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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列寧的建黨學說中汲取全面從嚴治黨的理論養分

2018年03月09日 02:50:41 來源︰ 《中國共產黨》2016年09期

    全面從嚴治黨是“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靈魂和統率。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已形成大氣候,但它永遠在路上,是黨的建設偉大工程中一個永恆性的歷史課題。

    為了把這一歷史性課題不斷地深入做下去,使我們黨始終保持先進性和純潔性,始終成為中國工人階級和中國各族人民的先鋒隊,始終不愧為名副其實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第一個前提是需要有科學思想理論的武裝和指導。當前,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了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發表了一系列關于黨的建設的新論述、新觀點。歷史是最好的營養劑,集中體現在《列寧專題文集•論無產階級政黨》中的列寧的建黨學說,就是這樣的科學思想理論。它收入了列寧在各個時期涉及黨的建設的代表性著作29篇,相關重要論述50條,有20多個完全可以單列研究並成文的重大論斷。本文只是就與當前全面從嚴治黨關系更為密切的角度,從理論與實際的結合上,對其中幾個論斷做些解讀和闡述。

    排除意見分歧和思想混亂,用黨的綱領來鞏固思想一致

    這個論斷是列寧在1900年8月《〈火星報〉編輯部聲明》中提出來的。當時的情況是,1898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成立大會上發表了黨的《宣言》,指出這個黨要在革命的社會民主主義(即科學社會主義)的統一旗幟下進行工作和戰斗,重要意義在于公開宣布了黨的目的。但實際上黨內在相當範圍存在著思想動搖,傾心于時髦的“對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和第二國際的“伯恩施坦主義”,散布所謂“經濟派”的觀點。經濟派是伯恩施坦修正主義的追隨者,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俄國黨內的機會主義派別,它通過自己的主要報刊《工人思想報》和《工人事業》,鼓吹工人階級只進行爭取提高工資、改善勞動條件之類的經濟斗爭,崇拜工人運動的自發性,否認政治運動,否認向工人運動灌輸社會主義意識的必要性,誘使工人階級離開革命道路淪為資產階級的政治附庸。針對這種情況,列寧認為建立和鞏固黨,也就是建立和鞏固全體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的統一,“首先,必須做到鞏固的思想一致,排除意見分歧和思想混亂”,“必須用黨的綱領來鞏固思想一致”[1]P49。其次,必須建立一個組織,它的任務之一是正常地向俄國各地供應定期的黨的機關報《火星報》。他強調要嚴格按照一定的方針辦報,“一言以蔽之,這個方針就是馬克思主義”,不斷發展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堅決反對伯恩施坦等人首先提出而目前甚為流行的那些似是而非的、曖昧不明的和機會主義的修正。後來在1919年3月俄共(布)八大上,他又強調說︰“我們必須從大家公認的一條馬克思主義原理出發,即綱領必須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綱領應該向群眾說明,共產主義革命是怎樣發生的,為什麼它是不可避免的,它的意義、實質和力量在哪里,它應當解決什麼問題。”[1]P339-340

    列寧這些論述雖然針對的是當時俄國社會革命運動中存在的渙散狀態、無政府狀態以及各種非馬克思主義觀點,但蘊含著必須在馬克思主義的統一旗幟下團結起來,全力以赴地建立一個鞏固的黨的深刻內涵,而這面統一的旗幟的集中表現就是黨的綱領。

    黨的綱領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它明確規定了黨的性質和宗旨、指導思想和奮斗目標。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把它當做黨的生命來看待,當做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頭等大事。1875年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兩派——以倍倍爾和李卜克內西為代表的愛森納赫派與拉薩爾派之間在許多原則問題上存在重大分歧,但前者為尋求妥協而拿原則做交易、理論上作讓步,為即將在哥達代表大會上合並為統一的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搞了個《哥達綱領》。那年5月馬克思在《給威•白拉克的信》中批評這個綱領充滿拉薩爾機會主義的雜質,是一個“極其糟糕的、會使黨精神墮落的綱領”,指出雖然“一步實際運動比一打綱領更重要”,“但是,制定一個原則性綱領……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樹立起可供人們用來衡量黨的運動水平的里程碑”[2]P296,並同時寄去《哥達綱領批判》這部不朽名篇。1875年3月恩格斯《給奧•倍倍爾的信》批判這個綱領時作出了著名論斷︰“一個新的綱領畢竟總是一面公開樹立起來的旗幟,而外界就根據它來判斷這個黨。”[2]P325-326黨的綱領既然是衡量黨的運動水平的“里程碑”,既然是黨公開樹立起來的“旗幟”,那麼只能用正確的科學的綱領來統一全黨的思想認識和實踐行動,否則無產階級的黨就不可能真正建立,建立了也不可能鞏固。列寧“必須用黨的綱領來鞏固思想一致”的論斷,正是對馬、恩精神的忠實繼承和直接引申。1906年9月,他在《社會革命黨的孟什維克》一文中還說過︰“馬克思主義要求把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清楚地劃分開。”[1]P339

    列寧締造的于1898年成立的無產階級政黨原名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但1895年恩格斯逝世後,第二國際的大多數工人政黨都蛻化為機會主義和改良主義的黨,列寧為了與之劃清界限,多次提出要更改這個名稱。十月革命勝利後的1918年3月,他在俄黨七大上專門作了關于修改黨綱和更改黨的名稱的報告,極其鮮明地提出“社會民主黨”這個名稱在科學上是不正確的,而“共產黨”這個名稱在科學上是唯一正確的,因為“我們開始社會主義改造的時候,應該給自己清楚地提出這些改造歸根到底所要達到的目的,即建立共產主義社會”[3]P456-457。大會接受列寧的提議,決定把“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改稱為“俄國共產黨(布)”。在這里,列寧實際上還把黨的綱領看作是由最低綱領與最高綱領的辯證統一體︰最低綱領是“社會主義改造”,最高綱領是“建立共產主義社會”。他在此後直到去世,就是堅定不移地用這一綱領來統一黨、鞏固黨,力求把黨建設成為布爾什維克化即馬克思主義化的政黨的。

    中國共產黨的歷代主要領導人,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不同歷史時期,根據馬克思主義創始者和列寧的重要論述,多次講過黨的綱領的重大意義,並在黨章中予以清晰表述,以此作為統一和鞏固黨的強大思想武器。現行黨章在“總綱”中明確宣布“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這是最高綱領;同時宣布現階段要“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是最低綱領(或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綱領),反映了全國各族人民在現階段的共同理想。兩者統一起來,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理想信念”。

    十八屆四中全會以來提出了“全面從嚴治黨”的新觀點新範疇,把它列為“四個全面”的內涵之一而且使之居于“軍中之帥”的地位。全面從嚴治黨,首先要思想上從嚴,關鍵是要從理想信念這個“總開關”著手。正如習近平在2012年11月十八大閉幕後指出的︰堅定理想信念,堅守共產黨人精神追求,始終是共產黨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是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是共產黨人經受住任何考驗的精神支柱。形象地說,理想信念就是共產黨人精神上的“鈣”,沒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堅定,精神上就會“缺鈣”,就會得“軟骨病”。現實生活中,一些黨員、干部出這樣那樣的問題,說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

    但是從改革開放以後的實際情況看,在黨的綱領問題上,黨內一直存在著意見分歧和思想混亂,尤其是相當一部分黨員干部理想信念缺失,已成為我們黨的肌體上的“軟肋”和沉痾宿疾。鄧小平同志多次指出︰“我們這麼大一個國家,怎樣才能團結起來,組織起來呢?一靠理想,二靠紀律。組織起來就有力量。沒有理想,沒有紀律,就會像舊中國那樣一盤散沙,那我們的革命怎麼能夠成功?”[4]P111江澤民也指出︰“要識別和挫敗國內外敵對勢力和平演變的圖謀,最重要的是靠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在思想上築起抵御和平演變的鋼鐵長城。”[5]P114十六大後的2006年,胡錦濤就警告︰“理想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信念的動搖是最危險的動搖。”[6]P1762009年十七屆四中全會關于黨建的《決定》列舉的黨內存在不符合黨的性質和宗旨的六個主要方面表現,第一條就是一些黨員、干部“理想信念動搖,對馬克思主義信仰不堅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缺乏信心”[7]P142。2011年胡錦濤“七一”講話概括的我們黨面臨的“四大考驗”,歸根到底主要是對黨和黨員理想信念的考驗,存在的“四種危險”,追根究源主要是一些黨員干部理想信念缺失的危險。2013年習近平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我們黨從誕生之日起就把馬克思主義寫在自己的旗幟上,把實現共產主義確立為最高理想,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信仰是共產黨人的命脈和靈魂。他指出在我們黨員、干部隊伍中,信仰缺失是一個需要引起高度重視的問題。在一些人那里,有的以批評和嘲諷馬克思主義為“時尚”;有的精神空虛,“不問蒼生問鬼神”,熱衷于算命看相、求神拜佛,迷信“氣功大師”;有的信念動搖,把配偶子女移民到國外、錢存在國外,給自己“留後路”,隨時準備“跳船”;有的心為物役,心里沒有任何敬畏,行為沒有任何底線。他強調沒有理想信念,或者理想信念不堅定,就可能導致政治上變質、經濟上貪婪、道德上墮落、生活上腐化,堅定的信仰始終是黨員、干部站穩政治立場、抵御各種誘惑的決定性因素。

    由上可見,在全面從嚴治黨中,首先必須在全黨廣泛而深入地進行黨章尤其是黨的綱領的教育,把堅定黨員干部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作為“牛鼻子”的東西牢牢抓住不放。

    只有以先進理論為指南的黨,才能實現先進戰士的作用

    關于革命的科學理論對無產階級政黨的重大意義,列寧有過大量論述。收入在這部《專題文集》中的《怎麼辦?(我們運動中的迫切問題)》,論述尤為集中和精闢。此書寫于1901年秋至1902年2月之間,其中第一章的標題是“教條主義和‘批評自由’”。“批評自由”是當時包括俄國在內的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最時髦最常用的口號。俄國的批評派與德國的伯恩施坦派和英、法等國的機會主義流派,“都成了一家弟兄,他們互相吹捧,彼此學習,一起攻擊‘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這是一場“同社會主義運動內的機會主義進行的第一次真正國際性的搏斗”[1]P53。列寧詳盡引述了伯恩施坦如何以所謂“新”的論據和理由對馬克思主義進行全面的“批評”即修正,來為第二國際大多數社會民主黨的變節提供理論依據。他指出“社會主義運動中的新的‘批評’派無非是機會主義的一個新的變種”,“‘批評自由’就是機會主義派在社會民主黨內的自由,就是把社會民主黨變為主張改良的民主政黨的自由,就是把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因素灌輸到社會主義運動中來的自由。”[1]P55在該章第四節“恩格斯論理論斗爭的意義”中,列寧指出恩格斯認為社會民主黨的偉大斗爭並不是只有政治的和經濟的兩種形式,而是有三種形式,同這兩種斗爭並列的還有理論的斗爭。正是在這一節中,列寧提出了被後來一切共產黨人奉為經典的著名論斷︰“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1]P70“……只有以先進理論為指南的黨,才能實現先進戰士的作用。”[1]P71那麼什麼是“革命的理論”和“先進理論”?當然是指馬克思主義。他在此前的1899年就已指出︰“只有革命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才能成為工人階級運動的旗幟”[1]P338;“我們完全以馬克思的理論為依據,因為它第一次把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科學”[1]P338。

    列寧的這些論述對中國共產黨確立自己的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正如毛澤東在1945年黨的七大上所說,我們黨從它一開始就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為基礎的黨,這是因為這個主義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最正確最革命的科學思想的結晶。在1954年的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他莊嚴地宣布︰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1957年3月的最高國務會議上又重申︰“工人階級及其政黨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就是馬列主義、共產主義思想。”[8]P87“左”的年代,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盡管毛澤東思想被大吹特吹,捧到至高無上的地位,但他本人還是多次說過不要丟掉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根本,1970年在廬山召開的九屆二中全會上還針對陳伯達等人的興風作浪嚴厲地指斥說︰我黨多年來不讀馬列,不突出馬列,竟讓一些騙子騙了多年。1977年鄧小平在批判林彪、“四人幫”無限抬高毛澤東思想時指出︰“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歸根到底是馬克思主義。”[9]P222在改革開放新時期,他號召全黨要適應新的形勢,善于重新學習,首先是學習、熟悉、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以加強我們工作中的原則性、系統性、預見性和創造性,防止在日益復雜的斗爭中迷失方向。江澤民強調黨在理論上的提高,是黨的領導的正確性、科學性的根本保證;無論是對黨還是對黨的干部來說,理論上成熟都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礎。胡錦濤明確指出︰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先進性首先表現在理論上的先進性,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武裝全黨,是我們不斷保持黨的先進性的根本經驗。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在系列講話中多次闡述黨員干部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性緊迫性,在2013年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又突出強調崇高信仰、堅定信念不會自發產生,要煉就“金剛不壞之身”,必須用科學理論武裝頭腦,對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來說,要把系統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作為看家本領。

    然而從全黨的現實情況來看,與黨的歷代主要領導人反復強調的這些要求還相去甚遠。改革開放以來,在這個問題上黨內比較普遍地存在三種傾向。一是對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不感興趣。相當一部分黨員和領導干部,只是埋頭業務,無心學習理論,認為理論空洞、抽象、枯燥,不管用,學了等于白學。不少人連習近平重要系列講話都沒有學過,黨的歷次代表大會和中央全會重要文獻都沒有認真看過,更不用說毛澤東、鄧小平的著作了,至于馬列主義原著那完全是辦公室里的擺設。更有甚者,還有不少人愛讀的是看相、佔卜、“厚黑學”、玩弄權術之類的“熱門書”,從中尋找如何使自己滿足私欲的竅門。二是缺乏理論功底和理論素養。如今我們大多數黨員和領導干部,不缺文化,不缺學歷,不缺工作激情,也不缺實踐經驗,唯缺理論水平。盡管我們黨現在已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但是在黨員干部中,究竟有多少人懂得這個體系的深刻內涵和歷史地位並正確地運用它來指導“四個全面”偉大實踐呢?尤其可悲的是有些人還重復當年俄黨和國際工運中那種所謂“批評自由”、“反對思想僵化”之類的口號,不懂馬列卻偏偏熱衷于批評馬列,不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特”在何處卻偏偏熱衷于批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三是對指導思想的馬克思主義一元化心存質疑。不少人認為當今中國社會是多種意識形態和思潮並存的社會,應當允許它們相互競爭,百家爭鳴,強調指導思想一元化會扼殺意識形態領域的生機活力,不利于思想文化的繁榮發展。殊不知我們黨、國家、社會和改革開放的性質,決定了馬克思主義必須處于指導地位,要以一元化的指導思想去引領和統領多元化、多樣化的意識形態和社會思潮,以確保我們事業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方向。因此全面從嚴治黨,當下特別需要注意並努力克服這三種傾向。

    注意黨員質量的提高,只讓有覺悟的真正忠于共產主義的人留在黨內

    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後,俄共(布)成為執政黨。這時黨的組織問題明顯突出起來。組織問題的核心是黨在執政條件下如何使自己的隊伍不致在錯綜復雜的新形勢下和新環境中腐化變質。列寧高度關注這個帶根本性的重大問題,在許多文章和報告中作了一系列深刻的極富啟示意義的論述。概括起來說,他的主要思想觀點是︰其一,對什麼叫執政黨,從一個獨特的視角作了畫龍點楮、一針見血的詮釋。1920年4月,他在俄共(布)九大閉幕詞中說︰“我們的黨是執政黨,因而自然也就是公開的黨,是加入之後就有可能掌權的黨,我們在這個時期不得不進行斗爭,防止壞分子,防止那些舊資本主義的渣滓鑽進和混入執政黨里來。”[1]P238執政黨“是加入之後就有可能掌權的黨”,這話講得妙絕了,深刻和精彩極了。在過去殘酷的白色恐怖年代,入黨是要冒殺頭危險的,而現在黨執政了,入黨意味著有權可用,于是動機不良、心術不正的分子就會削尖腦袋往黨里鑽。對于這種情況,黨不能不保持高度的警覺。其二,竭力主張謹慎地發展黨員,嚴肅地清理黨的隊伍。1919年10月,他在《工人國家和征收黨員周》中說,徒有其名的黨員,就是白給,我們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們這樣的執政黨,才不追求黨員數量的增加,而注意黨員質量的提高和清洗“混進黨里來的人”。“我們曾不止一次地重新登記黨員,以便把這種‘混進黨里來的人’驅除出去,只讓有覺悟的真正忠于共產主義的人留在黨內。”[1]P222同年12月,他在《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中說,在黨取得執政地位以後,會有一些有害分子混進來撈取好處,所以“我們應當關一下門”,“黨不能敞開大門”。其三,特別強調要在黨內開展反腐敗斗爭,對黨內腐化現象絕不容情。例如1918年5月4日,他針對莫斯科革命法庭對四名被控受賄和敲詐勒索、案情屬實、本人供認不諱的國家工作人員只判了半年監禁,專門給黨中央寫信,指出“不槍斃這樣的受賄者,而判以輕得令人發笑的刑罰,這對共產黨員和革命者來說是可恥的行為。這樣的同志應該受到輿論的譴責,並且應該開除出黨”[1]P183。又如在稍後的5月23日,他給人民委員會辦公廳主任寫信說︰“鑒于您不執行我的堅決要求,不向我說明為什麼從1918年3月1日起把我的薪金由每月500盧布提高到800盧布,鑒于您……擅自提高我的薪金這一公然違法行為,我宣布給您以嚴重警告處分。”[1]P184這封短信充分表現了列寧奉公守法、嚴格自律的崇高風範,為全黨作出領袖人物清正廉潔的光輝表率。再如1922年3月,他就懲處犯罪的共產黨員問題給黨中央政治局寫信,指出莫斯科委員會事實上包庇應該絞死的犯罪的共產黨員,已經不是頭一回了,建議宣布給予嚴重警告處分;向各省委重申,凡試圖對法庭“施加影響”以“減輕”共產黨員罪責的人,中央都將把他們開除出黨;通告司法人民委員部(抄送各省黨委),法庭對共產黨員的懲處必須嚴于非黨員。[1]P332于此可見列寧反對黨內腐敗的決心之堅定,措施之嚴厲。

    列寧關于黨員數量與質量的關系的論述,點出了什麼樣的人才能成為共產黨員的問題,核心是說明黨在執政後如何確保自身隊伍的先進性和純潔性。這些論述為我們在新時期加強黨的建設提供了深刻啟示。黨的組織應是黨員數量與質量的辯證統一體。沒有一定的數量,或者有很大數量而質量不高,黨都不可能成為先鋒隊而發揮其先進戰士的作用。但數量服從質量是一個基本原則,在隨著黨執掌政權和客觀形勢迅猛發展的時候,尤應堅持這一原則,“不能敞開大門”讓為個人撈到好處的人混入黨內。建國以來,我們黨的隊伍不斷地迅速擴大,據中組部2015年統計公報稱,到2014年底,黨員總數已達8779.3萬,即將近9000萬。按全國人口為14億計算,其佔比約為6.4%,而且今後還有繼續擴大的趨勢。如此龐大的隊伍,與黨的性質、宗旨和作用如何相適應,是一個非常值得深思和研究的問題。從根本上說,我們應當以列寧關于注意黨員質量的提高,只讓有覺悟的真正忠于共產主義的人留在黨內的思路來妥善地處置這個問題。

    列寧在黨內反腐敗問題上的觀點和做派,對于中國共產黨今天的反腐敗斗爭,也具有極大的借鑒和指導意義。報刊上有不少文章都表達了這樣一個看法︰在當今世界,腐敗是一個國際性現象,中國黨內出現腐敗並不奇怪。這話其實只說對了一半。因為不管是客觀上處于什麼條件和環境,作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在發生腐敗的概率上,在腐敗的表現及其危害上,理應大大低于其他非社會主義的國家和政黨。但事實上自改革開放伊始,就出現了來勢凶猛的經濟犯罪現象。當年鄧小平就發出極其嚴厲的警告,把這個問題提到黨和國家會不會“改變面貌”的高度。從十二大到十七大,歷次黨的代表大會也有不少發人深省的措辭論述反腐敗斗爭。從1983-2009的二十六年間,中央還專門就加強黨的建設問題召開六次全會,作出了六個專題《決定》,也都對反腐敗斗爭的形勢作出估計,對開展反腐敗斗爭進行部署。但所有這一切並未起到應有作用,相反,腐敗現象愈演愈烈,涉案者的人數愈來愈多,干部級別愈來愈高,貪污受賄金額愈來愈大。有資料顯示,改革開放以後頭十年副部級以上高官落馬者為2人,第二個十年是15人,第三個十年達100余人。十八大以後,黨中央以刮骨療毒、壯士斷腕之決心和勇氣大張旗鼓地開展反腐敗斗爭,至2014年底又揪出高官54人,其中包括副國級3人。2015年,涉嫌違紀的中管干部90人,2016年光是1月份就有高官11人下馬。與此同時還狠拍“蒼蠅”,甚至把村級、股級、科級“小蒼蠅”的腐敗劣跡也予以曝光和查處。“老虎”、“蒼蠅”一起打,使反腐敗斗爭形勢出現重大轉折,再加上剎“四風”取得明顯成效,如今黨的政治生態已大為改善,黨風政風為之一新,黨心民心為之大振。

    于是有一個頗為值得思考的問題︰為什麼改革開放以後至十八大,雖然也一再強調反腐敗並作出關于加強黨建的六個專題《決定》,但收效甚微,而且腐敗現象愈演愈烈呢?主要原因,客觀上是“四種考驗”實在太為嚴峻,各種干擾連綿不斷,既得利益樊籬日見固化,制度和機制中的弊端難于攻克;主觀上首先是對反腐敗斗爭形勢的估計並未真正到位,仍受某種陳舊思維定勢的束縛,比如自從“左”的年代以來形成的用“一個指頭與九個指頭的關系”來估計形勢和工作成績的習慣思維。在黨建方面也是這樣,總是肯定已取得“巨大成績”、“巨大成功”,對存在問題總是限定為“一些”,特別是對腐敗現象只認為“比較嚴重”、“在一些領域易發多發”等,這種公式化的估計不符合實際,並不被黨內外廣大人群所認同,也難以對黨風問題的嚴重性有切膚之痛,因而抓得不嚴不細不實不力,學習貫徹一陣風,路子也尚欠明確,重點不夠突出,還缺乏各級領導干部的帶頭表率作用。習近平在2015年中紀委五次全會上說︰“從這兩年查處的案件和巡視發現的問題看,反腐敗斗爭形勢依然嚴峻復雜,主要是在實現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還沒有取得壓倒性勝利,腐敗活動減少了但沒有絕跡,反腐敗體制機制建立了但還不夠完善,思想教育加強了但思想防線還沒有築牢,減少腐敗存量、遏制腐敗增量、重構政治生態的工作艱巨繁重。因此,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永遠在路上。”[10]在2016年中紀委六次全會上又對反腐成績和形勢作了這樣的概括︰“三年來,我們著力解決管黨治黨失之于寬、失之于松、失之于軟的問題,使不敢腐的震懾作用充分發揮,不能腐、不想腐的效應初步顯現,反腐敗斗爭壓倒性態勢正在形成。”[11]這樣的估計才是比較客觀的,是對“一個指頭與九個指頭”慣性思維定勢的突破。

    鄧小平在1977年曾說過,在黨的學說方面,馬克思恩格斯講得不多,列寧有一個完整的建黨的學說。這一完整的建黨學說集中體現在《列寧專題文集•論無產階級政黨》中。今天,全面從嚴治黨浪潮勢不可擋,但也亟需進一步加強科學的理論武裝和思想指導。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很有必要重新學習列寧的建黨學說,從這部文集中汲取全面從嚴治黨的理論養分和思想力量。原文參考文獻︰? [1]列寧專題文集•論無產階級政黨[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列寧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5]江澤民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 ?? [6]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Z].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 ?? [7]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Z].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 [8]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 ?? [9]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 [10]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五次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深化改革鞏固成果積極拓展 不斷把反腐敗斗爭引向深入[N].人民日報,2015-01-14. ?

作者︰ 雷雲 責編︰ 範紅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