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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祛魅 ——貨幣的發展與演變

2018年01月09日 03:06:55 來源︰ 《哲學原理》2017年08期

    引言︰何謂貨幣的“理性祛魅”

    “祛魅”或曰“除魔”(英文Disenchantment,德文Entzauberung),亦有“除魅”、“去神聖化”等譯法,最早見于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是指“擯除作為達到拯救的手法的魔力;把魔力(magic)從世界中排除出去,並使世界理性化”ヾ的過程或行為。其哲學意義是︰人不斷把宗教世界觀及宗教倫理生活中一切帶有巫術性質的知識或宗教倫理實踐要素(如通過宗教冥思或帶有巫術性質之聖禮儀式等救贖手段)視為迷信與罪惡加以祛除,人便日益從巫魅中解放出來,獲得自己理解世界、控制世界的主體性地位。世界由此不再是一個充滿迷魅或巫術的存在,而是人的理性完全可以把握的因果機制ゝ。理性化是神聖化的反面,它是祛魅即驅除神聖性之道具,其核心是以形式理性即經濟價值為基礎的科學可知性和計算性。它所帶來的必然是信念倫理逐漸解體、工具理性不斷擴展的演變過程。工具理性主導的思維方式與行為方式,根本說來與道德理想追求無涉,而是與或公開或隱蔽的實用主義、經驗主義、功利主義發生著密切關聯,而責任倫理也完全消除了動機和信念的意義,代之以後果、效率和功利的價值判斷和評價標準。理性化包括多方面內容,如組織的理性化、法律和官僚制度的理性化、城市的理性化和技術的理性化等等ゞ。韋伯由此認為,“現代社會的文明和人類全部生活,都被收束在這一(理性化的)軌道中”々。

    可見,理性化基本涵蓋了所有能觀察到的人類社會活動和現象。經濟領域也毫無例外地發生著從實質價值理性主導的經濟活動向工具形式理性支配的經濟活動的過渡。具體而言,就是一種在技術可能的範圍內最大限度地應用定量計算的經濟活動,取代根據某些價值標準(出自不能以計算或者其他科學方式證明的政治或宗教等非經濟考慮)向人們提供所需物品的經濟活動ぁ。馬克思認為,“貨幣是需要和對象之間、人的生活和生活資料之間的牽線人”あ。貨幣是價值世界的重要表征,其本質是人們的社會關系而不是某種脫離了社會關系的獨立事物。哈里斯(Lawrence Harris)在《貨幣理論》中總結說︰“事實上,貨幣的最基本特征是一種社會現象。貨幣之所以存在不僅是因為人是社會生物以及人的一切活動(包括經濟活動)都在一個社會框架中進行,更重要的是因為貨幣只存在于一個特定的社會與經濟框架之中。”ぃ正如韋伯所認為的,現代成熟的貨幣經濟強化了經濟行動的形式理性,因為貨幣是最完美的經濟計算手段,貨幣制度是具有最大可能程度的形式理性い。貨幣無論是作為一種經濟現象,還是以其為基礎的經濟活動,都不可避免地處在這樣一個發展過程之中︰實質理性的主導性逐漸被工具理性的主導性替代,以貨幣為核心的經濟活動乃至貨幣本身的形式和內容,都被“收束”在工具理性的軌道之中,這一理性化的過程與其深層機制正是本文所要討論的內容。

    理性化的核心是“祛魅除魔”,那麼貨幣的“魔魅”ぅ是什麼?貨幣具有幾近萬能的特性是從古至今為人們所深刻認識到的,這是對貨幣本質的最直觀認識う。但這只是貨幣內在之魔魅的外在表現,只有追問貨幣為何能夠如此者,才能真正觸及驅使貨幣的“魔魅”(11)。

    經濟學通常規定“一般授受性”為貨幣的本質。一般授受性是指貨幣作為交易媒介,在商品交換過程中所具有的、人們既願意支出(即“授”)又樂于接受(即“受”)的特性。它包括兩層含義,一是授,即商品購買者願意以之作為交易媒介來交換商品;二是受,即商品賣出者願意接受它作為賣出商品的報酬,並相信可以隨時隨地用它來換取自己所需要的商品。任何物質,不論是貝殼、銀塊還是紙張,一旦獲得這一特性,就具備了貨幣性。“一般授受性”來自貨幣的基本職能,作為一般等價物的貨幣有五個職能,但基本職能只有兩個,即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所以馬克思將貨幣定義為“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統一”(12)。其中以價值尺度最為根本,因為任何貨幣都必須在具有貨幣價值的基礎上才能充當流通手段。貨幣的基本職能與貨幣本身的存在是不可分離的。任何商品,一旦成為貨幣,就必然具備這兩個基本職能。正是這兩個基本職能,尤其是價值尺度形成了貨幣的本質特性,即一般授受性,這一本質特性的基本內涵便是價值標準。

    借助“正當性”這一政治哲學術語,可以更加清晰地理解此一問題。“正當性”的原義頗具道德色彩,經常被正面地解讀為一種由人民授予其管治者、相關機構及行為的規範性地位;更精煉的表達是︰(政治)管治的權威和效力來自于被管治者的同意或認可。將“正當性”觀念引入貨幣理論,就產生了關于貨幣的“正當性”的表述,即人們承認、接受和使用某種貨幣的原因就在于人們對此貨幣所具有的某種權威或者效力表示同意和認可。貨幣的這種權威或效力指向貨幣價值,它可以來自貨幣本身具有的內在價值(如金銀),也可來自貨幣所代表的某種價值(如金銀本位下的紙幣),亦可來自貨幣所代表的某種強制力(如由國家政權提供信用擔保的紙幣)。這種賦予貨幣“正當性”、使之成為價值尺度,進而具有“一般授受性”的事物,如金銀的內在價值、國家的信用擔保等,就是貨幣的“魔魅”。所謂貨幣的理性化就是此類事物的作用與功效被淡化、祛除乃至顛覆的過程。

    一、貨幣的古典形態及其祛魅

    貨幣是人類經濟生活最重要最核心的因素之一,是用作交易媒介、儲藏價值和記賬單位的一種工具,是專門在物資與服務交換中充當等價物的特殊商品,是人們的商品價值觀的物質附屬物和符號附屬物。貨幣的使用始于物物交換的時代。在原始社會,人們通過以物易物的方式交換自己所需要的物資,比如一頭羊換一把石斧。但是有時候受到用于交換的物資種類的限制,不得不尋找一種交換雙方都能夠接受的物品,這種物品就是最原始的貨幣。牲畜、鹽、稀有貝殼、寶石、沙金等不容易大量獲取的物品都曾經作為貨幣使用過。早期的這種貨幣形式被稱為實物貨幣或原始貨幣。它們有著共同的特征,即自然性;也就是說,它們都是純粹的自然物,沒有任何人工施加于其自然屬性之上的性質。

    純粹的自然物如何成為貨幣?韋伯式的經濟社會學認為︰從純粹自然物到貨幣是一個長期的觀念演進過程。貨幣是一種工具,它的產生始于人類的理性對社會交換媒介的反思和構建,其最初的形態是人類理性對自然物進行加工的結果。這是一種意識層面而非物質層面的加工,即自然物本來的物理屬性並沒有改變,而是被人類理性賦予了貨幣的功能。當自然物作為貨幣被使用的時候,它原本作為自然物的意義就被“去自然化”而成為人類理性的加工品。從貨幣的發展歷史來看,原始貨幣的出現是人類理性對自然物的第一次“祛魅”——保持了自然物的物理特征,在意識層面賦予自然物以社會意義。這種“去自然化”操作,使得抽象的商品價值具體化為共同的衡量標準,成為人類社會交換的一般等價物。

    經過長時期的自然淘汰,作為貨幣使用的自然物在絕大多數社會里逐漸被金屬所取代。人類理性在實踐中發現原始實物貨幣存在如易損耗、不易攜帶、質量不均勻、易被仿造、難以控制數量等問題,同時意識到金屬具有價值比較穩定、易于分割保存、便于攜帶的特征,特別適合于作貨幣。馬克思對此評論說︰“貨幣天然不是金銀,但金銀天然是貨幣。”(13)也就是說,貴金屬作為貨幣,其正當性即一般授受性,是以其自然屬性為基礎的。

    金屬貨幣本身還經歷了從稱量貨幣到鑄幣的演變。最初的金屬貨幣是原生的條塊形狀,並以重量為單位,每次交易都要鑒定成色,計稱重量,然後按交易額大小將金屬進行分割。鑒定、稱量、分割金屬極為不易,甚至會因成色不一而引起訴訟,于商品交易極為不便。一些富商巨賈憑借其信譽在金屬條塊上加蓋印戳標明成色和重量,形成最初的鑄幣,即私人鑄幣。當商品交換突破區域市場的範圍,貴金屬的重量和成色就要求更具權威的證明,于是國家開始管理貨幣,並憑借其政治權力鑄造貨幣。經國家證明、具有規定重量和成色、鑄成一定形狀的國家鑄幣就出現了(14)。不過此時,國家或其他政治權威進行鑄幣並不意味著貨幣的發行和流通是以信用為擔保,人們接受和使用鑄幣的原因依舊是因為金銀所具有的天然內在價值。

    貨幣形態從純粹自然物到金屬鑄幣是一個漫長的轉變過程。第一,這是人類理性選擇的過程和結果。人類選擇所依靠的正是工具理性,即從人類自身的需要出發,對經驗進行科學的、可計算的、有目的性的考量。因此,貨幣形態從普通自然實物向人工加工貴金屬的轉變,不是偶然的現象,它體現為人類對貨幣形態所進行的“祛魅”操作。第二,這一過程不僅體現著人類金屬開采和冶煉技術的提高,在更深層的意義上還體現著人類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所發揮的巨大作用——它不僅在意識層面對自然物進行“去自然化”使之成為觀念中的貨幣,而且開始在物質層面對作為自然物的金屬進行熔煉、鑄造、雕刻等加工,使之部分地失去原有的“自然面貌”,更多地以人造物的形式出現。第三,在整個過程中,貨幣的價值基礎要麼來自自然物的稀缺性,要麼來自貴金屬的天然價值。不難發現,這些都是自然形成的特性,具有天然性。就此而言,以自然性質為價值基礎是貨幣古典形態的顯著特征。貨幣古典形態的理性化只體現為外在形式上的“去自然化”,即人工成分相對純自然形態的不斷增加,但在內容上,貨幣的貴賤以自身的實質價值為基礎,社會經濟活動因此建立在金銀的實質價值基礎之上,此時人類是無法對金銀的貴賤進行工具化的操作的,也就是說,此時人類經濟活動的主導者是其實質理性而非工具理性。

    貴金屬作為貨幣在人類經濟歷史中佔據了相當長的時間,在古典世界範圍內最終形成了以金銀兩種貴金屬為主要價值尺度以及流通、儲藏和支付手段的貨幣形式。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金屬貨幣所共有的問題逐漸被人們所發現,例如︰1.鑄幣變質。包括兩方面的意思︰一是主動變質,即鑄幣在使用過程中容易出現磨損和損耗而變得不足值;二是被動變質,擁有鑄幣權的政府、領主、商人因自身財政危機或為了榨取財富,常常在鑄幣時減輕重量或降低成色(15)。2.鑄幣材料價值與貨幣需求量不對稱。由于最初商品經濟不發達,很長一個時期里鑄幣材料是銅、銀等價值較低的金屬,因此在大宗交易中金屬貨幣存在攜帶和管理不便的問題。3.鑄幣權分散。19世紀初資本主義興盛之前,歐洲的鑄幣權都是分散的,古代中國在某些分治時期也是各個統治區域有其自己的鑄幣體系。每當商品交換突破一定區域市場的範圍,就會出現多種鑄幣之間競爭的現象。有的鑄幣缺乏信譽保證,其重量、成色和發行量缺乏足夠權威的證明,經常造成“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引起社會經濟的波動(16)。綜合以上情況,人們開始意識到可以用其他的東西代替鑄幣進行流通,這種替代品必須具有輕便、不易損耗、價值穩定等特點,于是紙幣出現了。這一階段,貴金屬的自身價值雖依然存在,但其作為媒介交換的貨幣屬性逐漸消失了。紙幣對金屬貨幣的“祛魅”,雖不觸及貴金屬的內在天然價值,但將徹底否定金屬貨幣的物理特征,而且其原有之“魅”即金銀的天然魔力,將被理性化為價值符號,並在觀念意識層面對其社會意義展開全面的“去自然化”(17)。

    二、貨幣形態從古典向現代的理性化轉向

    金屬貨幣的最早替代物出現在北宋的成都,即歷史上最早的紙幣——“交子”(18)。與金屬貨幣相比,紙幣的制作成本低,更易于保管攜帶和運輸,避免了鑄幣在流通中的磨損,因而可以在較大範圍內使用,有利于商品的流通,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可以注意到,紙幣對于金屬貨幣具有兩個質變︰1.徹底擺脫了自然屬性,完全“去自然化”而以人造物的形式出現;2.本身不再具有價值,而與貴金屬相掛鉤或者以發行者的信用作為各種職能依據。第一個質變是非常顯著的,能夠明顯觀察到,第二個質變則體現為觀念上的長期歷史過程。本文認為,從金屬貨幣到紙幣的轉變是貨幣“理性化”進程的一個歷史性階段,兩個質變是人類理性對貨幣進行“祛魅”操作的結果,紙幣在形式和內容兩層意義上實現了對金屬貨幣的“去自然化”。形式上的“去自然化”是指︰鑄幣作為金屬貨幣的最高發展階段,僅僅具備了半人工產品的性質,因為人們的加工對象是融化了的貴金屬,即液態的金屬,仍然屬于自然物的一種存在方式。相比之下,紙幣則是一種完全的人工產品,因為紙幣的加工原料是紙漿,而紙漿是以植物縴維為原料,經不同加工方法制得的縴維狀物質(19)。可見,紙漿本身已是一種人工加工物,原始的自然材料在紙漿當中已經失去了其原有的自然屬性,因此,紙幣不再具有純粹的自然性質,它是人類理性的產物,是人類貨幣觀念在實物上的投射。

    紙幣對金屬貨幣在內容上的“去自然化”比形式上的“去自然化”更深徹,也更重要,因為這涉及人類貨幣觀念的扭轉,是抽象的價值符號逐漸取代具體的貴重自然實物的過程,也意味著貨幣的價值基礎由天然穩定的實際價值向可計算的貨幣數量(即貨幣的供給量)與對貨幣的需求量之間的關系的轉換。在這一過程中,人類對貨幣的認識和理解從價值理性逐漸轉向工具理性,貨幣原有的實際價值被“祛魅”而逐漸成為可人為進行計算和操控的交換工具,經濟活動也開始從由實質理性主導轉向工具理性主導——從以相對恆定的金銀價值為基礎的循環流轉的經濟活動,轉向由貨幣工具控制的有波動、有破壞、可計劃、可預測的經濟活動。從貨幣觀念的發展來看,這一過程是從重量標準到貨幣單位的過渡,體現了貨幣從古典形態經過理性化向現代形態的轉向(20);正因為這一過程更深徹更重要,所以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經過了一個漫長的歷史階段(21)。可以根據這一過程中的標志性事件將之分為兩個階段。

    首先來看第一階段。所謂第一階段是金屬貨幣向紙幣的過渡,在貨幣觀念史上體現為實質貨幣向代用貨幣的轉變。代用貨幣又稱表征貨幣(Representative Money),是代表實質貨幣在市場上流通、其本身不具價值或貨幣面值與幣材價值不等、但可兌換的貨幣。代用貨幣之所以能在市場上流通,從形式上發揮交換媒介的作用,是因為有足夠的貴金屬儲備,而且也可以自由地向發行單位兌換儲備金屬或金屬貨幣。就形式而言,代用貨幣通常為紙幣,確切地說是可兌換的紙幣(convertible paper money),是政府或銀行發行並強制使用、代替金屬貨幣執行儲藏、流通和支付職能的紙質貨幣。代用貨幣產生的可能性在于︰貨幣作為交換的媒介,只是交換的手段,而不是交換的目的。對于交易者來說,他們關心的並不是貨幣本身有無價值,而是它能否起媒介作用。正如馬克思所說,貨幣處在流通領域中,“只是轉瞬即逝的要素。它馬上又會被別的商品代替。因此,在貨幣不斷轉手的過程中,單有貨幣的象征存在就夠了”(22)。這就產生了由價值符號或代用貨幣代替真實貨幣的可能性,開闢了貨幣價值符號化的道路,同時也為現代社會中貨幣符號與貨幣價值的脫鉤埋下了隱患(23)。顯然,貴金屬之所以能充當貨幣是因為它們天然具有的穩定的貴重價值,正是這種自然屬性使得金銀能夠天然地充當貨幣(24)。相比之下,紙幣自身不具備任何價值,如果紙幣不是與貴金屬掛鉤或者以發行者的信用作為擔保,其價值就是一堆堆紙漿的價值。在此意義上,貨幣在從貴金屬到紙幣的轉變過程中發生了對其原本所具有的自然價值的“去自然化”操作。韋伯這樣描述該過程︰“開始,只有切實存在或發生的事情才會在人類生活中扮演角色,現在以不同方式出現,只意味著或預示著某事的某種經驗也開始發揮作用。因此,魔法從直接操控的推動力量,過渡到象征行為。”(25)在此過程中,金屬貨幣原有的“魅”,也就是其自然價值,即那種吸引人類、令人類瘋狂的天然魔力,被人類理性“除魔”而觀念化為價值符號,于是貨幣得以不再必須具有某種天然內在價值的形式,而只要能夠象征這種“魔力”或這種天然價值、能夠承載價值符號就可以了。齊美爾描述這種轉向說︰“貨幣表達商品相對價值這一意義,獨立于貨幣的任何內在價值,就像度量空間的尺度是由鐵、木材還是玻璃制成的並不重要一樣,因為我們關心的只是它的組成部分之間的關系以及它與另一個量度之間的關系,所以貨幣為我們決定事物價值而提供的尺度與它的本質性質無關。”(26)低成本、低損耗、低風險甚至無風險的紙幣由此成為首選。同時紙幣的穩定性、便攜性、同質性和低損耗性為在技術可能的範圍內最大限度地應用定量計算的經濟活動鋪平了道路。

    嚴格來說,在上述階段發生的“祛魅”所達到的其實是一種不完全的“去自然化”的結果,因為紙幣的發行和流通都必須以貴金屬為基礎,紙幣所代表的價值與貴金屬直接掛鉤。以西方為例,其貨幣標準是以貴金屬為基礎的,國內貿易以銀為主導,而金則通常用作國際貿易的貨幣標準。這就是通常所說的“金本位制度”,即以一定重量和成色的黃金為本位貨幣,並建立起流通中各種貨幣與黃金之間固定兌換關系的貨幣制度。黃金可以自由鑄造和流通,各國貨幣以貴金屬黃金為共同的基礎,並實行以不同國家貨幣的含金量為基礎的固定匯率機制(27)。西方經濟思想長期以來受亞里士多德傳統的支配,認為充當貨幣的商品價值起源于它們作為商品的交換價值,因此黃金和白銀貨幣所具有的價值直接與其作為商品所具有的內在價值成比例(28),這種影響一直持續到近代早期。因此盡管紙幣的出現在形式上是對金屬貨幣的完全“祛魅”,但它在內容上只是金屬貨幣的替代品,代行流通、儲藏和支付手段,所以只是鑄幣的表征,無法獨立于貴金屬而單獨存在和使用。就此而言,紙幣與貴金屬的“魔魅”依然有著緊密的內在聯系,只有將這種內在聯系完全割斷,在內容上徹底“除魔”,紙幣對金屬貨幣的“去自然化”才算完全達成。

    紙幣對金屬貨幣的完全“祛魅”是在第二階段完成的,在貨幣發展史上體現為代用貨幣向信用貨幣的轉變,即紙幣的存在和使用從之前的以貴金屬為基礎發展到與貴金屬脫鉤而以發行者的信用為擔保。這一轉變不是自然的,而是源自人類理性對貨幣的反思和在此基礎上進行的“信用創造”。最早將這種反思系統化、理論化的是蘇格蘭經濟學家及貨幣改革家約翰•勞(John Law,1671-1729),他在《論地產銀行》一書中明確表示,可用于交換物品和支付手段的貨幣不必有確定的價值,貨幣不是用貨幣購買的物品的價值,而是以貨幣為媒介交換的物品的價值。換句話說,流通中的貨幣自身不必有內在價值,它作為交易媒介和支付手段可以尋找到其他根據(29)。在另一部著作《貨幣和貿易研究以及向國家供應貨幣的建議》中,他認為貨幣在交換和生產中都是最基本的要素,整個經濟都依賴于貨幣體系,而金屬貨幣體系是不可靠的,必須消除經濟對金屬貨幣的依賴,用一種通過信用創造紙幣的體系取代之(30)。約翰•勞的設想——紙幣對金屬貨幣的“祛魅”一直到20世紀中後期才完全實現,在歷史上以金銀本位制度的完全廢除為標志性事件。

    三、信用的創造——現代貨幣的理性化特征(31)

    約翰•勞的構思提出了紙幣的下一個發展方向——信用貨幣。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以及1978年《牙買加協定》的生效,取消了有關黃金問題的一切條款,黃金被“非貨幣化”。至此,金銀本位制正式讓渡于以信用貨幣為基礎的紙幣制度,這一貨幣形態為世界各國所采納,沿用至今。目前世界各國發行的貨幣,基本都屬于信用貨幣。信用貨幣(credit money)是由國家法律規定的、由銀行提供的、強制流通的、不以任何貴金屬為基礎的、獨立發揮貨幣職能的貨幣工具。它的根本特征有兩點︰1.本身沒有價值或遠遠低于其指稱價值。2.與代用貨幣不同,它與貴金屬完全脫鉤,不再直接代表任何貴金屬(32)。于是,紙幣在形式上延續了對金屬貨幣的“去自然化”,同時在內容上完成了從與貴金屬掛鉤到脫鉤,即從代用貨幣到信用貨幣的理性化過程。這一轉向被法國調節學派學者阿格里塔(Michel Aglietta)稱為“去物質化(dematerialization)”(33),經濟事務所關注的焦點不再是貨幣形式與其實際價值是否對應,而是所擁有的信用能否轉成現實貨幣的問題,表達了貨幣數量對貨幣價值的“祛魅”。

    金本位的崩潰和信用貨幣的最終確立,並非由于黃金本身內在價值出現問題(例如人們不再認可黃金,或者不認可人工能夠無限量生產黃金),而是由于規模設定了上限——金儲量和產量的有限性與商品生產的無限性之間存在矛盾,隨著社會商品價值總量的不斷增長,黃金儲備無法滿足貨幣發行的需要(34)。導致這種貨幣形態的內在矛盾和轉向的深層機制是人類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間不斷斗爭,後者逐漸取代前者。價值理性要求經濟活動以實質性的價值為出發點和標準,貴金屬的天然穩定價值和社會商品的有限供應恰好滿足這種要求。在這種社會狀態下,貨幣的幣值相對穩定,物價由于貨幣的穩定而較少波動,商品的生產、流通和消費與貴金屬的供給量相符合。工具理性則要求通過應用定量計算來實現經濟活動在技術可能的範圍內最大限度的開展,這一要求符合社會商品日益豐富及其生產和供給日益擴大的趨勢。當黃金儲量和產量無法支撐起購買社會商品價值總量所需的貨幣量時,便會出現商品越來越多,而可購買商品的黃金越來越少的現象,人們便會選擇銀乃至量大價賤的銅、鐵作為社會通貨,導致“劣幣驅逐良幣”的經濟惡果。從經濟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工具理性對價值理性的取代是不可逆轉的,因此社會商品生產和供應的無限化趨勢既不可阻擋也不可逆轉。工具理性要求在可計算範圍內盡可能擴大經濟活動的要求同樣是不可逆的,因此只有產生新的貨幣觀念並對貨幣形態進行創新,才能避免經濟的倒退,滿足工具理性的要求;新的貨幣形式也會反過來擴大社會平等和交往,促進商品生產和交換(35)。在這種情況下,貴金屬的天然內在價值,也就是使貴金屬成為貨幣的“魔魅”被祛除了,取而代之的是“當代貨幣本身不再具有價值,它純粹是一種價值符號,是抽象的價值,其價值完全是人類給予的,離開人類社會它就什麼也不是。它的價值基礎不再是任何個別使用價值的價值了。它所代表的價值量完全取決于貨幣數量(即貨幣的供給量)與對貨幣的需求量之間的關系”(36)。

    紙幣與貴金屬的完全脫鉤意味著貨幣的價值基礎被抽離,貨幣職能將僅僅剩下流通工具一項。然而前文提到,構成貨幣的“正當性”即“一般授受性”的兩個最基本要素是流通手段和價值尺度,後者由價值基礎決定並且是前者的基礎。也就是說,如果貨幣的價值基礎被抽離,貨幣就不能充當價值尺度,貨幣的流通手段也就不具有實際意義,貨幣的“一般授受性”更無從談起。信用貨幣則解決了這個問題。信用貨幣的幣材價值低于其作為貨幣所代表的價值甚至沒有價值,只憑借發行者的信用而得以流通。這就意味著信用擔保取代了貨幣之前因與貴金屬掛鉤而具有的價值基礎,從而為流通手段提供了保證並和流通手段共同構成了信用貨幣的“一般授受性”。如果進一步追問信用擔保的根據,那麼,信用貨幣作為流通手段需要具備兩個條件︰一是人們對此貨幣的信心;二是貨幣發行的立法保障。對貨幣的信心源自對發行者信用的信心,立法保障來自發行者的管理和監督。信用紙幣是只能由政府發行並依靠國家權力強制流通的價值符號(37),兩個條件都指向主權國家的政府信用,這是信用貨幣“一般授受性”的唯一基礎。國家信用祛除了貴金屬的天然價值而成為貨幣的“正當性”來源,是貨幣新的價值基礎,也是貨幣的新“魔魅”(38)。

    信用貨幣在當今社會經濟生活中居主導地位,在可預見的未來,它也將繼續擔任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最重要手段和媒介。然而這並非說明貨幣的理性化進程到達了終點。事實上,這一進程不僅沒有結束,而且一些業已出現的重要的經濟現象為我們理解這一進程的發展方向提供了參考。由于未來的理性化方向只是預測的可能性方向,因此會出現理性化的形式和內容不同步或者程度不一的現象,即存在多種可能性並存的情況。

    四、貨幣理性化的兩個未來走向

    貨幣未來的理性化走向,可以根據貨幣在形式和內容兩個方面理性化完成程度的不同,得到以下幾種可能性︰1.形式不變、內容上實現的理性化,即“超主權方向”;2.內容不變、形式上實現的理性化;3.形式和內容上都實現了的理性化。後兩者共同構成“去主權方向”(39)。

    首先分析“超主權方向”。就形式方面來說,從原始實物到金屬鑄幣再到紙幣,貨幣經歷了從純粹自然物到半自然半人工物再到純粹人工物的過程,貨幣形式中的自然成分越來越少以至于消失,這是人類理性對貨幣不斷“去自然化”的結果。由于在可預見的未來,紙幣仍將是貨幣的主要形式,所以貨幣的理性化進程就只能發生在貨幣的內容層面。紙幣的最終內容是信用貨幣,信用指向一國政府或金融管理當局為之提供的信用擔保,所以信用貨幣等同于主權貨幣。如前所言,信用貨幣的“魔魅”就在于由主權國家為之提供權威信用擔保,使之能夠被人們認可、接受和使用。因此,對信用貨幣在內容方面的“祛魅除魔”就理所應當地指對主權信用擔保的超越,也就是說,新的貨幣形態可以不以主權國家為之提供信用擔保就能夠充當流通手段。換而言之,新的貨幣形態在形式上延續了信用貨幣載體“紙幣”,而在內容上對信用貨幣進行“去政治化”操作,抽去了作為其價值基礎的信用來源,這種理性化操作的結果就是一般所言的“超主權貨幣”。

    “超主權貨幣”的產生有其現實原因︰1.隨著全球一體化的深入,人類經濟前所未有地形成了世界性的統一市場,資本、人力、商品和知識愈加趨向無障礙的流動,出現了對區域性乃至全球統一貨幣的訴求;2.在經濟全球化與金融一體化的大環境下,各國經濟活動已不再僅僅為本國政治服務,而是越來越多地遵循國際條約、規範和慣例來運作,貨幣更加傾向依附市場主體而非主權國家,多種主權貨幣反而在客觀上不利于全球經濟的順暢運行(40);3.通過對“特里芬難題”的反思,人們認識到在全球一體化的經濟運行中,任何一種主權貨幣都不能作為國際清償貨幣,否則個中弊端遲早會引發經濟體系的崩潰,更穩定的金本位或者更超前的“貨幣聯盟”都可作備選方案(41)。

    經濟學家們對“超主權貨幣”的構想有很多種,也提出了多種方案,但目前付諸實踐的只有歐元,因而是唯一可選的分析對象。就形式而言,歐元仍然保留了紙幣的形式,顯然不存在理性化的進展;在內容層面卻具有一定的復雜性。一般認為,信用貨幣之所以被接受,在于其以價值基礎為底的“一般授受性”,而這取決于發行國主權的強制力和信用程度;信用貨幣在此等同于主權貨幣,其價值基礎來源于國家主權的信用力量。國家主權政治上的權威性和經濟上的控制力以及人們對國家權威的認同感,決定了國家主權是強大的信用主體,擁有強大的信用力量,能夠支撐貨幣的順暢運行。但歐元並沒有主權信用作為擔保,它的創建在本質上是一項政治工程(42),在巨大的政治變遷中誕生的歐元最大的弱點恰恰在于政治︰它是一個沒有國家的貨幣(43);是一種典型的內在“弱政治性”貨幣(44)。歐元滿足信用性的基本前提是要有明確的發行主體,這個主體擁有自主的資源和資源處置權,能夠擔當該貨幣的最後貸款人。在現行市場預期的基礎結構中,一個統一的政治實體是信用貨幣的既定前提(45)。對歐元來說,這個前提尚不存在。歐盟的現行機制決定了它離國家聯合體相差甚遠,尚無可能成為有獨立主權性質的集合體,難以產生如國家主權那樣的強大信用力量(46)。在一個政治實體下,它的中央銀行承擔最後貸款人的角色。實際上,這個國家的資源總存量(經濟總量)是貨幣的實物基礎和最後擔保。對歐元來說,名義上的最後貸款人是歐洲中央銀行,而歐洲中央銀行是歐元的發行主體,卻不是歐元真正的信用支持主體,而由于歐元是“沒有政府”的貨幣,所以並沒有真正的最後貸款人(47)。即使歐洲中央銀行被這些國家授權來承擔這個責任,也由于自有資本及其儲備太少而不可能擔此重任(48)。此外,學界經常討論的支撐歐元的與美國經濟不相上下的經濟存量實際上並不存在,因為歐元區距離“歐洲合眾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所以對各成員國加總的經濟存量需要謹慎估計。綜上所述,從價值背景上看,歐元幾乎建立在一種懸空性的虛擬價值基礎之上。然而理論和設計上的缺陷並沒有影響歐元的發行和流通,無論是學術界還是一般使用者,也基本都將歐元看作信用貨幣。那麼就要追問,如果承認歐元是一種信用貨幣,作為其一般授受性基礎的信用擔保來自哪里?

    所謂一個國家的主權信用,實質上是該國綜合國力的體現,包含了政治、經濟、文化、外交、公民認同程度等多方面的因素,是隨著這個國家的成長而日積月累地自然形成的。此處的國家一般指基于相同的血緣、語言、文化和價值觀等因素,在歷史中自然形成的現代民族國家。但像歐元這樣的“超主權貨幣”,其產生的先決條件在于歐盟成員國所作出的一系列涉及貨幣主權讓渡的決定(49)。各成員國將貨幣主權讓渡給歐洲理事會和歐洲央行,由它們代行貨幣的發行和管理工作。依此邏輯,歐元的信用擔保應該來自歐洲理事會和歐洲央行背後的主導力量——歐盟。然而歐盟不是一個主權國家,而是多個主權國家的集合體(50);其基礎也不是任何自然或價值理性因素,而是出于共同利益、憑借工具理性而達成的協定。歐盟實質上是一個人為構建的共同體或一個超國家機構(51),充其量是一個經濟-貨幣聯盟,並沒有政治學意義上的主權,也沒有隨之而來的主權信用(52)。歐盟的信用,一方面來自理論,即歐盟各成員國將自己的貨幣主權讓渡給作為單一共同體的歐盟,歐盟因此在理論上擁有了各國貨幣主權相加的總和,盡管這不是主權信用,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充當了歐元的信用基礎(53);另一方面來自現實,即歐洲發達的經濟、愈來愈緊密的經濟一體化及建立在此基礎上的對統一貨幣的訴求,以及歐洲自古以來對政治一體化的追求,和對未來以歐元為紐帶實現政治一體化的展望和信念(54)。就此而言,歐元的信用基礎是一種以共同利益為出發點、建立在工具理性基礎上、以協商和協議的非自然方式創造出來的人為產物(55)。

    歐元作為一種具有獨立性和法定貨幣地位的超國家性質的貨幣,在貨幣史上第一次實現了不以主權國家作為信用擔保,其信用基礎超越了主權國家,在內容層面取代了基于價值理性的主權國家信用。經過以“超主權”為形式的“祛魅”,歐元將自身建立在了一種人為信用的價值基礎之上,成為貨幣理性化進程的一個“關鍵節點”。之所以稱之為“關鍵節點”而非“新的歷史階段”,是因為它的價值基礎仍然來自于信用,在某種程度上仍然屬于信用貨幣。但它又是一種新形態的信用貨幣,創新了貨幣的價值基礎形式,為貨幣實現理性化的新歷史階段開闢了道路,可稱之為“後信用貨幣”或者“人為信用貨幣”。

    “去主權方向”涵蓋了本節開頭所說的後兩種情況,因為兩者朝向相同的貨幣理性化方向,只是由于程度的高低而有著質的區別。就貨幣形式而言,紙幣對金屬貨幣的取代並不意味貨幣“去自然化”的進程走到了終點,因為此處“祛魅”的對象始終是實體貨幣。也就是說,實體貨幣的最大自然屬性即其物理存在並沒有消失,只有把物理存在都否定了,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去自然化”。據此推之,“去實體化”或曰“去實物化”就應該是貨幣理性化在形式方面的最終發展方向。隨著科技和互聯網的迅速發展,非實體或非實物化的貨幣形式已經初現端倪,各種各樣的電子幣便是典型代表,例如銀行電子貨幣、大型網站自行推出的百度幣、Q幣,以及網絡數字貨幣比特幣、萊特幣等等(56)。由于這些貨幣擺脫了實物形態,只以電子信號的形式存在,故一般也稱之為“虛擬貨幣”。虛擬貨幣在形式上把貨幣的理性化進程推到了極致,然而歷史經驗說明,貨幣形式的理性化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貨幣理性化進程在內容方面所呈現出的態勢。就內容而言,銀行電子貨幣是紙幣的電子形式,Q幣等則以企業信用為擔保;它們實質上仍是信用貨幣,在內容上沒有任何相對于信用貨幣的理性化推進(57)。

    在此以比特幣為例對這種新貨幣形態進行分析。學界對于比特幣的種種議論,無論褒貶抑揚,起初基本上是圍繞“比特幣能否算作貨幣”而展開的。隨著比特幣的合法身份被逐漸承認(58),主流經濟學已經認可比特幣是一種貨幣,轉而集中討論比特幣能否成為未來的主流貨幣。

    既然比特幣是一種貨幣,就意味著它具有貨幣的“一般授受性”,也意味著它建立在某種價值基礎之上。貨幣在內容上的“祛魅”表現為新舊價值基礎之間的更替。信用貨幣的價值基礎是主權國家的政府信用,如果說“超主權貨幣”對信用貨幣的“祛魅”表現在對主權信用的超越,比特幣要完成對紙幣的完全“祛魅”則需要實現“去主權化”,甚至徹底顛覆“主權信用”的價值基礎,從而將自身建立在新的價值基礎之上(59)。

    首先,比特幣是通過開放源的算法產生的一套密碼編碼,是世界上第一種分布式匿名數字貨幣(60)。它的發行、流通和管理權不屬于某一個人、組織、公司或者國家。它是平等地屬于參與其中的每一個人,整個網絡由用戶構成,每個人只要有一台能接入互聯網的計算機,然後通過運行一個自由的開放源代碼的軟件參與其中。但任何人都沒有權利改變比特幣的貨幣供給量,取消或逆轉交易,改變協議的屬性(61)。這種模式意味著這是一個去中心化的運行體系,沒有集中發行方,因而也就不存在有哪個政府或機構可以控制其發行機制(62)。中央銀行是信用貨幣的發行機構,是主權國家賦予其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的特殊權力機構。類似中央銀行的發行機構在比特幣體系中的缺失說明比特幣的發行和流通實現了完全的去中心化,這就意味著比特幣充當價值尺度的基礎與任何主權國家的政府信用無關。對主權信用貨幣的“去主權化”意味著比特幣擁有一種與以往任何貨幣形態都不一樣的價值基礎。

    其次,比特幣的價值基礎包括其獨特的內在價值。黃金因為其天然內在價值而充當價值尺度,儲量的稀缺性也使其價值不會突然發生大的變化。比特幣也有類似的特性︰1.安全唯一性。每一單位比特幣的交易記錄都被詳實地記錄在網絡中,無法仿冒、偽造和重復支付,這保證了比特幣的安全性,避免了“偽幣”的產生。2.便于儲存。比特幣可被保存在任何存儲設備上,每個用戶都擁有私有“密匙”,二者同時具備才可以進行支付。同時,用戶可以將“電子錢包”進行備份,避免存儲設備丟失或者損壞導致的損失。3.可分割性。基于計算機技術的優勢,每一個比特幣都可以分割成十億個最小單位。良好的可分割性保證了新增的比特幣都可以合理地進行分割、分配和支付,使用戶群體不至于受到比特幣數量的限制。4.穩定的總量和發行速度。比特幣受算法限制,發行速度穩定,總量也固定在2100萬個。這種稀缺性保證了系統的穩定性,甚至可以起到抵御通脹的功能(63)。總之,比特幣效仿黃金低產出和有限數量的特點而具備稀缺性,與開采黃金消耗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固化于黃金本身而使其具有價值一樣,購入計算機的費用和挖礦時的電耗、時耗等勞動全部轉化為比特幣的天然價值,使比特幣能夠充當價值尺度的社會職能,成為世界上最受認可的虛擬貨幣,網絡中的數字黃金(64)。

    再次,比特幣的價值基礎還包括獨特的信用擔保,即“數字化信用”(65)。主權國家既是信用貨幣發行主體,又為信用貨幣提供信用擔保。然而一旦主權國家無法控制或者濫用發行貨幣的權力,就會引起經濟的波動,導致人們對貨幣以及國家信用的不信任;當國家的主權信用受到質疑的時候,該國貨幣的“正當性”也就會遭到動搖,其流通能力和範圍也自然會降低——這說明信用貨幣以主權信用為價值基礎存在內在的缺陷,即其作為價值尺度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比特幣最大的貢獻就是用完全確定的“數字化信用”代替了存在不確定性的“傳統信用”,其信用基礎不再是政府或者其他權威,而是算法和機器以及大家共同掌握的公共鑰匙記錄鏈。比特幣的算法以密碼學為原理,具有公開、唯一的特點;它將全體用戶連接起來,交易信息完全公開,可以追溯,賬戶上的余額無法篡改,也不能進行重復支付。“傳統信用”面臨的約束來自于規則,屬于軟約束。換言之,“傳統信用”不是不能違約,只是受到規則限制不願意違約,在一定條件下仍然存在違約的可能。“數字化信用”除了受到規則限制,還受到算法限制,即使有違約的企圖,也不存在違約的空間(66)。

    比特幣擺脫了“傳統信用”的約束,其發行和流通的全過程完全建立在密碼學原理的基礎之上,通過數學運算來形成約束和規則,整個過程相當于由全體用戶進行保證和“背書”,以此取得所有參與者的信任,通過得到用戶的認同進行自我建設和自我擴張。隨著新用戶的加入,參與者和範圍不斷擴張。如果比特幣能夠在較長的時間內建立投資者的信心,認可度越來越高,交易範圍越來越廣,它的貨幣屬性就會越來越強,“數字化信用”可以得到更多的擔保和背書,系統會變得越來越穩定,信用水平也會不斷上升(67)。只要參與者人數足夠多,“數字化信用”的信用水平將足以和“國家信用”相媲美(68)。這就意味著人為的數字化信用能夠祛除自然形成的國家信用之“魅”並取而代之,成為貨幣新的“正當性”來源。

    綜上所述,以比特幣為代表的貨幣形態,其“一般授受性”建立在一種復合價值基礎模式之上,這種模式集合了貨幣曾經采取的“內在價值”和“信用擔保”兩種模式,然而又有所突破。具體來說,其“內在價值”來自于貨幣本身的唯一性、防偽性以及穩定的總量和發行速度,其“信用擔保”來自于對這種理論上客觀、公正、平等的貨幣體系的信心,其背後的一整套技術和思想架構消除了對國家政權的不信任,也消除了利用權力來攫取私人財富的可能性。這種貨幣形態是人類形式理性發展到高峰的產物。在這種情況下,形式理性要求經濟活動無阻礙地在最大的範圍內實現,體現為經濟活動的全球化和金融化;社會經濟活動突破了地域限制,越來越以個人或機構等直接方式,而不是間接地通過國家卷入世界經濟之中;個人、組織機構乃至國家的資產被最大可能地金融化,成為可計算可預測的數字或額度。人們出于經濟理性不希望作被動的貨幣產品消費者,而是要去中介化(69),直接參與商品和貨幣的生產、創造和流通,從而不受任何政府和銀行的掌控(70)。因為只有這樣,資產才能在擁有者自身可控和可計算的範圍內最大程度地實現增值。在這種狀態中,形式理性完全取代了價值理性而成為貨幣觀念的主導力量︰貨幣在形式上被完全“去實體”而理性化為觀念上的計量單位,即理念單位(Idea Unit);在內容上則建立在基于密碼學原理的計算機算法程序之上,使貨幣的發行和流通以可計算的方式牢牢地控制在形式理性自身手里。這樣,貨幣以及圍繞貨幣的經濟活動將僅僅以形式理性為出發點,實質理性被排除在外,也就意味著貨幣的理性化進程進入新階段。就理論而言,以比特幣為代表的網絡數字貨幣在形式和內容上同時推進了貨幣的理性化進程;然而從實踐來看,這只是貨幣未來形態的一種可能性,因此部分學者稱之為“烏托邦貨幣”是有一定道理的(71)。

    從歷史的角度看,貨幣在形式方面經歷了簡單自然物——貴金屬加工物——紙幣——虛擬貨幣的發展過程;在內容方面則表現為以下進路︰具有自然屬性的一般等價物——具有天然內在價值的貴金屬——信用貨幣——超主權貨幣或去主權貨幣。從經濟社會學的觀點來看,兩者結合表現為貨幣的理性化進程。貨幣的運行如供應和使用等原先是在價值理性的框架下進行,並以價值理性的要求如善、公平、正義等為目的,隨著經濟理性對價值理性的取代,貨幣的種種活動逐漸溢出價值理性的框架,轉而由經濟理性進行支配。在經濟理性的框架下,貨幣的活動和目的不再以抽象的價值標準為衡量,而是單純以盡可能擴大自身與商品之間的對應關系為目的。貨幣的外在形態和內在價值也為了適應這種轉向而發生變化,具體來說就是貨幣的自然性質逐漸被人為性質所祛除——貨幣自然而來的種種性質和特征愈來愈被人為的性質和特征所替代——整個過程表現出亦步亦趨的理性化過程,體現出工具-經濟理性要求最大可能地擴大自身的適用範圍,即要求經濟活動在可計算可預測的前提下最大範圍地進行,從而在貨幣形態的兩方面內容上替代了原先起作用的價值理性。由于自然或曰天然性質往往與神話、宗教或倫理等社會傳統價值相關聯,一般被稱為“價值理性”或“實質理性”,而工具理性則是以“人本主義”為核心而形成的一整套有系統、有方法的生活態度,是意義關聯及利害關系制度化的結果,即“實際”的理性主義,其核心是工具-目的論,即通過“一種計算來支配事物的能力”來改造世界。工具理性對價值理性的替代就是人本位的理性主義在個人與社會的觀念、意識和存在層面取代了宗教-神本位的理性主義,這一轉向被稱為“祛魅”或“除魔”。理性化理論突破了傳統經濟學對貨幣的預設和理解,將貨幣視為眾多社會現象的一種而非單純的經濟現象,通過這種方式將貨幣還原到社會整體之中,在解釋時更加注重從一體化的角度分析貨幣與社會整體進程之間的關系,也更加強調貨幣與人類意識觀念之間的關系。

    貨幣歸根結底是一種金融工具,它存在的根本目的在于人類社會的福祉。從哲學的高度把握貨幣的發展和演變,將有助于理解各種金融工具和現象存在的合理性和演變規律,有助于理解看似復雜的金融創新背後所包含的簡單而深刻的金融原理,也使得我們能夠更好地思索這些金融創新的價值所在,並促使我們進一步把握未來金融創新的方向。

    注釋︰

    ヾ[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于曉、陳維綱等譯,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79-89頁。

    ゝ王澤應︰《祛魅的意義與危機——馬克斯•韋伯的祛魅觀及其影響探論》,《湖南社會科學》2009年第4期。

    ゞ劉軍︰《韋伯資本主義起源理論評析》,《世界歷史》1989年第3期。

    々[德]馬克斯•韋伯︰《韋伯作品集——支配社會學》,康樂、簡惠美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318頁。

    ぁ[德]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閻克文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82-183頁。

    あ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0頁。

    ぃ[美]哈里斯︰《貨幣理論》,梁小民譯,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1989年,第2頁。

    い[德]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第183-184頁。

    ぅ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和《資本論》中分別談及貨幣本質和貨幣拜物教,曾提到貨幣的“神力”和“魔術”,這種說法是對貨幣異化現象的說明。馬克思認為表面上看貨幣好像是萬能的,仿佛有著神力,實際上貨幣是商品社會中人與人交換關系的物化形式,是人們通過勞動交換所發生的社會聯系。馬克思的貨幣拜物教理論祛除了貨幣表面的神化面紗,揭示了其背後所隱藏的社會關系,這有時被稱為一種“思想祛魅”或啟蒙,體現了從現象到本質的真理呈現過程。本文所謂“魔魅”與馬克思所說的“神力”和“魔術”不太一樣。本文在韋伯經濟社會學的意義上使用“魔魅”。一方面,本文試圖指出貨幣的一般授受性背後的支撐因素,這種因素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是無法考究其源頭的,我們只能嘗試對之進行解釋,所以本文稱之為“魔魅”;另一方面,這一支撐因素是發展變化著的,本文試圖展示這一支撐因素是如何從一種自然的、不為人的意志所轉移的和帶有神秘色彩的因素逐漸轉變為一種人為的、可量化的、可被當作工具操作的因素。簡言之,即這一支撐因素是如何被“收束”進入理性化的軌道,從而具有可觀察、可度量、可預測的工具特性的。所以說,馬克思的貨幣拜物教理論是從縱向角度揭示貨幣的靜態本質,本文則是從特定角度橫向地展示貨幣的動態歷史演化。參見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4頁;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71頁。另參見趙文力︰《馬克思的貨幣批判理論及其當代意義》,《吉首大學學報》2009年第1期;王峰明、牛變秀︰《貨幣的本質規定和拜物教批判》,《天津社會科學》2012年第1期。

    う例如中國有“有錢能使鬼推磨”的古話,而西方也有“All things are obedient to money(一切事物都服從于金錢)”的諺語。

    (11)此處能夠看得出本文的研究與馬克思的貨幣拜物教理論的略有不同。馬克思明確指出貨幣如神力般的萬能是一種異化的假象,它遮蔽了勞動的價值和勞動者之間的社會關系,而這才是貨幣的本質。本文並不探討貨幣的本質和異化,而是從經濟社會學的角度出發,指出貨幣的萬能魔力是以一般授受性為基礎的,然而如果更深入地挖掘就會發現,貨幣的一般授受性也有其基礎,而這種基礎是變化發展著的,“理性化”是對由這種變化導致的貨幣動態演化過程的一種嘗試性的解釋路向。

    (1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2頁。

    (1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03-104頁。

    (14)[德]哈耶克︰《貨幣的非國家化》,姚中秋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28-30頁。

    (15)如古羅馬曾鑄造僅含白銀2%的銀幣,中國漢代初期把12銖重的半兩錢減成重三銖的莢錢,但仍以“半兩錢”的名義流通。

    (16)參看蕭清︰《中國古代貨幣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9-45、102-104頁;[英]約翰•喬恩︰《貨幣史——從公元800年起》,李廣乾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第47-52頁。

    (17)根據齊美爾(Georg Simmel)的理論,這是“貨幣實在論”向“貨幣符號論”的轉向,與經濟思想史上的“貨幣金屬論”和“貨幣名目論”相對應。參看[德]齊美爾︰《貨幣哲學》,第2章“貨幣的實體價值”,許澤民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8-112頁。

    (18)西方最早的紙幣出現在1661年的瑞典。

    (19)紙漿根據加工方法可分為機械紙漿、化學紙漿和化學機械紙漿;也可根據所用縴維原料分為木漿、草漿、麻漿、葦漿、蔗漿、竹漿、破布漿等。又可根據不同純度分為精制紙漿、漂白紙漿、未漂白紙漿、高得率紙漿、半化學漿等。

    (20)See Wray,L.R.Understanding Modern Money-the Key to Full Employment and Price Stability(Cheltenham,UK:Edward Elgar,1998),47-52.

    (21)西方學者如巴本(Nicholas Barbon)早在1696年就指出了貨幣價值符號化的變化趨勢。他在《鑄幣論》中指出︰貨幣的價值是由國家的權威所規定的鑄幣上的印鑒,並非是鑄幣的重量和成色的證明,而只是鑄幣價值的指令。此即經濟學意義上的“貨幣國定論”。見劉挈敖︰《國外貨幣金融學說》,北京︰中國展望出版社,1983年,第40頁。

    (2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2-123頁。

    (23)根據符號學學者如索緒爾(F.Saussure)和波德里亞(J.Baudrillard)的觀點,貨幣符號和貨幣價值的脫鉤表現為經濟危機時貨幣發行量與實際購買力的不對稱,實質上是貨幣價值與國家信用的脫鉤。見[瑞士]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高名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116-118頁;[法]波德里亞︰《象征交換與死亡》,車槿山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6年,第27-30頁。

    (24)[英]李嘉圖︰《李嘉圖著作與通信集》第4卷,蔡受百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52頁。

    (25)[德]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第529頁。

    (26)[德]齊美爾︰《貨幣哲學》,第24、192、196、210頁。

    (27)次貸危機研究課題組︰《次貸危機正在改變世界》,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9年,第380-382頁。

    (28)[美]威廉•戈茲曼、K.哥特•羅文霍斯特︰《價值起源》,王宇、王文玉譯,北京︰萬卷出版公司,2010年,第67-68頁。

    (29)Antoin E.Murphy ed.,John Law's Essay on a Land Bank(Dublin:Aeon Publishing,1994),63,77.

    (30)John Law,Money and Trade Considered with a Proposal for Supplying the Nation with Money(Edinburgh:Anderson,1907),104.

    (31)本文贊同這樣的觀點︰信用其實始終都是貨幣背後的實質。在古代,貨幣不具有信用的性質或含義,到了當代,它已由直觀的符號變成了虛擬的符號,這只是形式的改變,並不是實質的改變。當然,從馬克思主義理論來看,這種信用就本質而言無非是凝結于貨幣之上的人類勞動,但是從歷史現實的角度出發,如果說金銀等貴金屬也具有某種形式的信用,那麼這種信用無疑是以貴金屬的天然內在價值為基礎的,可以說是一種“自然信用”,那麼歷史地講,就存在從金銀的“自然信用”到法定貨幣的“人為信用”的轉向,這一轉向本身就包含在貨幣演化的理性化過程之中。

    (32)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直白地指出︰“貨幣的含義是,政府將接受它償債和納稅之用,法院將承認它們可以清償按美元計算的債務;這些綠色紙片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大家都認為它們有價值,是因為經驗告訴大家它們有價值。”(見[美]米爾頓•弗里德曼、羅斯•弗里德曼︰《自由選擇》,胡騎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年,第261頁)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也認為︰“貨幣是一種人為的社會成規,人們接受貨幣是因為它為人們所接受。”(見[美]薩繆爾森︰《經濟學》,高鴻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上冊,第388-389頁)

    (33)Michel Aglietta,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trans.David Fernbach,(London:Verso,1979),329.

    (34)盛松成︰《虛擬貨幣本質上不是貨幣》,《中國金融》2014年第1期。

    (35)“法幣這個抽象概念取代了財富的舊形象,它是價值的社會標準,是一種理性的方法,通過它可以在各不相同的現實之間建立共同的尺度,並使交換中的社會關系平等化。”見[法]韋爾南︰《希臘思想的起源》,秦海鷹譯,北京︰三聯書店,1996年,第82頁。

    (36)劉駿民︰《從虛擬資本到虛擬經濟》,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7頁。

    (37)See J.M.Keynes,A Treatise on Money,Chapter 1“The Classification of Money”(London:Macmillan,1930),7,11-20.

    (38)[美]列特爾︰《貨幣的未來》,林罡、劉姝穎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3年,第52-53頁。

    (39)哈耶克(F.Hayek)也曾經構想過貨幣的非國家化,即打破貨幣發行的政府壟斷,引入自由競爭,讓私人發行的、值得信賴的貨幣成為通用貨幣。這種構想實際上是貨幣發行的“非政府化”,其一般授受性的根據還是信用,並未發生改變。見[德]哈耶克︰《貨幣的非國家化》,第24-25、146-147、185-186頁。

    (40)吳志成、龔苗子︰《從國家貨幣到市場貨幣》,《金融制度與管理》2005年第6期。

    (41)Barry Eichengreen,Global Imbalances and the Lessons of Bretton Woods(Cambridge:MIT Press,2007),6-9.

    (42)郭天榕、徐天新︰《歐洲的分與合》,北京︰京華出版社,1999年,第336頁。

    (43)Otmar Issing,The Birth of the Euro(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228-234.

    (44)趙柯︰《貨幣的政治邏輯與國際貨幣體系的演變》,《歐洲研究》2011年第4期。

    (45)C.A.E.Goodhart,“The Two Concepts of Money:Implications for the Analysis of Optimal Currency Area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4(1998),410-414.

    (46)Georges Caravelis,European Monetary Union,Aldershot(UK:Avebury,1995),158-160.

    (47)英厄姆(G.Ingham)認為,貨幣的實質既不在于制定法律的能力,也不在于印刷貨幣的能力,而在于政府創造最後承諾的能力。See G.Ingham,The Nature of Money(Cambridge:Polity Press,2004),4-6.

    (48)Athina Zervoyianni and George Argiros,European Integration(New York:Macmillan,2006),264-268,279-282.

    (49)See Johannes Lindvall,Mass Unemployment and the Stat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5-7.

    (50)Robert Mundell,“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uro in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The American Economist,vol.47,no.2(2003),34-35.

    (51)See Martin Feldstei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Political Sources of an Economic Liabi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1,no.4(1997),23-42.

    (52)余開祥、洪文達、伍貽康主編︰《歐洲共同體︰體制、政策、趨勢》,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39頁。

    (53)Loukas Tsoukalis,“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The Primacy of High Politics,” in Policy Making in the European Union,eds.Helen Wallace and William Wallace,3rd editio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283.

    (54)Barry Eichengreen,Exorbitant Privilege: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Dollar and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135.

    (55)See Henry G.Schermmers,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Mohammed Bedjaoui International Law:Achievements and Prospects (Berlin: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91),71-74.

    (56)周虹︰《電子貨幣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45-50頁。

    (57)截至目前,一般認為虛擬貨幣的信用支持是有限的,即擔保能力和適用範圍的有限性,但是已經具備了信用的基本特征。見蘇寧︰《虛擬貨幣的理論分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42頁。

    (58)世界主要國家中,美國德州聯邦法庭2013年8月8日裁定比特幣為合法貨幣,且受《聯邦證券法》監管;德國政府2013年8月19日在國家層面上認可了比特幣的法律地位;美國加州2014年6月28日承認比特幣的合法地位;英國或將承認比特幣的合法貨幣地位;我國目前禁止銀行進行比特幣交易。

    (59)See George Selgin,“On Ensuring the Acceptability of a New Fiat Money,” 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vol.26,no.4(1994),811.

    (60)賈麗平︰《比特幣的理論、實踐與影響》,《國際金融研究》2013年第12期。

    (61)姜立文、胡︰《比特幣對傳統貨幣觀念的挑戰》,《南方金融》2013年第10期。

    (62)王素珍︰《從貨幣本質看比特幣》,《中國金融》2014年第9期。

    (63)陳娟娟、王︰《數字化信用和“新型互聯網支付系統——比特幣的本質、初衷和啟示》,《海南金融》2014年第3期。

    (64)賈麗平︰《比特幣的理論、實踐與影響》,《國際金融研究》2013年第12期。

    (65)有的學者認為“數字化信用”是商業信用而非銀行信用,它能否作為貨幣的價值基礎,有待商榷。見孫寶文、王智慧等著︰《網絡虛擬貨幣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59-60頁。

    (66)閔敏、柳永明︰《互聯網貨幣的價值來源與貨幣職能》,《學術月刊》2014年第12期。

    (67)賈麗平︰《比特幣的理論、實踐與影響》,《國際金融研究》2013年第12期。

    (68)陳娟娟、王︰《數字化信用和“新型互聯網支付系統——比特幣的本質、初衷和啟示》,《海南金融》2014年第3期。

    (69)蘇寧︰《虛擬貨幣的理論分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162頁。

    (70)姜立文、胡︰《比特幣對傳統貨幣觀念的挑戰》,《南方金融》2013年第10期。

    (71)根據齊美爾的理論,這樣的烏托邦必然是無法實現的,貨幣本身要成為價值標準就必須與具體現實價值相聯系;如果貨幣與一切價值脫鉤,就意味它只能以自身為價值,而這種視角是“量”的視角,它無視“質”,因此反而顛覆了貨幣自身。參見[德]齊美爾︰《貨幣哲學》,許澤民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6-122頁。另參陶國富︰《貨幣,一個有待去蔽的存在》,《學術月刊》,2004年第3期。

作者︰ 馮小茫 責編︰ 範紅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