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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利科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的批判

2018年03月09日 03:32:20 來源︰ 《哲學原理》2017年05期

    保羅•利科(Paul Ricoeur,1913-2005)是法國著名哲學家、解釋學的重要代表,其在《解釋學與人文科學》和《歷史與真理》等著作中批判地吸收了以施萊爾馬赫、狄爾泰為代表的近代認識論解釋學和以海德格爾、伽達默爾為代表的現代本體論解釋學,做到了解釋學本體論、認識論與方法論的統一。鑒于利科解釋學有著深厚的理論積澱與廣泛的國際影響,2004年他被美國國會圖書館授予有人文科學領域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按理說,意識形態問題並不是利科研究的長項,但由于它是解釋學繞不開的話題且對歷史研究有著重要影響,再加上利科把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作為一個重要問題進行過較集中和系統的研究與批判,故而本文以此為題進行研究與評論。

    一、關于意識形態的特征

    利科認為,盡管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是至今最有影響的意識形態理論,但對意識形態起源問題的討論還必須回到馬克斯•韋伯關于社會行為與社會關系的理論那里。在馬克斯•韋伯看來,當單個人行動時並不產生意識形態,只有當個人行為面對他人時才產生意識形態,即意識形態是社會行為與社會關系的產物。利科指出︰“社會關系概念使有意義的行為和相互面對的雙重現象增加穩定的思想和意義體系的可測性。正是在這個有意義的、相互面對和社會的結合行為特征層次上意識形態現象完全暴露其本來面目。它使用戲劇性語言自立形象、自我描繪和自我認識的社會群體必然地聯系著。”ヾ正因為意識形態一開始是由社會行為與社會意義決定的,而不是由個人行為與個人自我認識決定的,所以利科認為它就有了以下特征︰其一,意識形態起一種使社會記憶與必然重復的開創事件之間拉開距離的作用。任何社會都會把先輩開創的事業當成價值坐標並試圖超越他們,一旦社會出現問題或倒退,政治人物就會以恢復或回憶先輩事業形象的意識形態方式激發民眾,以增強社會發展活力和社會穩定性。其二,意識形態不是教條,而是增強社會合理性的理由以及激發人們行動的動因,它可以通過學校與企業等部門實現教化功能。其三,意識形態不是關于社會全部問題的論述,它是簡化式的綱要,往往表現在格言、口號和精確的公式中,它比任何科學更接近于最具說服力的藝術——修辭學,但意識形態一旦形成就會滲透到社會問題的所有領域,讓一切事物都打上意識形態的烙印。其四,意識形態具有一般否定性特征。意識形態不是題目式的,而是背後運轉式的。因為沒有人在思考事物時可以把事物的所有特征都考慮進去,他只能有意無意地按意識形態方式去歸納與思考事物。其五,意識形態具有復雜性。意識形態一開始就確定了評判事物好壞的標準並規定了社會發展方向,由于意識形態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對穩定性,因而隨著社會的發展,意識形態就逐漸表現出惰性與落後性特征。原初不被意識形態接納的事物漸漸壯大,它與意識形態的矛盾也日益尖銳,意識形態就必須在不斷防止並克服與新事物的摩擦中維護自身。這就決定了所有意識形態都有掩飾特征。

    利科認為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的貢獻在于揭示了意識形態與階級統治特別是統治階級統治之間的關系,尤其是分析了意識形態在其中的掩飾作用。他指出,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概念“所提供的新東西是什麼?從本質上講是歪曲的思想,被倒置的畸形兒”。ゝ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具有明顯不足︰首先,它沒有正確揭示意識形態能為統治階級的統治起到辯護作用的原因。既然意識形態是通過掩飾作用為統治階級的統治辯護的,那麼為什麼人們會接受這種“歪曲”的思想?對此,利科認為馬克思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事實上馬克思明顯是以馬克斯•韋伯的社會契約論為前提的。他說︰“馬克思提供的新東西顯然是以這個先前的一般社會契約和特別權力關系的符號結構的天幕為背景的;而他所增加的是意識形態的辯護作用,優先地適用于基于分裂而轉變為社會階級和階級斗爭的統治關系的思想。我們是感謝他的這個關于階級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作用的具體題目的。”ゞ根據馬克斯•韋伯的觀點,任何權力都需要合法性作為基礎,可是靠權力發出的主張和報答它的信任之間的關系卻是不對稱的。來自權力的主張往往比轉向它的信任要多得多,意識形態作為權力供給與民眾信任之間剩余價值的傳播者,以及同時作為證明統治體系合理性的理由,它是不可抗拒的。正因為意識形態與權力關系早于階級與階級統治,所以階級社會才可能利用並強化意識形態的掩飾功能。其次,馬克思沒有正確揭示意識形態的內容。利科認為,根據馬克思的思想,意識形態是對社會關系顛倒的反映,似乎只要克服了這種顛倒現象,它就可以與“科學”聯系起來,可這明顯是存在問題的。因為,在利科看來,意識形態不管如何反映現實都不可能完全擺脫“顛倒”與“掩飾”作用。因為它總要通過符號體系去反映現實,可任何符號體系都是“非透明的”。他說︰“我們不能談到前意識形態或無意識形態的能動性”,“馬克思主義的標準和其他意識形態的標準的聯接能夠釋放出這個標準的批判的潛力,並且它最終轉而反對我即將檢驗的馬克思意識形態的使用。但是這些次要的後果不必遮掩統治這一基本觀點,即意識形態是社會存在的不可逾越的現象,至于社會現實帶有符號結構並組合成解釋,在反映和說明中,組合成社會契約本身的解釋”。々

    二、關于意識形態的科學性

    利科認為,在理解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時,最關鍵的問題就是如何解釋意識形態與科學的關系。根據馬克思主義的一般思想,似乎最終可能形成與“顛倒”和“掩飾”不同的科學意識形態ぁ。對此,利科明確反對並用逐步論證的方式一一加以反駁。首先,關于以實證主義方式建構科學意識形態。在利科看來,若能按實證主義方式建構起科學意識形態,那自然應該是最有說服力的,因為實證主義是目前人們普通能夠接受的關于科學建構的方法。但利科認為社會理論無法從根本上建立起科學,因為它不像自然科學那樣是跟人的情感等因素無關的純粹觀察,社會理論都帶有明顯的“道德弱點”。同一種社會理論在一部分人看來是科學的,可在另一部分人看來卻是非科學的。社會理論從來都無法擺脫人們從特定情感或利益角度去評述的“解釋性”。由此,他還專門引述了托馬斯•阿奎那關于“社會學科是靠協議而不是靠本性而存在”的論述。あ

    其次,關于由馬克思主義激發的以批判形式建構科學意識形態。這也是利科重點反駁的對象。根據利科的理解,既然意識形態具有歪曲與掩飾特征,那麼只要找到它歪曲或掩飾的關鍵點或找到建構正確認識的支點並對它加以批判,科學意識形態的建構還是有理論上的可能的。他認為馬克思主義就是這麼做的,並依三種可能性對其進行詰難。其一是“黨派”理論(即以階級意識為基礎建構歷史發展科學)。利科認為這一理論顯然是經不起歷史特別是時代發展檢驗的。一方面,這種“黨派”理論無法正確解釋當代西方社會出現的新階層現象。另一方面,它也無法解釋社會主義條件下出現的階級結構。從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黨派”理論自形成後就已經變成教條,嚴重阻礙著對當今社會階級變化與新階級現象的解釋,最終滑向馬克思一開始就加以批判的“歪曲”與“掩飾”趨勢之中。其二是回到客觀現實的理論。利科認為馬克思在批判以往意識形態特別是商品拜物教現象時提出了一個重要觀點,即以往意識形態都是對現實或社會關系的顛倒反映,因此,只要超越以往意識形態並對它們實行顛倒的顛倒,就有可能客觀反映社會現實關系並最終建構科學歷史理論(在他看來,客觀上說,包括馬克思在內的馬克思主義者也都是這麼做的)。可是在利科看來這同樣是不可能的。因為,這里不僅會踫到像“起源”、“終結”和“主體”等概念的形而上學問題,更會踫到上面所說的用符號體系去揭示現實的“非透明性”等問題。其三是“正確”反映現實的總體理論。利科認為,由于社會歷史現象是復雜的,用實證主義相對簡約的方式無法揭示的東西,從理論上講確實有可能通過對社會歷史總體反映的方式來揭示,而且馬克思主義也的確是如此做的。可這里也會踫到難以解決的困難。利科認為,根據瓊•拉德里萊爾的解釋模式理論,總體理論無外有兩種模式︰一是用工程術語(即對象術語)解釋現實,二是用系統術語解釋現實。就第一種模式而言,它存在著解釋者暗含解釋傾向的弱點。就像上文論述實證主義方法時所說,由于每個解釋者都帶有價值取向,因而對同一個對象就可能存在明顯不同甚至對立的解釋。盡管每個解釋者都可能不斷論證自己的觀點並批駁對方,但想讓對方徹底認同或接受自己的觀點幾乎是不可能的。就第二種解釋模式而言,表面上看它比第一種解釋模式更客觀、完備,但事實上同樣存在著暗含解釋者解釋傾向的弱點,只是這種弱點更隱蔽一些而已。所以,他說︰“用系統術語作解釋並不比用對象術語作解釋更好。對象術語解釋僅僅借助心照不宣的能夠履行總體反映的前提,能從每一種意識形態情況抽象出歷史。用系統術語作解釋同樣有其前提——雖然在不同的方面——認識主體能提出能夠表述總體性的觀點,以及提出關于別的前提的相等于總體反映的觀點。這就是為什麼社會理論不能完全從意識形態條件下解脫出來的基本理由︰它既不能實現總體反映,又不能提出能夠表達總體性的觀點,而且此後本身不能從包含其他社會集團成員的意識形態中介中抽象出來。”ぃ

    不過,在利科看來,有一種理論似乎讓人們看到建構科學意識形態的希望,那就是曼海姆的知識社會學。根據曼海姆的觀點,盡管意識形態是虛假的意識,但它對一個社會特別是對一個階級或階層而言卻是不可或缺的。因為,意識形態是意義與希望的根據,沒有它,社會中的一切都會變成碎片。他認為馬克思正確揭示了意識形態與階級、階層之間的關系,但可惜的是馬克思主義只把意識形態指向別人,而從未指向自身。其實,在曼海姆看來,任何階級、任何政黨都離不開意識形態。盡管意識形態都打上了階級利益與階級意識的烙印,但通過意識形態與不同階級、政黨之間關系的梳理是可以找到建構科學社會理論的框架與支點的。那就是通過仔細研究與甄別,讓意識形態中的科學成分從階級利益與階級意識中剝離開來,並將不同意識形態中的科學成分按特定方式組合在一起。並且,有一個階層可以承擔這項工作,即自由知識分子。曼海姆指出︰“知識社會學研究的動力可以如此加以引導,使它不把‘環境決定’的概念絕對化;確切地說它可以以這種方式來引導,即正是通過隨手拈來的觀點中環境決定的因素,人們將向解決環境決定本身的問題邁出第一步。……不斷擴大知識基礎的觀點,它本身的不斷擴張和把各種有利的社會論點結合進知識過程的觀念(即所有基于經驗事實的觀察),以及將要被尋求的無所不包的本體論的觀念,所有這些觀念都在朝這一方向前進。……但這種在更高層次上的抽象傾向仍然是與環境決定思想的理論相一致的,因為,進行這種思維的主體決不是絕對自主的‘頭腦本身’,而是一個比以往更包容的主體,他中和了先前特殊的和具體的觀點。”い利科認為曼海姆的理論貌似合理,其實是一種幼稚天真的想法。因為,任何人都會受到認識條件的制約,能夠不帶偏見地思考問題的人並不存在。

    三、關于意識形態的解釋學性質

    既然建構科學意識形態的工作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而現實中的意識形態都帶有一定歪曲與掩飾成分,那麼,是不是人們只能永遠生活在遠離真理的虛假意識的迷霧中了呢?對此,利科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說︰“在我看來,解決的要素包含在關于全部歷史的理解的條件的解釋特性的談話中。……我已經推薦一條認識論方面的反映關于意識形態知識可能的條件的,以及反映關于在社會科學中使解釋性談話有充分根據的條件的漫長而困難的路線。我已經通過總體反映工程的失敗或意識形態的差異的完全知識,從另一種類型的談話的必然性中,如此努力地重新發現歷史理解力的解釋學”ぅ。這就需要認真研究與分析由海德格爾開啟、經伽達默爾加以拓展的認識過程的性質問題——解釋學處境問題。  利科認為海德格爾提出的存在論問題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基礎哲學問題,它不僅對以往哲學進行了徹底反思與顛覆,還開啟了新的哲學研究路徑與方向。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一開始就提出“存在”與“存在者”的關系問題,並認為前者比後者更根本。因為,任何“存在者”首先必須“存在”,“存在”是任何“存在者”都具有的根本性質。由此,他進一步認為整個西方人文社會科學都建立在錯誤的方法論基礎之上,即用對“存在者”問題的研究代替對“存在”問題的研究。若要把握“存在”,就必須追溯到一種特殊的存在者——人的存在(即此在)。此在雖然具有對存在問題研究的優越性,但他不能由自身隨便決定存在的問題與性質。因為,此在是在“被拋”的處境中認識和把握存在的。此在“被拋”的處境決定他只能在“先有”、“先見”與“先把握”(它們共同組成海德格爾所謂的“前理解”)中認識存在。由此,利科認為海德格爾這一基礎存在論思想宣告了以主體為核心的傳統知識論的破產,自然也宣告了建構所謂科學人文社會科學的不可能。因為,傳統知識論要麼把笛卡爾式的“我思”當作建構科學認識論的依據,要麼以主體為核心去建構關于世界的所謂“科學”的知識理論。既然海德格爾已經發現任何主體都是帶有前理解的,那麼,正確的做法就是不能把主體建構的一切當成純粹科學式的,而是要認識到任何主體的認識都會帶有“成見”。海德格爾雖然對人文社會科學發展帶來了一次根本性變革,但利科認為他並沒有為人文社會科學建設提供具體思路。這一工作是由伽達默爾來完成的。

    伽達默爾在繼承海德格爾事業的同時,發現了人類歷史經驗的共同性(隸屬性)與陌生性的關系,並用“視域融合”、“問答邏輯”和“效果歷史”思想詮釋了歷史經驗的真理性問題。利科認為,雖然伽達默爾為人文社會科學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但由于他回避因知識論局限而導致的方法論問題,因而他無法正確回答人類歷史經驗共同性中有沒有錯誤意識以及怎樣對待這些錯誤意識的問題。而這一問題卻被哈貝馬斯抓住不放,並以此為核心提出了批判解釋學理論。利科認為伽達默爾哲學解釋學最大的問題是沒有看到人類歷史經驗的間距性,而這種間距性包括四個方面,即文本與自身的間距、文本與作者意圖的間距、文本與它產生的歷史條件的間距以及文本與最初讀者的間距。他認為雖然文本是作者創造的,但它的真實內涵卻又不等于作者的原意,更不能說文本僅僅是為當初讀者所寫。一切文本都是為一切有閱讀能力的人所寫,文本傳達給讀者的意義不只是其語言中的意義,而更是其精神意義。正是因為人類歷史經驗的疏異間距化,人們對以往歷史經驗的共同性既熟悉又陌生,而這種陌生性恰好為現實主體重新認識與把握自我提供了條件與基礎。這里需要強調的是,在利科看來,讀者對文本的閱讀既不是自己完全掌控文本的過程,也不是把自己完全交給文本的過程,而是在投射到文本的“世中之在”的同時重新認識與擴大現實自我的過程。他把這一復雜的運動稱之為“佔有”。他說︰“佔有不再表現為一種擁有,作為一種掌握方式……相反,它包含了一種自戀的自我被剝奪的因素,這種剝奪過程,是那種由說明程序包含的一般性和暫時性的作品。只有那種滿足文本內在聯系的解釋追隨意義之箭去努力達到和它‘一致的思想’,產生一種新的自我理解。我想把在對文本的理解中出現的‘自己’(self)和要求先于這種理解的‘自我’(ego)作一比較,正是文本用它的普遍的揭示能力把一種‘我自己’(self)給予‘自我’(ego)。”う當然並不是每一個主體的自我佔有都是正確的,這其中也有虛假與值得批判的問題。這里就必須借用馬克思主義與弗洛伊德理論。利科指出︰“這種批判,不是在弗洛伊德的傳統就是在馬克思主義的傳統指導下,構成了對‘偏見’批判的現代形式。”“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主體的批判是一般意識形態理論的一個方面”,“根據弗洛伊德的傳統,主體的批判是‘幻覺’批判的一部分”。(11)

    利科認為,盡管馬克思主義與弗洛伊德理論有助于批判虛假主體意識,但它們並不能保證建構絕對正確的主體意識。為此,他刻意作了如下幾點聲明︰其一,由于人們對他們所從屬的社會、階級與文化等不可能有完全正確的反映,因而就不可能建構科學的人文社會科學;其二,一切關于歷史的具體知識都是在“前理解”條件下取得的,因而只具有相對自主性;其三,盡管意識形態批判有助于正確歷史主體意識的形成,但每一次批判提出的主體意識並不能保證其絕對正確性;其四,意識形態批判應該是一項經常開展且永無止境的工作。

    四、評論

    客觀地說,作為一名非專業研究意識形態問題的思想家,利科對意識形態問題(包括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問題)的把握還是很精準的,體現了一個著名思想家發現問題和揭示問題本質的能力與水平。總體來看,盡管他看到了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中未能涉及的如意識形態與歷史發展、群體意識與政治權利等復雜關系問題,深化了意識形態理論研究,但也犯了歷史唯心論與意識形態泛化論錯誤。

    首先,關于意識形態的性質問題。表面上看,的確如利科所分析的那樣,馬克思沒有全面系統研究意識形態問題,馬克思意識形態理論的主要貢獻是集中分析了階級社會的意識形態問題,而對意識形態原始雛形的探討也許應該回到馬克斯•韋伯關于社會行為與社會關系的契約論之中。抽象地說,單體個人之間談不上意識形態問題,只有形成群體意識並要求他人服從與遵守之時才會出現意識形態問題。一旦要求他人服從與遵守的群體意識形成,其中自然就會出現真實與虛假以及權力與利益的關系問題。而這恰恰是意識形態涉及的核心問題。但利科卻犯了兩點錯誤︰一是抽象歷史觀。歷史研究並不能像利科所分析的那樣從個人談起,而必須尊重歷史發展規律。從歷史規律的角度看,人們首先產生的並不是個人意識,而是群體意識。群體意識之所以先于個人意識,並不是歷史開始時不尊重個人,而是由人類面對的自然壓力導致的——只有借助群體力量,才能戰勝來自于自然與其他民族的異己力量。個人問題的凸顯,那是到資本主義社會才開始的事情。即使此時,個人價值的保護與實現也離不開群體力量的幫助。利科不但把個人行為與社會關系的契約論當成意識形態分析的基石,還進一步認為它應該是馬克思關于階級社會意識形態理論的前提。這些顯然都是錯誤的。二是意識形態泛化論。個人行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從人類一開始就存在並伴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始終,這其中自然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權力關系問題(若過分要求個人行為服從社會並把社會權力讓渡給某個人或某個群體,那其中自然就存在利科所說的虛假問題和權力與利益的關系問題),但這並不是意識形態的本質。意識形態的本質是對社會關系特別是生產關系的反映,最終維護的是某個或某些階級的根本經濟利益與政治權力。因此,在一個真正的無階級社會中就不存在意識形態,但此時仍然存在個人行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在此時個人行為與社會關系的處理過程中也許還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平等現象,但它可以通過民主協商等辦法得到解決。  其次,關于意識形態的科學性問題。盡管利科承認意識形態存在的必然性,但他與其他意識形態研究專家一樣認為它是虛假意識並強調人文社會科學最終建構的不可能。這一點與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是有本質區別的。盡管馬克思恩格斯也認為意識形態與虛假意識有一定的關系,但他們這里的虛假意識是指以往的意識形態(因為以往的意識形態建立在以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的唯心史觀基礎上,因而它們都是錯誤的),而不是指所有意識形態(列寧就曾提出社會主義“科學”意識形態的說法)。當然,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與利科意識形態理論最根本的區別在于前者認為歷史科學建構是可能的,而後者認為是不可能的。要解決這個問題,自然像利科所說的那樣繞不開海德格爾提出的解釋學處境問題。與海德格爾類似,馬克思也提出了一切認識的實踐條件問題。在馬克思看來,不存在無條件的絕對認識,一切認識都是在一定的實踐條件下取得的。馬克思指出︰“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引向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12)盡管馬克思認為實踐是具體的、歷史的,但與海德格爾認為“前理解”無法徹底澄清是非,正確的做法只能是以一定的方式進入解釋學--環不同,馬克思認為實踐的條件是可以厘清的,人們可以確定哪些條件是合理的前理解、哪些條件是不合理的前理解,然後再通過對這些認識條件與認識結果關系的分析進一步確定哪些認識是正確的、正確的限度是什麼等,最終可以得到對客觀事物相對正確的認識。馬克思之所以能破解海德格爾式的解釋學處境問題,是因為馬克思認為實踐是物質活動,而物質活動及其條件都是可以通過正確方式得到客觀揭示的。正因為馬克思又把實踐進一步區分為社會實踐(處理與改變社會關系的物質活動)和生產實踐(征服與改造自然的物質活動),因而他能夠在把社會關系歸結到生產關系,又把生產關系歸結到生產力高度後,發現歷史發展的科學——唯物史觀。唯物史觀發現後,人們就可以更清晰地理解認識條件與認識活動之間的關系,最終得到正確認識。作為歷史科學的唯物史觀並不像利科所認識的那樣只是用一種系統理論的方式解讀歷史,馬克思在把歷史當成一個有機體進行研究的同時十分重視對歷史經驗的深入研究,並認為唯物史觀是否正確最終還必須不斷經受歷史發展與歷史經驗的檢驗。人類歷史發展事實證明,唯物史觀不只是一種抽象的系統理論,它是一種被若干次歷史實踐證明為正確的科學理論。當然,歷史現象十分復雜,人們所從事的具體實踐活動又會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與制約,唯物史觀不能窮盡所有認識活動的前理解問題,因而在一定條件下被證明為正確的認識到另一條件下也可能被證偽。但這一現象並不說明人們對于具體歷史現象不能得到正確認識。隨著歷史的發展,這些問題會逐漸得到解決。至于利科說到的語言符號體系對認識過程與認識結果的影響問題,也需要辯證看待。盡管一開始語言符號體系是人們認識世界的工具,但隨著它們的不斷發展,其相對獨立性會越來越強。語言符號體系獨立性增強的過程,也是它們對認識過程與認識結果的影響越來越明顯的過程。此時人們的認識過程可能會更受這些符號體系中介的影響,而離它們要揭示的“物”卻越來越遠。但這並不說明人們無法認識客觀事物,只是說明了認識客觀事物過程的復雜性與艱巨性。隨著人們對語言符號體系的認識越來越深,他們最終會不斷揭示它們的性質與客觀事物的本質。語言符號體系並不像利科所認為的那樣是永遠無法穿越的“迷霧”。

    再次,關于意識形態與人文社會科學的關系問題。按理說,意識形態是對社會關系的反映,由于人是社會關系的承擔者,因而人的問題(即主體問題)自然是任何意識形態都需要正確面對並揭示的問題。主體問題進入意識形態存在人文與社會兩個層面,前者主要揭示意義世界(即人的精神世界問題),重點由人文科學來完成,後者主要揭示現實合理世界,重點由社會科學來完成。解釋學對主體意義世界的建設有巨大作用,不同民族的人文傳統對民族的生存與發展有巨大影響力(這也就是利科談到的人文傳統的“隸屬性”問題),它是民族的精神家園與價值追求。不同民族在維系自己的精神家園的時候確實存在著利科所說的“佔有”問題。利科將“佔有”理論與意識形態批判思想結合起來是頗有價值的,但有一點他卻忽視了,那就是社會關系對主體意識建構的影響。盡管人文世界的建構對主體意識建構十分重要,但相比社會關系而言,它應該是第二位的。不同的社會關系會要求建構與它相一致的人文世界,甚至在一定條件下社會關系的變化可能會造成傳統人文精神的失落或摧毀。

    正如德國學者阿佩爾所說︰“我們不能忽視在關于歷史理解是對傳統的閹割這種談論中所包含的真理性因素。當然在這里,我們關心的並非一種作為傳統之中介化本身的對歷史的閹割而是對前工業或前科學時代的某種在內容上共同的‘傳統’的閹割的劃時代的過程。在這一時代危機中——這個危機對20世紀的非歐洲文化所起的作用顯然要比對19世紀的歐洲文化所起的作用重要得多——包含著(虛無主義的)歷史主義的實質性問題。”(13)利科之所以在意識形態問題的分析上否定建構科學意識形態的可能,跟他只看到主體意識的人文性而看不到主體意識的社會性有關。因為,若單從人文世界的建設來看,的確很難看到哪個民族的精神世界更好,但若從社會關系上看,人們自然就會看到其中的優劣。因此,正確的主體意識建構必須把先進的社會關系與傳統的人文世界有機結合起來,在弘揚傳統的同時又批判和超越傳統。意識形態批判應該既包括以傳統人文精神對現實主體生活的批判審視,也包括用先進社會關系對傳統人文精神的批判性改造。

    注釋︰

    ヾゝゞ々あぃぅう(11)[法]保羅•利科︰《解釋學與人文科學》,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陶遠華等譯,曲煒等校,第234-235、239、240、241、231-232、250、254、200、197-198頁。

    ぁ在利科看來,意識形態一定具有歪曲與掩飾特征,不具有歪曲與掩飾特征的社會理論不能叫科學意識形態,只能叫科學社會理論。換言之,在他那里,科學意識形態是一個不能成立的概念。但為了行文和理解的方便,我們這里把利科稱為科學社會理論的東西統一稱為科學意識形態。  い[德]卡爾•曼海姆︰《意識形態與烏托邦》,黎鳴等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307-308頁。

    (1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頁。

    (13)[德]卡爾•阿佩爾︰《科學主義、詮釋學和意識形態批判》,載洪漢鼎主編︰《理解與解釋——詮釋學經典文選》,東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371-372頁。

作者︰ 楊生平 劉龍伏 責編︰ 範紅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