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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茲的資本主義批判︰一種後馬克思視角

2017年11月01日 08:20:31 來源︰ 《哲學原理》2017年01期

    很多人認為德勒茲的馬克思主義情結是在他和精神分析學家加塔利開始合作以後才出現,這其實並不準確。德勒茲本人說︰“我認為費利克斯•加達里和我一直都是馬克思主義者,也許方式不同,但是我們倆都是。我們不相信那種不以分析資本主義及其發展為中心的政治哲學。馬克思著作中最令我們感興趣的是將資本主義作為內在的體系加以分析。”[1](P23)從這里可以看出,和馬克思一樣,德勒茲也把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當作其社會理論的核心。他認為,只有在對其發展模式進行分析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尋找到突破甚至超越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癥》,尤其是第一卷的《反俄狄浦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的範疇、觀點、分析方法的影響,其中所體現出的批判精神更是與馬克思有異曲同工之妙。

    德勒茲和馬克思一樣,一方面肯定了資本主義作為人類歷史中的一個文明階段,摧毀了之前傳統社會所存在的所有等級制度,體現了一種解放的進步力量。另一方面,他也指出,這種解放所實現的平等是在所有價值的市場化過程中體現出來的,而這則是一種更大的同一性。因為在這個過程中,生產關系的諸要素均被符號化,其運作的整個流程也被公理化(axiomatization)了。德勒茲認為,這種公理化的同一性抑制了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在他看來,資本產生剩余價值的過程代表了一種既定的秩序,這種秩序本身既規定了其中各種流的運行的方向,同時也杜絕了它們向其他方向發展的可能和欲望,最終在結果上成功地維護了原有的生產關系。在這里,德勒茲離開了馬克思生產關系批判的原有語境,引入了弗洛伊德,並成功地創造出“欲望生產”這個弗洛伊德+馬克思式的概念,對不同形態的生產關系逐一進行了解析。他的最終目的是試圖在這種分析的基礎上,尋找出釋放欲望流的方法,從而使社會發展本身創造出更多的新的可能性。

    馬克思以商品作為自己批判資本主義的入口。他通過對商品中所凝聚的剩余價值的分析揭露了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的運作方式。德勒茲沒有繼續這種經濟政治學的思路,他通過和加塔利的合作,在馬克思主義與弗洛伊德學說之間進行了某種連接,形成了獨有的批判方式。這種批判更是以他所謂的“精神分裂分析”(schizoanalyse/schizoanalysis)的方式深入到話語、政治、經濟、制度等各方面。德勒茲對《反俄狄浦斯》一書作出了如下描述︰“這里確實有兩個方面,一是對俄狄浦斯和精神分析學的批判,再是對資本主義和它與精神分裂的關系的研究。而第一方面又與第二方面密切相關。我們在以下的觀點上反對精神分析學,這些觀點與它的實踐相關,也同樣與它的理論相關︰俄狄浦斯崇拜、向利比多和家庭包圍的簡化。”[2](P246)從這里可以看出,德勒茲(和加塔利)認為資本主義和精神分析(psychanalyse/psychoanalysis)之間存在著某種共通性,因此可以從反對精神分析的角度來對資本主義進行批判,而這種批判本身也是對精神分析所圍繞的中心概念的一種祛魅。作為精神分析的替代物出現的“精神分裂分析”,所提倡的正是對中心化結構的解構。這正是德勒茲(和加塔利)應對精神分析神話的武器。他們認為,俄狄浦斯情結不僅僅是一種精神分析的建構,而且是帝國主義的一種表征。因為精神和社會生活的俄狄浦斯化所表達的正是一種被壓迫的生活。這和資本主義制度對人的壓迫是一致的。俄狄浦斯情結和資本主義制度的所指並不單純是一種精神傾向或經濟制度,而是一種無所不在的權力結構,是霸權話語,它們滲入社會生活的每個方面而形成了一種巨大的同一性。因此,所謂的反俄狄浦斯就是反對資本主義精神對社會生活的全方位的壓迫,這在目的上和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一致的。

    所以,當德勒茲(和加塔利)用所謂的“精神分裂分析”法來對不同的社會形態進行分析的時候,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到馬克思的影響。類似于馬克思所使用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這一對核心概念,德勒茲(和加塔利)也通過一對概念,即欲望和身體之間的不同作用,來展示各個不同的社會形態的差別和運行機制,並指出了資本主義社會是如何在釋放了之前社會所壓制的欲望的同時又造成了對欲望的更大的禁錮。這種批判模式從根本上和馬克思從經濟政治學角度所進行的批判是完全一致的。

    一、解碼流的再轄域化︰資本主義對欲望生產的壓制

    《反俄狄浦斯》的第三章以《原始人、野蠻人和文明人》為題對三種不同的社會形態進行了分析。很顯然,這三種對應的社會形態分別是︰原始社會(“原始轄域”)、封建社會(“野蠻的專制國家”)和資本主義社會(“文明社會”)。事實上,在這一部分,德勒茲和加塔利的社會分析並沒有超出馬克思所提供的政治經濟學模式。只不過,他們是從欲望生產的角度來解析欲望在這三種社會形態中與身體的互動關系。其根本用意是揭示資本主義對欲望的“公理化”是如何使其自身喪失動力和生產的能力的。嚴格地說來,在這個分析中,對第三種社會形態,即資本主義的批判從目的到思路都與馬克思並無二致;不過,作者對前兩種社會形態的解讀明顯超越了很多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對此,詹姆遜評價道︰“我認為在所謂‘後現代主義’的杰出思想家中,德勒茲是在自己的哲學中賦予馬克思至關重要的地位的唯一一位,他後期的著述里最激動人心的事件即和馬克思思想的踫撞。”[3]他指出,德勒茲和加塔利比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論述更重視從前資本主義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的過渡問題。他們從生產著眼,不斷地將“經濟”因素加入到對原始社會和專制社會結構的分析中,從而更突出了後面的資本主義社會在生產方面的獨特性。

    在論證中,德勒茲(和加塔利)雖然采用了馬克思的社會分期,但在他們的社會譜系中,並沒有社會主義社會一說。這實際上是對馬克思的烏托邦式的社會理想的一種反撥。德勒茲並沒有在批判的基礎上構造出一種系統性的新型社會制度;相反,他所提供的解決途徑是微政治的︰去轄域化(d territorialisation/deteritorialization)。這個結論與德勒茲的歷史觀是一致的。德勒茲認為存在的本質是不斷的生成,因此也不存在歷史的終結。去轄域化本身並不會建立起一個封閉的體系,而是通過不斷地將異質性元素引入原有的系統,從而不斷地產生出新的來。從表面上看來,去轄域化是對原有的轄域的消解,但實際上這種消解並非否定性的顛覆,而是積極的建構。去轄域化同時又是一個再轄域化的過程,而這個再轄域化的結果又將成為新的去轄域化的對象。從這一點上來講,去轄域化和再轄域化在某種程度上類似于總體化概念。但其中的區別在于,去轄域化是不以生成一個同一性的總體為目標的;相反,它運動的軌跡是沿著逃逸路線,試圖打破轄域(總體)的統治。它既打破了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對構造封閉的理想國的青睞,也反對了以阿多諾為代表的法蘭克福學派的悲觀立場。去轄域化所追求的不是否定的非同一性,而是差異的多樣性。逃逸的路線不是唯一的,而是無窮的,因此去轄域化本身是無法被規定的。  德勒茲和加塔利認為,欲望生產的世界歷史實際上是社會生產對欲望生產進行壓制的發展過程。在這個歷史過程中,所謂的社會場域就分別體現為原始社會的土地身體、專制社會的君主身體以及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本身體。這三種不同的社會場域代表了三種不同的編碼方式,因為社會場欲的功能是對欲望流進行編碼,並以符碼的方式銘刻、記錄它們,從而達到引導、控制和管理的作用。而這三個社會也各自有著不同的關注︰利比多、神靈和剩余價值,它們從根本上體現了該社會機制的基礎。

    在原始社會,是根據血緣親族關系對貨品、特權、人員和威望之流進行符碼化。土地身體的最大特征就是固定化。這種固定是意義、信仰、習俗上的固定化,也是關系的固定化。這其中又分為兩種情況。第一種是以血緣譜系為主的縱向關系。在這一關系中,體現的是一種固定資產的積累。由血緣所形成的等級制使每一個個體獲得固定的身份和位置。而另外一種關系則是通過姻親所形成的橫向的聯盟關系。這種橫向的關系更多的是一種政治和經濟的關系,它通過交換中所形成的債務關系(不僅僅局限在貨品上)來固定彼此的位置。原始社會所使用的表達方式是儀式性的。這種書寫方式中的因素並沒有獲得固定的意義,相反,它所使用的語詞和符號都可能具有多重含義。它也是一種只表達愉悅和痛苦的利比多系統。

    在專制社會,形成了一個以君主為中心的等級體系。這個等級體系呈金字塔狀,它以專制國家的君主為塔尖,根據各個階層所擔負的不同的社會功能(當然,這種功能似乎是君主需要的)分級,農民階層是其最底部。社會的債務關系呈一面倒的狀態,所有的債務都是面向君主本人的,而且是無限的。這種債務關系是由權力決定的。懲罰不再是儀式性的,而是報復性的。整個社會的記錄體系(立法、官僚機構、賬目、征稅、國家壟斷、帝國司法、職員的行為、歷史編纂學)也是被君主所控制的,它只服從于君主本人的意志。因此,由于這個社會所具有的單一的指向(君主借由“君權神授論”將自身與神靈連接),意義是固定的,但能指卻是任意的。

    專制社會對原始社會的沖擊在于,它是從外部對後者造成災難性的毀滅。而資本主義社會則不同,它的機制是內生于專制社會的。資本主義機制通過對其之前的社會機器的去轄域化形成各種自由的流,並且又通過“公理化”的過程形成再轄域化。在再轄域化的過程中,各種不同的能量流最終形成兩類︰以資本形式出現的解碼化的貨幣流和以自由工人形式出現的去解碼化的勞動力流。這兩類流的相遇使剩余價值的生產和再生產成為可能。在這一生產中,一切的意義在市場化的過程中喪失,它們僅僅成為調節各種能量流的方式和手段。而其運作之所以被稱為“公理化”,因為它不提供任何理由或注釋,僅僅呈現為確定的規則。

    詹姆遜認為,對于德勒茲社會歷史分析意義的認定,不是判斷它是否仍忠實于馬克思主義,或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馬克思的影響(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而是判斷在何種程度上德勒茲的思想在哪一疑難問題中展開並認可馬克思;或者,反過來,在何種程度上德勒茲的疑難問題包含著馬克思主義的疑難問題,且把馬克思主義的難題和疑問當作自身探究領域內的緊迫問題來對待。事實上,當眾多的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致力于消解馬克思的邏輯在今天全球化中的意義時,德勒茲的工作卻在更大的疆土中拓展了馬克思的理論。尤其是在《反俄狄浦斯》一書中,德勒茲和加塔利一起,為我們呈現出了一個由欲望機器編織而成的社會政治之網。正如詹姆遜所說,“瓦解主觀——即欲望、利比多、甚至性的狹義概念——與所謂的客觀——即社會政治經濟要素——之間的屏障,是德勒茲最重要的成就之一”。[4](P103)

    另一方面,《反俄狄浦斯》所進行的資本主義批判的基礎仍然是堅定不移的唯物主義立場。盡管德勒茲的經驗主義方法論被冠以“先驗的”定語,但這並不妨礙他的實在論角度。在本體論層面上,他所構造的內在性平面(plan d'immanence/plane of immanence)作為各種力量相互作用的場所,被他定義為一種前哲學性的存在。這體現了一種唯物主義的物質觀。德勒茲拒絕一切超驗的概念和命題。他認為,作為一個經驗主義者,自己的哲學所要做的就是確定產生變化的條件,也就是說,從唯物主義的角度探索創造差異的可能性。具體到資本主義批判上,德勒茲(和加塔利)所使用的“欲望”並非一種精神性的存在,也不是由匱乏所引發的心理渴求,而是一種現實的社會存在。欲望是由具體的社會和歷史條件所決定的。它是生產性的、積極的、主動的、創造性的、非中心性的、非整體化的,欲望是和尼采的意志相類似的一種創造性力量,它具有革命性、解放性和顛覆性,應該充分地被施展出來。這與馬克思本人的用詞是何等的相似!同時,德勒茲文本中大量出現的“機器”(欲望機器、社會機器等)概念也從唯物主義的角度強調了聯系的觀點。機器的特點在于它是由不同的零部件通過相互的連接而構成的,而一些零件本身也是更小型的機器。德勒茲希望通過這種形象化的概念來強調聯系的無所不在和重要性。菲利普•古德查爾德(Philip Goodchild)很好地理解了這一點。他指出,只有當思維、情緒、身體等層面彼此相互作用的時候,德勒茲哲學中的欲望才能獲得其完整性。此外,德勒茲拒絕了先驗主體的概念,指出主體性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被建構起來的。這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是一脈相承的。  二、對當代資本主義新問題的闡釋

    當我們厘清了德勒茲的資本主義批判在何種程度和方式上對馬克思有所繼承的問題之後,我們需要來面對另一個與當下關聯性更強的問題︰即德勒茲所謂的對馬克思工作的“繼續”是在什麼意義上的?他(和加塔利)的理論努力的創新之處又在哪里?

    顯然,以“欲望生產”為基礎的社會分析並不只是改換了術語和面貌的馬克思理論的重復。馬克思+弗洛伊德的聯結所實現的不是一種被利比多所主導的政治經濟學。在這里,德勒茲和加塔利最大的理論貢獻在于,他突破了傳統馬克思主義所描述的生產關系變革原因——生產力的發展與生產關系的落後產生矛盾、從而要求新的生產關系——範式,從資本主義內在極限與外在極限兩個方面的不平衡入手,準確地揭示了當代資本主義的現狀。並且,該理論還對資本主義的自我調整與更新提供了新的解釋,使我們能夠從一個更具有當代性的視角來面對今天的全球化問題以及地區發展不平衡的問題。

    《反俄狄浦斯》指出,資本主義實現了對之前一切社會所編碼(coding)或過度編碼(overcoding)的東西的解碼(decoding)。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是所有前資本主義構型的界限(limit)。但是,這種界限本身是相對的,因為在資本的不斷增殖(生產)的過程中,它又以一種公理化的方式對被解碼的東西(最終歸結為貨幣和勞動力)進行重新編碼(recoding)。這個公理化就是被解碼的貨幣變成資本的邏輯過程。于是,馬克思以生產為基礎的剩余價值產生的過程變成了貨幣—資本—貨幣的轉化過程。這個過程永遠不會完結,並且“作為無限的抽象的量的貨幣不可能擺脫向具體的生成,沒有這種向具體的生成,它就不會變成資本,不會佔有生產”。[2](P249)在這里,德勒茲和加塔利超越了馬克思的時代限制,將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所發生的一切資本轉化過程納入了生產的邏輯之中。換言之,生產不再是馬克思傳統意義上的工業生產,它涵蓋社會生活的全部方面。一切都可以商品化,因為在徹底的解碼之下,前資本主義時代的一切依附關系被摧毀,所有被消解的符碼通過抽象的等價交換的原則被“再轄域化到國家、家庭、法律、商品邏輯、銀行系統、消費主義、精神分析以及其他規範化的制度當中”。這一點很好地解釋了非物質化商品在今天的生產以及消費領域的作用。

    資本主義的解轄域化作用同時也構成了它自身的絕對界限,即它的域外(outside),這就是精神分裂。這種傾向產生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內部,但同時與資本的公理化邏輯相背離。“因此可以說,精神分裂癥是資本主義的外部界限,或其最潛在傾向的終點,但是資本主義只有在抑制這種傾向的條件下才發揮作用,它推進或移動這個界限,用自己內在的相對界限去替代它,並繼續擴大這個界限的再生產。”[2](P253)這也就意味著,資本主義的真正矛盾在于解碼所造成的去轄域化所釋放出的欲望的潛力與公理化的邏輯之間的矛盾。一方面,資本邏輯要求對界限進行突破,因為沒有解碼流的自由流動,資本主義生產就不可能發生。但另一方面,如果不能有效地將解碼流公理化,那麼資本的運作同樣不可能。這也就需要以公理化的方式被解碼的流的自由運動。但當一個新的轉化過程開始的時候,解碼又在重新不斷地進行。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解轄域化和再轄域化是在同一個過程中。也正因為如此,資本主義的內在界限和外在界限相互對立起來。從表面上看,這對矛盾似乎與馬克思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有所類似,但實際上它是在借鑒後者的情況下實現了超越。因為這樣一種內生于資本主義的解轄域化的要求不但解釋了其構型本身發展的原因,更為探索資本主義的可能性空間從而尋找到超越資本主義的生產力發展方式提供了新的視角。

    德勒茲指出,由于資本主義國家是建立在解碼流和解域流的基礎上,它“能夠把生成的內在性發展到極致”。而這種生成的極致性同時要求對公理的調節能達到極致的地步︰“它調節公理,甚至把公理的失敗作為其操作的條件而組織起來;它監督或引導公理的逐漸飽和,相應地拓寬界限”。[2](P255)這實際上正是市民社會不斷自我整合和更新的能力,而這種能力來自于造成外在界限的精神分裂的巨大壓力。同時,精神分裂也為逃離公理化提供了空隙,而這種多樣化的空隙實際上就是社會中的弱勢價值,它為差異的生成提供的了渠道。

    對于這個問題的思考,更多地與資本邏輯擴張所帶來的文化的領土性的消弭有關。因為在新的世界性文化空間中,隨著電子媒介的大範圍使用和網絡的延伸,地理區域的界限對文化的影響逐漸弱化,與此相關的文化特性更多地變成了多元化的虛擬世界中的一種特例的展示。有學者將其稱之為“無地方特性的圖像地理和虛擬地理”。在這種情況下,差異雖然仍舊存在,但已經淪為了全球化文化產業所追逐的一個對象。差異的確被合法化了,但是這種合法化同時也削弱甚至扼殺了它本身的革命意義。

    “這時候等距離原則同樣佔主導地位︰資財豐饒的全球性集團利用地方差異和特質。文化產品從世界各地匯聚起來,轉化成面向新的‘世界性’市場的商品︰世界音樂和旅游業;民族傳統藝術、時尚、烹飪;第三世界的文學作品和影片。把地方性和‘異域的’東西從時空中剝離出來,重新包裝,迎合世界集市。所謂的世界文化或許反映了對差異和特質的新股價,但它也的確是要從中獲取利潤。”[4](P116)

    這種差異商品的世界化正是真實的歷史情境中的總體化現象。所以,無論是在米蘭時裝周的T台上被標注出來的作為時尚導向的中國元素,還是在奧斯卡領獎台上的最佳外語片殊榮,都不足以證明真正平等的文化多元性已經到來。相反,這種國際市場的認可恰恰是差異和特性被吸納入主導文化的體現。它是一種假性的區別,而這是德勒茲沒有面對的問題。

    所以,德勒茲的差異哲學所帶有的理想主義性質可見一斑。盡管也有人認為這種總體化所帶來的文化認同也不是沒有辦法打破。“愛德華•賽義德曾令人信服地指出,大遷徙以及流落他鄉的經歷使得我們能以新方式認識諸文化間的關系。跨越疆界使得人們的視野紛繁多樣,並認識到文化具有滲透性和偶然性。跨越疆界使得我們‘不把他者視為本體既定的,而是看作歷史構成的’,從而能夠‘慢慢磨去我們常常認為諸文化,尤其是我們自己的文化,所帶有的排外主義偏見’。”[5](P153、166)這種極端的經歷和體驗就如同德勒茲的游牧一般,將穿越界限當作了從既定的總體中逃逸的路徑。然而,姑且不去談論這種經歷本身的可實踐性,它其實還是沒有能夠真正面對在政治和文化領域內差異逐漸被“去差異化”的事實。  德勒茲從來就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者。在他的文本中,充斥著大量的非哲學式的概念︰平面、線條、塊睫、游牧、精神分裂癥、皺褶等等,這些概念來自于各種學科。從這些概念的使用和行文的方式來看,德勒茲可以說是當代哲學家中最難解讀的人之一。面對嚴格的哲學史傳統,他擅于創新、勇于挑戰。這種另類的姿態使他成為20世紀哲學家中的一朵奇葩,被認為是最難歸類的哲學家。然而,就在他的這種特立獨行的背後,我們仍然可以發現濃重的馬克思的色彩。然而,德勒茲畢竟不是馬克思。他借用弗洛伊德的概念,經過尼采的座駕解讀了馬克思。盡管對于這種頗具個人色彩的解讀存在著極大的爭議,但毋庸置疑,德勒茲所提供的批判方式和路徑具有強烈的當代意義。

作者︰ 吳靜 責編︰ 範紅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