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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論》的辯證法︰歷史化的先驗邏輯

2018年04月18日 08:44:33 來源︰ 《哲學原理》2016年06期

    人們大多都會同意,馬克思早期思想中混合著“人本”與“科學”的“雙重邏輯”。《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提出的與黑格爾思辨的歷史哲學相對立的“歷史科學”概念,標志著雙重邏輯的分離和科學邏輯的發展。從《德意志意識形態》到《資本論》,其“歷史科學”臻于成熟。但大家並非都能認同的是,筆者對這一雙重邏輯的分離進一步做了一種近康德式的闡釋,即認為“這一‘歷史科學’,一方面像一般近代科學一樣將感性世界把握為抽象的數學或邏輯結構,另一方面為描述與自然世界不同的歷史過程而發展出了一種‘擬歷史目的論’”[1]。這一近康德式的闡釋意味著,《資本論》從根本上講乃是一部為“科學邏輯”所支配的“歷史科學”著作,而在馬克思眼中,他所理解的作為歷史科學的《資本論》,在本質上與作為科學之典範的自然科學著作並無實質上的不同。關于這一點,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說得很清楚︰“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在考察這些變革時,必須時刻把下面兩者區別開來︰一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一種是人們借以意識到這個沖突並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2]在這里,馬克思對科學與意識形態的對象做了明白的區分;而且很明顯,他是將自己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歸結到科學的範圍內的。對于這段話,人們往往只是注重于前半段關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而忽略了後半段對于“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與“人們借以意識到這個沖突並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之間所做的區分。而馬克思正是借助于這一區分,為自己的“歷史科學”劃定了界線,那就是只有“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的”“變革”,才“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而其他領域則只能屬于非“科學”對象的“意識形態”領域。這一區分當然不意味著馬克思不再研究或關注非“科學”的意識形態領域了,而是說,馬克思將其“歷史科學”限定在了“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的經濟生活領域,而對“人們借以意識到這個沖突並力求把它克服”的意識形態領域,則需要以其它方式進行,如社會批判、意識形態批判之類方式。

    這里我們關注的是《資本論》的方法問題。如果《資本論》從根本上說是一部“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對社會生活加以描述的科學著作,而科學著作中起支配作用的自然是一種科學邏輯,那麼,當我們談論《資本論》中的辯證法時,便意味著這其中的辯證法與科學邏輯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關聯,或者甚至可以說,《資本論》作為一部科學著作其中的科學邏輯正是一種辯證法。于是,問題便成了《資本論》中的科學邏輯如果也就是一種辯證法的話,那麼,這又是一種什麼樣的辯證法?這涉及辯證法的形態或分類問題。

    關于西方哲學史上的辯證法形態,如果不考慮後人牽強地放進去的赫拉克利特式的“古代過程哲學”的話,那麼,一般研究者多認為可分為古代哲學所定義的作為“意見的邏輯”的辯證法、康德意義上的消極辯證法以及黑格爾的積極辯證法。對此一分類,王天成教授的一篇文章說得頗為清楚,茲引述如下︰“辯證法作為一套特定的思維形式以某種特定的對象為內容。從形式和內容統一的角度看,歷史上有三種具有特定對象的辯證法,即意見的邏輯、幻相的邏輯和思辨的邏輯。意見的邏輯和幻相的邏輯分別是‘意見’和‘先驗幻相’之不確定性在形式上的表現,因而具有消極意義。思辨邏輯作為辯證方法、辯證形式與辯證之體(內容)的統一,既是真理在其形式之運演中的自身證明,又是真理在其內容之發展中的自我完善或自我證成。這決定了辯證法在思辨邏輯的形態上第一次成為形上真理的確定性的形式,成為‘真理的邏輯’,擺脫了通常人們所理解的貶義。”[3]但在康德那里,先驗邏輯是被劃分為作為“真理的邏輯”的先驗分析論和作為“幻相的邏輯”的先驗辯證論的,或者說,幻相的邏輯乃是知性範疇的超驗使用所導致的否定性結果,是一種“先驗幻相”,因而,康德意義上的辯證法也可以說是一種否定性的先驗邏輯。進而,根據後來人們對辯證法的廣泛意義上的理解,康德的知性範疇的合法使用亦可稱之為一種肯定的辯證法。這樣,康德哲學中便有兩種意義上的辯證法︰肯定的“真理的邏輯”和否定的“幻相的邏輯”,且都可歸在“先驗邏輯”之名下。這樣,我們就可以說辯證法有三種形態︰意見的邏輯、先驗邏輯和思辨的邏輯。這種改寫的意義,此處先按下不表,後面我們就會看到。

    現在的問題是,馬克思《資本論》中的辯證法歸屬于何種類型的辯證法?筆者的看法是,既然《資本論》本質上是一部科學著作,其中起支配作用的是一種科學邏輯,而科學邏輯也就是康德為說明科學的合法性而構建的先驗邏輯,那麼,作為歷史科學的《資本論》中的邏輯自然也就是一種先驗邏輯,但不是康德意義上的先驗邏輯,而是一種經由馬克思改造過了的、新的先驗邏輯。當然,這是需要說明的。

    長期以來,人們一般認為,馬克思的辯證法乃是黑格爾思辨辯證法的延續,只不過是基于唯物主義而做了顛倒而已,即將辯證法運動的主體從決定精神改變成同樣是絕對性存在的物質而已。即便後來人們不再以法國唯物主義解讀馬克思之時,人們卻仍然認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仍然全盤接受了黑格爾之辯證法,而所做的改變只是簡單的顛倒而已。但果真如此嗎?

    當然,馬克思說過︰“我要公開承認我是這位大思想家的學生……辯證法在黑格爾手中神秘化了,但這決不妨礙他第一個全面地有意識地敘述了辯證法的一般運動形式。在他那里,辯證法是倒立著的。必須把它倒過來,以便發現神秘外殼中的合理內核。”[4]但問題是這里的“倒過來”意味著什麼?是否便是人們通常理解的從精神第一性向物質第一性的反轉?若此,則是否所謂哲學上的革命太過輕易,太過兒戲了?要解決這一問題,我們必須找到一種判別的準則,再據此判別所謂顛倒到底意味著什麼。

    這里再引王天成教授在討論康德辯證法和黑格爾辯證法的區別時的一段話︰“前面講意見的邏輯時說過,真理為‘確定性’而意見為‘不確定性’,衡量的邏輯標準是形式邏輯的根本法則——理性同一律。那麼在康德這里,真理仍為確定性,幻相仍為不確定性,但由于真理觀變了,衡量確定性的邏輯標準也變了。它不再是形式邏輯的法則,而是先驗邏輯的法則。這個法則康德叫‘統覺的綜合統一性原理’。此原理的具體環節很復雜,但貫通一條法則,即範疇是思維對感性、對直觀的固有關系。這個法則貫穿于整個先驗邏輯之中。既然範疇是對感性、直觀的固有關系,因而它只能綜合感性對象,對感性對象有效,而對超感性的對象無效。但範疇是知性與理性共用的形式,按這條法則,知性因其對象是感性,故而可有效運用範疇;理性因其對象是理念,故而只能作無效的使用,而此種無效性在邏輯上便表現為其論證的自相矛盾性或辯證性。”[5]這里區分先驗邏輯和思辨邏輯的判別準則就是“範疇對感性有效”的知性原則,即範疇是思維對感性、對直觀的固有關系。根據這一原則,于是,“一方面破除了休謨的懷疑論,為近代實證科學的真理性進行了辯護,但另一方面它也把範疇變成了知性形式。幻相的邏輯就產生于不脫離經驗的知性形式與超經驗的理性對象(內容)的反思關系中。它在形式上是知性的,而在內容和對象上卻是理性的;知性形式有效于經驗,而在這里卻運用到了超經驗的對象上面,因而陷入了不確定性或辯證狀態。如果想回避這種辯證法,就需要將經驗世界和超驗世界自覺地區分開來,即將現象和本體區分開來,並在此基礎上限制我們的認識能力,像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所做的那樣。但由于形而上學源于理性的本能,因此單純的回避、限制不足以滿足理性的要求,這就需要揚棄這種辯證法,使其上升為證明。證明什麼?證明純粹理性的真理或者說關于理念的真理。這種包含辯證環節在內的證明法便是黑格爾的思辨邏輯或思辨辯證法。從此意義上說,黑格爾第一次將辯證法變成了對真理的證明,或者說變成了真理的邏輯”[6]。

    這一“範疇對感性有效”的知性原則,區分開了康德的作為先驗邏輯之合法使用的實證科學的邏輯與超驗使用的思辨邏輯。其中的關鍵之處就在于是從現實的感性經驗出發,還是以現實生活之外的超驗的天國為前提。因此,前引馬克思的話中所說的“倒過來”或“顛倒”,從根本上說來便是經驗與超驗之間關系的顛倒。如果是以超驗的天國為前提的,那麼這種辯證法在馬克思看來就是“神秘化”和“倒立著的”,而所謂“倒過來”,便是必須從感性經驗出發,從現實生活出發。

    據此“範疇對感性有效”的知性原則標準,《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最終指向仍是超驗的完備的天國領域,因而就仍然屬于思辨邏輯的範圍,盡管是在費爾巴哈影響下將之人本學化了的思辨邏輯。在這里,人的本質不是從現實經驗中去規定的,而是從其超驗的理想性去規定的。在這里,生產勞動即人的類本質仍被規定為自由自覺的活動︰“因此,正是在改造對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證明自己是類存在物。這種生產是人的能動的類活動。通過這種生產,自然界才表現為他的作品和他的現實。因此,勞動的對象是人的類生活的對象化︰人不僅像在意識中那樣理智地復現自己,而且能動地、現實地復現自己,從而在他所創造的世界中直觀自身。”[7]正是基于人的這一本質規定,馬克思對作為揚棄了異化的歷史進程的未來理想社會才能用下面這樣的語言來描述︰“共產主義是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因而是通過人並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佔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會的(即人的)人的復歸,這種復歸是完全的、自覺的而且保存了以往發展的全部財富的。這種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于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于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斗爭的真正解決。”[8]這樣一種“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斗爭的真正解決”的社會狀態,不可能現實地降臨于有限的人類身上,而只能是源于基督教千年王國說思辨。其異化與異化的揚棄的否定之否定的辯證法,也就只能是一種指向超驗領域的思辨的邏輯。

    經過《神聖家族》中法國唯物主義的洗禮,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則試圖建立一門實證的歷史科學。這種實證的歷史科學,只是對于經驗材料的整理,它全然不同于思辨的歷史哲學。這里首先是關于人的本質的規定改變了。與《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將人視為理想性的存在物、將人的活動視為理想性的活動不同,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從現實的個人出發,把勞動首先規定為了維持生存的手段,是人們為生存所不得不進行的活動。而且馬克思此時對于經驗觀察的重視,也達到了一個空前的高度︰“這種考察方法不是沒有前提的。它從現實的前提出發,它一刻也不離開這種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處在某種虛幻的離群索居和固定不變狀態中的人,而是處在現實的、可以通過經驗觀察到的、在一定條件下進行的發展過程中的人。只要描繪出這個能動的生活過程,歷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還是抽象的經驗論者所認為的那樣,是一些僵死的事實的匯集,也不再像唯心主義者所認為的那樣,是想象的主體的想象活動。”[9]馬克思甚至認為︰“對現實的描述會使獨立的哲學失去生存環境,能夠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過是從對人類歷史發展的考察中抽象出來的最一般的結果的概括。這些抽象本身離開了現實的歷史就沒有任何價值。它們只能對整理歷史資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歷史資料的各個層次的順序。但是這些抽象與哲學不同,它們絕不提供可以適用于各個歷史時代的藥方或公式。”[10]不難看出,馬克思此時對于經驗觀察的強調,將方法論僅僅視為“充其量不過是從對人類歷史發展的考察中抽象出來的最一般的結果的概括”,其作用是“只能對整理歷史資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歷史資料的各個層次的順序”,與後來在《資本論》研究中對于方法的重視,特別是對于僅僅限于經驗歸納方法的批判,形成了極為鮮明的對比。

    而且,事實上,盡管《德意志意識形態》對于思辨的歷史哲學進行了激烈的批判,但由于尚未發現各個歷史時代的特殊的運行規律,馬克思的分工理論似乎也提供了“可以適用于各個歷史時代”的公式,因而還是不免在某種意義上保留了他所批判的歷史哲學的痕跡。對比一下下面這段話與《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勞動異化論史觀,便不難看出馬克思此時仍然未能全然擺脫思辨的歷史哲學之方法︰“受分工制約的不同個人的共同活動產生了一種社會力量,即擴大了的生產力。因為共同活動本身不是自願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這種社會力量在這些個人看來就不是他們自身的聯合力量,而是某種異己的、在他們之外的強制力量。關于這種力量的起源和發展趨向,他們一點也不了解;因而他們不再能駕馭這種力量,相反地,這種力量現在卻經歷著一系列獨特的、不僅不依賴于人們的意志和行為反而支配著人們的意志和行為的發展階段。”[11]無疑,《德意志意識形態》對于異化論的論證,是基于生產力和分工發展而進行的,這與《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更多地基于思辨的推演有很大的不同,但就其得出的結果乃是“可以適用于各個歷史時代”的公式而言,二者之間顯然是具有更多的類同性的。以往的研究往往過分地夸大了兩部著作之間的差異性,這一差異甚至被阿爾都塞視為“認識論斷裂”,但近年來的研究卻表明,其間的思想具有更大的連續性,而與《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之間則有明顯不同。

    那麼,何以此時已經如此強調經驗觀察的馬克思仍然未能達到真正的“歷史科學”水準呢?如果我們考察一下馬克思此時所說的經驗觀察的對象盡管是“處在現實的、可以通過經驗觀察到的、在一定條件下進行的發展過程中的人”,是其“能動的生活過程”,但所說的“生活過程”卻隱然是指向一個生活過程的總體。而這一總體性的生活過程,作為一切可能的經驗,依照康德的知性原則標準,卻是超越了經驗的,亦即是知性所不能把握的。既然知性或科學邏輯不能把握,便只能是思辨邏輯的事情。于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盡管馬克思極力要克服思辨的歷史哲學,但最終仍未能徹底超越之,而仍是處在從思辨的歷史哲學走向現實的歷史科學的中途。

    若依照“範疇對感性有效”的知性原則標準,則從《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開始,馬克思走向了一種新的邏輯或新的辯證法。這種新的邏輯由于其符合“範疇對感性有效”的知性原則標準,因而不同于早年的思辨的人本邏輯,是能夠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進行科學的描述的。

    這里之所以能夠依據“範疇對感性有效”的知性原則標準,斷言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馬克思擺脫了人本化的思辨邏輯而走向了一種新的邏輯,首先是因為從《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開始,馬克思將其“歷史科學”限定在了“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的經濟生活領域,而“人們借以意識到這個沖突並力求把它克服”的意識形態領域,則是以其它方式進行的。正是這一“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的經濟生活領域,保證了“範疇對感性有效”的知性原則得以落實。

    關于馬克思之轉向政治經濟學研究,人們一般是從歷史唯物主義之認為“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去理解的。這一理解無疑是正確的,但卻忽略了一個關于“歷史科學”何以可能的方法論問題。從前面引文中我們可以看到,馬克思認為,正是在經濟生活領域,才“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去指明或描述其變化,從而也才能夠實現他從早年起就追求的不同于思辨的歷史哲學的“歷史科學”。事實上,也正是這一對研究領域的限定,才使得“歷史科學”真正成為可能。如果馬克思不做出這一限定,像人們通常所理解的那樣,將全部人類生活領域作為其“歷史科學”的對象,那麼,可以設想,這樣的“歷史科學”從根本上說是無以區別于思辨的歷史哲學的。

    僅僅符合于“範疇對感性有效”的知性原則而對研究對象做出這種限定,固然可以說是達到了“歷史科學”的必要條件,但這種“歷史科學”可能還只是一般意義上的關于歷史的經驗性描述,而尚非馬克思意義上的“歷史科學”,從而運用于其中的邏輯便可能只是一種非批判的知性邏輯,而非屬于馬克思的新的邏輯。而要達于一種既不同于人本化的思辨邏輯亦不同于非批判的知性邏輯的新的邏輯,馬克思尚需做出進一步的規定。考察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關于“政治經濟學方法”的論述,我們不難發現,正是在這里,馬克思對其方法做了最為明確的規定。

    此時,馬克思通過深入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對于“科學”所意味者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事實上,在前引《〈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關于“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的說法中,就已經表明馬克思所理解的科學正是以現代自然科學為典範科學理論,而非在德國文化中比較寬泛地意指一般意義上的理性知識體系的那種“科學”,如費希特的“知識學”,黑格爾的“邏輯學”等。而這也就意味著馬克思在科學地把握世界與以其它方式把握世界之間做出了一種新的區分。與以往著眼于批判和拒斥思辨的歷史哲學有所不同,此時更多地是要在精確的自然科學式的把握方式與其它方式之間做出區分,在關注科學的把握方式時並不全然排斥其它把握方式,只是將其放置在了非科學的範圍之中。

    我們且看馬克思是如何說的。馬克思在分析了政治經濟學從具體到抽象和從抽象到具體兩條道路之後寫道︰“後一種方法顯然是科學正確的方法。具體之所以具體,因為它是許多規定的綜合,因而是多樣性的統一。因此它在思維中表現為綜合的過程,表現為結果,而不是表現為起點,雖然它是實際的起點,因而也是直觀和表象的起點。在第一條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在第二條道路上,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12]我們知道,從抽象到具體正是黑格爾辯證法體系之構造方式。但令人驚異的是,在寫下這段頗為黑格爾式的話語之後,馬克思卻意想不到地轉而嚴厲批判黑格爾︰“因此,黑格爾陷入幻覺,把實在理解為自我綜合、自我深化和自我運動的思維的結果,其實,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只是思維用來掌握具體並把它當做一個精神上的具體再現出來的方式。但決不是具體本身的產生過程。舉例來說,最簡單的經濟範疇,如交換價值,是以人口即在一定關系中進行生產的人口為前提的;也是以某種家庭、公社或國家等為前提的。交換價值只能作為一個既定的、具體的、生動的整體的抽象的單方面的關系而存在。相反,作為範疇,交換價值卻有一種洪水期前的存在。因此,在意識看來(而哲學意識就是被這樣規定的︰在它看來,正在理解著的思維是現實的人,因而,被理解了的世界本身才是現實的世界),範疇的運動表現為現實的生產行為(只可惜它從外界取得一種推動),而世界是這種生產行為的結果;這——不過又是一個同義反復——只有在下面這個限度內才是正確的︰具體總體作為思想總體、作為思想具體,事實上是思維的、理解的產物;但是,決不是處于直觀和表象之外或駕于其上而思維著的、自我產生著的概念的產物,而是把直觀和表象加工成概念這一過程的產物。整體,當它在頭腦中作為思想整體而出現時,是思維著的頭腦的產物,這個頭腦用它所專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這種方式是不同于對世界的藝術的、宗教的、實踐精神的掌握的。實在主體仍然是在頭腦之外保持著它的獨立性;只要這個頭腦還僅僅是思辨地、理論地活動著。因此,就是在理論方法上,主體,即社會,也必須始終作為前提浮現在表象面前。”[13]

    那麼,馬克思在這里對黑格爾的嚴厲批判和對世界的不同把握方式之間所做的區分意味著什麼呢?

    對黑格爾的批判意味著馬克思此時仍然認為必須將自己的“歷史科學”進路與黑格爾的思辨的歷史哲學嚴格區別開來。特別是在自己所主張的基于經驗觀察的從抽象到具體的理論構造方式與黑格爾的思辨體系構造方式之間做出嚴格的區分。這里的批判可以說正是對黑格爾絕對唯心主義“客觀的思想”觀念的批判。人們知道,黑格爾曾針對康德否認思維範疇,如因與果,具有……客觀性的意義,對之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因為在黑格爾看來,“思維不是主體的私有的特殊狀態或行動,而是擺脫了一切特殊性、任何特質、情況等等抽象的自我意識,並且只是讓普遍的東西在活動,在這種活動里,思維只是和一切個體相同一。……思想,按照這樣的規定,可以叫做客觀的思想”[14]。換言之,“理性是世界的靈魂,理性居住在世界中,理性構成世界的內在的、固有的、深邃的本性,或者說,理性是世界的共性”[15]。由于在黑格爾看來,“思想的真正客觀性應該是︰思想不僅是我們的思想,同時又是事物的自身,或對象性的東西的本質”[16],因而,康德所說的“我們所知道的事物只是對我們來說是現象,而這些事物的自身卻總是我們所不能達到的彼岸”,便是完全錯誤的,因為“再也沒有比物自體更容易知道的東西”了。[17]顯然,馬克思這里對于“黑格爾陷入幻覺”的嚴厲指責,正是對其所謂“客觀的思想”的批判。而由于黑格爾所說的“客觀的思想”是針對康德的“主觀的思想”的,因而,這一批判,可以在說正是在某種意義上向康德之觀念的回返,或者說是以某種方式對于黑格爾之以“客觀的思想”觀念對于康德所謂“主觀思想”批判的回應,是“對于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由此亦可見,面對馬克思將黑格爾“把實在理解為自我綜合、自我深化和自我運動的思維的結果”斥之為“陷入幻覺”的批判,人們試圖再次借助于黑格爾的“客觀的思想”觀念而對康德進行批判,是無法得到合理的辯護的。

    馬克思之所以在此嚴厲批判黑格爾的“客觀的思想”觀念,將自己的方法與黑格爾的方法對立起來,是因為正如後來《資本論》的理解史所表明的那樣,人們往往不能夠恰當地理解馬克思的方法,尤其是不能將它與黑格爾的辯證法區別開來。就此而言,列寧關于“不鑽研和不理解黑格爾的全部邏輯學,就不能完全理解馬克思的《資本論》”的說法,是偏頗和誤導性的。這種將馬克思黑格爾化的解讀方式,會導致將馬克思對于歷史科學的追求逆轉為黑格爾式的思辨的歷史哲學,即將馬克思的理論視為脫離特定經驗的普適的歷史哲學。馬克思在世時就曾經嚴厲批評過一位學者的此類做法︰“他一定要把我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他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道路……他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18]但這樣的解讀方式至今卻仍有相當的影響力,以至于當今一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家仍須繼續以類似于馬克思當年的語詞予以批駁︰“要找一個例子來證明馬克思曾經把資本主義看做是人類社會的普遍階段,這並非難事。然而,我們也有充分的證據表明,馬克思在1868年之後改變了他的想法,這就增強了我們的那一論證,即黑格爾式的概念對當時的馬克思來說是毫無出路的。”[19]

    職是之故,此處馬克思極力要表明的是,與“黑格爾陷入幻覺,把實在理解為自我綜合、自我深化和自我運動的思維的結果”不同,他的“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只是思維用來掌握具體並把它當做一個精神上的具體再現出來的方式。但決不是具體本身的產生過程”。不僅如此。在後來馬克思還寫道︰“我的辯證方法,從根本上來說,不僅和黑格爾的辯證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爾看來,思維過程,即他稱為觀念而甚至把它轉化為獨立主體的思維過程,是現實事物的創造主,而現實事物只是思維過程的外部表現。我的看法則相反,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並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20]馬克思所強調的是,政治經濟學理論敘述中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邏輯進程,只是思維對于實在主體的理論掌握方式,而非實在主體自身的自我展開方式。因此,這樣一種邏輯進程便不是黑格爾式的純粹的先驗構造,而是借助于理論思維範疇對于感性經驗的重構。正是這樣一種運用思維範疇對于感性經驗的重構,才可能是科學的,而非思辨哲學的。

    但這里對于黑格爾式的絕對唯心主義的拒絕,卻也並不意味著馬克思又回到了那種機械唯物主義的反映論中去了,即認為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乃是對于資本主義經濟生活的純客觀的反映。照此說法,“具體總體作為思想總體、作為思想具體”,便不是“思維的、理解的產物”,而思維在其中的作用便只是一種照鏡子式的機械反映,因而,盡管此種說法看上去似乎十分唯物主義,但實際上由于將思維具體不是看成“思維的、理解的產物”,而是看成實在自身的直接表現,思維特有的掌握世界的方式被取消了,便亦陷入了一種類似于黑格爾式的幻覺,即將作為“思維的、理解的產物”之產物的“思維具體”當做了實在自身。這便從一種樸素的唯物主義陷入了唯心主義的幻覺。《資本論》中的一段話也能說明馬克思是如何看待這種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之間的相通關系的︰“事實上,通過分析來尋找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過來從當時的現實生活關系中引出它的天國形式要容易得多。後面這種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義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學的方法。那種排除歷史過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的缺點,每當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專業範圍時,就在他們的抽象的和唯心主義的觀念中立刻顯露出來。”[21]

    這種區分意味著,隨著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深入,剩余價值理論的建立,馬克思對于歷史科學有了新的認識,即科學並非感性經驗材料之收集,而是思維對于感性材料之把握,這種把握不同于宗教、藝術、實踐精神之把握,而是一種思維的重構,這種理論思維所構成的產物並非如黑格爾所理解的那樣,是實在自身的自我把握或自我產生、自我展開,而只是人類思維與世界之間的一種獨特的關聯方式。此種方式所把握的對象,既然並非實在主體的自我展開或自我認識,那便決非是在自身或自在之物,而只能是類似于康德之現象界的存在領域。而若將其對象視為自在之物,便是陷入了馬克思所批判的黑格爾式的絕對唯心主義的幻覺之中。

    顯然,這樣一種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對于資本主義社會的把握方式,既非黑格爾式的思辨邏輯原則,亦非機械唯物主義之對歷史過程的照相式反映原則,當然也不同于康德的先驗邏輯,而是一種新的邏輯,是一種近于先驗邏輯的東西。

    馬克思《資本論》中的辯證法,既然不同于黑格爾的思辨邏輯,亦不同于康德的先驗邏輯,那麼,這是一種什麼樣的邏輯呢?我們將看到,它是一種歷史化了的先驗邏輯,可以說是一種“準”先驗邏輯。

    所謂先驗邏輯的歷史化,是說馬克思認為人們在理論思維中用來把握世界或構造思維對象的範疇,既非天賦觀念,亦非根源于生物式的自然存在,而是歷史中的構造。但這種構造並非是思維主體主觀的任意構造,而是一種歷史性實踐過程中的客觀構造。用馬克思的說法便是︰“人們按照自己的物質生產的發展建立相應的社會關系,正是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會關系創造了相應的原理、觀念和範疇。……所以,這些觀念、範疇也同它們所表現的關系一樣,不是永恆的。它們是歷史的、暫時的產物。”這是因為,“生產力的增長、社會關系的破壞、觀念的形成都是不斷運動的,只有運動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滯不動的”[22],人們借此所創造的與之相應的“原理、觀念和範疇”也便不可避免地是“歷史的、暫時的產物”,亦即歷史化的。但是,這種從歷史過程看是歷史地變化的東西,亦即歷史化的“原理、觀念和範疇”,對于生活于一定時代的思維主體來說,卻又猶如某種既成的東西,亦即先驗的東西。因而,對于這種介乎于純粹先驗與後驗之間的歷史化的東西,我們可將之稱為“準”先驗的。這樣的邏輯便是一種“準先驗邏輯”。而通過這樣一種準先驗邏輯的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過程所達到的思維具體,便亦是一種“準先驗結構”。即是馬克思所說的,“材料的生命一旦觀念地反映出來,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好像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23]。馬克思這里說的是“好像是”,而不是“是”,這不僅表明了馬克思的唯物主義立場,更表明了馬克思對于自己辯證方法之準先驗邏輯性的認識。

    馬克思所說的“好像是一個先驗的結構”的準先驗邏輯,意味著馬克思的辯證法中的邏輯進程,決非是一種黑格爾式的將歷史視為絕對理念之展開的歷史與邏輯的一致,而是以共時性的邏輯的方式對于歷時性的歷史過程的把握。既然從抽象到具體的邏輯進程並非實在自身的實際進程,而只是思維把握實在的邏輯結構或構造,那麼,從抽象到具體或者說概念之間的排列關系,便擺脫感性之歷史出現順序或神秘的否定之否定之人本邏輯,而全然由概念間的關系所決定。對此,馬克思寫道︰“在研究經濟範疇的發展時,正如在研究任何歷史科學、社會科學時一樣,應當時刻把握住︰無論在現實中或在頭腦中,主體——這里是現代資產階級社會——都是既定的;因而範疇表現這個一定社會即這個主體的存在形式、存在規定、常常只是個別的側面;因此,這個一定社會在科學上也決不是在把它當做這樣一個社會來談論的時候才開始存在的……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有一種一定的生產決定其他一切生產的地位和影響,因而它的關系也決定其他一切關系的地位和影響。這是一種普照的光,它掩蓋了一切其他色彩,改變著它們的特點。這是一種特殊的以太,它決定著它里面顯露出來的一切存在的比重。”[24]據此就徹底否定了黑格爾式的神秘的邏輯與歷史的同一原則︰“因此,把經濟範疇按它們在歷史上起決定作用的先後次序來排列是不行的,錯誤的。它們的次序倒是由它們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中的相互關系決定的,這種關系同表現出來的它們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歷史發展的次序恰好相反。問題不在于各種經濟關系在不同社會形式的相繼更替的序列中在歷史上佔有什麼地位,更不在于它們在‘觀念上’(蒲魯東)(在歷史運動的一個模糊表象中)的次序。而在于它們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的結構。”[25]而由此得出的結論是︰“顯然,應當這樣來分篇︰(1)一般的抽象的規定,因此它們或多或少屬于一切社會形式,不過是在上面所闡述的意義上。(2)形成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結構並且成為基本階級的依據的範疇。資本、雇佣勞動、土地所有制。它們的相互關系。城市和鄉村。三大社會階級。它們之間的交換。流通。信用事業(私人信用)。(3)資產階級社會在國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來考察。“非生產”階級。稅。國債。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外國移民。(4)生產的國際關系。國際分工。國際交換。輸出和輸入。匯率。(5)世界市場和危機。”[26]

    毋庸多言,馬克思這里分篇的依據乃是基于各範疇之間的邏輯關聯,而決非其間的歷史次序。而這樣一種分篇方式,便意味著馬克思在這里對于歷史采取了一種十分獨特的把握方式,那就是將歷時性的歷史過程把握為一種不同的生產方式之間的轉換,而按照其中的支配性生產方式來確定其特征,並以該支配性生產方式的結構對全部社會生活的統攝關系而描述整個社會結構。這樣一種理論進路所導向的結果便是,對于某一種特定的生產方式及社會結構的描述,在邏輯上只能是一種超時空的共時性的邏輯結構。而對于人們日常意識中所理解的歷史發展,在此理論進路中便只能被規定為一種“擬歷史目的”論。關于這一點,馬克思寫道︰“所說的歷史發展總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的︰最後的形式總是把過去的形式看成是向著自己發展的各個階段,並且因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條件下才能夠進行自我批判,——這里當然不是指作為崩潰時期出現的那樣的歷史時期,——所以總是對過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27]這就是說,人們所謂的歷史發展,其實不過是站在自己的時代,以一種目的論的眼光,將“過去的形式看成是向著自己發展的各個階段”。這也就是黑格爾的絕對精神自我展開、自我發展達成圓滿的觀念中所蘊含的東西,亦即其所闡發的“密納發的貓頭鷹黃昏的時候才起飛”的意蘊。當然,在黑格爾的思辨哲學中,歷史作為絕對精神之在時空中的展開,是一個實體性的存在和發展過程。但如前所述,馬克思批判了黑格爾的“客觀的思想”的實在的歷史目的論,認為“黑格爾陷入幻覺,把實在理解為自我綜合、自我深化和自我運動的思維的結果”,因此,便不能將這種“歷史發展”理解為一種實體性的變化,即一種實在的目的論,而只能理解為一種“擬歷史目的”論,也就是一種近于康德式的歷史目的論。

    通過前面的討論,我們已經在思維邏輯與實在世界的關系方面,劃清了馬克思與康德,特別是與黑格爾哲學的界限,但對此,人們可能還會存在一個很深的疑問,那就是如何在關于辯證法的核心即對立統一規律或矛盾問題上進一步澄清馬克思與黑格爾及康德哲學的關系。

    人們無疑會提出這樣的問題︰難道對立統一規律這一辯證法的核心規律不是明白無誤地體現于《資本論》之中嗎?這里首先要考慮的是關于所謂矛盾法則或對立統一規律在《資本論》中的運用問題。這當中最重要的便是基于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之勞動二重性之上的使用價值與價值、商品與貨幣、勞動過程與價值增值過程等一系列對應或對待範疇之間關系問題。對于這一系列對偶範疇關系問題,人們通常視之為黑格爾辯證法之運用的顯著例證,往往不假思索地就做出諸如“商品是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對立統一”之類命題。一部研究馬克思《資本論》方法的名著便在關鍵一章的一開頭寫下了這樣一段話︰“馬克思第一次闡明了商品的二重性,即商品是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對立統一這個極為重要的事實。”[28]但當人們做出此類斷言時,似乎從未想到過在《資本論》這樣一部嚴格要求遵循形式邏輯之不矛盾律的科學著作中,如果運用了作為對于不矛盾律之超越的矛盾辯證法,會導致一種什麼樣的後果。眾所周知,形式邏輯同一律所要求的是概念的確定性,亦即“真理為‘確定性’而意見為‘不確定性’,衡量的邏輯標準是形式邏輯的根本法則——理性同一律”,而引入超越同一律、不矛盾律的矛盾法則,則導致的結果便是概念的不確定性或通常所說的概念的流動性。這種為人們所津津樂道的“既在一個地方又不在一個地方”,“既確定又不確定”的所謂辯證法,誠然符合于某些常識,但卻與科學所要求的確定性背道而馳。離開了確定性,一切科學都無從談起,一切科學都變成了文字游戲。ヾ顯然,如果馬克思就基于“商品是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對立統一”這樣的辯證法命題,去考察資本主義,便無論如何都不能夠將其研究寫成《資本論》那樣的具有確定性的科學著作,而只能是黑格爾式的思辨體系。因此,我們必須仔細地看看,當馬克思指出基于勞動的二重性的商品的二重性時,他試圖如何處理這一對偶關系問題,而不是不假思索地就直接將商品的二重性套進對立統一的黑格爾框子中去。

    事實上,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的確曾經考慮過用何種方式處理這一問題。他對自己提出了這樣的問題︰“是否應把價值理解為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統一?價值本身是同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這些價值的特殊形式相對立的一般東西嗎?這在經濟學上有意義嗎?”問題的提出似乎表明馬克思在這一問題上有過疑慮。但在緊接著的回答中卻表明了馬克思在此問題上已經有了全然不同于黑格爾思辨哲學的方法論原則︰“用價值在簡單交換或單純交換中也是前提。但是在這里,在雙方只是為了相互使用商品而進行交換的地方,使用價值,即內容,商品的自然特性本身,不是作為經濟上的形式規定而存在的。相反,商品的形式規定是交換價值。這種形式以外的內容是無關緊要的;它不是作為社會關系的那種關系的內容。但是這種內容本身不會在一個需要和生產的體系中發展起來嗎?使用價值本身不會作為經濟形式本身的決定因素,加入形式本身嗎?例如在資本和勞動的關系中?在勞動的各種形式中?——農業、工業等——地租?季節對原料價格的影響?等等。如果只有交換價值本身在經濟學中起作用,那麼,那些只同使用價值有關的要素後來怎麼能加進來呢,例如就象在作為原料等等的資本的場合那樣。在李嘉圖那里怎麼會突然出現土地的自然屬性呢?等等。‘商品’這個詞(德文的G ter[財物]不同于Ware[商品],也許類似法文的denr e[消費品]不同于marchandise[商品]?)包含著關系。價格表現為商品的純粹形式規定。這與交換價值是主要規定並不矛盾。但是,使用只由交換決定當然並不會使使用停止;雖然使用的方向當然是由交換決定的。無論如何,在研究價值時必須對這一點加以詳細的研究,不能像李嘉圖那樣索性把它抽掉,也不能像庸俗的薩伊那樣,只是把‘有用性’一詞鄭重其事地當做前提。在闡述各篇章時,首先要並且必須說明,使用價值在怎樣的範圍內作為物質前提處在經濟學及其形式規定之外,又在怎樣的範圍內進入經濟學……無論如何有一點是確實無疑的︰我們在交換中(在流通中)看到商品——使用價值——表現為價格;它在自己的價格之外是商品,是消費對象,這是不言而喻的。兩個規定根本不會彼此發生關系,除非特殊的使用價值表現為商品的自然界限,從而同時使貨幣,即商品的交換價值,表現為商品本身以外的貨幣存在,不過只是在形式上表現為這種存在。貨幣本身是商品,它以某種使用價值為實體。”[29]

    此處之所以大段地引了馬克思的話,因為正是在這里,馬克思盡管有過將“價值理解為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統一”的想法,但經過認真辨析之後,卻斷然否定了這種思辨性的命題,而且明確斷言,“相反,商品的形式規定是交換價值。這種形式以外的內容是無關緊要的;它不是作為社會關系的那種關系的內容”。在《資本論》中甚至更為明確地斷言,“在商品的交換關系中,商品的交換價值表現為它們的使用價值完全無關的東西”,“使用價值或財物具有價值,只是因為有抽象人類勞動體現或物化在里面”。換言之,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關系是“作為使用價值,商品首先有質的差別;作為交換價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別,因而不包含任何一個使用價值的原子”[30]。

    然而,馬克思也不是像李嘉圖那樣將使用價值“抽掉”,亦不像薩伊那樣“只是把‘有用性’一詞鄭重其事地當做前提”,而是對此兩者之間的關系作了一種分層處理,即將使用價值作為討論交換價值的約束性前提。但不是像薩伊那樣,只是一般性地將使用價值作為前提,而是在整個科學體系之中的各個邏輯層面中都作為約束性前提,也就是上文所說的,“在闡述各篇章時,首先要並且必須說明,使用價值在怎樣的範圍內作為物質前提處在經濟學及其形式規定之外,又在怎樣的範圍內進入經濟學”。這意味著,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為了保證科學所要求的“確定性”,而將商品所具有的基于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之勞動二重性的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二重性,以一種既不同于黑格爾之思辨邏輯亦不同于李嘉圖、薩伊等人的方式做了處理。這種處理方式便是,一方面在政治經濟學所關注的價值或交換價值的理論邏輯之內,將兩個方面分割開來,單純討論交換價值,而不涉及使用價值,但同時在此理論邏輯之外,又將與之密切相關的使用價值作為各個邏輯層面的約束性前提加以討論。但這後一方面的討論只是用作前提性說明,而並不直接進入到前一方面的理論邏輯之中去。在這方面,《資本論》第1卷第五章《勞動過程和價值增值過程》中對于勞動過程的討論,第十一章《協作》、第十二章《分工和工場手工業》、第十三章《機器和大工業》對于勞動過程中的協作、分工、機器的使用,以及由于分工和機器的使用而導致的工場手工業和機器大工業發展的論述,便是最為顯著的例證。這里的對于勞動過程的系列性論述便是為了討論價值增值過程提供一種使用價值生產方面的前提,以便由此而討論絕對剩余價值與相對剩余價值。我們由此能夠清楚地看到,這當中諸對立範疇之間的關系是完全不同于黑格爾思辨哲學中那種正反合的內在關聯,即馬克思並不是像黑格爾那樣,試圖從某種理論原點出發,而將整個體系借助于辯證法之對立統一思辨地推導出來,而是將對立的雙方分割了開來,只是讓其間保持一種外部的約束性關聯。

    顯而易見,馬克思《資本論》中對于商品之二重性的處理方式,是根本不同于人們通常所理解的矛盾原則的,而是相反,是為了保證科學所要求的確定性而將對立的雙方分離了開來,作了一種外部關聯方式的處置。這樣一種處理方式,如果一定要將之稱為辯證法的話,那麼,這也決非黑格爾思辨邏輯意義上的辯證法,而是馬克思獨特的作為歷史化的先驗邏輯的辯證法。

    然而,馬克思的辯證法並不限于此。因為如果《資本論》中的辯證法只是這樣一種先驗邏輯,即只是對于實在主體的一種科學的客觀描述,那麼,馬克思關于辯證法在本質上是批判的觀念則何以存身,何以落實?如果這一問題不能得到合理的闡明的話,對馬克思的近康德闡釋便有可能被視為是對于辯證法批判性本質的閹割。因此,我們必須進而考察所謂辯證法的批判性到底意味著什麼。

    我們知道,關于辯證法的批判性本質,馬克思曾寫下了一段被人們反復引用的著名的話︰“辯證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國的時髦東西,因為它似乎使現存事物顯得光彩。辯證法,在其合理形態上,引起資產階級及其夸夸其談的代言人的惱怒和恐怖,因為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證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31]但悖謬的是,當人們引用這段話的時候,卻似乎未曾想過,所謂辯證法在本質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究竟意味著什麼。看來正如老黑格爾曾經說過的那樣,熟知往往並非真知!事實上,從第二國際、前蘇聯哲學教科書作者,一直到國內哲學界對馬克思哲學作機械唯物主義闡釋的闡釋者,對于馬克思的這段名言,在很長時間內往往並未理解其真義,而且在對馬克思作黑格爾主義闡釋的闡釋者中,也並未真切地對待此一問題。

    機械唯物主義闡釋者理論上的悖謬是,如果像斯大林以及傳統教科書那樣認為辯證法就是“把自然界現象看作是永恆地運動著、變化著的現象,把自然界的發展看作是自然界中各種矛盾發展的結果,看作是自然界中對立力量互相影響的結果”[32],那麼,說辯證法在在本質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就是難以理解的。因為無論如何,說到批判性總是在某種意義上是與主體的能動性相關的,若是將辯證法理解為純粹的自然界客觀規律,則如何可能與主體能動性相關聯?

    機械唯物主義的闡釋既然無以承載辯證法的批判性,則黑格爾主義的闡釋便似乎成了理所當然的承載者了。但是,且慢!在這方面,黑格爾主義的闡釋並不比機械唯物主義的闡釋優越多少。這是因為,黑格爾主義闡釋的問題則在于由于立足于絕對唯心主義的主體無限性,本質上取消了人的有限性,則人的否定性和批判性也就無處存身了。因為正是由于人是有限的存在物,自我意識亦不過是人的自我意識,思想也不過是人的思想,因而作為對象性存在物的人的思想,也就必然是一種對象性的思想,從而在某種意義上也就是主觀的。而如果將思想的本質視為客觀的,也就消除了人作為對象性存在物這一根本屬性,從而結論便只能是︰“知道自己是絕對自我意識的主體,就是神,絕對精神,就是知道自己並且實現自己的觀念。現實的人和現實的自然界不過成為這個隱秘的、非現實的人和這個非現實的自然界的賓詞、象征。因此,主詞和賓詞之間的關系被絕對地相互顛倒了︰這就是神秘的主體—客體,或籠罩在客體上的主體性,作為過程的絕對主體,作為使自己外化並且從這種外化返回到自身的、但同時又使外化回到自身的主體,以及作為這一過程的主體;這就是在自身內部的純粹的、不停息的旋轉。”[33]正是基于此,馬克思才尖銳地指出︰“黑格爾的虛假的實證主義即他那只是徒有其表的批判主義的根源就在于此。”[34]在萊文看來,甚至在更早一些時期,馬克思便與黑格爾分道揚鑣了︰“馬克思和黑格爾之間最重要的斷裂是1841年對黑格爾同一性理論的理解。在黑格爾看來,理性和現實是同一的。當馬克思為他的博士論文作結論時,他使理性和現實的統一破滅,並意識到思想和存在之間是脫節的。正是由于超越了思想和存在之間的斷裂,馬克思的批判哲學產生了。”[35]

    顯然,辯證法的批判性的根據在于思維所揭示出的觀念的內在矛盾,思維與存在的矛盾,以及這兩類矛盾所顯示的現實世界的內在矛盾。如果這矛盾以某種方式被消除了,那麼,辯證法的批判性也就無從著落了。馬克思對黑格爾“徒有其表的批判主義”的指斥,正緣于黑格爾的作為主體的絕對理念預設了矛盾在終極意義上的非真實性。如果在絕對理念中達到了“沒有不是流通的和透明的規定性”的終極和諧狀態,而這種狀態又是絕對精神的自我展開,那麼,其原始狀態必定也只能是“沒有不是流通的和透明的規定性”的終極和諧狀態,因而,其中間的否定性的異化狀態便只能是非真實的東西。既然如此,基于這種非真實的異化的批判,便只能是一種“徒有其表的批判主義”,而非真正的批判性。

    既然機械唯物主義和黑格爾主義的闡釋皆不足以承載起辯證法的批判性,那麼,我們就還必須繼續探尋馬克思辯證法之批判性到底意味著什麼。

    馬克思之對辯證法批判性的強調,並非出于某種單純的理論興趣,而是有著深刻的實踐意圖,那就是以科學的方式揭示出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這一實踐旨趣便是緊接著關于辯證法批判本質那段名言的之後的一段話中所表述的︰“使實際的資產者最深切地感到資本主義社會充滿矛盾的運動的,是現代工業所經歷的周期循環的變動,而這種變動的頂點就是普遍危機。這個危機又要臨頭了,雖然它還處于預備階段;由于它的舞台的廣闊和它的作用的強烈,它甚至會把辯證法灌進新的神聖普魯士德意志帝國的暴發戶們的頭腦里去。”[36]

    但馬克思是如何揭示“資本主義社會充滿矛盾的運動”的呢?是像人們通常所認為的那樣,是通過揭示資本主義社會中階級利益的沖突而去直接描述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階級斗爭嗎?或者說是通過描述資本家對于工人的殘酷剝削而激起階級仇恨去進行斗爭嗎?如果人們帶著這樣的想法去理解馬克思辯證法的批判性,那麼,在他去閱讀《資本論》時多半是會大失所望而不得其解的。

    那麼,馬克思辯證法的批判性到底基于何處呢?如果人們不再固執于將辯證法與黑格爾捆綁在一起,甚至將辯證法等同于黑格爾辯證法的話,那麼,通過認真閱讀《資本論》就不難看到,馬克思是通過一種康德式的幻相的邏輯而揭示出資本主義之永恆性乃是一種不可能性。或者說,在馬克思看來,所謂資本主義的永世長存,乃是一種背離了科學邏輯的先驗幻相。這便是馬克思對于資本主義的批判方式!

    說到“批判”,如果我們回顧一下哲學史,就不難發現,將自己的主要著作直接以“批判”命名的,在重要哲學家中,恐怕只有馬克思和康德了。眾所周知,康德三部最主要的著作《純粹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判斷力批判》,均以“批判”命名,而馬克思則不僅將辯證法的本質規定為批判性,而且其主要著作亦以“批判”命名(在開始寫作《1857-1858年手稿》時,馬克思曾擬以“政治經濟學批判”為標題出版其理論巨著,且其中的第一分冊便是以《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為名出版的,後來《資本論》的副標題也是“政治經濟學批判”。此外,早年亦有以“批判”命名的重要著作,如《黑格爾法哲學批判》)。這樣一種用語上的類同,恐怕不能用偶然的巧合去看待,而是必須視之為兩位偉大哲人在哲學精神上的深層契合。

    我們知道,康德的批判是要通過理論劃界而廓清科學的有效界限,以防止理性的僭越而陷入先驗幻相的悖謬之中。這便是通過指明理論的越界使用而導致的二律背反,去揭示舊形而上學之無限理性的虛幻性和理性的有限性。與之相比較,我們再看馬克思把自己的主要著作命名為“政治經濟學批判”之用意到底何在,就能夠從中感悟到某種類似的意蘊了。在馬克思這些著作中,他不是直接對于資本主義社會進行道德控訴,而是要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去揭示出資本主義社會的病理學,並由之而揭示出資本主義存在的歷史性和有限性。但馬克思為什麼要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去進行這項工作呢?這也必須從其與康德所面臨的問題的類同性去理解。康德所面臨的問題是要破除舊形而上學的獨斷論而為新興的科學和道德奠定理論基礎,因而,他必須某種方式破除這種獨斷論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而通過揭示出這種獨斷論所內含的自相矛盾來進行批判,對于建基于傳統邏輯之上舊形而上學來說,無疑是最為有效的毀滅性駁斥。與之類似,馬克思所面臨的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對資本主義永恆性的無批判的認定。而這些經濟學家之所以作此認定,又是基于他們對于資本主義體系無矛盾性的信念或設定。關于這一點,一位學者寫道︰“亞當•斯密、李嘉圖、詹姆斯•密爾和休•麥卡洛克都不承認有雇主和工人階級的存在。工資只是由人口和資本的比例所決定,並堅持經濟學有永恆規律,仿佛人們是生活在一個沒有空氣的空間之中。這些都和現實不符。當這些古典經濟學討論到現實時,它把邪惡的現實美化,並說成是人們得救的必經之途。”在斯密的理論中,“經濟自由成為神聖的世界秩序和社會生活的最終意義和目標。在他的理論中,用自然取代神意,來闡述既定的和諧,他說︰‘自然是不需要經過思考的智慧’”[37]。正是因為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把資本主義社會描述成了一種符合永恆規律的存在,馬克思對于資本主義的批判,便必須首先針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進行批判。

    通過這一批判,馬克思揭示出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關于資本主義無矛盾性的設定乃是一種虛假意識或先驗幻相,而實際的情況卻是“資本主義社會充滿矛盾的運動”。這其中最為關鍵的矛盾乃是體現于“利潤率的下降”之中的矛盾︰“總的說來,矛盾在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包含著絕對發展生產力的趨勢,而不管價值及其中包含的剩余價值如何,也不管資本主義生產借以進行的社會關系如何;而另一方面,它的目的是保存現有資本價值和最大限度地增殖資本價值(也就是使這個價值越來越迅速地增加)。它的獨特性質是把現有的資本價值用作最大可能地增殖這個價值的手段。它用來達到這個目的的方法包含著︰降低利潤率,使現有資本貶值,靠犧牲已經生產出來的生產力來發展勞動生產力。”[38]在稍後幾頁,馬克思更為明確地指出了基于這一矛盾的資本主義的有限性之所在。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限制表現在︰

    1.勞動生產力的發展使利潤率的下降成為一個規律,這個規律在某一點上和勞動生產力本身的發展發生最強烈的對抗,因而必須不斷地通過危機來克服。

    2.生產的擴大或縮小,不是取決于生產和社會需要即社會地發展了的人的需要之間的關系,而是取決于無酬勞動的佔有以及這個無酬勞動和物化勞動之比,或者按照資本主義的說法,取決于利潤以及這個利潤和所使用的資本之比,即一定水平的利潤率。因此,當生產的擴大程度在另一個前提下還遠為不足的時候,對資本主義生產的限制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不是在需要的滿足要求停頓時停頓,而是在利潤的生產和實現要求停頓時停頓。[39]

    由于資本主義社會所內含的這一內在矛盾,因而它便不可能是永恆的存在,而只能是一種歷史性的存在,即是一種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發生發展,並在一定歷史條件下趨于滅亡的社會歷史階段。具體說來便是︰“利潤率是資本主義生產的推動力;那種而且只有那種生產出來能夠提供利潤的東西才會被生產出來……使李嘉圖感到不安的是︰利潤率,資本主義生產的刺激,積累的條件和動力,會受到生產本身發展的威脅。而且在這里,數量關系就是一切。實際上,成為基礎的還有某種更為深刻的東西,他只是模糊地意識到了這一點。在這里,以純粹經濟學的方式,就是說,從資產階級立場出發,在資本主義理解力的界限以內,從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的立場出發,表現出資本主義生產的限制,它的相對性,即表現出資本主義生產不是絕對的生產方式,而只是一種歷史的、和物質生產條件的某個有限的發展時期相適應的生產方式。”[40]

    至此,我們闡述了《資本論》的辯證法作為歷史化的先驗邏輯,一方面包括相當于康德第一批判中“先驗分析”論的內容,另一方面則包括相當于“先驗辯證”論的內容。前者大致上屬于黑格爾《邏輯學》中的知性論部分,後者則是屬于理性論中的消極理性論部分。前者的邏輯功能是建構性的,即正面構造科學理論體系,後者的邏輯功能則是批判性、否定性的,即揭示理性超越其合法使用範圍的謬誤,因而是一種批判性的消極辯證法。至于黑格爾在《邏輯學》中所設置的作為克服矛盾對立、達于絕對統一的絕對理念的理性論中的積極理性論部分,或作為否定之否定的肯定的辯證法,則由于被視為“陷入幻覺”的“客觀的思想”的觀念而予以割除。由此比較,我們當能清楚地看到,馬克思究竟是以何種方式對于資本主義進行剖析、批判的,理解馬克思所說的辯證法的批判性究竟意味著什麼,以及馬克思《資本論》中的辯證法是如何與黑格爾辯證分道揚鑣,而又是如何與康德的先驗邏輯密切相關的了。

    前面我們對馬克思《資本論》的辯證法做了一種近康德式的闡釋,即將之理解為一種歷史化的先驗邏輯。但我們也曾指出,《資本論》作為馬克思“歷史科學”之最終表達,其前提條件是將其限制在了“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的經濟生活領域,而將“人們借以意識到這個沖突並力求把它克服”的意識形態領域,則從中分離了出去。正是這一“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的經濟生活領域,保證了“範疇對感性有效”的知性原則得以落實,即保證了這一歷史化的先驗邏輯的有效性。但既然這一邏輯所描述只是“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的經濟生活領域,且如果我們不認為馬克思打算采取“經濟還原”論的方式把全部社會生活統統歸結為經濟生活,那麼,在馬克思這里就還存在著一個有待加以描述的領域,即“人們借以意識到這個沖突並力求把它克服”的意識形態領域。而如果只有經濟生活領域加上意識形態領域才是完整的社會生活的話,那麼,如何對這一總體的社會生活進行描述,就仍然是一個問題。我們知道,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所采取的是一種對社會生活整體進行描述的思辨哲學的方式,而在後期超越了黑格爾的思辨哲學之後,則將這一整體社會生活劃分為經濟生活領域與意識形態領域並集中于前一領域的研究。那麼,在此時,人們必然會提出這樣的問題,馬克思會如何對待對于社會生活總體進行描述的問題。

    限于本文的主題只是關于馬克思的科學著作《資本論》中的辯證法,而非一般意義上馬克思的辯證法,因而對上述問題我們不能在此展開討論,但由于此一問題與本文主題又有極為密切的關聯,故筆者對此問題的基本觀念亦有必要在此略加交代。筆者對此問題的基本看法是,對于社會生活總體的描述,也就是從行動者視角對于人所生活于其中世界的理解,這種理解是一種自我描述或自我理解。對于這樣一種自我理解進行描述的方式或邏輯,海德格爾、伽達默爾稱之為解釋學,故此種邏輯或辯證法可以說是一種解釋學辯證法。當然,如果可以把馬克思對社會生活總體所可能進行的描述也稱做解釋學辯證法的話,那麼,這種解釋學也是與海德格爾、伽達默爾的解釋學辯證法有著根本性的區別的。至于如何理解這種馬克思解釋學辯證法的規定性,只能另文討論了。

    ヾ恩披里克在《懸疑與寧靜——皮浪主義文集》里記有一則軼事,頗能說明將辯證法導入到科學中所可能導致的結果︰對于導致不確定性的辯證法家,“物理學家希羅斐勒斯有一個很有趣的反駁。希羅斐勒斯是狄奧多羅斯同時代的人,他耍弄辯證法,常常散布詭辯法的論證來反對運動以及許多其他事情。有一次狄奧多羅斯的肩關節脫臼,他找希羅斐勒斯治療,希羅斐勒斯打趣地說︰‘你的肩關節或者掉到了它在的地方,或者掉到了它不在的地方;但它既不是掉到它在的地方也不是掉到它不在的地方;因此它根本沒掉下來。’後來,詭辯家請求他別理會那個論證,讓他按照醫術的要求為自己提供適當的治療。”參見恩披里克︰《懸疑與寧靜——皮浪主義文集》,楊適等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89年,第162-163頁。原文參考文獻︰? [1]王南--︰《馬克思“歷史科學”的後黑格爾主義闡釋》,《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14年第5期。??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33頁。?? [3][5][6]王天成、曾東︰《辯證法的三種形態——意見的邏輯、幻相的邏輯和思辨的邏輯》,《社會科學戰線》2007年第4期。?? [4][20][21][23][30][31][3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24、409-410、23、50-52、24、24-25頁。?? [7][8][33][3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7、176、171頁。?? [9][10][11][2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73-74、85-56、142頁。?? [12][13][24][25][26][27][2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8、38-39、44、45、46、43-44、223頁。?? [14][15][16][17]黑格爾︰《小邏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78-79、80、119-120、126-127頁。?? [1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1-342頁。?? [19]贊瑞巴卡︰《擺脫黑格爾哲學影響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馬克思與普列漢諾夫、列寧之間的比較》,《社會科學輯刊》2015年第4期。?? [28]阿凡納西耶夫︰《馬克思的偉大發現——勞動二重性學說的方法論作用》,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2頁。?? [32]《斯大林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01頁。?? [35]萊文︰《不同的路徑︰馬克思主義與恩格斯主義中的黑格爾》,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27頁。?? [37]希爾︰《歐洲思想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399頁。?

作者︰ 王南-- 責編︰ 範紅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