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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敗斗爭中法治認同的結構與功能

2018年04月18日 09:25:33 來源︰ 《中國共產黨》2017年12期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和全面從嚴治黨是黨治國理政的總體框架,是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的主攻方向。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五次全會上,明確提出按照“四個全面”的要求堅定不移地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也就是說,反腐敗斗爭要向縱深發展,必須有助于推進國家發展戰略目標的實現。為此,反腐敗斗爭必須肩負雙重任務,在不間斷的自我完善中擔負起社會建設的重任,而法治認同就是反腐敗發揮其社會構建功能的著力點。法治認同的本質是公民對法律規範體系及其價值基礎的認可和信守,反腐敗的法治認同功能是指反腐敗不斷超越其歷史形態,在預防和懲治違紀違法腐敗行為的同時,以社會心理建設為著力點,擔負起推動法治社會形成的現代使命。反腐敗斗爭中所形成的法治認同必須具有相應的結構特征,才能充分發揮其社會建設的功能。

    一、反腐敗斗爭中法治認同的結構

    一個事物區別于其他事物的原因,既可能是要素上的不同,也可能是要素結構上的不同。求治是人類社會的恆常目標,其要素的發現和存廢是歷史的。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人們常會面對同樣的要素,政治文化的差異主要源于要素結構的差別。萬事萬物都有其結構。通過反腐敗斗爭而形成的法治認同,要發揮相應的社會功能,必須具備以下結構特征。

    (一)以對依法共治的認同為核心

    依法統治是古代社會君臣集團的共識或者默契,對于下級來說,這一模式有助于他們預先弄清楚上級在行使賞罰權力的時候如何出牌;對于上級來說,它有利于他們把自己的利益、意願、要求等更便捷地和國家強制力掛鉤。依法統治能夠在法的基礎上減少君臣集團各方面的誤傷和互害,使人們各安其分、各得其所,實現統治的治。在這樣的格局中,對法律的信仰其實就是對法律作為統治手段的工具性和功能性偏好。

    當我們追問為什麼會有眾多腐敗者,以及為什麼會出現如此頑固的腐敗者的時候,就會發現反腐敗與真正的治本要求還有距離。當一些人以建章立制作為治腐之本的時候,他們是把法律和制度理解為堵塞腐敗漏洞的工具或材料,而不是把法律和制度的完善理解為對一切公共事務依法共治的實現過程。這種重“術”而不重“道”的反腐思路,固然可以使腐敗者暫時有所收斂,但也可能錯過從根本上治理腐敗的最佳時機,造成宿疾難醫的風險。中國古代的監察體制和相關法規在本質上是“術”而不是“道”,是專制之術的延伸而不是共治之道的體現。從術的角度講,監察體制和法規有時候還是比較完善的,例如,“到西漢中期,漢朝形成了從上至下,從左到右的多維監察網。御史府(司隸校尉)監察中央官吏,州刺史監察州郡兩千石官吏,督郵監察縣級官吏,廷掾監察鄉里官吏,而行政官吏與監察官吏左右牽制。這種多維監察網顯然使皇帝對百官、中央對地方各級官吏的監察更加完備”。[1](P166)但這種在“術”上下工夫的套路,並沒有給王朝政治帶來其所希望的長治久安,更沒有使一個民族的未來比過去面對更少的腐敗。所以,反腐敗還是要在“道”上做文章才是正途。

    無論什麼形式的反腐敗,都會對人的思想觀念產生一定的影響。對于反腐敗中揪出的那些腐敗者,其意義應該從它能否起到正人心的作用,以及起到了什麼樣的正人心作用來認識。一般情況下,反腐敗者希望自己的行動能夠促使社會成員更加重視道德修養和法紀約束,這無疑是合理的。然而,腐敗者對于有關道德和法紀的知識可能比普通人懂得更多,問題的關鍵不在于不知,而在于知行相悖,並且為自己的行為尋找自以為正當的理由。所以,反腐敗的震懾效果會受到各種“正當理由”的稀釋。同樣重要的是,只要公權力繼續有可能被私人利用的格局不改變,道德意識、法紀意識就不能僅通過反腐敗的震懾作用而轉化為個人行為的準則。

    反腐敗試圖影響人們的思想觀念,這一努力必須有個可供操作的中心目標。道德意識、法紀意識的可操作性都不強,而依法共治的意識則易于操作,並且是直接對準公權力被私人利用這個腐敗病灶進行的治療。反腐敗就是要形成這樣的一種社會心理,凡天下事均由天下人依法共治,所有的公共事務都由相關者依法共治,才能實現社會有序並保證公權力不被私人利用。以對依法共治的認同為核心,反腐敗發展就有了明確的方向和清晰的路線圖。如果講反腐敗而不講依法共治,那就是言不及義;如果講法治而不著力推進依法共治,那就是言不由衷。

    (二)以對法為治體、治為法本的認同為經

    法治國家不但有完備的法律,而且法律是治理的最根本依據,任何主客觀因素都不能成為人們在法律之上活動的理由。如果法律只是保證權力擁有者的活動永遠不會受到違法的指控,那麼,這樣的法律只是權力的工具。人們並不希望法律在反腐敗中為權力作背書,也不希望它成為輿論的應聲蟲。如果法律因為各職能部門包括反腐敗專門機構一時的需要而在那里不斷地改變自身,那麼,人們就不會關心法律究竟規定了什麼,而只關心各職能部門到底在想什麼。

    法律只有做到以治為本,才能成為為治之體,理想的反腐敗都是在推動形成治為法本觀念這一關鍵點上助力社會建設。對腐敗分子的懲治不能讓人只見法之表不見治之魂,或者說只知有如是的法律而不知有求治的精神和意義。對法律制度的完善也要貫穿求治的理念,從天下為公而不是從一己之私、從長治久安而不是從具體情勢、從客觀規律而不是從專家偏好、從社會認同而不是從自己方便、從解決問題而不是從應付輿論、從系統完備而不是從投機取巧等角度考慮。作為法律之本的治理,其含義是國家民族總體目標和政治宗旨的實現,法律代表和守護的是整體的正當性。一切滋生腐敗的法律制度從根本上說都是因為沒有做到以治理為本,只是以權力為本。權力為母,制度如子,制度服從權力便是天經地義,所以以權力為本的制度是不可能真正把權力關進自己的籠子里面的。中國古代的反腐敗有“法”有“治”,但沒有“法治”,這是因為中國古代的“法”是以統治集團的意志為核心的,在取向上是為了統治集團的方便,這樣的“法”不足以成為“治之體”。所以,反腐敗必須要弄清楚法律制度之本的問題,並且通過反腐敗活動把人們的注意力引向這一問題。

    只有同時滿足了法為治體、治為法本這兩個條件,依法共治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法治。作為以治為本和為治之體的理想的法律形成于依法共治的過程之中。換句話說,沒有依法共治的實踐,就沒有理想的法律。只有在依法共治的實踐中,人們才真正知道自己需要什麼樣的法律以及什麼樣的法律是好的。所以,對法為治體、治為法本的認同就是從對依法共治的認同中,通過實踐的幫助而延伸出來的經線,這些經線貫穿到公共事務的各個領域和方面,推動各種具體法律的自身完善以及相互之間關系的協同,成為維系法治認同的安全繩。

    (三)以對明德修身、德為治先的認同為緯

    在現代社會倡導德治,並不是對傳統德治精神的回歸,也不等于官方對于民間、上級對于下級的道德教化或道德強制。中國傳統德治的特點,一是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系上,強調統治者以愛民之心施行仁義之政;二是在官吏選拔任用中,強調德才兼備,德主才輔,忠君愛民是首要的標準;三是在治理體系的結構和為政之序上,強調教化為先,民生為本;四是在德與禮、政、刑、兵等各種治理手段的關系上,強調道德精神一以貫之;五是在明德修身的內容上,強調道德規範與社會身份的對應性。但正如人們所批評的那樣,公共權力運行的合道德性在古代社會並不是必然的事件。究其原因,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修養以仁政而不以共治為德,二是德性源于自律而不源于共治。

    無論是在古羅馬還是在現代西方社會,法治都沒有讓人們對道德采取絕對拒斥的態度,相反,有不少知名人士強調道德的重要性。如涂爾干指出︰“沒有哪一個民族沒有道德”[2](P8),並認為“道德的基本要素就是紀律精神”[2](P27)。毫無疑問,一個拒斥道德的法治社會是不可想象的。抵制德治的人們所抵制的其實並不是所有的德治,而是德治的一種歷史形態,即以德為本的德治。治理是所有正當治理手段的綜合運用,它既是法律的治理,也是政治、道德、文化等的治理。法治是一種治理體系、治理機制或者治理結構的稱謂。對法治的認同就是對這一治理結構中的各種要素及其關系的認同,其中當然包括對道德、紀律、國家、民主等的認同。在這樣的架構中,德治不再是與法治體系並列的另一種治理體系,而只是法治體系中的一個部分,在法治體系中德治的理想狀態應該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1.形成以依法共治為核心的政治倫理

    法治社會人們認同的首要政治品德是共治之德。法治認同中對明德修身、德為治先的認同,最重要的就是把依法共治作為根本的政治倫理,以取代傳統治理中處在核心地位的仁政愛民倫理。獨斷滋生腐敗,獨斷導致妄為,這是必須以共治為德的外在原因。以共治為德的內在原因,是法治只能夠兼容此種結構的德治。在法治社會,法律的本質已不是統治者管理自身和統治人民的規範體系,治理也不是君主治理百官,百官治理民眾。因為法治社會的權力運行中所有人都只是一種身份,那就是公民。評價一個掌握權力的人是否有德,首先要看他是否有與他人依法共同處理公共事務的心志和操守,看他在根據制度安排的共治行動中的表現。

    反腐敗斗爭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把法治社會所需要的政治倫理構建出來。依法共治是眾善之本,明德修身首先就是要秉共治之念,養共治之性,成共治之治。反腐敗不但是在和因為獨斷而腐敗了的人的斗爭,也是在和正在獨斷但沒有腐敗的人的斗爭。從社會大眾的角度講,要讓恪盡職守的人接受共治的機制,必須有足夠的力量。當獨斷權力的運行過程實現了廉潔化,留給社會大眾參與共治的機會可能會更少。所以,當腐敗高發的時候,在反腐敗的歷史性浪潮中,讓所有的人都達成實現依法共治的共識,便是千載難逢的契機。其實,清廉作為一種善行,如果能夠擺脫與權力私有為伍的傳統狀況,而與依法共治攜起手來,那便是清廉之士在道德境界上的自我提升。

    2.推動制度良知的覺醒,使治為法本落到實處

    法律必須是有道德的,才能成為良法。良法在某種意義上講就是出于立法者的良知而能致治的法律制度。黃宗羲在論及立法精神的時候說“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無法”[3](P6),講的就是制度良知問題。有學者指出︰“然則三代以下無法者非無制度也。其制度本于私天下之一念,大背貴民之旨,故不足以比三代之法耳。”[4](P396)所謂制度良知,首先是制度的制定者要有良知,立法者的良知是制度的科學性、實效性、預見性、公正性和廉潔性等的重要基礎。制度良知既體現為國家的法律制度是客觀規律的反映,也體現為法律制度是社會公平公正需要的守護。制度良知比個體良知對命運共同體的維持和發展來說更重要,因為無良制度的危害是廣泛的和長久的。反腐敗既要懲治無良個體,更要清理無良制度,使作為治體的法成為良法。

    制度良知內置于法律的精神,反腐敗就是要刺激制度良知的覺醒,使一切法律都經得起制度良知的檢驗。對法律與道德之間關系的討論,不能僅限于“法律和道德代表著不同的規範性命令,然而它們控制的領域卻在部分上是重疊的”。[5](P400)這樣的範圍。從制度良知的層面看,所有的社會規範都是同質的,而且必須是同質的。不論是法之所禁者為德之所倡、還是德之所惡者為法之所好的情況,都是因為制度良知沒有能夠在社會規範中實現同條共貫的結果。

    德法分立是指規範上的分別和功能上的分工,德法合一則是指制度良知上的相同與功能上的互補以及相互支撐的關系。反腐敗中人們認為制度建設是遏制腐敗蔓延的根本舉措,但什麼樣的制度才能遏制腐敗,這實際上包含了三個層面的問題︰一是如何確保所有被用于預防腐敗的制度本身是合乎廉潔要求的,即制度的廉潔性;二是如何確保廉潔的制度在實際運行中得到遵守,即制度的實效性;三是如何確保廉潔的制度在社會生活中始終具有生命力,即制度的持續性。這三個問題的答案不同程度地指向道德,向人們揭示這樣的道理︰即使是法為治體的社會,也不能否認德為治先的邏輯的合理性。對法律的認同不會削弱對道德的需要,而只會使道德在法治結構中的地位和形象的各種細節更加清晰。

    3.促進人們加強修養,消除人與制度之間的緊張關系

    人與制度關系的緊張,是社會生活中常見的事情。這里面有不同的情形︰一是立法者制度良知的缺失,使許多制度擠壓了社會大眾的正常的生存發展空間;二是制度體系固有的矛盾,使人們遵守此制度時與彼制度關系緊張,或者遵守某制度之甲條款時與乙條款關系緊張,最終無所適從;三是人們習慣于游走在法律制度的邊緣,或以惡意方式對待法律制度,不但自己感到隨時都有可能被懲罰的緊張,而且也使制度的守護者以及利益關系相鄰者感到緊張。如果制度是好的制度,那麼,人與制度關系的一定程度的緊張狀態未必不是好的。因為這種緊張是違法性質的緊張,是企圖以非法方式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在面對法律制度的威懾力時的反應。所以,人與制度關系的緊張有時候是對制度的肯定。

    人與制度緊張關系的消除,既要注重提高法律制度的質量,又要注重提高人的素質。在一個人們習慣了潛規則、法紀廢弛、生活松散的社會,驟然加大的反腐和立法、執法力度,無疑在短時期內會帶來人與制度的關系緊張。但反腐敗將最終成為消除人與制度關系緊張的一種活動,因為它既是對制度的改革,也是對人的改造。雖然道德與法律制度的適度分立是不容置疑的,但國家立法和執法的最根本目的是為了喚醒並強化人們的道德自律。有學者指出︰“新加坡的‘嚴刑峻法’不僅保證了新加坡有良好的社會秩序,也使更多的新加坡公民通過法律條規更加自覺地約束自己的社會行為,使人們不必為處理復雜的關系枉費金錢、時間和精力。”[6](P222)所以,良法不僅基于良知,而且為著良知。嚴刑峻法不只是要人畏罪,更必須要讓人好德。

    二、反腐敗斗爭中法治認同的功能

    反腐敗斗爭中形成的法治認同就是要以對法為治體、治為法本的認同為經,以對明德修身、德為治先的認同為緯,使法治認同成為既有其牢固的中心、又有其經緯的完整的立體架構。法治認同對法治社會建設所發揮的功能可以從如下方面來討論︰從它克服腐敗所可能造成的影響方面來討論,可稱之為政治清明的維持功能;從它改變人的行為方式、制度等方面來討論,可稱之為社會規範的改善功能;從它催生新的思想觀念、社會心理等方面來討論,可稱之為思想文化的塑造功能。

    (一)政治清明的維持功能

    要認識反腐敗法治認同的功能,必須了解反腐敗的戰略地位。如果我們把社會比喻為一個不斷外拓與堅守的組織及其過程,那麼,社會的各層級、各領域必定有許多等級不同的中樞或者大本營,腐敗現象的發生意味著中樞或者大本營在遭受攻擊時受損甚至于淪陷。腐敗者一般經歷了三種不同意義的淪陷︰相對于良知的淪陷、在行賄者跟前的淪陷以及在組織紀律和法律面前的淪陷。腐敗者被繩之以法的時候,其對社會的直接危害結束了,但間接危害遠沒有結束。這些間接危害包括︰(1)精英群體污名化;(2)社會價值觀受損;(3)社會制度受損;(4)對社會資源分配方式的懷疑;(5)對社會前途的擔憂;(6)對經濟、政治和社會運行的其他方面的影響;等等。所有被認為應該由精英支撐起來的結構性要素,都可能因為部分精英的淪陷而受到沖擊。

    沒有一個中樞淪陷的社會能夠繼續其外拓與堅守的過程,對于任何一個社會來說,如果說各種刑事違法犯罪是手足之疾,那麼,腐敗違法犯罪就是心腹之患。反腐敗作為對社會中樞的防衛,既要針對所有崗位和制度進行基礎性防衛,又要針對關鍵崗位和核心制度進行特殊性防衛。如果一些中樞已經淪陷,則防衛工作就變成修理破損、收復失地和自我革新。反腐敗不但要終止腐敗者對社會的直接危害,還要消解腐敗者對社會的間接危害,以實現社會中樞的保護,維護社會的正常運行。

    腐敗對法治建設的破壞主要表現為誘使人們偏離對法為治體、治為法本的認同。反腐敗要實現清廉政風贏得民心,必須以對公共事務的依法共治為基礎,而這一切的實現,又發端于反腐敗過程中人們對依法共治的認同。以依法共治獲得的法治認同意味著人們能夠理性地看待與法治事實並存的各種社會問題,一個政黨、一個政府莊嚴地把法治作為價值觀,就是向社會承諾法治約束權力的剛性要求,真正實現人民的權力來源于人民的權利。一個人如果真的認同了法治價值觀,他就得做好隨時與其他人共享公共權力的準備,把共治作為自己的法定權利和義務。如果人們形成了法治認同,有了真誠的法律精神,就會在時時、處處、事事上都尋走正道,才有利于做好社會中樞的各項防衛工作。這類似于王陽明所講的︰“蓋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至于不可窮詰,而但惟致此事親從兄、一念真誠惻怛之良知以應之,則更無有遺缺滲漏者,正謂其只有此一個良知故也。”[7](P227)以法治認同為目標,反腐敗在許多國家就有了社會革命的意義,人們可以借助于反腐敗之力量,實現政治清明,有效保護社會運行的生命線。

    (二)社會規範的改善功能

    1.對人的行為方式的改善

    我們需要的是對社會規範起到改善作用的反腐敗,但這並不意味著所有形式的反腐敗都必然有這樣的功能。反腐敗究竟是改善了人的行為方式、法律制度,還是強化了已有的行為方式、法律制度,這都取決于反腐敗的性質和水平。

    中國歷史上的反腐敗是社會維持型的反腐敗,而不是社會改善型的反腐敗。雖然歷朝的反腐敗都有“明刑弼教”之義,但由于中國文化中禮法合治模式的早熟,刑與教高度同質,所以反腐敗的立法和司法實踐與社會建設構成了嚴密的相互強化關系,反腐敗不會帶來一個新質的社會。這一點和歐洲等一些地方同時期法律的發展中不時有質的飛躍是不同的。研究者們指出,在中世紀中期,西歐法律發生了“很大變化”,其中之一就是“從公元12世紀初開始,由于各地經濟發展的需要,首先在意大利,然後在法、德展開了對羅馬法的研究和應用,以補充法律的不足。法學著作中把這一現象叫做羅馬法的復興。羅馬法的采用有利于王權的加強,對西歐資本主義經濟的成長和民族統一國家的形成起了促進作用,在西歐法律發展史上具有重大意義”。[8](P64)

    反腐敗的法治認同突出依法共治,依法共治的順利實踐能使人們加深對法的地位和精神的感悟,即使實踐中遇到挫折,人們也不會輕易放棄對作為以治為本和為治之體的法律的認同,因為糟糕的法律不會妨礙人們對理想法律的向往。反腐敗中形成的法治認同對人的行為方式的改善,大致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人們習慣于遵守公正的社會規範,而如果規範是不公正的,那麼人們就自覺地促使規範變得公正。如果反腐敗是用公正的法紀去制止和矯正不公正的行為,那麼,人們對于法紀就是心悅誠服的。二是當社會規範的公正性不得不因為特殊的社會關系而發生偏折的時候,人們依然能夠清晰地知道公正性的底線在哪里,並且遵守這樣的底線。三是人們對所有正式的社會規範的態度是正大光明的,而且是能夠正大光明的。

    2.對社會規範體系及運行機制的改善

    關注法治認同的反腐敗可以通過完善其自身的體系,帶動社會規範體系及運行機制的改善。有學者在討論社會越軌的時候指出︰“社會規範的功能是制約社會行為、調節社會關系和規定社會活動空間,它本身具有歷史性和階級性。由于人們社會行為的復雜性、社會成員自身素質及階級地位的差異性,在實際的社會生活中,偏離或違反社會規範的越軌行為在任何社會都是不可避免的社會現象。”[9](P274)毫無疑問,人類社會不會因為有社會規範而使越軌行為消失。在討論反腐敗的社會改善作用的時候,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是︰反腐敗固然可以減少腐敗這種越軌行為發生的幾率,但它能否減少其他越軌行為的發生?例如,如何確定政治清明和社會風氣好轉之間存在著因果關系?認為有權力的人能夠帶壞或者帶好社會風氣,是否也是一種“官本位”思維的體現?在一些事實真偽難辨的事情上,最好的辦法是從價值之善的角度決定是否采取行動,然後在確定了的行動中努力實現事實之真。以政治清明帶動社會風氣好轉是符合價值之善的,所以是應該采取行動的。

    以反腐敗體系的完善帶動社會規範體系的進步,作為以政治清明帶動社會風氣好轉的切入口,這在操作上是具體的和可行的。關鍵是要找準反腐敗體系與社會規範體系的對接點,在實現對接的同時限制其他對接點的自由形成,而這一對接點就是法治認同。權力之所在,必定是社會資源之所聚,所以,權力是一切社會活動的向心力。以依法共治為核心的反腐敗體系規範了任何人觸踫權力的渠道,也就增強了對任何打算觸踫權力的人的行為的可預期性和可控度。反腐敗並不深入到社會各層面各領域去約束人,但只要掌握好了法治認同這個權力與社會的對接口,就會使人們在觸踫權力的過程中發生入鄉隨俗的那種變化,社會規範體系就會有了自我革新的動力。

    3.對人與社會規範體系互動過程及機制的改善

    社會的深刻變革既體現為人的行為方式的改善,也體現為社會規範體系的改善,但其最終的效果取決于兩者的互動過程。人與制度的互動過程是復雜的,一個人不管其行為方式如何改進,也很難一下子達到孔子所講“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為政》)的境界。也就是說,人在與制度的互動中要做到行為方式自然而然地完全契合制度的要求,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這個過程既需要歷史經驗的不斷積累,也需要人生智慧的逐步提升。對于社會精英而言,來自反腐敗領域的許多信息將成為他們在與制度的互動中成熟起來的催化劑。當反腐敗的許多案例經過各種媒介的密集和持續傳播,人們“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論語•里仁》)的氛圍更加濃厚。而那些來自身邊的、熟悉群體中的以及個人所關注領域的反腐敗信息,更能刺激人們進行比對,以免在相似的事情上重蹈覆轍。

    孔子說︰“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又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因為個人境界的差異,人們在與制度互動的過程中對待制度的態度有所不同。反腐敗除了提供人與制度互動失敗的先例供人們比對之外,還要從三個方面喚醒社會良知︰通過對腐敗者的懲處,喚醒其做人的基本良知;通過對腐敗機會的預防,喚醒社會大眾對明法致治的共生良知;通過制度改善和個人修養,喚醒人們心中更深層次的樂善良知。通過反腐敗而形成的法治認同有利于人們在法律明文禁止的地方知止,也有利于人們在法律尚未明文禁止而應當禁止的地方知止,既捍衛法律條文,也捍衛法律精神。反腐敗的社會改善意義之一,就是人們基于對一切社會規範之總精神的體悟之上的知止態度和習慣。

    (三)思想文化的塑造功能

    文化是民族國家生存發展的血脈,是把民族國家無數的個體、組織在綿延和遼闊的時空中聯結在一起的唯一紐帶。反腐敗具有塑造文化的意義,這個命題並不僅限于人們已經討論得比較多的狹義的廉政文化或政治文化、法治文化建設方面,而且包含了場景更為宏偉、影響更為深遠的文化質變或者文化轉型的問題。這後一種情況是從一些歷史現象中總結出來的結論。一些學者認為,中國文化的第一場可考的大變革發生在殷、周之際,“王國維指出,從表面上看來,殷周代謝,不過是政權更迭,都城西移;但是,這一次變革的本質,是‘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是中國古代任何一次改朝換代都無法與之比擬的……周公制禮作樂奠定了中華禮樂文明的底蘊,是一場比武王克商的意義還要重大的文化革命”[10](P33)。殷周之際的文化塑造工程反映了中華文化的開始由神本文化向人本文化的轉軌,文化結構由以鬼神為中心變成以人事為中心。這種轉軌並非文化要素的簡單取舍,而是在繼續保持鬼神與人事並存的格局下,把一些關鍵要素的關系顛倒過來,變成以人事為中心重新安排鬼神及其他文化要素在結構中的位置。這樣,文化的繼承性和穩定性因原要素的存留得到保障,而文化的創造性和發展性則因新結構的形成得以實現。

    反腐敗對人們思想觀念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但在不同的時代條件下,人們關注的重點可能不一樣。這里面有個引導的問題。引導有三種情形︰第一種是通過語言文字的“明引”;第二種是通過流行觀念、習俗等的“借引”;第三種是通過制度設計和制度運行的“暗引”。我國古代社會的反腐敗把人們的思想觀念主要引向強化德治,就是上述引導方法的綜合運用。有學者指出︰“在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下,統治者的權力缺乏有效約束。在政治體制暫時無法改變的情況下,要抵制和防止政治腐敗,可行的途徑之一就是從觀念層面倡導德治,反對貪暴,使為政清廉成為社會推崇的價值觀念。”[1](P188)人們重點關注行使權力的人,而將關注權力行使的體制機制放在次要位置。傳統的以德治國在一定意義上就是以德專權,統治者必須具有讓各方面放心的操守以便使大權獨攬看起來是正當的。

    反腐敗需要文化的支持,而反腐敗同時塑造著文化。反腐敗對文化的塑造,主要是通過使某些反腐敗制度成功嵌入社會規範體系並發揮作用來實現的。當然,一項新制度的加入並不總能帶來一個新的制度體系,但一項新的制度在恰當的時機成功嵌入原有制度體系的關鍵位置,就會造成制度體系的連鎖反應。而在思想觀念→制度體系→生活方式逐級遞進的文化塑造過程中,制度體系的質變更為關鍵。現代反腐敗是面向命運共同體的反腐敗,反腐敗的落腳點是權力運行中的廉潔對于整個社會的重要性。注重法治認同的反腐敗會帶來一系列的新觀念。例如,秩序的基礎是服從良法而非服從權力,平等的實質是依法維權能力的均等,等等。就面向法律的平等而言,反腐敗要給人們這樣的希望,即在腐敗案中的利益受損或者價值觀受傷的人或組織在申索自身權利的時候,不應感到任何能力上的不足。現代反腐敗也使得一些以傳統形式表達的現代觀念具有了與傳統不同的內涵,例如,勤政愛民的內涵由德本位轉變為法本位,即它不是官員額外施舍民眾的美惠善舉,而只是依法履職的法定義務。

    綜上所述,法治認同所具有的社會建設功能,在于其內部的多維結構的相互支撐關系。法治認同連接了反腐敗的不同階段及其任務,把反腐敗作為實現社會法治認同的重要抓手,不但是把反腐敗斗爭引向深入,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取得壓倒性勝利的必然要求,也是法治社會建設的必然要求。原文參考文獻︰? [1]卜憲群.中國歷史上的腐敗與反腐敗(上)[M].廈門︰鷺江出版社,2014. ?? [2][法]愛彌兒•涂爾干.道德教育[M].陳光金,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3]黃宗羲.明夷待訪錄[M].黃宗羲全集(1),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 [4]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 [5][美]E•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M].鄧正來,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 ?? [6]季正矩.通往廉潔之路︰中外反腐敗的經驗與教訓研究[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 ?? [7]韓強.重讀王陽明[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 [8]由嶸,胡大展.外國法制史(第2版)[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 [9]鄭杭生.社會學概論新修(精編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

作者︰ 秦馨/黃義英 責編︰ 範紅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