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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馬克思主義哲學對話範式研究綜述 ——基于對CSSCI論文的分析

2018年04月18日 08:53:18 來源︰ 《哲學原理》2016年07期

    馬克思主義哲學對話範式是依托文本、立足現實、有效對話、促進思想交流、推動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一種研究範式。回顧過去一年國內同仁的研究論文,可以發現馬克思主義哲學對話範式研究的趨勢是理論研究的現實關切日益強烈,哲學工作者正在以一種積極介入的態度直面現代化進程中中國所遭遇的諸多現象和問題,並從不同的角度試圖給予一種解答。

    一、通過對哲學境況的說明及反思,凸顯哲學的當代使命和現實關切

    在聚焦現實,直面問題、探尋答案的過程中,一個基礎問題值得關注,即當今哲學的現狀及可能。中國人民大學的張志偉教授認為在全球化時代,哲學正在經歷一場危機。這場危機“一方面源于後現代主義對哲學的‘祛魅’,另一方面源于大眾文化盛行,使哲學失去了文化代表權,更大的挑戰來自我們所處的全球化時代,而其真正的敵人則是虛無主義。我們身處‘上帝死了’,烏托邦崩潰的虛無主義時代。虛無主義不僅是哲學的最大敵人,也是當今所有文化的敵人”。ヾ在物性崇拜、實用主義盛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哲學的價值和意義受到了人們的否定。法國思想家阿蘭•巴迪歐(Alain Badiou)用“哲學的終結”來指稱哲學的危機現狀。“今天似乎進入了一個‘輿論統治’的時代,或者說是一個‘輿論拜物教’的時代。這種‘輿論拜物教’的座右銘就是︰一切主張似乎都是正確的……每個人都不敢妄稱自己掌握了真理,最後就達成了多元文化主義的輿論默契。”在阿蘭•巴迪歐看來,支撐這種輿論崇拜的思想基礎就是相對主義、懷疑主義和虛無主義。“人們不再奢望‘真理’,不再相信‘宏大敘事’,‘真理’退出了思想的舞台,作為真理追求者的‘哲學’也被主流思潮所拋棄。”ゝ在他們看來,傳統形而上學以追求絕對真理為終極目的的哲學,在全球化、後現代主義、虛無主義等思潮的沖擊下,在解釋世界和改造世界方面已經變得無能為力了。那麼,哲學在今天的價值何在?哲學真的已經終結了嗎?當然沒有。張志偉教授認為,哲學的問題仍然存在,哲學在今天仍具有重要價值,即解釋和證明世界的合理性,正是這一點也體現了哲學的理想性。這當然不是怎麼解釋都行的多元主義和相對主義,而是建立在理性基礎上包容多樣性分歧的有效溝通與解釋。巴迪歐也認為,今天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需要哲學,他的努力就是要終結“哲學的終結”。不過,在以絕對真理面貌自居的傳統哲學衰落之後,今天哲學的出場需要一個新面貌、新方法和新路徑,巴迪歐將其命名為“事件哲學”。“所謂‘事件’代表了例外、斷裂、突發以及行動。‘事件’從屬于一定的‘情境’。它總是在打破慣例和停止重復,它總是在超越現實的可能性,因此它是不可預測和不可計算的。”ゞ他期望的哲學並不是作為一種知識總匯的哲學,而是面對具體情境、特定事件采取有效行動積極介入的行動哲學。他認為“哲學所要做的就是以某些理論形式將事件真理連接在一起,給世界和人類提供一種多樣性中的‘共存性’”々。可見,他們認為立足現實,直面問題,積極介入,提供解釋是今天哲學價值的重要所在。忽視了這一點,哲學將難以走出自身的困境。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尤其如此。華中科技大學的王曉升教授指出,在馬克思主義發展過程中出現了“時尚化”特點,這將導致馬克思主義自身的危機。因為這種時尚化,不是面對現實問題的真研究,而是為了創新而創新,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繁榮與其社會影響之間的距離越來越大,在制造學術的表面繁榮背後,必將隱藏更深的危機。所以,重視現實問題,直面挑戰,是理論工作者的重要責任,也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對話範式的研究的必然要求。

    二、從空間哲學到城市哲學,拓展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對話範式研究領域

    面對資本全球布展的現實,空間問題成為近年來國內研究的熱點領域。2013年,蘇州大學的車玉玲、莊友剛,南京大學的劉懷玉等學者積極利用亨利•列菲伏爾、大衛•哈維、愛德華•索亞等國外學者的空間理論資源,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探討了空間與文化、空間與資本,以及空間化問題及其本質,促進了我們對相關問題的理解。2014年,國內學者對空間問題的研究表現出新特點,即通過對國外空間理論家重要文獻的解讀,試圖澄清相關的理論爭論。如南京大學胡大平教授對大衛•哈維思想的梳理,通過對其思想發展歷程、相關理論著作的分析,從整體上描繪了哈維的理論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對哈維思想的不同理論定位,為展開進一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礎。南京大學劉懷玉教授通過對亨利•列菲伏爾的著作《空間的生產》這一當代馬克思主義空間理論經典之作的分析,旨在“以該書在形成和解讀中的一些問題研究為立足點,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中的空間問題進行一次巡禮”。ぁ對其中具有爭議性、復雜性的問題,如“三元空間辯證法”、“作為具體的抽象”的空間、“空間的生產”與“空間的生產辯證法”等問題做了辨析與說明,為推動相關理論研究的深入做出了一定努力。

    應該說,從傳統的歷史線性發展的時間觀轉向空間觀,這一重要的理論轉向,為歷史唯物主義在現代的發展打開了新的理論緯度,開闢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新視野。但正如西方理論家在20世紀70年代左右,面對資本主義新變化,把空間哲學進一步推進到城市問題研究一樣,隨著我國城市化、城鎮化進程的快速發展,在實踐與理論上必然要求深化空間問題研究,適時推進城市哲學理論發展。

    在這方面,南京大學的胡大平教授、上海社科院的陳忠教授發表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章,在借鑒國外理論家的思想成果,促進我國的城市化問題研究過程中,開拓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新領域,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界在這一領域研究的新成果。胡大平教授從文化發展的角度對當代的城市建築哲學進行了反思。他指出,在現代化、全球化的浪潮下,中國出現了眾多新奇古怪的城市建築,如大家熟悉的央視大樓、鳥巢等。這些現代性建築遠離地方文化、人民生活,“與生活和歷史脫節,從而意義流失,這正是現代性地方危機的根源”。あ在此,他借助國外批判性地域主義研究成果,“以‘地域性’和‘批判性’作為思考的起點,以此來推動我們對現代營造活動自身的反思以及建構批判性營造詩學的可能”。ぃ在他看來,今天中國城市發展面臨一個怪現象,盲目追求大而全,導致建築千篇一律,或為了競爭攀比競相造就新奇建築,這是中國城市文化危機的表現。我們持有怎樣的城市建築理念,也體現了對地方文化的信心與堅守。不過,不能以“某種地域主義話語作為解決地域性流失的出路”い,必須要從人民的生活、地域的整體出發,建構批判性營造詩學。因為“建築要體現歷史之創造性,就必須在建築之中彰顯健康、力量,建築必須‘再現我們的共同遺產’,同時也不會‘遮掩掉關于未來的希望’,這是建築的倫理或精神氣質所在,批判性營造詩學便是這種精神的體現”ぅ。它不是美學,而是關乎人民生活、城市文化、社會發展的綜合問題。對于當今中國快速的城鎮化進程,胡大平教授提出應從文明發展的角度來理解。他認為,“城鄉一體化或新型城鎮化理念,是對以‘增長機器’為核心的單向度城市發展實踐的替代。它把城鎮化過程理解為生活空間再造和文明形態創新過程”う。“新型城鎮化不再是傳統工業化——城鎮化之自發過程,而是以城市為平台創新全新生活方式的過程。”(11)所以,必須要結合中國現實,創新城鎮化理念,探索新文明形態的城鎮化道路。陳忠教授結合中國現實,應對城市化進程所帶來的諸多矛盾與問題,集中探討了城市權利、城市化的政治性以及城市化的意義危機等問題。他認為“城市化是一個深刻的綜合變遷過程,其後果同樣具有綜合性。我們既需要關注‘城市化及人類後果’,也有責任從全球視角與中國問題、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視角反思城市化的本質及其問題”(12)。通過對國外理論家思想的研究,他指出主要有四種城市權力觀,即以技術——經濟權利為核心的理性主義城市權利觀,以社會——政治權利為核心的結構主義城市權利觀,以文化——生活權利為核心的人本主義城市權利觀,以生態——環境權利為核心的生態主義城市權利觀。這四種城市權力觀依次演進的歷程基本反映了社會與城市發展的總趨勢。在城市發展中,從主體性的邏輯構成看,城市權利主要包括作為城市權利重要基礎內容的空間權利、人們共享城市成果、共擔城市代價的主體資格以及平等地參與空間生產的權利。在中國快速推進城市化的進程中,我們面臨著城市權利建構的重要難題。對此,陳忠教授指出,可以“從東方生產方式的歷史特點與時代轉換入手,深入揭示我國城市化道路與城市權利建構的文化特殊性;從城市哲學的高度,結合現代性的轉換史與城市發展史,全面闡釋城市權利本身的多樣性和可選擇性;從城市批評史的角度,實現不同學科城市研究的學術對話,科學建構中國的城市權利話語體系”(13)。在分析城市化的政治性問題時,陳忠教授指出“如何建構同中國城市發展特殊性相符合、具有倫理底蘊的‘城市——政治生態’是中國城市化進程中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14),我們應重點注意“克服權力固化,建構以流動的差異性為特征的城市正義、城市權力結構;培育城市個性,建構以多樣共存為特征、具有個性活力的城市體系;注重地域與文化差異,建構有中國特色的城市制度、城市權力”(15)。這對中國的城市——政治生態建構具有重要意義。當然,在城市發展中也帶來了現代性的意義危機,他認為“與文明進步、城市社會推進相統一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專業化、片面化、標準化、固化,是意義危機的深層原因、深層本質”(16)。如何化解這一危機,應該“建構包容性倫理,建構多樣性意義、多樣性生存即生活方式可以並存的制度、空間環境”(17),通過日常生活主體的合理微觀行動建構合理的生活世界、城市現代性。

    三、借鑒西方學者平等理論成果,推進中國分配正義問題研究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社會在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進展,尤其在經濟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但一些問題也越來越突出,如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利益分配不公等。針對這些現實問題,平等、正義成為理論研究的熱點。國內學者積極利用西方學者已經取得的研究成果,分析其理論得失,提出理論見解,為推動中國相關理論問題的研究和深化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從2014年的論文研究狀況來看,吉林大學的姚大志教授和中國人民大學的段忠橋教授的研究值得注意。

    平等理論一直是姚大志教授研究的理論重點。2014年姚大志教授相繼發表了多篇論文從各個角度來說明這一問題。概括地講,可以分為正反兩個方面的論證。從反面論證來看,姚大志教授主要通過分析反平等主義對平等主義的批評,指出平等主義理論所面臨的困難和挑戰,客觀上有利于我們認識平等主義的理論缺陷、深化對平等內涵的理解。在平等主義面臨的反駁中,拉平反駁是比較有力的一種。因為“拉平反駁的力量在于,它揭示出平等有可能違反一條重要的效率標準,即‘帕累托改善’(Pareto improvement)。所謂‘帕累托改善’要求,一種狀態的改變應該使相關的某些人受益,而不應該使其中的任何人受害。否則,這種變化就是沒有效率的”(18)。在反平等主義看來,平等主義在強調平等的同時,很可能損害社會上另一些人的利益,造成不平等。對此,姚大志教授指出“一種特殊的平等主義,‘優先論’。‘優先論’把改善處境最差者的處境放在優先的位置,這樣它不僅能夠克服拉平反駁,而且也是一種更合理的平等主義”(19)。除了拉平反駁,反平等主義者對平等觀念的批評還從平等的基礎、方式、後果和政策等方面展開,認為平等觀念是存在問題的。當然,這些批評既有合理的一面,也有其片面性,平等主義者應該也有理由為平等主義辯護。從正面論證來看,姚大志教授首先分析了當代平等主義者為平等提出的四種主要論證,以及從平等主義者的角度來看,為什麼要反對不平等的理由。具體來說,四種對平等的論證或是基于人的尊嚴以人性的形而上學為前提,或是基于程序認為平等不需理由,或是基于公平,設定某種原初狀態等保證公平、達到平等,或是基于契約,以所有人同意證明平等。但是,它們都存在問題,不僅在反平等主義者、而且在平等主義內部都得不到一致認同,這說明平等主義的證明是困難的。但正如姚大志教授指出的,雖然對平等的證明是困難的,但“這既不意味著平等主義是錯誤的,也不意味著我們不應該接受平等主義。它只意味著,如果我們是平等主義者,那麼我們就應該努力為平等提供更有力、更有理的論證”(20)。雖然平等主義難以證明,但大多數人直覺上都認為應該反對不平等,那麼反對不平等的理由何在呢?姚大志教授分析了反對不平等的道德理由,主要有基于原因、基于結果和基于義務論的理由。基于原因的理由,需要明確造成不平等的原因,在當代社會,主要有五種,即社會環境、家庭、個人的自然天賦、努力和運氣,前三個是較為重要的,它們造成的不平等是難以為人們接受的。但是如何解決,則仍有一定困難。基于結果的理由來反對不平等,其根據在于不平等就是壞的,但它面臨拉平反駁的指責,難以回答。基于義務論的理由,可以很好解決拉平反駁問題,因為它認為不是不平等而是不正義是壞的,但對于自然原因造成的不平等,它無能為力。看來,在反對不平等的原因方面,還有一定的問題,這仍需要進一步的理論研究。其次,他具體分析了三種代表性的平等主義理論,即福利平等、資源平等、能力平等,指出各自的理論優勢與問題。平等主義爭論的焦點就在于“什麼的平等”,從某種意義上說,福利平等是比較流行的觀念。雖然平等必然要關注人們的福利,但是福利平等觀有其問題,或在平等問題上只關注個人福利,忽視其他重要價值,或由于幸福和偏好的滿足具有主觀性,福利平等過于主觀,或由于其本質上是功利主義的,平等不具有內在的價值。因此,它會使我們關注其他平等觀,如資源平等和能力平等。廣義的資源平等觀很多,如羅爾斯的“基本善的平等”、柯亨的“優勢平等”和德沃金的“資源平等”,在此,姚大志教授重點探討了德沃金的資源平等觀。對于福利主義的主觀性缺陷,資源主義平等觀更具合理性。但在反其他類型的資源主義時,德沃金的資源平等的理解顯然也有不足,如“用‘保險’來解決殘障和天賦的問題。對待殘障,‘保險’似乎是合適的,但是對待天賦,它實質上是一種‘征稅’,而且並不合適”(21)。超越兩種平等觀的第三條道路是什麼?姚大志教授分析了阿馬蒂亞•森的能力平等。它雖然避免了太過主觀和太過客觀的缺點,但也有其問題它無法充當平等的通貨。這既不可欲也不可行,畢竟人的能力多樣,性質和程度上也各有不同,難以衡量。姚大志教授認為“與能力平等相比,福利主義和資源主義就沒有這個問題。福利、資源或基本善既可以充當平等的標準,也可以充當平等的通貨。特別是對于資源主義,資源或基本善本身就是可以分配的東西。在這個意義上,資源主義是一種更合理的平等主義”(22)。

    姚大志教授主要從對西方平等主義理論家如德沃金、阿馬蒂亞•森、羅爾斯等人思想的分析,推動我們對平等理論的認識,而段忠橋教授重點分析了G.A.科恩教授的平等主張及其對德沃金和阿馬蒂亞•森的批評,向我們介紹了對平等的另一種理解。更為重要的是,段忠橋教授指出馬克思主義哲學應關注這一問題,並對一些不恰當指責做出了回應。具體來說,段忠橋教授指出,在什麼的平等,即平等主義所關注的平等的對等物中,科恩不同于羅爾斯的“基本益品”、阿內遜的“幸福機會”、德沃金的“資源”。他提出了“優勢獲取平等”,這“是基于他對平等主義的這樣一種理解,即‘它的目的是要消除非自願的劣勢’,而非自願的劣勢是指受害者不能為之負責的劣勢,因為它沒有恰當地反映受害者已做出的,或正在做出的以及將要做出的選擇”(23)。進而分析和批評了德沃金的資源平等主張,認為其問題在于缺乏對幸福的補償,沒有把無責任作為正當補償的必要條件等。資源平等理論存在缺陷,同樣阿馬蒂亞•森的能力平等主張也存在問題,盡管科恩肯定了森的貢獻,即“森在‘什麼的平等’這一問題上的貢獻集中體現在他強調平等主義者必須將注意力由‘益品給予人們的效用’轉向‘它們對(或為)人們做了什麼’,即他對基本益品與效用之間的‘中間狀態’的定位上”(24)。但他的錯誤在于把這種“中間狀態”錯誤地定義為能力或功能,“當中間狀態被理解為他做了‘益品為人們做的’一切時,它就既不能被等同于能力或功能,也不能被看成是這兩者,除非是混亂地引申這兩個概念的含義”(25)。科恩認為,能力本身不是平等主義應該關注的恰當的東西,他主張“優勢獲取平等”,重點不在于能力,而在于人只有沒錯誤就不應缺乏迫切所需之物,這比能力平等主張更合適。可見,通過對西方平等正義理論的探討,確實有助于我們澄清和深化對平等主義的認識,在平等正義成為中國現實的重大問題的今天,馬克思主義哲學確實需要關注和深化相關研究。段忠橋教授指出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學者缺乏這方面的探討,“這與不少人對馬克思、恩格斯有關正義的論述存在錯誤理解有關”(26)。一種是因為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批判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正義主張,而認為他們批判、拒斥正義。這種看法不成立,因為馬克思、恩格斯不贊成他們的觀點,不代表就拒斥正義,而且馬克思、恩格斯明確肯定過無產階級的正義要求。“另一種錯誤理解是認為馬克思主張只要與生產方式相適應、相一致就是正義的,只要與生產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義的。……按照這種理解,正義在馬克思那里不是一種價值判斷,而是一種事實判斷”。(27)這與馬克思、恩格斯的論述不相符,“正義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只是價值判斷,而不是事實判斷。同時,這種理解混淆了‘正義’與‘歷史正當性’的不同含義”(28)。當然,段忠橋教授承認分配正義不是馬克思、恩格斯關注的主要問題,但他們也曾談到這些問題,對我們認識今天我國的不正義現象仍具有指導意義。

    四、聚焦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深化資本主義批判理論研究

    資本主義批判一直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核心和研究熱點。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的觸角延伸到各個領域,從生產、消費、家庭、環境等各個方面,資本的力量無處不在。資本在確立自身權力控制的同時,帶來了消費異化、主體消亡、環境惡化等問題,它們成為中西方學者探討的共同主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則成為深化資本主義批判的理論焦點。

    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構成了資本主義再生產的四環節,生產起決定作用,生產決定消費。但在今天,社會生產形式發生了重要變化,消費成了時尚話語,是生產決定消費,還是消費決定生產?南京大學的唐正東教授通過對鮑德里亞消費觀批判性解讀,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給予了有力的解答。唐正東教授指出,“在當代西方左派批判理論中,‘消費’成了一個非常時髦的概念,它與‘再生產’概念一道,支撐起了當代資本主義權力建構的重要平台”。(29)鮑德里亞正是通過作為符號的物與其他物之間的差異性關系層面來展開其消費理論的。在每個消費主體自以為進行自主消費的同時,我們其實已經被編碼進了社會系統的控制結構當中了。“消費者通過符號的消費並非為了彰顯自己原有的、特定的團體或地位特征,而是為了擺脫這種原有的團體或社會地位,進入到一個更高的團體或地位中去。這就是為什麼符號消費的內在邏輯不是象征性交換,而是社會區分邏輯的原因。”(30)正是因為資本通過符號消費結構不斷強化對消費者的控制,是人們誤認為是消費主導了生活,決定了生產。其實,對資本主義經濟生產過程中的消費問題,馬克思早就做出過明確解釋。他認為,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決定其消費活動的。“他是把消費當作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一個要素來看待,進而從生產方式的歷史發展的角度來談論資本主義消費問題的。這種歷史唯物主義的解讀方法決定了他不可能相信社會等級是由消費活動所建構起來的,因為能夠建構社會等級的那種消費活動的規定性本身就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性質所決定的。”(31)也就是說,“正是特定的生產關系才造就了有條件進行符號消費的那些群體。”(32)是生產決定消費,生產系統的變化也必將引起消費結構的變化。北京大學的仰海峰教授從主體與客體的關系出發,對鮑德里亞的消費觀做出了說明。他指出,在鮑德里亞看來今天的消費社會,符號—物的支配地位的確形成了一個物體系的世界。在物的誘惑下,主體陷于自主的幻象順從于物的統治,這是主體無法避免的宿命。具體來說,“在消費社會中,表面看來是主體在消費,實際上則是物在誘惑主體去消費,這是物的策略,也是物確立支配性地位的方式”(33)。而且,符號—物在電子媒介的推動下,消解現實世界,構造了一個“超真實”的世界。主體淪于物的幻象,落入了物的圈套。在這個絕對物的統治的世界下,主體消失了。如何擺脫這個絕對物的統治的牢籠,在鮑德里亞看來,希望渺茫,他只能寄望于“重新回到主體與客體分離之前的物的世界中(而不是現代意義的絕對物的世界),重新感悟物的意義,與物切近,成為擺脫沙漠化世界的一種理想意境”(34)。這與鮑德里亞思考消費層面,不能完整地從資本主義經濟生產過程出發理解消費問題是有關的。可以說,馬克思主義從生產過程出發詮釋生產和消費的辯證關系,是有助于我們理解媒介時代主客體關系的顛倒的。但針對馬克思注重對資本主義生產的研究和強調問題,西方綠色理論界對其生產力發展理論進行了批判。他們把馬克思定性為經濟決定論者,生產主義者,認為他的這種生產力觀必然導致生態失衡、環境惡化問題。對此,西方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者通過重構馬克思的生產力發展觀,捍衛並完善了馬克思主義。在他們看來,生產力發展是構建生態社會主義的必然基礎,但是這不是只注重經濟增長的生產力發展模式,而是應體現以下三點內容的生產力理念,“第一,實行穩態經濟發展模式”;“第二,用生態理性取代經濟理性”;“第三,可持續發展模式”(35)。通過對生產力發展理論的重構,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者不僅發展了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同時也為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資源。

    從宏觀轉向微觀研究,是當代資本主義批判理論的特點。由盧卡奇開創的布達佩斯學派面對資本主義的新發展,認為馬克思提出的宏觀意義上的社會革命是難以實現的,必須立足家庭,改造資產階級舊家庭,通過家庭的變革,實現人的豐富個性,進而推動社會變革。因為,在他們看來“只要人們的心理特征沒有發生質的轉變,任何政治民主和社會變革都是無效的,而任何心理特征的轉變必須通過資產階級家庭內部的激進變革才能實現”(36)。雖然,他們對資產階級的家庭形式進行了有益的批評,但他們在建構未來家庭形式的設想上過于主觀化,有些不切實際,以完全打碎親情為基礎的家庭關系來實現變革畢竟不切實際。而且“他們對家庭變革作用的過分倚重陷入了烏托邦,使得對馬克思主義的‘復興’變成了誤讀,這是值得深刻反思的”(37)。與布達佩斯學派不同,德魯茲與瓜塔里將欲望與生產整合起來,從欲望—生產的角度展開了對資本主義社會欲望結構的分析批判。在他們看來,欲望並不是一種物質性的欠缺,而是一種創造性的生產,同社會生產一樣,它能產生出真實的對象。欲望—生產體現了創造的生產性,而無器官的身體則是非生產性的,二者形成了對立,這種對立在資本主義表現為社會中的勞動生產與資本之間的對立,這是資本主義社會精神分裂癥的根源。雖然,現在資本作為無器官的身體佔據社會主導地位,但是欲望—生產沒有消失,這使精神分裂癥成為一種癥候,也為走出資本統治提供了可能。所以,“德魯茲與瓜塔里的這種改造,突出了精神分裂癥的社會生產基礎,從而將弗洛伊德那里局限于精神病領域的精神分裂癥,與社會生產過程聯系起來,並使之具有了一種批判的力量”(38)。上文是從家庭結構到個人欲望來探討資本主義批判的可能,那麼在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中作為政治行動主體的無產階級在反抗資本主義中如何行動呢?哈特和奈格里首先明確了無產階級的內涵,“無產階級不再僅僅指原來意義上的產業工人階級,而是把所有受資本剝削的人都包括在內”(39),而對他們真正的剝削是主體的能力,特別是政治行動主體的能力。所以,他們提出在資本全面統治下的階級斗爭應采取“出離”(exodus)作為“生命政治生產的語境中階級斗爭的新形式”(40)。可以說,“哈特和奈格里采用了一種十分討巧的方式來為自己的觀點辯護︰我們實際上不知道憑借我們的出離式抵抗是否可能導向對統治權力的顛覆,但我們依然要不斷地出離,不斷地抵抗和拒絕”(41)。他們似乎只在乎反抗的姿態,無關乎結果。在歷史觀上,必然是反對歷史辯證法,走向偶然論。可見,當代資本主義批判理論雖然在批判資本主義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但也有明顯的弱點,正如上海復旦大學的汪行福教授指出的,它們“對資本主義的理論批判與爭取‘另一個世界’的現實政治仍然是脫節的”(42)。

    通過上述四方面對2014年學界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對話範式研究狀況的說明可以看出,隨著全球化的進展以及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的加速,中國在快速發展的同時,也面臨著西方發達國家曾經遭遇和正在遭遇的問題,如正義、平等、權利、資本、城市、生態等。這使國內外學者在研究上出現了視域融合、問題趨同的趨勢。伴隨著學術活動和學術交流的國際化,中國學者能夠更多地了解和獲取國外學者在相關領域的研究成果,並結合中國的現實情況,有立有破,有的放矢地展開研究和對話,促進馬克思主義哲學對話範式研究的發展。2014年對話範式研究的突出特點就表現在國內學者以理論研究者強烈的時代責任感,采取積極介入的姿態,直面中國重大現實問題,有選擇地借鑒國外相關理論研究推動理論思考和理論建構,為推動現實問題的解決做出了重要努力。雖然國內學界在對國外理論資源的批判和借鑒中,在深度和廣度方面促進了理論研究的發展,但正如汪行福教授指出的,在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存在著兩個值得注意的問題,“一是原有理論推動力的減弱,尚未找到理論研究的興奮點;二是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已經出現了‘擁擠’現象,一些國外沒有多大影響的人物和理論甚至成為國內學者獵奇的對象”(43)。這也是在對話範式研究中必須注意的問題。如何立足中國現實問題,尋找新的理論研究熱點和國外重要的理論資源,形成有效的借鑒和對話,這仍是值得我們繼續努力的方向。

    注釋︰

    ヾ張志偉︰《21世紀哲學能做什麼?》,載《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6期,第1頁。

    ゝ歐陽謙︰《巴迪歐的“哲學宣言”——終結“哲學的終結”》,載《哲學動態》2014年第2期,第36、40、42頁。

    ゞ歐陽謙︰《巴迪歐的“哲學宣言”——終結“哲學的終結”》,載《哲學動態》2014年第2期,第36、40、42頁。

    々歐陽謙︰《巴迪歐的“哲學宣言”——終結“哲學的終結”》,載《哲學動態》,2014年第2期,第36、40、42頁。

    ぁ劉懷玉︰《〈空間的生產〉若干問題研究》,載《哲學動態》2014年第11期,第18頁。

    あ胡大平︰《從批判性地域主義到批判性營造詩學——對當代城市建築哲學的一種反思》,載《南京大學學報》2014年第6期,第8、10、11頁。

    ぃ胡大平︰《從批判性地域主義到批判性營造詩學——對當代城市建築哲學的一種反思》,載《南京大學學報》2014年第6期,第8、10、11頁。

    い胡大平︰《從批判性地域主義到批判性營造詩學——對當代城市建築哲學的一種反思》,載《南京大學學報》2014年第6期,第8、10、11頁。

    ぅ胡大平︰《從批判性地域主義到批判性營造詩學——對當代城市建築哲學的一種反思》,載《南京大學學報》2014年第6期,第8、10、11頁。

    う胡大平︰《從“增長機器”到文明形態》,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年5月30日第A08版。

    (11)胡大平︰《從“增長機器”到文明形態》,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年5月30日第A08版。

    (12)陳忠︰《城市權利︰全球視野與中國問題——基于城市哲學與城市批評史的研究視角》,載《中國社會科學》2014年第1期,第85、105-106頁。

    (13)陳忠︰《城市權利︰全球視野與中國問題——基于城市哲學與城市批評史的研究視角》,載《中國社會科學》2014年第1期,第85、105-106頁。

    (14)陳忠︰《城市現代性的政治邏輯︰歷史轉換與倫理趨向》,載《哲學研究》2014年第9期,第107-108頁。

    (15)陳忠︰《城市現代性的政治邏輯︰歷史轉換與倫理趨向》,載《哲學研究》2014年第9期,第107-108頁。

    (16)陳忠︰《復雜現代性的意義危機與微觀拯救——基于城市哲學與城市批評史的研究視角》,載《天津社會科學》2014年第1期,第67、69頁。

    (17)陳忠︰《復雜現代性的意義危機與微觀拯救——基于城市哲學與城市批評史的研究視角》,載《天津社會科學》2014年第1期,第67、69頁。

    (18)姚大志︰《拉平反駁與平等主義》,載《世界哲學》2014年第4期,第11、12頁。

    (19)姚大志︰《拉平反駁與平等主義》,載《世界哲學》2014年第4期,第11、12頁。

    (20)姚大志︰《平等如何能夠加以證明?》,載《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4年第3期,第46頁。

    (21)姚大志︰《論資源平等》,載《社會科學戰線》2014年第11期,第7頁。

    (22)姚大志︰《能力平等︰第三條道路?》,載《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2014年11月,第44卷第6期,第23頁。

    (23)段忠橋︰《平等主義者的追求應是消除非自願的劣勢——G.A.科恩的“優勢獲取平等”主張及其對德沃金的批評》,載《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3期,第101頁。

    (24)段忠橋︰《G.A.科恩論阿馬蒂亞•森的“能力平等”》,載《哲學動態》2014年第7期,第56、58頁。

    (25)段忠橋︰《G.A.科恩論阿馬蒂亞•森的“能力平等”》,載《哲學動態》2014年第7期,第56、58頁。

    (26)段忠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應關注分配正義問題》,載《光明日報》2014年3月19日,第016版。

    (27)段忠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應關注分配正義問題》,載《光明日報》,2014年3月19日,第016版。

    (28)段忠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應關注分配正義問題》,載《光明日報》,2014年3月19日,第016版。

    (29)唐正東︰《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消費觀的生成路徑及理論特質》,載《哲學研究》2014年第5期,第3、9頁。

    (30)唐正東︰《差異性符號與等級性社會次序的建構——鮑德里亞消費社會觀之反思》,載《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14年第5期,第14、17頁。

    (31)唐正東︰《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消費觀的生成路徑及理論特質》,載《哲學研究》2014年第5期,第3、9頁。

    (32)唐正東︰《差異性符號與等級性社會次序的建構——鮑德里亞消費社會觀之反思》,載《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14年第5期,第14、17頁。

    (33)仰海峰︰《物的嘲諷與主體消亡的宿命︰鮑德里亞的思想主題》,載《哲學研究》第123、126頁。

    (34)仰海峰︰《物的嘲諷與主體消亡的宿命︰鮑德里亞的思想主題》,載《哲學研究》第123、126頁。

    (35)王雨辰、劉英︰《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對歷史唯物主義生產力發展觀的重構》,載《哲學動態》2014年第3期,第7頁。

    (36)顏岩︰《家庭變革之火真的可以燎原嗎?——對布達佩斯學派家庭變革理論的反思》,載《東岳論叢》2014年第10期,第37、39頁。

    (37)顏岩︰《家庭變革之火真的可以燎原嗎?——對布達佩斯學派家庭變革理論的反思》,載《東岳論叢》2014年第10期,第37、39頁。

    (38)仰海峰︰《欲望、生產與精神分裂癥》,載《天津社會科學》2014年第6期,第56頁。

    (39)唐正東︰《出離︰生命政治生產中的抵抗形式——對哈特和奈格里的階級斗爭觀的一種解讀》,載《山東社會科學》2014年第1期,第34、31、35頁。

    (40)唐正東︰《出離︰生命政治生產中的抵抗形式——對哈特和奈格里的階級斗爭觀的一種解讀》,載《山東社會科學》2014年第1期,第34、31、35頁。

    (41)唐正東︰《出離︰生命政治生產中的抵抗形式——對哈特和奈格里的階級斗爭觀的一種解讀》,載《山東社會科學》2014年第1期,第34、31、35頁。

    (42)汪行福︰《當代資本主義批判——國外馬克思主義的新思考》,載《國外理論動態》2014年第1期,第44頁。

    (43)汪行福︰《面向中國問題的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年8月27日,第B01版。

作者︰ 郭華 責編︰ 範紅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