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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生態中心主義的實踐局限

2018年04月18日 09:07:40 來源︰ 《哲學原理》2017年01期

    在環境倫理學中,整體主義的非人類中心論,即生態中心主義(ecocentrism),通常被認為是應對生態危機等環境問題最有實踐力的學派。作為當代生態中心論的代表,克里考特(J.Baird Callicott)的思想在基于利奧波德(Aldo Leopold)所設想的大地倫理(the land ethic)基礎上,將生態中心論的思想系統化,以餃接入自休謨提出經由達爾文以“自然選擇”的演化理論解釋的“情感社群主義(sentimental communitarianism)”之倫理學傳統中。ヾ同時,克里考特在實踐原則上借鑒了當代生態演化的實證研究成果,以尋求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的合理平衡點。特別地,克里考特旗幟鮮明地將“生態系統健康(ecosystem health)”作為環境倫理學的實踐判據,這對于當代環境管理策略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近年來,克里考特的思想也受到國內一些學者如盧風教授ゝ的重視。然而,以往的研究對作為實踐判據的“生態系統健康”的解讀是空泛的,它僅僅被用作了一個方向性正確的標簽,卻脫離了現實的實踐手段。因此,這種空泛的解讀對于現實的環境管理並無裨益,也造成了環境倫理學與環境管理間的分離局面。為了夯實環境倫理學的實踐力,我們必須深入地剖析生態系統健康的內涵並考察具體的實踐可能。這構成了本文的研究中心。

    一、生態中心論的實踐理想

    在利奧波德ゞ那里,判斷道德實踐的適當單位是社群或生態系統︰“如果一事物有助于保持生物社群的完整、穩定及美麗,那麼它是對的。反之,它是錯的。”顯然,“社群的完整、穩定及美麗”是作為利奧波德之大地倫理的實踐判據。然而,在現實中,如果不限定具體內涵,以此三者作為實踐判據的可行性是很成問題的。首先,伴隨主觀性的個性化因素很難使得“美麗”作為一項心理感覺指標,具備作為道德實踐判據所內在要求的普遍意義上的“客觀性”。其次,“穩定”如果作為諸生態學指標(如種群數量,群落分布)的靜態的不變性來理解,似乎與天然意義上的自然本真相分離。々類似的,“完整”如果作為系統中一切生態學指標對象的繼續存在來理解,也難以成為道德實踐的指南。鑒于利奧波德的道德實踐判據的模糊性,克里考特在繼承其整體主義進路的同時更為明確地指向生態系統的健康。

    (一)生態系統的健康

    以生態系統的健康作為道德實踐的判據,不但需要可實踐性的具體的生態指標,如克里考特ぁ提出的5項客觀標準,即生物生產率(biological productivity)、本地物種多樣性(local species diversity)、全球物種多樣性(global species diversity)、種群內部的基因多樣性(genetic diversity within species populations)及生態功能(ecological functionality);更需要闡明使得這些互相帶有張力的具體指標聯結為同一個“陣營”的共同基石,即“生態系統健康(ecosystem health)”的內涵;而後者的厘定,作為解構諸張力的最終依據,不可避免地涉及健康與相關概念(如物種多樣性,生態穩定性)之間的辨析。

    在利奧波德的論述中,生態學健康已然有所區別于靜態意義上的完整性。在利奧波德あ看來,“大地健康(land health)”的內涵是自然自我更新(self-renewal)的能力或狀態,後者相對于靜態的諸結果量(如物種數量),更指向動態的諸過程量(如物種間的生物作用)。可見,利奧波德ぃ似乎將系統健康視為生態功能意義上的完整性而非靜態的諸結果量。在借鑒Paul L.Angermeier和James R.Karrい關于生態系統健康、生物多樣性(biological diversity or biodiversity)與生物完整性(biological integrity)之闡述的基礎上,克里考特ぅ給出了自己的定義︰

    讓“生態系統健康”表示一種生態系統中互相聯系的諸過程與諸功能的正常狀態。讓“生物完整性”表示“一種支持與維護一個平衡的、整合的、自適應性的諸生物體的群落的性能,以使得[該群落]具有類似當地的自然棲息地的物種組成、多樣性與功能性組織”(Angermei[e]r and Karr 1994……)。並且,讓“生物多樣性”表示生物群落組織中每一級的成分(或元素)的變化性。

    相對于完整性,克里考特傾向于以生態系統健康作為倫理實踐的最終判據。在克里考特う看來,完整性是生態系統健康的充分而非必要條件;或者,健康是完整的必要而非充分條件。以生態系統健康為指向,克里考特一再強調實證研究(生態學)的認知對于道德實踐的重要意義。例如,外來物種之于系統健康的影響不是必然地“惡”的,而需要基于受體群落的功能的完整性進行具體的考察;(11)又如,枯萎病(blight)大大降低了美國栗木(the American chestnut)在美國東南部森林中的覆蓋率,從而改寫了整個森林群落的結構(完整性被很大程度地損害了);然而,我們並未觀察到該森林生態系統的功能(初級生產力)的負面影響;(12)言下之意,美國栗木之于美國東南部的森林,至少在初級生產力的層面,是可被替換的。類似地,濾食性鯊魚在“自然界的經濟過程(economy of nature)”(能量流)中扮演著與須鯨相同的角色;(13)言下之意,至少在生態功能的意義上彼此也是可互相替換的。相比完整性,系統健康的較狹內涵使得其外延更為豐富,從而擴展了主體道德實踐的維度。  (二)物種保護與謹慎原則

    以系統健康而非完整性為目的的實踐策略面臨的一個理論難題是,物種保護何以應然?當代環境保護的一項實踐策略是物種保護。因此,作為應對環境危機最有力的環境倫理學,生態中心主義需要給出物種保護的倫理學立場。與個體主義者不同,在克里考特看來,作為一個集合體的種群或物種本身具有獨立于個體的道德可考量性,從而理應成為環境倫理的關懷對象。關于物種保護的必要性,克里考特(14)給出的理由是自然主義式的︰演化,雖然是無目的的,卻是具有生物多樣化的趨向的。因此,保護(作為演化歷史總結的)物種的責任具有絕對性(categorical),它並不以具體物種之于人類的可利用性為前提。

    應該承認,物種完整性之于維持系統健康的必要性,是無法從經驗(實證研究)中獲得的。這里,整體主義環境倫理似乎預設了超驗的謹慎原則,後者的必要性在于我們對經驗世界的認知總是局限的。面對生物多樣性與系統穩定性之關聯的必然性的缺失,克里考特(15)指出︰“因科學家沒有觀察到某物或者他們不能模擬它——此例中的多樣性與穩定性之間的關聯性——從而斷定它並不存在是犯了忽略式論證的謬誤。”這種謹慎原則也體現在利奧波德(16)的論述中︰“保存每一顆齒輪是明智的焊修的首要預備措施”。特別地,利奧波德認為土地的開發利用,猶如醫學診治,依于有限的證據而不免犯錯的可能。(17)因此,利奧波德(18)的“經驗法則(the rule of thumb)”是︰人類的土地利用應該盡可能地保守(對自然的干擾降到最低),而所有物種(包括自然界中的所有個體)應該盡可能地被保留︰“土地應該保留可與人類土地利用相兼容的盡可能多的原始成員,[並且]應該被開發地盡可能地溫和與輕微。”當然,這一經驗法則的本質還是基于面對世界之復雜與認知之不確的謹慎原則,後者目的指向的是對整體生態系統功能運作(或稱健康)的維護︰“……穩定性與多樣性……很可能地互相依賴……很可能地越多的遺失與改變,[伴隨著]越高的損害與錯亂的危險。”(19)在Eugene C.Hargrove(20)與克里考特(21)看來,利奧波德的經驗法則的一個前提是實證認知的不全面;因此,猶如19世紀的“醫療的虛無主義(therapeutic nihilism)”是具有時代性的局限的。言下之意,隨著認知的深入,在維持生態系統健康的目的的同時,人類對于自然的(干擾)行為當可更為自由。可見,相比利奧波德,克里考特表現出對于實證研究結論之可信性更樂觀的態度,並相應地淡化了謹慎原則的絕對性。然而,這種淡化將不可避免地淡化他的物種保護之義務的必要性。

    (三)人與自然的共贏

    維護生態系統健康,而非生物完整性,並不必然地要求以取消人類的一切生產經濟活動為前提。特別地,克里考特(22)結合生態完整性與系統健康性,提出了一個綜合的保護生物學的策略︰

    ……完整的保護生物學[必須]包括生物多樣性與生態完整性的保留的一面,以及生態系統的健康的維持的另一面……我們已描述了這些互補的生物保護的策略,以分別對應核心保留區與人類居住並開發的母體環境……因此,在克里考特(23)看來,旨在保留天然狀態的生態完整性與涵蓋人類需求的系統健康性在空間上是互補的,適用于不同的區域,前者適用于原生態的自然保護區,而後者適用于人類棲居區。進一步地,克里考特在借鑒Bernd von Droste(24)的基礎上,肯定了包含三層區域(核心保留區、緩沖區與人類棲居區)的“生物圈保護模式(biosphere reserve model)”在實踐上的重要意義︰

    與典型的國家公園、野生生物保護區或指定的原野區不同的是,生物圈保護模式在一個嚴格保護的核心區之外,還包括了人類居住並經濟開發的緩沖過渡區(von Droste 1988)。一個全球系統的生物圈保護的核心區致力于緩解生物多樣性與完整性的喪失。生物圈保護的緩沖過渡區能夠在兩方面補助核心區︰第一,將外界的各種威脅隔絕于核心區之外,以及第二,作為探索人類生計的經濟可持續形態的實驗室。(25)

    進一步地,在克里考特(26)看來,這種通過空間上的分配來平衡人與自然的沖突似乎也不能稱為實踐的至善,後者指向的是人與自然的共贏。但問題是,這種共贏,一方的更大程度的需求滿足的實現以對方的更大程度的需求滿足為前提,是否可能呢?在人與自然的歷史互動中,我們看到的大多是人基于自然的“單贏”,而自然在人的介入下似乎至多(最好的情況)只能維持自身的健康,而談不上有更大程度的需求的滿足。為此,克里考特(27)援引了David W.Ehrenfeld基于Gary Nabhan(28)的研究而闡述的一個具體案例來確證這種共贏的現實性︰

    在亞利桑那州與墨西哥的索諾拉沙漠的Papago印第安人的鄉間……有兩個間距只有30英里的綠洲。北部的一個……位于美國仙人掌國家保護區中,整個地被作為鳥類保護區而受到保護,除了允許的鳥類觀察之外沒有任何人類活動。過去所有的始自史前的Papago農業被終止于1957年。另一個綠洲……位于墨西哥的邊境上,仍然保留著傳統的Papago農業方式……Nabhan與其他鳥類學家,“一年中三次且數日連續”地探訪了這兩個綠洲,發現公園的鳥類保護區少了32種鳥,而農業綠洲多了65種物種。(29) 這里,克里考特與Ehrenfeld似乎把鳥類的物種數量視作當地生態系統健康的(一項)衡量指標,後者在傳統的Papago農業的影響下,呈現出比天然狀態更趨于“健康”的意味(即物種多樣性的增加)。因此,人類與自然的關系的矛盾性並不是必然的,在一定的互動中它可以呈現為協同促進的共贏關系。

    這種共贏關系的實踐理想的理論基礎在于克里考特(30)的後現代主義的整體論︰在價值層面,人是自然整體的一部分,而非游離于自然之外。在克里考特(31)看來,人與自然的分裂圖式是片面的,而以否定一方的方式來肯定另一方的實踐也是有問題的,因互動雙方,如同不同的髒器,一道構成了作為同一個“生命體”的完整的自然系統︰

    我們不使心髒的權利對立于肝髒的權利,或者手的權利對立于腳的權利。從生態學的角度看,使人的權利對立于其他生物以及作為一個整體的自然的權利也是缺乏意義的。當人類的渴望面對環境及生態的危急狀況時,追求自我實現以及采用基以問題解決之自利方式的推論本能地使得我們避免簡單地假設一場零和博弈,而是首先尋求一個雙贏的解決方案。

    當然,肯定人作為自然的一部分並不意味著人的任何行為都是可接受的。這里,道德實踐的終極判據依然是系統或環境的健康,(32)後者在克里考特(33)看來是具有客觀標準的。

    二、生態中心論的問題討論

    表面上看,克里考特的以生態系統健康為判據的倫理理想似乎可以順理成章地化解當代生態危機。實際上,該實踐理想的落實面臨著諸多問題。雖然克里考特強調人之于生態系統健康的重要作用,然而他的自然主義進路的實踐論又削弱了人的能動作用。因此,主體實踐的道德色彩並不明晰。進一步地,在淡化了謹慎原則之絕對性的前提下,這種以整體為著眼點的實踐論使得物種保護成為一個懸而未決的命題。這並不能為目前的物種保護方針提供堅實的倫理學依據。

    (一)主體的道德可能

    如前文所述,在人與自然的關系的理解中,克里考特(34)將人類與其他物種視作完整的自然系統這一“生命體”的不同髒器。對于這種人與自然的共贏關系,克里考特(35)的論據是有人類活動的綠洲中的物種數比隔絕了人類活動的綠洲中的物種數要多。這里,我們不禁要問,這種將人之于自然的實證層面的正面作用引向人作為系統健康的形上層面的必要元素的邏輯跳躍是否合理?

    對此,我們有必要界定一下克里考特的“自然”。在至廣的層面,自然包括一切的現有元素。可是,這樣的自然的內涵並不確定,即一切現有元素生滅不定,增減不居。可見,這樣的自然,並不是一個確定的倫理對象,也談不上作為一個穩定的“生命體”。(36)因此,克里考特的自然,似乎只是健康意義上的生態系統,後者可以進一步被還原為維護生態系統能量流之正常運作的必要元素,而非邏輯上所有可能容納的元素。那麼,能量流的正常運作又如何定義呢?在保守的意義上,我們或許可以現存的能量流模式,作為參考的基準。按照克里考特的生物圈保護模式,我們至少有三個版本的能量流範式︰核心保留區範式、緩沖過渡區範式與人類棲居區範式。以極端立場觀之︰在核心保留區,人類顯得多余;而在人類棲居區,大部分其他物種難以自然地生存。聯系克里考特的共贏案例,後者的範式只可能是緩沖過渡區範式。

    在緩沖過渡區,人類作用的必要性似乎只是出于維護初始(已然人化)條件的預設,後者基于一時一地的特殊性,無法擺脫相對主義的困境。超越維護健康的必要性元素的相對主義,必然地導向健康本身的相對性,後者以具體元素或指標的程度或梯度作為客觀性的依據。在具體案例中,克里考特(37)以鳥類物種數作為系統健康的衡量指標以滿足一定的客觀性要求。暫且不論該單項指標與系統總體健康狀態之間可能的張力,假設鳥類物種數正相關于當地的系統總體健康狀態,那麼健康必然是一個程度概念。保護區綠洲少了32種鳥或農業區綠洲多了65種的觀察結果無法導出保護區綠洲是不健康的生態系統,或者只有農業區綠洲才是健康的生態系統的判斷。基于以上的健康與鳥類物種數的假設關系,我們只能說,農業區綠洲比保護區綠洲更“健康”。並且,絕緣于人類干擾的保護區綠洲本身必然是健康的,否則,克里考特的基以健康觀的自然主義進路將沒有意義。因此,絕緣于人的狹義的自然總是健康的,雖然人的涉入可能使廣義的生態系統變得更“健康”,後者以某一生態學指標(如物種數)為判據。可見,人的因素對于系統健康的指標而言,是額外性的而非必需的。這顯示了人與(狹義)自然之于系統健康的作用的不對稱性︰作為人的對立面的狹義的自然,對于系統健康的指標而言,是必需的而非額外性的。克里考特固然有見于人與(狹義)自然和諧共存的可能,然而他的共贏命題以人與狹義自然的對稱性掩蓋了不對稱性,不免夸大了人之于系統健康的作用。

    在此,我們有必要對克里考特(38)的譬喻做一番修正,以生態系統視為一完整的個體生命為喻,對于此個體的健康而言,人類絕沒有作為此個體的心肝或手足的份,而充其量只是它的“腋下之毛”而已。然而,這種修正的主體角色帶來了新的問題,即主體實踐的道德色彩。如果主體實踐的終極理想只是安分地充當“腋毛”,而任何偏離或未達到該理想的實踐都只是一種相對于自然本底的“墮落”。以此,相對于人的不存在,作為經驗性的人的存在,永遠只具有“負”的道德性色彩。這將否定環境倫理學自身。應該承認,以生態系統健康作為終極理想的實踐論將人的道德性存在推向懸而未決的窘境。肯定道德哲學的可能性,至少在經驗的層面上,將顛覆生態系統健康作為倫理理想的終極性地位。而這勢必將突破生態中心主義的框架。

    (二)物種保護的依據

    如前文所指出,雖然克里考特堅持物種保護的義務的絕對性,(39)(40)然而該義務似乎並不源自生態系統的健康,後者作為克里考特的至善,並不必然地要求所有物種的絕對完整性。以前例(41)(42)而言,作為物種的美國栗木或須鯨的倫理地位,獨立于它們可有的之于生態系統健康的作用。進一步地,以能量流作為生態系統健康的衡量方式(43)更加淡化了具體物種的必要性。一個可以簡約為由若干代表性物種勾勒的數個營養級組成的生態系統完全可以保持內部能量流的順暢,亦即維持它的“健康”。可見,大部分物種的自身存在的必要性不在系統健康之中。這里,實踐原則所對應的倫理本體似乎存在著分裂而多元(作為個體的物種與作為整體的系統)的意味,而道德哲學在本體層面的多元論是克里考特(44)明確反對的。為了保持理論內部的一致性,物種保護的原則性必須回應系統健康的必要性。固然,克里考特(45)認為維持生態系統健康的一種確然的方式是維持生物完整性。然而,作為一種確然方式,完整性(包括物種多樣性)只是滿足了它之于系統健康的充分性,而非必要性條件。這里,維護生態系統健康與保護物種完整性之間存在著一定的邏輯距離。  因此,整體主義環境倫理學的物種保護的義務蘊含著謹慎原則之前提。在盧風教授(46)對于整體主義環境倫理的補充中,也強調了摒棄獨斷理性主義的完全可知論的意義,並援引了Ilya Prigogine(47)關于自然復雜性的觀點︰“大自然確實涉及對不可預測的新奇性的創造,在大自然中,可能性比實在性更加豐富。”這種認識層面的懷疑態度,類似于這里的謹慎原則,只是後者既包括認識維度,也指向實踐維度。在認識層面,謹慎原則的意義在于︰對于經驗對象,因于聯系的偶然性,缺乏證據只是表明未被證實而非證偽,或者未被證偽而非證實,以避免“忽略式論證(argumentum ad ignorantum)”的謬誤風險。在實踐層面,謹慎原則指向的是保守原則︰任何因于主體的改變都存在著變得更“惡”的可能,因我們無法完全證明任何改變之于“善”的必然趨近。因此,在空白情境中(不考慮改變的目的),改變前的基準狀態,作為最不壞的局面,至少從“省功”或簡約性(parsimoniousness)的角度是可以得到一定的辯護的。按照謹慎原則的思路,某物種的存在之于維持系統健康的正面作用的證據缺乏,應被解讀為尚未被證實,而非證明沒有或可完全替代性。進而,物種的完整性,作為改變前的基準狀態,具有保守意義上的規範意味,從而任何人工的偏離(如消滅天花病毒)都需為其必要性進行嚴格的論證與辯護。以前例而言,美國栗木或須鯨在生態功能上的可替代性只是限于經驗層面的具體觀察,而並沒有也不可能被絕對化(即成立于所有可能的個例)。因此,作為物種的美國栗木或須鯨的存在的必要性,即使從生態系統健康的角度而言,是無法絕對地被否定的,即便同樣無法絕對地被肯定。按照謹慎原則,這種既無法絕對地肯定也無法絕對地否定的不確定性,規範了主體行為在保守意義上的“應然”維度,即維持物種完整性是主體的首要義務(prima facie duty)。(48)對于維持物種的完整性來說,這一謹慎原則是不打折扣的,因它本身滲透了超驗的因子,即便窮盡經驗也無法徹底證明的。盡管積累無數的個例,後者永遠無法被完全地剔除盡自身的諸特殊性因子(它們使得個例成為經驗對象的可能)而升華為超驗原則。

    進一步地,假設我們可以完全證明某物種的存在與否對于系統健康的維持完全沒有影響,該物種是否可以被任意處置以換取主體自身的利益呢?克里考特(49)的回答是否定的︰基于利奧波德的思想,在他看來,作為倫理對象的物種還有著獨立于系統健康的道德可考量性,後者被冠以“物種續存的生物權利(the biotic right of species to continuation)”的概念。這一“權利”的內涵是道德主體對于作為社群成員(或社群本身)的物種(或系統)的自身“尊嚴”的確認。為此,克里考特(50)做了一個比喻︰如果醫生在病人身上隨心所欲地做外科手術以滿足醫生的利益,即使保證並不影響病人的健康,是違反病人作為社會成員的尊嚴的倫理原則的。同理,作為社群成員的物種的“尊嚴”,也給出主體行為額外的限定。這里,克里考特提出附于物種的“權利”與“尊嚴”,隱含著一個道義論的前提,即物種是具有自身的目的的存在,從而肯定了道德主體之于物種保護的直接義務。以此,獨立于生態系統健康的物種自身的目的的蘊含似乎偏離了克里考特所堅持的倫理本體一元論。這一點,克里考特本人似乎並未顧及到。

    在克里考特的考量中,這種生物權利對主體行為限定的內涵是狹義的,即僅僅作為物種的延續,從而區別于Tom Regan(51)的動物權利,後者致力于消除對無辜個體的傷害。相比功利論者,這種生物權利的規範性也是相當弱的。面對人與其他物種的沖突,雖然克里考特在經濟層面作了一定的讓步以保全物種,但在涉及其他更為核心的沖突中,基于其倫理累積的進路,克里考特的實踐優先級顯然是傾向于人的;甚至在經濟層面,克里考特(52)的讓步也是有限的︰

    我們的許多環境問題可以得到改善,如果我們舍棄過度的、鋪張的人類生活方式的諸奢侈品,而並非犧牲人類生命的必要性,對于後者我們有著強的義務以保障我們自身與他人。例如,相對于提高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一個或兩個百分點,保護瀕危物種免于滅絕是我們的強烈得多的義務。

    因此,在生態中心主義看來,人類之于物種保護之讓步的底線,大抵只是“富而無驕”的無關“緊要”的高姿態,而不具備“貧而無怨”的絕對命令式的執著。需要指出的是,在物種保護的問題上,克里考特暴露了自己極為反對的倫理多元化傾向。雖然克里考特可以說,謹慎原則,作為經驗世界中的實踐策略,維護的依然是生態系統健康之目的;但是克里考特對于物種尊嚴的強調,作為理想狀態下物種保護的根據,顯然與生態系統健康並不相涉。因此,以肯定物種保護而言,生態中心主義要麼是不徹底的即經驗性的,要麼是非一元論的。應該承認,如果存在物種保護的倫理依據,那麼該依據勢必要突破生態系統健康的範疇。

    三、生態中心論需對自然之“善”進行限定

    克里考特以生態系統的健康作為實踐的判據,而生態系統的健康基以干擾或變化“在空間與時間的正常的程度”,(53)後者以自然自身的(歷史的)程度與頻率為度量。(54)可見,克里考特的進路是自然主義的,即以自然本然意義上的狀態(變化的程度與頻率)作為環境倫理實踐的倫理判據。

    應該指出,克里考特籠統地將自然本然作為環境倫理的實踐判據是有問題的。例如,我們應如何看待史前的生物滅絕呢?假設類似白堊紀末期的因純自然因素造成的生物大滅絕(及生態系統的崩潰)發生在今天,我們是否可以認為這種大滅絕及系統崩潰是主體實踐的依據而不應違背呢?進一步地,我們應該如何看待伴隨著自然演化過程的一個物種的(必然的)消亡呢?以自然主義的邏輯而言,這種滅絕必然不是“惡”,後者又如何保證物種保護之義務的原則性呢?面對一種(不是因為人類活動及其影響,而是因為其自身適應性的相對退化而)瀕臨滅絕的物種,主體是否有保護它的義務呢?如果承認該義務,那麼主體實踐將違背自然選擇之優勝劣汰的演化法則,亦即與自然主義相矛盾;如果否認該義務,那麼物種保護的義務將不是原則性的,而是條件性的,而這樣的條件又是什麼呢?對此,克里考特並沒有闡述。

    以維護自然主義的底線而言,我們必須對物種保護的義務的原則性做出讓步,而闡明相應的條件性。例如,對于30年前天花病毒的滅絕、100年前北美旅鴿(Ectopistes migratorius)的滅絕與6500萬年前恐龍的滅絕,主體的自我道德判斷顯然是不一樣的。對于整體主義環境倫理而言,這里的主體自我道德判斷不可避免地涉及三項條件︰(a)主體之于物種的(歷史上的負面)影響,(b)物種之于主體的(可能的負面)影響以及(c)物種之于系統的(可能的負面)影響。其中,條件(a)構成因于主體行為的道德責任的必要條件;條件(b)承認了主體私利的權利因而削弱了主體之于該物種保護的義務性;而(c)體現了整體主義的考量因而增強了主體之于該物種保護的義務性。應該說,天花病毒的滅絕案例滿足條件(a)與(b);北美旅鴿的滅絕案例滿足條件(a)與(c);而恐龍的滅絕案例僅僅滿足條件(c)。因此,我們邏輯上無法,道德上也沒有必要為恐龍(或某一絕緣于主體的物種)的滅絕而負有道德責任,即使此物種之于系統具有重要的生態學意義,或者即使出于非倫理性的目的(如功利性或科學研究)主體主觀上不希望滅絕的發生或者曾經采取行為以避免該物種的滅絕。相反,對于主體行為導致的物種滅絕(如北美旅鴿),我們的道德負疚感是無法被剝離的,雖然在某些情況下,如出于主體生命權的自衛的需要以及物種之于生態系統影響的可忽略性(如天花病毒的滅絕),該負疚感對于理性主體而言是可以被其他考量所壓蓋的。即便這種人為滅絕是“應然”的,該負疚感也是不能消除的;以此,道德主體的負疚感是注定的,亦即難以避免的。因此,籠統地以自然本底的“是”為面向的倫理學是不恰當的,它將使得“應該”的範域極為廣大,從而勢必超越道德主體的實踐能力。一個合理的倫理學需要合理地劃定主體的道德實踐範圍。“過猶不及”,生態中心論需要對其所謂的自然之“善”進行限定。

    注釋︰

    ヾ孫亞君.從大地倫理到生態中心論︰整體主義環境倫理學進路[J].環境與可持續發展,2016,(2).

    ゝ盧風.整體主義環境哲學對現代性的挑戰[J].中國社會科學,2012,(9).

    ゞAldo Leopold.A Sand County Almanac and Sketches Here and There[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9:224∼225.

    々例如,自然意義上的演化,無論是它的發生、繼續還是完成,都離不開可由生態學諸指標所反映的動態的“變”或“偏離”,即生態功能的再調節與生態位的再分配。

    ぁJ.Baird Callicott.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296.

    あAldo Leopold.Conservation in Whole or in Part?[A].in Flader S.L.and Callicott J.B.,eds.,The River of the Mother of God and Other Essays by Aldo Leopold.Madison[M].Wis.: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1:310∼319.

    ぃAldo Leopold.Wilderness as a land laboratory[J].The Living Wilderness,1941,(6).

    いPaul L.Angermeier and James R.Karr.Biological integrity versus biological diversity as policy directives[J].BioScience,1994,(44).

    ぅJ.Baird Callicott.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362.

    うJ.Baird Callicott.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374.

    (11)J.Baird Callicott.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340.  (12)J.Baird Callicott.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349,362,375.

    (13)J.Baird Callicott.In Defense of the Land Ethic: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9:225.

    (14)J.Baird Callicott.In Defense of the Land Ethic: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9:90.

    (15)J.Baird Callicott.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126.

    (16)Aldo Leopold.Round River:From the Journals of Aldo Leopold[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3:146∼147.

    (17)J.Baird Callicott.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341.

    (18)Aldo Leopold.Conservation in Whole or in Part?[A].in Flader S.L.and Callicott J.B.,eds.,The River of the Mother of God and Other Essays by Aldo Leopold.Madison[M].Wis.: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1:310∼319.

    (19)Aldo Leopold.Conservation in Whole or in Part?[A].in Flader S.L.and Callicott J.B.,eds.,The River of the Mother of God and Other Essays by Aldo Leopold.Madison[M].Wis.: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1; 310∼319.

    (20)Eugene C.Hargrove.Foundations of Environmental Ethics[M].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89.

    (21)J.Baird Callicott.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344.

    (22)J.Baird Callicott.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380.

    (23)J.Baird Callicott.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363,368,373,376.

    (24)Bernd von Droste.The role of biosphere reserves at a time of increasing globalization[M].in Martin V.,eds.,For the Conservation of Earth,Golden,Colo.:Fulcrum,1988:89∼93.

    (25)J.Baird Callicott.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376∼377.  (26)J.Baird Callicott.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219.

    (27)J.Baird Callicott.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330∼331.

    (28)Gary P.Nabhan.The Desert Smells Like Rain:A Naturalist in Papago Country[M].San Francisco:North Point Press,1982.

    (29)David W.Ehrenfeld.Life in the next millennium:who will be left in the earth's community?[J].Orion Nature Quarterly,1989,(8).

    (30)J.Baird Callicott.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217.

    (31)J.Baird Callicott.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218.

    (32)J.Baird Callicott.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298.

    (33)J.Baird Callicott.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295.

    (34)J.Baird Callicott.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218.

    (35)J.Baird Callicott.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330∼331.

    (36)無論是倫理對象還是生命體都具有自身的“利益”,後者表現為一些元素或條件的必要性與趨向性,而對于至廣意義上的“自然”而言,任何元素或條件都不是必要的或趨向的。

    (37)J.Baird Callicott.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330∼331.

    (38)J.Baird Callicott.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218.

    (39)J.Baird Callicott.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95.

    (40)J.Baird Callicott.In Defense of the Land Ethic: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9:90,139.

    (41)J.Baird Callicott.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349,362,375.

    (42)J.Baird Callicott.In Defense of the Land Ethic: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9:225.

    (43)J.Baird Callicott.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362.

    (44)J.Baird Callicott.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72,169,174.

    (45)J.Baird Catlicott.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363.

    (46)盧風.整體主義環境哲學對現代性的挑戰[J].中國社會科學,2012,(9).

    (47)Ilya Prigogine.The End of Certainty:Time,Chaos,and the New Laws of Nature[M].New York:Free Press,1997:72.

    (48)這里,借鑒了Tom Regan的“首要義務(prima facie duty)”的概念︰首要(prima facie)意味著該義務的否決必須由否決者基以其他具有更高優先級考量的義務(如自衛)來為其否決辯護。參考︰Tom Regan.The Case for Animal Rights[M].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187.

    (49)J.Baird Callicott.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345.

    (50)J.Baird Callicott.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345.

    (51)Tom Regan.The Case for Animal Rights[M].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187.

    (52)J.Baird Callicott.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14.

    (53)J.Baird Callicott.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137.

    (54)J.Baird Callicott.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350.

作者︰ 孫亞君 責編︰ 範紅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