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新疆哲學社會科學網>> 理論前沿>> 黨的建設  

從黨委會的形成到黨委會工作方法的提出

2018年03月09日 02:49:38 來源︰ 《中國共產黨》2017年08期

    在中國共產黨自身建設的歷史中,黨的組織建設,包括組織機構的設置和其內部的機制的建構,無疑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黨的政治建設、思想理論建設、作風建設、制度建設等等,也都和組織建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甚至相互支持、補充,只是角度和強調的重點有別。

    從以黨成立以來96年的歷史為背景,回顧黨的委員會制度的形成、在不同歷史時期的作用,到黨委會工作方法的提出,及其歷史意義、現實意義,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到奪取全國勝利的28年間,中國共產黨從理想信念的確定到綱領宗旨的確定,從組織的設置(可稱為硬件)到組織內部的協調(可稱為軟件的配置),已經構建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完善的系統。

    而從黨的委員會這個組織形式的確立(1922年),到黨委會工作方法的提出(1949年),走過了27年時間,經歷了大革命、土地革命、中國人民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風風雨雨。黨的組織,從最初的50多人發展到2016年的8800多萬名黨員,取得了革命、建設、改革開放的輝煌成就。究其原因,黨組織的設置和其內部的機制發揮了重要作用。

    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關系到黨的生死存亡,也直接關系和影響到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和前途。所以,中國共產黨肩負著重大的歷史責任和使命,必須與時俱進,既要保持先進性、純潔性,又要保持活力、戰斗力和凝聚力。

    中國共產黨在不斷地推陳出新,同時也注意歷史的延續,優秀文化的傳承,黨的光榮傳統作風的繼承和發揚。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重溫的《黨委會的工作方法》,實際上正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打江山的28年間,黨在自身建設方面寶貴經驗的總結。

    一、在“兩學一做”活動中重溫《黨委會的工作方法》的意義

    最近在全黨範圍內開展的“兩學一做”學習教育,即“學黨章黨規、學系列講話、做合格黨員”,就是一項加強黨的建設的新措施、新辦法。

    (一)“兩學一做”是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和純潔性的新舉措

    隨著社會的發展、條件的變化,黨的建設需要與時俱進,不斷采取新的措施、新的辦法。“學黨章黨規、學系列講話、做合格黨員”,要求簡潔而明了,極具針對性和操作性。

    黨章黨規,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就確定和遵循的基本組織原則,也是適應著革命、建設、改革的不同歷史時期對每個共產黨員提出的起碼要求。系列講話,則是習近平同志近年來的多次講話,特別是其中提出的共產黨員要加強黨性修養,始終心系黨、心系人民、心系國家,時刻保持共產黨員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等重要內容。2016年2月25日,中組部下發通知,傳達了習近平同志要求全黨重溫《黨委會的工作方法》的指示。通過“兩學一做”活動,可以弄清楚每一名共產黨員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明白黨組織對每個黨員最基本的要求是什麼。這是一次很有意義的學習教育,也是提高黨員黨性,保持和增強共產黨員先進性的重大舉措。

    我們的學習路徑是通過重溫《黨委會的工作方法》,學習和掌握科學的工作方法和領導藝術,學習和掌握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水平。

    (二)《黨委會的工作方法》的豐富內容

    收入《毛澤東選集》第4卷的《黨委會的工作方法》,是毛澤東在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所作的會議總結的第二部分,共2761個字,分為12條。一、黨委書記要善于當“班長”。二、要把問題擺到桌面上來。三、“互通情報”。四、不懂得和不了解的東西要問下級,不要輕易表示贊成或反對。五、學會“彈鋼琴”。六、要“抓緊”。七、胸中有“數”。八、“安民告示”。九、“精兵簡政”。十、注意團結那些和自己意見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十一、力戒驕傲。十二、劃清兩種界限。

    (三)《黨委會的工作方法》的歷史意義

    1.《黨委會的工作方法》提出的歷史背景

    《黨委會的工作方法》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提出,面臨的形勢和重大變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即將由局部執政的黨成為全國執政的黨。黨怎樣適應新的形勢,繼續發揮好領導作用、保持黨的先進性,鞏固執政黨地位?這是黨在千頭萬緒的工作中,必須考慮的一個重大問題。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在西柏坡(原河北省建屏縣西柏坡村,今屬平山縣)召開。全會討論在全國勝利的局面下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到城市,以生產建設為中心任務;研究和規定黨在全國勝利後,使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發展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總任務和主要途徑;號召全黨在勝利面前,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和艱苦奮斗的作風(兩個務必)。

    全會最後一天即3月13日,通過了根據毛澤東的報告寫成的《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決議》。決議通過前,毛澤東作了會議總結。總結共10個部分︰(一)對各戰略區工作的基本估計;(二)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三)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的統一;(四)關于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的關系;(五)“畢其功于一役”;(六)如何幫助王明同志改正錯誤;(七)關于工人罷工和依靠工人階級問題;(八)中央政治局繼續工作,這次全會不再增選;(九)人民代表會議制度和黨的代表會議制度;(十)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選。

    為迎接新中國的建立,工作千頭萬緒。毛澤東保持清醒頭腦,分析估計工作後便提出黨委會的工作方法問題。

    2.正確的工作方法的重要性

    《黨委會的工作方法》是一篇加強黨委領導班子建設、提升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的光輝文獻。

    毛澤東在《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中對工作方法的地位和作用有明確的論述,主要觀點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正確的工作方法是各級黨委會搞好工作的重要保障。毛澤東在《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中指出︰“我和政治局的同志覺得,要有以上這些方法,才能把黨委的工作搞好。除了開好代表大會以外,黨的各級委員會把自己的領導工作做好,是極為重要的。我們一定要講究工作方法,把黨委的領導工作提高一步。”[1]189-193

    (2)正確的工作方法直接關系到黨的方針政策的能否落實。“目前各中央局、分局都領導很大的地區,擔負很繁重的任務。領導工作不僅要決定方針政策,還要制定正確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確的方針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還是要發生問題。”

    (3)做好各級黨委會的領導工作和開好黨的代表大會同等重要。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期間,黨的最高機關就是黨的全國代表大會;而其閉會期間,則是中央委員會。這是1922年中共二大章程就已經明文規定的。全國代表大會為黨的最高機關;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中央執行委員會為最高機關。對各級黨委會來說,代表大會的地位和黨委會同樣重要。

    3.《黨委會的工作方法》的核心是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中國共產黨一貫的組織原則。既充分發揚民主,反對個人包辦、獨斷專行等錯誤;又要在民主的基礎上進行集中,反對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等傾向。集體決策、分工負責是黨委會的一個根本原則。

    二、黨的委員會制度的確立和形成

    (一)委員會、黨委會、黨委的含義

    委員會,按《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政黨、團體、機關、學校中的集體領導組織;或機關團體、學校等為了完成一定的任務而設立的專門組織。

    黨委會,是指黨的委員會。特指中國共產黨的各級委員會。如省、市、縣各級委員會,可以說是各級黨委會的簡稱。黨委,是黨委會的簡稱。

    (二)委員會是中國共產黨成立時就確定的組織機構名稱

    黨委會的由來。回顧歷史可以發現,在1921年7月召開的中共一大上,當時只有50多名黨員的中國共產黨,在代表大會上提出和討論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有資料說是陳獨秀起草的),綱領規定︰“凡有黨員五人以上的地方,應成立委員會。”[2]2這就是說,中國共產黨從宣告成立,就要求共產黨員組織起來,在一定的組織範圍內活動。“委員會”,是黨員的組織機構名稱。

    中共一大黨綱明確規定,“凡是黨員不超過十人的地方委員會,應設書記一人;超過十人的應設財務委員、組織委員和宣傳委員各一人;超過三十人的,應從委員會的委員中選出一個執行委員會。”“委員會的黨員人數超過五百,或同一地方設有五個委員會時,應由全國代表會議委派十人組成執行委員會。如上述要求不能實現,應成立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上為俄文稿。英文稿的此條文字為︰“在黨員人數超過五百,或已成立五個以上地方執行委員會時,應選擇一適當地點成立由全國代表會議選出之十名委員,組成之中央執行委員會。如果上述條件尚不具備,應組織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以應需要。”)

    這些規定說明,組織起來的黨員,要根據黨員的人數多少,決定組織的規模,並進行適當的分工。學者們認為,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規定了實行委員會制。所謂委員會制,就是一種集體領導的組織模式,推選若干委員來履行組織的職責。

    黨的組織模式確定後,如何開展組織活動?也要制定相應的規則。為此,中共一大黨綱在談到地方委員會時指出︰“執行委員會的章程另訂”。在談到中央執行委員會時提出︰“關于執行委員會的工作和組織細則另訂”。這說明,中共一大對執行委員會這一組織高度重視,所以要對其專門制定章程和工作細則、組織細則。關于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組織章程是中共三大才討論通過的,地方的則未見到專門文件。

    中國共產黨在之後的實踐中發現,“執行委員會”的稱謂對組織的職能和職責似乎都有所限制,很容易被理解為只是被動的“執行”。事實上各級組織確實不光是“執行”的問題。特別是中央一級,在黨的代表大會閉幕期間,黨的中央機關還有制定政策的問題。即使在地方一級,也不光是死板的單純的“執行”問題,還要有創造性、創新性的問題。所以,從1927年中共五大起,不論是中央還是地方都直接稱為“委員會”,去掉了“執行”二字。

    96年來,中國共產黨能夠從小到大、由弱到強走到今天,黨章黨規是極其重要而堅強的保證。而關于委員會的制度,也一直延續到今天,成為中國共產黨能夠率領全黨和全國人民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目標的重要保障。

    (三)關于黨的組織機構的若干規定

    黨的一大沒有正式的黨章,但是通過綱領(列有第15條但漏第11條,實際為14條)。最重要的是第一條確定黨的名稱,宣告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第二條規定黨的綱領(4個方面)︰(1)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2)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斗爭結束,即直到消滅社會的階級區分;(3)消滅資本家私有制,沒收機器、土地、廠房和半成品等生產資料,歸社會公有;(4)聯合共產國際。中共一大將黨章的內容和黨綱的內容合在一起。第三條是承認蘇維埃管理制度,黨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實行社會革命。第四條是黨員條件,還有黨的紀律,等等。考慮到黨員數量少(有檔案資料記載為53人)和地方組織尚不健全(全國只有6個小組)的情況,中共一大決定暫不成立中央執行委員會,只設立中央局作為中央的臨時領導機構,選舉陳獨秀擔任書記(有資料記載副書記為周佛海)。

    中共一大後,黨的組織和黨的工作迅速發展,黨員由50多人發展到195人,黨的地方組織也有所增加。因此,迫切需要制定正式的章程來指導和協調黨內生活,統一全黨行動,以確保黨的任務和綱領的完成。于是,1922年中共二大通過《中國共產黨章程》簡稱二大黨章,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正式黨章,共6章、29條。分為黨員、組織、會議、紀律、經費、附則六個部分。其中,對黨員條件和入黨手續,黨的組織機構、組織制度、黨的各級組織的建設、黨的紀律等作了具體規定。

    關于黨的組織,二大黨章設有專章、7條,對黨的各級組織的設置作了明確的規定,使黨的組織形成一個系統。黨的各級組織包括︰中央執行委員會、區執行委員會、地方執行委員會及支部、黨的小組。黨的組織系統為中央、區、地方及支部四級體制。中央、區、地方設立執行委員會,支部則由地方委派干部。“各農村各工廠各鐵路各礦山各兵營各學校等機關及附近,凡有黨員三人至五人均得成立一組,每組公推一人為組長,隸屬地方支部。”“各組組織,為本黨組織系統,訓練黨員及黨員活動之基本單位,凡黨員皆必須加入。”其中第一次提到黨的“組織系統”。

    二大黨章對黨的組織規定,比一大黨綱有明顯的進步,不僅內容更加豐富,而且更為具體。依照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二大黨章對黨的各級組織作出了四種非常重要的制度規定。一是“推舉制”,即各級執行委員會委員均由黨員大會或代表會“推舉”產生;二是“任期制”,即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任期半年,可以連選連任;三是“分權制”,即中央執行委員會執行大會的各種決議,審議及決定本黨政策及一切進行方法,區及地方執行委員會執行上級機關的決議並在其範圍及權限以內審議及決定一切進行方法;四是“委員長制”,各委員會均互推委員長一人總理黨務及會計,其余委員則協同委員長分掌各項工作。

    同時,中共二大還通過了《關于共產黨的組織章程決議案》,其中,首先強調了中國共產黨的性質,說明“我們共產黨,不是‘知識者所組織的馬克思學會’也不是‘少數共產主義者離開群眾之空想的革命團體’,‘應當是無產階級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廣大群眾組織起來為無產階級之利益而奮斗的政黨,為無產階級做革命運動的急先鋒’”。這就澄清了在這個問題上的模糊認識。同時,文件強調了黨和群眾的關系、黨的紀律,認為這是“兩個重大的律”即重大的帶規律性的問題。中國共產黨的活動“必須是不離開群眾的”;中國共產黨的“組織與訓練必須是很嚴密的集權的有紀律的”。

    中共二大通過的這個重要文件,全文不到千字(只有816個字),卻第一次對黨的組織建設的原則、方針等問題作出了比較具體、明確的規定。這也成為今天中國共產黨強調群眾路線、群眾實踐,政治紀律、組織紀律的最初文件依據和重要思想源頭,對于黨的自身建設具有重要指導意義。這就是說,加強黨的建設,是貫徹實施黨的綱領的重要組織保證。

    1923年6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共三大,修訂通過了新的黨章,同時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法》。這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後,關于黨中央組織結構、職權分工、工作制度等第一個法規性文件。全文773個字,10個方面,主要內容有︰

    (一)規定了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產生、地位及擔負的各項任務。文件規定︰“中央執行委員會由本黨常年大會選出。”它的地位和任務是︰“一切行動對大會負責,在兩大會之間為本黨最高指導機關,管理各區各地方之行動,發行用本黨名義之出版物;並管理派遣做青年,婦女,勞工,農民等工作之職員。”所以,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對各地區和青年、婦女、工人、農民等各方面的指導工作。

    (二)規定了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人員、分工及報告制度。“中央執行委員會以九人組織之。中央委員缺職時應以候補委員補缺。”中央執行委員會一旦成立,就要立即開始履行工作職責,不能有絲毫懈怠。“大會後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即應分配工作,並選舉五人組織中央局。”其余四人分派各地,贊助該地方委員會一同工作,每星期將所在地情形報告中央局一次。

    (三)關于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局應擔負的職權。在中央執行委員會基礎上選舉產生的中央局,實際上是黨的領導核心。“中央局以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行使職權,由執行委員會選出委員長秘書及會計三人,分別執行具體職務。”其職務包括︰1.“委員長主席一切中央局及中央執行委員會之會議,遇委員長缺席時,由中央局互推一人代理委員長之職權。”2.秘書員負責本黨內外文書及通信及開會記錄之責任,並管理本黨文件。本黨一切函件須由委員長及秘書簽字。3.會計在中央督察之下,管理本黨財政行政,並對于各區各地方及本黨一切機關之財政行政負責。

    (四)關于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會議制度。可分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會、中央局、特別會議幾種。根據需要,“中央執行委員會常會每四個月開一次,中央局每星期開會一次。中央局自己或經中央執行委員四人之請求,可召集特別會議”。在請求召集特別會議時,需要書面說明開會討論之問題及其理由。

    (五)關于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集人的規定。會議主要由委員長和秘書負責召集和準備日程等。“中央執行委員會之一切會議,須由委員長與秘書召集之,附加會議之日程。”

    (六)關于會議決定權問題。“中央執行委員會及中央局之一切決定,以多數取決,但召集臨時全黨大會之議決,須以三分之二的多數取決。”基本上還是遵循著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

    (七)關于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集全國大會時應負的責任。要求“中央執行委員會,須在全黨大會開會日期前至少兩月通知召集,附寄議事日程草案,並請地方于通知後一月內交齊議案。各地方議案須互換”。按此規定,中央要提前通知、提供草案,並交換地方議案;而地方則要限期交齊議案。而且,“中央執行委員會之報告,在開會一月之前寄與地方”;“中央執行委員會財政報告,由大會指定審查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不得當選)審查後報告大會”。這些有關黨的代表大會非常細致而重要的工作,在中共三大第一次有了明確規定。

    (八)關于黨的臨時大會。從中共二大起就規定一年召開一次黨的代表大會,而有時需要召開臨時大會,其具體程序是︰“如有本黨三分一之區代表全黨三分一之黨員之請求時,執行委員會必須在接到請求書之一月內召集本黨臨時大會。請求書上必須說明請求召集臨時大會之理由。”[2]453-454

    上述規定,有許多規矩。2016年1月13日,在十八屆中央紀委第五次全會上,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講話提出,要“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把守紀律、講規矩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1月16日,習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進一步提出︰“堅持黨的領導,首先是要堅持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這是一條根本的政治規矩。”像中國共產黨這樣一個擁有8000多萬黨員的大黨,沒有紀律和規矩,就注定成為一盤散沙。而“在所有黨的紀律和規矩中,第一位的是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

    黨章是全黨必須遵循的總章程,也是總規矩。現行黨章是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修改制定的。30多年來,在保持黨章基本內容穩定的前提下,根據形勢和任務發展變化,黨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和十八大都對黨章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

    黨的紀律,這是對黨員的剛性約束,政治紀律更是全黨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場、政治言論、政治行動方面必須遵守的剛性約束。國家法律,這是黨員、干部必須遵守的規矩。黨在長期實踐中還形成了優良傳統和工作慣例。習近平說,西柏坡“這里是立規矩的地方”。中國共產黨1949年在西柏坡立下了“六條規矩”︰“一、不做壽;二、不送禮;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國同志同馬恩列斯平列。”

    三、黨委會制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不斷完善

    黨委制是保證集體領導、防止個人包辦的黨的重要制度;如何保障這個制度,使其在執行中更好發揮集體領導作用?采取和通過什麼具體措施?中國共產黨在實踐中不斷探索總結提高。以1921年至1949年奪取全國性勝利的歷史為限。

    (一)建黨初期對黨委會的有關規定

    黨的一大沒有正式的黨章,但是通過綱領將黨章的內容和黨綱的內容合在一起。黨的一大考慮到黨員數量少和地方組織尚不健全的情況,決定暫不成立中央執行委員會,只設立中央局作為中央的臨時領導機構,選舉陳獨秀擔任書記。

    黨的二大通過《中國共產黨章程》,這也是一個正式的黨章。其中規定,選舉產生中央執行委員會。陳獨秀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這個章程分6章、29條,詳細規定了黨員條件、入黨手續、黨的組織系統,以及黨的組織原則、紀律和其他制度。

    中共二大章程規定︰全國代表大會為黨的最高機關;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中央執行委員會為最高機關;全國代表大會及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議,全體黨員必須絕對服從;黨的一切決議均取決于多數,少數絕對服從多數。它要求從黨的中央到基層組織都要有嚴密的組織系統,要有集權精神與鐵的紀律,避免無政府的“烏合的狀態”;無論何時何地,每個黨員的言論必須是黨的言論,每個黨員的活動必須是黨的活動。每個黨員都要在行動上受黨中軍隊式的訓練,不能以資產階級法律秩序的觀念來看待黨內的紀律與集權,而“應以共產革命在事實上所需要的觀念施行之”。

    中共二大還強調,要把黨建設成為一個能夠實行無產階級革命的“大的群眾黨”,既不是學會組織,也“不是少數人空想的革命團體”。“我們的組織與訓練必須是很嚴密的集權的有紀律的,我們的活動必須是不離開群眾的。”

    上述規定,對于把黨建設成為一個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集中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正因為“我們的黨從最初組織起就有自我批評和思想斗爭,就確定了民主集中制,就有嚴格的組織與紀律,就不允許派別的存在,就嚴厲地反對了自由主義、工會獨立主義、經濟主義等,因此在我們黨內公開提出系統的組織上的右傾機會主義的理論,是還沒有的”。“就這方面說,我們走了直路”。[3]235-236

    黨在實際工作中堅持實行嚴格的紀律,對違反紀律、不符合標準的黨員予以嚴肅處理。陳公博和周佛海兩人在建立黨的早期組織過程中曾做過一些工作,並被選為代表出席了黨的一大,但不久就嚴重違反黨的紀律。黨毫不留情地將這樣的人清理出去,因而保持了黨組織的純潔性。

    中共三大時的黨員為420人;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修正章程》,共6章30條。它和二大通過的黨章相比較,基本是二大黨章原來的結構和內容,只是個別條文有改動。如在關于黨員入黨手續方面,第一次規定了新黨員候補期(勞動者三個月,非勞動者六個月)。黨章還分別規定了候補黨員和正式黨員的權利和義務。

    1925年1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修正章程》。章程規定,“凡有黨員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將黨的支部規定為黨的基層單位。並規定從四大開始對中央委員會委員長的職務,改稱為“總書記”;地方各級黨的執行委員會的委員長職務,改稱為“書記”。

    1927年4月至5月中共在武漢召開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沒有專門討論修改黨章的問題,在五大通過的《組織問題決議案》中,“認定必須改正並補充舊時的黨章”。五大閉幕後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6月1日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修正章程決案》。這個修正章程決案共有12章85條,對四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修正章程》作了許多新的補充和修正,特別是在黨的組織系統方面,作出了較前四個黨章更為詳盡系統的規定。其中,第一次明確規定“黨部的指導原則為民主集中制”。這是在我們黨的根本法規上,第一次出現民主集中制的提法。同時,第一次規定入黨者的年齡必須在18歲以上。第一次把黨與青年團的關系列入黨章。修正章程在“黨的中央機關”一章中,明文規定中央委員會除選舉正式中央委員一人為總書記外,還要選舉“中央正式委員若干人組織中央政治局指導全國一切政治工作”,體現了加強集體領導的精神。從此,中央政治局開始設立。

    (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

    大革命失敗後,中共中央召開八七會議,在重要的轉折時期,提出正確的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方針。

    1927年9月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軍在攻打大中城市失利後,向南轉移,途中處境十分困難。部隊中黨的組織不健全,思想比較混亂;缺乏彈藥,沒有給養,指戰員傷病殘增多;在江西省萍鄉縣蘆溪又遭敵人伏擊,總指揮盧德銘犧牲。因此,許多人情緒低落,不少人離隊。9月29日,部隊到達江西省永新縣三灣村時,前委決定對保留下來的不足千人的隊伍進行改編︰由原來的一個師縮編為一個團;建立黨的各級組織和黨代表制度,黨的支部建在連上,班、排有小組,連以上設黨代表,營、團建立黨委;在連以上建立各級士兵委員會,實行民主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三灣改編從組織上確立了黨對軍隊的領導,是把工農革命軍建設成為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的重要開端。

    (三)全國抗日戰爭時期

    全國抗戰爆發前後,中國共產黨人認識到,必須在抗日戰爭中發揮“重大的領導和推動作用”。[4]206毛澤東提出“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提出共產黨員要在民族戰爭中發揮模範作用,要在軍隊、政府、群眾工作等各方面爭當模範,發揮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的作用。

    在抗戰最困難的時期,為了迎接新的大發展局面的到來做好準備,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大力加強黨的建設,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指出︰要把中國共產黨進一步建設成為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黨,以擔負起偉大而艱難的革命事業。這就要求全體黨員和黨的各個組成部分都在統一意志、統一行動和統一紀律下面,團結起來,成為有組織的整體;要求全體黨員,尤其是黨員干部,更加增強自己的黨性鍛煉,把個人利益服從于黨的利益,把個別黨的組成部分的利益服從于全黨的利益,使全黨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決定指出黨內存在的各種違反黨性的錯誤傾向,如個人主義、無組織狀態、分散主義等,並提出了克服這些錯誤傾向的辦法。自此以後,增強黨性鍛煉成為黨的建設的重要內容。

    為了適應殘酷的戰爭環境,解決抗日根據地黨政軍民關系中某些不協調的現象,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關于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系的決定》。決定指出︰“根據地領導的統一與一元化,應當表現在每個根據地有一個統一的領導一切的黨的委員會。”這里所說的統一領導,是指黨從政治上對政權、軍隊、民眾團體等一切其他組織的領導,是指大政方針的領導,而不是領導一切具體事務,更不是包辦代替一切工作。決定規定︰中央代表機關(中央局、分局)及各級黨委(區黨委、地委)為各地區的最高領導機關,統一對各地區黨政軍民工作的領導;中央代表機關及區黨委、地委的決議、決定和指示,同級政府的黨團,軍隊的軍政委員會、政治部和民眾團體的黨團及黨員,均須無條件執行;各級黨委嚴格執行民主集中制,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

    根據這個決定的精神,中共中央先後建立和健全了在各地區的中央代表機構。各中央局(分局)都直屬中共中央。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實行,增加了黨的團結,統一了抗日根據地各部門的工作步調,保證了黨的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從而有力地推動了對敵斗爭的發展及根據地的鞏固和建設。

    (四)解放戰爭時期

    加強黨的自身建設是全國解放戰爭最終勝利的重要保證。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黨的隊伍空前壯大。中共中央大力加強黨的建設,經過整黨、整軍運動的相繼開展,進一步鞏固黨的組織,提高廣大黨員的覺悟,保證了黨的各級組織和廣大黨員始終站在人民解放斗爭的最前列,成為團結人民、爭取勝利的堅強核心。面對即將奪取全國政權的新形勢、新情況,中共中央適時地強調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加強組織性紀律性,認真執行民主集中制,建立定期請示報告制度,健全黨委制,不僅使黨的團結和統一達到了延安整風運動以來的歷史新高度,而且切實保證了黨的綱領、路線和各項方針政策的正確貫徹執行。

    四、從健全黨委制到《黨委會的工作方法》

    黨的委員會從建立到健全是一個由粗到精、從比較籠統到相當具體的提高過程。這其中,首先遇到的是如何認識首長制和黨委制及其關系問題。此時,原新四軍領導人陳毅(1947年後山東野戰軍和華中野戰軍根據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命令進行合編,組成華東野戰軍,由陳毅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在此過程中對黨委會問題有過深入思考,並和毛澤東有過交流,這對毛澤東了解部隊情況有所幫助,使他對黨委領導和首長制有了比較。

    (一)首長制和黨委制的關系

    1947年2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在軍隊中組織黨委會的指示,指出︰“關于軍隊中黨的組織形式,七大時已有原則決定,應根據古田會議決議的原則,組織軍隊中各級黨委會,以避免軍隊中單純的首長制所產生的一些缺點。根據晉冀魯豫實行這種改組的經驗,證明這種改組是正確的,舉凡關于作戰、工作、政策及干部等問題,除緊急情況之處斷應由首長擔負外,在一般情況下,經過軍隊中各級黨委會之民主討論和決定,再由首長執行,較少數首長人員之間商談解決,更為全面與適當,因而加強黨對軍隊的領導作用,使各種工作能更好的進行。”[5]171按照中共中央的這個指示,各軍區、各野戰軍的團以上單位先後將軍政委員會改組為黨的委員會,從而有效地加強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同年12月底,陳毅奉命到陝北米脂縣參加中央十二月會議。中央十二月會議的主要內容是為了全面制定黨的行動綱領,準備奪取全國勝利。1948年1月7日,陳毅奉命趕到目的地時,會議已經結束。按照毛澤東的安排,陳毅看了會議文件和記錄,隨後于2月4日離開楊家溝東返。

    在楊家溝近1個月的時間里,陳毅同毛澤東談到黨委會問題。毛澤東把黨委領導和首長制進行了比較,認為“首長制與黨委領導各有好處,實行黨委領導,能夠發揚民主,一切問題經過討論,可以更正確,毛病就是什麼問題都要議一下,可能動搖決心;首長制不大民主,形成個人領導,但首長保有最後決定權,可以避免議論紛紛”。陳毅說︰“首長制和黨委領導可以結合,只要運用得好,不一定會矛盾。”毛澤東也同意這種看法。二者結合的辦法,就是黨委領導第一,首長制第二,黨委會閉會後,就行首長制。[6]451

    陳毅返回華東野戰軍後,于1948年4月寫下了《談談黨委領導問題》,認為因為黨委制和首長制要二者結合,所以“要教育干部不能因健全黨委領導而輕視首長職權,同時,不能因保留首長制而削弱黨委領導,不能兩者矛盾,而是應當結合,環境許可時,應盡量民主討論,求得意見一致,環境不許可討論時,首長就要大膽負責,決定問題,不要顧慮人家說你獨裁,我們要強調民主,但不要因此減弱軍政首長的威信。在黨委開會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允許爭論,但一經決議,就要無條件的服從黨委領導,堅決執行黨委決議,這才是原則態度”。[6]451-452

    陳毅認為︰“黨委會研究問題時,允許意見分歧,允許爭論,但最後一定要求得一致,求得一個正確的意見。黨委書記不要認為非通過我的意見不可,那樣就會變成黨內家長制。黨委書記要善于吸收意見,自己的意見不妥當,要善于撤回,但不是人家一提出不相同的意見,就撤回自己的意見,那樣就會變成沒有主見沒有中心,應當深思熟慮,對原則問題一定要堅持,具體方法問題盡可能吸收和采取人家的意見,使人家感覺在黨委里面還能起些作用,積極性才會提高。”[6]452

    陳毅還對部隊中設立黨委時,“書記是否一定由政委擔任?”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陳毅認為︰“黨委書記與政委之間應互相尊重。”黨委書記也不是樣樣事情都要管。“書記的職責只是在黨委會開會時,他當主席,討論問題分歧最後決定時,他投最後一票來決定問題,閉會後督促決議的執行,協助各部門解決工作中的困難,研究工作的經驗,準備下次黨委會的議事日程,各部門的具體工作不要去干涉,不要什麼事都要照自己的意見辦,更不要以為不照自己的意見辦事就是反黨,因為黨委之間,沒有我大你小之分,只有意見是非之別,黨委書記如果認為自己意見對,就要想辦法說服其他委員,自己意見不對,就要吸收人家意見,書記只是黨委的中心,不要把‘中心’變成‘獨裁’。黨委會開會後,具體工作也要有商量。但到了十分必要的時候,部隊屬于生死存亡關頭,就要能‘獨斷’,那種時候就靠首長的決心與魄力,其他同志要保證他的決心貫徹,不要動搖他的決心,即算錯了,以後再講。”[6]453

    陳毅認為︰“軍隊比地方不同,有時非靠首長決斷不可,發揚民主不能妨礙這種必要的個人決斷。但這種情況一般不多,不能因需要首長決斷而否定發揚民主。有些同志喜歡簡單,怕麻煩,可能認為這樣是太麻煩,不好辦,這種想法必須糾正。”[6]453-454

    (二)《關于健全黨委制》文件的起草

    鑒于陳毅提出的觀點和看法很有代表性,如何健全黨的集體領導制度是一個極為重大且有普遍性的問題,毛澤東于1948年9月20日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健全黨委制》的文件,明確提出健全黨委制的任務。

    按通常的理解,強調“健全”的意思,實際上是指原來已經有的黨委制,還存在著缺陷和不足。針對當時黨內特別是黨委會工作存在的問題,比如︰“重要問題的解決,不是由黨委會議做決定,而是由個人做決定,黨委委員等于虛設。委員間意見分歧的事亦無由解決,並且听任這些分歧長期地不加解決。黨委委員間所保持的只是形式上的一致,而不是實質上的一致”。這里實際上批評的是兩個問題,一是黨委會由個人包辦,二是黨委會內部長期存在分歧。毛澤東強調,“此種情形必須加以改變”。如何改變?“黨委制是保證集體領導、防止個人包辦的黨的重要制度”,必須把制度健全起來。

    為此,毛澤東在文件中強調︰各級黨委,必須建立健全黨委會議制度,一切重要問題均須交委員會討論,由到會委員充分發表意見,作出明確決定,然後分別執行。從中央局至地委,從前委至旅委以及軍區(軍分會或領導小組)、政府黨組、民眾團體黨組、通訊社和報社黨組,地委、旅委以下的黨委亦應如此。高級領導機關的部(例如宣傳部、組織部)、委(例如工委、婦委、青委)、校(例如黨校)、室(例如研究室),亦應有領導分子的集體會議。黨委會討論重要問題,當然不是無關重要的小問題或者已經會議討論解決只待執行的問題。(這實際上是要在充分發揚民主的基礎上對重大問題進行集體決策,集中和發揮集體的智慧。)

    同時,還要注意每次會議時間不可太長,會議次數不可太頻繁,不可沉溺于細小問題的討論,以免妨礙工作。在會議之前,對于復雜的和有分歧意見的重要問題,又須有個人商談,使委員們有思想準備(安民告示),以免會議決定流于形式或不能作出決定。委員會又須分別為常委會和全體會兩種,不可混在一起。此外,還須注意,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二者不可偏廢。軍隊在作戰時和情況需要時,首長有臨機處置之權。[7]1340-1341這個文件言簡意賅,僅567個字,但在黨的制度建設史上卻意義重大。

    對于這一健全黨委制的文件,鄧小平在1956年9月16日中共八大上所作的《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曾深刻地闡述了其重要性。他指出︰“在我們黨內,從長時期以來,由黨的集體而不由個人決定重大的問題,已經形成一個傳統。違背集體領導原則的現象雖然在黨內經常發生,但是這種現象一經發現,就受到黨中央的批判和糾正。中央在一九四八年九月關于健全黨委制的決定,對于加強黨的集體領導,尤其起了重大的作用。”“這個決定在全黨實行了,並且直到現在仍然保持著它的效力。”“這個決定的重要意義,在于它總結了黨內認真實行集體領導的成功的經驗,促使那些把集體領導變為有名無實的組織糾正自己的錯誤,並且擴大了實行集體領導的範圍。”[8]229,230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這個文件,不僅使黨內民主得到進一步發揚,黨內政治生活更為融洽,更為重要的是為黨的路線方針的貫徹執行,提供了更強有力的組織保障。為了“發展黨內民主”,[9]137毛澤東在1948年9月更深入地探討了發揚黨內民主和黨的制度的關系。他指出︰“實現黨內民主的辦法,是實行代表大會及代表會議的制度。”代表大會制度和代表會議制度都是發揚黨內民主的制度。這就是說,共產黨不僅在一般意義上強調發揚黨內民主,還要以黨的代表大會及代表會議制度來加以保證。毛澤東明確指出︰“我們黨內是有民主的,但是還不足或者缺乏,現在要增加。辦法是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代替干部會議。干部會議的好處是迅速、便利,召集比較容易,代表會議要保存干部會議的好處,不要太繁雜了。”總的目的還是要發展黨內民主。

    由重視黨內民主到實行代表大會及代表會議制度,健全黨委會制度,這是中國共產黨民主建設思想的新發展。按照黨章規定,黨的代表大會是黨的最高機關。而大會選出的領導機構即黨的中央委員會,肩負著在黨的代表大會閉幕期間實施、實現黨的路線和任務的重任,其地位和作用決不可忽視。因此,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要正確處理黨的代表大會和黨的委員會的關系。在開好黨的代表大會的同時,還必須把黨的各級委員會的工作搞好。否則,黨的代表大會提出的綱領和任務不能得到真正的落實和完成。

    (三)從健全黨委會到注意黨委會工作方法

    由重視黨的代表制度到專門研究黨委會的工作方法,這是中國共產黨民主建設思想的又一發展。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列出了黨委會工作12種方法。這比起半年前(1948年9月)健全黨委制中提出的充分發揚民主,進行集體決策等原則和方法,無論是問題的深度還是內容涵蓋的廣度,都有了極大地豐富和提升,使黨委會的工作方法更為系統、全面,這些民主的方法,對于提高黨委會的工作能力和水平,貫徹落實黨的綱領和任務,效果的明顯是不言而喻的。

    (四)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在黨的民主作風建設方面有新的進展

    全會不僅規定了黨委會工作方法12條,還在七大提出三大作風即理論和實際的結合、和人民群眾緊密聯系、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作風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兩個務必”的思想,即務必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這使全黨同志在奪取全國勝利之前有了正確的思想武裝,有了更多的思想準備。這也為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

    回顧中國共產黨民主革命時期歷史,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在自身建設方面留下的一串串腳印,已經成熟的中國共產黨在即將掌握全國政權時,已經形成了一整套正確有效的工作方法。這也給我們留下了許多啟示和寶貴的精神財富。這些黨委會的工作方法,既蘊含著馬克思主義建黨理論的一般要求,又體現了中國作風和中國方式。時光荏苒,再過4年,中國共產黨將走過整整一個世紀。雖然共產黨的執政條件和社會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留下的這篇文章的基本思想卻歷久彌新,對于各級黨委(黨組)領導班子成員特別是主要負責同志學習掌握科學的工作方法和領導藝術,學習掌握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仍然具有重大指導意義。原文參考文獻︰? [1]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6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 [2]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 [3]劉少奇論黨的建設[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 ?? [4]任弼時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 [6]陳毅.談談黨委領導問題[M].陳毅軍事文選.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6. ?? [7]毛澤東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8]鄧小平文選︰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作者︰ 李蓉 責編︰ 範紅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