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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化哲學”的“批判”與“出場學”的“可能” ——兼評《出場學的存在與邏輯》

2018年04月18日 08:35:57 來源︰ 《哲學原理》2016年06期

    近日閱讀曹典順先生的《出場學的存在與邏輯》ヾ一文時,不僅想到了攻讀博士學位時和作為同學的曹典順先生曾一同探討過導師賀來先生的一篇文章——《從哲學的“定性化”中走出來——哲學範式轉換的重要內容》ゝ,該文提出消解“標準化哲學”的前提是實現哲學研究的“範式轉換”。五年來,曹典順先生跟隨任平先生研究出場學,成績斐然,就《出場學的存在與邏輯》一文而言,就被《新華文摘》和《人大報刊復印資料•哲學原理》全文轉載,正是基于這種影響,認真閱讀了此文。總的感覺是,曹典順先生的文章依然秉承了吉林大學的哲學研究傳統——堅持“哲學基礎理論”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原則,值得回味和思索。基于曹典順先生出場學研究的啟示,也為了讀博期間與曹典順先生的那次學術討論做一個學術性交代,決定寫此文,就“標準化哲學”與“出場學”的關系問題闡釋一下自己的拙見。

    一、“知性思維”與“標準化哲學”

    伽達默爾說,“20世紀哲學最為神秘、最為強大的基礎就是它對一切獨斷論所持的懷疑主義”ゞ。伽達默爾所指代的“獨斷論”就是指“標準化哲學”。從本體論哲學的意蘊理解,20世紀初中國哲學教育和哲學研究只是處于初級發展階段,即使到了20世紀末,表征中國哲學水平的中國本體論意蘊哲學並沒有達到世界先進水平。這就意味著,伽達默爾所說的“20世紀哲學最為神秘、最為強大的基礎”並不能代表中國哲學。相反,20世紀中國哲學的發展水平還停留在以追求“宏大敘事”為目標的“同一性哲學”的水平之上,而“同一性哲學”最為本質的特征之一就是“共性原則”,即“標準化訴求”。從“標準化訴求”的意蘊理解,“同一性哲學”亦可稱之為“標準化哲學”。不可否認,中國的哲學教科書——《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在中國的社會發展過程中起過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教科書哲學所展現給人們的“標準化哲學”意蘊還是十分明顯的,即中國的教科書哲學相對缺少了哲學本該具有的、也是最為本質具有的“反思精神”。之所以出現這種狀況,應該與人們過于將哲學理論與社會實踐聯系在一起有關。眾所周知,社會實踐是一個“技術化”的過程,而與“技術化”思維相適應的應該是“知性思維”,也即是說,“標準化哲學”就是“知性思維”的結果。

    知性思維“是指運用普通形式邏輯的思維規則所進行的思維,形式邏輯是知性思維的集中體現”々。應該說是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最早提出形式邏輯的。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形式邏輯必須符合同一律、排中律與矛盾律,同一律要求在一個思維過程中的命題必須是且只是什麼,而不能既是什麼又是另外別的什麼,排中律表明在某一思維過程中的命題真假值是排除中立的,滿足這三大規律的命題必然具有確定性與有限性。這就表明知性思維要求我們的思維必須是確定的,固定不變的。首先,知性思維是對常識世界經驗材料的局部的抽象,(“以”)概括出形式的普遍性,是在感性認識的基礎上,對某類具體事物所具有的共性的抽象,其結果是抽象的,因而不同于具體的感性材料,但它又有別于辯證思維,因為辯證思維把握了事物的對立統一方面的關系,是在形式與內容的統一中把握事物。其次,知性思維的過程是單向度的,知性思維是在感性認識的基礎上,把相互聯系的事物分門別類,概括其抽象的規定,可以看做是從感性具體到抽象規定的過程,即以抽象規定為基礎在人腦中復制出理性具體。這種理性具體作為人的思維邏輯的終點不同于感性具體,感性具體只是現實的混沌的“表象”,而思維具體是將抽象的感性具體具體到思維中的結果。最後,這種單純的知性思維局部的抽象,必然導致抽象結果的確定性,這也是知性思維所要達到的預期目標。但是建立在將相互關聯的事物分門別類的基礎上的知性思維的抽象規定必然是有限的,因為它割裂了事物之間的聯系,僅從對立方面思考,必然會導致認識的片面性與有限性。

    縱觀哲學史,無論是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還是中世紀的托馬斯•阿奎那等,在研究人類認識的過程中,都發現了認識的復雜性,並闡明認識過程中知性環節的存在。近代康德更是將人類認識過程分為三個階段,他認為︰“通過我們被對象所刺激的方式來獲得表象的這種能力(接受能力),就叫做感性。所以,借助于感性,對象被給予我們,且只有感性才給我們提供出直觀;但這些直觀通過知性而被思維,而從知性產生出概念”ぁ。這就是說,一般對象通過感性直觀的先驗形式即空間與時間進入人的感官,而知性產生概念,由概念來統攝感性直觀,從而形成普遍性的知識。黑格爾更強調知性思維與辯證思維的聯系作用,認為知性思維與肯定的思維和否定的思維一起,構成完整的思維邏輯,而單純的知性思維是“作為知性的思維停留在各個固定的規定性和它們彼此的差別上;這樣一種由局限的抽象東西在作為知性的思維看來是自為地持續存在和現實存在的”あ。單純的知性思維把事物的存在、屬性、功用等方面的規定性當做自明性的存在。它不僅在過去存在,現在依然實存,將來也不會發生變更。這是與黑格爾強調的辯證思維的特點相悖的。馬克思在某種程度上繼承黑格爾對知性思維的看法,即批判知性思維的片面性、獨斷性與有限性,但同時還強調知性思維作為辯證思維發展不可缺少的一個環節而存在,即知性思維是辯證思維的基礎與前提,正是因為知性思維具有確定性、有限性等特點,才使辯證思維不至陷入詭辯論的泥淖。可見馬克思將黑格爾的辯證法精神發揮得淋灕盡致。

    雖然知性思維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我們也不可否認,由于知性思維追求抽象的共性的存在,在知性思維方式指導下建立起來的哲學必定是“標準化哲學”。與之相適應,近代知性思維的盛行,一定意義上也導致了形而上學哲學的繁榮,比如,不僅萊布尼茨等一大批哲學家就試圖建立自己哲學的形而上學大廈,而且康德正是看到了前人建立的形而上學的獨斷性,而用盡一生致力于拯救形而上學。時至今日,仍然有一大批學者試圖建立“標準化哲學”。在他們看來,“標準化哲學”至少有兩個方面的特點。其一,他們認為存在“標準化哲學”,即有一種先天的“上帝”一樣的哲學存在,哲學研究的目的就是要解蔽這個“標準”,使之“公理化”,哲學江湖便可塵埃落定。“規範”之後的哲學研究者的工作就是放棄自己的研究“前見”,學習這套“標準化哲學”的規則,以之為“標準”,對其進行復制,使自己的哲學“符合”這個“標準”。其二,他們認為這種“標準化哲學”的“標準”或者尺度是可外化,可度量的,即存在某種哲學語言是哲學界通用語,只要確定這套術語,學者便可按照這套術語交流寫作,實現“哲學大同”。而通過這種可度量的標準,人們能夠十分便捷地區分哲學的“精華”與“糟粕”,並能夠輕松做到“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二、“生存方式”的“多樣化”與“標準化哲學”的“否定”

    馬克思哲學是一種實踐哲學,在它看來,“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構成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可以被認為,馬克思哲學從它誕生的時刻起就特別關注人們的“生存方式”,或者說,改變和改善人們的“生存方式”是馬克思哲學的價值追求和實踐目標。需要指出的是,自從後現代性哲學思維產生之時,傳統形而上學思維方式就遭受到了“終結性否定”。所謂“終結性否定”,就是指傳統形而上學賴以存在的“同一性”價值追求,被後現代性哲學的“多元性”價值追求予以徹底性否定。從“終結性否定”這層意蘊上理解,就是要否定“標準化哲學”。後現代性哲學之所以要否定“標準化哲學”,是根源于現實生活世界的多樣化價值訴求。當然,現實生活世界的多樣化價值訴求是通過多元的“生存方式”體現的。

    人的生存方式亦可理解為存在方式,其形成是一個不斷社會化的過程。追溯這一過程,很容易發現,新生兒的出生完全是人類繁衍的自然現象,雖然他們一出生便進入了人類社會,但是他們最先接觸的是與之有著血緣關系的家庭——“唯一自然的社會”。因而嬰幼兒時期的孩童通過與家庭成員之間以及與周圍環境之間形成的一定的聯系,具有比較明顯的自然性特征。隨著個體的不斷成長,孩童越來越多地融入社會領域,越來越多的接觸家庭以外的人與環境。人的本質就在于他的社會性,而這種本質即社會性不是人先天就具有的,而是人在不斷社會化的過程中後天的積累而成。在這層意義上理解,個體的不斷成長的過程就是個體不斷社會化的過程。人類的遺傳可分為生物遺傳與社會遺傳,其中生物遺傳只“復制”人類與一般的動物一樣所具有的自然的本能,如“食、色”類也。而人在社會生活過程中所積累的經驗、技能、程序等並不能通過生物遺傳傳遞給下一代,而必須是在個體不斷社會化的過程中,在社會生活中通過一定的教育與學習而習得。這即是說,人的不斷社會化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形成社會遺傳的過程,或者說,人又是在不斷社會化的過程中,完成了自己的生物成熟與社會成熟,而且這種社會成熟是伴隨著個體的生物成熟而不斷成熟的。在此過程中,個人逐步完成自己作為生物個體與社會個體的存在。研究人類歷史或者只要稍微觀察周圍的世界,不難發現,人類在青少年時期不斷實現生物成熟,但此時的人們遠未完成社會成熟,隨著人的不斷成熟,生活方式的類型也越來越復雜,這就要求人們掌握越來越多的生存技能,因此,人們在完成自己作為社會個體的存在所花的時間要比作為生物個體的時間長得多,甚至可以說,作為一個正常的處于社會交往中的人,他或者她的一生都處在不斷完成自己社會化即作為社會個體的過程之中。因而,人們從出生就是作為一個半成品而存在,只要他或者她存在,他或者她的社會生活就存在多種可能,他或者她就是在社會中不斷展現並實現自己生命的多樣化,即人們的“生存方式”是多元存在,或者說,“生存方式”具有“多元化”。

    當代人們的“生存方式多樣化”,根源于科技發展帶來的生產方式的變化。眾所周知,在生產力迅猛發展的現代社會,科技的進步對智力支持的要求越來越高,因而從事腦力勞動的人在社會生產中的地位與作用將越來越突顯。勞動對象是人們在勞動過程中對其進行加工使其具有滿足社會需要的使用價值的物質資料。它是勞動的前提,並表征著生產力發展的狀況。勞動資料中最主要的就是勞動資料的“骨骼”和“肌肉”——生產工具,它是勞動的中介,將勞動者與勞動對象連接成一個勞動活動整體。勞動的人的歷史就是生產工具不斷發展的歷史,正如馬克思所說︰“各種經濟時代的區別,不在于生產什麼,而在于怎樣生產,用什麼勞動資料生產。勞動資料不僅是人類勞動力發展的測量器,而且是勞動借以進行的社會關系的指示器”ぃ。這種社會狀況必然導致反映社會存在方式的哲學的“非標準化”,因為,任何真正的哲學都必須是它代表的那個時代精神的理論再現。從這層意蘊上理解,我們必須批判“標準化哲學”,因為,“標準化哲學”已經是對現實人們“生存方式”的歪曲的反映,即不能表征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更不能指導我們現實的社會實踐活動,否則,就會對人們的現實實踐活動造成誤導。

    三、“標準化哲學”的“否定”與“哲學範式”的“研究”

    “生存方式”從一定意義上理解就是“社會存在”。前文的分析表明,社會歷史領域中的“社會存在”是人的存在,這個“人”不是抽象的感性直觀的人,而是從事感性活動的現實的具體的人。就當下而言,面對著改革開放的廣闊社會發展背景,人們的社會化過程充滿了無限多的可能性。哲學作為人的意識的表征,自然要反映這種無限多的可能性,或者說,社會存在能夠決定哲學的發展方向。既然“社會存在”的多樣化決定了哲學理論的“多元化”或“無定性”,也就意味著,“標準化哲學”已經“失去了”或“不存在了”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根據。從理論上講,對“標準化哲學”的“否定”,可能存在兩種主要趨勢,一種趨勢是,傳統形而上學就此終結,即退出學術的舞台;另一種趨勢是,傳統形而上學轉換方法論原則,即所謂終結哲學只是終結了傳統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哲學發展的歷史表明,終結哲學是不可能的,比如,維特根斯坦曾認為《邏輯哲學論》可以終結哲學,事實上,這只能成為哲學史上的一個花絮。既然如此,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專家們就從方法論自覺的視域反思“哲學研究”,“哲學範式”(簡稱“範式”)的概念就是從這一反思中發現的。所謂“哲學範式”的“研究”,最初的目的就是,將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範式進行歸納、整理,以發現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多種不同“範式”。現在看來,根源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不同範式”,亦可以被延伸理解為哲學理論的方法論前提。

    與“標準化哲學”的兩大特點相適應,對“標準化哲學”的“否定”,也應該從兩大方面進行,即對“標準化哲學”自身存在的“否定”和對“標準化哲學”的“標準”或者“尺度”進行“否定”。具體而言,其一,對“標準化哲學”自身存在的“否定”。“標準化哲學”自身的存在包括兩個方面內容,即“標準化哲學”是客觀存在的和這種“標準化哲學”是可以被表征的。人源自自然,卻能夠“再生產整個世界”,表明人的發展的無限可能性或不確定性,因而表征人的存在方式或人的生命方式的哲學也應該是充滿無限可能性的,即哲學應該具有多元化的特點。既然哲學應該是多元性的,也就不存在所謂單一的“標準化哲學”。從這種意義上理解,對哲學史上著名原著的解讀,是“不可能”完全再現原著中哲學家的思想的,因為,畢竟我們與哲學史中的哲學家,並不是生活在同一個時空之中,或者說,因為我們與哲學史中的哲學家所處的“時境”與“語境”的不同,使得我們無法“回到”某個哲學家。這就是說,僅僅從技術上或道路上理解,我們也無法表征“標準化哲學”。其二,對“標準化哲學”的“標準”或“尺度”的“否定”。有哲學研究者認為,對哲學理論的評判和評價,應該存在一個“統一”的標準,並且這種“標準”或“尺度”是“可以度量”的,或者說,這種“標準”有一定的表現形式,或者說,在哲學評判和評價中存在一種統一的哲學語言,並且這種語言被賦予了特定的涵義,人們可以通過這種統一的哲學語言進行學術思想的交流與探討,即認為人們在解釋哲學史上哲學家的思想時,應該嚴格使用解釋對象(研究的哲學史上某位哲學家)所運用的語言。然而,語言反映思想,如果真的存在這種“標準”或“尺度”,即存在“統一”的哲學語言,必然會禁錮人們的思想,因為對于同一個概念,不同的哲學家有不同的理解,如果強制使用“統一”的哲學語言和“統一”的哲學術語,必然阻礙哲學研究的繁榮與發展。從另一個層面理解,如果人們發現了這種“標準化哲學”的存在,哲學家的最高任務就只能是努力表征自己的思想與“標準化哲學”相符合,而如果一旦證明了這種符合,哲學家們只需抬頭仰望自己建造的知識大廈,並用余生慶賀自己的學術成就就可以了,即其後的哲學任務也就不存在了,哲學研究也就終止了。所以,“標準化哲學”是沒有生命力的,它既不符合哲學“無定性”的特點,也不符合人類存在的“無限可能性”的特征。

    對“標準化哲學”的“否定”並不是哲學研究任務的終結,從當下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狀況看,對“標準化哲學”的“否定”催生了哲學研究的繁榮,這種繁榮的形式之一就是“哲學範式”研究的誕生和繁榮。美國哲學家托馬斯•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文中首先提出了作為概念意蘊的“範式”。盡管庫恩沒有明確給出“範式”概念的定義,但從其對“範式”的表述理解,“範式”可以從兩層意蘊上進行理解,一方面,範式“代表著一個特定共同體的成員所共有的信念、價值、技術等等構成的整體;另一方面,它指謂著那個整體的一種元素,即具體的謎題解答(範例)”い。概括而言,庫恩意蘊的“範式”是一種“規則”和“方法論”,是理論的“前提”。這就意味著,“研究範式的創新與轉換,可以帶動整個理論視域、理論形態的變革與創新……在新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創新與發展存在著兩個層面︰一是原理、觀點、理論和形態的創新發展,二是研究方法、視域、範式的創新轉換。前者是結果,後者是前提”ぅ。理論形態隨著作為方法論前提的“範式”的改變而變化,即理論形態的創新本質上是就本體論意蘊而言的,而“哲學範式”的創新則是方法論創新。所以,並不是人們要憑空捏造一個“範式”來空談範式轉換,而是在哲學理論的研究與探索中,有必要發現“哲學範式”研究與轉換的必要性與重要性,即帶著“問題意識”試圖去解決哲學理論中出現的難題,而且這種問題不僅僅是在一般的、個別群體內部發生的,而是擴展到整個社會甚至整個時代範圍。事實上,只有當一個問題成為整個時代社會的問題時,即當前的“範式”邏輯無法解決當下時代的問題時,就有必要呼喚“哲學範式”的創新,而這也恰恰證明了哲學“改變世界”的使命。換句話說,正是哲學“改造世界”的使命,使得“哲學範式”研究與創新成為現時代的時代要求。如果我們想要解決當下中國的現實問題,就勢必要采取“範式”方式進行哲學研究,“因為,‘範式’主要是‘闡釋’馬克思主義哲學所具有的‘當代意蘊’,而‘形態’主要是‘表述’馬克思主義哲學所包含的‘基本原理’”う。總之,如果僅僅從“形態”問題研究哲學,容易導致哲學走向“獨斷論”,而從“範式”出發研究哲學,不同的“哲學範式”研究,就可以演變出多種不同的哲學形態。

    四、“哲學範式”的“多樣性”與“出場學”的“可能”

    “哲學範式”的產生根源于哲學研究的方法論自覺,這即是說,“哲學範式”能夠“多樣性”,也是根源于人們對哲學研究方法論的理解。新中國成立之初,出于人們渴望哲學能夠指導社會建設的需要,當時的哲學追求“統一性”的哲學研究方法論。從宏觀“哲學範式”的理解看,當時的“哲學範式”是“單一的”,即單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的研究範式。20世紀80年代以後,出于哲學要解釋改革開放產生的許多新問題的需要,哲學界提出了認識論問題,即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問題。這一哲學研究方法論的提出,不僅即刻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社會實踐的解釋原則,也成為“哲學範式”研究的新的起點或轉折點。總體上而言,改革開放後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實現了從過去單一的模式、路徑轉向了多元的視域與範式,或者說,“哲學範式”研究作為闡述哲學“當代意蘊”的方法論前提,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展現出了不同的範式圖景。任平先生和曹典順先生領餃的江蘇師範大學哲學範式研究中心,繪制了當代中國“哲學範式”研究的圖譜,描繪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九種範式,即教科書範式、原理範式、哲學史研究範式、對話範式、文本學範式、中國化範式、反思的問題學範式、部門哲學範式、出場學範式。

    任何“哲學範式”的出場、改革與創新,都是哲學對當下時代的“時代需要”的反映。新中國成立初期,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艾思奇主編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成功地融入了毛澤東思想,體現出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成果。改革開放初期,為了體現改革開放的時代精神,教科書範式迎來了改革的時代。30多年來,一大批學者出版發行了諸多體現改革開放精神的教科書。進入21世紀,教科書改革也步入了一個嶄新的創新發展階段,由袁貴仁、李景源等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就是這一時期改革的突出成就。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傳統教科書改革也隨之向縱深發展,即傳統教科書作為普及馬克思主義哲學知識、原理、教育的“理論武器”,不但其話語體系不可避免地具有了教條化的特點,而且教科書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的闡釋,具有普遍化、絕對化的傾向,從而容易導致人們無法看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辯證性特征。教科書範式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創新的過程中出現的這些不可避免的矛盾,或者說教科書範式存在著的這些悖論,必須要消解。這也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範式“自身”不斷追求的目標。正是由于教科書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體系化”而導致的教條化傾向,有學者轉向“歷史性”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範式研究。這就是說,有的學者不再將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僅僅當作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的歷史佐證,而是真正開闢了探索經典作家思想演變過程的歷史性特點的道路,並發展成為一種方法論自覺。研究歷史離不開對文本文獻的考察來實現,通過文本文獻研究,人們既可以研究經典作家的原初語境,也可以從更深層的意蘊上挖掘文本具有的意義,把握作者的思想脈絡。這里就涉及解釋學的理解問題,解釋學理解的意義有兩層含義,即客觀的文本的原初意義與文本對讀者的意義,前者以作者或者文本為中心,後者以讀者為中心,現代解釋學越來越強調文本文獻對讀者的當下現實意義,即文本文獻學研究不是為了“返本”,不是為了還原經典作家的原初語境,而是要挖掘文本文獻中能夠為當下現實服務的內容與意義。正是出于這種原因,文本文獻學研究也成為與西方國家爭奪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話語權的重要內容。當然,文本文獻學解讀也存在自身的問題,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文本解讀需要憑借一定的文本,而經典作家的文本如此之多,究竟哪種文本更能夠表達作者的原意,作者與讀者之間的歷史鴻溝是否需要跨越以及如何跨越,這都是人們需要思考的問題。也正是出于這樣的問題思考,有學者走向了中西哲學對話範式的研究,通過對話的方式,不斷挖掘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時代意義。當然還有反思的問題學範式、中國化範式等其他範式研究,由于篇幅限制,在此就不再一一論述,以下的篇幅主要用來闡釋作為“哲學範式”的“出場學”存在的可能性。

    通過以上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範式研究的考察,我們不難發現“哲學範式”研究的“多樣性”,正是由于“哲學範式”的“多樣性”,“出場學”作為“哲學範式”,就具有了存在的可能性。用曹典順先生的話說,“‘出場學’存在的合法性最終是以‘範式’的存在為前提的,澄清‘出場學’的存在前提,就是承認研究‘範式’的多樣性,即認可範式多樣性是出場學合法性存在的邏輯之根”(11)。“哲學範式”作為“方法論前提”,同時也是一種哲學理論的解釋原則。眾所周知,任何一種哲學理論都可以有不同的解釋原則,不同的解釋原則或方法論的指導下的哲學理論都具有不同的意義,而不同的方法論前提都是確定的研究目的與不同的研究方向的統一,其理論前提是研究方法與思想的統一。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出場學”同樣可以作為這多樣的“哲學範式”的一種而存在。這是就其存在的理論可能性而言的,從現實性上理解,前面論及的“教科書範式”的改革與創新,“哲學史範式”的研究出路探索,以及“文本文獻學範式”、“對話範式”等等,都是呼喚“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當代形態”,尋求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當代現實意義。“‘出場學’就是闡釋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機制的哲學範式”(12)。也即是說,“出場學”是可以體現出時代精神,研究出時代提出的現實問題的答案的,即“出場學”能夠通過對“出場路徑”、“出場語境”以及“出場形態”三者關系的考察,表征出馬克思主義哲學可以通過不斷的“出場”從而實現持續的“在場”。

    ヾ曹典順︰《出場學的存在與邏輯》,載《江海學刊》2014年第2期,第45—50頁。

    ゝ賀來︰《從哲學的“定性化”中走出來——哲學範式轉換的重要內容》,載《江海學刊》2000年第1期,第100—103頁。

    ゞ[德]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哲學解釋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30頁。

    々李秀林、王于、李淮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第五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83頁。

    ぁ[德]伊曼努爾•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頁。

    あ[德]黑格爾︰《邏輯學︰哲學全書•第一部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2頁。

    ぃ《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4頁。

    い陳俊︰《庫恩“範式”的本質及認識論意蘊》,載《自然辯證法研究》2007年第11期,第104—108頁。

    ぅ柯錦華、任平︰《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範式︰創新與轉換》,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頁。

    う曹典順︰《出場學的存在與邏輯》,載《江海學刊》2014年第2期,第45—50頁。

    (11)曹典順︰《出場學的存在與邏輯》,載《江海學刊》2014年第2期,第45—50頁。

    (12)任平︰《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2年版,第22頁。

作者︰ 劉李 責編︰ 範紅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