀念,在一切工作中都要從照顧群眾的利益出發,從照顧群眾的經驗出發,從依靠群眾的力量出發的觀點,是黨建的重要理論。

    從時間維度看,“人民性”的概念從“群眾性”的概念而來,“群眾性”的使用早于“人民性”。從黨的政治話語環境看,“人民性”和“群眾性”基本是指同一個意思,“人民群眾”這個詞組直到現在還常常作為並列語使用。

    黨報的黨性是黨報理論的顯性標志。群眾性或人民性與黨性作為一對概念,在微妙的平衡中,成就著黨報的政治屬性。群眾性或人民性的表述和實踐越完善、越平衡,越表明中國共產黨黨報理論的成熟。中國共產黨黨報中關于黨性原則的確立,有很多文章進行過論述,黨報如何完善和確立起“群眾性”或“人民性”的原則卻有些被忽略。這一原則的確立過程,更具實踐價值,成為黨報傳播效果的重要指標。也正是由于群眾性或人民性原則的實踐,黨性原則才有了立體而豐滿的效果。

    1.中國共產黨黨報黨性和人民性概念的提出和最初論證

    較早將黨報黨性與群眾性並提的是毛澤東,他1942年3月給周恩來的信,概括《解放日報》的改版要點是“增強黨性與反映群眾”。4月1日,經他修改定稿的改版社論《致讀者》,鄭重強調報紙不僅要啟發群眾的覺悟,教導他們,組織他們,“而且要成為他們的反映者、喉舌,與他們共患難的朋友”。“群眾性”在“黨性”之後居第二位。1948年4月2日,毛澤東《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進一步提出︰“報紙工作人員為了教育群眾,首先要向群眾學習。”(42)同年10月2日,劉少奇在西柏坡發表《對華北記者團的談話》,提出“黨依靠你們的工作,指導群眾,向群眾學習”;“我們要直接向群眾學習,也要經過你們向群眾學習。”(43)

    延安時期黨報的“群眾性”在實踐中有特殊的政治語境。當語境轉換到當時的大城市,這一概念自然隨著環境的改變而改變,“群眾”概念對應地變成了“讀者”或“人民”,“群眾性”也對應變成了“人民性”。從與延安《解放日報》同期出版的國統區《新華日報》上,可以找到這樣的對應。中國共產黨新聞史上的“黨性”和“人民性”這對概念,便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出現在《新華日報》而不是延安《解放日報》上。當時不論是“群眾性”還是“人民性”,其內涵除了教育群眾、反映群眾外,已經涵蓋了學習群眾的內容(44)。

    最早使用“黨性”“人民性”這對概念講述黨報理論的,是1945年8-10月間隨毛澤東到重慶與國民黨談判的中央政治局秘書胡喬木。胡喬木在重慶期間,到《新華日報》對編輯部發表了講話(後發表于1945年12月30日出版的《新華日報》內刊《新華報人》第9期,標題為《人民的報紙》)。胡喬木說︰

    黨報是人民大眾的報,這點不能懷疑。雖然人民並不都是黨員,而且人民中還有其他的黨,但因為我們的報紙是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完全從人民的利益出發,所宣傳的也正是人民所需要講的。因此,這樣的黨報就是人民大眾的報。我們要使人民的東西能在報上反映出來,這樣來加強人民報紙的黨性,也就是人民性。說報紙黨性太重,證明我們的報紙和人民還有距離,就是人民性不夠,也就是黨性不夠。報紙能最高限度地反映人民的呼聲,就是報紙有最高的黨性。如果表現出來的東西,使人民感不到興趣了,就是報紙有黨性不夠的地方。《解放日報》,群眾曾對它不大感興趣,所以才有1942年4月的改版。經過這次改版,一,《解放日報》由“社報”,發展成了“黨報”。中國歷來的報紙都是“社報”,什麼都由社內解決。改版之後,就成了反映全黨活動的黨報了。二,關系人民生活的事情受到了重視。如吳滿有的報導,就放到了顯著的地位。人民生活反映多了,人民就有了興趣,願意看了。三,建立了人民的通訊網,培養人民通訊員,黨員都有責任為黨報做通訊員,改變了官僚主義的通訊組織。因此,《解放日報》的面目就為之一新。所以黨報應該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生活斗爭,也只有這樣的報才能是一個黨報或人民的報。

    胡喬木使用的“人民性”概念,不是直接從俄文翻譯過來的,而是已經形成的新的構詞法使他從黨性、群眾性、思想性、組織性等等習慣性的說法,根據大城市的環境自然而然地推導出來的概念。在他的講話精神影響下,《新華日報》于1945年10月1日發表社論《人民的報紙》。文章開篇寫道︰“本刊創刊八年來,一貫的就是以人民的報紙為方針,為努力目標。……我們一定要繼續不斷的進步,真正成為屬于人民,為了人民的報紙。”這篇文章明確論證了黨報和人民報紙的關系,寫道︰“《新華日報》既是共產黨的機關報,怎麼能夠成為人民的報紙呢?……共產黨所要求于他的全黨黨員的,不是別的,就是︰忠實的為人民服務,虛心的做人民的勤務員。因此,作為共產黨機關報的《新華日報》,為了執行黨的主張政策,也就是要使他自己真正成為人民的報紙。”“人民的報紙必須以人民的利害為歸依。對人民有利的,我們要堅決的主張,對人民不利的,我們要毫不容情的反對。”(45)

    這篇社論發表以後,《新華日報》又接連發表多篇進一步論證黨報與人民報紙關系的文章。1946年1月11日,《新華日報》為紀念本報創刊八周年,發表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的文章《人民的報紙》。陸定一指出︰人民是我們的最尊貴的主人,當人民的勤務兵是我們最光榮的職責。“有兩種報紙。一種是人民大眾的報紙,告訴人民以真實的消息,啟發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聰明起來。另一種是新專制主義者的報紙,告訴人民以謠言,閉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變得愚蠢。前者,對于社會,對于國家民族,是有好處的,沒有它,所謂文明,是不能設想的。後者,則與此相反,它對于社會,對于人類,對于國家民族,是一種毒藥,是殺人不見血的鋼刀。”《新華日報》是人民報紙的典型,《新華日報》要成為人民的報紙,兩個方面很重要︰一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二是力求真實、絲毫不苟(46)。

    同年初,範長江在華中新聞專科學校作報告,主題也是《論人民的報紙》。他指出︰黨報和人民的報紙是統一的,“共產黨的黨報,是真正夠得上稱為人民的報紙的”(47)。

    1947年1月11日,即《新華日報》創刊九周年紀念日,《新華日報》發表由時任總編輯熊復起草的本報編輯部文章《檢討和勉勵——讀者意見總結》,把黨的報紙和人民的報紙的關系,使用“黨性”和“人民性”的概念來加以闡明,全面闡述了中國共產黨黨報的黨性和人民性的關系,指出︰

    《新華日報》的立場,就是全民族全人民的立場。用一句話來說,就是“為人民服務”(48)。為人民服務,是我們的任務,也就是我們的立場。今天,中國人民主要的要求和希望,是爭取實現獨立和平民主,堅決反對賣國內戰獨裁。我們認為,團結全民族全人民進行這種反對賣國內戰獨裁、爭取獨立和平民主的斗爭,就是對全民族全人民最大至高的服務。正是因為這樣,《新華日報》的黨性和它的人民性是一致的。固然,《新華日報》是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它的言論主張和新聞報導,是不能違反中共的整個路線、綱領和政策的。但是,由于中國共產黨是一個人民的政黨,它代表的是中國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它的一切政策是完全從人民的利益出發的,因此,《新華日報》也是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場,從人民的利益出發。這就是說,《新華日報》是一張黨報,也就是一張人民的報,《新華日報》的黨性,也就是它的人民性。《新華日報》的最高度的黨性,就是它應該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爭,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呼吸和感情、思想和行動,有的讀者說︰《新華日報》的“黨性色彩太濃厚”,這其實正是黨性發揮的不夠;也就是人民性發揮得不夠的表現。簡單說來,就是為人民服務還做得不夠。

    從這段話的論證邏輯和用詞特點看,熊復是在深刻理解前述胡喬木講話基礎上寫的,其思想源頭是胡喬木1945年對《新華日報》編輯部的講話,闡發準確、完善。至此,黨報的黨性和人民性作為一對黨建理論的概念得以成形,並影響到後來黨的新聞事業的發展。

    胡喬木、熊復等對黨報黨性和人民性的論證,是對毛澤東1945年4月黨的七大政治報告精神的闡釋,胡喬木參與了該報告的起草。毛澤東在該報告里強調的一句話在當時傳播很廣,即︰“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49)最後一句話“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就是關于如何做到黨性和人民性一致的最好闡釋。而前面對為人民服務的強調,也正是當時的政治背景。

    2.20世紀50年代黨中央關于黨性和人民性內涵的表達和不多的文章論述

    從20世紀40年代《新華日報》發表的一系列關于黨報黨性和人民性的論述看,“黨的報紙,也是人民的報紙”的說法與“黨報的黨性,就是它的人民性”、“黨性不夠,就是人民性不夠”等說法的內涵是一樣的,論證也是混在一起的。這樣的思路1949年以後集中體現在1956年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的改版文件中。這些文件里沒有使用黨性和人民性的概念,但多次使用了“黨的報紙,也是人民的報紙”的表述,與當年論證黨報的黨性和人民性的內涵幾乎是一樣的。

    由胡喬木寫的1956年7月1日《人民日報》改版社論《致讀者》,其清樣6月30日夜由毛澤東批示“可以發表”(圖1)。這篇社論的思路與胡喬木11年前口頭講述的記錄文章《人民的報紙》一脈相承。文章第二段寫道︰“《人民日報》是黨的報紙,也是人民的報紙,從它創刊到現在,一直是為黨和人民的利益服務的。正是因為這樣,《人民日報》在創刊八年多以來,備受廣大讀者的令人心感的支持,工作也逐年得到進步。但是我們工作中仍然有很多缺點。在最近,我們將著重從以下三方面改進我們的工作。”文章最後一段總結道︰“我們的報紙名字叫做《人民日報》,意思就是說它是人民的公共的武器,公共的財產。人民群眾是它的主人。只有靠著人民群眾,我們才能把報紙辦好。”

    圖1 《人民日報》改版社論《致讀者》毛澤東批示手跡

    一個月後,中共中央發出124號文件,批轉《人民日報》編輯委員會給中央的改版報告。以黨中央名義寫的文件批語是胡喬木起草的,行文與改版社論的風格相同。他寫道︰“為了便于今後在報紙上展開各種不同意見的討論,《人民日報》應該強調它是黨中央的機關報又是人民的報紙。過去有一種論調說︰‘《人民日報》的一字一句都必須代表中央’,‘報上發表的言論都必須完全正確,連讀者來信也必須完全正確’。這些論調顯然是不實際的,因為這不僅在事實上辦不到,而且對于我們黨的政治影響也不好。今後《人民日報》發表的文章,除了少數的中央負責同志的文章和少數的社論以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黨中央的意見,而且可以允許一些作者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同我們共產黨人的見解相反的文章。這樣做就會使思想界更加活躍,使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愈辯愈明。各地黨委今後也要強調地方黨報是地方黨委的機關報又是人民的報紙。我們黨的各種報紙,都是人民群眾的報紙,它們應該發表黨的指示,同時盡量反映人民群眾的意見;如果片面強調它們是黨的機關報,反而容易在宣傳上處于被動地位。”(50)

    1957-1958年,有少量文章談到黨報的黨性和人民性。1957年,人民日報社所屬的《新聞戰線》雜志發表的創刊號短論《堅持新聞工作的黨性原則》寫道︰“報刊的黨性原則,首先就是回答為什麼人的問題。人是階級的人,因而當我們在為無產階級廣大群眾服務時,我們的報刊就有了無產階級的黨性。”該刊1957年第10期發表歐遠方的文章《社會主義報刊的黨性原則》,談到黨性和人民性︰“我們通常說報刊的‘群眾性’、‘人民性’,指的是報刊必須密切聯系群眾,充分反映群眾的利益,把人民群眾的意見、正確的呼聲和要求在報刊上反映出來;並運用群眾路線的辦法來進行工作,廣泛地吸收群眾參加辦報。”“黨性、階級性、人民性是統一的,離開了黨性來講人民性,必然墮入資本主義的圈套……黨和國家的領導同人民群眾之間也存在著某些矛盾,但這種矛盾是非對抗性的,是可以解決的。有人說,報刊應站在群眾的立場上說話,否則就會脫離群眾,喪失了人民性,這種說法是片面的。報刊,它不僅是黨貫徹方針政策的工具,而且也是黨聯系群眾、教育群眾的工具,它應當在黨和群眾之間起紐帶作用。報刊要站在黨性的立場上,並在黨的領導之下,促進、幫助這種矛盾的解決。”該刊1958年第5期發表王漠的文章《什麼樣的“興趣”和“需要”》,再次談到黨性和人民性︰“黨性和人民性是完全一致的,黨性是無產階級性集中的表現,也是人民性集中的表現。因為只有黨才能代表人民群眾的最根本的利益。把黨性和人民性對立起來,是右派分子所慣用的伎倆,他們的目的,是在挑撥黨和人民群眾的關系,以便反黨反人民和反社會主義。”

    根據胡績偉1985年一次學術會議上的發言,1957-1958年《新聞戰線》關于黨性和人民性的論證,有1957年反右斗爭的背景。他說︰“在反右派斗爭時,曾經有人把主張人民的報紙、黨報的人民性及黨性和人民性一致的觀點當成資產階級新聞觀點來批判,但是當時主持新聞界批判會的喬木同志,在當時寫的文章里還是強調黨報的人民性,提出‘黨性和人民性一致’‘黨性是人民性的集中表現’的觀點。”(51)胡績偉提到的胡喬木的文章沒有找到,但從《新聞戰線》發表的文章看,“黨性和人民性一致”、“黨性是人民性集中的表現”的說法出現在公開發表的文章里,應該是得到主持新聞界工作領導首肯的。同時,把將二者對立視為“右派分子所慣用的伎倆,挑撥黨和人民群眾的關系”,則反映了當時的背景。

    此後,把黨性和人民性作為一對概念進行論證的文章或講話,較長時間沒有出現。

    三、20世紀七八十年代關于黨性和人民性問題的討論

    1979年3月以後,黨性和人民性這對概念再次在新聞界被使用,並一度引發新聞界和新聞學界的討論,以及胡績偉與胡喬木之間的黨內爭論。

    1.1979-1981年關于黨報黨性和人民性的再次提出與討論

    1979年3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宣部長胡耀邦主持召開1957以來的首次全國新聞工作座談會,原計劃開8天會,結果開了14天,158人出席會議,包括中央級的各大報、各省級黨委機關報和部分省會城市報紙的負責人,新華社總社和各分社的負責人,國家廣播事業局和各省級廣播局的負責人,以及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暨南大學新聞系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的負責人。胡耀邦于3月10日和18日兩次到會講話。朱穆之主持日常會務,胡績偉、曾濤參與主持工作。會議秘書組在14天的會期中印發簡報63期,但作為“全國新聞工作座談會材料”的只有5份,即胡耀邦的兩次發言(合一整理)、胡耀邦此次會前關于新聞報道的幾個批示、《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的發言大綱、《光明日報》總編輯殷參的發言、國家廣播事業局負責人張香山的書面發言(52)。

    胡績偉3月8日在發言中提到了黨性和人民性的關系,這也是1958年以後首次使用這對概念。胡績偉發言的第一句話是︰“黨報是黨的報紙,是黨的喉舌,是在黨委的領導下工作的。”隨後談到,“粉碎‘四人幫’以後,群眾反映,《人民日報》上又有了人民的聲音,又真正成為人民的報紙了。人民通過《人民日報》,密切了同黨的聯系,更加擁護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我們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大大提高了。可是因此也有人指責說,《人民日報》沒有黨性。我們認為,黨委領導黨報來反映人民的聲音,反映人民的意願,成為人民的喉舌,正是黨性的表現。離開了人民性就根本談不到我們黨的黨性。”

    胡耀邦的講話(3月10日)在胡績偉發言之後,顯然他看到了胡績偉發言的文字稿和3月10日會議簡報第4期關于這個問題的討論。他對黨性和人民性的論證,前後文是︰“我們的新聞工作有很高的黨性。黨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離開了人民性就不叫黨性。馬列主義、毛主席著作中都講過這個問題。毛主席曾經用明確的語言說︰我們黨的唯一宗旨,是為人民謀利益。只有這一個宗旨,沒有第二個宗旨。有時,在一件具體事情上,黨組織的要求同人民的要求也可能有矛盾,但那只是個別情況和某一具體問題。從黨的根本性質來講,黨性和人民性是融合在一起的。黨性就是人民性。有的人這麼講,什麼‘官方’、‘民方’。我們不能上這個當。我們是什麼官方?是人民的勤務員。至于這個勤務員沒有當好,特別是林彪、‘四人幫’有意破壞黨和人民的關系,那是另外一個問題嘛!黨內有些壞蛋,嚴重脫離人民,不能把這些壞蛋同黨混為一談。把黨和人民分開,說什麼‘官方’、‘民方’,要麼是思想糊涂,要麼是別有用心,他們挑撥黨和人民的關系,我們要警惕。”

    以上是會上正式發言中關于黨性和人民性的全部文字,另有第4期和第26期會議簡報記錄了小組會討論到黨性和人民性的關系,均沒有展開。從胡績偉和胡耀邦對黨性和人民性的論述看,思路是一致的,尤其是胡耀邦的發言,強調二者的一致性,堅決反對將二者對立起來。

    黨性和人民性並不是這次會上的主要議題,也不是胡耀邦講話中的一個獨立問題(53)。根據筆者的經歷和記憶,黨報的黨性和人民性引發新聞業界和學界的討論,是1979年9月胡績偉在中央黨校作報告,特別是在1980年5月西北五報新聞學術討論會以後,而不是1979年3月的全國新聞工作座談會。

    胡績偉1979年9月13、14和17日接連在中央黨校理論班講了3個半天,總結《人民日報》工作的經驗和教訓。後來印了一本內部散發的16開小冊子,共3000冊,總題目叫《談談革命的報風》。他的講話錄音也有所傳播,因而產生了影響。他在總結經驗的時候,局限于當時的情形,談到黨報的黨性和人民性是統一的,但有些失衡,強調了黨報的人民性,卻沒有論證黨報如何體現黨性,如何貫徹黨的方針政策。他說︰“我們黨的黨性,主要就是人民性,沒有人民性就沒有黨性。黨報如果不千方百計地辦成人民的報紙,黨報就沒有人民性,也就是沒有黨性,也就不配稱為共產黨的黨報。報紙的黨性和人民性是統一的。”“要辦成一個充分體現人民性的報紙,要通過黨報充分反映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的意見,把報紙辦成充滿群眾呼聲,集中群眾智慧,體現群眾監督。黨委要把自己的報紙辦得深受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喜聞樂見,辦得普遍叫好,辦到人民的心上,真正深得黨心民心。這樣的報紙就是具有充分的人民性,也就是具有最強的黨性。”(54)

    胡績偉所說黨報人民性的諸多體現,講述本身沒有問題,但前面的一句“我們黨的黨性,主要就是人民性”,並不是講黨報的人民性,而是說黨的黨性主要就是人民性,這在理論上顯現了偏差。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黨性應是人民中的最革命的部分——無產階級階級性的集中體現。沒有限定地泛泛講中國共產黨的黨性主要就是人民性,容易在實踐中造成偏差。胡績偉這段話只講到黨報如何體現人民性,強調人民性就是黨性,而黨性如何就是人民性則沒有涉及,加之當時“四人幫”在“文革”期間把黨報辦成幫報的歷史教訓記憶猶新,這樣的表述一經傳播,引發了更多的關于這方面的討論。

    1980年5月,100多位來自全國各地的新聞學界人士參加的西北五報新聞學術討論會,討論的話題有五個,依次為報紙的性質、黨性和人民性、批評與自我批評、新聞的真實性、報紙的指導性(55)。黨性和人民性成為全國新聞業界和學界討論的主要問題,與胡績偉1979年9月黨校講話的傳播以及他作為北京新聞學會會長的身份,明顯相關。

    筆者1981年11月以“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輯錄”的名義做了一份《關于黨報的黨性和人民性資料》(油印本16開22頁),供12月召開的全國新聞研究工作座談會使用。新聞業界的觀點比較集中地發表在黑龍江省新聞研究所的刊物《新聞學研究資料》1980年增刊第1期和1981年第1期,陝西《新聞研究》1980年第1期;新聞學界的觀點比較集中地發表在復旦大學新聞系的油印刊物《新聞學研究》第4期和第8期(1979年11-12月);還有一些文章發表在其他刊物,比較分散。從當時的討論看,思想是比較混亂的,一些說法也違反關于黨的性質的基本認識。

    胡績偉使用“黨報的黨性和人民性”這對抽象的概念來解釋黨報遇到的眼下問題,帶有偶然性,但我國新聞界“文革”結束後會如此集中地重議黨報的黨性和人民性問題,並非偶然。討論者們的出發點是為了解決歷史帶來的困惑,也是為了給以後的新聞實踐尋找一個理論支點。不過,這對俄國式思維的概念使得中國人只能在抽象的概念、詞句上推導,一旦人們在理解上出現偏差,便會帶來實踐上的更大偏差。

    2.黨性和人民性關系的兩種認識偏差的產生

    自1979年3月中宣部召開全國新聞工作座談會以來,具有在中央工作豐富經驗的胡喬木對黨報黨性和人民性的各種觀點頗為敏感。1981年1月23日,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的胡喬木在中國社科院黨委擴大會上講話,批評說︰“把民主和領導對立起來,以至走到說黨性發源于人民性,說黨性是人民性的集中表現,沒有人民性哪里來黨性?這種奇談怪論居然相當流行,我覺得這是社會科學界一種羞恥。”(56)胡喬木沒有具體談到這些言論的出處,但他的發言要點通過當時的中宣部(時任部長王任重)傳達到學界。

    鑒于胡喬木的批評,胡績偉于1981年2月8日致信胡喬木,說明他只說過“沒有人民性就沒有黨性”,胡喬木所批評的另外兩句話他沒有說過;同時指出,“奇談怪論”、“社會科學界的一種羞恥”這樣的批評不利于進一步討論問題(57)。

    1981年12月-1982年1月,胡績偉為要召開的全國新聞工作會議寫了一篇很長的發言稿,把1982年1月7日的第三稿提前送給胡喬木審議。但不知什麼原因,胡績偉1981年12月11日的第二稿也到了胡喬木的手里。胡績偉的第二稿里有一句話“黨報的黨性來源于人民性,又高于人民性”;第三稿這句話改為“黨報的黨性來源于階級性和人民性,又高于人民性”。1982年3月11日,胡喬木回復胡績偉,引文刪掉了“階級性”,認為黨性來源于人民性又高于人民性的說法難以成立。在這個回復里,胡喬木提出“不要籠統引用‘人民性’這個含混不清的概念”(58)。這是見諸文字的胡喬木最早否定黨報人民性概念的行文。此前僅在1981年3月有一篇文章在討論中提出不要使用“黨報人民性”的觀點(59)。同時,否定黨報人民性概念的文章得到批量發表,至1983年8月全國新聞工作會議,形成規模化態勢。

    1983年8月15日,全國新聞工作會議散發了兩個文件《關于新聞工作的黨性和“人民性”問題》《關于加強新聞工作的若干問題》。前一個文件,基本是胡喬木1982年3月11日回復胡績偉原件的擴展版,內容和結構完全相同,行文有所擴展。擴展的部分將關于黨性和人民性討論中的觀點分為四類,第一類是“人民性高于黨性”。第二個文件相當于會議決議,共八點,其中第三點“堅持無產階級黨性原則”之下有一段行文︰“提出一個與黨性同等層次的‘人民性’的概念,它的內容必然是含混不清的……在新聞工作中引進‘人民性’這個概念,必然引起思想上的混亂。如果認為,人民性同黨性是完全一致的,人民性的內容已經包含在黨性之中,那麼單獨使用‘人民性’的概念就是不必要的。如果認為必須提出人民性作為黨性的‘補充’或者‘制約’,這就意味著,堅持黨性,似乎還不能完全代表人民的利益,只是對黨負責而不是同時對人民負責,只有在堅持黨性的同時提出堅持‘人民性’,才是完善的。這樣,在宣傳報道工作中就容易把對黨負責和對人民負責二者分割開來,對立起來。或者自以為黨的某些方針政策不符合人民利益而不積極宣傳貫徹;或者自以為站在人民一邊而實際上符合了群眾中某些錯誤的意見和要求,這樣都會不自覺地削弱黨的領導,發生和黨中央在政治上不一致的情況,違背新聞工作的黨性要求。”這是對胡喬木觀點的系統化表達。

    其時對黨性和人民性關系的論述中只傾向于人民性的這種趨勢有所警惕,是必要的。“文革”剛結束,“文革”中“四人幫”的“幫性”取代“黨性”,橫行于黨的新聞工作中,這樣的記憶太深刻了,于是人們都想總結經驗,再提黨報的黨性和人民性如何統一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新時期剛開始,更需要黨報在統一全黨認識方面發揮作用,把輿論引導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軌道上。這時,特別需要黨報具有堅強的黨性,強調黨報的黨性和人民性的一致,努力平衡論證,把全黨全國人民的注意力吸引到當下的任務方面。只有這樣,才是具有全局意識的表現。但規定黨報工作(以後延伸到所有黨領導的傳媒工作)中擯棄“人民性”的概念,就把黨性和人民性關系的問題推到了另一個錯誤的極端。這種用黨性替代人民性的觀點,違背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唯一的宗旨。“黨報的黨性和人民性是統一的、一致的”這一黨報工作的光榮傳統,至少在理論論述層面就此中斷了。

    另一方面,從黨的性質方面講,“黨性來源于人民性”、“人民性高于黨性”的說法是錯誤的。中國共產黨來自人民,唯一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但“黨性”是指黨員、黨的各級組織或機構應該具有的黨的觀念、黨的意識,即根據黨的綱領、組織章程和一系列決議而形成的對黨的性質和奮斗目標的認識,以及黨內的一些組織原則。黨來自人民,但黨性來源于人民性就不對了。黨報的黨性,則是黨性意識在黨的新聞工作中的體現。

    “人民性”和“人民”的概念也是有差別的。“人民性”應該是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體現,而不宜理解為具體幾個人或小群體的私利。由于人民是分散的和有各自利益追求的,這就如馬克思談到他的家鄉摩澤爾河地區人民時所說︰“個人,甚至數量很多的個人,都不能把自己的呼聲說成人民的呼聲,相反,他們的陳述總是帶有私人申訴書的性質。最後,即使進行申訴的私人的信念表達了整個摩澤爾河沿岸地區的信念,作為管理機構屬下的個別部分和國家的個別部分的摩澤爾河沿岸地區本身,對于自己所屬的省和國家說來也只佔有一個私人的地位,而私人的信念和願望首先應該用普遍的信念和普遍的願望來加以衡量。”(60)所以“人民性”需要在人民根本利益的角度(即馬克思所說的“應該用普遍的信念和普遍的願望來加以衡量”)加以理解。黨來自人民,但黨性來源于人民性在黨的理論r上是說不通的,在實踐中也無法做到。

    從黨的角度,黨性和人民性從來就是統一的、一致的。在黨性和人民性的關系問題上,從分析孰高孰低的角度入手,容易導向二者關系的不平衡,甚至把黨性和人民性對立起來。1979年3月胡耀邦關于黨性和人民性關系的論述相當全面,落腳在二者的統一上。1983年10月12日,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上批評有人“在黨性和人民性的問題上提出違反馬克思主義的說法”(61),指的是在黨性和人民性問題上的一種錯誤的認識偏差。鄧小平提出批評是正確的,但他並沒有否定“人民性”的概念。

    鑒于“黨性來源于人民性”、“人民性高于黨性”的錯誤觀點已經受到持續的批評,擯棄“人民性”的觀點長期居于主導地位,因而後者在理論上對黨的危害,特別是對黨群關系的危害,需要加以重視。

    四、習近平論黨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統一的(62)

    習近平2012年11月擔任黨的總書記以來,身體力行在新聞傳播界倡導新的文風。他于2013年8月19日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發表長達1.5萬字的講話,是他擔任總書記以來首次關于宣傳思想工作的重要講話。他引用古語“不日新者必日退”、“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制”,要求創新宣傳思想工作。

    被列入該講話新聞導語的是習近平的這樣一句話︰“宣傳思想工作一定要把圍繞中心、服務大局作為基本職責,胸懷大局、把握大勢、著眼大事,找準工作切入點和著力點,做到因勢而謀、應勢而動、順勢而為。”(63)顯然,這句話被視為講話的核心、要點。領導人強調什麼,說明這方面做得不夠好。也就是說,此次講話以前的我國新聞和宣傳領域,沒有很好地做到“胸懷大局、把握大勢、著眼大事”(黨性的表現),也沒有很好地做到“因勢而謀、應勢而動、順勢而為”(人民性的表現)。實際上,習近平以另一種表達,論述了新聞和宣傳工作如何做到黨性和人民性的統一。

    習近平對黨報的“黨性和人民性”最近30多年來被禁止使用的這段復雜而敏感的歷史,是清楚的。他在“8•19講話”中重新並提黨性、人民性,重申“黨性和人民性從來都是一致的、統一的”,打破了我國新聞宣傳領域30多年來人為制造的一個禁區,無論在黨的理論建設上還是現實的宣傳實踐上,都具有重大意義。

    1.黨性和人民性的內涵

    習近平對黨性、人民性的內涵作了明確的論證。如何才叫堅持黨性?他的定義是︰“堅持黨性,核心就是堅持正確政治方向,站穩政治立場,堅定宣傳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堅定宣傳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堅定宣傳中央關于形勢的重大分析判斷,堅決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堅決維護中央權威。”他強調宣傳黨中央的精神,接連使用四個“中央”概念,要求宣傳中央的部署和形勢判斷。這說明,黨內存在沒有宣傳中央的部署和形勢判斷、沒有維護中央權威的情形。習近平雖然沒有直接列舉事例,但從用詞和表達的氣勢都可以看出,他對黨的十八大召開以前和召開後的一段時間內,黨領導的新聞和宣傳領域出現的沒有堅持黨性,甚至公開與黨中央的方針政策對抗的種種行為進行了反擊,提出了嚴厲的警告。

    2016年2月19日習近平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的講話(以下簡稱“2•19講話”),進一步論證了新聞和輿論工作的黨性,他說︰“堅持黨性原則,最根本的是堅持黨對新聞輿論工作的領導。黨和政府主辦的媒體是黨和政府的宣傳陣地,必須姓黨。黨的新聞輿論媒體的所有工作,都要體現黨的意志、反映黨的主張,維護黨中央權威。”這次講話的核心觀點與“8•19講話”是相同的,但表達略有側重,要求在思想上真正體現黨的意志、反映黨的主張,維護黨中央權威。因為新聞宣傳領域公開與黨中央方針政策對抗的情形減少了,表現為變相的對抗和反做。例如以護黨的名義傳播謬誤,制造社會危機。

    關于人民性,習近平說︰“堅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以民為本、以人為本。”習近平所以要這樣論述,是因為他充分意識到黨根基于人民的道理。因而,他在“8•19講話”中提出“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在“2•19講話”中,再次重申“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在2016年4月19日關于網絡工作的講話中,要求“網信事業要發展,必須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2016年7月1日,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的大會上,習近平以“堅持不忘初心、繼續前進”的論證框架,詳盡而全面地論證了黨與人民的血肉關系,為他在2013年重新提出“黨性和人民性相統一”提供了豐富的理論。他說︰“全黨同志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標準,使我們黨始終擁有不竭的力量源泉”。這使得我國的新聞、宣傳、輿論工作有了實在的衡量“人民性”的標準。真正做到這一點,也就是真正堅持了黨性。沒有做到黨性和人民性相統一,都是由于顛倒了黨和人民的關系,造成既沒有體現黨性也沒有體現人民性。

    2.糾正黨性和人民性關系的兩方面偏差認識

    黨性和人民性的關系,本來是一個有著明確答案的問題。但在一些人那里,卻變得“復雜而敏感”。比如,有人問“你是替黨講話,還是替老百姓講話”,“你是站在黨的一邊,還是站在群眾一邊”;有人振振有詞地說人民群眾人數超過黨員,所以人民性大于黨性。類似這種似是而非的說法不少,但都是不正確的、錯誤的,必須加以廓清和糾正。黨性和人民性都是整體性的政治概念,黨性是從全黨而言的,人民性也是從全體人民而言的,站在全黨的立場上、站在全體人民的立場上,才能真正把握好黨性和人民性(64)。

    習近平非常了解一些地方黨群關系的現實。聞名全國的鄭州市規劃局副局長逯軍2009年6月17日問前來采訪的記者的一句話︰“你是準備替黨說話,還是準備替老百姓說話?”(65)這句話引發了多年沒有再使用的“黨性和人民性”概念,較多地出現在網絡言論中,混雜著各種正確和錯誤的觀點。同類的事實接連出現︰2011年8月25日,某公司安全員對前來采訪的記者說,你反對我就是反對黨;2012年3月27日,某辦公室主任回答記者提問時也問︰“你是為人民服務還是為黨服務的,這個你要明確”;2014年1月6日,某鄉黨委書記在回應群眾和記者的采訪時說︰“威脅我就是威脅黨。”(66)這些黨員干部均為基層干部,有的就是普通黨員,他們處于接觸群眾的第一線。根據過失心理學的分析,這類脫口而出的話不是口誤,言由心生,恰是內心真實想法的自然流露。

    習近平十分了解基層情況,所以他在“8•19講話”中提出了過去從未提到的“基層工作創新”的要求。基層的黨群矛盾激化,是對黨的極大威脅。基層是黨的事業最薄弱的環節,也最容易被攻破;基層干部的觀念和行為,關系到黨在群眾中的形象,也最容易威脅到黨的執政基礎。“你是替黨講話,還是替老百姓講話”,“你是站在黨的一邊,還是站在群眾一邊”,這類將黨性和人民性對立的情形,是需要糾正的第一種偏差。

    另一種偏差也是存在的,即認為“人民群眾人數超過黨員,所以人民性大于黨性”。少數人在網絡上散布過這類觀點。2012-2013年的網上,仍然可以看到諸如“黨性來源于人民性和階級性,黨性必須符合人民性,必須和人民性相統一,不可和人民性相分離。黨性不可違背人民性;人民性高于黨性大于黨性。黨性不可侵犯人民性,人民性也不可侵犯黨性”(67)的說法。

    這些說法的基本傾向是錯誤的。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這是我們的基本認識,中國共產黨是為了人民的利益而奮斗的,領導人民實現自己的利益。但人民是以無數分散的個體形式存在的,任何政權形式都不可能由抽象的“人民”來領導,而是通過階級、黨組建國家政權來管理。黨性、人民性是抽象的認識和理念,上面的言論把“黨”等同于“黨性”,把“人民”等同于“人民性”,就把問題攪亂了。如何“用人民性來檢驗”?人民性怎麼高于、大于黨性?如何做到和表現?還有“人民性也不可侵犯黨性”,更是無法理解在說什麼。上面的言論到處用空洞的“人民性”的概念否定黨性,但又說不出“人民性”是什麼,到哪兒去尋。相對而言,黨性多少實在些,有黨綱、黨章和一系列黨的決議來體現。上面的言論,把黨與人民、黨性與人民性對立起來了,其混亂的思路很像當年列寧批評的“左派幼稚病”(68)。

    從某一級黨組織,甚至僅某一級黨組織的負責人來理解黨性,這類情形時有披露。2007年5月,某公路局斥資近3000萬元將投入使用僅3年的辦公樓大樓推倒重建(正常維修只需要160萬)的事情被揭露,該局黨委書記召開全局黨員會議,“要求全體黨員必須與局長保持一致,一切行動听指揮,謹慎對待媒體,不要對外亂說話,努力用黨性、正義戰勝‘邪惡’”(69)。這里所說的“黨性”竟等同于“正義”,而把揭露他們濫用職權的行為視為“邪惡”,共產黨員對黨的忠誠,變成了對某一個單位、某一個領導人的忠誠,顯然是對中國共產黨黨性內涵的扭曲。

    批評上面的錯誤觀點,除了理論的邏輯力量,更需要現實社會中各級黨的干部和普通黨員身體力行,用行動體現出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某種意義上,行動比理論更能說服人。

    習近平充分意識到他面臨的嚴峻的黨群矛盾,決心恢復黨在人民群眾中的良好形象,重新並提黨性和人民性,糾正在兩者關系上的兩種錯誤的認識偏差,強調黨性和人民性的一致、統一。一些口口聲聲強調增強黨性的黨員干部所說的“黨”並不是全黨,媒體有時候強調的人民也並不能整體上代表人民。黨性是從全黨而言的,人民性也是從全體人民而言的,不能簡單從某一級黨組織、某一部分黨員、某一個黨員來理解黨性,也不能簡單從某一個階層、某部分群眾、某一個具體人來理解人民性。

    3.在“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的基礎上把握好黨性和人民性的統一

    習近平早在1989年5月擔任福建省寧德地委書記的時候,就闡釋了黨性和人民性之間的關系。他說︰“我們黨歷來有一個傳統,就是通過運用報紙、廣播、電視等宣傳工具,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教育人民,反映人民的呼聲,弘揚正氣,揭露消極腐敗現象,動員組織廣大群眾投身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我們強調的黨性,包含著人民性的深刻內涵。我們黨是代表人民利益的黨,她沒有獨立于人民利益的自身利益。但我們黨既代表人民的眼前利益,也代表人民的長遠利益;既代表人民的局部利益,也代表人民的全局利益。”(70)在這里,已經清晰地體現了習近平站在全黨的立場上、站在全體人民的立場上對黨性和人民性統一的把握。

    (1)關于黨性和人民性的五個理解層面

    習近平的“8•19講話”明確了黨性和人民性的關系。我們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來自人民為了人民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從本質上說,堅持黨性就是堅持人民性,堅持人民性就是堅持黨性,黨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沒有脫離人民性的黨性,也沒有脫離黨性的人民性。“黨性和人民性從來都是一致的、統一的”,這實際上也是對當年胡績偉、胡喬木在黨性和人民性問題上的不同認識偏差的糾正,重新將偏離的認識拉回正常軌道,定下正確認識、運用這對概念的基調。

    1979年以來,談及黨報(定語也可以是媒體、新聞、宣傳、輿論工作等)黨性和人民性的文章有200多篇,不少文章在基本的認識概念方面是混亂的。需要理清以下幾層概念︰

    第一,黨來自人民,在這個意義上,黨是人民的兒子,如同鄧小平說“我是人民的兒子”。但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因而黨領導人民實現人民的利益。

    第二,“黨性”是指黨員、黨的各級組織和所屬機構關于黨的觀念、意識(諸如對黨綱、黨章和黨的各項決議的認同意識、觀念)。這里的“黨”是全黨,不是某一級黨的組織,更不是某一個黨員干部或普通黨員。所有黨員和黨的組織都應在全黨的層面理解和使用“黨性”概念。

    第三,黨的唯一宗旨是為人民服務,為人民謀利益、謀幸福,因而黨的利益與人民的利益根本上是一致的。

    第四,“人民性”是指黨員、黨的各級組織和所屬機構對黨的唯一宗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認同意識、觀念。根據前文所述,黨在歷史上使用“群眾性”“人民性”的概念論述黨領導的新聞工作,經歷了把人民群眾作為教育對象、反映對象和學習對象的認識軌跡。從“教育”到“反映”再到“學習”的變化過程,不是割裂的,而是相輔相成、各有側重。在傳統的黨報理論成熟的當下,黨領導的媒體的“人民性”,應包含教育、反映、學習人民群眾的全部內涵。這里的“人民”也是整體的概念,從大局、大事著眼人民的根本利益。

    第五,黨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統一的。沒有做到二者的一致、統一,都是由于顛倒了黨和人民的關系,造成既沒有體現黨性也沒有體現人民性。

    (2)新聞報道背離黨性和人民性相統一的幾種典型表現

    持續過一段時間的媒體“謝黨恩”報道主題,就沒有做到黨性和人民性的統一。

    2013年11月22日發生青島輸油管道爆炸事件,造成63人死亡、9人失蹤、156人受傷。11月24日下午,正在山東省考察的習近平,專程前往青島大學附屬醫院黃島分院,親切看望事故的受傷人員。他詢問傷員中年齡最大的87歲老人薛淑美的傷情,叮囑醫護人員精心治療護理,使老人早日康復。他還看望部分遇難人員親屬,向他們表示深切慰問。習近平以實際行動體現了對人民生命安危的關注。報道這樣重大的突發事故,應該以災民的安危為中心,快速全面提供相關信息,安撫群眾。然而,11月26日《青島日報》頭版刊出青島市委領導看望災民的新聞,其中一段描述,即“56歲的王振華激動地說︰‘不是黨和政府,沒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我們老百姓非常感激黨和政府的關懷’”,即刻引發全國輿論的炮轟。根據馬克思的人民政權理論,黨和政府的工作人員是人民的公僕,人民是社會的主人,這條新聞的報道導向,顛倒了黨和政府與人民的關系,既違背黨報的黨性,也違背黨報的人民性。

    有意思的是,有人把“不是黨和政府,沒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我們老百姓非常感激黨和政府的關懷”這句話在網上搜了一下,結果發現了幾年前完全一樣的新聞報道版本——四川《遂寧日報》2010年2月8日一篇關于市委書記和市長慰問災民的新聞,報道結構和行文與《青島日報》眼下的報道一模一樣︰“79歲的漆書園非常激動地說︰‘不是黨和政府,沒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我們老百姓非常感激黨和政府的關懷,並有信心重建家園!’”

    這種報道思路不是個案,我國媒體上類似的新聞報道模式俯拾皆是,甚至一家偏遠的地級大眾化報紙報道本報一篇評論員文章的閱讀效果,也能與“謝黨恩”掛鉤︰主題“沒有黨和政府,哪來現在的幸福生活!”;副題“《樹立正確的是非觀》一文在玉樹干部群眾中引起強烈反響”。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謝黨恩”的新聞報道主題違反黨性,也扭曲了人民性。2013年青島輸油管道爆炸事件後,我國媒體謝黨恩的報道基本消失,這是貫徹習近平“黨性人民性相統一”思想的好現象。

    官本位新聞違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黨的唯一宗旨。在一段較長的時期內,我國媒體新聞的官本位傾向突出,明顯違背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這與長期以來媒體只提黨性且理解為只對上級機關負責而沒有人民主權意識相關。

    習近平“8•19講話”前兩個月,即2013年6月7日,廈門有人在擁擠的公交車上點火,燒死47人。第二天《廈門日報》的頭版頭條新聞,報道這一重大的群體性死傷事件的主題是領導如何關注此事,而不是乘客的傷亡和救治信息。因為推敲如何安排領導人對此事件的指示和關懷,版面一直定不下來。報紙出版後輿論嘩然︰主標題以下(含)共六行標題,依次是︰黨和國家級領導關懷、副國級領導關懷、省級領導關懷、市級領導關懷(佔兩行),最後一行才涉及具體事實,行文卻是“有關情況正在深入調查”,連死傷情況都沒有出現在標題上。

    這種新聞報道官本位的現象,並非個案,而是較為普遍。2014年12月15日0時20分,河南省長垣縣一家KTV發生火災,11人死亡。在當地政府網站上,第一條新聞《我縣一家KTV發生火災》共126個字,74個字講領導如何高度重視、親自到現場指揮。第二條新聞《我縣全力做好皇冠KTV火災事故處置工作》共9行文字,8行內容是講當地縣領導如何處置火災事故的,其中有4行是當地縣領導的講話要點。

    如何平衡擺正媒體的黨性和人民性,考驗著各級黨委和其宣傳部以及領導下的媒體對黨性和人民性的忠誠。

    為政績服務的思路阻礙了黨性和人民性的統一。遭遇重大災害或突發事件之時,正是檢驗各級宣傳部門和媒體對黨性和人民性把握的典型時期。而一段時期以來,一些地方只要發生了災害,宣傳報道都習慣性地要求突出本地區或本系統黨和政府領導的政績,而不是人民群眾急需的各方面災難信息,形成“災害不是新聞,抗災才是新聞;群眾抗災不是新聞,領導下指示才是新聞;災害信息不重要,好人好事宣傳才重要”的宣傳報道套路。這種官本位“救災”思路沒有把人民的生命安危和生活困難放在第一位,而把政績、政績宣傳當作了追求的目的本身。這樣的思路不是為人民服務,脫離群眾,傳播效果不好,甚至產生逆反效果。習近平“8•19講話”提出的第一個創新要求便是“理念創新”,要求擺正媒體的黨性與人民性,堅持二者統一而不是對立。黨性的“黨”是指全黨,要站在黨中央方針政策的立場,不是維護某級黨組織和領導人的政績,才是黨性的表現。

    (3)繼承黨媒的光榮傳統,切實落實黨性和人民性的統一

    習近平一向關注人民的生命安危,他在2015年新年賀詞中說︰“這一年,我國發生了一些重大自然災害和安全事故,不少同胞不幸離開了我們,雲南魯甸地震就造成了600多人遇難,我們懷念他們,祝願他們的親人們都安好。”2015年1月19日習近平離京考察,第一站選在雲南魯甸地震災區。習近平在2016年的新年賀詞里,仍然密切關注人民生命安危,他說︰“‘東方之星’號客輪翻沉、天津港特別重大火災爆炸、深圳滑坡等事故造成不少同胞失去了生命,還有我們的同胞被恐怖分子殘忍殺害,令人深感痛心。我們懷念他們,願逝者安息、生者安康!群眾的生活中還有一些困難和煩惱。黨和政府一定會繼續努力,切實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保障人民生活改善、保障人民身體健康。”他以自己的言行踐行著他提出的黨報人民性的內涵︰“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以民為本、以人為本。”

    近年發生了多起危害人民生命的事件,黨中央對人民的安危和他們的信息需求極為關注。例如2015年8月12日夜間天津港瑞海公司危險品倉庫特別重大火災爆炸事故,死亡173人。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專門召開會議,專題听取國務院工作組匯報搶險救援和應急處置情況,就做好下一步工作做出七條部署,其中第六條關于事故的信息傳播,就體現新聞和宣傳工作黨性和人民性的統一︰“加強信息發布和輿論工作。要按照及時、準確、公開、透明的原則,主動發布事故及其處置準確權威信息,積極回應群眾關切。”

    2016年2月19日習近平視察中央三媒體,再提“黨性和人民性相統一”,再提“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言語之間透露了他對人民利益的傾注與關愛。他通過與記者的對話,展示了什麼叫“黨性和人民性相統一”。在同河南蘭考縣谷營鎮爪營四村進行基層干部作風調查的記者視頻連線時,習近平指出︰基層干部作風事關鞏固黨的執政基礎,事關人民群眾切身利益。新聞記者要深入調查研究,多掌握一手情況。幾位剛參加新春走基層采訪的記者向習近平報告了采訪見聞,他鼓勵大家要接地氣,多采寫群眾喜聞樂見的新聞報道。

    2016年4月19日,習近平主持召開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談會,把“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作為網絡事業發展的基本要求。他指出︰“網信事業要發展,必須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要適應人民期待和需求,加快信息化服務普及,降低應用成本,為老百姓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信息服務,讓億萬人民在共享互聯網發展成果上有更多獲得感。”在這里,他再次把黨性和人民性統一起來,把我國網信事業的發展落腳到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上。

    習近平談到宣傳思想工作時,強調繼承光榮傳統。他說︰“在長期實踐中,我們黨的宣傳思想工作積累了十分豐富的經驗。這些經驗來之不易、彌足珍貴,是做好今後工作的重要遵循,一定要認真總結、長期堅持,並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但習近平講話後的兩三年間,關于以往黨媒光榮傳統的研究和宣傳是不夠的。

    習近平擔任黨的總書記的當天,發表了只有10分鐘的演說,總共1520字的發言中,出現了19次“人民”的概念,平均每80個字就出現一次。他說︰“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群眾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眾是我們力量的源泉。我們深深知道︰每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只要我們萬眾一心,眾志成城,就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每個人的工作時間是有限的,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責任重于泰山,事業任重道遠。我們一定要始終與人民心心相印、與人民同甘共苦、與人民團結奮斗,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歷史、向人民交一份合格的答卷。”習近平對人民傾注的深切情愫與為人民服務、對人民負責的精神體現出一個真正共產黨人的黨性,也表現了黨性和人民性的統一。

    黨領導的媒體堅持黨性是當然的,如果一個以為人民服務為唯一宗旨的黨,卻不許說黨領導的媒體具有人民性,在理論上是說不通的。“黨性和人民性從來都是一致的、統一的”,習近平重申了這一黨性和人民性關系的明確答案。

    (廖金英參加第四節部分內容的寫作,吳薇、姚曉鷗提供了德文、俄文考證研究的意見)

    注釋︰

    ヾ陳力丹︰《宣傳工作要胸懷大局把握大勢——讀習近平總書記8.19宣傳思想工作會議講話》,《編輯之友》2013年第10期。

    ゝ朱繼東︰《決不允許黨性和人民性“被對立”》,《內蒙古日報》2016年3月1日。

    ゞ《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57頁。

    々德文原文見Friedrich Engels:"Ein Fragment Fouriers  ber den Handel",in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Werke,Band 2,Berlin:Dietz Verlag,1962,S.604-610,hier 608.

    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687頁。德文原文見"Komiteesitzung des Arbeitervereines vom 15.Januar 1849",in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Werke,Band 6,Berlin:Dietz Verlag,1961,S.578-579.hier 578.

    あ《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51頁。德文原文見"Friedrich Engels an Wilhelm Liebknecht•17.August 1889",in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Werke,Band 37,Berlin:Dietz Verlag,1967,S.258-259,hier 259.

    ぃ《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10頁。

    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9頁。

    ぅ根據德文原文重新翻譯。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300頁。

    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06頁。

    (1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94頁。

    (1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701頁。

    (1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63頁。

    (1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90頁。

    (15)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81頁和282∼283頁、第33卷第63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1973年。

    (16)朱繼東︰《決不允許黨性和人民性“被對立”》,《內蒙古日報》2016年3月1日。

    (1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版,第424∼425頁。德文原文見"Karl Marx an Friedrich Engels.25.Oktober 1851",in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Werke,Band 27,Berlin:Dietz Verlag,1963,hier 366.

    (1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426頁。英文原文見Karl Marx:"The Chartists",in Karl Marx &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Vol.11,London:Lawrence and Wishart Electronic Book,2010,pp.333-341,p.337.

    (1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9頁。

    (2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53頁。

    (2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53頁。德文原文見Karl Marx:"Die Verhandlungen des 6.rheinischen Landtags.Von einem Rheinlnder.Erster Artikel:Debatten  ber Prefreiheit und Publikation der Landstndischen Verhandlungen",in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Werke,Band 1,Berlin:Dietz Verlag,1981,S.28-77,hier 39。按,這段話原文無括號,括號里面的話為同位語,因為句子太長,中譯文為表達清楚起見,使用了括號。

    (22)引用馬克思這段話的我國學者幾乎都不理會馬克思是在怎樣的情形下提出“自由報刊的人民性”的,只在表面上引用了“人民性”這個概念。詳細論述請參陳力丹《馬克思論自由報刊的歷史個性和人民性》,《新聞前哨》2014年第7期。

    (2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75頁。

    (2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6頁。

    (2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57頁。

    (2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89頁。

    (27)列寧使用的詞組“黨的出版物”(�e �f�h�^�_�c �u �a�^�h�Z�f �h�i�f ),主要是指黨的報刊。參見楊蘊華《列寧的用語“�e �f�h�^�_�c �u �a�^�h�Z�f �h�i�f ”究竟指什麼?》,《馬列主義研究資料》第21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5頁、79頁。

    (28)關于列寧的黨報黨性思想,筆者已有專文論述,此處從略。請參陳力丹《列寧論黨報的黨性》(《湖南大眾傳媒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2年第4期)、《列寧關于出版物黨性原則的思想》(《新聞前哨》2011年第6期)、《列寧論黨性的名著》(《新聞前哨》2012年第11期)、《列寧論出版物的黨性》(《東南傳播》2014年第2期)等文。

    (29)《列寧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版,第363頁。

    (30)《列寧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版,第157頁。

    (31)《列寧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86∼87頁。

    (32)《列寧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版,第176∼177頁。

    (33)《列寧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88頁。

    (34)《列寧全集》第46卷第289頁、第25卷第10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1988年第2版。

    (35)《列寧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版,第456頁注釋73。

    (36)《列寧全集》第34卷第136頁、第35卷93頁、第34卷13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版。

    (37)[蘇聯]阿•奧科羅科夫︰《列寧論報刊》(蘇聯政治出版社,1974年第2版)前言《列寧與黨的報刊》,楊春華、星華編譯︰《列寧論報刊與新聞寫作》,北京︰新華出版社,1983年,第11∼16頁。

    (38)⑵�a �\�c�d�W ⑹.⑴.,⑽�g�h�d�`�^ �c �f�d�Y�c�d�g�h�^-�e �f�h�^�_�c�d�_ �e�Z�m �h�^:�� �W�d�e�f�d�g�i �d �] �`�d�c�d�b�Z�f�c�d�g�h�u�k �f �]�W�^�h�^�u �g�d�W�Z�h�g�`�d�_ �e�Z�m �h�^.⑶�Z�g�h�c.�A�d�g�`.�i�c-�h .�F�Z�f.10.⑻�i�f�c �a�^�g�h�^�` ,1972,��3,�g.21-30.

    (39)�H�m�Z�c�d�W  ⑶.⑶.,�C�g�c�d�W�q �b �f�`�g�^�g�h�g�`�d-�a�Z�c�^�c�g�`�d�X�d �i�m�Z�c�^�u �d �\�i�f�c �a�^�g�h�^�`�Z,�A�d�g�`�W :⑽�]�Y �h�Z�a�r�g�h�W�d �A⑷�H,1981.

    (40)劉智峰︰《中央第一個增強黨性文件的由來》,《學習時報》2016年3月17日。

    (41)《任弼時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02頁。

    (42)《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20頁。

    (43)《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下卷,北京︰新華出版社,1980年,第252頁。

    (44)中國共產黨歷史上關于黨報群眾性概念的使用與理解,王潤澤、余玉的論文清晰地描述了黨報把人民群眾作為教育對象、反映對象和學習對象的認識軌跡(《群眾︰從“教育”,“反映”到“學習”的對象——黨報群眾性原則嬗變軌跡解讀》,《國際新聞界》2014年第12期)。

    (45)這篇社論解放後被收入各種新聞學的學習文集,但均把發表日期錯寫為1945年10月11日。例如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編《中國報刊工作文集》、解放軍報社1979年編《新聞工作文集》、1980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下卷。

    (46)《陸定一新聞文選》,北京︰新華出版社,1987年,第73頁。

    (47)範長江︰《論人民的報紙》,《新聞研究資料》1982年第1輯。

    (48)毛澤東1945年在重慶多次會見《大公報》負責人王芸生,並為該報題詞“為人民服務”。

    (49)《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4∼1095頁。

    (50)《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中卷,北京︰新華出版社,1980年,第483∼484頁。

    (51)《胡績偉自選集》第1卷,香港︰卓越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248頁。

    (52)陳力丹︰《中國新聞工作改革開放的起點——紀念1979年全國新聞工作座談會20周年》,《新聞學論集》18輯,2000年。

    (53)陳力丹︰《中國新聞工作改革開放的起點——紀念1979年全國新聞工作座談會20周年》,《新聞學論集》18輯,2000年。

    (54)《胡績偉自選集》第1卷,香港︰卓越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142∼143頁。

    (55)《關于幾個新聞理論問題探討情況》,(蘭州)《新聞理論與實踐》月報第13期,1980年5月30日出版;參見陳力丹主編《不能忘卻的1978-1985年我國新聞傳播學過刊》,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年,第57頁。

    (56)轉引自余煥春《胡績偉在黨性與人民性爭議中》,《炎黃春秋》2012年第12期。

    (57)《胡績偉自選集》第1卷,香港︰卓越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4∼5頁。

    (58)《胡喬木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27∼528頁。

    (59)盧純田︰《不能把“人民性”的概念引進黨的新聞工作》,《新聞研究》1981年第3期。

    (6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77∼378頁。

    (61)《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2頁。

    (62)可參閱筆者的《宣傳工作要胸懷大局把握大勢——讀習近平總書記8.19宣傳思想工作會議講話》(《編輯之友》2013年第10期)、《習近平的宣傳觀和新聞觀》(《新聞記者》2014年第10期)、《堅持黨性原則,尊重新聞規律——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的體會》(《中國記者》2016年第3期)、《解析中國新聞傳播學(2014)》(人民出版社,2014年)等。

    (63)《胸懷大局把握大勢著眼大事 努力把宣傳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人民日報》2013年8月21日第1版。

    (64)參見本報評論員《堅持黨性和人民性相統一——四論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8•19重要講話精神》,《人民日報》2013年8月27日第1版。

    (65)http://news.163.com/09/0619/09/5C5M9SJC000120GR.html.

    (66)http://www.ahyouth.com/news/20110811/75881.shtml; 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2-03/27/c_122887018.htm; http://cpc.people.com.cn/pinglun/n/2014/0109/c371963-24073287.html.

    (67)http://zhaoshu912.blogchina.com/1577294.html.

    (68)參見《列寧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版,第21頁。

    (69)潘洪其︰《“與局長保持一致”也是黨性要求嗎?》,《北京青年報》2007年5月31日。

    (70)習近平︰《擺脫貧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7頁。

作者︰ 陳力丹 責編︰ 範紅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