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新疆哲學社會科學網>> 理論前沿>> 哲學研究  

論分配正義的結構整體標準

2018年02月28日 03:03:29 來源︰ 《哲學原理》2017年11期

    分配正義問題在本質上是分配正義的標準問題。在這方面,國內外的研究取得了許多富有創造性和建設性的成果,提出了關于分配正義的不同標準或原則。但也應該看到,在關于分配正義的標準究竟應該以什麼為依據的問題上,仍然存在著極其不同甚至尖銳對立的意見。本文立足于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歷史情境論,在綜合國內外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從以社會成員為主體的社會過程的結構對分配標準所提出的要求的角度,討論經濟社會利益的分配正義標準問題,為探討分配正義問題提供一種新的視野和思路。

    一、社會的過程結構︰社會成員、社會目的、社會勞動的統一

    社會的過程結構可以從不同的角度進行劃分。本文從社會過程的三個主要方面即主體實體、方向指歸、手段動力入手,把社會的過程結構理解為由社會所必需的社會成員、社會目的、社會勞動構成的動態系統。本部分將依次分析社會成員、社會目的、社會勞動在社會中的不同作用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為後面對分配正義標準的討論提供可靠的出發點。

    首先,社會成員是社會過程的主體實體,或者說是社會過程的實體。他們的一體共存在本質上意味著,每一個體只要遵守社會規範或被社會規範所認可,就是社會的合格成員,具有社會成員資格。社會成員資格是社會成員一體共存的基礎要件。在現代國家中,每一遵守法律的成員都具有平等的社會成員資格,這就是公民身份或公民資格。社會成員在社會過程中的這種地位是實體性質的,因而是根本性的。對于這一點,共同體主義多元主義論的著名代表沃爾澤和米勒進行了深入探討。

    其次,社會目的是社會過程的一個重要方面,即社會過程的方向指歸。人類是目的性質的存在者,任何一個社會的存在都是不斷形成、更替和實現各種社會目的的過程。這是人類社會的方向或靈魂向度。從亞里士多德到馬克思,再到麥金太爾和桑德爾,他們對人類社會的目的特征的分析從不同角度揭示了這一點。社會目的是社會前行的指引坐標。社會的各種目的有總體目的和具體目的之分。總體目的定位了一個社會總的價值方向和根本任務,具體目的則定位了社會各個領域的價值指向和任務。

    最後,社會勞動是社會過程的第三個主要方面,即手段和動力。這里所說的社會勞動,是指社會各行各業的人們所從事的勞動,包括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等領域的勞動。社會勞動在社會過程中具有實際的建構功能,是實現社會目的的過程,是推動社會整體前行的主要力量。在這一點上,馬克思關于生產勞動對于人類社會具有本質的建構意義的觀點具有深刻的啟示。[1](P92)社會勞動在社會過程中的手段和動力地位決定了其本質上的工具理性特征。

    社會成員、社會目的、社會勞動構成了社會過程的主要向度或基本要件。它們之間是不可分割、相互作用的動態關系過程。由于它們之間的關系是以社會成員為核心的結構關系,因而它們對于分配標準的要求也是結構性的。也就是說,它們在社會過程中的不同作用決定了其對分配標準具有不同的尺度要求。把握這些尺度的性質、所指向的分配內容、對社會的作用以及它們的實施所能形成的一般關系,是建構分配正義標準的基本前提。

    二、社會成員對分配的均等要求

    既然社會成員的一體共存在主體本質上是成員資格的共存,而在現代社會,這種共存的根本要求是公民身份或資格意義上的相互平等,因此,這一要求從社會的基礎維度上規定了現代社會建構分配正義標準必須考慮的第一個要素尺度是均等尺度。

    所謂均等,就是平均意義上的平等,即不存在任何差距的平等。均等分配就是平均分配。這里之所以使用均等尺度概念,而不使用平等尺度概念,是因為在現代西方政治哲學關于分配正義的討論語境中,均等只是平等的一種,即沃爾澤所指稱的簡單平等,除此之外,還有沃爾澤所提出的與簡單平等相對的包含許多小的不平等在內的復合平等[2](P20),以及其他的平等觀所主張的各種平等,比如,羅爾斯所主張的對權利和機會同樣擁有意義上的平等(自由的平等以及機會的平等)[3](P47),森所提出的擁有獲得實質自由和工具自由的可行能力的平等[4](P30-33、42),德沃金所提出的以妒忌檢驗為標準的資源的平等[5](P4、63),科恩所主張的在物質前景方面包含一定差距但不包含實質不平等的大體平等。[6](P2)

    我認為,對那些發展中國家來說,對于那些涉及人們基本生存的經濟社會利益,包括體面生活所需要的衣食、居住條件等,在一定程度上按均等尺度進行分配,是實現社會成員平等資格的根本保障。一個社會的經濟社會利益的分配狀況,不僅取決于社會所創造的經濟社會利益的數量,而且取決于人們之間的經濟社會關系的性質和發展水平。然而,對于一個已經能夠創造出較多經濟社會利益的發達國家來說,它所建立的分配制度,它對各種經濟社會利益的分配,應該以確保所有社會成員的資格均等為基本要求,保證沒有一個社會成員的均等資格受到實質損害或形成與其他社會成員資格的不平等關系。所謂不受到實質損害,指的是任何一個社會成員不會由于經濟社會利益的分配而失去社會成員的地位或游離于社會的正常生活之外。

    就分配的內容種類和程度來說,在現代社會環境下,均等尺度可以針對大多數經濟利益和社會利益的一定程度的分配,包括最低工資、基本社會保障、最低限度的均等的義務教育、醫療條件等。顯然,在充分競爭的條件下,沒有對那些涉及基本生存的經濟社會利益的一定程度的均等分配,部分社會成員的正常生活將難以維持,他們的社會成員資格也就無法維系。至于對上述利益在多大程度上實施均等尺度分配才能保證社會成員的平等資格,則需要根據社會的特定歷史情境來確定。

    從對社會過程的作用的角度看,均等尺度的實施對于保證社會的健康運行和持續發展具有根基作用。其一,它是社會成員實現同心協力、團結一致的基礎。實施均等尺度,對于人們形成社會合作的價值觀念具有直接促進作用,也從根本上有助于防止社會成員之間產生沖突。其二,它是社會生活其他領域得以正常運轉的基本保障。盡管分配的均等尺度只是針對經濟社會利益的分配,並不涉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的分配,但顯然,堅持社會成員資格所要求的對上述利益的一定程度的均等分配,能夠為上述領域的正常運轉提供良好的前提。

    分配的均等尺度對于維持社會成員資格平等的重要意義,決定了對某些經濟社會利益的分配實施一定比例的均等尺度,是政府所應承擔的必要職責。均等分配的格局會由于交換和競爭等原因而被打破,因此,改變這種不均等現象,使之回復到社會成員資格平等的均等狀態,是現代政府所要持續完成的工作。

    由此,這里也很有必要為分配的均等尺度或平均尺度正名。在現代社會,競爭體制成為社會的一種背景制度,而它在本質上排斥分配的均等尺度,要求按勞動貢獻大小和機會把握等因素進行差別分配,這也導致了一些研究者們在對分配正義的研究中,忽視了均等尺度的重要性。就我國的改革發展進程來看,由于一開始出于大力發展經濟的需要而在經濟利益的分配方面打破了平均主義的大鍋飯,再加上其他種種因素,最終導致了收入差距急劇拉大、貧富懸殊等不平等問題。無疑,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水平決定了仍然需要把經濟發展置于首位,但與此同時,確立均等尺度在經濟利益的一定部分或一定比例的分配方面的合理作用,對于解決上述不平等問題也是必須的。

    對于社會成員資格對分配標準所提出的均等尺度要求,現代西方共同體主義的許多學者在論及分配正義問題時都有所涉及,其中沃爾澤和米勒所做的闡發最有代表性。

    沃爾澤的貢獻在于突出地從物品的社會意義出發討論分配問題,提出了對不同物品的分配需要不同的原則這種多元主義分配理論。就分配的均等(簡單平等)原則來說,他看到了這一原則對社會成員資格、由這種資格所要求的基本生活條件,以及基礎教育等領域的分配的適用性,但他的主要研究進路是通過實例來說明問題,造成了理論分析過于簡單的突出缺陷。他對均等原則的說明,如同對復合平等原則、自由交換原則、需要原則、應得原則的說明一樣,沒有達到問題本身所要求的程度。

    相比之下,米勒的討論更加充分和深入。米勒把人類的不同關系模式作為決定分配正義標準的根本依據,提出團結型共同體要求以“需要”作為分配正義的原則,工具型聯合體要求以“應得”作為分配正義的原則,公民身份聯合體要求以“平等”作為分配正義的原則。米勒明確指出︰ “公民身份聯合體的首要分配原則是平等。公民的地位是一種平等地位︰每一個人都享有同樣系列的自由和權利、人身保護的權利、政治參與的權利、以及政治共同體為他們所提供的各種各樣的服務。”[7](P30)“對平等的要求正是源于成員資格這一事實。承認某人作為成員而又否認她與其他成員一樣可以得到對利益的平等份額,就是不公正地對待她。”[8](P236)這種立足于人們的關系情境的分析,比沃爾澤對分配正義的自由交換、應得、需要原則的分析,在理論上前進了一大步。

    不過,應該指出,米勒對平等分配的思考,存在著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問題。他把公民身份資格主要理解為政治和法律的地位,盡管他指出了研究者們對公民身份權利所應包括的領域存在不同看法,他所提出的應得原則適用于經濟利益分配的觀點也有很大合理性,但他並沒有指出公民身份資格對一定程度的經濟利益(以及社會利益)分配的均等要求。這無疑是不全面的。當今各主要現代國家的分配實踐表明,對于經濟利益的分配僅僅實行應得原則,必定會使某些成員的公民身份資格受到嚴重損害,即使同時實施米勒所說的以保證人們最低限度的體面生活為宗旨的需要原則,也難以維持公民身份資格的平等地位。在這一點上,羅爾斯在後期對差別原則進行說明時提出的為了實現“自由平等公民之間公平的社會合作”這一理念而防止出現收入和財產的實質差距的觀點是有見地的。羅爾斯主張實行“財產所有權的民主經濟制度”,從一開始就將足夠的生產資料普遍地放在所有公民而非少數人手中,以此來“防止社會的一小部分人控制整個經濟,並從而間接地控制政治生活”[9](P231)。他的這一主張在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當代西方社會缺少能夠實現的可行路徑,但畢竟指出了一種可以參考和探索的方向。當然,應該指出的是,羅爾斯把自由權利優先于經濟利益分配這一原則看作是適用于現代社會的普遍原則,則是存在問題的。這不僅因為經濟利益仍然是現代社會最為重要的利益之一,對經濟利益分配平等的追求仍然是人們的一種根本權利追求,而且各國在歷史和文化等方面也存在諸多重要差異,對于一些國家來說,經濟利益分配平等的實現比個體自由權利的實現要更加迫切和重要。

    對于公民身份資格所要求的分配均等意義上的平等,國內一些學者也進行了深入研究。有學者提出,公民身份的平等是在公民之間平等分配社會資源的根本依據,並對此做出了富有啟發和邏輯力量的論證。[10]這無疑看到了現代社會公民資格的重要性,其思路和觀點富有創意。與此同時,把公民身份資格作為唯一的分配標準,並把這一分配標準概括為社會應得,實際上過于強調了這一維度的意義,對社會過程的其他重要向度之于分配正義標準的意義缺少應有的重視。

    三、社會目的對分配的共享要求

    由于社會目的對于整個社會及其所有成員的生存發展具有根本的引領意義,因而其對于分配正義標準的制定也具有重要的規約作用。一般而言,在一個社會確立了正確的社會目的的情況下,只有符合社會目的的分配才是正義的,符合社會目的的程度越高,分配的正義程度就越高。在這一點上,共同體主義的桑德爾、麥金太爾等人所提出的正義離不開社會成員對善目的的思考審議,正義只有在與善目的的關系中才能得到理解和確定的觀點,是深刻和正確的,而羅爾斯提出的正義可以獨立于善目的而得到闡明、優先于善目的的觀點則是不全面的。

    社會目的的完整性和對于所有社會成員的共同性,對分配正義標準的制定在要素層次上提出了另一種尺度要求——共享尺度要求。共享尺度是建構現代社會分配正義標準所需考慮的第二個要素尺度。

    這里所說的“共享”,是指所有社會成員對那些不可分割和某些可以分割的經濟利益的統一享有或統一使用,因而不同于每一成員個體各自獨立地對某些經濟社會利益的平均分割(dividing-equally)。也就是說,社會目的決定了對于分配正義標準的制定,不能僅僅以社會成員個體為分配對象來進行思考,而是必須以所有社會成員的整體為分配對象來進行思考,而且後一種思考更加根本、更加具有決定意義。這不僅意味著對有些經濟社會利益的分配,不可能像切蛋糕那樣直接分給每一成員個體,如公有制生產資料、社會安全、公共教育和公共醫療等,而且意味著必須依據社會存在發展的要求調整或加強對于它們的“共享式”分配。

    社會目的對于分配標準的結構要求,還可以從社會目的的性質、價值指向特點、各種社會目的的體系狀況來進行分析。

    首先,社會目的的既定性質要求所建立的分配標準的性質與之具有基本的一致性。人們在特定的經濟政治文化條件和認知水平、價值取向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所形成的社會目的具有特定的性質,不同社會的人們所形成的社會目的通常也具有不同的性質。在社會目的的性質是明確的情況下,為了實現這種社會目的,必然要求建立相應性質的分配標準。例如,如果一個社會的目的是建設團結和諧的社會,那麼一般來說,它的分配標準就要求把平等或共享尺度作為根本尺度,而如果一個社會的目的是建立活力高效的社會,那麼它的分配標準則要求把“貢獻—應得”尺度放在頭等重要的位置。

    其次,總體目的的價值指向從根本上要求分配標準與之具有相應或一致的價值取向。社會總體目的及其根本價值取向,對于社會的運轉和發展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它要求社會的所有主要領域都要服從于它。作為社會穩定的主要調節因素的分配領域自然也不例外。假定社會的總體目的的價值取向是道德型的價值取向,那麼,分配領域的標準的確定也需要以這種道德價值取向為歸依;假定總體目的是功利型價值取向,那麼,則要求分配標準以功利型價值取向為主導。

    最後,社會在其運行和發展中所形成的各種社會目的,是在作用的指向和重要性上存在差別的關系體,這也必定對分配標準的確定提出相應的要求。有的社會目的是總體性的,有的社會目的是領域性的;有的社會目的的是方向性的,有的社會目的是工具性的;有的社會目的是支配性的,有的社會目的是輔助性的。這就要求在制定分配標準時必須使之具有能夠滿足或直接有助于實現各種社會目的的不同作用。例如,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是我國在相當長歷史時期內的總體目的,同時也是方向性和支配性的目的,而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則是經濟、政治、文化、社會這四個領域的領域目的,實際上也是工具性、輔助性的目的。這就要求我國在制定分配標準時,必須以實現上述總體目的或方向性、支配性的目的為根本尺度,同時以有助于實現上述各個領域目的或工具性、輔助性目的為分殊尺度。

    由社會目的所要求的分配的共享尺度,作為所要確定的分配正義標準的一個要素,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質、內容指向、價值目標、功能作用,對社會成員的一體共存具有重要意義。

    其一,在性質上,共享尺度屬于社會統一性質的分配尺度,它所針對的主體狀態是所有社會成員的共同存在,而不是他們的分立存在,也不是某些特殊個體的特殊存在。因此,共享尺度通常並不關注一些社會成員對于某些或某種共享的社會資源的需要可能更為迫切或更有意義,也不會專門考慮某些成員個體可能因某種特殊原因而有某種特殊需求,或者某些個體比其他個體有更好的素質條件,等等。

    其二,在價值目標上,共享尺度是以實現社會整體層次所要求的各種廣義的社會價值為歸依的。這包括社會秩序、社會忠誠、社會團結、社會發展以及人們間的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共同成長等。即使是對經濟利益的共享尺度的分配,也主要是為了上述各種社會價值的達成。現代共同體主義的麥金太爾、桑德爾等人對于一個良好共同體所需要的團結、友誼、忠誠等關系型價值的說明,比較深入地揭示了這些價值的內涵和特點,對于我們從價值的角度提出和闡發分配的共享尺度具有啟示意義。

    其三,在分配內容上,與均等尺度不同,共享尺度所適用的分配內容主要是那些能夠對社會目的的實現具有實質促進作用的共同性質的經濟社會利益,對于這些利益,為了實現那些社會整體性的價值目標,在通常情況下,要求完全以共享尺度為原則進行分配,而不適宜或不完全適宜按均等尺度進行每人一份式的平均分配。共同性質的經濟社會利益主要包括經濟方面的公有資源,社會方面的公共服務,如公共教育、公共醫療、公共設施、社會安全等。當然,對于這些資源中的某些資源的分配,如公共教育、公共醫療,也可以在較低程度或較低比例上實行共享式的分配。

    其四,在對社會的功能作用上,共享尺度對于促進人們在各種主要社會事務上達成共識,凝聚社會的各種力量,整合社會的各種活動,統一人們的步驟,具有突出的作用。共享尺度所實現的既然是社會價值的共享,那麼,它就為人們形成共同的心理、動機和目標提供了現實基礎,為調動人們的積極性提供了強大的分配激勵機制。

    以上的討論表明,共享尺度對一個社會的統一運行和發展不僅意義獨特,而且不可缺少。只有充分把握這一分配尺度的重要性,確立共享尺度在分配標準的結構整體中的地位,才能制定分配正義的合理標準。

    四、社會勞動對分配的應得要求

    既然進行各種社會勞動是一個社會健康運行和持續發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條件,那麼,在生產力還不夠發達的情況下,對各種社會主體所創造的經濟社會利益如何進行分配才是正義的,就成為一個社會的人們或政府所必須決定的一項重要事宜。各種不同的勞動究竟應該以何種尺度進行統一衡量,不同行業勞動的報酬究竟應該有多大差距,以及如何處理針對勞動要素與非勞動要素(如生產資料、資本)的經濟利益分配,這些問題都在很大程度上涉及社會勞動這一向度所要求思考的分配正義問題。

    與社會目的對于分配正義標準的要求從根本上是社會整體性的相比,各種社會勞動盡管在整個社會中也具有統一性,但卻是由眾多成員個體分別承擔的,同時,由于當今社會生產力還未能創造出滿足按需分配的社會成果,所以,社會勞動對分配正義標準的要求從承擔主體的角度說主要是個體性的。既然勞動者對于社會成果的創造做出了主要貢獻,既然不同勞動者的勞動貢獻一般是存在差別的,那麼,社會勞動對分配正義標準的結構形塑的一個要素要求,就是根據勞動貢獻的大小進行成果收益的分配。這一尺度或原則就是按勞分配尺度或勞動應得尺度。這是建構現代社會的分配正義整體標準需要考慮的第三個要素尺度。

    按勞分配原則是馬克思所明確的專屬于社會主義社會的分配原則,這一原則在20世紀先後產生的社會主義國家中也基本成為分配的現實。而從概念變遷的角度看,值得注意的是,當代一些政治哲學家卻很少使用馬克思所明確的“社會勞動”和“按勞分配”概念。例如,米勒所使用的是“貢獻”(contribution)或“業績”(performance)概念,並把依據人們的“貢獻”或“業績”而對經濟利益進行分配的原則稱作“應得原則”。米勒的這一主張不僅比沃爾澤關于“應得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並需要艱難的判斷”的觀點更為合理,而且也十分明確地把業績應得與道德應得區分開來,把業績應得作為分配經濟利益的必需原則。至于為什麼米勒等人沒有把這一原則稱作“按勞分配”原則,一個可能的重要原因是他們所繼承的概念譜系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而是亞里士多德主義的。

    其實,米勒所提出的“貢獻—應得”尺度與“按勞分配”尺度並無根本區別,它們之間的差別主要是勞動概念與貢獻概念在表達形式上的差別。在米勒那里,貢獻指的是工作業績貢獻,而我們所說的勞動是對各種工作的指稱,人們的勞動貢獻也就是人們的工作貢獻。由此, “按勞分配”尺度也可以稱之為“勞動—應得”尺度或國內有學者所使用的“勞動應得”尺度。[11]為了與我們所討論的其他分配尺度的名稱相對稱,下文根據內容敘述的不同情況,也時常把“按勞分配”尺度簡稱為“應得”尺度或“勞動應得”尺度。

    社會勞動對于分配標準的結構塑造方面的“按勞分配”或“應得”尺度要求,主要可以從社會勞動的整體作用、各種社會勞動的區別、不同的社會勞動報酬的分配差距等方面進行分析。

    首先,從社會勞動的整體作用來看,既然社會勞動是滿足全體成員的物質與精神需求、實現整個社會持續發展所必不可少的基本手段,決定了社會成員的收入分配應實行“按勞分配”這一尺度,那麼,如何確定這一分配尺度就需要對如下兩個方面的因素進行統籌考慮︰一是持久鼓勵人們主動和努力從事社會勞動的動機和行為,使得社會能夠長期和充分地創造各種社會成果;二是正確處理社會勞動所創造的總體成果與對這種成果的分配程度之間的關系,在正常情況下,既不能夠無保留地分配掉所有成果,也不能夠無度地縮小成果分配的份額,而應依據社會的情境要求,在成果的創造與分配之間盡可能保持基本的動態平衡。可以看出, “按勞分配”尺度的確定至少依賴于上述兩個因素的統一。

    其次,從各種社會勞動的區別來看,社會勞動種類繁多、復雜性程度不同、性質上存在差異,這就要求對各種社會勞動制定合理可比的衡量標準,據此再制定合理的按勞分配尺度。在這一點上,馬克思對于社會主義按勞分配標準的闡明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馬克思認為,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不夠發達、經濟結構和文化觀念仍然留有舊社會的某些痕跡等狀況所決定的。[12](P304-305)它告訴我們,不能夠脫離社會的現實基礎而抽象地討論分配標準問題。

    最後,不同的社會勞動需要不同的付出,因而對勞動報酬的分配應保持相應的差別,而不同的社會勞動的相互關聯和互為條件則要求對勞動報酬的分配只能夠保持適當的差距,而不能造成貧富兩極分化,不能導致一些社會成員因富有而盛氣凌人、另一些成員因貧困而自尊自信受到實質損害的狀況。

    社會勞動所要求的應得尺度,與社會成員所要求的均等尺度、社會目的所要求的共享尺度相比,也具有自身的特殊規定性和重要作用。

    第一,從分配內容的角度看,應得尺度主要指向經濟利益中收入的分配,而一般不指向經濟利益中公共所有制的分配,以及各種社會利益的分配。因此,從所涉及的分配內容的種類的角度看,與均等尺度、共享尺度相比,應得尺度所涉及的種類是最少的。

    第二,如同社會勞動主要是工具理性的一樣,應得尺度在性質上也主要是工具理性的。其主要意義在于為社會提供不斷前行的手段和動力。因為社會勞動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不僅能夠為人們提供日益增多的分配內容,而且能夠為社會的政治經濟制度向更加合理的階段演化提供前提條件。

    第三,應得尺度是一種差異化的分配尺度,它主要是基于人們社會勞動的貢獻大小而確立的,因而它是肯定人們的貢獻差異的分配原則。報酬的差異多樣是這一尺度付諸實施後必然產生的結果。

    第四,應得尺度對于社會成員的作用主要是激勵和鼓勵競爭。所謂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不得,在實質上就是激勵社會成員努力勞動,為經濟社會成果的創造多做貢獻。這必定在眾多勞動個體之間引起勞動競爭,激發他們努力提高素質和技能,改進勞動方式,提高勞動效率。

    雖然應得尺度所適用的分配內容(勞動報酬)是單一和狹窄的,但這種分配內容對于人們的生存卻是非常重要的,同時,這一分配尺度對于一個社會的正常過程也不可缺少。國內有學者從對正義的理解和正義實踐的角度出發,認為應得原則屬于初次分配的正義原則,在邏輯上和實踐上都優先于平等原則,我國當前所存在的收入和財富分配的不平等問題,主要是由個人勞動所得的明顯不足所造成的,因而我國當前優先考慮的分配正義原則應是勞動應得而不是平等原則。[13](P24-26、28)這一研究突出強調了正義的應得維度,也指出了勞動對于一個社會的重要意義,對于解決我國收入分配不公問題具有很強的針對性。但在我看來,還需要進一步思考在我國分配標準中究竟應該把平等原則和共享原則置于什麼樣的地位問題,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性質或共同目的論決定了必須充分考慮平等原則和共享原則的特殊重要性。

    五、分配正義標準的結構整體建構

    討論分配的正義標準問題,必須明確什麼是分配正義這一前提問題。對此,國外的研究多數是從平等和不平等的角度進行界定的,並且形成了三種代表性觀點。第一種觀點是平等主義的,認為平等的分配是正義的,不平等的分配是不正義的,代表人物如德沃金、科恩等。第二種觀點是非平等論的,認為由于規範競爭、個人的素質和努力等主客觀因素所造成的不平等分配是正義的或正當的,以諾齊克、哈耶克為主要代表。第三種觀點則認為,分配正義是分配的平等佔據主導地位而同時存在著某些不平等分配。羅爾斯的差別原則,沃爾澤關于分配的復合平等觀,米勒的分配多元正義論,大體上屬于這種觀點。

    就國內來看,關于分配正義的研究也取得了重要進展。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在分配正義與平等、不平等的關系上,近年來姚大志教授與段忠橋教授之間進行了多回合的深入論辯,凸顯了分配正義問題的焦點和境域,是對分配正義問題研究的一種重要推進。考慮到他們的論辯與本文的內容非常相關,這里對他們的觀點和分歧做一點概括性的評論。可以看出,前者的研究理路主要是現實問題論的,立足于中國當前分配現實中的嚴重不平等問題,認為正義的分配是優先論平等主義意義上的分配,即最大限度地改善弱勢群體的福利,這種分配是一種允許存在不平等的分配,其正義性在于只要得到所有相關者特別是弱勢群體的同意。[14]後者的研究理路則主要是理論背景論的,基于現代西方政治哲學多數代表所主張的正義分配的強平等主義立場,堅持認為正義的分配只能是平等的分配,不平等的分配是不正義的分配,分配的目的由分配正義本身的性質所規定,而不在于改善弱勢群體的處境。[15]

    通過仔細的審視可以判定,雙方的分歧主要是由雙方所基于的立場截然不同、判斷分配正義與否的根本依據不同、對平等這一概念的理解不同所造成的,而雙方爭論的價值在于澄明了分配正義研究中的許多隱性問題,雙方的觀點也具有較強的說服力與合理性;同時,雙方的致思在立論上也都有需要進一步弄清的前提,如對平等概念的理解問題,判斷分配正義與否的依據問題,分配觀念與分配現實的關系問題等。從進一步深化研究的角度看,問題的關鍵在于,能否找到一種綜合與升華的方式提出分配正義研究的更加合理的進路。

    我認為,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根本方法論——社會歷史情境論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鑰匙。馬克思認為,對社會生活的任何問題的研究,只有深入分析這一問題所處其中的社會歷史情境,才有可能獲得正確可靠的結論。應該強調指出的是,在馬克思那里,社會歷史情境既包括一個社會的基本矛盾的性質特點,也包括社會的各種主體的存在狀況,是這兩個方面的一體運動。

    就分配正義問題而言,盡管當今的許多研究者在研判馬克思究竟持有什麼樣的立場方面存在著尖銳分歧,如胡薩米與伍德之間的激烈爭論[16](P3-39、40-77、78-106),但我認為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馬克思在分配正義問題上是社會歷史情境論的,也就是說,必須依據社會歷史情境特別是生產方式、經濟關系以及相關主體的狀況來判定當時的分配是否正義。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對“公平分配”的反問明確表明了這一點︰“什麼是‘公平的’分配呢?難道資產者不是斷言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嗎?難道它事實上不是在現今的生產方式基礎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嗎?難道經濟關系是由法的概念來調節,而不是相反,從經濟關系中產生出法的關系嗎?”[17](P302)

    以馬克思的社會歷史情境論為基礎,本文提出,所謂分配正義,就是合乎人們在特定社會歷史情境中共同生活的正確要求。一方面,社會的基本結構狀況從客觀的角度提供了分配方式的可能空間;另一方面,人們共同生活的正確要求則從共同主體的角度指明了如何確定分配方式的可能空間才是正義的。這就是說,分配正義既不是純粹客觀的可能,也不是純粹主觀的選擇,而是客觀可能和主觀選擇的統一。由此來看胡薩米與伍德的爭論,所存在的問題就是前者執著于主觀,後者執著于客觀。

    由上述觀點出發來思考分配正義與平等、不平等的關系,可以說,在某種社會歷史情境下,分配正義意味著分配的平等,在另一種社會歷史情境下,分配正義可能意味著平等居于主導地位而不平等處于次要地位,在極其特殊的社會歷史情境中,分配正義也可能意味著分配的實質不平等。

    同樣,建構現代社會分配正義整體標準所需考慮的三種要素尺度是相互區別的,而一旦把它們一並付諸實施,則必定形成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運動。

    其一,上述三種要素尺度有著自身的特殊規定性,它們在來源、內涵特征、分配內容種類、所服務的社會過程的方面等都存在不同。從來源來看,前面的討論已經分別表明了上述三種要素尺度在社會過程來源上的差別,即基于社會成員、社會目的和社會勞動的不同要求。從內涵特征來看,三種要素尺度分別具有相互等同、一體共享、差別激勵這三個不同的特征。從所針對的分配內容的種類來看,均等尺度所針對的分配內容種類最為廣泛,共享尺度所針對的分配內容種類處于第二的位置,應得尺度所針對的分配內容種類最少。從所服務的社會過程的不同方面來看,均等尺度直接針對的是社會的實體(社會成員整體),確切地說是社會實體的要素(個人)之間的關系,而對于任何事物來說,如亞里士多德所言,實體都是決定性的,因而在一般情況下,均等尺度無疑最為重要。共享尺度直接針對的是社會實體之存在發展的目的屬性,既然針對的是社會實體的一種屬性,因而通常處于次要位置。應得尺度直接針對的是社會實體的主要活動向度,由于活動總是社會實體的活動,因而在多數情況下,應得尺度也處于從屬地位。

    其二,上述三種要素尺度的實施又是不可分割、相互作用的關系過程。首先,一旦把它們付諸實施,它們之間就處于不可分割的關聯之中,這可以從它們各自所能夠完成的社會過程的任務來分析。均等尺度作為根本尺度,主要解決社會成員的初步結合問題,需要共享尺度來進一步達成社會成員整體存在的方向和堅定性問題,需要應得尺度來獲得推動社會前進和社會成員努力的動力問題。就共享尺度來說,它主要服務于維系人們共同前行的目的方向問題,只有結合均等尺度,它才能長期穩定地做到這一點,而且也只有同時結合應得尺度,它才能有效發揮對人們共同目的的支撐作用。就應得尺度來說,它主要解決社會的基本動力問題,只有同均等尺度一道才能夠充分發揮它在這方面的作用,也只有同共享尺度一起才能使人們長久地以團結一致、精誠合作的方式去從事社會勞動,推動社會健康發展。其次,三種要素尺度之間的相互作用。均等尺度的實現能夠從成員主體的角度鞏固共享尺度的統一作用,並有助于應得尺度的順利實施。共享尺度的保持能夠從社會一體的角度支持均等尺度的運行,並對應得尺度帶來的差別具有整合協調作用。應得尺度的實行能夠從社會動力的角度促進均等尺度的實現,而對于共享尺度也會起到一定的調整和改變的作用。分配的這三個要素尺度的上述相互關聯、相互作用形成了它們之間的一般運動過程。

    事實上,現代社會或國家都在經濟社會利益的分配方面堅持上述三個要素尺度,問題的關鍵是,如何實行它們、如何建構它們之間的具體關系,才能夠建構公平、合理的社會分配體系。我認為,只有從馬克思所主張的社會歷史情境論出發,對一個社會的經濟狀況、政治狀況、文化歷史傳統進行深入分析,把上述三種要素尺度整合為特定的結構整體,才能建立起真正的分配正義標準。

    首先,必須依據特定的社會歷史情境判定是否需要建立上述三種要素尺度的不同功能關系。在一個以社會為本位、強調社會團結和諧為歷史文化傳統的社會,比較恰當的做法是把共享尺度作為靈魂功能,把均等尺度作為穩定功能,把應得尺度作為動力功能。

    其次,必須依據特定的社會歷史情境確定是否需要確立三種要素尺度的不同地位。在生產力還不夠發達而又能夠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為了促進效率和社會的快速發展,通常把應得尺度作為主導的要素尺度,把均等尺度和共享尺度作為輔助的尺度。

    最後,也必須從特定的社會歷史情境出發明確三種要素尺度所具體適用的經濟社會利益的種類和程度。不同的社會情境會對此提出不同的要求。在一種社會情境下可能需要把某一要素尺度普遍使用于所有種類的經濟社會利益,在另一種社會情境下則可能需要把這一要素尺度只限于某一或某些種類的經濟社會利益。在適用的程度方面,也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對待。

    依據社會歷史情境並通過上述方式所建立起來的分配標準,就是分配正義的結構整體標準。這一標準把均等尺度、共享尺度、應得尺度融合為一個合乎社會主體共同生活要求的結構,而不是使它們處于各自獨立的狀態。這一標準內部的三個尺度雖然存在重要差異,但這些差異被相互關聯成了一個有機整體。因此,這一標準既不同于米勒的理論將需要、應得、平等三種分配原則同等並列,也不同于沃爾澤把不同社會善的分配原則看做是完全不可通約,而是將均等、共享、應得三種尺度融合為一個統一的整體。

    之所以說這一標準是合理的,理由如下︰其一,它是依據社會過程的三個主要向度的相互關系而建立起來的,指出了分配正義標準的確定所需依賴的社會過程的各主要方面及其關系。其二,它是社會歷史情境論的,強調社會歷史情境對制定分配正義標準的根本規約,從而使得這一標準具有實際可行的現實意義。現代西方自由主義理論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把西方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狀況作為普遍的社會前提,把保證個體的自由作為適用于所有社會的分配正義的首要標準,犯了把特殊當做一般的錯誤。與之相對立的共同體主義,認識到了具體社會歷史情境對于分配正義的決定意義,但其對社會過程的主要方面及其相互之間的本質關系缺乏系統的理解與把握,因而對分配正義標準的探討還缺少深入的結構整體性分析。原文參考文獻︰? [1]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邁克爾•沃爾澤︰《正義諸領域——為多元主義與平等一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2。?? [3]約翰•羅爾斯︰《正義論》(修訂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4]阿馬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5]羅納德•德沃金︰《至上的平等︰平等的理論與實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 [6]G.A.Cohen.Rescuing Justice and Equality.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8. ?? [7][8]David Miller.Principles of Social Justi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 ?? [9]約翰.羅爾斯︰《作為公平的正義——正義新論》,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 [10]張國清︰《分配正義與社會應得》,載《中國社會科學》,2015(5)。?? [11][13]王立︰《也論分配正義》,載《哲學研究》,2014(10)。?? [12][1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4]姚大志︰《分配正義︰從弱勢群體的觀點看》,載《哲學研究》,2011(3);《再論分配正義——答段忠橋教授》,載《哲學研究》,2012(5);《三論分配正義——答段忠橋教授》,載《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3(4)。?? [15]段忠橋︰《關于分配正義的三個問題——與姚大志教授商榷》,載《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2(1);《也談分配正義、平等和應得——答姚大志教授》,載《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3(4);《何為分配正義——與姚大志教授商榷》,載《哲學研究》,2014(7)。?

作者︰ 劉敬魯 責編︰ 範紅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