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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70年代“英國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多元發展

2018年04月18日 08:51:01 來源︰ 《哲學原理》2016年11期

    1977年,加拿大著名政治理論家麥克弗森向英國學界提了一個問題︰“我們需要國家理論嗎?”他的回答是︰接受現行自由民主制度的人並不需要國家理論,反對或者不相信這種制度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則需要ヾ。麥克弗森之所以會在這個時候拋出這個問題,固然有為自己的新著《自由民主的生活與時代》做宣傳之意,更重要的是因為他真切地感受到,在自己曾經求學的英國,邊緣化多年的國家理論已經因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努力而獲得強勁復興!歷史地看,20世紀70年代的英國確實是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離我們最近的一個“黃金時代”︰曠日持久的“密里本德-普蘭查斯之爭”(1969-1979)激發了人們對國家理論久違的興趣,歐陸思潮的大舉來襲則使“英國馬克思主義”陣營獲得了多樣化的理論資源,進而形成了多元發展的繁榮局面。然而,“密里本德-普蘭查斯之爭”是如此耀眼奪目,以至于在它的映照下,那種多元發展格局都黯然無光、難以識別了。因此,在40年後的今天,我們有必要超越“密里本德-普蘭查斯之爭”,圖繪20世紀70年代“英國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多元發展格局。

    一、“密里本德-普蘭查斯之爭”的思想史效應

    “密里本德-普蘭查斯之爭”是指1969-1979年間“英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家密里本德與希臘裔“西方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家普蘭查斯圍繞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本質和方法論發生的爭論。歷史地看,這場爭論本身並無更多新意,爭論的雙方也缺乏充分的相互理解和實質性的理論交鋒。不過,由于它是在以結構主義為代表的歐陸思潮大舉進入原本相對封閉的英國,與英國本土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發生劇烈沖撞這個時代背景下發生的,所以,它強烈吸引了英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界的關注,加速推進了各種歐陸思潮和學術流派的傳入與融合,有力推動了“英國馬克思主義”國家研究的理論轉向,激發出了極為顯著的思想史效應。

    關于“密里本德-普蘭查斯之爭”,近40年來英美學界已多有評論,其中尤以美國學者巴羅的思想史考訂分析最為翔實ゝ。重新審視這段已經非常清晰的思想史,人們往往會贊同當代西方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家雅索普的觀點︰這場曠日持久的激烈爭論其實更多地像聾子之間的對話ゞ。說到底,密里本德和普蘭查斯是根本不在一個理論頻道上的兩個理論家!々首先,他們分屬兩個截然不同且此前從無交往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1940年,密里本德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從比利時逃難到英國,並在相對封閉的英國語境中接受學術訓練、成長為一名本土化的“英國馬克思主義”者。因此,他在理論上深受英國倫理社會主義和經驗論哲學傳統的影響,主張在分析、解決具體的英國問題的過程中運用、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反對抽象的理論建構。普蘭查斯出生于希臘,20世紀50年代後期流亡法國巴黎,進入阿爾都塞的圈子,成為形成中的“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的一員。盡管不是哲學家,但普蘭查斯具有“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的一般理論特征︰反對人本主義、主張多元決定論、注重方法論且理論化(抽象化)程度高。這些都與“英國馬克思主義”迥然有別。密里本德對普蘭查斯早有耳聞,對他的著作甚至有所期待ぁ,但在“密里本德-普蘭查斯之爭”爆發之前,他們所從屬的理論傳統卻並無直接交往。其次,他們與工人運動的關系不同。作為第一代英國新左派的一員,密里本德是屬于英國工人運動的馬克思主義者。盡管對英國工人階級“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但總的說來他堅持英國工人階級依舊是通向社會主義的領導力量。和同齡的第二代英國新左派一樣,普蘭查斯是為了工人階級的馬克思主義者,事實上,20世紀60年代,他們日益懷疑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工人階級在未來社會主義道路上的領導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傳統工人階級政治的批判者。再次,他們思考國家問題的理論出發點不同。在1877年為馬克思寫的傳記詞條中,恩格斯指出,對馬克思而言,“在全部紛繁復雜的政治斗爭中,問題的中心僅僅是社會階級的社會的和政治的統治,即舊的階級要保持統治,新興的階級要爭得統治”あ。這一觀點後來被第二國際、第三國際馬克思主義繼承。密里本德同樣繼承了這一觀點,強調“斗爭的概念是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核心”ぃ,因而也是分析國家問題的核心和出發點。普蘭查斯則是在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和《讀〈資本論〉》的思想啟蒙下走向政治學研究的,對他而言,由經濟的、政治的、意識形態的和理論的各個層次和要素構成的“生產方式”的“多元決定”い,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基石之一,也是研究國家等特殊問題的出發點。照理說,密里本德和普蘭查斯的理論如此南轅北轍,加之一個在英國、一個在法國,原本不應當“相遇”,即便“相遇”也不應當發生大的理論踫撞。然而,當1969年他們偶然“相遇”時,第二代新左派正積極引入歐陸激進思潮以實現對第一代新左派的理論清算,而普蘭查斯正是佩里•安德森等第二代新左派心目中新的理論典範!于是,在代際沖突的背景上,偶然的“相遇”就演化為了必然的、不斷擴大的“相爭”ぅ,從而深刻影響了整個70年代英國新左派的理論走向。

    “密里本德-普蘭查斯之爭”所呈現的思想史效應無疑是整體性的。首先,伴隨其發生,佩里•安德森領導的《新左派理論》雜志加大引進歐陸激進思潮的力度,使德國、法國、意大利等大陸國家的當代激進思想成批量、大規模地進入英國,從根本上改變了英國思想的相對封閉狀態。其次,在它的直接推動下,結構主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在英國流行,形成了一個跨學科的“結構主義轉向”。70年代初,第二代新左派迅速集結在了“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下。此後,在它的示範下,歷史學、文學理論、社會學等領域都發生了類似的爭論,促進了“英國馬克思主義”的內部思想交換、融合和再生。

    同時,“密里本德-普蘭查斯之爭”也更深刻、更直接地改變了70年代“英國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基本面貌,使這一領域的研究較之于密里本德《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國家》(1969)所定義的起點狀態,出現了三個顯著的“轉向”。第一,轉向歷史中的國家。密里本德關注的是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而且努力超越具體國家的差別,凝練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一般本質。“密里本德-普蘭查斯之爭”則讓第二代新左派認識到,資本主義國家的現實存在(國家形式)是具體的,且不是僅僅通過一般本質(國家類型)就所能完全解釋其形成的。資本主義國家如此,那前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怎樣呢?在既有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傳統的推動下,第二代新左派由此轉向歷史中的國家,試圖描述歐洲前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類型及其一般演化軌跡。在這個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工作是由佩里•安德森在70年代初期完成的。第二,轉向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邏輯。1969年創立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家大會”是英國左派經濟學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成立的第一個松散型同人組織,其中既有本土的新李嘉圖主義者,也有德國資本邏輯學派的支持者、法國調節學派的支持者。“密里本德-普蘭查斯之爭”激勵該組織成員聚焦國家問題展開對話、爭鳴,其中主導性意見是認為應當基于資本的生產與再生產過程來思考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形成與作用。隨即,約翰•霍洛維、索爾•皮喬托以及西蒙•克拉克基于資本與階級的沖突斗爭,提出了他們的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第三,轉向對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權力批判。70年代初,英國的“結構主義轉向”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與此同時,福柯登上法國當代思想的新王座,引領結構主義進入後結構主義,其對權力的微觀政治學批判要求馬克思主義者作出回應。在這個方面,普蘭查斯這個非英國的“英國馬克思主義”者率先作出回應,于1978年出版《國家、權力與社會主義》一書,公開了自己的新思考,為“英國馬克思主義”在80年代的發展提供了新的理論動力。

    二、佩里•安德森“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前資本主義國家理論

    至少在1982年辭任《新左派評論》主編、前往美國的幾所大學任歷史學教授之前,佩里•安德森都是一名葛蘭西意義上的有機知識分子。他以《新左派評論》為陣地、以筆為劍,堅持用理論介入現實,用思想引領左派學術的發展,蔑視、拒斥脫離實踐的象牙塔式學術研究。不過,1974年,他卻同時推出了兩部“磚頭”般的大書《從古代向封建主義的過渡》和《絕對主義國家的系譜》,系統闡發了自己關于前資本主義時代歐洲國家的形成方式與多樣化類型的觀點,在英語世界引起熱烈反響,一下子就確立了自己的歷史學家身份以及在20世紀歷史社會學發展史上的地位。那麼,安德森為什麼會在此時轉向前資本主義的國家理論建構呢?這就需要從安德森作為新左派知識分子的理論關懷、他與愛德華•湯普森當時的理論爭論以及“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學術傳統中去找尋答案。

    1962年,安德森接手陷入危機的《新左派評論》出任主編。在他的領導下,《新左派評論》展現出了與愛德華•湯普森等第一代新左派主導時期截然不同的編輯取向︰一是更具國際視野,特別關注第三世界的反殖民主義運動;二是更加政治化,尤其重視國家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三是更加理論化,積極致力于從盧卡奇、葛蘭西、薩特等歐陸馬克思主義者的思想中汲取理論和方法資源。安德森很清楚,自己這種以國家為中心、“自上而下的歷史觀”和第一代英國新左派所倡導的以階級(斗爭)為中心、“自下而上的歷史觀”相比照構成了反題。對此,他的回答是︰“只要階級依舊存在,國家的建構和瓦解就是生產關系基本改變的標志。‘自上而下的歷史’——有關階級統治的復雜機制的歷史——的重要性就不亞于‘自下而上的歷史’。實際上,如果沒有前者,後者將是片面的歷史(哪怕是更好的那一面)”う。更重要的是,社會主義者的革命目標之一就是消滅國家!既然如此,安德森為什麼不直接關注現實的資本主義國家,舍近求遠研究前資本主義國家呢?說到底,這是因為歷史學出身使得安德森習慣于“讓歷史告訴未來”、“從歷史的灰燼中扇出革命的星火”,在他看來,只有搞清楚了資本主義國家的起源和秘密,才能真正了解和掌握爆破現存資本主義國家的有效方法。所以,他的國家研究計劃其實有四卷,除了前述兩種著作外,還將分別考察“從尼德蘭起義到德國統一的一系列資產階級大革命運動,以及經歷了漫長而隱蔽的演變最終從前述資產階級革命中脫穎而出的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結構”(11)。

    安德森接手《新左派評論》時,英國新左派運動正因為工黨的右傾化而陷入低潮或者說“危機”。1964年初,安德森在《新左派評論》發表長篇文章《當前危機的起源》,提出英國當前危機的根源不在現代,而在于17世紀以來英國資本主義的起源和發展︰17世紀英國革命不徹底,它只改變了英國社會的經濟基礎,而沒有改變它的上層建築,結果依舊是土地貴族在統治英國;因為17世紀革命不徹底,並且是以宗教斗爭的形式進行的,所以,英國資產階級從來沒有形成革命的意識形態;不成熟的資產階級革命導致不成熟的工人運動,因此,英國工人階級既缺乏革命傳統,又無法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12)。安德森的這篇文章在第二代新左派中引發廣泛共鳴,但遭到第一代新左派的批評。湯普森于次年發表《英格蘭的特性》一文進行回應和批判,強調英國具有自身獨特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並諷刺安德森試圖用一種抽象的普遍發展模式來臧否英國道路(13)。應當講,在與湯普森的這一輪爭論中,安德森處于下風(14),但他堅信自己的觀點是正確的,只是苦于找不到新的論證視角和方法。而普蘭查斯1968年出版的《政治權力與社會階級》則讓他一下子發現,資本主義的國家形式是“多元決定”的,因而是多樣化的、復數的,既然如此,國家形式就可以進行比較,進而區分出成熟與不成熟!也就是說,普蘭查斯的“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為安德森回應湯普森的批評提供了新的方法武器,同時也刺激他將自己關于前資本主義國家的觀點系統地表述出來。

    另一方面,在1946年多布出版《資本主義發展研究》後,關于前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探索,成為“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重要課題之一。1964年,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的《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片段英譯出版,同時還收錄了《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相關內容,以及馬克思恩格斯的6封相關書信,從而使馬克思的前資本主義社會理論第一次較為完整地呈現在英語世界,有力推動了相關研究的開展。此後,在《新左派評論》的大力推動下,《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的英文全譯本于1973年出版,隨即將英語世界關于前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國家形態的研究推向高潮。安德森關于西歐前資本主義國家的研究是這一學術傳統的有機組成部分。

    《從古代向封建主義的過渡》和《絕對主義國家的系譜》出版後,迅即在歷史社會學科引發熱烈反響,此後被視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歷史社會學的新經典(15)。在歷史社會學視域中,《從古代向封建主義的過渡》和《絕對主義國家的系譜》更多地呈現出與馬克斯•韋伯、埃米爾•涂爾干甚至是塔爾科特•帕森斯等資產階級主流社會學家的理論親緣性,而其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屬性卻被極大地遮蔽了。事實上,在《從古代向封建主義的過渡》和《絕對主義國家的系譜》中,安德森力圖實現的是將普蘭查斯的生產方式“多元決定”論與馬克思的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理論相結合,建構一種“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前資本主義國家理論。這種國家理論大體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安德森提出向封建主義過渡這個新問題,並建構了歐洲從古代社會(國家)向封建主義(國家)過渡的“多元決定”理論。在1946年出版的《資本主義發展研究》中,多布基于馬克思的生產方式分析範式探討了歐洲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問題。該書出版後在英美引發長期爭論,極大地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界對于前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研究。作為這場論戰的敏銳觀察者,安德森意識到,之所以人們在向資本主義過渡的問題上爭論不休,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在于有一個前提性問題,即向封建主義過渡或封建主義起源問題,並沒有得到應有的主題化研究(16),而他的《從古代向封建主義的過渡》就有意填補這個理論空場。在安德森看來,歐洲封建主義(國家)的誕生具有偶然性,實際上是羅馬的奴隸制與日耳曼的原始部落公社制在特定歷史條件下踫撞、融合的妥協產物︰“歐洲的封建主義起源于一種‘災難’,原先的兩種不同的生產方式同時崩潰,那些崩裂出來的要素的重組恰恰使封建主義的綜合成為可能,因此,封建主義總是具有一種混合的特點”(17)。日耳曼人對羅馬帝國的入侵拉開了歐洲封建主義過渡的序幕,最終西歐、北歐、東歐以不同的方式完成各自的過渡。為什麼這種“過渡”會呈現多樣化的復數形態?安德森認為,這是因為封建主義生產方式的所有制形式與發展水平、城市的發育程度、國家政治形態(王權、貴族、教會的力量對比與平衡方式)等都參與到了決定“過渡”的過程中,同時戰爭、災荒等外部偶然因素也對“過渡”產生了影響。簡言之,安德森是依據普蘭查斯的生產方式“多元決定”論,統籌考慮經濟、政治、意識形態和理論等因素在向封建主義(國家)過渡的過程中所發揮的具體的決定性作用,建構出了一種主要適用于西歐的向封建主義(國家)過渡的理論。

    第二,安德森聚焦向資本主義過渡過程中的絕對主義國家,就絕對主義國家的性質及其形成機制給出了自己的解答。絕對主義國家或絕對君主制是16世紀以後歐洲陸續出現的一種過渡性的國家類型。在這種國家類型中,封建貴族和資產階級處于相對政治均勢,並且在資產階級革命爆發後,絕對主義國家會迅速轉變為資本主義國家。在向資本主義過渡的爭論中,絕對主義國家的性質(資本主義的還是封建主義的)及其形成機制成為焦點之一。在《絕對主義國家的系譜》中,安德森就這兩個問題給出了自己的回答。他認為,文藝復興之前,封建主義生產方式陷入困境、達到發展的極限,這使得封建主義之前的古代生產方式以某種形式得到復興,並與封建主義生產方式發生踫撞和融合,絕對主義國家乃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就是這兩種生產方式偶然相遇的產物(18)。具體地說,文藝復興以來,勢均力敵的城鎮資產階級與封建貴族發現,原本屬于古代生產方式的羅馬法可以滿足雙方的不同需要︰對于資產階級來說是絕對的、無條件的私有財產權,對封建貴族來說則是國家集權,于是基于這個法律凝聚點,封建主義生產方式就與前封建主義的政治和法律上層建築相結合,再造出了絕對主義這種新的國家形式︰“軍隊、官僚集團、外交和王朝就構成了一個統治整個國家機器、控制其命運的堅固的封建復合體。絕對主義國家的統治就是向資本主義過渡時代封建貴族的統治。它的終結標志著其統治階級的權力危機︰資產階級革命的來臨,以及資本主義國家的誕生”(19)。

    第三,安德森提供了一種絕對主義國家形式的多元沖突決定理論,並據此建構了歐洲絕對主義國家的地區類型學。在安德森看來,君主與貴族的權力關系決定絕對主義國家的形式,而這種權力關系又是君主、貴族、資產階級和下層民眾的沖突與斗爭的結果;同時,君主、貴族、資產階級和下層民眾的力量對比、相互關系、沖突與斗爭方式,又與封建主義生產方式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此消彼長發展過程緊密相連(20)。基于這種多元沖突決定理論,安德森把歐洲絕對主義國家劃分為西歐、東歐兩大系列六種類型︰西歐的均衡型(法國)、君主強勢型(西班牙、瑞典)、貴族強勢型(英國);東歐的均衡型(普魯士)、君主強勢型(俄國、奧地利)、貴族強勢型(波蘭)。總的看來,安德森較為欣賞均衡型的絕對主義國家(法國、普魯士),因為,在這種國家形式中,與舊的封建主義生產方式聯系在一起的貴族和絕對主義國家將被徹底毀滅,在它們的廢墟上,將誕生更徹底的資產階級和更純粹的資本主義國家。與此相比,在貴族強勢型絕對主義國家基礎上誕生的,只能是不徹底的資產階級(以及工人階級)和不徹底的資本主義國家。——安德森顯然是在影射英國!

    第四,安德森認為,前資本主義國家也具有某種程度的相對自主性。普蘭查斯認為,作為制度化權力的資本主義國家有一個重要的特征,就是具有相對于權力集團的階級與派別的自主性(21)。現在人們普遍承認,現代資本主義國家具有更高的相對自主性。那麼,前資本主義國家是否具有相對自主性呢?不管是在《從古代向封建主義的過渡》中,還是在《絕對主義國家的系譜》中,安德森都沒有直接提出這個問題,不過他的立場還是十分清楚的︰國家一旦形成,就成為一種客觀的制度化力量,客觀地參與歷史進程並發揮自己的作用;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中,國家的相對自主性尚未充分發育,很多情況下甚至難以察覺它的存在;作為一種過渡形態,絕對主義國家出現了獨立的文官系統和稅收系統,它們的存在表征著向韋伯意義上的合理化的法治機器的轉變(22),國家的相對自主性由此開始逐步發展起來。

    三、“社會主義經濟學家大會”資本-階級沖突論的資本主義國家理論

    創立于1969年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家大會”(以下簡稱“大會”)是英國戰後第一個左派經濟學家同人組織,雖然至今仍然開展活動,但上世紀70年代無疑是其最具思想活力的鼎盛時期(23)。“大會”的倡議者以及最初的參與者是一些激進的經濟學研究生,很快來自政治學、社會學、法學等學科的激進研究生也加入其中,使之成為一個超黨派的、跨學科的左派青年學者論壇。作為在1968年學生運動爆發後開始學術生涯、走上社會舞台的一代人,“大會”的核心成員們具有如下代際特征︰第一,他們具有明顯的社會主義傾向,雖然批判工黨的威爾遜主義,但肯定工人階級是實現社會主義的歷史主體,因而堅持把階級和階級斗爭作為思考社會主義問題的軸心;第二,他們的思想成長受到當時正不斷走向高潮的《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研究的深刻影響,把馬克思基于生產方式分析的資本批判理論作為批判認識當代資本主義現實的理論基礎;第三,由于那個時期各種歐陸思潮大舉進入英國,所以,他們的思想往往比較多元,也比較多變,通常會根據自身的需要“接合”多種資源,由此形成了自己的思想風格。由于存在上述代際特征,“大會”內部充滿張力與活力,他們先後就資本的國際化與區域發展、價值理論與價值轉型、國家、性別、後福特制等主題進行過熱烈爭論,產生了不少有價值的理論成果。其中,與“密里本德-普蘭查斯之爭”同一時期開展的有關國家的爭論,在70年代後期就結出了一個有影響的成果,即資本-階級沖突論的資本主義國家理論。該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約翰•霍洛維(時為愛丁堡大學研究生)、索爾•皮喬托(時為牛津大學研究生)以及西蒙•克拉克(時為埃塞克斯大學研究生)。

    1978年和1991年,約翰•霍洛維和索爾•皮喬托以及西蒙•克拉克分別發表長篇述評文章,回顧和評論了有關國家爭論的起源及資本-階級沖突論的資本主義國家理論的形成過程(24)。由此,我們可以廓清以下思想史事實。

    第一,國家爭論源于對蘇聯和歐洲社會民主黨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理論的雙重拒斥。關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本質,蘇聯和歐洲社會民主黨提供了兩種截然相反的理論解釋︰前者基于對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理論的經濟還原論解釋,把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理解為壟斷資本的直接工具,視其為壟斷資本與國家權力的融合;後者反對經濟還原論,強調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具有高度自主性,已經從資本主義經濟過程獨立出來,成為一個中立化的因而可以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利用的政治實體。在“大會”成員看來,前者機械教條,後者虛幻幼稚,都必須堅決予以抵制和批判。

    第二,德國的資本邏輯學派則力圖基于《資本論》及其手稿中的資本批判理論實現對前述兩種傳統左派理論的超越,因而在正積極致力于《資本論》及其手稿研究的“大會”成員中引起強烈反響。70年代初,前述兩種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理論在德國展開論戰,當時德國新左派的主流傳統即法蘭克福學派的傳人們基于不同的立場介入這場論戰︰已開始向右轉的哈貝馬斯及其學生基于合法化理論強調了福利國家的相對自主性,其思路與社會民主黨傳統接近;與此同時,法蘭克福學派中一批更年輕的傳人們則秉承阿多諾50、60年代所強調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傳統,力圖基于《資本論》及其手稿中的資本批判邏輯闡釋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功能與形式,從而形成了所謂的資本邏輯學派。在資本邏輯學派看來,資本主義國家是資本的生產與再生產過程的本質要素與有機組成部分︰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決定了資本主義國家的形式與功能;另一方面,資本主義國家一旦形成就作為一種具有客觀獨立性的自主性要素參與到資本的生產與再生產過程,並對這一過程發揮重要的有時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對于“大會”成員來說,資本邏輯學派不僅提供了一種超越前述兩種傳統左派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理論的替代方案,而且其方案還直接源于他們正關注的《資本論》及其手稿!因此,他們中間的許多人都迅速轉向資本邏輯學派,把該學派的資本批判邏輯作為理解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理論基礎。

    第三,“密里本德-普蘭查斯之爭”提升了“大會”成員的方法論意識,拓展了他們的理論視野,使政治學、法學、社會學出身的成員取代經濟學出身的成員成為論戰的主力軍。最初參與有關國家爭論的“大會”成員大多出身經濟學,他們或是新李嘉圖學派的追隨者,或是堅持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基本立場的正統派。隨著“密里本德-普蘭查斯之爭”的不斷深入,政治學、法學、社會學出身的成員們日益成為爭論的主力軍,而這些成員大多與“大會”的“住房與勞動過程小組”有關聯。通過爭鳴,他們逐漸認識到︰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問題的核心是結構(資本)與主體(階級)的關系,如果階級斗爭無法突破結構(資本)的強制,社會主義就無法成為現實;馬克思主義的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理論既要堅持經濟基礎的決定作用又要反對經濟還原論;既要充分承認國家的相對自主性,又要警惕把國家理解為完全獨立的政治實體;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意識形態功能必須引起高度重視,等等。總之,他們認識到,必須基于資本批判邏輯,“接合”更多的理論資源,方才能夠建構出一種真正馬克思主義的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理論。

    1971年,“大會”創辦了不定期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家大會通報》,用于內部學術交流。1977年,在《社會主義經濟學家大會通報》的基礎上,“大會”創辦了自己的機關刊物《資本與階級》(一年三期)。在1977年第2期上,“住房與勞動過程小組”的兩位核心成員約翰•霍洛維和索爾•皮喬托撰寫了《資本、危機與國家》一文,闡明了能夠體現該小組集體觀點的資產階級沖突論的資本主義國家理論。

    首先,他們用階級斗爭充實資本邏輯學派的資本批判邏輯,把資本主義國家定義為內在蘊含階級斗爭的“資本關系”的“虛幻形式”。盡管接受了資本邏輯學派的基本邏輯,但他們意識到,資本邏輯學派的原初理論沒有給階級和階級斗爭保留位置,可是如果沒有作為歷史主體的階級及階級斗爭,社會主義不可能從資本主義中自動生成。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他們回到《資本論》,並基于剩余價值理論,強調資本關系具有經濟和政治(剝削、階級斗爭)二重性,從而使資本批判邏輯具備了階級斗爭的政治維度。據此,他們擴展了資本邏輯學派關于國家是資本關系的形式的觀點,強調這種形式因為階級斗爭、階級統治的存在而呈現為不同于其真實存在的“虛幻形式”。要言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造就了資產階級的統治(經濟統治和政治統治的統一)以及工人階級的(被剝削的)自由和(相對于統治階級成員的、形式上的)平等,源于後者,資產階級的統治日益分離為經濟和政治兩種獨立的形式,並在“看似自主實體的國家機器”上找到自己的制度表達(25)。

    其次,他們認為,資本主義國家的自主性或自主化,是由資產階級的經濟統治和政治統治的歷史性分離所導致的“拜物教形式”。那麼,應當如何看待當代資本主義國家日益增強的相對自主性呢?他們回到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論,認為資本主義國家的自主性或自主化是由資產階級的經濟統治和政治統治的歷史性分離所導致的商品拜物教的一個方面或者一個新階段。作為一種拜物教形式,國家的自主化既是虛幻的,更是實在的︰它不僅是資本積累的必要條件,而且當代資本主義政治體制乃至資本體制本身都依賴其所建構的經濟與政治的分離。就此而言,“這種經濟與政治的分離、這種國家的自主化已經成為統治階級維持其統治的一部分”。因此,“工人階級的任務就是要堅持不懈地與作為資產階級階級實踐的拜物教做斗爭,超越那些拜物教形式,把碎片化的‘經濟’和‘政治’斗爭轉變為整體的階級斗爭,奪取和改造國家,把國家權力轉變為工人階級的權力”(26)。

    再次,他們主張用階級斗爭和歷史分析來補充資本邏輯學派的邏輯-形式分析,以把握資本主義國家的形式與功能的歷史變遷。就形成語境而言,資本邏輯學派主要致力于解答當代資本主義國家形式的起源問題,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資本主義國家的形式與功能,則不在其問題域內。可對于身處70年代後期英國的“住房與勞動過程小組”成員來說,這些問題卻是無法回避的。因此,霍洛維和皮喬托提出把階級斗爭納入資本邏輯學派的分析框架中去,歷史地具體地確定資本主義國家的形式與功能的決定機制,並由此得出三個基本結論︰(1)在資本的原始積累階段,商品生產的普遍化為資本積累創造了前提條件,在此過程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生踫撞,資本主義國家則吸收、重組各種可能的因素構成了自己的最初形式;(2)在自由資本主義階段,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強勢擴張,要求把符合資本積累需要的自由與平等原則運用于現實,從而決定了自由主義國家的形式與功能;(3)進入自由資本主義階段末期,生產的社會化導致利潤率下降,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階級斗爭開始尖銳化,為了鎮壓工人階級的階級斗爭、維持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再生產,資本日益退出直接的政治統治過程,而更多地通過國家這個中介來實現自己的階級統治,國家活動因此日益增多,國家的自主性日益增強。但不管怎樣變化,資本主義國家形式都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給定的必要條件與限制條件的互動所決定的,且國家形式的變遷並非可預先確定的,而是在解決資本危機的過程中偶然“接合”形成的,目的就是為了克服國家活動的限制條件、使國家活動更有利于資本積累(27)。1978年,西蒙•克拉克基于資本-階級沖突論撰文對南非當代國家形式進行了頗有解釋力的案例研究(28),在“大會”同仁中引發熱議。

    四、普蘭查斯後期的國家權力批判理論

    1968年,普蘭查斯定居巴黎,成為法國左翼思想界的重要一員。與此同時,他更以不在場的方式深度介入“英國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進程,成為一位非英國的“英國馬克思主義”者。如前所述,由他引發的“密里本德-普蘭查斯之爭”為打破兩代英國新左派的理論僵持局面提供了關鍵性的外部動力,從根本上改變了“英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力場構成,促進了跨學科的“結構主義轉向”的發生。他那種關注現實政治、經濟問題的介入姿態得到第二代英國新左派的熱烈呼應。在1976年出版的影響巨大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中,安德森激賞他超越“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踐脫節的失敗主義傾向,成為青年一代馬克思主義者的典範(29)。因此,普蘭查斯事實上成為70年代末80年代初對第二代新左派影響最大的當代馬克思主義者︰他的法文著作被迅速翻譯成英文出版,後期著作甚至是法英文版大致同步推出;他的幾乎全部理論關切都在第二代新左派中得到迅速而積極的響應;70年代後期,他的理論策略發生了某種調整,進入所謂“新葛蘭西主義”階段,隨即引發第二代新左派的“葛蘭西轉向”(30)。從某種意義上講,普蘭查斯在英國的理論影響要比他在法國的影響大得多,如果沒有他,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英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圖景將會怎樣,完全無法想象!

    1975年,福柯出版《規訓與懲罰》一書,通過對歐洲近代監獄權力的歷史考辨,提出了自己的微觀權力批判理論,強調權力已經融入社會的各個層面,而馬克思主義者著力批判的國家只是權力眾多棲身之所中的一處。他認為︰“如果人們僅僅根據法律和憲法、國家和國家機器來看待權力,那就會把權力問題貧乏化。權力與法律體系或國家機器相去甚遠,也比後者更精密、更緊致、更具滲透性。如果你不同時掌握權力機器,你就不可能使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得到發展。”(31)福柯的理論在法國思想界引起很大反響,在客觀上要求馬克思主義者作出回應。1978年,普蘭查斯出版自己的最後一部著作《國家、權力與社會主義》,在回應福柯批評的基礎上,初步建構了自己永遠無法最終完成的國家權力批判理論。

    首先,普蘭查斯充分吸收了同時代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的創見,提出作為“制度性實體”的當代資本主義國家通過權力與知識的結合,在諸多社會關系的再生產中都發揮著客觀的作用。“制度性實體”是《國家、權力與社會主義》中的一個重要概念。雖然這個名詞是新的,但普蘭查斯據此要表達的意思卻是舊的︰強調資本主義國家一旦生成就具有了超越統治階級的意識和意志的客觀獨立性,進而作為一種客觀的關系實體發揮自己的客觀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是國家相對自主性概念的一種變形。不過,在《國家、權力與社會主義》中,“制度性實體”卻因為吸收了兩個方面的理論資源而變得更加豐富深刻︰一方面,它吸收了福柯的“權力-知識”觀念,強調當代資本主義國家能夠通過知識這種微觀機制發揮作用,從而擴展了國家權力的作用深度;另一方面,它吸收了60年代、70年代早期德國、英國馬克思主義者的一些研究成果,肯定當代資本主義國家權力擁有更廣泛的作用範圍,能夠在整個社會關系的再生產中發揮作用,而不僅僅局限于政治統治。為了闡明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制度性實體”功能,普蘭查斯做了如下個案例說明︰第一,它對作為生產關系的腦體分工的再生產發揮了客觀作用,“不僅僅是根源于生產關系的腦體分工的結果”,“還在社會整體中、在生產過程的最核心積極參與這種分工的再生產”;第二,它對自身存在的社會關系前提——階級的個體化和私有化——的再生產發揮了客觀作用,“個人-私人領域……是國家在穿越它的時候建立起來的空間……它只能在並且通過國家而存在”;第三,它再生產出了“與前資本主義形式完全不同的”法律,一方面把傳統的階級統治形式即暴力法律化,用權力技術和同意機制來支撐暴力,另一方面創造了法律的“標準化”這種新型統治形式,通過規訓實現軟性的權力統治;第四,現代資本主義國家是民族-國家,或者說是基于民族的國家,而民族恰恰是國家的產物,因為民族的“構成要素(經濟統一、疆域、傳統)都是通過國家的直接活動在時空的物質組織中被修飾而成的”,也就是說,“現代民族往往與國家相一致……資本主義國家是民族的功能映射”(32)。

    其次,普蘭查斯調整了自己關于國家與階級關系的原有觀點,強調國家是階級關系的物質性凝結和階級斗爭的戰略性場所。作為一名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家,普蘭查斯一向關注階級和階級斗爭。不過,在其早期“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框架中,階級、階級斗爭顯然更多地受制于結構的強制,成為資本主義國家的相對自主性和霸權機制的操控對象。70年代以後,一方面基于自身理論邏輯的轉換,另一方面也由于同時代英國新左派的影響,普蘭查斯逐漸強調主體之于結構的建構和反作用,肯定階級斗爭對于資本主義國家的形成及其權力的實施具有重要作用。他強調,“階級對立正是國家的填充物︰它們存在于國家的物質性框架中,構造國家的組織形式;同時,國家政策正是階級對立在國家中發揮作用的產物。”(33)由此,他調整了自己過去的觀點,並指出︰“(資本主義)國家不應當被視為固有的實體。和資本一樣,它是一種力量關系,或者更準確地說,是階級和階級派別之間的關系的物質性凝結,並在必然確定的國家形式中表現出來”(34)。資本主義國家由此成為“相互作用的權力網格的戰略性場所和過程,它既接合又展現(階級關系的)相互對立和相互取代”(35)。也就是說,普蘭查斯認為,作為一種關系存在,資本主義國家(結構)既質詢、規訓或者說建構階級和階級斗爭(主體),同時也是階級和階級斗爭(主體)的產物,因此,資本主義國家(結構)固然強大,卻不是封閉完滿的,其中存在著由階級斗爭所導致的裂隙,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可能性就存在于這些裂隙中。

    再次,普蘭查斯倡導直接民主和議會民主相結合,通過民主道路走向社會主義。既然存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可能性,那麼,怎麼才能超越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呢?對于當時的歐洲馬克思主義者來說,通過民主走向社會主義是唯一可能的選擇。問題主要在于選擇何種民主道路。對于社會民主主義和歐洲共產主義推崇的議會民主,普蘭查斯實際上認為是行不通的,因為議會民主歸根到底只會強化資本主義國家;但對于源于第三國際傳統的大眾的直接民主(如工廠民主、自治運動等),普蘭查斯也無法完全認可,因為歷史表明,直接民主最終會導致權威主義政治。面對這種兩難困境,普蘭查斯選擇了一條折中主義的道路,即將直接民主和議會民主結合起來︰“通過社會主義的民主道路、民主社會主義的本質問題必須用不同的方式提出來,即究竟如何才能用一種方式徹底地改造國家,以把政治上的自由和代議制民主體制(大眾所爭取到的東西)的擴大和深化,與不斷豐富的直接民主形式和不斷涌現的自治團體結合起來?”(36)——必須指出的是,這種社會主義道路只是普蘭查斯從理論上推導出來的可能性,對其現實可能性,他實際上是完全悲觀的。

    最後,普蘭查斯回應了福柯對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批評。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福柯對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批評,就是對普蘭查斯的批評。因為普蘭查斯是當時法國乃至整個歐洲大陸最重要、影響也最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對于福柯的批評,普蘭查斯既有所接受,也有所批判。他肯定,誠如福柯所言,權力的存在比國家的存在更為普遍,因此,不管國家有多重要,也不能把“權力等同于或者還原為國家”。福柯的問題在于︰第一,他脫離了經濟基礎、經濟過程抽象地討論權力,結果“權力關系除了自身外再也沒有任何基礎,變成了一個純粹的‘局勢’,其中的權力卻是內在固有的”;第二,福柯低估並排斥階級和階級斗爭,他所構想的平民“抵抗”也就淪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如果權力總是已經存在,如果權力‘局勢’本質上是內在固有的,那麼,為什麼可能有抵抗?抵抗又何來並何以可能呢?”第三,福柯低估了國家在權力斗爭中的核心地位,沒有意識到他所分析的那些微觀權力關系實際上已經被整合到資本主義國家之中,而他所推崇的那些遠離國家的大眾運動也無法避免被整合進既有權力之中,因為“外在于權力、逃避權力的獨特關系是不可能的,單純處于國家之外,人們根本不可能免受權力的羈絆”。總之,普蘭查斯認為,盡管福柯的權力理論不無啟示意義,但“他的那些分析根本無法與馬克思主義相提並論,並且,它們只有把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起點,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37)。

    1979年10月3日,普蘭查斯在巴黎自殺。這使得他的國家權力批判理論再也無法完成。不過,他所開啟的理論事業並沒有中斷︰80年代,斯圖亞特•霍爾和雅索普這兩位“英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以不同的方式繼承並發展了他的國家批判理論,前者聚焦新出現的撒切爾主義,建構了自己的當代英國國家批判理論,後者則發展出了一套完整的策略關系論的資本主義國家理論。

    ヾC.B.Macpherson,"Do We Need a Theory of the State",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7(2).

    ゝClyde W.Barrow,"The Miliband-Poulantzas Debate:An Intellectual History",in Stanley Aronowitz and Peter Bratsis,Paradigm Lost:State Theory Reconsidered,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2,pp.4-52.

    ゞBob Jessop,"Dialogue of the Deaf:Some Reflections on the Poulantzas-Miliband Debate",in Paul Wetherly,Clyde W.Barrow and Peter Burnham(eds.),Class,Power and th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Essays on Ralph Miliband,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8,pp.132-157.

    々關于密里本德的一般傳記情況及其國家理論,參見拙作《拉爾夫•密里本德︰在工黨和馬克思主義之間》(《文景》2010年第10期)和《拉爾夫•密里本德國家理論的當代重訪》(《求是學刊》2014年第5期)。至于普蘭查斯的生平與思想,雅索普的《尼柯斯•普蘭查斯︰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政治戰略》(Job Jessop,Nicos Poulantzas:Marxist Theory and Political Strategy,New York:Saint Martin's,1985)至今仍是最好的參考讀物。

    ぁRalph Miliband,Th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New York:Basic Books,1969,p.7.

    あ《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4頁。

    ぃRalph Miliband,Marxism and Polit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17.

    いNicos Poulantzas,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London:Verso,1978,pp.13-14.

    ぅ參見張亮《馬克思的哲學道路及其當代延展》,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9∼223頁。

    うPerry Anderson,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London:NLB,1974,p.11.

    (11)Perry Anderson,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London:NLB,1974,p.11.

    (12)Perry Anderson,"Origins of the Present Crisis",New Le ft Review,1964(23).

    (13)Edward Thompson,"The Peculiarities of the English",in Edward Thompson,The Poverty of Theory & Other Essays,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8,pp.35-91.

    (14)參見張亮《階級、文化與民族傳統︰愛德華•湯普森的歷史唯物主義思想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1∼144頁。

    (15)參見丹尼斯•史密斯《歷史社會學的興起》,周輝榮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126頁。

    (16)Perry Anderson,Passages from Antirquity to Feudalism,London:NLB,1974,p.18.

    (17)Perry Anderson,Passagese from Antirquity to Feudalism,London:NLB,1974,p.18.

    (18)Perry Anderson,Passagese from Antirquity to Feudalism,London:NLB,1974,pp.421-422.

    (19)Perry Anderson,Passagese from Antirquity to Feudalism,London:NLB,1974,p.42.

    (20)Perry Anderson,Passagese from Antirquity to Feudalism,London:NLB,1974,pp.428-429.

    (21)Nicos Poulantzas,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London:Verso,1978,pp.255-256.

    (22)Perry Anderson,Passagese from Antirquity to Feudalism,London:NLB,1974,p.33.

    (23)Hugo Radice,"A Short History of the CSE",Capital & Class,1980(Spring); Frederic S.Lee,"Conference of Socialist Economists and the emergence of heterodox-economics in post-war Britain",Capital & Class,2001(Autumn).

    (24)See John Holloway and Sol Picciotto,"Introduction:Towards to Materialist Theory of the State",in John Holloway and Sol Picciotto(eds.),State and Capital:A Marxist Debate,London:Edwadt Arnold,1978,pp.1-31; Simon Clarke,"The State Debate",in Simon Clarke,ed.,The State Debate,Houndmills:Palgrave,1991,pp.1-69.

    (25)John Holloway and Sol Picciotto,"Capital,Crisis and the State",Capital & Class,1977(Autumn).

    (26)John Holloway and Sol Picciotto,"Capital,Crisis and the State",Capital & Class,1977(Autumn).

    (27)John Holloway and Sol Picciotto,"Capital,Crisis and the State",Capital & Class,1977(Autumn).

    (28)Simon Clarke,John,"Capital,Fractions of Capital and the State:‘Neo-Marxist’ Analysis of the South African State",Capital & Class,1978(Summer),pp.32-77.

    (29)Perry Anderson,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rism,London:NLB,1976,p.102.

    (30)雅索普指出,普蘭查斯始終像葛蘭西那樣把社會主義過渡作為自己國家理論思考的最終目標,在《政治權力與社會階級》等著作中,這種葛蘭西因素尚潛存于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之中,進入70年代後,他日益突破“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束縛,雅索普據此把普蘭查斯劃歸“新葛蘭西主義”之列(Bob Jessop,The Capitalist State:Marxist Theories and Methods,Oxford:Martin Robertson & Company LTD,1982,pp.153-158)。當然能否把普蘭查斯特別是其後期思想定義為“新葛蘭西主義”,可以進一步商榷。不過,可以確定的是,正是在普蘭查斯的影響下,70年代後期以來,霍爾、拉克勞和墨菲等第二代新左派日益將自己的理論思考與社會主義戰略相聯系,從而促進了“英國馬克思主義”之“葛蘭西轉向”的發生與發展。

    (31)Michel Foucault,Power/Knowledge,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New York:Pantheon Books,1980,p.158.

    (32)Nicos Poulantzas,State,Power,Socialism,London:Verso,1980,pp.60,72,76,99.

    (33)Nicos Poulantzas,State,Power,Socialism,London:Verso,1980,p.132.

    (34)Nicos Poulantzas,State,Power,Socialism,London:Verso,1980,pp.128-129.

    (35)Nicos Poulantzas,State,Power,Socialism,London:Verso,1980,p.136.

    (36)Nicos Poulantzas,State,Power,Socialism,London:Verso,1980,p.256.

    (37)Nicos Poulantzas,State,Power,Socialism,London:Verso,1980,pp.35,149,152,68.

作者︰ 張亮 責編︰ 範紅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