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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信用與人的存在方式︰從馬克思到希法亭

2018年05月11日 03:14:29 來源︰ 《哲學原理》2017年08期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與貨幣範疇ヾ一樣,信用也不是一個純粹的經濟學範疇;它還是一個與人的存在方式相關聯的範疇,這與國民經濟學和後來的西方經濟學不同。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只看到信用的經濟學性質,更應看到馬克思在討論資本主義信用時的批判性維度。此外,由貨幣進一步深入到信用問題的探討也是符合邏輯必然性的。原因在于,盡管在以往的社會經濟形態中也存在貨幣及其符號形式,但是貨幣在資本主義拜物教的形成過程中需要以信用為中介,換句話說,在貨幣向資本的轉化過程中,信用扮演著重要角色,它是貨幣在資本主義社會取得普遍性統治的一個關鍵環節。沒有信用,當代社會的金融資本便無法形成,資本邏輯便無法施展其令人費解的“魔力”。可以說,信用是人的存在方式的時代表征,也是人的存在方式的基本異化形式之一。概而言之,信用是以市場為核心進行資源配置的當代社會運行機制的基本特征,而這在我們以往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中是一個未曾關注或關注不夠的問題。鑒于“信用與人的存在方式”問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們在此主要圍繞“從馬克思到希法亭”這一條線索來集中展開一些基礎性研究。

    一 異化邏輯中的“信用”

    在研究政治經濟學的過程中,馬克思第一次正面考察信用問題的實質是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詹姆斯•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摘要”(以下簡稱“穆勒摘要”)。馬克思在對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進行摘要時完全是按照原著的寫作順序進行的,分為“論生產、論分配、論交換、論消費”四個部分。其中在“論交換”部分,馬克思著墨頗多,主要是對國民經濟學中的貨幣和信用問題進行了批判性考察。盧森貝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馬克思恩格斯經濟學說發展概論》一書中對此專門進行了描述,概括了馬克思對貨幣和信用這兩個相互關聯範疇的批判,並認為“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和‘資本論’中,這些思想得到全面發展,但是它們在對穆勒的批評意見中早已預料到了——當然,還是處于萌芽的形式”ゝ。盧森貝的這個判斷盡管是有道理的,但是他沒有說明馬克思的這種思想“萌芽”是以何種方式存在的,即他並沒有指明馬克思其實是在異化的邏輯中批判貨幣和信用的。這樣一來,就無法區別與他“早已預料”且後來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和‘資本論’”中實現的論述了。事實證明,盧森貝所謂的“預料”並非完全正確︰馬克思確實“預料”到自己會返回來研究貨幣與信用範疇,但是並未“預料”到後來自己所采納的邏輯是資本邏輯,而非當時的異化邏輯。此外,以往在研究“穆勒摘要”的“論交換”部分時,大多也只是涉及貨幣,而對信用的關注明顯不足。這與馬克思後來在計劃寫作政治經濟學批判論著時對信用的高度關注是不相匹配的。如果將其置于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思想史中來考察的話,我們將不得不對此予以高度重視。

    在“穆勒摘要”的“論交換”部分,按照政治經濟學的邏輯,馬克思很自然地就從對貨幣的論述轉換到了對信用的論述。在他看來,現代國民經濟學在貨幣本質的抽象性和普遍性中理解貨幣的本質,擺脫了那種認為貨幣本質只存在于貴金屬之中的盲目信仰的感性形式,並用精致的盲目信仰代替粗陋的盲目信仰。而這種精致的盲目信仰的感性形式即是紙幣及其紙的貨幣代表,諸如匯票、支票、借據等,它們“作為貨幣的較為完善的存在,是貨幣的進步發展中必要的因素”ゞ。很明顯,這種自然的過渡是馬克思根據穆勒的論述而作出的︰穆勒在其《政治經濟學要義》的第三章第十節開始討論貨幣的替代物々,繼而由貨幣轉換到了紙幣的論述。與穆勒只是把諸如匯票、支票、借據等看作貨幣的替代物不同,馬克思認為它們是貨幣在實踐中的進一步發展,是貨幣形式進展的必然階段。然而,不僅是穆勒,當時的國民經濟學家也並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反而認為它們打破了異己的物質力量,揚棄了自我異化的關系,從而使人又重新處于人與人的關系之中了。在馬克思看來,這是一種經濟學的假象,人們深深地被這種假象迷惑了︰“聖西門主義者把貨幣的發展、匯票、紙幣、紙的貨幣代表、信貸、銀行業看作是逐漸揚棄人同物、資本同勞動、私有財產同貨幣、貨幣同人的分離的各個階段,看作是逐漸揚棄人同人的分離的各個階段。”ぁ另外,根據當時在政治和經濟上佔支配地位的信用學說,信用被看作債權人對債務人的信任,因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看起來更合乎人性了。與此相反,馬克思則認為這種資本主義信用業更加卑劣,並顯現出極端的自我異化和非人化。因為這種信用業用人的道德存在、社會存在以及人的內在生命取代商品、金屬和紙幣,並作為自己的構成要素,從而以人與人之間看似彼此信任的關系掩蓋了人與人之間的極端不信任和完全的異化。從這里可以看出,馬克思一方面肯定信用相對于貨幣而言的進步意義,另一方面也批判了資本主義充滿偽善的信用學說;而後者是在異化邏輯中考察的。

    這里所謂的異化邏輯中的信用,指的就是馬克思所闡釋的資本主義信用,它的出發點是用貨幣來估量人,其本質是人的貨幣化。馬克思認為,所謂“信貸是對一個人的道德作出國民經濟學的判斷”あ。在這種信貸中,“人本身代替了金屬或紙幣,成為交換的中介,但是人不是作為人,而是作為某種資本和利息的存在”ぃ;從而“不是貨幣被人取消,而是人本身變成了貨幣,或者是人並為一體。人的個性本身、人的道德本身既成了買賣的物品,又成了貨幣存在于其中的物質。構成貨幣靈魂的物質、軀體的,是我自己的個人存在、我的肉體、我的社會美德和聲譽,而不是貨幣、紙幣。信貸不再把貨幣價值放在貨幣中,而把它放在人的肉體和心靈中”い。馬克思在此揭示了資本主義信用的本質,其邏輯在于︰一方面,信用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範圍內使得人和貨幣一體化了,也就是說信用的實質仍然在于貨幣,只不過當人進入這種信用系統之後,他或她就成為了貨幣的指稱,因為在私有制條件下,所謂誠實的人便是有支付能力的人。另一方面,馬克思區分了兩種不同的信用情況,即窮人貸款和富人貸款。第一種情況,即當債務人是窮人時,他的生命活動本身、全部社會美德及其才能和努力都是其歸還債務的保證,這個邏輯是純粹的異化邏輯。也就是說,在信用中,窮人的生命本身僅被貨幣佔有者視為獲取利息的手段和工具。從這個意義上看,這個邏輯和《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異化勞動邏輯沒有什麼不同。如果有不同的話,只是這種異化邏輯是發生在人們的交往活動中,而非勞動活動中。第二種情況,即當債務人是富人時,馬克思認為此時的信貸便直接成為便于交換的中介,即被提高到純粹觀念形式的貨幣本身。從文本著墨可以看出,馬克思對第二種情況的描述相當簡潔,並不像對第一種情況那樣反復強調,進行濃墨重彩的批判。其實,從後來的《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和《資本論》來看,所謂富人與富人之間的借貸ぅ,已轉換成了資本家之間的相互借貸,比如貨幣資本家和產業資本家之間、產業資本家和商品資本家之間、貨幣資本家與商品資本家之間的借貸。在希法亭看來,這是屬于流通流域的事情了。當然,此時的馬克思信用思想正處于萌芽狀態,僅是在信用範圍內看到了大資本家和小資本家之間的對立,而沒有對其積極意義予以肯定。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在異化邏輯中理解信用問題的必然結果。

    值得指出的是,馬克思認為信用業的進一步發展便是銀行業。銀行家所建立的銀行在國家中的統治地位、財產在銀行家手中的集中,在馬克思看來是貨幣的完成。于此,在馬克思的邏輯中,一方面,貨幣—信用—銀行這三者之間的關系得以初步構造︰信用是貨幣的較為完善的存在形態,而銀行是貨幣的完成形態。這給我們理解信用在政治經濟學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有益啟示,其實這也是馬克思為自己之後的研究奠定的思想基礎。另一方面,馬克思將銀行制度視為信用制度的完成,把前者看作“政治經濟的最高法院”和“貨幣實體的最高花冠”,並指認“政治的最高法院”即國家政權依賴于“政治經濟的最高法院”,是他在“經濟方面和法與國家方面同時研究的結果”う。有了這樣的研究基礎,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和《資本論》中對信用的理解便更為辯證和科學了。

    二 資本邏輯中的“信用”

    與在異化邏輯中所理解的信用更具消極意義不同,馬克思在資本邏輯中所理解的信用則更具積極意義。對信用的積極意義的認識和肯定是馬克思在逐步深化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過程中形成的。

    其一,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區分了“窮人向富人的貸款”和“富人與富人之間的貸款”兩種情況。實際上,馬克思從經驗出發作出的這種區分對後來的信用研究具有“預料”性的價值;而且正是由于秉持異化邏輯,馬克思更多關注的是窮人向富人的借貸,而非富人之間的借貸。事實上,我們將會看到,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和《資本論》中,馬克思所論述的信用問題主要是流通流域中各資本家相互間的借貸,即所謂的富人之間或有產者之間的借貸關系,其基本邏輯是資本要實現“沒有流通時間的流通而創造出來的”資本主義信用。當然,這是馬克思在規劃政治經濟學研究時所指明的私人信用問題,而非公共信用問題。

    其二,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指出︰“經濟學家們都把分工、信用、貨幣等資產階級生產關系說成是固定不變的、永恆的範疇。蒲魯東先生有了這些完全形成的範疇,他想給我們說明所有這些範疇、原理、規律、觀念、思想的形成情況和來歷。”(11)但是,這些經濟學家只是以這些範疇為前提論述了生產的進行,而沒有說明這些範疇本身是怎樣產生的,即沒有對這些範疇產生的歷史運動進行說明。馬克思在此雖然沒有專門研究信用問題,但是他為後來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論規範,即要對信用等範疇作出歷史性的解釋,即辯證的解釋。這一點在後來他把信用置于資本的流通中,並將其與貨幣、股份制公司和銀行等聯系起來加以考察之中表現得特別明顯。

    正是基于上述思想準備,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對信用問題作了科學的說明,揭示了資本邏輯中的信用學說,從而進一步闡明了人的存在方式在資本主義信用中的基本規定,即貨幣的人格化。

    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前半部分即“貨幣章”和“資本章”中,馬克思初步闡明了資本邏輯中信用的實質。其一,馬克思在“資本章”的第一篇“資本的生產過程”中指出,資本的特性奠定了信用的基礎,資本的這一特性即資本作為價值可以脫離自身的實體而存在。因為,資本或作為貨幣的資本是取得新勞動的憑證,它不僅和現有的勞動發生關系,也和未來的勞動發生關系,所以,它“是取得一般財富的現實可能性即取得勞動能力的憑證,而且是取得正在生成的勞動能力的憑證。貨幣作為這樣的憑證,它的作為貨幣的物質存在是無關緊要的,可以用任何一種要求權來代替”(12)。言外之意,在貨幣向資本的轉化過程中,信用的出現是一種必然,同時貨幣向資本的轉化也是信用自身立足的基礎,而貨幣向資本的轉化需要依靠“貨幣作為取得未來勞動即雇佣勞動的憑證”這一特性。在該篇“資本和勞動的交換”一節中,馬克思規劃了對資本的研究進程,他計劃在資本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之後研究資本的個別性,即“(1)資本作為信用。(2)資本作為股份資本。(3)資本作為貨幣市場”(13),由此足見信用的資本特質。其二,在“資本章”的第二篇“資本的流通過程”中,馬克思進一步規定了信用的資本特質,即信用的必要性基礎。也就是說,“對于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來說,它的本質條件,即構成資本主義生產整個過程的各個不同過程的連續性,是否會出現,就成為偶然的了。資本本身消除這一偶然性的辦法就是信用”(14)。馬克思在這里明確指出,信用的這一資本特質是就生產過程的直接本性而言的,換言之,資本主義信用的現實基礎在于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雖然它表現為流通過程的要素。這一點與後來的希法亭不同,希法亭主要是通過流通過程來說明信用問題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列寧認為“希法亭在這一點上犯了根本性的錯誤”是有道理的。因為,在馬克思這里,信用是符合“在資本邏輯中生產的連續性要求消滅流通時間”這一本性的。進而言之,就資本的本性來說,它產生出了勞動時間和流通時間的對立,而在資本邏輯中,信用是揚棄和克服這一矛盾的一劑“藥方”。

    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的後半部分的第二篇“資本的流通過程”中,馬克思集中闡述了由資本邏輯自身的悖論所導致的勞動時間和流通時間的對立,以及由此得以規定的信用的資本特質。在此,他提出了一個具有決定意義的論斷,即“勞動時間和流通時間的對立,特別是在這里當涉及通貨歷史等的時候,包含著全部信用學說”(15)。一方面,勞動時間是與生產時間不同的概念,其區別在于如果要使勞動時間和生產時間相等,則必須要取消或克服勞動的中斷問題,即克服生產本身所包含的流通時間;反之,如果無法克服流通時間,那麼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時間則要大于勞動時間,而這是資本本性所不允許出現的情況,也是它想方設法要解決的問題。但是另一方面,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的本性則在于︰“流通時間對于勞動,對于價值創造來說,成為一個決定的要素。這樣一來,勞動時間的獨立性被否定了,生產過程本身表現為由交換決定……流通的最大限度——生產過程通過流通得以更新——顯然取決于生產時間在一次周轉中的持續時間。”(16)在這個意義上,流通時間表現為一種對生產過程的限制,是作為一種否定要素而出現在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之中的。所以結合這兩個方面來看,馬克思認為,“資本的必然趨勢是沒有流通時間的流通”(17)。由此,資本的信用和信用業務得到了基本或總體的規定。在資本的信用中,信用把阻礙資本價值增殖速度的時間限制提升為了最普遍的形式,即通過信用的形式,單個資本試圖極力突破自己的數量限制︰一方面借助于信用,資本自身向虛擬資本形式轉化,另一方面信用成為了“各個資本發生積聚以消滅單個資本”這一過程的新要素。在這里,資本通過借助于信用形式,其目的是極力地消滅流通時間,即消滅單個資本的流通時間,把貨幣設定為形式要素,從而創造出一種沒有流通時間的流通形式。

    對于上述兩個問題,即虛擬資本和資本通過信用創造新的流通產物,概而言之也就是對于“如何使貨幣成為形式要素”這一問題,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中分別單獨列出兩章繼續加以闡述,它們分別是第二十五章“信用和虛擬資本”和第三十三章“信用制度下的流通手段”。需要指出的是,這是馬克思第一次在自己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中以專門的篇章來討論信用問題。當然,這得益于他前期關于信用的片段性研究,更得益于他對信用在整個資本主義生產中的作用的根本性認識。換句話說,包括第二十七章“信用在資本主義生產中的作用”在內的有關信用問題的總共三章的討論,是馬克思長期研究政治經濟學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是在馬克思寫作計劃內的特定安排。

    關于信用與虛擬資本,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中重點分析了由信用及信用制度發展起來的銀行及銀行制度,以及由此導致的信用危機和經濟危機。虛擬資本的出現是被置于生息資本的邏輯中來考察的,其理由在于︰隨著產業和商業關系的發展,借貸不斷發生並互相結合,從而促進了信用的發展;換句話說,信用及其制度的發展是與貨幣經營業聯系在一起的,繼而,對由貨幣經營業所帶來的生息資本的追求,也促發了虛擬資本的出現和興起。因此可以說,虛擬資本是從信用制度,即由對生息資本的管理而發展出來的貨幣經營者的特殊職能中產生的。簡言之,銀行作為貨幣經營者,既代表貨幣貸出者的集中,又代表貨幣借入者的集中,為了獲取更多的利息率,它需要在借和貸之間尋求全方位的利息率差額。由此,銀行家便會依據自身的信用發行各種形式的虛擬資本。所以,馬克思一語道破了其本質,即“銀行家經營的是信用本身,而銀行券不過是流通的信用符號”(18)。至于由此導致的信用危機和經濟危機,在馬克思看來是資本主義自身矛盾的周期性表現,其中資本的虛擬化充當了重要角色。

    接著,在“信用制度下的流通手段”這一章,馬克思繼續批判了以銀行為中心的信用制度。一方面,馬克思以1797∼1817年的英格蘭銀行為例,指出了這種信用制度的荒謬性,即該銀行依靠國家的信用支持發行銀行券並使它擁有信用,然後它又把這些銀行券兌換成紙幣,重新貸給國家,進而它卻要求國家即公眾以國債利息的形式對這種貸款給予報酬。另一方面,馬克思指出,以國家銀行為中心的信用制度給予了貨幣貸放者和高利貸者及其國家銀行自身這些寄生階級一種神話般的特殊權力,並稱“這幫人”是“不懂生產,但以剝削國內和國際的生產為生的匪幫”。關于“這幫人”的“高尚”道德,馬克思借用蘇格蘭銀行董事貝爾在《股份銀行業哲學》中的話說︰“銀行制度是宗教的和道德的制度。青年人不是往往由于害怕被他的銀行家的警戒的、非難的眼楮看見而不敢結交吃喝玩樂的朋友嗎?他渴望博得銀行家的好評,總是表現得規規矩矩!銀行家皺皺眉頭,也比朋友的忠告對他的作用更大;他總是提心吊膽,怕人說他是在騙人,或者有一點點不老實,以致引起懷疑,因而可能使銀行家限制甚至取消對他的貸款!對他來說,銀行家的忠告比牧師的忠告更為重要。”(19)由此可見,在信用制度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銀行業對社會個體的剝削和壓迫,已達到了令人瞠目和吃驚的程度。此時此刻,馬克思對資本主義信用條件下人的存在方式入木三分的刻畫,不得不讓我們想起他早年所提出的那個著名的哲學任務︰“人的自我異化的神聖形象被揭穿以後,揭露具有非神聖形象的自我異化,就成了為歷史服務的哲學的迫切任務。”(20)只是令當時的馬克思沒有想到的是,人的那些非神聖形象的自我異化只有到了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叢林”中才能夠被捕捉到。

    事實上,在《資本論》第3卷第二十七章“信用在資本主義生產中的作用”中,馬克思就已經對資本主義信用制度下人的存在方式作了深刻的批判。顯然,這種批判與《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批判已判若兩樣,不過馬克思所持守的立場卻是一以貫之的。在此,他概要總結了之前對信用及其制度的研究,並將其歸結為四點,即信用制度的必然形成、流通費用的減少、股份公司的成立和股份制度。由于前兩者已做過說明,所以馬克思重點分析了後兩者。其一,股份公司的成立是對作為私人財產的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範圍內的揚棄,它意味著管理職能已經同資本的所有權的分離,因而勞動也完全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剩余勞動的所有權相分離。由此,“它再生產出了一種新的金融貴族,一種新的寄生蟲,——發起人、創業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並在創立公司、發行股票和進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產出了一整套投機和欺詐活動。這是一種沒有私有財產控制的私人生產”(21)。其二,股份制度作為在資本主義體系本身基礎上對資本主義私人產業的揚棄,信用在一定界限內為資本家提供了支配他人資本、財產和勞動的權利。在這里,信用的作用在于使得資本家不是通過靠支配自己的資本,而是靠支配社會資本取得對社會勞動的支配權。于此,資本通過信用的集中完成了最大規模的剝削。“在這里,剝奪已經從直接生產者擴展到中小資本家自身。……而且最後是要剝奪一切個人的生產資料……但是,這種剝奪在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內,以對立的形態表現出來,即社會財產為少數人所佔有;而信用使這少數人越來越具有純粹冒險家的性質。”(22)

    顯然,上述問題的產生和解決是由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所決定的。一方面,它把資本的本性或者說資本主義生產的動力,即靠剝削他人勞動來發財致富,發展成為最純粹、最巨大的賭博欺詐制度,並使社會財富越來越集中在少數人手里;也就是說,剝削者越來越少,而受剝削者越來越多。另一方面,這種資本主義信用制度加速了生產力的發展和世界市場的形成,並成為建立一種新的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其原因在于,信用制度在完成資本主義歷史使命的同時,也加速了資本主義危機的到來,促進了舊生產方式要素的解體。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形象地指出,那些對資本主義信用的崇拜者既是騙子,同時又是預言家。

    三 金融資本中的“信用”

    在馬克思對資本主義信用制度進行深入分析之後,希法亭在1910年出版的《金融資本》一書中第一次對馬克思的信用理論進行了深化和發展。盡管理論界對該巨著的理解和評價存在著巨大的分歧,但是我們認為,就信用理論來說,希法亭對馬克思的繼承和發展是有據可考的,也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從寬泛的意義來說,正如考茨基對《金融資本》的評價所言,它是“《資本論》第二卷、第三卷的真正繼續”(23)。在這里,考茨基並沒有泛泛地說《金融資本》是“《資本論》的續篇”,而是特別強調《金融資本》是對《資本論》“第二卷、第三卷的真正繼續”。我們認為,考茨基的看法總體而言是正確的。雖然考茨基沒有明確指明其“繼續”的具體含義和所指,但細心的讀者如果加以比較便會知曉,《金融資本》從第一篇第四章到第三篇所論述的“金融資本形成和統治的三個階段”,也就是“信用—股份公司—壟斷”,事實上正是分別從《資本論》第2卷的“資本的循環和周轉”、第3卷第二十七章的“信用在資本主義生產中的作用”和“利潤轉化為平均利潤”為出發點的。(24)

    通過閱讀和比較,我們看到,希法亭雖然在貨幣理論領域與馬克思的貨幣理論存在分歧,甚至是背離了馬克思的基本理解框架,但是他在信用理論方面卻毋庸置疑地發展了馬克思的理論(當然是在某些方面),主要表現在︰希法亭在馬克思把資本主義信用分為商業信用和銀行信用的基礎上,結合對當時資本主義最新發展情況的分析,進一步把銀行信用區分為流通信用和資本信用。當然,這是按照銀行的使用目的來劃分的。流通信用是隨著銀行的職能由“主要是支付中介”向“主要是將閑置的貨幣轉化為貨幣資本的中介”演變而來的。資本信用是銀行向生產資本家提供新資本的信用。據此,希法亭又根據資本回流方式,將資本信用分為流動資本信用和固定資本信用。在發展趨勢上,希法亭認為信用主要是由流通信用向資本信用傾斜,而在資本信用內部,則是流動資本信用向固定資本信用傾斜(25)。基于這樣的分析,希法亭逐漸構建出“金融資本”概念,以把握當時資本主義發展的新狀況和新趨勢,即銀行資本與產業資本之間不斷加強的密切關系。

    基于上述研究,希法亭所希望的是能夠對《金融資本》一書所提出的理論任務作出符合時代的回應。他把這一理論任務表述為︰“我們希望能夠通過這一途徑,探索那種作為資本主義信用最終取得對社會進程的統治的力量,如何由流通本身中成長起來的秘密。”(26)結合當下現實,我們認為,應當對希法亭所提出的這一問題及其對這一問題的解決方式給予足夠的重視。

    其一,希法亭在繼承馬克思對“信用在資本主義生產總過程中的作用”的理論分析的基礎上,將焦點聚集在銀行信用方面,顯然是對當代資本主義的深刻的理論把握。同時,希法亭對銀行信用的分析,同樣是建立在馬克思關于資本邏輯的分析的基礎上的。從這個角度來說,銀行信用問題的出現,是馬克思所揭示的資本邏輯中的信用問題在當代資本主義發展中的必然。希法亭敏銳地把握住了這一關鍵問題。在他看來,產業資本循環過程會使一定量的貨幣周期性地被游離和閑置出來,但是由于這些被游離和閑置的貨幣不能產生利潤,而被資本家視為“死罪”;因此資本家必然會把這種閑置壓縮到最低限度,以減少閑置帶來的損失和不利因素。在這一邏輯線索上,使閑置的貨幣資本通過信用向執行職能的貨幣資本轉化,便成為資本家面臨的急迫任務。于此,“資本的周期性游離便成了信用關系發展的一個重要基礎”,“因此,一切導致資本閑置的原因,現在都同樣成了信用關系產生的原因;一切影響閑置資本量的因素,現在都決定信用的膨脹和收縮”(27)。希法亭從資本的游離和閑置出發來理解資本主義的信用,顯然與“建立在簡單商品流通基礎上僅僅由貨幣職能的變化產生的支付信用”是根本不同的。因為前者是銀行及銀行信用的基礎,它將擺脫個人資本的局限,進一步形成資本積聚的效應,使這些游離的資本用于個人資本之外;而後者卻僅局限于個人資本的範圍之內,難以與銀行信用的職能相抗衡。在這里,銀行便擴大了信用的上層建築,其擴大的程度超過了局限于生產資本家之間的票據流通所達到的程度。也正是在這里,銀行信用開始取得相對于商業信用而言的獨立特性,這也意味著作為資本家的銀行家們越來越對社會及其生產取得了統治性的力量。可以看出,希法亭對當時資本主義銀行信用基礎的分析和確認,一方面繼承了馬克思的資本邏輯,另一方面又深化和細化了這方面的認識。

    其二,與馬克思不同的是,希法亭將由資本信用帶來的平均利息與由資本產生的平均利潤之差額看作創業利潤,而非馬克思所指謂的“一種新的寄生蟲”。也就是說,希法亭以一種近乎事實性的肯定,取代了馬克思對此的價值批判或否定。他認為,“創業利潤既不是欺詐,也不是補償或報酬,而是一種特殊(sui generis)的經濟範疇”(28)。佛萊特•厄斯納十分贊同希法亭這一觀點,其出發點與希法亭一致,同樣是基于馬克思在這一問題上的不同觀點而作出的判斷。問題在于,希法亭是深諳馬克思對資本信用所帶來的平均利息的分析及其批判的,但又何以對此采取的態度卻與馬克思不同?我們認為其主要原因在于,希法亭所處的資本時代是正在走向金融資本的時代,這與馬克思所指認的快要滅亡的資本時代是不同的。可以說,希法亭對資本信用在資本主義信用進程中的決定性地位的肯定,是有足夠的理論勇氣的,值得敬佩。因為,沒有這種資本信用,也就沒有金融資本概念的誕生。換言之,希法亭從一開始便將銀行信用分為流通信用和資本信用,其意圖其實在于後者(資本信用),而非前者(流通信用)。那麼,我們是否能夠藉此指認希法亭對創業利潤的肯定是一種缺乏批判精神的經驗性描述呢?這是一個復雜而敏感的問題,理論界對希法亭的這一創見存在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即或認可或否定。在我們看來,如果把希法亭的創業利潤放在金融資本形成的歷史中來考察,這一概念不僅是金融資本的核心,同時也是資本邏輯的當代表現,因而無疑具有科學意義。換句話說,如果一定要采取批判的態度來審視“創業利潤”這一所謂的“寄生蟲”,那麼站在金融資本及其危機這一高度上對它予以批判或清理,可能是更合理的方式。或許正是在這一意義和高度上,馬克思才將“創業利潤”稱之為“一種新的寄生蟲”。

    縱觀希法亭的《金融資本》,其邏輯出發點是要對當時的無產階級斗爭作出合乎時代的說明。他說︰“金融資本,在它的完成形態上,意味著經濟的或政治的權力在資本寡頭手上達到完成的最高階段。它完成了資本巨頭的獨裁統治。”(29)由此,在金融資本統治下的資本主義最高階段或其巔峰終于顯露無遺。一方面,在雇佣勞動和資本對立的邏輯中,以雇佣勞動為生的無產階級和以金融資本為最高階段的資本統治之間形成了根本性和普遍性的利益對立;另一方面,一定國家內的民族資本與全球金融資本之間的對抗性態勢進一步加深。基于上述兩方面,金融資本的統治成為了階級對抗的最高和最新的形態︰“在建立在階級對抗基礎上的社會形態中,只有統治階級已經把自己的權力集結到盡可能高的程度時,偉大的社會變革才能發生。這是一個歷史規律。”(30)而這個“歷史規律”一方面可以總結為社會變革規律,另一方面可以歸結為人的存在方式的變革。資本邏輯下的人的存在方式並不像異化邏輯下的人的存在方式那樣具有顯而易見的外觀,其根源在于以資本信用為基礎的金融資本采取了“秘密”的統治方式。然而實際上,在這種“秘密”的統治方式下,資本對人的勞動力的支配權並沒有發生實質性變化,反而在時間和空間上加深了資本對勞動力的剝削和壓迫。這一點需要我們作更深入的理論探索。我們看到,正是這種“秘密”統治方式,使得我們不論是在論述馬克思資本邏輯中的信用時,還是在論述希法亭的資本信用時,除了引用馬克思少數帶有明顯批判的例子外,我們不再像論述異化邏輯中的信用時,對人的存在方式采取直接性的批判。也正是這一點使我們堅信,當代資本主義的信用本身就是人的存在的一種方式、一種需要我們藉此揭露其統治“秘密”的方式。

    通過上述研究我們發現,馬克思在兩種邏輯上考察了信用與人的存在方式的關聯。

    其一,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他以異化邏輯考察了資本主義的信用,並對資本主義的信用作了否定性說明。因為馬克思認為,信用是人與貨幣的一體化,或者說是人的貨幣化過程,是對人的道德作出國民經濟學的判斷。于此,馬克思對信用這種人的異化存在方式作了直接的和帶有人本主義性質的批判。

    其二,隨著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的進一步研究和深化,他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尤其是《資本論》第3卷中,以資本邏輯來研究信用問題。在這里,馬克思一方面對信用作了經濟學性質的科學說明,即信用源出于勞動時間和流通時間的對立,並以資本家試圖實現沒有流通時間的流通為現實基礎;另一方面,馬克思還試圖說明,通過信用,資本主義社會將實現對一切個人生產資料的剝奪,人的異化將上升到極點狀態。

    我們認為,與早期在異化邏輯中關注窮人向富人的借貸不同,馬克思在資本邏輯中所考察的是富人之間的借貸,即各貨幣資本家、產業資本家和商品資本家之間的借貸,以實現資本對平均利潤的最大獲得。此時,信用對于資本的意義事實上就是貨幣的人格化,即信用主要表現為各職能資本家之間的貨幣借貸關系。盡管這一信用特征對于推動資本主義社會的進程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顯然它也將人本身進一步推至非人化的極端地步,並使得貨幣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取得了普遍性和統治性的地位。

    在從馬克思到希法亭的信用理論進程中,由于他們所面臨的時代境況不同,因而所展現出來的信用理論面貌也不盡相同。我們認為這是一種自然的狀態。希法亭《金融資本》的主要任務是研究“資本主義信用對社會進程的統治力量”是如何在流通過程中完成的,為此他更為集中地討論了貨幣、信用與金融資本形成之間的關系。一方面,基于馬克思的資本邏輯,希法亭以銀行信用為中樞構建了“金融資本”概念,進一步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的信用理論;另一方面,希法亭把建立在資本信用基礎上的“創業利潤”視為一個特殊的經濟範疇,進一步闡明了資本信用的當代價值和意義。基于此,希法亭通過經濟學的方式,揭示了以資本信用為基礎的金融資本對當代社會的“秘密”統治方式,並指出由其所衍生的對抗性的社會力量和方式。

    總之,信用作為政治經濟學的一個基本範疇,對于當代人的存在方式和社會發展來說,它絕不是一個過渡性的概念,而是表征著當代人的存在和社會發展的一個系統性概念。在當前和今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信用”問題仍將是研究現代社會存在及其運轉方式的一個重要議題。

    注釋︰

    ヾ參見黃志軍《貨幣與人的存在方式︰從赫斯到馬克思》一文,載于《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6年第2期。在該文中,筆者把馬克思從《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到《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對貨幣與人的存在方式之間的經濟學聯系作了一番哲學考察,嘗試將馬克思在闡述貨幣範疇過程中所蘊含的對人的存在方式的理解給予理論揭示。

    ゝう盧森貝︰《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馬克思恩格斯經濟學說發展概論》,方鋼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8,第77頁;第80頁。

    ゞぁあぃい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2006,第167頁;第168頁;第169頁;第169頁;第169頁。

    々詹姆斯•穆勒︰《政治經濟學要義》,吳良健譯,商務印書館,2010,第81頁。

    ぅ馬克思後來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指明了借貸和信用之間的關系,他說︰“稍微發達形式的信用在以往任何一種生產關系中都沒有出現過。在以前的狀態下也有過借和貸的事情,而高利貸甚至是洪水期前的資本形式中最古老的形式,但是借貸本身並不構成信用。……信用作為本質的、發達的生產關系,也只有在以資本或以雇佣勞動為基礎的流通中才會歷史地出現。”這個分析其實也適用于貨幣和信用的歷史性關系,因為貨幣作為借貸的實質性載體,也只有在資本階段才會有“信用是貨幣的必然階段”這個論斷。

    (1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第139頁。

    (12)(13)(1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36頁;第234頁;第533頁。

    (15)(16)(1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第51頁;第15頁;第51頁。

    (18)(19)(21)(2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第454頁;第618頁;第497頁;第498頁。

    (2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200頁。

    (23)K.Kautsky,“Finanz Kapital und Krisen”,Die Neue Zeit,vol.29,1910∼1911,S.883.

    (24)關于《金融資本》和《資本論》第2、3卷之間的邏輯關系的分析,請參見姚順良《希法亭對馬克思資本主義理解模式的邏輯轉換》,載于《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09年第3期。

    (25)佛萊特•厄斯納在《金融資本》的德文版新版(1947)“序言”中對此作出了新的評價,對希法亭在信用理論方面的貢獻給予了高度肯定(參見佛萊特•厄斯納《希法亭“金融資本論”的功績與錯誤》,載于《世界經濟文匯》1957年第1∼2期)。後來王輔民在《金融資本》的“中譯本前言”中基本遵循了佛萊特•厄斯納對希法亭信用理論的評價。在目前相關研究的基本框架中,這一評價已成為學界共識。對此,我們基本贊同佛萊特•厄斯納的這一評價。

    (26)(27)(28)(29)(30)魯道夫•希法亭︰《金融資本》,商務印書館,2012,第53頁;第70頁;第109∼110頁;第433頁;第432頁。

作者︰ 黃志軍 責編︰ 範紅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