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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合制結構︰“聯合黨建”與“三社聯動”科學對接

2018年04月18日 09:27:59 來源︰ 《中國共產黨》2017年12期

    2017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和完善城鄉社區治理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中明確指出,“統籌發揮社會力量協同作用”要“推進社區、社會組織、社會工作‘三社聯動’,完善社區組織發現居民需求、統籌設計服務項目、支持社會組織承接、引導專業社會工作團隊參與的工作體系”[1]。至此,“三社聯動”作為社區治理的一般工作機制得到了進一步明確和認可。“三社聯動”之所以能夠成為社區治理的一般機制,原因在于“三社”——社區、社會組織、社會工作是提高社區公共服務水平,完善社區治理結構必不可少的要素。我國的基層治理主要是社區治理,雖然社區是居民自治的場域,社區居委會是居民自治組織,但現實中社區居委會是兼具政府和社會雙重性質的角色,社區對于溝通國家和社會而言有“上傳下達”的意義,正因如此,“三社聯動”本質上是一種政社合作機制。受政社關系未理順、社區自治水平落後等影響,“三社聯動”機制的運轉遇到一些瓶頸。本文通過分析認為,社區聯合黨建是解決社區治理內卷化和社區黨建形式化的關鍵一招,推動“三社聯動”的根本舉措是進一步完善社區聯合黨建與社區治理的復合制結構。

    一、治理問題視域中的“三社聯動”

    “三社聯動”作為政社合作治理的機制創新,主要是通過培育和發展社會組織、社工機構,在社區治理中發揮其各自的優勢,進而調整原有的社區治理結構和治理方式,形成新型的政社關系,最終提高治理的服務水平與效果。就此而言,對“三社聯動”機制創新的探索和總結,是推動構建我國現代化治理體系的重要內容。當前,學界對三社聯動的概念、內容的相關研究尚存在一些爭議,總結並概括了三社聯動的一些運轉模式,對解決三社聯動所面臨的諸多問題的思考逐步集中于如何建立和完善三社聯動的工作機制,但是所提出的推進策略仍然以宏觀指導為主,對建立聯動工作機制的一般規律還不夠具體和明確。尤其是沒有將社區黨建工作與之聯系起來考慮,因而成為一大缺憾,需要我們對社區治理實踐中的創新性成果——“聯合黨建”與“三社聯動”的科學對接——加以深入研究。

    (一)“三社”的概念解析

    “三社”中的社區如果作為日常中單獨被使用的概念,主要是指居民生活和企事業生產經營所在的地域和空間,而作為“三社聯動”的行動主體,社區主要是指社區居委會。社區居委會代表社區居民的利益和意志,對居民負責,社區公共服務的開展一般都需要經過居委會,居委會同時也具有協助國家基層政權管理社會的職能,因此它是“三社聯動”的核心。在社區當中,除居委會之外,還包括單位、企業、各類社會組織和居民等眾多主體,由于居民作為個體發起“聯動”的能力與意願均顯不足,單位和企業又有其自身特定的目標,因而它們都無法作為“三社聯動”的主體。

    各類社會組織既能夠主動發起“聯動”為社區提供服務,同時也是被聯動的主要一方。根據“中國社會組織網”網上辦事大廳的劃分,我國社會組織一般包括社會團體、民辦非企業單位、基金會、涉外社會組織[2],學界對“三社”中社會組織的具體所指尚存在爭議,例如作為“三社”中的社會組織是“具有非國家性和非市場性的組織”還是也包括“公有、服務、商業和互惠等組織”,是“地域內社會組織,還是地域外社會組織,抑或兩者均可”[3]。對此有學者認為社會組織應僅指“新型社會組織”,主要是“政府著力培育的公益慈善類、城鄉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特別是以社會工作者為主體的社會工作專業機構”[4]。本文認為,對“三社”中社會組織的界定要避免想當然和復雜化,應當在把握上述四種類型社會組織特征的基礎上,結合各地區社區建設的實際需要來判斷。在此意義上,任何有利于社區發展、能夠提升社區居民生活水平和社區治理效果的社會組織都應當作為“三社聯動”的主體。

    “三社聯動”中的社會工作是指能夠提供專業社會工作服務的社工機構和社工團隊。對于當前部分地區缺少甚至沒有專業社會工作機構和社會工作者,而由原社區工作人員考取專業社會工作者資格的情況,本文認為原社區工作人員在考取專業社會工作者資格之後,由于其人事關系仍屬于社區居委會,其應當仍然屬于“三社”中的社區一方。這樣可以避免混淆社區居委會工作人員和專業社會工作者帶來的混亂,有利于鼓勵欠發達地區專業社會工作機構的發展,同時也有助于緩解社區的資金和人事負擔。

    (二)“三社聯動”的內容及其運轉模式

    社區居委會、社會組織、社會工作三者構成社區居民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務的主要載體。“三社”之所以需要聯動的原因在于作為居民共同生活的家園——社區,其內部公共事務的處理需要由社區各方主體共同承擔,其中一些事務還必須引入相關方面的專業人員。

    1.內容︰社區管理和社區服務。從現有的研究來看,在談及“三社聯動”所針對的社區公共事務時,曹志剛提到了“社區管理協調、社區服務提供、社區矛盾調解、社區文化活躍”[5];顧東輝將“社區服務、社區建設、社區治理、民政工作”[3]相並列;葉南客、陳金誠將主要公共事務概括為社區建設,社區建設又具體包括社區公共管理和社區公共服務[6];等等。本文認為,社區治理與國家治理、社會治理等是較高一級的概念,在表述當中,不應再將社區治理與社區建設、社區管理、社區服務、社區安全等概念相並列,社區治理是指針對一切與社區相關的公共事務進行的治理活動,社區治理包括社區服務和社區管理。根據《意見》,社區服務和社區管理涉及勞動就業、社會保障、衛生計生、教育事業、社會服務、住房保障、文化體育、公共安全、公共法律服務、調解仲裁等,還有與社區相關的法規、制度、機制、信息化等建設。因此,“三社聯動”的內容包括對社區內與社區居民的利益密切相關的多種公共事務的治理,且主要集中于社區公共服務類。

    2.運轉模式︰角色和關系。對于“三社”如何聯動,在實踐中又形成了哪些模式,學界主要從社區、社會組織、社會工作各方在社區治理中的地位和角色入手進行研究,並根據三者相互間的關系總結出聯動的模式和過程。

    “三社”在社區公共事務治理之中的地位和角色。有學者從“三社聯動”中的行動主體所扮演的角色對當前“三社聯動”的工作機制進行了分析。他們認為,從主體角色來看,社區居委會是以社區居民與基層政府的雙重代理人身份與社會組織及社會工作者在社區這個特定的場域中進行合作互動,主要扮演主導者、資源整合者的角色;社會組織主要是開展社區服務的重要載體、居民參與社區生活的有效途徑、社會工作者的就業渠道;社會工作者的角色一般是專業服務的提供者、資源鏈接者、專業指導者、組織協調者、倡導推動者[7]。

    就三者之間的關系,有學者認為“居委會與社會組織的關系是基于契約(購買合同)的合作伙伴關系。居委會與社會工作者的關系,更多是提供入場通道和服務平台。居委會與基層政府之間是指導與被指導、監督與被監督的關系,促進政府實現自下而上的轉變。社會組織和專業社會工作嵌入社會管理體制中,能夠促進居委會能力的增強,提升工作理念和方法”[4]。通過對實踐中形成的幾種模式的具體內容進行比較,可以發現,“社會組織委托型”“社會機構服務型”“項目指導型”等三種模式的不同點在于,不同地區開展社區治理創新過程中對承擔社區服務主體的倚重有所不同,而三種模式的運轉機理基本可以概括為由政府及社會提供資金、社會組織和社工機構提供專業服務。而“社區內部發展型模式”的形成是由于欠發達地區社會組織發育程度低、缺少專業的社會工作機構,因此只能以社區居委會作為提供社區服務項目的主體。

    (三)“三社聯動”的困境與推進策略

    “三社聯動”面臨的瓶頸主要是當前多數社區仍停留在沒有聯動的層面,社區居民的參與程度不高,社區治理缺少資金與組織支持(尤其是欠發達地區的社區)。究其原因,主要是政社合作的制度機制不成熟,“社區社會組織的能力有待提升、社會工作專業服務發展的外部環境需要進一步改善”[8]等。對此,推進“三社”聯動的總體思路是以黨和政府為核心,進一步調動社區與社會力量完善社區建設,形成有效的治理結構,建立完整的協調機制、協作機制和合作機制,明確街道、社區、社會組織、社會工作之間的關系與職責。推動“三社聯動”的具體策略以“進一步明確政府和社會各自的職能”“加強對社會組織培育”“提升社工機構專業水平”等為主。

    事實上,“三社聯動”本身是針對治理問題而在實踐當中形成的合作機制,對“三社聯動”的研究不應只局限于聯動的主體和聯動的內容。作為社區治理結構的組成部分,“三社聯動”的運轉同樣受到基層治理結構其余環節的影響,尤其是“三社”必然與基層重要的治理資源——黨組織存在緊密的聯系。而無論從實踐中抑或從理論上考察,我國基層黨建在社會治理過程中正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原有的黨政體制在現有的政社合作關系模式中逐漸形成一種具有特色的社區復合制治理結構。在社區治理中,充分發揮“三社聯動”與基層黨建的合力效應,需要對社區治理與基層黨建之間的關系作整體性分析。

    二、社區黨建與社區治理的復合制結構

    “三社聯動”作為政社合作治理機制的創新,其在運轉過程中同樣面臨社區治理內卷化的問題,街道(鄉鎮)在將資源下沉到社區的同時將大量基層管理的行政工作一並轉移給社區,增加社區的行政事務負擔;而“三社聯動”是以社區為核心,以居民的需求為出發點,充分發揮社會組織和社會工作者的服務功能,因此“三社聯動”既要避免成為政府行政管理決策輸出的“執行機制”,同時也需要社區、社會組織、社會工作能夠在實現自主聯動和有效聯動中堅持社會主義的政治方向,提高社區服務水平。當前,在眾多地區已經得到大量實驗的“聯合黨建”與社區治理的復合制結構在黨建與治理兩個方面均取得突出的成績,既能夠保證黨對社會治理工作方向的引導,同時也為社區治理資源的整合、共享,社區事務的協商、管理提供平台。

    (一)基層黨建與社區治理的內在關聯

    基層黨的建設和社區治理是當前國家治理在基層的兩項主要方略。推動形成“一核多元”的基層治理結構決定了基層黨建和城鄉社區治理並不是兩套相互獨立的方略,在實踐當中,兩者既有各自的結構與運轉機制,也有交叉與重疊的地方。通過考察社區治理和社區黨建在目標、主體、內容、制度等方面的要素,不難發現二者之間存在的關聯,詳見表1。

    從目標來看,《意見》指出城鄉社區治理的總體目標是︰“到2020年,基本形成基層黨組織領導、基層政府主導的多方參與、共同治理的城鄉社區治理體系,城鄉社區治理體制更加完善,城鄉社區治理能力顯著提升,城鄉社區公共服務、公共管理、公共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它還規定︰“把加強基層黨的建設、鞏固黨的執政基礎作為貫穿社會治理和基層建設的主線……推動街道(鄉鎮)黨(工)委把工作重心轉移到基層黨組織建設上來,轉移到做好公共服務、公共管理、公共安全工作上來,轉移到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良好公共環境上來。”[1]因此,社區黨組織建設與社區治理在構建形成黨政主導、社會協同、公民參與的現代基層治理體系上和凝聚黨員,服務群眾,提高社區居民生活水平,建立和諧幸福的生活共同體這兩個目標上是根本一致的。

    從主體來看,基層黨組織建設的主體十分廣泛,既有垂直關系也包括橫向聯系,區(縣)黨委、街道(鄉鎮)黨委、社區黨組織構成垂直隸屬關系,而社區黨組織與駐區單位、企業、社會組織黨組織構成橫向聯系,通過縱向管理和橫向聯合,基層黨組織形成了廣泛覆蓋社會層面的組織網格。與此相比,社區治理主體除區(縣)和街道(鄉鎮)等政府之外,社區居委會、業主委員會、社會組織、社區工作者、駐區單位、企業由于各自功能和業務存在的差異較大,往往因共同處理一些事項而發生聯系,平時基本處于非鏈接狀態。但是,不難發現通過吸納黨員或黨組織嵌入的形式,基層黨建主體與社區治理主體幾乎可以形成一一對應的格局,這為通過“聯合黨建”建立社區治理主體之間的聯動工作機制提供了條件。

    從內容來看,隨著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單位制向社區治理轉變,基層治理結構面臨著黨本身的發展變化、政黨與社會的關系、社區黨建與社會主義基層民主政治的關系等眾多關鍵問題,社區黨建面臨著“黨建資源缺乏、流動黨員、老年黨員、‘兩新’黨員的管理和教育困難”[9]等問題需要解決,如何使基層黨組織凝聚廣大黨員,投入到新時期中國現代化面臨的時代使命當中,重新煥發中國共產黨服務群眾、領導群眾的生機活力,始終發揮黨在領導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中中流砥柱的作用是社區黨建的根本方向。盡管基層黨務與社區公共事務相比而言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但黨組織建設的根本目的仍然是聯系群眾、服務群眾,只有將社區黨建的黨務工作與社區治理的各項工作結合起來,才能避免基層黨建的形式化。

    從制度來看,社區黨建的主體都屬于中國共產黨的分支機構或黨小組,黨員有著共同的信仰、綱領與行為準則,與社區治理主體相比較,“三社”由于價值追求、組織原則和工作程序缺少一致性,因而聯動工作體系的建立較為困難。但是通過在社區層面吸納和嵌入等形式加強社區黨組織與社會組織、社會工作機構中黨組織、黨員的聯系,拓展基層黨組織和擴大黨的工作覆蓋面,在街道(鄉鎮)與社區的中觀層面,建立聯席會議、大黨委、區域化黨建等聯合黨建工作體系,能夠有效地達到組織、人力、物質、文化、信息等資源共享的目的。

    (二)聯合黨建與社區治理的復合制結構

    基層黨的建設的形式化和社區治理內卷化是目前基層治理面臨的主要問題。某些地方創新性地將基層黨建與社區工作有機結合,不僅豐富了黨的建設的內容,使黨在基層的作用和活力更加明顯,同時也鞏固了黨同人民群眾之間的血肉聯系。更為重要的是,基層黨建的創新也為社區治理提供了有效的組織保障和制度支撐,有利于提升社區的自治能力,為推動“三社聯動”開創了新的思路。例如武漢武昌區的“整體性黨建”、上海市街道的“黨建聯合體”、南京鼓樓區的“一委兩體三會四機制”的社區“黨建扁平化”領導體制、溫州市的“社區化黨建”等等。

    武漢武昌區的“整體性黨建”,其具體做法是首先完善組織體系,包括縱向到底與橫向到邊。縱向到底是指建立健全“街道大工委-社區大黨委-網格黨支部-樓棟黨小組-黨員中心戶”的垂直架構,橫向到邊是指街道黨工委與駐區單位聯建區域化黨組織。建立以社區黨組織為領導核心,社區居委會、業主委員會、物業服務企業、駐區單位、群眾團體、社會組織共同參與的區域化組織體系和社區治理模式。遴選社區民警、小區業委會、物業服務企業、駐區單位、社會組織等方面的優秀黨員代表兼任社區黨支部委員,組成社區“大黨委”。以區域黨建協調委員會、黨建聯席會、社區議事會為平台,明確共建任務清單,建立駐區單位社會責任報告制度,完善駐區單位參與社區治理的責任約束和考核評價機制。

    溫州市的“社區化黨建”,以社區黨組織為中心,推行“1+N”組織設置模式和大黨委體制。在“1+N”中,1為社區黨組,統籌負責整個社區黨建工作;N為能隸屬于社區黨組織管理的單建和聯建黨組織,一般為村(居)、兩新組織等黨組織。其中聯建黨組織主要負責社區內未建黨組織單位的黨員發展、管理和流動黨員的管理教育,以及流出黨員的協管,並發揮黨組織孵化器和黨員隊伍蓄水池的功能。對社區內未建黨組織單位的黨員,組織關系統一轉到聯建黨組織。社區黨組織大黨委體制是指建立“社區大黨委”,領導班子成員人數按轄區內的村(居)、“兩新組織”和駐區單位的黨組織和黨員數量而定,上述各黨組織負責人擔任社區黨組織委員,組織關系不隸屬于社區黨組織管理的單位黨員負責人可擔任兼職委員。此外,按照有利于整合社區內黨建資源和力量、有利于提升基層黨組織服務能力和水平的原則,建立社區黨建聯席會作為統籌社區黨建工作議事協調機構[10]228-230。

    以上案例表明,“聯合黨建”主要是指以社區黨組織為核心,通過“大黨建、黨建聯席會、黨建社會化”等形式,組建由社區、駐區單位、企業、社會組織中的“黨政一把手”組成的聯合黨建委員會,聯合黨委會負責協商討論社區黨組織提出的有關社區黨建和社區治理的重大事務,部分社區由于缺少組織、資金、人力資源,進一步將區(縣)、街道(鄉鎮)一級的社區工作負責人納入聯合黨建委員會之中,實現黨建與治理的扁平化格局,促進治理資源的優化配置。其工作方法大致分為兩個部分,首先通過“吸納”或“嵌入”等方式,完善區(縣)、街道(鄉鎮)、社區、駐區單位、企業、社會組織、樓棟等治理主體中的黨組織建設,實現縱向到底與橫向到邊的組織覆蓋網絡;其次通過“大黨委”“黨建聯席會”“區域化黨建”等形式,建立涵蓋社區治理主要各方負責人在內的聯合黨建委員會。“聯合黨建”與社區治理的復合制結構是指在建立上述聯合黨委會的基礎上,建立社區治理協商委員會或社區治理議事會,社區治理機構與聯合黨建委員會的關系基本是“兩套機構一班人員”,兩套機構的“黨政一把手”由社區主要負責人“一肩挑”,或可以設立黨建專職副書記。在社區治理機構中,可根據社區事務分設社區管理委員會、社區服務委員會等機構,領導社區便民大廳、社區服務中心等類似工作。同時,完善居民大會、居民議事會,建立述職評議制度,加強居民大會對上述機構的監督,詳見圖1。

    三、“聯合黨建”推動“三社聯動”的優勢與對接方案

    隨著社區治理的實踐經驗不斷得到總結,治理思路的創新也不斷跟進,“三社聯動”作為我國社區治理創新的主導模式已經普遍推開並得到廣泛的認同。考慮到我國社會組織化程度較低,公民參與不足,而基層黨建兼具政、社兩種功能和特征,因此,“聯合黨建”可以成為解決“三社”聯動能力不足和社區黨建形式化兩個問題的關鍵“一著”。

    (一)優勢分析

    社區治理結構是我國國家治理體系的基礎層級,既為國家治理體系輸入權威性和合法性的“元治理”資源,同時也承擔著國家治理總體戰略決策的落實與實現。我國“現代化治理體系”的基本特征是黨政主導、社會協同、公民參與的合作治理,這一特征在社區層級表現更加突出。目前,雖然在社區治理過程中形成了政府、社會、市場、個人等眾多治理主體共同參與的格局,但是多元主體之間能夠形成“血脈通暢”的治理結構,仍有賴于突破體制性的障礙和完善“三社聯動”的工作體系。“政社合作”的前提是合作的各方厘清自身的職能,明晰各自的優勢與不足。從合作各方的具體情況來看,黨政在區(縣)以及街道一級的組織架構與運轉機制已經較為健全,優勢在于掌握了充足的資源,不足之處在于無法使分配在各種社區事務上的資源達到效益最大化;而社區、社會組織、社工機構等社會內部各方的關系和各自的功能因高度的分化,使得它們在提供部分職能上具有專業優勢而且有利于使資源利用的效益實現最大化,同時各主體間關系的復雜性也導致社區治理的結構與機制尚需探索和完善。具體到“三社聯動”提供社區公共服務工作當中,“三社”之間需要進一步形成平等合作、相互信任的工作關系。

    綜上,以社區聯合黨建推動“三社聯動”,具有形成新型政社關系、加強政黨的執政與服務能力建設、實現社會資源的整合與優化配置、促進公民社會與公共理性培育等優勢。分而論之︰

    第一,有助于形成新型政社關系。我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經濟、政治和社會改革促使傳統政社高度同構的生產與生活方式發生變化,對政社關系模式的探索經歷了由政社分開到政社合作的變遷,隨著基層治理實踐創新的開展,一種新型的政社關系模式已經得到孕育。“三社聯動”本是一種政社合作的治理機制,但是在實踐當中卻遇到了聯動能力不足的瓶頸。如果由基層權力機構區(縣)和街道(鄉鎮)直接介入,必然導致重新回到政社不分的關系中去。而聯合黨建與社區治理的復合既為“三社聯動”提供了有效的運轉機制,為政府與社會的合作溝通提供了橋梁,而且避免了政府對社區事務的直接干預。

    第二,有助于增強黨的執政與服務功能。黨建與社區治理的復合制治理結構為黨組織重新融入社會,改善黨對社會的凝聚、動員和整合能力的下降提供了契機,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黨在“城市社區這一新生社會空間中生存和執政的主要挑戰是沒有結構化權力的支持和對資源的壟斷以及社區的微觀環境特征”[11],“聯合黨建”的開展不僅通過“吸納”和“嵌入”等形式實現黨組織網絡對社會微觀環境的全覆蓋,加強了對新興社會領域的領導,而且與社區服務相配合的“服務型”政黨建設、“學習型”政黨建設,能夠在“三社聯動”服務社區當中強化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功能與服務功能。

    第三,有助于實現社會資源的整合與優化配置。“三社聯動”的根本目的是在社區治理中提高社會資源的整合並實現優化配置,最終提高社區居民的生活水平和治理績效。社會資源的整合與優化配置既需要聯動治理的主體從區域的視角進行整體統籌,同時也必須使聯動治理的各方發揮自身優勢。建立社區聯合黨建委員會和社區治理協商委員會的復合治理結構,以社區黨建的社會化、區域化、網絡化和信息化實現對社會資源的整合,解決社區管理和服務資源不足的困境,避免資源浪費,同時社區黨組織與社區居委會能夠以社區實際為出發點,對聯動治理的目標、內容進行統一規劃,並及時調整社會組織與社工機構的工作重心,提高後者在社區治理中的能動作用。

    第四,有助于促進公民社會的建設與公共理性的培育。公民社會與公民文化的建設離不開對公共理性的培育,“三社聯動”為社區、社會組織、社會工作、居民參與公共事務治理,培育公共理性提供了實驗載體。在調研中我們發現,治理主體各方在協商解決社區事務當中容易產生以各自利益為出發點的矛盾,缺乏公共理性是導致“三社”難以聯動和公民參與不足的重要因素。但是,某些社區將社區事務的商討轉移到各方黨組織聯合開展的黨員生活會、黨小組學習會等會上進行協商時,發現各方參與討論的積極性有所提高,在存在較多矛盾的意見方面更加容易獲得一致。究其根本,黨在協商民主、批評與自我批評等方面的優良傳統,有助于參與社區事務治理的各方能夠以更加平等、理性、負責的態度進行溝通和交流。

    圖1 聯合黨建與社區治理復合制結構

    (二)對接方案

    諸如“大黨建”“黨建聯席會”“區域化黨建”“黨建社會化”等社區聯合黨建在本質上是一種聯動的工作方法。在實踐當中,已有諸多地區意識到並積極開展以黨建促治理,在社區治理與社區黨建復合制結構方面已經初步形成了一些工作經驗和模式。未來,要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將聯合黨建與“三社聯動”進行科學對接︰

    首先,完善聯合黨建與“三社聯動”對接的工作規範。各地可以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制定黨建與治理對接工作條例,明確基層黨建與社區治理兩項方略各自的目標與計劃,重點是建立完善的社區、社會組織、社工機構中黨組織聯合共建的目標、職責體系,完善工作開展的程序、考評機制等內容,為對接的開展提供制度保障。

    其次,在社區成立“三社聯動”黨建部。社區可根據現實需要在聯合黨建與社區治理復合制基礎上成立“三社聯動”黨建部,黨建部由社區居委會負責人、社會組織黨組織負責人、社會工作機構黨組織負責人構成,隸屬于社區聯合黨建委員會。“三社聯動”黨建部負責協調“三社”共同治理的社區事務,並向社區聯合黨建委員會負責,聯合黨建委員會根據需要及時向駐區單位、企業、居民等其他治理主體宣傳“三社聯動”的工作內容。

    再次,著重明確“三社聯動”黨建部職責,避免黨組織包辦一切事務。“三社聯動”黨建部應根據社區事務的特點,有針對性地發揮黨組織的優勢。在公共事務管理、資源整合、組織協調等方面可重點突出聯合黨建部的聯動優勢,而在公共服務的市場化選擇、服務內容的水平提升等方面,要重點發揮社會組織、社工機構等治理主體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諸如此類問題,可以在聯合黨建與“三社聯動”的復合制結構內部得到有效的協商解決,避免由于信息不暢、治理主體的地位差異而導致聯動的困境。因此,可以說聯合黨建的主要職責是為“三社”治理社區公共事務提供協商平台,促進社區、社會組織、社工機構形成平等互信的工作關系,同時做好組織協調工作。例如在社區公共服務購買當中,黨建部要積極發揮黨員作用,做好項目購買前中後的組織協調工作︰項目購買前要征集民意、設立項目,項目購買中要及時關注契約談判、項目開展、糾紛調解、監督考核等事項,項目結束時要跟蹤績效評估、述職匯報等工作。作為復合制結構中對接的另一頭,“三社”要分工負責項目的具體執行。

    可以看到,隨著居民對社區服務水平的需求不斷提高,通過創新基層治理的制度機制,發揮現有基層治理資源的整合優勢與聯動功能已經越來越重要。因此,在實踐當中要著力提升基層工作隊伍的素質,完善解決基層工作人員生活水平和個人發展問題的制度保障,使之能夠在進一步探索推進聯合黨建與社區治理復合制結構的規範運轉中發揮創造性作用,避免黨建形式化加劇社區治理內卷化現象的出現,真正使聯合黨建盤活基層治理全局,實現“一子”解黨建形式化和治理內卷化“雙征”的治理效果。原文參考文獻︰? [1]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和完善城鄉社區治理的意見[EB/OL].https://baike.so.com/doc/26347143-27588091.html. ?? [2]中國社會組織網,http://www.chinanpo.gov.cn/index.html. ?? [3]顧東輝.“三社聯動”的內涵解構與邏輯演繹[J].學海,2016(3). ?? [4]徐永祥,曹國慧.“三社聯動”的歷史實踐與概念辨析[J].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2). ?? [5]曹志剛.“三社聯動”的問題與優化策略[J].社會治理,2016(1). ?? [6]葉南客,陳金城.我國“三社聯動”的模式選擇與策略研究[J].南京社會科學,2010(12). ?? [7]李精華,趙姍姍.“三社聯動”︰內涵、機制及其推進策略[J].學術交流,2016(8). ?? [8]楊貴華.社區、社會組織、社會工作“三社聯動”助力基層社會服務和社會治理研究——基于廈門市的調研[J].發展研究,2015(11). ?? [9]劉安.社區黨建的組織機制創新——對N市C區社區黨建的考察[J].社會主義研究,2013(3). ?? [10]項繼權,等.“溫州新政”︰社區重建與治理轉型——溫州城鄉一體化背景下的社區建設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 ?

作者︰ 韓冬雪/李浩 責編︰ 範紅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