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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權利”何以可能、何以可為? ——國外馬克思主義空間批判的視野

2018年04月18日 08:37:03 來源︰ 《哲學原理》2016年07期

    城市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偉大杰作,自18世紀工業革命以來,加速的城市化極大地推動了全球城市的擴張,人類的經濟生產、權力運作、感知結構、意識形態、話語體系及生活世界全面而深入地根植于我們所生活的城市空間之中。然而,城市的客觀進步性在推動人類飛速發展的同時,也造成突出的城市空間問題︰空間剝奪、空間貧困、空間極化、空間等級化、空間控制、空間霸權和空間生態環境問題,等等,這些空間問題使人們沒有權利自由地選擇和創造不同的空間,無法公正地獲得住房、交通、公共空間和社會福利的權利,無法享受正義的空間分配安排的權利以及無法實現以使用價值為主的空間生產的權利,無法獲得滿足于生存發展的生態環境資源的權利,從而使權利的侵蝕剝奪和漠視踐踏成為嚴重的城市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城市權利”成為人們揭示空間問題成因、處理城市空間問題、表達空間利益和空間理想、保持人類文明之城市實踐正確航向的有力話語體系,但這種話語體系和回應唯有建基于堅實的基礎之上,才能保障人們城市權利的有效實現。對“城市權利”進行深入的剖析,找出“城市權利”自身成立的可能邏輯條件,為“城市權利”奠定堅固的基礎,進而為進一步思考和解決城市問題做好準備。

    一、“城市權利”的理論背景

    國外學者對城市權利的相關研究開始于社會科學領域深刻的空間轉向及其產生的問題,“空間轉向”使學者們紛紛從空間的角度來剖析社會發展問題,國外空間批判研究從以下三條路徑展開︰一是以福柯為代表的後結構主義以及譜系學,立足于後現代主義立場對啟蒙和現代性進行批判,以空間性思維闡釋權力和知識的運作邏輯,對資本主義權力和道德的空間性進行批判。二是以列斐伏爾、哈維、卡斯特爾、索亞等為代表的新馬克思主義城市社會學批判,試圖從空間視角分析資本主義城市化中社會關系的建構、資本積累之歷史動力的矛盾、金融危機的城市根源、資本主義變革的原因及替代性方案,其實質是全球化時代資本積累方式和空間政治的反思,提出空間正義的強烈訴求,彰顯了激進批判與解放政治的邏輯。三是以吉登斯、布迪厄等為代表的在現代性構架下的空間批判,吉登斯將權力納入到社會的空間化本體論之中,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源分配結構和運行機制進行考察;布迪厄則對由資本總量和資本結構所建構起來的資本主義的多元社會空間進行了分析,並在此基礎上厘清了空間與階級之間的復雜關系。

    從空間批判的角度對“城市權利”進行的解放政治的研究主要是由新馬克思主義城市學批判來開拓和推進的。作為理論界空間轉向的開拓性人物之一,列斐伏爾認為“城市權利本身就標示著一種處于首位的權利︰自由的權利,在社會中有個性的權利,有居住地和主動去居住的權利,進入城市的權利、參與的權利、支配財富的權利(同財產權有明晰的區別),是城市權利的內在要求”ヾ。強調城市權利是一種自由的權利,一種具體而非抽象的權利,與人們因需要而對城市空間的選擇、創造、進入、擁有和使用等空間實踐密切相關。“進入城市的權利所指的,就是一種有待實現的總體性……它指的是城市居民的權利……它所依靠的,是都市空間最核心的本質或屬性︰構成性中心。”ゝ以此強調城市權利的屬人性、豐富性和空間性特質。哈維認為,“城市權利遠遠超出我們所說的獲得城市資源的個體的或群體的權利,城市權利是一種按照我們的期望改變和改造城市的權利”ゞ。這旨在說明城市權利的集體性和參與性,城市權利是一種人類集體改造城市的權利,他是針對資本對城市的控制及引起的城市問題而言的,強調通過共同參與來管制和規範資本的空間運作。索亞認為,“這個更為廣泛的城市化進程視野與尋找空間正義的斗爭緊密相連,而空間正義斗爭就是關于城市權利的斗爭”々。城市權利就是要在城市中尋找如何建立起城市空間正義,城市權利最終要通過空間正義來實現。

    我國學者從空間批判對城市權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城市權利的內涵和概念界定,二是城市權利的作用方面。前者的概念研究上,從城市權利主體方面,認為城市權利主體具有屬人的特性,“所謂空間權利也就是人的主體性在空間向度、空間問題上的具體展開。空間權利的一個基本特點就是微觀化”ぁ。空間權利與人的空間實踐密不可分,人的主體性是城市權利的重要內涵。從城市權利的對象上看,“城市權利有廣義與狹義之別,在廣義上,城市權利泛指一切與城市和城市發展有關的權利……在狹義上,城市權利特指由于城市發展所產生或帶有鮮明城市性的權利”あ。這從權利的對象的角度對城市權利做了廣義和狹義的區分,說明了權利對象的廣泛性和特殊性。從特征上看,“‘城市的權利’就是公民控制空間社會生產的權利,城市及其居民有權拒絕外在力量(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驅動等)的單方面控制”ぃ。一方面是人們自由地控制空間生產的權利,另一方面,這種自由的關鍵在于資本、政治等對空間權利的侵蝕。

    從上述引證可以看出,學界雖然對城市權利進行了不同維度和角度的討論,其深入程度也不盡相同。但歸納來看,主要還是從城市權利主體、對象、性質等方面做出了相關闡述,反映了城市權利的復雜性,而這種復雜性也正是對當前全球城市化現狀的綜合反映。因此,我們如果要深刻把握城市權利的內涵及外延,就不應僅僅只從城市權利的理論分析中尋找答案,在汲取理論資源的同時,更應該深入而全面地分析產生城市權利爭論的現實狀況,都市社會的到來使空間生產成為社會的主導生產模式,這種生產模式與資本主義的內在非正義深深交織在一起,無法實現空間“生產工具之集體擁有和經營”以及“從社會需要的角度對生產的社會管理”い,造成了嚴重的空間問題︰空間選擇與進入問題、空間資本化問題、空間住宅與娛樂問題、空間極化與再生產問題,等等,這些問題剝奪了人們在城市中的相關權利,因而,對城市權利的訴求也是對當前空間問題的積極關照。所以要從理論出發,並結合時代現實背景,歷史地、具體地、辯證地挖掘城市權利的內涵和產生的邏輯條件。在此,本文認為可以從以下方面把握城市權利的核心內涵。

    城市權利不僅是一種“按照我們的期望改變和改造城市的權利”ぅ,即空間意義上的集體權利,而且也是一種個體的權利,即個體在城市中所享有的空間權利。總體而言,這是人類與城市空間的一種關系,但根本上,城市權利是一種空間權利,對空間及其要素的生產、分配和使用的權利。作為一種集體權利,它是立足于普遍城市化和“城市性”不斷發展的現實,特別是資本化的內在事實,強調人類性和文明性,突出對當今資本主義發展中所面臨的個體權利問題的當代表達,並暗含一種解放的政治途徑,這是從宏觀的、集體的和人類文明的角度來說明的。但這種集體權利卻又不是空洞的和僵死的,它深深地根植于個人尊嚴、日常生產生活管理及自我發展和實現的基本權利之中,它充滿生機,這是從一種微觀的、個體的和生產生活管理的層面來闡述的,是集體權利得以存在的價值根據和最終目標。

    二、“城市權利”何以可能?

    當學者們從空間批判的角度集中探討“城市權利”的內涵及概念界定,並試圖說明城市權利的作用的時候,存在著這樣的一個問題,即“城市權利”在這些內涵和作用上是如何成立的?“城市權利”成立的現實條件是什麼?是什麼問題以及怎樣的社會空間實踐促成了學者現在討論的“城市權利”的內涵和作用?它成為自身的邏輯條件是什麼?只有首先對這些問題做出可能的回答,確定“城市權利”何以可能的前提和基礎,才能夠進一步討論“城市權利”的內涵和作用,因此,在這樣的一種邏輯關系中,本文試圖給出“城市權利”成立的四個邏輯前提︰城市化、資本、人權和城市非正義。城市化是城市權利的整體視角;資本是城市權利的現代性邏輯;人權是城市權利的人性基礎;城市非正義是城市權利的現實語境。

    (一)城市化︰城市權利的整體視角

    城市是人類文明的結晶,但這種結晶並不一定晶瑩剔透。城市總存在一種雙重的辯證價值,城市的“善”表征了人們空間中權利的實現,城市的“惡”則表征了空間中權利的踐踏。城市化作為形塑人類生存空間的重要力量和形式,當其在自身的進程中,滿足了人們對城市空間的各種需要,促進了人們城市權利的實現,就表現為一種“善”;當其使人們深深陷入空間問題的困擾之中,從而使人們訴求城市權利的時候,就成為一種“惡”,這也是城市化與城市權利的深層關系。並且,更為關鍵的是,在城市化的過程中,人們的空間實踐的行為是如何被有選擇性地尊重或漠視而導向一種可能完全不同的空間結果的,人們在城市中的權利是在城市化的道路中被選擇性地踐踏還是選擇性地推動了,這些復雜交織的雙向關系構成了城市權利產生的整體視角。

    城市在人類的歷史發展中有一段古老的歷史,正如芒福德所說,“城市,作為一種明確的新事物,開始出現在舊—新石器文化的社區之中”う。就其本質而言,城市與人的關系可以被理解為人的關系的空間化。人的實踐具有對象性,人通過自己的勞動實踐改變了自然形態,人與自然的這種對象化的實踐關系被轉化成了城市空間。人的關系的空間化實際上表明了空間關系中的人的權利,人對某一空間的創造、進入、管理、使用的權利,最終不斷地滿足自己的需要和發展自己的權利。既然城市體現了人的空間關系、空間權利關系,那麼城市的價值就需要著重思考,人化的對象總是帶著價值進入我們的世界的。城市與人類自身及其文明發展的關系越來越呈現出復雜多樣性,雖然這種復雜性隨著歷史和時代的變化而變化,但這並不意味著這種變化是雜亂無章的。總體來看,這種變化是矛盾辯證的。一方面,城市對于人類自身的發展本身就是一種“善”。在人的自由自在的對象化的實踐過程中,城市是人的本質力量的體現,是人類偉大的杰作,它“證實我們具有能夠以最深遠而持久的方式重塑自然的能力”(11)。但另一方面,城市在發展中又表現出一種“惡”。“城市文明除了這改善的一面,我們必須看到它的較黑暗的一面︰戰爭、奴役、職業上分工過細,在許多地方,總是在走向死亡。”(12)並且,在城市發展的過程中,城市本身的這種發展也帶來很多的問題,“大量的貧困、住房擁擠、基礎設施落後、交通和環境惡化問題導致城市居民條件惡化”(13)。這種“惡”是原發性的還是次生性的,是城市本身包含的應有之義,還是在城市中需要消除的,這些問題需要進一步討論。這兩種價值交織運動,邏輯性地導出了城市化和城市權利之間的關系問題。

    城市化,特別是18世紀工業革命以來飛速發展的城市化,與城市權利之間的關系變得微妙起來,城市化與城市權利的辯證關系為深入探討城市權利提供了整體視野。城市化在其較全面的意義上包含著人口、經濟、地理、社會甚至是制度等方方面面的變化。人口的城市化是人口的聚集,經濟的城市化是產業的轉型,地理的城市化是空間的生產,社會的城市化是組織的變換,制度的城市化則是城市制度化。城市化是一個內涵豐富的過程,但大致來說,存在物質與非物質兩層含義,前者是指物質形態上的空間變化,包括人口、經濟、地理擴張等;後者是指行為、意識、習慣、方式等。並且,沃斯在對城市化深入研究的過程中,認為“城市化也指與城市發展有關的生活方式的鮮明特征不斷增強的過程。最後,它指人們受城市生活方式影響而在他們中間出現的顯著變化”(14)。在這樣一個綜合的融經濟、制度、文化、價值觀、生活方式等于一體的變化過程,城市化與城市權利的關系則表現為一種辯證的過程。一方面,既然城市對人及人類文明發展是一種“善”,那麼城市化推動城市綜合發展的過程就是對人的城市權利的確認。人類有權利通過改變自然、創造城市這樣的空間來促進自身的發展和保存自己的文明,創造城市和使用城市空間是人們的城市權利之一。城市化是一種可能性的展開,城市化促進了城市對人的“善”的不斷展開,從而實現這種城市權利。在這種創造和使用中,人們擺脫了自然空間的物質奴役和鄉村空間的貧乏,進入到為人類提供高效生產、多樣財富和豐富生活的城市,人們從鄉村進入城市,在城市中有更好的就業機會、更加舒適的居住條件、更便捷的出行方式、各種公共的休閑娛樂空間,等等,城市化在這些方面的發展與完善促進了人們對城市權利的實現,對城市空間使用的實現。並且,“城市性”的形成也提升了人們的智力和能力,培育了人們的理性思維方式和能力,完善的教育、組織和生活方式使人們改變自然和社會的能力不斷提升,這樣反過來也加強了人們行使城市權利的各種能力,從而推動城市化的發展。另一方面,正如上文所述,城市發展過程中也造成了各種問題,對人們的城市權利造成了損害,無法保障人的一些城市權利,並且,這種加速的城市化也惡化了這樣一種趨勢,呈現出一種“惡”的繼續性。城市在最初發展之時就表現出發展的不平衡,“城市化從城市起源地區的擴散在世界上不同地區內部以及它們之間引起了非均衡發展”(15)。這種不平衡實際上是人對空間獲取和佔有的不平衡,對使用空間以滿足需要的不平衡。特別是到了近現代,城市的不斷發展,使城鄉差距不斷擴大,城市發展成了中心,農村則成為邊緣地區,農村不能和城市一樣得到優質的空間資源的權利。並且,當代城市發展中的資本化現象,使城市發展以資本的邏輯為內在原則,而完全忽視人的價值和人類文明的進步,人的城市權利實質上蛻變為資本的權利。

    因此,城市化是一把雙刃劍,城市化在推動城市綜合發展的過程中也造成了正反兩方面的影響︰保障城市權利和踐踏城市權利,這樣一種奇怪的辯證法。城市化是歷史發展的趨勢和當今時代的潮流,城市化在推動城市綜合發展的過程中,對城市權利的影響需要深入考察。在這種綜合發展過程中,哪些因素是被城市化優先選擇並過度發展;為什麼它們成了被優先發展的對象,並且在過度發展中變成了一種啟蒙的辯證法;這些要素為什麼在城市化的浪潮中沒有把握進步性的限度,在進步性的啟蒙中喪失了自我,成為否定城市發展、保障城市權利的否定力量。同時,哪些因素又被發展性、選擇性地忽視掉;它們在城市化的發展中和整個發展史中對城市權利又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它們為什麼會被忽視掉,等等。城市化的本質是人的一種可能性的空間展開,是人對空間關系和空間權利的建立、確認、佔用、管理和使用。這種可能性該如何展開、如何確立自身的目標和價值、如何建立自己的問題處理機制,這些都與城市權利的具體實現有著密切的關系。在這樣一種整體視野中,只有宏觀地、動態地、歷史地和辯證地把握城市化,才能準確構建城市權利的分析框架。

    (二)資本︰城市權利的現代性邏輯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終極目的就是資本增殖,資本在不同的時代以不同的方式通過增殖來維系資本生產方式和資本主義社會。當代資本增殖的方式是通過空間生產來實現的,空間要素、空間自身、空間組合整個地被納入到這種生產方式之中,空間生產成為現代性的新視野,而資本邏輯則成為現代性的根本邏輯,現代城市擴張和生產以資本為中心造成了嚴重的空間問題,空間本質上被資本化約為一種抽象的、注重交換價值的空間,城市景觀變成了資本自我拯救的工具,資本積累造成了城鄉之間的對立,人們自由選擇進入城市的權利、創造差異空間的權利、在城市中居住、工作、享受社會福利的權利無法得到保障,造成城市權利難以實現。

    現代性是人類對現代社會根本特性和原則的反思認識,現代社會(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建立以來的社會)以資本為動力和組織原則的生產方式,以及因之而構成的現代形而上學是現代性的基本特性,資本作為現代性的核心範疇是現代性的根本邏輯。在人類社會的歷史進程中,人們“可以將歷史劃分為三個時代︰農業時代、工業時代和都市時代”(16)。人類進入到現階段的都市社會,現代性在現實層面的推進方式和理論層面的審視維度也發生著相應的變化,當前的現代性更多的是以空間生產的方式進行著,空間維度開啟了現代性的新視角。一方面,空間生產使都市社會的現代性更為復雜和辯證,另一方面,空間生產所遵循的深層原則,即資本邏輯並沒有發生改變。在新的社會背景下,由資本邏輯所引發的以空間生產為新特征的都市現代性並沒有很好地促進人的城市權利的實現,城市權利變成了資本操控社會運作以實現增殖的權利,城市之外、城市之中的人們並不能按照自己的願望進入、創造、使用和享有城市空間,無法有效享有城市權利。因而,對資本的反思是當前現代性背景下保障城市權利、實現城市權利的關鍵議題之一。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即對以資本為特征的現代性的反思,為我們科學地把握現代性的產生、發展、變化、矛盾及超越提供了思想武器。在馬克思對人類社會三階段的劃分中,對第二階段“物的依賴性”社會的剖析為我們展示了現代性的實質就是資本主義以商品生產為形式的資本無限增殖的過程。資本無限增殖的邏輯是貫穿社會生產和日常生活的根本原則。以市場經濟為機制的商品交換使勞動變成抽象勞動,使使用價值變成交換價值,使效率圍繞利潤以實現競爭,使理性變成了工具理性。現代社會由資本的無限增殖所表現的擴張性、抽象性和工具理性等特征衍生出了主體控制性(虛假主體)、計算理性、價值虛無、無差別性和全球化的特點,從而繪制了一幅由資本邏輯主導的現代社會畫卷。

    但這幅畫卷並沒完成,自資本誕生以來,現代性隨之開啟,由資本推動的人類社會從農業社會步入工業社會,最後邁向都市社會。迅速發展的城市化使城市成為社會的代名詞,城市社會已經成為當今社會發展的又一新階段,城市社會開啟了現代性批判的新維度——空間批判。城市是一個巨大的空間,但不再是一個單純的容納生產要素的孤立的自然或物質空間,城市空間具有社會性,是通過實踐生產出來的,是空間生產的產物。城市空間作為生產要素參與到整個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之中。空間生產雖然使人類社會步入到都市社會的新階段,但空間生產所賴以存在和維持自身不斷發揮作用的根本基礎在于資本,資本的邏輯始終貫穿于其中。“城市及其各種設施(港口、火車站等)乃是資本的一部分。”(17)空間的生產是一種資本的生產,一方面,構成空間的要素,比如陽光、土地,甚至空氣等都被調動起來參與到利潤生產中。另一方面,各種不同的空間通過交通和通訊被組合配置,以此來優化資源流通和生產要素的結合,並降低成本、加速流通和交換,加速資本周轉,最終實現資本對剩余價值的要求。因此,以空間生產的新型現代性推進方式是資本實現增殖、維持自身的新的存在方式,成為城市現代性的根本原則。

    然而,資本邏輯操控下的空間生產使城市現代性表現出了相當的復雜性和矛盾性。一方面,從城市哲學的角度看,城市現代性必然包含著積極的價值追求和可行的實現方式。城市理應寄托人們對于美好生活的想象和追求,成為人居環境的典範,人們有權利依據自身對生活和社會的理想來創造全新的理想空間,建構個性化的、差異的、具體的和具有使用價值的空間的權利,並且有規劃城市布局、管理城市秩序、使用城市空間及各種空間資源的權利,這種權利不應該被任何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和社會的霸權所侵入或排除。它反映的是人的全面性和豐富性,城市的綜合性和差異性,人所處在的城市日常生活的時間和空間的人性化統一。然而,從市民社會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美好社會的價值允諾發展到空間生產的都市社會階段並沒有兌現。一方面,城市具有巨大的向心吸引力,可以從周邊吸收大量的人口、資源和原料來發展自身,造成鄉村越來越荒涼和貧瘠,農民和他們的家園為城市做出了貢獻,卻並不能正常享有、使用甚至進入城市空間的權利,在城中,他們的市民化困難重重,生存、發展和再生產難以為繼;在城外,他們沒有能力進入城市生活,無法保障城市權利。另一方面,城市空間按照資本積累原則生產、布局、配置和組合,它們在全部的意義上是作為能夠實現更大價值的資本參與到整個生產系統之中,以實現交換價值為目的,人的正常需要的使用價值並不被考慮,這種空間並不能實現人們正常的居住、工作、消費、娛樂和發展的權利,及滿足差異化需要的權利。並且,資本引起的城市空間地租不同所導致的空間分化與隔離,使優質資源向高等空間聚集,使得私有制下社會關系在空間中被不斷地再生產出來,空間不平等加劇。同時,資本邏輯所導致的生產交換和積累體系使整個空間變成了抽象、均值和斷裂的空間,“資本主義和新資本主義生產了一個抽象空間”(18)。人的生活世界的豐富性和多樣性被擦平和抹去,時間不復存在,空間變成了一維,唯有可以計算、通約並通過普遍的交換而實現的資本積累才是合理性的存在,人對城市空間的具體性、差異性和歷史性的權利因對交換價值毫無作用而被拋棄。

    因而,在空間生產的現代性語境下,城市權利變成了資本追求增殖的權利,空間作為一種生產要素演繹著當代資本主義的生命贊歌,資本為其譜寫了一首宏偉的時代之曲,但空間生產的資本邏輯並沒有實現人的城市理想,保障人的城市權利。面對城市權利之主體人的價值的萎縮、需要的漠視和理想的隕落,我們應當重新思考現代性,重新思考資本,重新思考城市權利作為現代性的應有之義,重建城市社會的現代性模式。

    (三)人權︰城市權利的人性依據

    從城市權利被主體享有之根據的角度看,人權是其正義的依據,這種依據是根植于人性之中的。人權是依據人的本性(本質)所擁有的權利,人的本性(本質)在于人的自由性和實踐性,人的自由自覺的實線本性構成了人的類存在的本質,也是人權的根本要旨。而本文意義上所探討的城市權利實際上就是人們的空間實踐的權利,人們選擇、創造、進入空間的權利,獲得滿足自身需要的空間及資源以及社會福利等方面的權利,這些城市權利是人權在當代都市社會的嶄新表達,人權從而也是其正義的依據。

    馬克思在一般的意義上將人權界定為“權利的最一般的形式”(19)。人權是對權利的一般形式的概括,並且人權具有歷史性和社會性,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呈現出不同的形態,有時甚至是被扭曲地呈現了。但作為權利的一般表現形式,作為某種一般性的規定,“人權是人之作為人所享有的權利”(20)。“人權源于人的本性。”(21)人的本性就是人作為人而存在的依據,據此,可以說人權是人依據人的本性而享有的權利。既然如此,那麼權利與人的本性是共生共存的、不可分割的。因而,對人權的追問就邏輯地導向了對人的本性或本質的追問。人的本性或本質是怎樣的,人權就有怎樣的依據,權利就有怎樣的形態。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說︰“人是類存在物,不僅因為人在實踐上和理論上都把類——自身的類以及其他物的類——當作自己的對象;而且因為……人把自身當作現有的、有生命的類來對待,當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來對待。”(22)“人,按其實踐本性來說,就是一種類存在物”,“‘類’是‘人’所特有的生存本性和存在形式”。(23)人的本質就是一種實踐的類存在,並且這種實踐是自由和自覺的,而非異化狀態的。由此可見,人權的本質就是人的自由自覺的實踐活動,人們通過這種自由自覺的實踐活動創造、滿足自己的需要,並發展自己、實現自己。這也是馬克思對人權做出的重要貢獻,馬克思摧毀了人權的道德基礎,找到了人權的人的本質基礎或社會基礎。既然人權是人的自由自覺的實踐活動,並通過這種實踐來滿足、發展和實現自己,那麼作為人類創造物的城市則是人類實踐活動的具體展現,“城市作為人類屬性的產物,其根本的內涵是城市要符合人性生存與發展,具有人文特色和人文精神”(24)。人們享有依據自己的人權來創造自己的城市,在城市中獲得居住、工作、生活和娛樂並管理城市空間的權利,這為城市權利找到了深刻的人性依據。人權是城市權利的根源所在,城市權利是人權的具體化、時代化,是其主要的現實表現。每個人都有自由實踐的權利,都有實現自我的權利,但這種權利不是抽象的、虛幻的,而是深深地嵌入到了人的日常生活的具體活動之中,人們有選擇城市的權利,也有創造城市並管理和使用城市空間的權利,這種權利在最根本的意義上不是法律、規章,甚至道德或習俗,它就是人權或人性。每個人,不僅僅城市居民,也包括農村居民都擁有城市權利。同時,在當今城市化的快速發展中,城市空間已經越來越成為大多數人主要面對的空間,人們如果不能在城市中擁有居住的地方、工作的地方、進入各種社會組織空間的權利,那麼他們的生存和發展就面臨著嚴峻的問題,這些具體的城市權利不能滿足,也必然會阻礙人權的進一步發展。所以,人權與城市權利是相互影響、共同發展的。

    然而,自工業革命以來,城市化發展迅速,“工業革命使得都市化的浪潮幾乎觸及世界的各個角落,都市化以一種爆炸性現象呈現了出來”(25)。當代全球的城市化趨勢也使得人權與城市權利展現出復雜的現實關系。城市化從總體上看是一個不平衡發展的過程,既包括城鄉之間的不平衡,也包括城市內部空間發展的不平衡,而這種空間發展的不平衡則表現了人的城市權利的不平衡發展。“快速城市化背景下鄉村空間轉型面臨著城鄉二元結構下城鄉差距擴大、鄉村工業化引致分散城市化、鄉村空廢化趨向、村莊建設分散無序、日益嚴重的資源環境壓力等結構和空間問題。”(26)農村地區總體呈緩慢發展和惡化狀態,城鄉二元結構體制在城市與農村之間建立了一道無形的屏障,這道屏障阻礙的不是人的身體和人口的流動,而是一道阻礙權利流動和實現的無形之屏,無法實現“進入都市的權利”(27)。在農村,許多地區的農業經濟在工業經濟的影響下趨于荒廢,而村鎮工業經濟又無法有效發展,即呈現出一種分散發展的脆弱狀態,居住條件差,生活生態環境惡化,基礎娛樂空間不足,農民在農村的空間權利遠遠落後于城市居民,這種巨大的權利不平衡顯示了人們在享受人的基本權利方面的巨大差異,農村與城市這種權利之間的差異阻礙了人權的實現。無論農村居民還是城市居民都應該享有發展自身空間的權利,擁有相應的資源來創造和管理自己空間的權利,城市權利不應該是代價性質的權利,這種權利不是犧牲農村,而是發展性質的權利,在發展自身的同時促進地區空間的平衡,這也是人權。並且,當城市資本化的運作方式把農村富余勞動力推向城市的時候,農民工面臨著嚴重的城市權利缺失問題,“非正規就業和發展能力的弱化”、“居住邊緣化和生活‘孤島化’”、“社會認同的‘內卷化’”。(28)從人權和勞動價值論的角度,農民工參與了城市的建設創造,應該擁有管理使用城市空間的權利,城市中的農民工也應該同城市居民一樣享有城市權利,他們不應該只是身體在城市而權利不在城市,這也是他們的“城市夢”。尊重他們創造城市的自由的實踐權利的同時,也應該尊重和保障他們選擇這樣一種城市生活權利的自由。他們是城市的一部分,這是基于人權的必然,也是基于城市繼續發展和城市權利不斷完善的考慮。

    因此,人權是基于人的自由自覺的實踐本性,在都市社會中,空間是人的勞動創造出來的,人權則具體地體現了人們在城市中的各種權利,無論是城市中的居民,還是城市外的居民,都可以以勞動的名義最為合理地創造和享用城市空間,他們同時也有選擇進入不同城市空間的權利,實踐權、自由權、選擇權、發展權都理應包含于建基在人權之上的城市權利。

    (四)城市非正義︰城市權利的現實語境

    城市化的發展在給人類發展帶來機遇的同時,也使城市問題不斷凸顯,這些問題伴隨著城市化的不斷深入而愈加嚴峻。這些問題的深入不僅是全面的,而且趨向于一種長效的發展機制。從宏觀的社會歷史看,城市在自身的進步性中逐漸孵化出一種抵消自身的甚至是負面力量,產生了諸多的城市非正義,如城市空間異化、空間極化、空間操控和城市空間生態環境非正義等問題。因而,上述四種主要的城市非正義構成了城市權利訴求的現實語境。

    (1)空間異化。空間具有社會性,空間是社會的產物,人是社會的中心,人通過空間來創造理想的生存環境,以此來改造生活和自己,空間生產則是人們實現這種城市權利所依據的方式。然而,當前的空間生產在現實中並沒有如人所願,它違背了人們的城市理想,破壞了人們在城市的權利。“資本主義與新資本主義生產了一個抽象空間,在國家與國際的層面上反映了商業世界,以及貨幣的權力和國家的‘政治’。”(29)城市空間作為社會主要的空間形式也未能幸免,城市空間的生產以交換價值為根本目標,市場中空間被化約為同質的、碎片的和可計算的理性的空間,沒有“從社會需要的角度對生產的社會管理”(30)。“經濟空間與政治空間傾向于匯合一起,而消滅所有的差異。”(31)人們要求城市空間具有不同使用價值的權利並未被重視,這種交換價值的空間使空間本身成為一種行動和言說的力量,具有不依賴于人的要求和願望而存在的自足性,挾持著人們在城市中實踐和暢想的權利。同時也由于這種同質性的空間生存狀態,景觀、風格、審美和思想都趨于單一化和片面性,實際上造成了人的城市人格的同質化,人在此種意義上也被解構了。“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城市生活”(32)變成了人們失去城市權利的真實見證,人對城市權利所體現的人的價值和對空間使用價值的控制變得不可能。

    (2)空間極化。都市空間的中心性特征,除了造成城鄉之間的不平衡,另一個結果就是造成了城市內部空間自身的權利不平衡發展。空間資源通過一定的生產模式和連帶相適應的社會的、政治的組織模式的建立,在地理空間上發生聚集,從而造成地理空間的中心和邊緣之分,而發生在城市內部的構成性中心生產則造成了城市空間的極化,越是處于中心的空間就越具有空間的聚集能力,把大量的空間資源納入到自己的空間生產中,打造優質的空間,從而使得其在城市空間中的各種權利能夠很好地實現。然而,其他空間被抽掉了空間的生產要素和生產能力後,就變得極其貧困和難以改變,人們在城市中改變自身生存環境和生活狀況的權利並不能得到保障。兩者的權利差距顯示了城市空間極大的非正義。這種空間極化一方面因空間生產所特有的中心性效應造成的生產差距引起了城市中的生產權利的平衡無法保證,另一方面因這種極化的生產引起的分配的嚴重差距造成了城市中對空間使用的權利無法保證,同時因這種極化空間所造成的空間身份的差異帶有嚴重的政治色彩和社會色彩,對空間身份的非正義解讀更進一步惡化了他們的空間處境,獨立而正義的空間身份認同的權利不被重視,最終這三者在一種極其微妙的生產模式和社會關系中被不斷再生產出來。

    (3)空間操控。空間操控的多種方式引起了諸多的因空間關系處理不當和不同空間流動不暢而形成的城市非正義,進而造成了人們正義的空間分配權、空間選擇權和空間流動權的無法保證。“城市化過程創造出來的空間結構的物質嵌入性,與社會過程的流動性——如資本積累和社會再生產——處在永久的對立之中。”(33)當代城市空間及其物質結構更多地發展為空間操控,促進資本積累的工具,造成了人為的空間剝削、空間隔離和空間控制,破壞了正義空間關系和流動性的生成。具體而言,就空間剝奪而言,對時空關系的操控在破壞原有的時空結構的同時,又以極不平等的方式改變了人們對空間財富的佔有量,“時空關系的革命,不僅常常破壞先前時空體系建立起來的生活方式和社會實踐,而且,創造性地破壞嵌入在景觀中的廣泛的物質財富”(34)。在這個過程中,食利者通過對城市空間資源(特別是土地)看似平等的交易,把大量的財富聚集到個人手中,使底層社會喪失了生存空間的佔有權,使他們沒有基本的居留之所,剝奪了城市居住的權利,這種處理空間關系的方式實際上是空間資源的剝削性再分配。就空間隔離而言,城市中普遍存在著高檔社區或空間,這些空間通常以安全、文明、隱私等名義把其他空間隔離開來,而對于那些消費性的公共空間,金錢是唯一的準入證,是把底層隔離開來的最有力的要素,以此來抹去他們進入不同空間的權利。就空間控制而言,空間是政治性的和戰略性的,“那些支配著空間的人可能始終控制著地方的政治,即對某個地方的控制要首先控制空間,這是一條至關重要的定理”(35)。人們的空間權利的喪失也標志著喪失了城市政治參與的權利。

    (4)城市生態環境問題。城市生態環境問題的非正義性通過以下兩個方面呼喚著對城市權利的訴求。一是就整個城市空間與生態環境的關系而言,生態環境被化約為單純的經濟價值,破壞了人們對生態環境價值多樣性和健康人居環境的訴求。“土地、地底、空中、甚至光線,都納入生產力與產物之中。”(36)城市與生態環境本是統一在一條生態鏈上的,人們健康的人居環境必然依靠完整多樣並與城市協調統一的生態狀況,然而空間生產把生態環境分解、化約、重置,甚至破壞,造成了人們對城市生態統一性、多樣性、有機性要求的權利。二是城市生態環境的風險在不同的空間分布差異巨大,越是優質的空間越享有優質的生態環境資源,而較少地承擔發展帶來的風險(各種污染和有毒物質),處于等級下層的空間則與之相反,難以得到健康的生態環境資源,這種非正義使人們平等的生態環境權利無法保證。

    “空間作為一個整體,進入了現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它被利用來生產剩余價值。”(37)城市作為一種生產要素進入資本積累的循環之中,在根本上改變著城市空間作為人的社會關系空間化的特征。城市的空間異化、空間極化、空間操控和空間生態環境等問題造成了嚴重的空間非正義,不僅沒有滿足人們日常生產生活對城市空間的要求,而且剝奪了人們創造城市的權利,這種非正義扭曲了人類文明對城市發展的價值期望,從而也為城市權利的提出提供了直接的現實依據。正是在這樣一種非正義城市語境中,只有關注城市權利,呼吁城市權利,在這些非正義的具體表現中尋找改變的路徑,並緊緊控制資本在城市中的作用方式,建立城市權利的分析框架和通過城市權利的分析路徑給出合理的解決方案,才能根本地、長效地改變城市非正義的現實狀況和發展趨勢。

    三、“城市權利”何以可為?

    在梳理了城市權利成立的前提條件和承接學者們對城市權利內涵和作用討論的基礎上,此處試圖以城市權利成立的四個基本前提為根本著眼點,從這四個前提所包含的時代語境和理論語境出發,在這樣一種大的轉換背景下,討論在我國城市和城鎮發展的過程中,城市權利能夠給予怎樣的啟示意義,從而防止出現西方社會城市空間發展類似的問題,免于重蹈覆轍。

    2014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按照發展中國特色的高質量城市化道路的要求,系統地提出了城鎮化發展的相關設想和安排。當前,中國城鎮化道路有其復雜的時代背景,它是在中國改革開放大規模城市化的基礎上提出的,城市化面臨著以計劃經濟為主導特征的社會結構向以市場經濟為主導的社會結構的轉型,城市化的迅速發展使大量人口從農村轉移到城市,怎樣對待他們在城市中的權利則成為一個非常現實和亟待解決的問題,並且當前我國城市發展中也出現了較多的問題,比如城市住房交通擁擠與區域隔離、城市貧困與權利不平衡,等等。如何保障這部分人在城市中能夠正常生活和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權利也需要深刻反思,並且整個城市社會的發展方向該如何定位;西方社會正在從工業社會向都市社會過渡,都市是人們生產生活的主要空間環境,城市權利問題呈現不斷擴大和加重的趨勢。因此,我國城鎮化面臨著國內和國際雙重境遇,在總結我國前期城市化中處理城市權利的經驗教訓和吸收國外對城市權利的一些反思方面,城市權利對我國當前的城鎮化道路建設具有以下三點指導意義。

    (一)樹立文明進步的理想目標

    人類發展的歷史就是從人對人的依賴到人對物的依賴最終走向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歷史。而“社會發展是人與自然之間不斷生產性互動而形成的結果。”(38)人在改造自然為自身創造發展條件的時候,人的對象性的實踐性活動必然需要人們借助一些工具來達到目標,而工具的高效用總有一種使工具理性不斷泛化和深化的趨勢。城市是人類發展的平台,它為人類提供了良好的生產和生活環境,推動了物質文明的發展,列寧認為,“城市是經濟、政治和人民的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進的主要動力”(39)。但城市的資本化使城市成為資本積累的工具,城市發展充滿著資本積累的工具精神。因此,從整個城市發展史和人類文明史的角度看,最根本的是要確立城市發展的人類性和文明性,城市的發展是以促進人類的發展為根據的,城市文明應該歸屬于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要深刻借鑒西方國家城市發展中的問題,時刻關注我國城市化過程中出現的城市不公、文化多樣性的喪失以及環境生態破壞等問題,以城市的人類性和文明性為價值總原則,從歷史和現實的高度既要肯定城市發展的客觀進步性,又要警惕城市發展偏離正確的價值軌道。只有從整個人類史、文明史和人的發展史的高度來定位城市的價值導向,才能為我國城市和城鎮化的進程提供根本的價值依據。

    (二)規範資本的作用方式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空間轉向使空間及空間要素被納入到資本生產的積累邏輯之中,“城市不僅僅是勞動力再生產的物質建築環境,實際上也是資本主義自身發展的載體。城市作為一種空間形式,既是資本主義關系的產物,也是資本主義關系的再生產者,城市空間正是時、空、人、物的流轉及其背後權力架構之組織與管理規劃,所有的資本主義關系通過城市空間組織作為載體而實現了再生產”(40)。空間中的要素被分割使用,空間之間被組合以實現積累,城市發展的動力機制實質上是背後的資本運作機制。然而,單純由資本對城市的運作並沒有給人類城市帶來應有的繁榮和文明,並沒有為人類提供安居、公正、幸福和豐富的城市生活,反而是逐漸把人也作為積累的手段編進資本生產的方式之中,進入“生產性消費”、“可變資本的交換”、“消費環節”的整個鏈條中。(41)這種資本控制的城市化嚴重威脅著人類自身的生產發展,因而,要實現對城市的掌控和發揮資本的客觀作用,即促進資本通過空間的生產擴張、重組及協調發展生產力;為城市化提供動力、為人類發展提供物質財富;並防止資本邏輯對人的價值的僭越、漠視人們對城市發展的要求,就必須對資本加強管理和引導,加強對資本的積累、信用制度、虛擬資本以及房地產和地租的管理。加強對資本的引導是推動城市化進程合乎價值發展的根本性手段之一,把資本引導到城市發展需要的方面和領域,才能實現資本的人類性和文明性價值,並為個人權利的實現奠定前提條件,合理地解決人的價值和資本的價值之間的內在矛盾。

    (三)促進城市正義的實現

    城市權利作為對城市空間問題強有力的回應方式之一,在面對具體的社會性城市空間問題時,該基于怎樣的原則和標準來分析和解決它們,則內在地包含了對城市空間的價值判斷,這種價值判斷對促進空間實踐、解決城市問題起著關鍵的導向作用。從國外馬克思主義空間批判的角度看,空間的差異性以及空間中的人的需求的多樣性這一事實,暗含著人們的城市權利的差異性和多樣性,這種差異性和多樣性立足于每個人對特定空間的聯系,無論性別、種族、文化、階層和宗教信仰,每個個體都有同等的權利獲得這樣一種權利,從而強調了城市權利的主體性和獨特性。但是這差異性並不意味著成為空間壓迫和空間剝削的話語修辭,並不意味著城市權利的不平衡和不平等的合法性,並不意味著空間選擇、流動和對話的不可能性。因而要想保證人們的城市權利,使人們能夠根據自己的需要和自我實現情況創造和獲得不同空間,實現自身價值與社會價值的統一,就必須保證空間正義,“所謂空間正義,是指空間在生產與消費過程中的公平與公正”(42)。這種生產與消費是具有空間的特性的,即“公正的地理差異的公正的生產”(43),在空間生產和消費的過程中注重人們生產生活實踐的空間性,既要實現差異,又要防止不平等的差距,“需要批判地理解生態、文化、經濟和社會條件上的差異是如何生產出來的……也需要批判地評價這樣生產出來的差異之正義或非正義性質”(44)。因而,只有以空間正義為原則和標準,才能夠在城市空間的實踐中關注每一個人的權利和利益,使處于不同城市空間中的每個人都能夠公平地參與到我國城市建設和城鎮化的道路中,促進城市社會的全面有效發展,實現城市權利。

    注釋︰

    ヾ陳忠︰《城市權利︰全球視野與中國問題》,載《中國社會科學》2014年第1期。

    ゝ[法]勒菲弗︰《空間與政治》,李春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17頁。

    ゞ[美]哈維︰《叛逆的城市》,葉齊茂譯,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4頁。

    々Edward W.Soja,Seeking Spatial Justice,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10,p.6.

    ぁ陳忠︰《主體性的微觀走向與空間權利的城市實現》,載《哲學動態》2014年第8期。

    あ陳忠︰《城市權利︰全球視野與中國問題》,載《中國社會科學》2014年第1期。

    ぃ吳寧︰《日常生活批判》,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48頁。

    い包亞明︰《現代性與空間生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頁。

    ぅ[美]哈維︰《叛逆的城市》,第4頁。

    う[美]芒福德︰《城市發展史》,宋俊嶺、倪文彥譯,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頁。

    (11)[美]科特金︰《全球城市史》,王旭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16頁。

    (12)[美]芒福德︰《城市發展史》,第579頁。

    (13)[美]諾克斯、邁克卡西︰《城市化》,顧朝林等譯,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64頁。

    (14)汪民安、陳永國、張雲鵬編︰《現代性基本讀本》下冊,河南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702頁。

    (15)[美]諾克斯、邁克卡西︰《城市化》,第33頁。

    (16)[法]勒菲弗︰《空間與政治》,第65頁。

    (17)包亞明︰《現代性與空間生產》,第49頁。

    (18)同上。

    (1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卷第228-229頁。

    (20)夏勇︰《權利哲學的基本問題》,載《法學研究》2004年第3期。

    (21)李步雲︰《論人權的本原》,載《政法論壇(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04年第2期。

    (2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2卷第95頁。

    (23)高清海︰《人類正在走向自覺的“類存在”》,載《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8年第1期。

    (24)鮑宗豪︰《城市的素質、風骨與靈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10頁。

    (25)包亞明︰《現代性與空間生產》,第1頁。

    (26)陳曉華等︰《快速城市化背景下我國鄉村的空間轉型》,載《南京師範大學學報》2008年第1期。

    (27)[法]勒菲弗︰《空間與政治》,第16頁。

    (28)王春光︰《農村流動人口的“半城市化”問題研究》,載《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5期。

    (29)包亞明︰《現代性與空間生產》,第49頁。

    (30)同上書,第67頁。

    (31)同上書,第55頁。

    (32)汪民安、陳永國、張雲鵬編︰《現代性基本讀本》下冊,第700頁。

    (33)[美]哈維︰《正義、自然和差異地理學》,胡大平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80頁。

    (34)同上書,第275頁。

    (35)[美]哈維︰《後現代的狀況》,閻嘉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292頁。

    (36)包亞明︰《現代性與空間生產》,第49頁。

    (37)同上。

    (38)[英]吉登斯︰《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理論》,郭忠華、潘華凌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41頁。

    (39)《列寧全集》第1版第19卷第264頁。

    (40)吳寧︰《列菲弗爾的城市空間社會學理論及其中國意義》,載《社會》2008年第2期。

    (41)[美]哈維︰《希望的空間》,胡大平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99-107頁。

    (42)高曉溪、董慧︰《城市空間正義——以城市空間活力的構建為線索》,載《前沿》2012年第19期。

    (43)[美]哈維︰《正義、自然和差異地理學》,第6頁。

    (44)同上。

作者︰ 董慧/陳兵 責編︰ 範紅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