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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的系統思考

2017年12月08日 02:23:06 來源︰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2015年01期

    制度自信,與道路自信、理論自信一起,已成為當今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高頻詞匯之一。回溯鄧小平同志關于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的系統思考,領會他對于制度自信的辨證理性及其立場、觀點和方法,對于全面深化改革、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意義。

    一、制度自信來源于社會主義創新的思想與共產主義必勝的信念

    從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充滿自信足以看出鄧小平是一個堅定的社會主義者。鄧小平曾明確指出,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及其他制度,是為了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加速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發展。他強調︰“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要在經濟上趕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並且造就比這些國家更多更優秀的人才。[1]“黨和國家的各種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須用是否有利于實現這三條來檢驗。”[2]他後來在各種場合反復論述了這三條檢驗標準,認為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主要應當實現經濟上迅速發展生產力,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政治上充分發揚社會主義民主,保證全體人民享有通過各種有效形式管理國家的權力,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組織上大量培養、發現、提拔、使用政治合格、年輕、有專業知識的現代化建設人才。毫無疑義,鄧小平的這三條標準對于今天全面深化改革、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具有重要的引領作用。在改革開放初期,經濟建設尚未取得長足發展的時刻,他是如何得出這一結論來的呢?這除了歸功于鄧小平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唯物辯證法思維方式和辯證理性之外,還要歸功于他內心對于社會主義的創新思想與對共產主義必勝的理想信念和精神追求。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創新的思想具體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倡導社會主義思想解放。1980年上半年,鄧小平多次強調,現在看來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包括對什麼是社會主義的問題也要解放思想。經濟長期處于停滯狀態總不能叫社會主義,人民生活長期停滯在很低水平,總不能叫社會主義。他指出,社會主義是一個很好的名詞,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確理解,不能采取正確的政策,那就體現不出社會主義的本質。針對被“四人幫”搞亂了的思想狀況,鄧小平旗幟鮮明地提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平均主義不是社會主義,兩極分化也不是社會主義;僵化封閉不是社會主義,照搬外國也不能發展社會主義;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沒有法制也沒有社會主義;不重視物質文明搞不好社會主義,不重視精神文明也搞不好社會主義。

    第二,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鄧小平說,“搞社會主義,一定要使生產力發達,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現在雖說我們也在搞社會主義,但事實上不夠格。只有到了下世紀中葉,達到了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才能說真的搞了社會主義,才能理直氣壯地說社會主義優于資本主義”。[3]鄧小平所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對我國國情進行了深刻的分析,確認了在生產力落後、商品經濟不發達條件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這是我們黨制定政策、路線、方針的出發點,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一塊理論基石。

    第三,確立社會主義根本任務理論。鄧小平多次講到,社會主義首先要發展生產力,這是主要的。社會主義階段最根本的任務就是社會生產力要比資本主義發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他認為︰“我們不要資本主義,但是我們也不要貧窮的社會主義,我們要發達的、生產力發展的、使國家富強的社會主義。我們相信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的制度優越。它的優越性應該表現在比資本主義有更好的條件發展社會生產力。”[4]從唯物史觀出發,他認為生產力方面的革命是最根本的革命。所以,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後,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促進生產力發展,這就是改革,因此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為了糾正脫離生產力抽象談論姓社姓資問題,鄧小平還明確提出了“三個有利于”的標準。

    第四,創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鄧小平曾在十多年時間里發表了十多次關于市場經濟的談話。他不斷地指出,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把市場和計劃結合起來,就更能解放生產力。他強調,不要以為搞點市場經濟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他從唯物辯證法出發,主張把市場經濟這種經濟運行手段從資本主義中剝離出來,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相結合,從而為社會主義所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創立,是鄧小平把馬克思主義發展到當代水平的最顯著的標志。

    第五,概括社會主義本質理論。在南方談話中,鄧小平概括了社會主義的本質,即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鄧小平概括的社會主義本質理論,澄清了社會上一部分人存在的似是而非的錯誤觀念,剔除了許多不科學的內容,突出了把解放、發展生產力放在首位的新思想,突出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目的,從生產力和社會關系兩個層面完整準確地把握了社會主義的本質。

    第六,形成社會主義全面進步、全面發展的理論。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理論與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幾乎是同步提出、同步發展成熟的,這並非偶然。他一貫強調,要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不僅經濟要搞上去,社會秩序、社會風氣也要搞好,只有兩個文明建設都超過資本主義,這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他反復強調,如果社會風氣搞壞了,經濟搞上去又有什麼意義,就會反過來影響整個經濟變質,發展下去,一個貪污盜竊、賄賂橫行的世界就會出現。鄧小平的預見應當為人們所重視。

    鄧小平關于堅持共產主義必勝的理想信念和精神追求主要體現在把最高綱領與最低綱領結合起來。鄧小平說過,馬克思主義的另一個名詞就是共產主義,我們多年奮斗就是為了共產主義,共產主義的理想是我們的精神支柱。要實現共產主義,一定要完成社會主義階段的任務。正是在這一崇高的理想目標引領下,鄧小平把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結合起來,從而對現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充滿信心。由此可見,沒有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就不可能對社會主義現行的制度產生足夠的自信。因此,在理論上我們決不能割斷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的價值鏈,離開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就談不上社會主義的制度自信。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定理想信念,堅守共產黨人的精神追求,始終是共產黨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是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是共產黨人經受住任何考驗的精神支柱。然而在一段時間里,一些干部在市場經濟的洶涌波濤中迷失了方向,丟棄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和精神追求。用習近平總書記的話講,就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鄧小平曾提醒我們,從民主革命時期開始我們就用共產主義理想和共產主義道德來約束黨員的言行,沒有共產主義思想和共產主義道德,就建不成社會主義,就不是合格的共產黨員。那麼,建設社會主義究竟要不要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呢?怎麼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理想信念之間的關系呢?這里確實曾經存在理論上的誤區和宣傳上的失誤,值得引起我們認真反思。

    近年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我們決不可拋棄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這是民族的“根”和“魂”。他指出,中華民族有著不屈不饒、生生不息、頑強奮斗的精神,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為了追求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不惜流血犧牲,靠的就是一種信仰,為的就是一個理想。“盡管他們也知道,自己追求的理想並不會在自己手中實現,但他們堅信,一代又一代人持續努力,一代又一代人為此作出犧牲,崇高的理想就一定能實現。”[5]現在許多人包括一些握有執政公權力的領導干部,放棄了民族的“根”和“魂”,丟棄了理想和追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現在有人批評理想主義,其實這些人是打著現實主義的幌子,否定一切理想信念和精神追求,謀求自己或小集團的既得利益。“脫離實際的理想主義固然不可取,但符合歷史發展規律、順應歷史發展趨勢的理想萬萬不能丟。”[6]領導干部是人民的公僕,必須始終牢記宗旨、牢記責任,做到講實話、干實事,敢作為、勇擔當,言必信、行必果。他強調指出︰“今天,我們衡量一名共產黨員、一名領導干部是否具有共產主義遠大理想,是有客觀標準的,那就要看他能否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能否吃苦在前、享受在後,能否勤奮工作、廉潔奉公,能否為理想而奮不顧身去拼搏、去奮斗、去獻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一切迷惘遲疑的觀點,一切及時行樂的思想,一切貪圖私利的行為,一切無所作為的作風,都是與此格格不入的。”[7]很顯然,習近平總書記清晰地詮釋了鄧小平所講的共產主義思想道德與建設社會主義之間的關系,闡明了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守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和精神追求的基本道理。馬克思指出︰“共產黨人為工人階級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爭,但是他們在當前的運動中同時代表運動的未來。”[8]其實,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目標就是為了實現遠大的共產主義理想和精神追求,共產主義追求需要我們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後繼、吃苦拼搏才有可能實現。今天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堅戰役中,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和精神追求必須落實到黨的干部的言行中去。有沒有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和精神追求,已經成為鑒別合格的共產黨員與合格的領導干部的重要的尺度。必須清醒地意識到,唯物史觀不是唯利是圖,物質利益並不是創造歷史的唯一動力。恩格斯指出,他和馬克思的一個失誤就是過分強調經濟對于歷史的決定作用,以致被人誤解為經濟決定論。其實,盡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利益本身以及人類所有的事務,是由觀念支配的。縱觀歷史,幾乎所有偉大的變革都是由觀念的變化引起的。特別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從未否認理想信念和精神追求對于創造歷史的推動作用,他們除了重視物質資料生產和人類自身生產之外,還非常重視社會關系再生產和精神生產。在當代中國,能否堅持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和精神追求及其客觀標準,已經成為檢驗對社會主義制度是真自信還是假自信的分水嶺和試金石。

    二、制度自信必須提升到制度自覺的高度

    鄧小平不僅是一位堅定的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充滿信心的理想主義者,而且還是一個清醒而又務實的社會主義創新的實踐者。鄧小平理性而務實地意識到,現行的社會主義制度中還有許多因素阻礙著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發揮,如不認真改革,就很難適應現代化建設的迫切需要,我們就要嚴重地脫離群眾。他強調︰“如果不堅決改革現行制度中的弊端,過去出現過的一些嚴重問題今後就有可能重新出現。只有對這些弊端進行有計劃、有步驟而又堅決徹底的改革,人民才會信任我們的領導,才會信任黨和社會主義,我們的事業才有無限的希望。”[9]這就是說,鄧小平的制度自信是清醒而又務實的,是建立在實事求是和創新實踐基礎之上的。制度自信不能回避現行制度的弊端,更不能為現行制度的弊端辯護,掩飾錯誤,粉飾太平。應該認識到,不堅決改革現行制度中的弊端,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創新,就會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擁護。

    鄧小平曾列舉現行制度中的種種弊端,他指出,從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干部制度方面來說,主要的弊病就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光是官僚主義的表現,他就列舉了高高在上、濫用權力、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好擺門面、好說空話、思想僵化、墨守成規、機構臃腫、人浮于事、辦事拖拉、不講效率、不負責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諉、官氣十足、動輒訓人、打擊報復、壓制民主、欺上瞞下、專橫跋扈、徇私枉法等20幾種表現。所以他認為︰“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總的來講是要消除官僚主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調動人民和基層單位的積極性。要通過改革,處理好法治和人治的關系,處理好黨和政府的關系。黨的領導是不能動搖的,但黨要善于領導,黨政需要分開,這個問題要提上議事日程。”[10]正是由于清醒地認識到現行制度的弊端,他由此闡明了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之間的關系,認為我們“一九八○年就提出政治體制改革,但沒有具體化,現在應該提到日程上來。不然的話,機構龐大,人浮于事,官僚主義,拖拖拉拉,互相扯皮,你這邊往下放權,他那邊往上收權,必然會阻礙經濟體制改革,拖經濟發展的後腿”。[11]在他看來,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于政治體制的改革。”[12]

    鄧小平的制度自信始終建立在實事求是基礎上的一個重要明證,就是他承認和分析了歷史傳統對于現行制度的影響,從而把制度自信提升到制度自覺的高度。鄧小平指出︰“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專制傳統比較多,民主法制傳統很少。解放以後,我們也沒有自覺地、系統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各項制度,法制很不完備,也很不受重視,特權現象有時受到限制、批評和打擊,有時又重新滋長。克服特權現象,要解決思想問題,也要解決制度問題。”[13]這就揭示了現行制度存在弊端的歷史根源,要求我們從制度上解決特權問題。

    毛澤東多次稱贊鄧小平的唯物辯證法水平高,鄧小平的唯物辯證法水平高就高在深諳馬克思的“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的辯證理性。這種辯證理性具有對物質利益、現實制度、局部規律和此岸性局限的超越性,從而呈現出入民主體意識的選擇理性。這種辯證理性活動要求人們不為種種感情和傳統所局限,必須始終以理性態度去認識和改造世界。因此,辯證理性能夠平衡主客體需求、調節個人與社會關系、協調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是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相統一的重要思想武器。然而,對于我們的制度弊端,有的人總是有意無意地加以回避、掩飾甚至否定,把承認問題與制度自信對立起來。鄧小平似乎早已預料到達種形而上學情況的發生。在講到以老老實實的態度認識新情況、解決新問題時,他強調指出︰“我在日本曾經說過,一個人本來長得不漂亮,要打扮成一個美人,那是不行的。老實的態度,倒是可以改善我們的工作,發展我們的國家。不認識自己,沒有希望。”[14]這就是說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通過反省歷史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和教訓,鄧小平深刻意識到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由此他得出結論︰“我們今天再不健全社會主義制度,人們就會說,為什麼資本主義制度所能解決的一些問題,社會主義制度反而不能解決呢?這種比較方法雖然不全面,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視。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15]今天重溫鄧小平的這一段講話,人們感受會特別真切。鄧小平為我們樹立了一個實事求是和辯證理性的典範,承認並正視存在的弊端恰恰是制度自信的表現,因為不回避問題才是解決問題和創新制度的開始。

    三、實現制度自覺任重道遠的三個重要使命

    鄧小平不僅是具有赤誠之心的愛國主義者,而且還具有國際主義的情懷。在鄧小平的國際視野中,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實現最終依賴于制度的改革和創新。他指出︰“盡管這個制度還不完善,又遭受了破壞,但是無論如何,社會主義制度總比弱肉強食、損人利己的資本主義制度好得多。我們的制度將一天天完善起來,它將吸收我們可以從世界各國吸收的進步因素,成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這是資本主義所絕對不可能做到的。”[16]正是這種唯物而又歷史的辯證理性,使鄧小平以超出常人的眼光和魄力,發現社會主義制度本身所具有的強大生命力,並主張努力吸收他國的進步因素,不斷進行社會主義制度的改革和創新。到發表南方談話時他進一步強調︰“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17]此時,他的辯證理性已經達到爐火純青和運用自如的地步。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胸有成竹的整體性思考,使他清醒地判斷︰“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下的方針、政策,也將更加定型化。”[18]

    綜觀鄧小平從制度自信到制度自覺的總體論述,他立足中國,相信黨和群眾,放眼世界;他信仰馬克思主義,自覺運用唯物辯證法,促使傳統創造性地轉化;他高舉改革開放的大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推進制度創新。在他的心目中,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與對世界多作貢獻是內在統一的。鄧小平無愧于一個偉大的愛國主義者,然而他絕不是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者。他的愛國主義思想中已經包含著寬廣的國際主義胸懷和中華民族為世界多作貢獻的崇高境界。在他看來,中華民族創造了古代燦爛的文明,然而近百年來中華民族未能作出應有的歷史貢獻,這主要是因為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和歷代反動政府的腐敗無能。鄧小平強調,中國的形象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改變的,堅持社會主義對中國是很重要的事情。中國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來,就一定有能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只要中國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堅持社會主義,我們對社會主義的前途充滿信心。世界社會主義出現一些曲折,將促使社會主義向著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不要驚慌失措,不要認為馬克思主義就消失了,沒用了,失敗了。在鄧小平看來,社會主義制度自信的真正實現必須完成以下三個重要使命。

    重要使命之一,就是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法制建設。鄧小平指出︰“我們過去的一些制度,實際上受了封建主義的影響,包括個人迷信、家長制或家長作風,甚至包括干部職務終身制。我們這個國家有幾千年封建社會的歷史,缺乏社會主義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法制。現在我們要認真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和社會主義法制。”[19]他認為,中國歷史上是缺乏民主傳統的國家,也是缺乏法制傳統的國家。只講民主,不講法制不行。民主和法制,這兩方面都應該加強,過去我們都不足。要加強民主就要加強法制。沒有廣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沒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我們國家缺少執法和守法的傳統,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就開始抓法制,沒有法制不行。”[20]他還強調︰“我們過去對民主宣傳得不夠,實行得不夠,制度上有許多不完善,因此,繼續努力發揚民主,是我們全黨今後一個長時期的堅定不移的目標。但是我們在宣傳民主的時候,一定要把社會主義民主同資產階級民主、個人主義民主嚴格地區別開來。”[21]對照鄧小平的教誨,對今天某些人蓄意否定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的做法應當深思。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三個更加注重”︰更加注重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保證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更加注重發揮法治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在民主問題上,人民不允許開歷史的倒車。

    重要使命之二,就是肅清封建主義的殘余和影響。鄧小平在與李維漢談“興無滅資”口號的問題時講道︰“我們的人民、我們的黨受封建主義的害很重,但是一直沒有把肅清封建主義的影響作為一個重要任務來對待。現在,黨內為什麼有人搞特權?這和封建主義影響分不開。廢除領導干部職務終身制、領袖終身制的問題,我們這代人活著的時候,非解決不可。黨內生活、社會生活都要肅清封建主義的影響。”[22]他還談到,家長式的人物,他們的權力不受限制,別人都要唯命是從,甚至形成對他們的人身依附關系。他強調,不能因此否定黨內同志之間的平等關系。上級對下級不能頤指氣使,下級也不應當對上級阿諛奉承,無原則地服從、“盡忠”。還有一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僕,而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權,特殊化,引起群眾的強烈不滿,損害黨的威信。鄧小平主張,凡是搞特權、特殊化,經過批評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權依法進行檢舉、控告、彈劾、撤換、罷免,要求他們經濟上退賠,並使他們受到法律、紀律處分。在鄧小平看來,肅清封建主義殘余影響的任務還很艱巨,諸如︰社會關系中殘余的宗法觀念、等級觀念;上下級關系和干群關系中在身份上的某些不平等現象;公民權利義務觀念薄弱;經濟領域中的某些“官工”、“官商”、“官農”式的體制和作風;片面強調經濟工作的地區、部門的行政劃分和管轄,畫地為牢;文化領域中的專制主義作風,不承認科學和教育對于社會主義的極大重要性;對外關系中的閉關鎖國、夜郎自大;等等。他甚至還提出在人才問題上肅清封建主義的問題,主張堅決解放思想,勇于改革不合時宜的組織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養、發現和破格使用優秀人才,堅決同一切壓制和摧殘人才的現象作斗爭。

    重要使命之三,就是加快社會主義制度的改革和創新。鄧小平指出,改革開放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長期保持穩定。當然隨著實踐的發展,該完善的完善,該修補的修補,但總的要堅定不移。鄧小平在這里講的是保持改革開放的政策穩定,全方位的改革開放要堅定不移,他強調的恰恰是涉及制度改革和制度創新的改革開放這一點要保持穩定、保持不變。有了這一條,中國就大有希望。他講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于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非常明確,他要的就是思路創新、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鄧小平改革的使命意識很強,他看重的是“我們的改革不僅在中國,而且在國際範圍內也是一種試驗,我們相信會成功”。[23] 原文參考文獻︰? [1][2][4][9][13][15][16][19][21]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22,323,231,333,332,333,337,348,176. ?? [3][10][11][12][17][18][20][23]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25,177,160,164,373,372,163,135. ?? [5][6][7]論群眾路線——重要論述摘編[Z].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黨建讀物出版社,2013︰125,125-126,129. ?? [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06. ?

作者︰ 程偉禮 責編︰ 範紅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