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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與選擇︰我們時代的哲學理念

2018年04月18日 08:56:48 來源︰ 《哲學原理》2016年02期

    任何真正的哲學,都不僅反映和表達自己時代的時代精神,而且塑造和引導新的時代精神。正因如此,馬克思不僅把哲學稱之為“時代精神的精華”,而且稱之為“文明的活的靈魂”。

    作為“時代精神的精華”和“文明的活的靈魂”,每個時代的哲學都有其表征自己的時代精神並塑造新的時代精神的根本性的哲學理念。這種根本性的哲學理念,集中地體現了人類文明的時代特征和發展趨向。一套著名的哲學叢書,曾對不同時代的哲學理念做出這樣的概括︰中世紀——信仰的時代;文藝復興——冒險的時代;17世紀——理性的時代;18世紀——啟蒙的時代;19世紀——思想體系的時代;20世紀——分析的時代。

    對于這種概括,人們可能會從不同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質疑;然而,認真思考這些概括,會使我們形成對這些時代的時代精神的鮮明而深刻的總體性的理解和把握。通過這種總體性的理解和把握,不僅會使我們深刻地理解人類的文明史,而且會使我們深刻地思考人類文明的現在與未來。因此,在當代的哲學研究中,我們不能不持之以恆地向自己提出一個根本性的追問︰我們時代的根本性的哲學理念是什麼?它如何表征自己的時代精神並塑造新的時代精神?

    在把“哲學”稱作“時代精神的精華”時,我們還把文學稱作“時代的敏感的神經”。一位當代中國的著名作家曾經發過這樣的感嘆︰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學不缺少“故事”,缺少的是“哲學”。有“故事”而無“哲學”,這意味著講述“社會”“歷史”和“人生”的當代文學,卻對“社會”“歷史”和“人生”充滿著困惑和迷惘,既不清楚我們要表達的是什麼樣的時代精神,更不清楚我們要塑造怎樣的新的時代精神。例如,許多評論家將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莫言的小說定位為“魔幻現實主義”,這似乎是具有標識性地向人們透露了一個令人困惑的信息︰我們的時代精神不是“現實主義”,也不是“理想主義”,而是一種“魔幻”的現實主義——哲學家所說的“存在主義的焦慮”或“無底棋盤上的游戲”。如果對比一下《生死疲勞》中的變為豬、狗、牛、驢的主人公西門鬧和《紅樓夢》中的“頑石”與主人公賈寶玉、《水滸傳》中的“天罡地煞”與主要人物一百單八將,再進一步對比這三個“故事”所蘊含的“哲學”,我們也許會更為痛切地體悟有“故事”而無“哲學”究竟意味著什麼,從而更為深切地提出這個追問︰我們時代的根本性的哲學理念是什麼?它如何表征自己的時代精神並塑造新的時代精神?我們如何在自己時代的哲學理念中“保持清醒的現實主義的理想主義”?

    時代性的哲學理念集中地體現了時代性的哲學使命。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對時代的變革與哲學的使命做出這樣的論述︰“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後,歷史的任務就是確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異化的神聖形象被揭穿以後,揭露具有非神聖形象中的自我異化,就成了為歷史服務的哲學的迫切任務。于是,對天國的批判變成對塵世的批判,對宗教的批判變成對法的批判,對神學的批判變成對政治的批判。”[1]馬克思的論述明確地指出,近代以來的哲學是“揭露”人在“神聖形象”中的“自我異化”,把異化給“神聖形象”的人的本質“歸還”給人;現代哲學的使命則是“揭露”人在“非神聖形象”中的“自我異化”,把異化給“非神聖形象”的人的本質“歸還”給人。馬克思的概括,不僅從人的歷史形態提出哲學的歷史任務,而且從哲學的歷史任務揭示人的歷史形態的文化內涵,從而不僅反映和表達了不同時代的時代精神,而且塑造和引導了新的時代精神。

    近代以來的文明史,從經濟形態上說,是以市場經濟取代自然經濟的過程;從人的存在形態上說,是從人對人的“依附性”轉化為“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的過程;而從文化形態上說,則是從“神學文化”轉化為“後神學文化”的過程。人類存在的歷史性飛躍,以及由此形成的時代精神的飛躍,以理論的形態而構成哲學理念的飛躍,這就是從中世紀的“信仰的時代”的哲學躍遷為近代的“理性的時代”的哲學。

    作為“信仰的時代”的中世紀哲學,它理論地表征著人在“神聖形象”中的“自我異化”。人把自己的本質異化給作為“神聖形象”的“上帝”,“上帝”就成為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神聖形象”,而人本身則成了依附于“上帝”的存在。文藝復興以來的西方近代哲學,它的根本使命就是馬克思所說的“揭露”人在“神聖形象”中的“自我異化”,由此便構成了貫穿整個西方近代哲學的“上帝”的自然化、物質化、精神化和人本化的過程。這就是以“理性”代替“上帝”的過程,也就是用“理性”這個“非神聖形象”去代替“上帝”這個“神聖形象”的過程。這種“代替”,集中地顯示了以“理性的時代”為標志的近代哲學的深刻的內在矛盾︰一方面,近代哲學實現了以“理性”消解人在“神聖形象”中的“自我異化”,把人的本質“歸還”給了人的“理性”;另一方面,近代哲學又使人在“理性”中造成了新的“自我異化”,即以“理性”構成了人在“非神聖形象”中的“自我異化”,把“理性”變成了凌駕于人之上的“本質主義的肆虐”。馬克思說,黑格爾的“無人身的理性”是以“最抽象”的形式表達了人類“最現實”的生存狀況——“個人現在受抽象統治,而他們以前是相互依賴的。但是,抽象或觀念,無非是那些統治個人的物質關系的理論表現”[2]。這深切地表明,把人的本質“歸還”給“理性”的近代哲學,其實質是以理論的方式表征了正在受“抽象”統治的近代以來的人類生存狀況,也就是人的“獨立性”建立在對“物的依賴性”的基礎之上的生存狀況。因此,現代哲學的歷史任務是“揭露”人在“非神聖形象”中的自我異化,即把異化給“理性”的人的本質歸還給作為個體的個人。在這個意義上,如果把整個近代哲學所表征的時代精神稱之為“理性的時代”,那麼可以把超越近代哲學的現代哲學概括為“理性的批判”,並進而把現代哲學所表征的時代精神稱之為“反省理性的時代”。

    同整個現代哲學一樣,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歷史任務,同樣是“揭露”人在“非神聖形象”中的“自我異化”。但是,馬克思認為,現代哲學所要“揭露”的“非神聖形象”,並非僅僅是抽象的“理性”,更為根本的是那些“統治個人的物質關系”。因此,馬克思要求把“對天國的批判”變成“對塵世的批判”,把“對宗教的批判”變成“對法的批判”,把“對神學的批判”變成“對政治的批判”,並由此實現了哲學史上的革命性的“實踐轉向”。以“實踐轉向”為標志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既不是像科學主義思潮那樣,僅僅把近代哲學所弘揚的理性視為“狂妄的理性”,也不是像人本主義思潮那樣僅僅把近代哲學所弘揚的理性視為“冷酷的理性”,而是從“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出發,以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揭示人與世界之間的無限豐富的矛盾關系,用“現實的理性”去批判“抽象的理性”,從而達到對人與世界之間的否定性統一的辯證理解。以“實踐轉向”為標志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從人對世界的實踐關系出發,不是把哲學視為凌駕于科學之上的“解釋世界”的“普遍理性”,而是把哲學視為“改變世界”的“世界觀”,即從總體上理解和協調人與世界的相互關系的理論,因此,從根本上“消解”了人在以“哲學”為化身的“普遍理性”中的“自我異化”,並把新的時代精神定位為人類以自身的實踐活動及其歷史發展所實現的人類自身的解放。

    由近代哲學對“神聖形象”的批判而發展為現代哲學對“非神聖形象”的批判,這理論地表征著人類存在的歷史形態的變革。在“人的依賴關系”的歷史形態中,個人依附于群體,只不過是“一定的狹隘人群的附屬物”,因而造成人在“神聖形象”中的“自我異化”。與人的這種存在形態相適應的哲學,只能是確立“神聖形象”的哲學,即作為“神學文化”的哲學。為了掙脫人在“神聖形象”中的“自我異化”,把人從“依附性”的存在中解放出來,作為“時代精神的精華”的哲學,近代哲學的歷史任務就是“揭露”人在“神聖形象”中的“自我異化”。但是,在“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的歷史形態中,雖然個人擺脫了人身依附關系而獲得了“獨立性”,但這種“獨立性”卻是“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在對“物的依賴性”中“再度喪失了自己”,這就是人在“非神聖形象”中的“自我異化”。馬克思在對“非神聖形象”的揭露和批判中,明確地承擔起把人從“抽象”的“普遍理性”中解放出來的使命,把人從“物”的普遍統治中解放出來的使命,把人從“資本”的普遍統治中解放出來的使命,把“資本”的獨立性和個性變為人的獨立性和個性的使命。從全球視野看,人類今天所面對的最大問題,正是人的“物化”問題,人類在新世紀乃至新千年所追求的根本目標,正是把人從對“物的依賴性”中解放出來,因此,馬克思自覺地承擔起的哲學使命,不僅理論地表征了我們今天的“時代精神”,而且理論地塑造和引導了新世紀乃至新千年的新的“時代精神”。我們要從馬克思明確指認的歷史使命去錘煉我們時代的哲學理念。

    哲學作為理論形態的人類自我意識,人類的哲學思想,歸根到底是對人類自身的存在的關切。從哲學的宏觀歷史上看,哲學對人類存在的關切,可以區分為兩種基本方式︰一種是以“深層”文化的“基礎性”“根源性”來規範人類的全部思想與行為,從而將“深層”文化作為人類的思想和行為的“標準”;另一種則是以文化的“順序”性去關切人類存在,即把“重要”的文化選擇為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以它作為“標準”來規範人的思想與行為。哲學的這種具有革命性的變革,首先是表現為“從兩極到中介”的思維方式的變革。

    從兩極到中介,這是人類的哲學思想及其所表現的人類的思維方式的空前革命。“傳統哲學”之所以“傳統”,是因為全部的傳統哲學都是力圖獲得一種絕對的、確定的、終極的真理。這樣,它就把世界分裂為真與假、善與惡、美與丑的非此即彼、抽象對立的存在。這是一種統治人類思想幾千年的非歷史的、超歷史的思維方式。這種兩極對立、非此即彼的超歷史的思維方式,理論地表征著前現代社會的人的存在方式。在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前現代社會中,“上帝”是神秘化了的真善美化身的“神聖形象”,“英雄”則是世俗化了的真善美化身的“神聖形象”,這樣,人們就不僅在“此岸世界”與“彼岸世界”的兩極對立中造成了“在神聖形象中的自我異化”,而且在“此岸世界”自我分裂的兩極對立中造成了“在神聖形象中的自我異化”。“上帝”和“英雄”作為真善美的化身而構成人們的一切思想和行為的根據、標準和尺度,每個個人則無權對“標準”做出“選擇”。這可以稱之為“沒有選擇的標準的生命中不堪忍受之重的本質主義的肆虐”。現代哲學所“拒斥”的“形而上學”,從根本上說,就是這種“沒有選擇的標準”。

    近代以來的西方哲學,它在使“上帝”自然化、物質化、精神化和人本化的過程中,逐步地“消解”了人在“神聖形象”中的“自我異化”,從而使人類文化從“神學文化”過渡到“後神學文化”即“哲學-科學文化”。然而,近代哲學所“消解”的只是人在“神聖形象”中的“自我異化”,並沒有“消解”馬克思所說的人在“非神聖形象中的自我異化”。現代哲學“消解”人在“非神聖形象”中的“自我異化”,從根本上說,就是“消解”一切“超歷史”的規範人的思想和行動的根據、標準和尺度,把哲學所尋求的真善美理解為時代水平的人類自我意識,把人類已經達到的認識成果理解為時代水平的“合法的偏見”,把人類自身的存在理解為“超越其所是”的開放性的存在。這就是現代哲學所實現的“從兩極到中介”的轉化。在這種哲學變革中,哲學一向所追尋的終極性的“本體”變成了歷史性的“本體論的承諾”,從而孕育並形成了“從層級到順序”的新的哲學走向。

    哲學的“層級”性的關切與“順序”性的關切,其本質上的區別,首先是“非歷史”的與“歷史”的兩種不同的關切。“層級”性的關切,它先驗地斷定了文化樣式的不同“層級”,並先驗地承諾了“深層”文化對“表層”文化的基礎性和根源性,因而它給自己提出的是“非歷史”的任務——尋求超歷史的、永恆的、終極的“本體”。與此相反,“順序”性的關切,是以否定文化樣式的先驗的“層級”性為前提,並致力于“消解”文化樣式“層級性”的先驗原則,因而它給自己提出的是“歷史”的任務,也就是在自己時代的水平上對人的思想和行為的根據、標準和尺度做出慎重的文化選擇,把對終極性的“本體”的尋求轉化為對歷史性的“本體”的承諾。這表明,哲學從“層級”性的關切轉向“順序”性的關切,不只是從思維方式上體現了現代哲學的從兩極到中介的變革,而且是從價值訴求上實現了現代哲學的從兩極到中介的變革。

    哲學追求的“層級性”與“順序性”,從根本上說,是如何處理“標準”和“選擇”這對範疇的相互關系。人的生命活動是尋求和實現“意義”的“生活”活動,而“生活”活動的“意義”則總是存在于“標準”與“選擇”這對範疇的矛盾關系之中,即“選擇”什麼樣的“標準”來確定生命活動的“意義”。哲學作為理論形態的關于人類存在意義的自我意識,它的全部理論活動,都可以歸結為處理“標準”與“選擇”這對範疇的矛盾關系。傳統哲學是一種“層級”性的追求,從根本上說,就在于它以“表層”與“深層”的對立關系弱化甚至是取代了“標準”與“選擇”的矛盾關系。把“本體”作為無須“選擇”的“標準”。現代哲學是一種“順序”性的追求,從根本上說,就在于它以“重要”與“次要”的歷史性的矛盾轉化關系看待和對待“標準”與“選擇”的矛盾關系。具體地說,現代哲學是從“重要”與“次要”的“選擇”中歷史性地確認“標準”,而不是先驗地確認“標準”並排斥歷史性的“選擇”。就此而言,傳統哲學追求的是一種“沒有選擇的標準”,而現代哲學則承諾的是一種“可以選擇的標準”。“標準”的歷史性和可選擇性,是現代哲學的根本性標志。

    在“層級”性的傳統哲學的追求中,哲學的任務,只不過是尋找那個作為永恆真理的“本體”,並用它來“解釋”一切的存在。正因如此,以“層級”性的追求為使命的傳統哲學,只能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並且只能是以“超歷史”的“神”或“非歷史”的“物”作為“本體”或“標準”,去規範人的全部思想和行為。這就是傳統哲學的“本質主義的肆虐”。而在“順序”性的現代哲學的追求中,“順序”既是對歷史文化的一種承諾,更是對現實生活的一種“選擇”和“安排”,因而是一種“改變世界”的活動。從層級到順序,並不意味著從“沒有選擇的標準”到“沒有標準的選擇”。然而,現代西方哲學在20世紀的長達百年的“消解哲學”運動中,不只是動搖了傳統哲學的“層級”性的追求,而且是把現代哲學的“順序”性的選擇引向了“拒斥形而上學”的“沒有標準的選擇”。當代哲學在“層級”性的追求與“順序”性的選擇中所陷入的困惑,根本的問題是對哲學的“人類性”與“時代性”的矛盾關系的理解。傳統哲學之所以在“層級”性的追求中去確立“沒有選擇的標準”,是因為它把哲學的“人類性”追求訴諸超歷史、超時代的“獨斷論”。現代西方哲學、特別是現代西方的“後現代主義”哲學之所以在“順序”性的選擇中陷入了“沒有標準的選擇”,是因為它把哲學的“時代性”“歷史性”的選擇變成了非人類性的即“斷裂”性的選擇,並由此形成了“沒有標準的選擇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存在主義的焦慮”。

    哲學從“層級”性的追求到“順序”性的選擇,它所改變的是以“層級”的先驗性而確認的“標準”的永恆性、終極性,而不是取消人的歷史性選擇的標準。哲學作為社會的自我意識,它所承擔的使命,總是以“歷史的大尺度”(人類的、社會的、整體的、世代的尺度)去觀照和反省人類的思想與行為,把“歷史的小尺度”(當下的或局部的尺度)所忽略的東西提升到“重要”的位置,從而在價值“排序”中“選擇”某種“歷史的大尺度”作為人的思想與行為的“標準”。正因如此,哲學總是不僅“反映”和“表達”時代精神,而且“塑造”和“引導”時代精神。

    哲學作為理論形態的人類自我意識,它的根本性的社會功能,是以自己的概念系統規範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即從根本上規範人們的思維方式和思維內容、行為方式和行為內容。哲學理念作為這種“規範”作用的集中體現,就是規範人們的思想和行為的世界觀、歷史觀、人生觀、價值觀意義上的“標準”。“中國夢”是我們現在思考最多的問題。怎樣理解“中國夢”?夢想是一種追求,它既是追求的目標,也是追求的活動,是人的追求的“標準”和“選擇”的互動中的過程。因此,夢想不是抽象的,不是空洞的,“中國夢”更不是一個抽象的口號和一個空洞的套話。從“標準”與“選擇”的矛盾關系出發,在我們思考夢想的時候,起碼要想到四個方面︰夢想是歷史性的;夢想是分層次的;夢想是有具體內涵的;夢想是有現實基礎的。

    作為“標準”和“選擇”的“夢想”是歷史性的。在封建社會,帝王們的夢想是把自家的統治傳至千秋萬代,所以叫“萬歲”。知識分子是“朝為田野郎,暮登天子堂”,“學而優則仕”,而起義的農民是“帝王將相寧有種乎”。它所構成的是人在“神聖形象”中的“自我異化”。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的本性就是不斷地去形成更多的利潤,把一切的社會關系都變成了“純粹的金錢關系”,它所構成的正是馬克思所揭示的人在“非神聖形象”中的“自我異化”。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時候,我們的夢想是推翻“三座大山”。在今天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過程中,我們的夢想是“國家強盛,民族振興,人民幸福”。

    “夢想”是有層次性的。每個人的夢想是有層次的,群體、國家的夢想也是有層次的。西方心理學家馬斯洛提出人的層次需要理論,把人的需要分為生存需要、安全需要、歸屬需要、尊重需要、審美需要、自我實現的需要。人的這種需要層次的滿足,體現了夢想的不同層次。中國哲學家馮友蘭先生在《中國哲學簡史》這部書中提出了著名的人生四境界說︰最低是自然境界,高一點是功利境界,再高一點是道德境界,最高是天地境界。人源于自然,又在更高的層次上和大自然合而為一,這是一種天地境界。選擇不同的層次需要或以不同的人生境界為標準,這構成不同時代的根本性的哲學理念。

    夢想是有具體內涵的。夢想反映的是一種追求,它要實現的是我們的理想,我們的目標。“中國夢”的最深刻的內涵是我們的國家要成為什麼樣的國家,我們的民族要成為什麼樣的民族,我們的國家和民族要在整個世界的人類文明史中樹立一種什麼樣的形象。所以,我們的夢想必須具有這樣兩個方面的力量︰對內它要具有一種強大的凝聚的力量,能夠引導全體人民達到什麼樣的發展;對外它要能夠自立于世界的民族之林,作為一個世界大國能夠為整個人類文明做出更大的貢獻。

    夢想是有現實基礎的。馬克思曾經說過︰“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3]我們今天能夠凝練成這樣一種“中國夢”,既是百年來中華民族抗爭的過程、革命的過程、建設的過程、改革的過程所凝練形成的,同時它也深刻地體現了我們整個民族的追求過程所達成的現實條件,所以,我們才能夠在今天提出“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夢想。這是我們今天用以評判我們的全部實踐活動的“標準”,也是我們自覺地做出的根本性的“選擇”。

    從全球的視野看,當代人類選擇什麼樣的文明?各個國家選擇什麼樣的發展道路?每個個人選擇什麼樣的生活方式?這是我們時代的最為根本的時代性課題。而隱含在選擇背後的更為深層的問題則是︰選擇的標準是什麼?或者說,為什麼要做出這樣的選擇?“保持清醒的現實主義的理想主義”,為選擇而反思標準,從而塑造和引導新的時代精神,這是哲學對當代人類實踐的理論支撐,也是當代哲學的根本性的哲學理念。原文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 ??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11. ?

作者︰ 孫正聿 責編︰ 範紅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