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新疆哲學社會科學網>> 理論前沿>> 哲學研究  

論馬克思早期哲學中的主謂詞關系問題 ——以《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為解讀重點

2018年03月09日 03:34:02 來源︰ 《哲學原理》2017年02期

    眾所周知,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在追溯自己的思想轉變歷程時講,“為了解決使我苦惱的疑問,我寫的第一部著作是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性分析”,其結論是︰“法的關系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于物質的生活關系,這種物質的生活關系的總和,黑格爾按照18世紀的英國人和法國人的先例,概括為‘市民社會’,而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找。”(《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2頁)對于這個結論本身,人們似乎沒有什麼不清楚的,可是,馬克思在學理上是如何得出這個結論的呢?或者說,馬克思用以得出這個結論的哲學理由是什麼呢?對此,人們就未必那麼清楚了。

    其實,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明確指出︰對黑格爾來說,“真正注意的中心不是法哲學,而是邏輯學”。“整個法哲學只不過是邏輯學的補充。”(《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2、23頁)所以,在這部著作中,馬克思的批判有內容與方法之分︰內容批判針對黑格爾的國家觀,得出該書的結論;方法批判針對黑格爾的邏輯學,尤其是他的主謂詞顛倒的命題形式,提供得出該書結論的前提。其中,方法批判長期以來沒有得到學界應有的注意和研究。

    本文旨在將這部著作中馬克思批判黑格爾顛倒主謂詞的基本情況呈現出來,包括描述文本、指出問題、辨析術語、厘定論域和揭示原則,以期開啟從語言邏輯維度理解馬克思哲學,特別是其方法論的新路徑。

    一、主謂詞顛倒︰馬克思對黑格爾的方法批判的起點

    現存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文本是對黑格爾《法哲學原理》第261至313節有關國家的這部分論述的摘錄與評論,所批判的是黑格爾的國家觀。在對第262節的評論中,馬克思把黑格爾用“思辨的思維”對“現實的關系”所作的解釋稱為“邏輯的、泛神論的神秘主義”,並指出“這種差別的根源不在于內容,而在于考察方式或語言表達方式(Sprechweise)”,前者是“公開的”,後者是“秘密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0-11頁;Marx,1982a,S.8)馬克思把“語言表達方式”特地跟“內容”區別開來,並加以重點標示,表明馬克思對黑格爾的批判是自覺地從語言邏輯的根基上展開的。在對第267節的評論中,馬克思首次使用“Subjekt(主詞)”和“Prdicat(謂詞)”來分析黑格爾的命題。(Vgl.Marx,1982a,S.1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4頁)ヾ在對第269節的評論中,馬克思首次使用了“主詞和謂詞的顛倒”這個短語來定性黑格爾的邏輯。(Vgl.Marx,1982a,S.1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5頁)馬克思所說的“語言表達方式”就是使用主詞和謂詞的方式,而黑格爾的“邏輯的、泛神論的神秘主義”就在于“主詞和謂詞的顛倒”。通過反復、深入地剖析黑格爾的這種顛倒,馬克思揭露了黑格爾在設計國家權力結構時的一個關鍵意圖︰在立法權乃至整個國家權力中讓政治國家決定市民社會,而不是相反。(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13頁)這就是說,在這部著作中,馬克思在內容批判方面所得出的結論,都是明確地以語言表達方式上的批判為前提的。

    對黑格爾邏輯學的這種批判究竟屬于哪一知識領域的工作?馬克思在不同著作中有不同的表述。在這部著作中,在談及黑格爾的邏輯學時,除了說“語言表達方式”外,馬克思還提到“方法被顛倒了”。(同上,第52頁)在大半年後寫作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在說明黑格爾的辯證法時,他也用了“方法”一詞。(同上,第312頁)在緊接著寫的《神聖家族》中,馬克思用“方法”去定位黑格爾的思辨邏輯。(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72、73頁)在寫于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他用“所有這些方法”來指代顛倒主詞與謂詞的做法。(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6頁)ゝ在1847年寫的《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專門用了一節來談“方法”,並說︰“在黑格爾看來,形而上學同整個哲學一樣,可以概括在方法里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39頁)他還批評蒲魯東“把這個方法運用到政治經濟學的範疇上面”,得出了“政治經濟學的邏輯學和形而上學”。(同上,第143頁)由此,馬克思就把自己對黑格爾邏輯學的批判明確定位成了“方法”的批判。直到十年之後,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還在導言部分專門講述他自己的“政治經濟學的方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1-50頁)在1872年寫的《資本論》第1卷第2版跋中,馬克思既聲明自己的“辯證方法”跟黑格爾的“截然相反”,又宣稱自己是“這位大思想家的學生”。(《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11-112頁)可見,僅就對黑格爾的批判而言,馬克思自始至終是有一種“方法”的自覺的。

    有鑒于此,在解讀馬克思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時,我們可以把“語言表達方式”簡化地稱為“方法”,而把“方法”確切地理解為“語言表達方式”,亦即語言邏輯意義上的方法,並進而把方法批判跟內容批判相對區分開來。

    當然,必須指出,馬克思對黑格爾的方法批判雖然貫穿其一生,但對主謂詞顛倒的批判卻僅僅存在于1843-1846年的著述中。具體而言,這一話題初現于《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以及同期的《克羅茨納赫筆記》中,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有所深化,在《神聖家族》中被專題探討,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被充分展開,之後就消失了。《哲學的貧困》雖然突出了方法問題,卻不再提主謂詞顛倒問題。就此而言,把主謂詞顛倒作為黑格爾方法的一個關鍵來加以批判,是馬克思早期哲學所特有的一個主題。還要進一步指出的是,即便論及主謂詞顛倒,上述幾種著述在針對性上也各有側重。只有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對主謂詞顛倒的批判才是專門針對黑格爾本人的,而且是針對其邏輯學的。到了《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對黑格爾主謂詞顛倒的批判不僅捎帶上施特勞斯和布魯諾•鮑威爾,而且把批判的靶子移向了精神現象學。《神聖家族》盡管揭示了黑格爾思辨結構的一般特征,但主要批判的是布魯諾•鮑威爾一派對自我意識的理解。《德意志意識形態》對主謂詞顛倒的批判主要針對施蒂納,可後者也批判主謂詞顛倒,甚至更加徹底,因而馬克思對他的批判實際上已經越出了主謂詞顛倒的框架。或許是因為事後意識到了這一點,在批判施蒂納之後,馬克思就不再提主謂詞顛倒了。由此可見,單就批判主謂詞顛倒這一點而言,《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是反映馬克思對黑格爾的方法批判的首要文本。

    簡言之,馬克思探索獨立的理論道路是從批判黑格爾法哲學中的國家觀開始的,其基礎工作是方法批判,其關鍵是對主謂詞顛倒的批判。

    二、主詞與謂詞︰馬克思著作的中文譯本中一對晦暗不明的術語

    那麼,主謂詞顛倒究竟是什麼意思呢?單從字面上不難回答,那就是邏輯學意義上的主詞與謂詞在句子中的位置發生了不應有的調換,即在句子中原本充當主詞的詞語被不恰當地用作了謂詞,而原本充當謂詞的詞語被不恰當地用作了主詞。

    可是,要從《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的中文譯本中發現這個課題,卻幾乎沒有可能性,因為中譯本中沒有“主詞”或“主語”之譯。

    該書現有的中文全譯本有兩種︰一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卷中的譯本,二是第2版第3卷中的譯本。這兩種譯本在基本術語和命題的翻譯上沒有什麼不同,差別主要在修辭上。從這兩個譯本中,雖然可以檢索到有三十多個地方使用了“謂語”這個詞,可與之相應的“主語”這個詞卻一次也沒有出現過。其原因是,凡是“謂語”出現的地方,只要涉及跟它相對應的術語,那個術語無一例外都被譯成了“主體”。這樣一來,在中譯本中就根本讀不到“主詞”和“謂詞”這對完整的邏輯學術語了,進而,對二者關系的一般考察和對主謂詞顛倒的辨析都變得不可能了。換句話說,如果僅僅閱讀該書的中譯本,是不會意識到主詞與謂詞的關系問題的。

    不過,在馬克思其他著作的中譯本中,對這兩個術語卻有不盡相同的譯法。在《克羅茨納赫筆記》的譯文中,有“主語變為謂語,謂語變為主語”的譯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368頁),跟“謂語”相對的不是“主體”,而是“主語”。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中譯本中,《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的譯本有“主詞和賓詞之間的關系被絕對地相互顛倒了”的譯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76頁),第2版第3卷的譯本有“主語和謂語之間的關系被絕對地相互顛倒了”的譯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2頁),與此同時,兩個譯本又都有,“主體”這個詞,跟“客體”相對。(《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76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2-333頁)在《神聖家族》的中譯本中,有“通過謂語到主體的這一轉變”的譯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4頁),其中跟“謂語”相對的是“主體”,這種譯法跟《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的譯法一致。在《德意志意識形態》的中譯本中,有“把賓詞變為主詞或主詞變為賓詞”的譯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62-263頁),其中“主詞”“賓詞”之譯跟《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前一版本的譯法相同。由此可見,對于同一對術語,即使在同一機構翻譯的權威中譯本中也有不同的譯法,包括“主體—謂語”、“主語—謂語”、“主詞—賓詞”。這種情況下,對于一個中文讀者來說,如果他不參閱作品的原文或其他語種的譯文,不管他如何努力,都不可能在如此紛紜的中文術語中理出清晰而確切的學理頭緒來。

    如大家所知道的,馬克思批判黑格爾主謂詞顛倒,是受費爾巴哈影響的結果。費爾巴哈率先從主謂詞關系角度批判黑格爾哲學和基督教,創立了人本學唯物主義,產生了轟動效應,遂使“主詞”和“謂詞”從普通的邏輯學術語變成了當時學界的流行詞。在費爾巴哈著作的中文譯本中,這兩個術語的翻譯也頗為分歧。在《基督教的本質》的中譯本中,“主詞”與“賓詞”相對,“主體”與“客體”相對。(費爾巴哈,第44、76頁)在《關于哲學改造的臨時綱要》的中譯本中,既有“將賓詞當作主詞,將主體當作客體”的譯句,也有“存在是主體,思維是賓詞”的譯句。(《費爾巴哈哲學著作選集》上卷,第102、115頁)其中“主體”、“主詞”都可以跟“賓詞”相對,“客體”、“賓詞”都可以跟“主體”相對。值得與之對照的是,施蒂納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中譯本所用的譯詞是“主詞”與“賓詞”。(施蒂納,第62頁)

    由于主謂詞顛倒的源頭在黑格爾,他的著作的翻譯用詞也很重要。在《精神現象學》的賀麟、王玖興譯本中,“主詞”與“賓詞”、“主體”與“賓詞”往往交替出現。(參見黑格爾,1979年,第41-44頁)同樣是賀麟的譯本,在《小邏輯》講判斷的部分,譯詞又是“主詞”與“謂詞”。(參見黑格爾,1980年,第337頁)同樣是翻譯黑格爾邏輯學判斷部分的內容,楊一之《邏輯學》譯本中的用詞則是“主詞”和“賓詞”。(參見黑格爾,1976年,第293頁)順便指出的是,馬克思批判主謂詞顛倒的目的是批黑格爾法哲學中的國家觀,可是在《法哲學原理》的相關部分,黑格爾並沒有涉及主詞和謂詞的關系問題。

    歸納起來,如果把跟馬克思批判黑格爾主謂詞顛倒的相關學術語境一並考慮進去,那麼,在有關文獻的中文譯本中,對于邏輯學上的主詞和謂詞這對概念,我們已見到的翻譯就有如下五種︰“主體—謂語”、“主語—謂語”、“主詞—賓詞”、“主體—賓詞”、“主詞—謂詞”。可見,對于一個試圖弄清問題的中文讀者來說,讀得越多反而有可能越糊涂。

    三、主謂詞概念的術語背景

    不過,上述譯文中的術語困境在德文原文以及與之接近的英文譯本中並不存在。在中文被譯為“主體”、“主語”和“主詞”的西方哲學術語在德文是Subjekt,在英文是subject;被譯為“謂語”、“賓詞”和“謂詞”的術語在德文是Prdicat,在英文是predicate。也就是說,對同一對概念,在中文譯本中是由六個詞語表示的,而在德、英兩種語言中都只用兩個固定的術語。首先需要明確的是,Subjekt和Prdicat是一對邏輯學術語,表示命題中兩個功能各異又互相配合的詞項。其中,Subjekt指出一個命題的對象,Prdicat對該對象加以說明。就此而言,把二者譯為“×語”、“×詞”或“×項”均無不可。並且,既然已經采用了主賓或主謂的關系模式來翻譯這對術語,用“賓”還是“謂”去譯Prdicat也沒有關系。問題在于,當這兩個術語成對出現時,一方面把Prdicat譯為“×語”、“×詞”或“×項”,另一方面卻將Subjekt譯為“×體”,就難免讓人困惑了,因為“×體”是本體論(ontological)術語。

    當然,這個問題的癥結不在于翻譯,而在于Subjekt的多義性。該詞既可以作為邏輯學術語跟Prdicat配對,這時兩詞應譯為“×語”、“×詞”或“×項”。相比之下,譯為“主詞”和“謂詞”更好,因為“×項”沒有詞語的含義,“×語”通常作語法術語。與此同時,Subjekt也可以作為本體論術語跟其他術語配對。比如,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Subjekt還直接跟Objekt配對。(Vgl.Marx,1982a,S.24)這時將兩詞譯為“主體”與“客體”(《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2頁)很確切。實際上,在該書中,Subjekt首次出現時就是跟Objektiven搭配的,馬克思首次提“顛倒”也是就這兩者而言的;等再度使用Subjekt時,他才把與之配對的Objekt改成了Prdicat。(Vgl.Marx,1982a,S.8,11; Marx,1982b,S.58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0、14頁)此外,在該書中,Subjekt也通過跟Substanz的關聯間接地跟Accidenz搭配(Vgl.Marx,1982a,S.57,115);後兩個術語譯為“實體”和“偶性”(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8、132頁)沒有問題,但跟它們相搭配的Subjekt卻不應譯為“主體”,而應譯為“基體”或“載體”。也就是說,在馬克思的這部著作中,Subjekt至少有三層含義,辨別的辦法很簡單,就是看它跟哪一個術語搭配︰跟Prdicat搭配時譯為“主詞”,跟Objekt搭配時譯為“主體”,跟Accidenz搭配時譯為“基體”。比如,在該書中,馬克思說︰“Das Subjekt ist die Sache und das Prdicat der Mensch”(Marx,1982a,S.116)這句話有意把Subjekt跟Prdicat對舉,譯為“主詞是物,謂詞是人”肯定比譯為“主體是物,謂語卻是人”更合適。(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32頁;Marx,1975,p.106)

    Subjekt的多義性不是出于自然語言的語義偶然性,而是出于形而上學的學理必然性。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只使用過一個希臘文的哲學術語,即,他自己為之標注的德文詞就是Subjekt。這兩個詞語被放在一個括號中,用來解釋前面的拉丁文術語Ens,該術語的中譯為“存在物”。(Marx,1982a,S.2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2頁)馬克思對的這一使用表明︰其一,馬克思熟悉Subjekt這個術語的來龍去脈和多重含義;其二,在這部著作中,馬克思的確強調Subjekt相應于Objekt而言的本體論含義。就此而言,把此處的Subjekt譯為“主體”符合馬克思的本意。但是,這個用法卻不能成為將整個文本中的Subjekt統統譯為“主體”的依據和理由。

    Subjekt之所以不能都譯為“主體”,恰恰是因為這個詞在它的哲學史源頭上就邏輯地兼有“主詞”和“基體”這雙重含義。該術語是亞里士多德在《範疇篇》中開始使用並加以規定的。它一方面指命題中表示作為話題的事物的那個詞項,另一方面指被該詞項所表示的那個事物。作為詞項,它對應于說明事物的另一個詞項。在此意義上,它叫“主詞”,後者叫“謂詞”。作為事物,它對應于自己身上被說明的那些特征;在它承載著那些特征的意義上,它是基體,它的特征為偶性。又因為基體意味著一種獨立存在的東西,偶性意味著一種只能依附于基體而存在的東西,所以充當基體的東西一般而言又被看作實體。(參見亞里士多德,1959年,第10頁;亞里士多德,2014年,第107-108、170-171頁)後來,在兼指主詞和基體的意義上被譯為拉丁文subjectum,並成為德文Subjekt和英文subject的共同詞源;在單指基體的意義上被譯為拉丁文substratum。

    如果中文的“主體”意指主動的實體,即有意識的能動的獨立存在者,那麼,Subjekt的“主體”含義不是亞里士多德的本有的,而是在近代經過笛卡爾哲學的洗禮後被添加的。笛卡爾把古代的各種實體簡化為“我思”、“上帝”和“物體”三種。盡管他沒有使用“主體”和“客體”這對概念,但“我思”和“上帝”都既是實體又有意識和能動性,實際上就是後來所謂的“主體”。相比之下,“物體”就是純粹的客體。由于笛卡爾哲學的起點是“我思”,“上帝”是從“我思”推導出來的,因而狹義的主體就只是“我思”,即被實體化了的人的精神。後來,斯賓諾莎把笛卡爾的三個實體統一為一個實體,充分發揮了笛卡爾實體觀的客觀方面,費希特通過“自我”發揮了笛卡爾實體觀的主觀方面,按照馬克思的理解,黑格爾則將這兩個方面重新統一到了“絕對精神”之中,使之成為實體兼主體。(《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76-177頁)只要設定了這個實體兼主體的東西是唯一真正實在又真正能動的存在者,那麼,任何與之不同的東西就都只能被理解為它的化身形態和它的自設對象,即客體。在這個意義上,絕對精神又是主體兼客體,為此,馬克思發明了一個特別的術語去稱呼它,即“主體—客體”。(《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2頁)

    這樣一來,在近代哲學,特別是德國哲學的語境中,Subjekt就兼有主詞和主體兩重含義,同時還保留了基體的含義。從亞里士多德使用到語言學轉向發生之前,西方哲學家在行文中並不自覺區分Subjekt的這三重含義。當他們在主詞的意義上使用Subjekt時,他們並非僅僅在談論詞語,而是同時也意指著該詞所表示的對象,即基體或主體;反之,當他們在基體或主體的意義上使用該詞時,他們也並非撇開了詞語在談論對象,而是已然預設了這個對象是由主詞指示出來的。當西方人在自己的語言中在不同的意義上使用這同一個術語時,他們下意識地就能考慮到該詞的多重意義。可是,當把該術語譯成中文時,“體”和“詞”(或“語”)不可得兼,在閱讀時也不會從前者自然想到後者,或從後者自然想到前者。這就逼得中文譯者只能二者擇一,這種情況下,理由的斟酌就很重要了。

    四、主謂詞關系的學理論域

    無論如何,可以確定的是,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著重批的是“主謂”顛倒,盡管同時也聯系著批“主客”顛倒。既然“謂”只能是“謂詞”的意思,屬于明白無誤的邏輯學術語,跟它配對的“主”就只可能是“主詞”,而不可能是“主體”,不管它是否意指主體,即不可能是一個本體論術語。

    自從亞里士多德創立了邏輯學這門學問以來,主詞與謂詞的關系就一直是所有研究哲學的人們所必須了解的課題。如今,普通形式邏輯負責提供這方面的基本知識。不過,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主要在哲學領域,包括本體論、認識論和語言哲學等領域。或者說,主謂詞關系是通過邏輯學去解決本體論等哲學問題的一條重要進路。

    從哲學上研究主謂詞關系,主要解決的問題是︰主詞和謂詞各起什麼作用?由哪些詞語來充任?跟對象是什麼關系?其間正確的結構關系是什麼?對于這些問題,在《範疇篇》中,亞里士多德給出了最初的答案。第一,個別事物是首要實體,即獨立的存在物。這在主謂詞關系上的表現是︰表示個別事物的詞語只能作主詞,而不能作謂詞。第二,要理解個別事物,必須借助普遍的概念。這在主謂詞關系上的表現是︰只有表示普遍概念的詞語才能作謂詞,才能用來說明個別事物。第三,個別事物所歸屬的類只是次要意義的實體,個別事物所具有的偶性只是一種依附性的存在。這在主謂詞關系上的表現是︰表示類的詞語說明個別事物的“是什麼”,表示偶性的詞語說明個別事物的“怎麼樣”。據此可以歸納出正確的主謂詞關系的兩條基本原則︰其一,主詞的外延小于謂詞的外延,最小外延的主詞是表示個別事物的詞語;其二,在實體性上表示個別事物的詞語優先于表示它們的類的詞語,表示小類的詞語優先于表示大類的詞語;在實在性上表示類的詞語優先于表示偶性的詞語。(參見亞里士多德,1959年,第9-19頁;亞里士多德,2014年,第107-114頁)通過上述答案及其原則,亞里士多德就描述出了順序正確的主謂詞關系。

    不僅如此,亞里士多德還在哲學史上首次明確指出了主謂詞顛倒的現象,並探討了解決問題的辦法。在《論題篇》中,他認為,如果把一個基體看成是存在于該基體中的東西的一種特性,那麼這種特性就並不是特性,其邏輯上的理由是︰不能把一個主詞看成是它的謂詞的特性。他舉過一個例子,這里為了便于理解而改述如下︰在“火是由最精細微粒構成的物體”這個命題中,“火”是主詞,“物體”和“由最精細微粒構成的”都是謂詞,外延都比火大,合起來表示火的特性;火雖不是個別事物而是類,但在外延上被物體這個更大的類所包含,因而實體性程度較物體更高;由最精細微粒構成是火的一個特征,只能依附于火而存在;在此前提下,盡管該命題的逆命題“由最精細微粒構成的物體是火”也能成立,但不能因此把火看成由最精細微粒構成的物體的特性,而只能把由最精細微粒構成的物體看成火的特性。(cf.Aristotle,p.223;《亞里士多德全集》第1卷,第451頁)歸結起來,主詞和謂詞的正確順序不能顛倒,否則就會造成偶性和實體的顛倒,實體性程度較低的事物與實體性程度較高的事物的顛倒,尤其是次要實體和首要實體的顛倒。

    亞里士多德提出這套學說,所針對的是柏拉圖的做法。柏拉圖把普遍的東西說成理念,即真正實在的理智範型,而把個別事物看成理念的摹本。雖然他沒有發明邏輯,但其命題的潛在邏輯形式就是主謂詞顛倒。不論柏拉圖的做法有多少合理性,這種顛倒畢竟不合常規,受到質疑在所難免。亞里士多德發明邏輯,就是為了從思維的基礎上顛覆其老師的主張。當然,亞里士多德後來並沒有將自己在《範疇篇》中提出的觀點堅持到底。在《形而上學》中,亞里士多德至少將主詞的底限提升了一步︰從以表示個別事物的詞語為主詞退到了以表示最小的類的詞語為主詞,目的是定義出作為其本質的形式。

    如果亞里士多德對柏拉圖的批判是主謂詞關系在古代的一次顛倒與再顛倒的話,那麼,馬克思對黑格爾的批判就是主謂詞關系在近現代的又一次顛倒與再顛倒。

    黑格爾把絕對精神設定為最普遍的概念,它既是實體又是主體,自己設定客體,又跟客體相統一,並將這種設定與統一反復不斷地進行下去,直到把純粹思維領域和各種經驗領域的道理貫串成一套自洽的體系為止。這種做法的邏輯形式包括︰第一,主謂詞顛倒的命題形式︰讓外延最大的“有(或存在)”作主詞,把所有其他詞語作為其不同層級的謂詞;第二,由正題、反題和合題構成的推理形式︰把主謂詞顛倒的諸命題聯系起來;第三,無所不包的圓圈式體系形式︰把邏輯學、自然哲學和精神哲學的全部知識構造為一套百科全書,並將其視為“有”對自己的全部內涵的完成了的自我認識,在這種意義上,“有”就是絕對精神,理論的起點和終點在這里實現統一。由此可見,黑格爾的哲學及其方法十分復雜,但主謂詞顛倒的命題形式是其中的關鍵。馬克思對黑格爾的批判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他抓住了這個關鍵。

    五、馬克思對黑格爾主謂詞顛倒的兩條批判原則

    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對黑格爾主謂詞顛倒的批判有兩條鮮明的原則。其一為外延原則︰外延小的作主詞,外延大的作謂詞,而不能相反。其二為基體原則︰基體作主詞,偶性作謂詞,而不能相反。

    外延原則主要針對的是黑格爾的邏輯學和法哲學的關系,其具體規則是︰不能以“理念”為主詞,而把“現實的主詞”變成謂詞。“理念”就是黑格爾的抽象的哲學概念,“現實的主詞”就是馬克思所看重的經驗事實。(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4、16、18頁;Marx,1982a,S.11)ゞ

    馬克思認定黑格爾的法哲學只是其邏輯學的補充,這就涉及邏輯學中的抽象理念和法哲學中較為具體的經驗概念之間哪個該作主詞哪個該作謂詞的問題。黑格爾的主張自不待言,其具體觀點比比皆是,這里僅舉一例。在黑格爾看來,制度合理的國家要“按照概念的本性在自身中區別和規定自己的活動”,包括各種權力。(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4頁;黑格爾,1961年,第283頁)概念按其本性包括普遍性、特殊性和個別性三個環節。(參見黑格爾,1980年,第331頁)據此,國家也應有三個環節,即︰體現個別性的王權、體現特殊性的行政權和體現普遍性的立法權。(參見黑格爾,1961年,第286-287頁)這樣一來,黑格爾就用他的邏輯學的理由輕而易舉地反駁了當時流行的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三權分立的政治學觀點,給普魯士的王權提供了有力的辯護。(同上,第286頁)

    對此,馬克思的批判是︰黑格爾“不是用邏輯來論證國家,而是用國家來論證邏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2頁)所謂“用邏輯論證國家”,就是用國家的經驗概念作主詞,用邏輯的抽象理念作謂詞;所謂“用國家論證邏輯”則與之相反。如果用邏輯來論證國家,就意味著首先承認國家的客觀存在,再根據經驗事實去把握這種存在,最後將其上升為抽象理念,也就是說,理念“應當從現實的差別中產生”。(同上,第15頁;Marx,1982a,S.12)相反,如果用國家來論證邏輯,就意味著首先承認黑格爾這套邏輯的真理性和實在性,再把國家當作它的一種外部表現和例證。黑格爾這樣做,“不是從對象中發展自己的思想,而是按照自身已經形成了的並且是在抽象的邏輯領域中已經形成了的思想來發展自己的對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8-19頁)兩種做法的區別在于︰按前一種做法,國家是什麼樣子的,邏輯就必須把它理解為什麼樣子的;按後一種做法,邏輯主張了什麼,國家就必須被解釋成什麼,從而“我們得到的不是國家制度的概念,而是概念的制度”。(同上,第24頁)

    在整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都是按照這個原則來剖析黑格爾的,其目的在于把國家的經驗事實,特別是把作為國家成員的廣大民眾的實際訴求從黑格爾的哲學框架中釋放出來,並從中獲得在普魯士推進民主變革的依據。這意味著把顛倒了的主謂詞關系重新顛倒過來,即始終讓外延較小的經驗概念作主詞,特別是讓跟市民社會有關的概念做主詞,而讓外延較大的哲學理念作謂詞。

    在馬克思的批判中,基體原則也很重要。該原則主要針對黑格爾的這種做法︰他把基體所具有的某種性質看得比基體本身更加重要和更加實在,並反過來把基體看成這種性質的依附體。這里所說的基體既包括哲學層面的比較抽象的基體,也包括經驗領域的比較具體的基體。關于這一原則,馬克思對Subjekt和Subjektivitt以及Person和Persnlichkeit的區分是最好的例子。

    在《法哲學原理》第279節中,黑格爾說,國家主權是一種單一的可以做出決斷的存在,即一種具有主體性的人格,但主體性需要由主體來體現,人格需要由人來體現,而國王剛好就是這樣的體現者,所以,王權對于國家主權來說就是必不可少的。(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1頁;黑格爾,1961年,第296頁)

    對此,馬克思批判道︰“主體性(Subjektivitt)是主體(Subjekts)的規定,人格(Persnlichkeit)是人(Person)的規定。黑格爾不把主體性和人格看作它們的主詞的謂詞,反而把這些謂詞變成某種獨立的東西,然後以神秘的方式把這些謂詞變成這些謂詞的主詞。”(《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2頁,譯文有所改動;Vgl.Marx,1982a,S.24; Marx,1975,p.23)這段話的意思可分解如下。其一,主體本來是獨立的存在,主體性是主體的性質,是依附于主體而存在的;或者說,主體是主體性的基體,主體性是主體的偶性;在邏輯上主體充當主詞,主體性充當謂詞。黑格爾的錯誤在于︰他把主體性當作獨立的存在,把主體當作主體性的體現,即依附于主體性的存在;在邏輯上用主體性充當主詞,用主體充當謂詞。其二,人本來是獨立的存在,人格是人的性質,是依附于人而存在的;或者說,人是人格的基體,人格是人的偶性;在邏輯上人充當主詞,人格充當謂詞。黑格爾的錯誤在于︰他把人格當作獨立的存在,把人當作人格的體現,即依附于人格的存在;在邏輯上用人格充當主詞,用人充當謂詞。

    雖然馬克思批判黑格爾顛倒主謂詞的論述很多,但有了上述兩條原則,具體內容就至少變得可以理解了。不難看出,這兩條原則非常接近于前述亞里士多德的兩條原則。

    綜上所述,由于翻譯和理解上的局限,馬克思早期哲學中的主謂詞關系問題一直沒有進入學術研究的視野,這在很大程度上妨礙了我們在馬克思自己的深度上去理解他的思想,並且使我們既有的理解也只能停留在直接接受其經驗層面的觀點的狀態,而無法進行具有當代思維水準的反思。實際上,馬克思批判黑格爾顛倒主謂詞,表明他在貫穿整個哲學史的一個根基性問題上發生了覺悟,並且,正是經由這一門徑,他才摸索出了一條屬于自己的理論道路。就此而言,馬克思關于主謂詞關系的原則性觀點可以被視為開啟他的哲學乃至整個思想的一把鑰匙。巧合的是,就在馬克思放棄這個話題之後的1848年,弗雷格誕生了,這個德國人後來重新拾起了主謂詞關系問題,並洞見到了指稱和意義、專名和概念詞等的區別,啟動了哲學的語言學轉向——如果了解到這一點,我們對馬克思早年的有關觀點就不會再等閑視之了。當然,站在語言學轉向之後的今天回看馬克思,我們不得不把他的具體觀點和分析技術歸于那個思辨的時代,但不管怎樣,我們不得不承認,他的思想的深度足以溝通今古,而高度足以指引未來。

    注釋︰

    ヾ值得指出的是,MEGAゝI/2第11頁第13行起初有Objekt一詞,馬克思後來將其替換成了Prdicat。(vgl.Marx,1982b,S.586)這條文本信息經練建玲博士提示後查實,特此致謝。

    ゝ雖然該書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但有理由相信這部分內容屬于馬克思,因為在二人單獨的著作中,只有馬克思討論過主詞和謂詞的關系問題。

    ゞ順便指出的是,德文Idee在黑格爾哲學中應該譯為“理念”。

作者︰ 徐長福 責編︰ 範紅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