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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奇點”暨古怪的相似性

2018年02月28日 03:32:05 來源︰ 《哲學原理》2017年11期

    我所謂思想的“奇點”,指一切廣義上的思想(包括哲學人文社會科學、數學自然科學、人們的日常心思)之難以被正在思想的“思想”所察覺的、奇怪而細微的緣起點,它揭示真實的精神狀態究竟是如何出場亮相的——這里的“如何”與“亮相”之間的差異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思想總是從“亮相”起步,而完全忽視了“如何”,從而使得我們所收獲的,只是遺漏了“如何”即忽視了思想細節的“宏大”思想,後者是一個現成的、被定義了的、有約定俗成含義的具有觀念或者概念性質的“思想”並因此是僵死的、虛假的思想,因為它同時也忽略了一個事實︰一切思想都是發生在時間之中的思想,它不考慮時間因素(即使它表面上也討論時間,但“時間”被當成所討論的對象,而不是構成思想本身的骨架),即它無視“一切思想不過是瞬間的思想”,並且通過化為詞語的思想而重復自身。也就是說,將原本是瞬間的思想永恆化。

    最為典型的例子,就是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它是一個假推論、它宣稱的“懷疑一切”並不是真的,因為它不徹底,它有前提,這個前提就是笛卡爾默認了一切思想不僅可以而且必須用語言表達出來。在表達過程中,作為追求清晰明白的觀念的哲學家,笛卡爾還默認了他其實在實施“懷疑一切”的思想實驗之前,自己就已經知道了什麼是“我”、“思”、“在”,因此他才有能力用歸納或者排除的方法,驅除心魔即內心深處難纏的“邪惡的天才”,在隔離了一切瘋狂的不理智的胡思亂想之後,只剩下清楚明白的觀念,它代表了形而上學“在場”的思想。

    綜上,當我們贊揚一個思想家或者作者,通常會說︰他思想清晰,每一步都清楚自己在說“什麼”。當然,如果讀者也有如此的“清晰觀”,就會與作者有思想共鳴。但是,這樣的作者和讀者都忽略了,引起他們共鳴的是“什麼”——無論它們是什麼,它們的本質特征都是“什麼”,一些在含義上已經完成了的習俗或概念。換句話說,它們是一些已經被我們事先知道了的東西——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它們符合我們不必每次都闡明但彼此心照不宣的邏輯規則,無論它們是真的還是假的,甚至即真又假的,我們事先早就有了辨別它們的標準。我們總是用已知的東西去判斷和預測未知的東西,當我們說“虛無”時,是因為我們先知道了什麼是“存在”,進而事實上把“虛無”當成存在的某種極其特殊的形式,就仿佛虛無也是某種東西似的;當我們說“圓的方”,相當于圓+方,盡管就畫不出這樣的形狀的意義上說,它不是某種能形成客觀對象的東西,但我們都理解表達式“圓的方”所蘊含的意思或意義,這個意思,也可以被當成可以被思想的東西。

    于是,以上的東西,都屬于廣義上的“清楚明白的觀念”,它們之所以有如此效果,是因為思考的“腳步”停下來了︰昨天和今天我都去長江游泳了,即使明天,我還得叫它長江,否則別人听我說話就會產生誤解,一切交流乃至翻譯都變得混亂、不可能,到此為止,我和笛卡爾一樣,都沒有脫離用常識思考問題,都沒有理睬赫拉克利特留給後人的智慧︰“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

    無論說話還是寫作,出于交流的良好願望,我們總是習慣地決不讓思想躲藏起來,總是使用“具有觀念或者概念性質的‘思想’”相互交流思想,例如“活著就是去追求幸福”,傾听者沒有必要繼續追問什麼是幸福,因為大家似乎都已經知道了幸福的含義,但這並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只要去“說話”,立刻就涉及理解或者解釋。但是,問題並不在于思想確實需要被理解,而在于傳統哲學所謂的“理解”其實是建立在語言在開口說話之前就“已經被完成了的思想活動”,因為我們已經約定好了構成語言基本要素的詞語或概念的含義,就像建築語言大廈的一塊又一塊現成的磚瓦。但是,古希臘哲人赫拉克利特早就說過︰思想的真相喜歡躲藏起來。

    思想的“奇點”就是這樣的真相。“奇點”來自英文singularity,意思是異常、奇怪、奇特。它是某種不可思議的X,它像是一顆沒有形狀的“精神種子”,只發生在偶然的奇遇場合,外表平靜卻隱藏著巨大能量,可以像閃電一樣迅速擊中人類最為脆弱的內心世界,能迅速長成思想上的參天大樹。當它表達一個概念時,沒有利用從前人們賦予該概念的任何已有的或現成的意思,所以此刻的思想不是從已知到未知,而是創造性的從未知到未知。它不使用邏輯的歸納和演繹的方法推進思想,而是使用種類繁多的極其罕見的類比或“好像”,位于“好像”左右兩邊的意思能連接起來,似乎完全來自天降靈感,這種連接像是一些創造出來的相似性,而單從外表上看無論如何它們之間沒有關系、不相似。這些相似性是微妙而敏感的想象力“憑空”建立起來的,它們來自人類非凡的心思,而決非像一只猴子敲鍵盤敲打出來的“詩句”。這些相似性是用“和”或“與”連接起來的應和關系,也叫做感應或者象征,它們是“興”起來的思想,是以隱喻為特征的各種比喻——所有這些都與巴門尼德開創的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傳統完全決裂——例如從長頭發聯想到海浪、從自殺聯想到美麗、從宇宙聯想到抑郁……這些被連接起來的詞語之間原本並不相似,靠好奇心與想象力創造出它們之間的相似性,它們之所以區別于猴子敲鍵盤,是因為它們來自敏銳非凡的卻也不是一個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心思。它們消解或解構了詞語原有的定義或者界限,“美麗得像自殺”就得重新理解“美麗”與“自殺”,還有更加高難的相似性︰一個青年人帥成的樣子是聳人听聞的,如同一把雨傘與一台縫紉機在解剖台上偶遇——在這里,“好像”得匪夷所思,但仍舊既不是精神分裂癥亦非猴子敲鍵盤的結果,它只是以令人目瞪口呆的表達顛覆思想的常識或常識下的思想。它不屬于“用觀念寫思想”的形而上學傳統,傳統上觀念總是落實到某個名詞,例如“這是一塊白布”,其中的本體論因素是“布”,否則起形容詞作用的“白”就飄在空中無法落實。但就純粹視覺刺激而言,我們可以暫時擱置詞語(“布”)的觀念性而返回詞語的肉身性或者物質性,這就是印象派繪畫對古典繪畫的革命(這個道理,也適用于現當代歐洲哲學質疑古典哲學)︰“白色在它成為一塊白顏色的布之前就已經是白色。繪畫的快樂遠大于模仿的快樂。”[1]

    印象派繪畫對古典畫的革命,在于畫布上畫出的“白布”只返回白色本身,並且與其他顏色搭配形成美的關系,完全不考慮畫面與畫布之外作為物理存在物的“白布”是否相像的傳統問題——同樣,當代法國哲學家也如此批評傳統的哲學,我這里選讀德里達的“白色的神話”一文,是他的《哲學的邊緣》[2]一書的第七章。

    傳統哲學總是試圖把詞語概念化、觀念化,然後把思想等同于眾多“什麼”(即概念或者觀念)之間的“加減乘除”即邏輯推理。當哲學家們相互批評時,其實是在爭論對方對某概念的定義是錯誤的而自己的定義才是正確的,但這其實是一種假爭論,因為彼此都設定了本體論(即詢問事物是什麼)是哲學的根本問題。于是,他們認定本體論是真理的語言,它建立在廣義上的邏輯證明(包括形式邏輯、哲學邏輯或辯證法)基礎之上。但是,傳統哲學家如此看待“哲學”時,完全忽視了哲學思考所使用的,終究是自然語言,哲學中的所謂邏輯是以自然語言為基礎的。如果哲學脫離了自然語言而使用人為規範好了的廣義上的形式邏輯語言或人工智能語言,那麼我們可以說它是哲學之外的任何一個新學科,但是它從此就絕對不再屬于哲學。

    哲學家忽視了自己其實是用自然語言進行思考,在德里達看來,它表現為傳統哲學家忽視了所謂“哲學語言”的性質其實是隱喻,其基本特征,就是想象出各種各樣的相似性,然後以類比的方式建立、連接、推進思路或思想。如果哲學實際上一直在使用具有隱喻性質的自然語言,卻誤認為自己是真理的語言而非虛構的語言,那麼,哲學語言就一直在“說謊”,因為它讓人們相信哲學概念字面上傳達出的意思是準確的、正確的,從而完全掩蓋了其隱喻性質,掩蓋了“真理語言”自身是有雜質的,而不是同一的或純粹的。所謂雜質,就是自身已經含有朝著各種各樣的相似性方向發展的潛在的可能性,哲學智慧就體現在選擇這些可能性的能力,在有意無意之中將某X因素與某Y因素連接起來的能力,它是思考的藝術而非思考的規範。

    柏拉圖在解釋什麼是理念時,使用了著名的洞穴之喻。任何隱喻都是感性的、有具體的時間和場合,這是相似性本身的要求。月亮的存在有兩個事實,一個事實是在沒有人類之前月亮就已經存在了,但這個存在對于人類自身來說是毫無意義的。另一個事實,是有人在場的情形下由人去描述月亮,在這樣情形下無論人如何描述月亮,哪怕是在荒唐地描述,都是有意義的,因為其中的人性就是感性。如果有人反駁說這不符合科學的真實,但這反駁是不成立的,因為一切科學命題都有一個判斷的主體,即它是人眼中的或人的智慧所能達到的判斷,即使是看似最獨立于人的主觀意志的幾何公理,事實上也是人的思想去抽象組織而成的幾何圖像。人把自己的思想賦予看見的一切,這已經是荒謬了︰客觀的東西是主觀的(人若沒有眼楮能看見月亮嗎),而主觀的東西是客觀的,即所謂客觀事物所具有的性質,不過就是人用自己的思想強加的。怎麼強加呢?一定是出于人自身的天性,這天性的第一要義,就是自發地想到各種各樣的、匪夷所思的相似性,它就是人類精神的出發點︰一種熱情、沖勁、強烈的感情。這時還沒有形成邏輯的規則(不存在“必須如此推論才是正確的”),也就是說這些情形下的“相似性”並不在意自相矛盾,例如我現在說“我死了”——它是有意義的,盡管按照邏輯的要求這個表達式是不可能的,因為這個思想情形違反排中律,但是就像雖然芝諾說快腿阿基里斯追不上烏龜並從數學上給出了難以反駁的邏輯根據(即把一段距離切割成1/2的情形可以無限地進行下去,阿基里斯在追上烏龜之前無法跑完“無限遠”的距離),事實卻是這個大長腿幾步就追上了烏龜,這可不是比喻而是事實。思想的奇點就在于,反過來我們可以說這個事實具有隱喻性質,而隱喻本身所描述的,就是比“真”還真的真實︰此瞬間與彼瞬間之間是根本無法分割的(綿延不絕的過去-現在-將來),就像心思沿著廣義上的相似性方向“前進”。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不知道將要發生什麼,思想總是連接到某個陌生狀態,以致無窮無盡。芝諾的錯誤,在于他用空間思維方式取代了思想的綿延即時間。也就是說,他過于相信語言和概念,他只看到形式的不變性而忽視了內容的流動性或可變性。

    換句話說,哲學與科學的問題一樣,往往是以轉化的形式得到解決的。這個轉化,就是說A與B情形相似,但有賴于思想自覺主動地建立起如此的聯想,否則它就是永遠的秘密,不會被人們知道。這就是隱喻的思想價值。A的真相在B那里,所以要“換句話說”。尋求相似性的情形是廣義的,其情形十分繁雜,例如有些東西吸引我們,它們是我們自身所缺乏的東西,于是好奇、有興趣,甚至產生愛,但這里要有某種或明顯或隱蔽的共鳴因素,思想才會有真正的進展。相似不是等同,區別在于在置換過程中創造了剩余價值,例如,說一塊金屬現在被鑄造成硬幣,這是隱喻說法,因為其中含有相似性,但反過來說(A=A是同一性思維︰硬幣不過就是金屬),思想就原地踏步沒有進展。在這里所謂相似性,就是在原有的因素中添加新成分,但舊的痕跡仍然保留著。德里達寫道︰“修辭每次都在揭示隱喻,隱喻包含的不僅是某種哲學,而且是錯綜復雜的概念,哲學就是在這些概念中構建起來的。如此復雜的思想之網的每個思路,都是其中的一環。”[2]從修辭學(或者隱喻)思考哲學,如同將金屬鑄造成硬幣,或者凸顯硬幣上的花紋,它把熱情或愛的因素融入了哲學(就像金屬變成了有頭像和花紋圖案的硬幣,就像一塊大理石被雕琢成一座人像),它告訴我們如果沒有剩余價值即硬幣,單純的金屬就什麼都不是,即不屬于愛出來的智慧。他繼續寫道︰“哲學的主題是以隱喻為基礎的,也就是說在哲學話語的表面實際起作用的,都是某種隱喻。”[2]于是,哲學思想並不是通過邏輯理性,而是通過隱喻之鏈獲得進展。那麼在這里,哲學使常識發生了智慧上的質變,也就是超越,一種與詩意相融的藝術,而非傳統意義上的邏輯理性。

    我們用語言思考語言,而這決不同于用觀念思考觀念,不懂得這一點,就仍舊受困于傳統哲學的思考模式。用語言思考語言,傾向于隱喻即詩意,它的思考藝術與狹義上的語言是沖突的,但是決不在維特根斯坦所謂“不能說”的地方緘口不說,反之仍舊可以說得深刻有趣,因為它將綿延即時間因素真正引入了哲學。哲學思考不再建立在同一性基礎上,而是一種性質的語言連接另一種性質的語言,不是一種語言,這是典型的隱喻性質的語言,就像普魯斯特說的,有才華的作家的作品,就像是不間斷地“用外語”寫成的。所有這些情景,都被我稱為“思想的奇點”或“古怪的相似性”。這里的相似性其實是在肯定差異性,思想連接起一個處于異域里的陌生的X,由小甜點的甜怎麼會聯想到甜蜜的笑臉,根本就沒有道理可講,但它們之間已經實實在在地相互誘惑,彼此有了熱情。趣味和思想都在于這里讓兩個不同的景象(包括思想事件)之間戀愛生子。也就是說,它們沉浸其中,而若是沒有相異的因素,相似就不可能發生。當然,只要有微妙的好奇心和想象力,類似的相似性可以無窮無盡,它們具有化平庸為神奇的能力。

    傳統本體論,關注點落實在名詞(概念的另一種說法),它的實質是模仿,而模仿的前提是可重復性,它落實在一個點上,同一個名詞在另一語句中出現,就好像位置移動,但決不影響其含義是同一的,這就是典型的空間語言,這也是數學語言的實質。至于形容詞,由于是描述性的(就像白色未必落實到白布,“白”的前景莫測,就像“甜點”可能聯想起“甜甜地笑著”),相當于廣義上的動詞——它們指形態正在發生或進行之中,尚沒有完成,它們朝向還沒有確定的未來,方向不明,詞語的含義在綿延中有待于下一種即將發生的形態加以揭示與描述,這就將語言時間化了,它不是模仿外部事物的語言,而是用語言揭示語言的抽象而復雜的語言自身,它是不斷超越某個正在發生著的詞語界限的語言、永遠在路上處于沒有落實狀態的語言,顯得焦慮、沉迷且流暢。如果以文字書寫出來,就是與心思處于平行而有差異的流淌過程之中,這才是事物本身狀態即“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綿延),這才叫做“返回一個原樣的世界”(尼采語)。

    在德里達看來,凝結為觀念或者概念的思想一旦在場,就掩蓋了它們在場的過程經歷了隱喻。也就是說,“被說出來和被想出來的意思並非是其自身的現象……思想其實是落在隱喻上面的。”[3]這就是思想的奇點,問題的關鍵,原樣的思想就是如此不知不覺地悄悄發生著,一旦我們開始正兒八經地坐下來把“思想本身”當成要討論的對象時,思想就變異為“什麼”,虛假的思想就登場亮相了。換一個說法,一切事物的原樣狀態總是處于流變之中,無聊或無所事事,等于靜止不動或“沒有被事情所佔據”的狀態,此刻空有活著的形式而沒有活著的內容。這個內容,無論其性質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活著同時既是物質的又是精神的,它們總歸是某種行為,也就是說,正在從事某種行為。

    對于德勒茲所謂“做哲學就是去創造概念”的說法,德里達有些不贊同,因為依據他上述的觀點,雖然哲學家們確實是在創造概念,也就是說,給事物命名,但是在這些“哲學活動”中真正起作用的實際過程,就是發明和建立某個新的隱喻的過程,也就是在不同的思想要素之間建立起新的相似性︰一個詞語被另一個詞語所取代、一種思想被另一種思想揭示出來。在這個過程中。原有的思想多出點什麼同時又少了點什麼,就像翻譯一樣,其可能性是建立在不可能性基礎上的,而事實發生的都是不可能變成了可能,也就是創造行為時時刻刻都在發生。在此種情形下,創造就是德里達所謂“解構”(消解原有事物性質的界限與結構,置換或興起某些新的思想要素,這不是破壞與顛覆,而是思想的原汁原味狀態)。“解構”的情形,使思想處于沖動與興奮狀態,它是開放的、不重復的。由于不重復而不乏味,又由于不重復而深刻。盡管我們這里還是在使用“概念”,但概念是在解構的情形下發揮思想作用的。這叫做去偽存真,事物的真相沒有躲藏起來。

    解構,就是把本體論的或“對象性”的思維模式,轉化為思考“關系”,這有點像將某種“垂直方向的邏輯”轉化為“橫向的邏輯”,而後者總是活躍在異域之中的,其中有隱喻的兩個基本特征︰建立相似性、類比。“垂直方向的邏輯”是大腦里的、粗線條的,因為它用靜止的概念作為思維的工具,給事物貼上某個歸納出來的、具有一般性質的標簽,也就是命名及其基礎上的邏輯演算;“橫向的邏輯”是心靈里的,它靈敏、微妙、縴細,不同意思之間的過渡極其靈活多變,與其說它是純粹的,不如說是有雜質的。

    所謂雜質,就是事物自身隱含著超越自身之外的精神因素,它甚至能解釋人的語音與動物的喊叫之間的根本區別、音樂之聲與自然聲響之間的根本區別,前者隱含著人的精神,並非是後者的簡單模仿。從這些凝聚著人類精神創造出來的“聲音”出發,又可以衍生出千變萬化的多種語言與音樂形式,這就是人類的文明——物質的音響指向某個特殊的方向,它們決不可以是單音節或單聲調的,因為正是音節之間的差異、聲調之間的差異,構成並傳達和轉化為不同的意思與品位,而且復數的意思之間形成一氣呵成的美麗。在這里,科學與美麗是相似的,當然還同時與別的什麼相似,但我寧可說美麗,因為它意味著愛或者感情,後者是人類文明最本質的因素。語言與感情之間是相互喚醒的關系,這又是一種相似性︰表面上是陳述或者命名,實質上是喚醒關系。喚醒什麼關系呢?喚醒任意一種聯想關系。在這個過程中,並沒有一定之規,沒有“你必須因為你必須”。同樣,人類文明又是模仿的文明,沒有模仿,語言根本不可能產生,但哲學思考不能止步于模仿,因為藏匿于模仿背後的是尋求相似性,也就是去創造一個新的隱喻。人類的文明並不是返回原原本本的自然狀態,而是賦予自然狀態以多余的或奢侈的屬人的意義(盧梭在《愛彌兒》里也稱這種現象是“危險的增補性”,它同時是進步的與墮落的)。

    以上也區別了詩意的語言與日常語言︰在日常語言的奇點上,原封不動地具有了詩意,李白《靜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中的文字至今還是常用漢字。這叫“化腐朽為神奇”,它極其生動地揭示了語言的隱喻性之實質,是詩意的表達,而這種表達的實質,就是思想的原貌即字詞處于流動之中在尋求與之看似並不相識的相似性,這創造出來的相似性使之從陌生到有緣,進而“戀愛生子”有了第三者即新的句子之新的表達形式,但既然是親生的,彼此之間就有血緣關系即天然的相似性,從而有天然的生動親切的感情蘊含其中,如此沉醉其中的寫作,叫做自然而然。

    以上,也暗示我們——其實盧梭、尼采、薩特、德里達等人已經這樣寫哲學作品了——可以用廣義上的詩意語言寫哲學思想,所謂走在哲學與文學藝術之間,似乎踏著這條無形的疆界線上跳著有趣且深刻的舞蹈,這已經是隱喻。當然,還有隱喻的隱喻,因為這條亦此亦彼的無形界線不再是一條想象中的直線,它在綿延過程之中消解掉自身,關于位置的或空間想象變身為時間的想象,如此等等。由于思考“時間”這一哲學領域中最詭異神秘的因素、這天然具有詩意的理性因子,思考中的真理總是在別處、在另一個領域、在異域,不僅男人的真理在女人那里,反之亦然,而且幾何學的真理在數學那里,反之亦然,哲學的真理在文學那里,反之亦然……這些例子可以無窮盡地開列下去,可以稱它們為隱喻的邏輯、替換的邏輯,它們也是綿延的邏輯,因此置換與被置換的“東西”之間並不類似陰陽或善惡那樣的辯證法關系,不是對立統一關系,而是一種任意的應和關系,就像詩人薩爾蒙(他是畢加索的好朋友)說的︰“一切都是可能的,一切都是可以實現的,無論在哪些方面,無論在那里。”[4]

    于是,哲學返回了古希臘,哲學智慧的第一要義,重新成為純粹的好奇心與想象力(它們導致了形態各異的“思想的奇點”),也就是愛,而不是所謂“正確的知識”或者“科學的認識論”。

    德里達批判式地理解亞里士多德關于“模仿”的學說,亞氏認為藝術作品是對自然界和人的行為的模仿,德里達則把模仿與隱喻連接起來,連接它們的橋梁,是相似性︰“快樂,模仿和隱喻的第二個‘原因’,就是懂得了通過相似性去學習的快樂,認識相同性的快樂。”[5]德里達在這里並不是像亞里士多德那樣將相似性歸結為同一性,而是不僅用隱喻理解相似性,更進一步把隱喻延伸到詩意的思考,思想的藝術,就建立在思想的這個奇點之上。隱喻、奇點、異域,它們都含有不同于自身的意思。也就是說,擱置存在(being)或本體論,從而在某種意義上與勒維納斯的思想有可溝通之處。

    隱喻不再將思想的焦點放在事物是什麼,“隱喻在生動活潑的目光之中,它在類比而且拖得很長,像是一種橫插過來的復興過程。”[5]隱喻重新給予一個舊敘述以新生命,因為它用“好像”之類詞語轉換思想的鏡頭,就像由于有了蒙太奇這樣的照片剪接技術,“動起來”的電影取代了靜止的照片。電影當然比照片更像是活著的生活與生命,哲學應該是一部關于思想的電影,每個鏡頭都處于轉換過程之中,而且都是思想鏡頭。

    上述的替換、交換過程,並不遵循同一性或等價交換的原則,它們會創造剩余價值,它是意識無法控制的,這些無意識並沒有導致心思領域的“剝削”,卻喚起不由自主的快樂,它不再區分生活與藝術,它使生活本身變成了藝術,亦此亦彼。它告訴我們不要相信演繹邏輯的三段論,因為建立在同一律基礎上的推論不夠縝密敏銳,沒有看出所謂“同一”其實只是相似而已,如果放慢思想的鏡頭就會看清楚相似復相似,相似何其多,以至于結論不再可能適應大前提,初衷不再可能實現,承諾的實際效果,與所承諾的東西並不相符,這不是道德問題,因為原汁原味的思想過程,就是這樣的︰相似性不是同一性。這樣的新目光可以重新審視一切以往的價值觀念,例如所謂人是自私-自愛的,但只要將這種“看透人性之根本”的目光打開,就會驚奇地發現,它只是描述了人的感情就是人的親自感受。與其說人愛的是自己本身,不如說愛自己行為的後果,即自己創造出來的有別于自身的一切,一個哲學家為自己的作品感到自豪,因為這作品就仿佛是自己的孩子。

    可以把思想鏡頭轉換本身,叫做沉醉與幸福,而不是盼望著它實現什麼,專注本身就是理想,在這里,思想鏡頭的轉換點,就是思想的奇點,在這個思想的十字路口處,區別了不同的意義。意義是由關注視角的改變而誕生的,相似性中蘊含著意義的差異,例如2+2=4;2×2=4,雖然結論相同(就像一切人都要死),但是在通向4或到達死亡的路途是不同的,這里表現為2+2與2×2的差異,我們把這種差異稱為意義,沒有比較就沒有差異,意義已經意味著差異,也就是建立或創造出某種類比關系。風格或者個性,是“差異”的不同說法,它們都意味著生動活潑、或者說能量與生命力,如果一個嬰兒的出生和死亡是同一時刻,那麼我們說其意義等于零。當2+2與2×2相互替換時,研究者既可以研究它們之間的同一性(計算的結果都等于4),也可以研究它們的差異性(加法與乘法的本質差別),我們不能說其中某個方向是錯的,而只能說我們選擇了不同的意義。我們務必要注意到,思想視角的轉換本身、差異問題,就是時間問題,要注意似乎不同的論域之間有相似性甚至同一性。

    綜上可知,在哲學或者“愛智慧”傳統中,幾乎完全忽視了思想是以“替換”或者隱喻的情形發揮作用的,這種作用高度贊賞哲學的詩意化,例如一詞多義現象。傳統形而上學所提倡的建立在邏輯同一律基礎上的“清楚明白”,就像磨平了思想形象與思想姿態,就像磨平了硬幣上的花紋頭像,就像說“硬幣不過是金屬”或“人類的語音不過是一種自然聲音”,從而無法凸顯人的精神文明及其非常復雜的精神風格。我們分析“思想的奇點”,就是凸顯思想的曲折復雜,就像一詞多義顯示了詞語自身的折疊和厚度。語言表達的思想韻味和精神品味,都在于它含有自身的秘密,就像你看見的是一張有精神氣質的臉,但是你沒有能力用語言把“氣質”表述得清楚明白,因為語言是僵死的,而氣質是生動的。

    于是我們說,思想天才絕不僅僅止步于擁有知識,思想天才表現為做思想實驗的能力,它包含假設、聯想、類比,但這幾種情形,都離不開思想或詞語的替換與相似性。它們是上天賜予人的禮物,也就是智慧︰莎士比亞的戲劇成就,主要在于他以極其富有詩意的語言描寫人類的生活,這使他走在文學與哲學之間。愛因斯坦發現了時間的“同時性”是不同時的,這有賴于他做思想實驗即提出假設的能力。記憶力對于保存知識是重要的,但記憶力對于天才的貢獻,遠遠沒有想象力那樣巨大。

    自然而然——愛出的智慧——例如愛屋及烏,“屋”與“烏”無甚關系,除了發音相似(盡管這個理解不完全符合該成語的原義,但望文生義也是一種解釋,屬于自然而然)。同樣,漢語中有音諧義近現象,例如“人者仁也”,這又與一詞多義現象近似,所有這些似乎得來全不費工夫,但考驗人的聯想能力,由一點滋生出怎樣相似的念頭,取決于正在處于聯想狀態的人的性情和智力潛質,這就形成了風格上的差異。所謂創造性,就是創造出某種不曾有過的精神風格,這才是真正的差異。同樣,一詞多義現象與隱喻、相似性、類比等現象之間,亦有相似性,變一種說法,思想就會在差異中延伸,會獲得新思想,就像把2+2=4變換成2×2=4。同樣,與這些詞語相似的還有“變形”,變形同時與藝術和科學兩個領域里的創新有密切關系,例如詩歌創作領域的象征派、繪畫中的印象派、立體派、荒誕派、超現實主義乃至魔幻現實主義等,科學領域里的非歐幾何、相對論、拓撲學等。非正常心理也是將人與事件等加以夸大或變形的結果,同性戀則是性心理的異變。

    由相似聯想到變形,異常心理會導致創造性,它們都與在精神細節上的敏銳與勇敢有密切關系,也就是說,通常人們不會那樣想,而有能力那樣想的人具有才華甚至是一個天才,它在效果上是有趣的,並因有趣而深刻。這里的有趣與深刻,又有在原因上的相似性,即它們都出人意料而又符合事實(無論是科學事實、思想事實,還是心理事實)。

    甚至可以這樣說,從以上描述與論證的“思想的奇點”及其看似古怪卻是各種事實因素的情形(等同于“雖然是意料之外卻處于情理之中”)出發,能描繪出一張微觀領域里的人類精神地圖,它是一幅與地理面貌無關的心理地圖,幾乎可以涵蓋人類精神文明的各個領域,並且以綿延的姿態把這些貌似不同領域里的問題統一起來,實現了理解世界的全新方式。這種創新,並不在于世界的物理形態發生了改變,而是人的精神目光或觀察世界的方式發生了改變,用一個老概念表達新意思,可以稱之為世界觀的轉變是一個根本的轉變。于是,周圍環境依舊,但我們的心態卻可以從悲觀變為樂觀。

    這種樂觀心態首先消解了真理性的語言與虛構語言之間的界限,它首先取決于人類的虛構或假設的能力。它賦予文學藝術以不曾有過的重要價值,這個價值不僅是哲學的,而且是科學技術的,我們只要想想20世紀末世界科技潮流最杰出的引領者喬布斯的那句名言,也是隻果電腦和手機的廣告詞︰“非同凡想!”它與20世紀初讓畢加索興奮不已的那句話之間,有著驚人的相似性,就是本文以上引用過的︰“一切都是可能的,一切都是可以實現的,無論在哪些方面,無論在哪里。”它們確實和文學藝術有關系,但絕對不僅僅是在講故事,而是將美好的願望變成了現實。原文參考文獻︰? [1]MARCEl RAYMOND,From Baudelaire to Surrealism[M].Wittenborn,1950.360. ?? [2]JACQUES DERRIDA,Marges de la philosophie[M].Minuit,1972.274; 276. ?? [3]JACQUES DERRIDA,Marges de la philosophie[M].Minuit,1972.277. ?? [4](英)阿瑟•I•米勒,方在慶,伍紅梅.愛因斯坦•畢加索︰空間、時間和動人心魄之美[M].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27. ?

作者︰ 尚杰 責編︰ 範紅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