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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全面從嚴治理腐敗的戰略意義及戰略取向

2018年02月28日 03:05:30 來源︰ 《中國共產黨》2017年11期

    實踐基礎上的思維自覺是創新實踐的先導,全面治理腐敗和全面從嚴治黨需要新的戰略思維來引領。中共十八大以來的鐵腕反腐行動極大地遏制了腐敗現象的滋生、蔓延,中央“八項規定”的出台及其嚴格落實從具體政治生活層面扭轉了社會風氣,優化了政治生態。全面從嚴治黨戰略的實施,讓人們真切地看到了中國共產黨管黨治黨的扼腕決心和務實行動。如何在既有反腐成效的基礎上對反腐敗工作進一步全面布局、從嚴落實,需要充分認識當代中國全面從嚴治理腐敗的戰略意義,從學理上澄清質疑反腐敗“徹底性”的錯誤思潮,從整體上建構和優化當代中國腐敗治理體系及其實踐機制。

    一、澄清關于中國治理腐敗的若干迷思

    能否對腐敗這一“頑疾”予以有效治理?一些人對此懷揣憂思和疑慮。思維認知上的“不可能”勢必導致行動上的“不自信”“不自覺”,勢必制約全面從嚴治黨戰略布局的整體落實。在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全面治理腐敗的進程中,從學理上澄清以下五種消極認識或錯誤思潮,顯得尤為迫切。

    1.基于政績遮羞的“反腐自黑論”

    實踐中,大批腐敗分子被檢舉查處,一些貪奢淫逸的不良現象被公之于眾,人們對此難免有所議論。有人將這種行動視為“家丑外揚”“反腐自黑”。這種論調經不起推敲。社會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會問題是社會發展失衡的具體表現;直面社會矛盾、解決社會問題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和方法;相反,如果諱疾忌醫、養癰成患,勢必釀成更大危害。對于一個擁有八千多萬黨員的執政黨而言,中國共產黨不可能像在真空中一樣保證黨的肌體的每個部位都不被腐蝕。存在腐敗現象是事實,治理腐敗是必然。一些人之所以認為“反腐是自黑”,其要麼是制造消極輿論來混淆視听,企圖阻撓反腐倡廉工作的深入推進;要麼是擔心反腐會影響其政績而竭力遮羞。只要中國政府下定反腐決心,切實取得反腐成效,那麼,少數人的貪腐事實被揭露絕不會影響廣大人民群眾對中國共產黨的信心,反而會使群眾看到黨敢于自揭瘡疤、清除不正之風的膽識和魄力,進而更堅定地支持和擁護黨。質言之,全面從嚴反腐恰恰是中國共產黨自我淨化能力的集中體現。隨著全面治理腐敗向縱深推進,尤其是干部政績考核機制逐步科學化、制度化,“反腐自黑論”自然會不攻自破,人們會以更加積極的態度支持反腐倡廉工作。

    2.基于政治偏見的“權力斗爭論”

    中共十八大以來,一大批“老虎”“蒼蠅”被查處,腐敗治理成效為世界所矚目。但是,一些別有用心的海外媒體帶著明顯的政治偏見質疑中國反腐,認為中國反腐是政治權力斗爭的工具。在回應這種論調之前,應該先澄清概念本身,弄清楚所謂“政治權力斗爭”是指什麼︰是指官場權力博弈中的政治斗爭?還是指以人民賦予的權力來反對腐敗現象對人民利益和公共契約的侵蝕?如果是指前者,則可以直接回應︰這種質疑先入為主地遮蔽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前提,是不懂中國的旁觀者在“管中窺豹”,質疑者需要以中國的邏輯和方式讀懂中國。如果是指後者,則可以用“中國話語”來闡明“中國邏輯”︰當代中國的反腐敗是依法治國和依規治黨的戰略部署,是維護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正義斗爭,是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題中之義。中國的反腐敗順應人民要求,不是《紙牌屋》中的權力斗爭。質言之,從嚴反腐正是社會主義政權的人民性的集中體現。隨著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推進,尤其是中央巡視監督全覆蓋和反腐“去特殊化”的制度化實施,“權力斗爭論”自然會得到矯正,海外輿論界也會從中國視角看待中國的反腐倡廉工作。

    3.基于私利維護的“反腐過頭論”

    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央切實反對“四風”,嚴格落實“八項規定”,從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層面規範和矯正具體權力行為。在這樣的情勢下,那些習慣于不作為、亂作為的少數人感到“為官不易”,甚至認為“官不聊生”。歷史地看,這種歪理是建立在“當官做老爺”的傳統“官本位”思維之上的,既沒有從黨性要求上明確黨政干部的職權本分和職責要求,也沒有從中國語境上理解社會主義制度的政道邏輯。這種歪理之所以產生,是因為反腐敗觸及了少數人的特殊“隱性福利”,是因為嚴明黨紀國法制約了少數人“有權就任性”的“官僚習性”。現實地看,黨的干部以及廣義上的公職人員都是人民賦予職權的具體行使者,是人民利益的實現者和維護者。回答做官辛苦與否的問題,首先要考察老百姓生活得如何,弄清楚究竟是由于為官不作為、為官亂作為而導致“民不聊生”,還是一些人因鑽營做大官、為官發大財的迷夢不能實現而哀嘆“官不聊生”。發展地看,在從嚴反腐的關鍵時期必然會有壯士斷腕的傷筋動骨之痛,要把這種痛楚放在發展社會主義事業的戰略高度來審視,放在全面治理腐敗的新常態中來審視。質言之,從嚴反腐恰恰是社會主義制度先進性的集中體現。隨著全面從嚴治黨戰略布局向縱深推進,尤其是“反腐不設限、打虎不手軟”的實際行動的開展,“反腐過頭論”自然會得到澄清,人們會從發展的視角看待中國的反腐倡廉工作。

    4.基于物本主義的“拖累經濟論”

    一般而言,政治與經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兩大核心活動。經濟活動旨在整合生產要素、資本要素、技術要素、管理要素等以創造更多“社會財富”,重在做大“蛋糕”。政治活動在建構和優化公共秩序的基礎上進行社會價值的權威性分配,重在分好“蛋糕”。政治是經濟的集中體現並反作用于經濟活動。一些秉持“物本主義”的經濟增長論者借20世紀60年代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提出的腐敗“潤滑劑”理論ヾ,片面地認為中國反腐敗工作力度過大,不利于經濟發展。這一論調從短期經濟增長情況來看或許有一定道理,因為中國的反腐敗工作確實影響到部分特殊化的實體經濟,如公款消費會大幅下降,奢侈品銷售走向低迷,非正當投資項目驟減,以及由此帶來的相應的就業崗位減少等。從當代中國經濟結構性調整及其可持續發展來看,如果把經濟發展的動力寄托于權力尋租等非正常渠道,就背離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有的發展取向。質言之,從嚴反腐恰恰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集中體現。隨著全面從嚴治黨戰略布局向縱深推進,黨紀反腐、制度反腐將從頂層設計層面優化經濟結構、規範市場運行,營造更加公平、健康的經濟發展環境。

    5.基于庸俗經驗的“反腐無用論”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反腐敗的成效也要靠實踐來檢驗。如果對真理的認知以及對實踐檢驗維度的把握存在嚴重缺陷,就會導致庸俗經驗的檢驗觀。有的論調就是基于一時一地的經驗觀察,簡單地得出“反腐無用論”。其邏輯是經不住推敲的。第一,反腐敗能否用“有用”來衡量?如前文所述,清正廉潔是共產黨的本色和社會主義的制度特質,至于在實踐中究竟能查處多少腐敗分子,取決于腐敗事實的復雜性、反腐敗的力度等因素。中國政府明確提出“反腐敗一直在路上”,這就昭示著反腐敗不是一時一地的“戰役”,而是一場歷時性、全局性的“戰爭”。第二,反腐敗究竟對誰“有用”?反腐敗必然觸及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但從根本價值取向上看,反腐敗和廉政建設對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有益,對維護中華民族的福祉有益。第三,能否以“越反越腐”來界定“無用”?反腐敗進程中充滿正義與邪惡的較量,在全面治理腐敗中有可能出現局部反彈,但不能把極少數腐敗分子放大為“無官不貪”,不能把局部反彈現象判定為“越反越腐”。這樣的論調是以傳統“家天下”政治邏輯下的“反腐怪圈”思維來審視當今中國反腐敗,本質上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不自信。質言之,從嚴反腐恰恰是社會主義政道邏輯的集中體現。隨著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推進,反腐敗和廉政建設的後發“紅利”將逐步“釋放”出來,增進人民群眾的福祉。

    以上消極認知或錯誤思潮以若隱若現的方式存在著,作為一種無形的觀念力量消解著社會正氣和輿論導向。對于這些觀念形態的迷思,需要在務實行動中以及對實踐的辯證理解中予以澄清。

    二、把握中國全面治理腐敗的政道邏輯

    古今中外反腐敗的方式和對策有一定的相似之處,但在政治邏輯上存在本質差異。歷史上對腐敗現象“常反”而沒有“治本”,有人就經驗性地得出有效治理腐敗是“哥德巴赫猜想”,產生“腐敗反不了”的錯誤認識。在攻堅克難之際,從社會主義制度邏輯出發闡明古今中外反腐敗的政道邏輯差異,顯得尤為重要。

    1.共產黨人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清正廉潔是黨的本色

    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者進行自我解放的政治組織。1848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明確指出,“共產黨人不屑于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因為“共產黨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黨相對立的特殊政黨。他們沒有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ゝ清正廉潔、為民服務,是源自共產黨人“初心”的根本政治立場和鮮明政治品格。

    民主是個好東西,是人類建構優良政治生活的目標追求。很多國家都在講民主,但各有各的調。“民主是從它的理想和現實的相互作用中,從應然的推動力和實然的抗拒力的相互作用中產生和形成的。”ゞ概括來看,西方國家所講的“民主”實際上是資產階級民主,本質上是一種資本權力,是“有錢人”的民主。傳統中國治國理政中的民本思想也閃爍著政治文明的光輝,但終究是為了維護封建君主專制統治。本質上看,這兩種社會制度形態下的政治運動都具有為少數人謀取利益的狹隘性。

    縱觀古往今來的為政者,標榜“民為邦本”政治主張的甚多,秉持“人民主權”政治信條的也不少,但在實際行動中能夠真正代表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讓人民群眾依靠勤勞智慧過上有尊嚴的幸福生活的,實為鮮見。1945年,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提出︰“共產黨人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々2016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人民立場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政治立場,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ぁ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緊緊依靠人民、切實為了人民,是馬克思主義政黨與其他政黨的根本區別,也是中國共產黨擔當起執政興國使命的最大優勢。

    2.公共權力只能為民謀福祉,這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特質

    公共權力是維護人類共同體秩序,對社會資源進行權威性分配的力量。公共權力應當由誰授予、如何運用的問題困擾著古往今來的政治思想家,人們對此見仁見智。自然權利說、君權神授論、社會契約論、人民主權說等表達了不同時代的政治思想家對建構理想政治的不同觀念。歷史地看,肇始于古希臘的“直接民主”面臨實踐條件局限,“代議制民主”潛在的“委托—代理”關系又不可避免地衍生出權力所有者與權力行使者之間角色異化的問題。人類政治生活究竟應該如何組織?優良的公共秩序究竟應當如何建構?社會福祉究竟能否為人民共享?破解這些問題,需要從人們對公共權力運行邏輯的認識上進行思維革新。

    社會主義作為更高級別的社會文明形態,以更為徹底的制度先進性將廣大勞動者的發展權益落到實處,使公共權力成為促進物質財富創造、優化公共秩序的至善力量。社會主義制度語境中的公共權力將“政道”(權力為誰所用、為誰建構優良公共生活)意義上的“人民性”和“治道”(權力如何運用、如何組織優良公共生活)意義上的“秩序性”有機結合起來,讓人民群眾過上有尊嚴的幸福生活。權為民所有、權為民所賦,是社會主義公共權力的制度特質。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政道定位。所有違背公共權力意志的以權謀私行為、違背公共契約的破壞規則行為,都會侵害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弱化社會主義制度的公平正義性,因而必須予以清除。

    3.反腐敗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黨依靠人民群眾反腐敗

    腐敗現象直接危害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人民群眾對腐敗現象深惡痛絕。中國共產黨反腐敗是為了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反腐敗的深入推進也必須依靠人民群眾的力量。

    從腐敗現象的發生機理來看,腐敗的主要形式不僅包括“權權交易”,還包括“權錢交易”。就後者而言,設租者(受賄方)與尋租者(行賄方)之間的利益共謀促成了腐敗現象的發生,雙方為謀取自己的特殊利益而侵蝕公共利益,因而都應承擔一定的責任。“事實上主動與被動腐敗,以及勒索與行賄之間的區別並沒有太大意義,因為只有當雙方就交易條件達成一致的時候,腐敗交易才有可能發生。”あ尋租者(行賄方)也要受到法律懲處,這一點在廉潔指數較高的國家已成為共識。可見,有效預防腐敗,既要對權力行使者加強制度約束和行為監督,也要對尋租者(行賄方)加強廉潔教育,增強廣大人民群眾免于“被腐敗”(“被設租”“被勒索”)的權利意識。從根本上講,反腐敗離不開廣大人民群眾強有力的支持和擁護。

    從產生腐敗的文化生態來看,腐敗文化和潛規則文化共同侵蝕著權力場域中的公職人員和人民群眾。當權力場域中的腐敗文化、權力尋租等潛規則文化蔓延至社會場域時,就會在社會層面形成“不以腐為恥,反以腐為榮”的消極文化和社會心理,這些消極文化和社會心理嚴重侵蝕著政治生態和社會有機體的活力。抵御消極文化的侵蝕,需要通過廉政文化教育和務實的廉政實踐來純淨社會文化。消除、杜絕權力潛規則,需要建立科學有效的制度和規則來規範權力運行過程。清正廉潔的政治文化的培養,需要通過權力場域和社會場域的雙向互動,形成普遍性的廉潔價值共識。讓公共權力在陽光下運行,需要把“體制內”的以權力監督權力與“體制外”的以權利制約權力結合起來,形成“全天候”的動態監督機制。

    4.吸取歷史教訓,黨必須管黨、從嚴治黨

    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標志著社會主義從科學理論走向制度化實踐。社會主義運動在20世紀的風雲變幻,辯證地啟示人們要思考科學理論如何改變世界。在眾多因素的作用下,“蘇聯體制”走向了終結,給人們留下了沉重的憂思和痛楚。歷史深刻地警示︰越是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關鍵階段,越要加強和改進黨的領導,明確和堅定社會主義的改革方向,以發展的方式解決發展中的問題;越是面臨內憂外患的時代處境,越要加強和改進黨的領導,以共產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來夯實陣地堡壘。

    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形成了敢于自我批評的淨化能力和敢于自我完善的革新能力,正是這種敢于直面自我的大無畏精神和政治優勢,使中國共產黨在緊要的歷史關頭勇于克服艱難險阻,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偉大勝利。新形勢下,執政考驗和執政風險依然存在,改革任務和發展壓力依然很大。黨要深刻吸取歷史教訓,科學總結歷史經驗。“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關鍵在黨要管黨、從嚴治黨。”ぃ中國共產黨十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以黨內法規的形式明確了全面從嚴治黨之所以從黨內政治生活“管起”“嚴起”的政治邏輯和實踐部署。“開弓沒有回頭箭”,中國反腐敗和廉政建設一直在路上,全面從嚴治黨、全面治理腐敗是歷史的必然、時代的要求。

    三、明確全面從嚴治理腐敗的戰略取向

    全面從嚴治黨、全面治理腐敗,是事關全局的戰略性任務,不僅需要從法理邏輯上闡明其要義,而且需要在發展實踐中明確其進路。這就要求將全面從嚴治理腐敗作為一項系統工程和戰略任務來對待,以高度的觀念自覺、道路自信、制度自強,著力探索全面從嚴治理腐敗的中國路徑。

    1.增強全面從嚴治理腐敗的觀念自覺,讓清正廉潔高效的政治價值觀成為共識

    觀念自覺事關理論建構和行為取向。反腐敗“前途堪憂”的論調對當代中國全面從嚴治理腐敗的戰略意義缺乏深刻把握,“反腐自黑論”“反腐過頭論”“反腐無用論”等都對社會主義制度條件下反腐敗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缺乏深刻理解。這些論調要麼以傳統中國的政治思維來進行簡單推理,要麼拿西方國家的政黨政治邏輯來進行直接比照,卻不運用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邏輯來考量公共權力的運行邏輯,不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生性”“新傳統”來考量全面治理腐敗的實踐邏輯。這些論調的根本錯誤在于對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缺乏價值認同,沒有充分認識科學社會主義對于人的自由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的價值優勢。社會主義條件下人的發展,是每個人享有均等機會的全面發展,而不是少數人利用特殊權力的獨自發展。廣大公職人員只要秉持清正廉潔高效的政治價值觀,就會秉公用好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公共權力,從細微之處彰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社會主義語境中的社會進步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的協同發展和整體進步,全面治理腐敗事關“五位一體”總體戰略布局的整體落實。廣大公職人員只有秉持清正廉潔高效的政治價值觀,才能以彰顯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為價值遵循,以務實行動促進全面從嚴治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小康社會的整體實現。

    治理腐敗不是“部門化”的政治建設課題,而是事關全局、事關人民群眾福祉的戰略性課題。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強調︰“共產黨能夠消滅丑惡的東西,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い就腐敗行為的生成邏輯來看,處于權力場域中的公職人員都是具體的歷史的現實的個人,其中有人因制度缺陷、消極文化誘惑而產生了個體價值取向的扭曲、蛻變。隨著個別腐化分子被清理、矯正,更多的有清正廉潔文化涵養的公職人員將成為社會主義廉潔政治的踐行者。增強全面從嚴治理腐敗的觀念自覺,就是要端正人們對反腐敗工作定位的認知,矯正一些人對治理腐敗的徹底性的不正確認識,讓清正廉潔高效成為具有普遍性的社會主義政治價值觀。

    2.堅定全面從嚴治理腐敗的道路自信,著力探索中國特色反腐倡廉道路

    道路自信事關方向定位和實踐布局。“反腐自黑論”對中國政府全面從嚴治理腐敗的總體布局缺乏深刻把握;“權力斗爭論”“拖垮經濟論”“反腐怪圈論”都對中國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缺乏深刻理解。這些論調要麼以專制政治中的權力邏輯來進行簡單推理,要麼拿西方話語邏輯來解讀中國,卻不從中國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角度來考量既有實踐成效,不從當前的時代特征來理解中國發展道路的特殊性。

    權力腐敗是世界各國都面臨的棘手問題。腐敗現象的發生具有普遍性、規律性,但不能以此推斷出腐敗治理方式具有“普適性”。腐敗問題在不同國家的不同時期,既具有“屬性”上的階段性特點,也具有“形式”上的多樣化特征,因而要根據腐敗現象發生的規律和條件來因地制宜地選擇治理方式。有些腐敗現象是直接涉及改革發展全局的突出問題,如個別高層腐敗、大面積塌方式腐敗、處于權力末梢的小官巨貪等,對這些問題要采取果斷措施予以堅決查處。有些腐敗現象是與社會轉型發展相伴隨的衍生性問題,如權力潛規則影響下一些人生活腐化,法規制度不完善引發制度性腐敗等,對這些問題要通過優化整個政治生態和社會生態來逐步消除。

    堅定全面從嚴治理腐敗的道路自信,著力探索中國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就是要充分汲取古今中外的政治智慧和有效的反腐方式,總結當代中國治理腐敗的實踐經驗,形成全面從嚴治理腐敗的“中國方案”。第一,要將腐敗問題作為關系全局的關鍵問題來認識,把反腐敗視為一項長期的、復雜的、艱巨的戰略任務來經常抓、長期抓,合理分解全面治理腐敗的總任務,制訂“五年計劃”ぅ進行逐步推進。第二,要將治理腐敗放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具體推進,與全面深化改革統一起來,堅持“各項改革舉措要體現懲治和預防腐敗要求,同防範腐敗同步考慮、同步部署、同步實施,堵塞一切可能出現的腐敗漏洞,保障改革健康順利推進”う。第三,要堅持制度反腐、過程防腐與文化倡廉三措並舉,作為中國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有機內涵和創新維度。(11)要進一步突出“過程防腐”的戰略部署,將反腐敗法規制度建設聚焦于容易滋生腐敗的重點領域,將預防腐敗機制完善前置于公共權力運行,圍繞崗位職權和公職人員來完善微觀性的制度機制,著力從源頭上防止腐敗行為發生。

    3.實現全面從嚴治理腐敗的制度自強,著力推進當代中國腐敗治理體系現代化

    制度自強事關規則設計和機制創新。一些人對反腐敗產生政治偏見,是因為其對中國全面從嚴治理腐敗的機制缺乏深刻把握。腐敗是在公共權力場域的空間維度和權力運行的時間維度中形成的,當前中國的腐敗現象是時間因素和空間要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具體原因復雜多樣。如社會轉型中權力關系多元化,這為公共權力濫用、權力尋租提供了可乘之機;權力行使者的價值觀念向“物本主義”蛻化,誘發了當官發財的貪欲;監督權力、預防腐敗的制度體系不完善,導致規範權力運行的制度籠子不夠嚴密。誘發腐敗的因素是長期累積的,在短期內予以徹底消除並不現實。在通過強力反腐來遏制腐敗現象蔓延的同時,要著力探索黨紀反腐、制度反腐的“中國路徑”,著力推進中國腐敗治理體系現代化。

    實現全面從嚴治理腐敗的制度自強,就要在經濟社會穩步發展的過程中,通過全面布局、務實行動,減少腐敗存量,遏制腐敗增量,進一步淨化政治生態,建構全方位、常態化的腐敗治理格局。針對“反腐敗機構職能分散、形不成合力,有些案件難以堅決查辦,腐敗案件頻發卻責任追究不夠”(12)的問題,要進一步強化反腐敗領導機制和工作機制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具體而言,要通過頂層設計來“建立健全立體式、全方位的制度體系,以剛性的制度約束、嚴格的制度執行、有力的監督檢查、嚴厲的懲處機制”(13),通過“中層運作”“基層創新”將不同維度的法律制度、不同執行主體之間的協作機制和制度生態進行優化,形成相輔相成、良性互動的腐敗治理體系和運行機制,最大限度地避免或減少反腐敗法律制度之間的內耗和沖突,增強制度反腐與過程防腐的協同性、實效性、低成本性。

    治理腐敗要圍繞“人”及其行為進行多維規制,要發揮道德、紀律、法律的綜合作用,建立以“人”為中心的“法—紀—德”之“同心圓”治理結構。(14)一般而言,道德是法律的基礎,以內在精神來支撐法律踐行。法律是道德的保障,以強制性規範來引領道德風尚。紀律是管黨治黨的規矩,以嚴格規範來保持黨的先進性。將嚴明黨的政治紀律和完善國家腐敗治理法律有機結合起來,著力將“黨紀”挺在“國法”的前邊,以高位勢的巡視監督作為過程防腐的主導機制(15),這些都牽引著制度反腐和文化倡廉的有效展開,以創造性實踐有力推進當代中國腐敗治理體系現代化。

    ヾ亨廷頓指出︰“一個相對來說不太腐化的社會——例如在傳統規範仍然強大有力的傳統社會——可能會發現,一定量的腐化不失為一種打通現代化道路的潤滑劑。發達的傳統社會能因少量的腐化而使自身得到改善——至少可以使它現代化;但是在一個腐化已經盛行的社會里,腐化進一步蔓延就于社會無所裨益了。”(參見[美]塞繆爾•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王冠華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3頁。)這里,亨廷頓所指的“潤滑劑”是有前提和作用限度的,並且,他使用了“可能會發現”的假設性判定,在“但是”的轉折中明確指出了腐化嚴重的後果,故以此得出中國反腐敗工作力度過大不利于經濟發展的結論,是不正確的。

    ゝ《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頁。

    ゞ[美]喬萬尼•薩托利︰《民主新論︰當代論爭》,馮克利、閻克文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9頁。

    々《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4頁。

    ぁ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8頁。

    あ[美]蘇姍•羅斯•艾克曼︰《腐敗與政府》,王江、程文浩譯,新華出版社,2000年,第64頁。

    ぃ《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頁。

    い《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9頁。

    ぅ如中國政府于2008年起實施《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2008-2012年工作規劃》,並于2013年起實施《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2013-2017年工作規劃》。

    う(12)(13)《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95、83、364頁。

    (11)參見劉佔虎︰《制度反腐、過程防腐與文化倡廉——中國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探索與思考》,《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4年第1期。

    (14)劉佔虎︰《傳承中華傳統價值觀之魂》,《中國紀檢監察報》2016年3月18日。

    (15)參見劉佔虎︰《巡視監督︰當代中國過程防腐的主導機制》,《中州學刊》2015年第12期。

作者︰ 劉佔虎 責編︰ 範紅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