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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資本的核心邏輯與附屬邏輯

2018年05月11日 03:28:34 來源︰ 《哲學原理》2017年06期

    資本邏輯以其強大的力量和深層的效應,不僅主宰了現實,而且席卷了理論界,引發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界持續的高度關注。越來越多的學者將資本邏輯批判視為馬克思哲學的核心。人們正確地將資本邏輯作為解剖和批判現代世界的“鑰匙”與“武器”,然而,對這一“鑰匙”和“武器”本身的解剖卻不夠充分。近年來,學界關于資本“雙重邏輯”——創造文明邏輯和價值增殖邏輯——的理解,有力地推進了資本邏輯研究,得到了廣泛的接受,目前仍是主流的理解範式。ヾ但筆者以為,“雙重邏輯”的表述方式也潛藏著某些隱憂,容易讓人誤認為它們是兩種並列的邏輯,從而不能準確地理解這兩種邏輯之間的本質關聯,更無法清晰地把握資本邏輯系統中的層級關系。事實上,資本不但存在創造文明的邏輯,而且同時也具有與之相反的摧毀文明的邏輯。不僅如此,除這兩種邏輯之外,資本還在運動過程中呈現出諸多相互對立的正向邏輯與負向邏輯。但在資本的各種邏輯當中,存在著核心邏輯和附屬邏輯的分別。只有價值增殖邏輯是唯一的核心邏輯,其他邏輯都只是附屬邏輯。

    一、價值增殖邏輯衍生創造—摧毀文明邏輯

    馬克思指出︰“在資本的簡單概念中必然自在地包含著資本的文明化趨勢等等,這種趨勢並非像迄今為止的經濟學著作中所說的那樣,只表現為外部的結果。”ゝ這意味著,文明化的趨勢不是資本偶然的、外在的運作,而是必然的、內在的規律—— 一種呈現為趨勢的規律。這種文明化的趨勢也就是資本創造文明的邏輯。但與此同時,資本還存在著另一種相反的邏輯︰資本既具有“文明因素”ゞ,又具有反文明因素;既具有“文明面”々,又具有反文明面;既具有“文明化趨勢”,又具有反文明化趨勢;既具有“偉大的文明作用”ぁ,又具有嚴重的反文明效應。所謂反文明或摧毀文明,就是使人類的文明成果喪失,文明程度下滑,倒退至野蠻、蒙昧的狀態,乃至完全消滅文明。和文明化一樣,反文明化(野蠻化、蒙昧化)也是資本內在的、必然的運動。遺憾的是,人們目前尚未明確地將資本的這個方面提升到與創造文明邏輯相對應的摧毀文明邏輯的高度。

    世界大戰是資本摧毀文明邏輯最顯著的體現。資本為了增殖和擴張,必然逐步在全球範圍內引發人與人、階級與階級、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聯盟與聯盟之間的激烈爭奪乃至殘酷戰爭。在兩次世界大戰的背後,都不難看到資本忙碌的身形。在當前的時代條件下,源于資本爭奪全球注定“稀缺”的資源而導致新的大規模戰爭乃至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並非完全沒有,甚至一直在增加。“當國家開始搶奪稀缺自然資源時,人類離戰爭就更近了。虛弱的政權為維系統治將尋求軍事冒險。”あ更不能不憂慮的是,人類目前深處于核戰爭的威脅之中。“核恐怖平衡”雖然維持了幾十年,但它在本質上仍然是脆弱的。一旦爆發大規模的核戰爭,就有可能毀滅整個人類、文明和世界。據報道,世界上現有的核武器足以將地球摧毀數十次乃至數百次。各個國家動不動就比誰的核彈頭更多、更有殺傷力,這離真正的文明十分遙遠。然而,為了暴利,資本一直在積極地推動核武器的研發與生產,仿佛它只是一種“單純”的商品。

    在資本統治的時代,“文明的一切進步……也可以說勞動本身的生產力的一切增長……都不會使工人致富,而只會使資本致富;也就是只會使支配勞動的權力更加增大;只會使資本的生產力增長”ぃ。這是資本最深刻的反文明表現。在本質上,文明並不是由資本創造和發展的,而是由人類創造和發展的。然而,這種努力的果實卻被資本家佔有了。本是人類智慧結晶的文明,現在不僅不受人類所掌握,而且反過來宰制人類,增強著資本這一人間主宰的統治權力。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資本的創造文明邏輯本身就內在地蘊含並展現了摧毀文明的邏輯。當我們依據現實說資本創造文明的時候,就意味著我們不得不將創造文明的成就歸功于資本,從而在深層的意義上再次否定了自己。

    資本主義數百年“創造性破壞”和破壞性創造的並置交織,增長與衰退、繁榮與危機的周期性輪轉,反復證明了資本同時包含創造文明和摧毀文明的邏輯,總是既創新、推進而又破壞、消解文明。雖然在資本具有歷史進步性的上升時期,創造文明的邏輯比摧毀文明的邏輯更加凸顯,但這並不意味著摧毀文明的邏輯不存在或者說不造成影響。同樣,在資本逐步喪失歷史合理性的下滑時期,摧毀文明的邏輯較創造文明的邏輯更加顯著,也不意味著創造文明的邏輯徹底消失、完全喪失作用。簡言之,這兩種相反的邏輯並存且共同作用于資本的全部生命周期之中,構成了一對真實的矛盾。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借用海德格爾的方式,將資本之于文明的矛盾邏輯,標示為創造一摧毀文明的邏輯。在這兩種相互對立邏輯的共同作用下,資本不僅以迅猛的速度創造著現代世界,而且也以同樣的速度摧毀著這個世界。這樣,我們就能更清楚地理解為何現代是一個文明與反文明並行的極其矛盾的時代。

    不過,從《資本論》及其手稿看,資本的邏輯主要是資本循環往復地生產和再生產自身的具有巨大強制力量的必然性及其展開過程,亦即資本以其特有的方式循環往復地生產、實現和分割剩余價值的價值增殖過程。“資本只有一種生活本能,這就是增殖自身,創造剩余價值,用自己的不變部分即生產資料吮吸盡可能多的剩余勞動。”い價值增殖對于資本是性命攸關的事情,無限的自行增殖是資本的生命線。只有不斷增殖,它才可能保存自身。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資本的積累“對于任何單個資本家都成為一種必要”ぅ。社會性而非個體性地增殖和積累價值,是資本主義社會異于前資本主義剝削社會的根本質點。埃及和中國的國王把勞動者的“新的活的剩余勞動”用來修建金字塔、阿房宮,而資本則用來“使對象化的剩余勞動即剩余產品增殖價值”う。結果,資本“不懈”的價值增殖,成為一種既利用人而又超乎人的強大邏輯。

    人們在模糊的意識中將摧毀文明邏輯和價值增殖邏輯相等同,以為只要資本增殖價值就一定會破壞文明。這兩種邏輯之間的確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是,它們也存在著本質的差異與內在的距離。二者作用的直接目標、核心領域與主要機理各不相同。更重要的是,價值性質明顯二致。和摧毀文明邏輯不同,價值增殖邏輯不一定就是反文明的。正如近年的研究所呈現的那樣,價值增殖的邏輯並不只是摧毀文明。為了實現價值增殖,資本也可能創造文明。換言之,價值增殖的邏輯既引發了創造文明的邏輯,也引發了摧毀文明的邏輯。在根本的意義上,創造文明和摧毀文明這兩種相反的邏輯,都是由價值增殖這同一個邏輯所衍生的。

    一方面,價值增殖邏輯促使資本發展和創造文明。雖然都以榨取剩余勞動為基礎,但同奴隸制、農奴制相比,資本的文明面和優越性就在于,“它榨取這種剩余勞動的方式和條件……都更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有利于社會關系的發展,有利于更高級的新形態的各種要素的創造”(11)。在馬克思看來,資本獲取剩余勞動亦即剩余價值的方式和條件,或者說資本的價值增殖邏輯,更有助于生產力、社會關系和更高形態要素等文明內容的創造,亦即更有力地推動了文明的發展。“資本創造文明的能力也是來自資本的本性,正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強烈欲求,促使資本不斷開拓、創新,由此形成文明創造的邏輯和新的文明成果。”(12)可以說,價值增殖邏輯不僅比創造文明邏輯更為根本,更具決定意義,而且還直接衍生了資本創造文明的能力與邏輯。

    另一方面,價值增殖邏輯也促使資本阻礙和摧毀文明,暴露出野蠻的本性。“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13)資本原始積累的方法並不是什麼田園詩式的東西,而是極其野蠻的。“人民群眾遭受的這種可怕的殘酷的剝奪,形成資本的前史。這種剝奪包含一系列的暴力方法……對直接生產者的剝奪,是用最殘酷無情的野蠻手段,在最下流、最齷齪、最卑鄙和最可惡的貪欲的驅使下完成的。”(14)不但原始積累是野蠻的,實際上資本所有的積累活動都存在“野蠻性”。馬克思贊同地引證道︰“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如果動亂和紛爭能帶來利潤,它就會鼓勵動亂和紛爭。”(15)簡言之,極端偽善的資產階級文明具有野蠻的本色,“顯示出自己真正的凶殘面目”,“就是赤裸裸的野蠻行為”。(16)

    作為價值增殖的狂熱追求者,資本總是處于永不停歇的突破限制的運動之中。“資本突破各種限制的過程,也就是文明進步的過程。就此而言,資本確實內含著創造文明的邏輯。”(17)不過,資本突破各種限制的過程,也可能是文明退步的過程,內含著的也可能是摧毀文明的邏輯。因為,資本所竭力突破的限制,既可能是負面的、消極的限制,也可能是正面的、積極的限制。如果突破的是負價值的限制,資本能夠起到推動文明發展的作用,但如果資本突破正價值的限制,就會阻礙文明的發展,進而破壞人類文明。這對于資本是家常便飯。當資本突破那些保護人類和文明最基本的限制或者說底線時,它就有可能毀滅全部人類文明。可見,價值增殖的本性與邏輯使資本必然“同時”衍生創造文明和摧毀文明這兩種相反的邏輯。在盧梭指出現代社會是一個文明與反文明並存的矛盾體之後,馬克思從資本價值增殖邏輯的層面,揭示了這一矛盾形成的主要原因與機理。

    為了最大程度地增殖價值,只要是有助于實現增殖的方式與手段,資本都會積極地采用。雖然可以通過創造文明來增加價值,但創造文明絕非資本的本質目的,而是資本增殖的方式與手段,並且只是諸多方式與手段中的一種。資本並不是非得通過創造和發展文明的方式才能實現價值增殖,它也可以通過阻礙和摧毀文明這種相反的方式做到這一點。雖然這兩種邏輯明顯異質,但對于資本而言,它們又是一致的,能夠起到同樣的效果。而且,更要緊的地方在于,創造文明對于價值增殖並不總是有利的,正如摧毀文明對于價值增殖不都是有害的一樣,因此,資本必須“理性”地、審時度勢地作出選擇。當創造文明有助于價值增殖,或者說價值增殖需要創造文明的時候,資本會“全身心”地去發展文明;而當摧毀文明有助于價值增殖,或者說價值增殖需要摧毀文明的時候,資本也會義無反顧地去阻礙乃至破壞文明的發展。

    以降低成本為例,資本需要盡可能地降低成本,但降低成本有很多種方法。有些方法有益于人類文明,有些方法卻是有害于人類文明的。譬如,以科技創新的方式節約成本有助于文明的發展,但是,以掠奪自然資源、污染生態環境、壓榨弱勢的原材料供應者、剝奪勞動者的應有報酬等方式節約成本,卻是對文明的傷害。但資本不會管自己降低成本的方式是有益于文明還是有害于文明,它只會看哪種方式最有利于自己實現價值增殖,並堅定地選取這種方式。在“靈魂”的深處,資本在乎的只有價值的增殖。“不論經濟的增長是否有意義——比如不管經濟增長是否符合可持續發展的要求,也不管它對公眾的福利有益還是有害,現存的資金總是千方百計地尋找……機會,以達到增殖的目的。”(18)資本按照這種自行增殖的本性與邏輯運動,按照是否有利于乃至是否最有利于價值增殖的標準行動,而至于是創造文明還是摧毀文明,並不是資本真正在乎的事情。即便資本對此事關心起來,也必定是由于創造或摧毀文明對它的價值增殖造成了影響,讓它不得不在乎。雖然從理論上說,如果發展文明比破壞文明更有利于資本的“長遠利益”,資本也會選擇創造文明,但在現實中,處于殘酷競爭壓力下的資本並不都是理性而目光長遠的,往往還是反理性和目光短淺的。

    最大限度的價值增殖還要求資本想盡一切辦法從文明的變化(發展也好,停滯、倒退也罷)中獲取好處。資本不會放過文明中每一個有利于自己增殖價值的變化。只要有一點“積極”的改變,資本就會趨之若鶩地加以利用。同樣,資本也不會放過文明中每一個不利于自己增殖價值的變化。出現一絲“消極”的變化,資本也會如坐針氈。資本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這一信條的忠實踐行者。在文明的變化有利于價值增殖的情況下,資本必然竭盡所能地加以維護和鞏固,並力爭將文明的變化控制在有利于增殖價值的範圍和程度之內。而如果文明的變化不利于價值增殖,資本必定直截了當乃至赤裸裸地對文明“動手”,改變文明的水平與狀態,努力讓文明按照自己所需要的方向變化。

    價值增殖邏輯不但衍生出創造文明邏輯與摧毀文明邏輯,而且也牢固地支配著這兩種邏輯的運行及其方向與狀態。創造文明和摧毀文明的邏輯在形成之後,按照其由價值增殖邏輯所規約的取向與程序展開運作,順從地為價值增殖服務。但資本還始終嚴密地監視並管控著它們運作的“效果”,使之絕對地服從于自己。如果運作的效果良好,有利于價值增殖,資本會繼續保持或強化這兩種邏輯;一旦運作的效果不佳,不利于價值增殖,甚至只是無法達成最大程度的價值增殖,資本就會予以調整。價值增殖邏輯還決定了這兩種邏輯的消亡。當價值增殖邏輯消失,資本的創造文明邏輯和摧毀文明邏輯也不可能繼續存在和發揮作用。由此可以說,創造一摧毀文明的邏輯同價值增殖的邏輯是共存亡的。

    不僅創造文明的邏輯和摧毀文明的邏輯皆由價值增殖的邏輯所衍生和支配,而且它們之間的矛盾關系也由價值增殖邏輯這一核心邏輯所規約。創造文明的邏輯和摧毀文明的邏輯既互相對立,又內在一致、並存共生,乃至相互轉化。在特定歷史條件下,資本要創造文明,就必須摧毀文明。只有依靠野蠻的手段破壞文明,它才能實現創造和發展文明的“作用”。資本原始積累的血腥歷史充分說明了這一點。而在另一些時候,資本又以發展文明之名行阻礙文明之實。資本將前資本主義文明拉進自己的體系,並不是真正為了進一步提升人類的文明,而是為了讓人類及其文明永遠地停留在它的統治之中。簡言之,價值增殖的本性迫使資本不得不變出這種令人眼花繚亂的“魔術”。創造文明邏輯和摧毀文明邏輯相反相成的關系,確證並強化了價值增殖邏輯的主導地位。

    二、價值增殖邏輯支配其他對立的附屬邏輯

    除了創造文明與摧毀文明這對相互矛盾的邏輯之外,從不同的視角看,資本還內在地具有諸多類似于此的矛盾邏輯,如提高效率邏輯與降低效率邏輯,競爭邏輯與壟斷邏輯,公共性邏輯與私獨性邏輯等。在每一組對立的邏輯中,在相對而非絕對的意義上,前一種邏輯是正向的、積極的,後一種邏輯則是負向的、消極的。從資本誕生的那一刻起,這兩類不同的邏輯就始終共存地發生作用。但是,這些相反的邏輯,在根本上都是價值增殖這同一個邏輯的衍生物,都服從和服務于它。價值增殖邏輯衍生這些邏輯的機理,同它衍生創造一摧毀文明邏輯的機理是一致的。

    資本既具有提高效率的邏輯,又存在降低效率的邏輯;在特定的方面顯著改善了效率,但在根本的意義上又是反效率的。效率是產出同投入的比率。要想有效率,首先得有產出。為此,資本總是以“有用性的眼光”看待和處理一切,在效用關系中構造出一個普遍有用性的體系,讓一切存在都變成這個體系的構件與體現者,喪失自身感性、詩意的光輝。從而,資本為自己創造出一個“有用性”的世界。在效用原則的基礎上,資本進而追求效率原則。為了價值的更大增殖,資本總是盡可能地增加產出與收益,同時盡可能地減小成本與投入,從而顯著提高了效率。馬克思明確指出,較之于奴隸制和封建制,資本的生產效率是最高的,大幅度地增加了人們生產乃至全部活動的效率,從而創造出更高的生產力和文明。

    但實際上,在價值增殖壓力下,資本也存在著很多反效率邏輯的因素。首先,在資本內部,存在著降低效率的一面。效率並不總能成為資本主義社會的主導原則。“當其他的因素比個人效率能夠更多地導致更高的收入時,個人效率準則僅僅起到一種從屬的作用。比如當個體可以通過關系和政治影響帶來社會地位的上升時,上述動機鏈條就不再起作用了。當個體通過個人效率來謀求成功時,其他人卻能夠簡單地通過關系的途徑而使這種努力失敗。”(19)資本在演變的過程中越來越喪失效率。“自由市場經濟應該將其強大歸因于個人效率準則,但同時這一準則正逐漸被同樣強大的相反力量所替代”,在資本主義經濟形態中,“財富的積累越來越缺乏效率的支持或干脆以犧牲效率為代價”。(20)資本主義“不再需要這種基本的效率準則”,從而“效率準則被廢止”(21)。

    其次,資本的效率也不等于人的效率。在主要的意義上,這種效率只是資本的效率,它增加的只是相對于資本的產出,減少的也只是相對于資本的投入,而不是其他存在特別是人的投入與產出。當然,資本制造出諸多假象,讓人誤以為它所提升的是一種“真正”有利于人的效率。再次,也是最重要的,資本的效率還經常直接建立在損害社會效率的基礎之上。資本在追逐效率的過程中,制造了巨大的浪費和嚴重的破壞,讓人類為之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從投入或成本的角度看,如前所述,資本降低成本的方式可能是有害于人與社會的。資本不僅可以將成本“內化”給本國的自然與他人,而且能夠“外化”給整個世界的所有他者。從產出或收益的方面看,資本的產出對于人與社會而言也可能是負擔,生產過剩就是典型表現。為了資本的效率而犧牲人類的效率,這是一種本末倒置的反效率。

    價值增殖的邏輯既催生了資本競爭的邏輯,也派生出資本壟斷的邏輯。資本經常性地處于競爭狀態之中。“競爭不過是資本的內在本性,是作為許多資本彼此間的相互作用而表現出來並得到實現的資本的本質規定,不過是作為外在必然性表現出來的內在趨勢。”(22)人們普遍認為,競爭是資本開拓、創新的驅動力量,也是資本主義的“核心競爭力”與歷史進步性。競爭甚至還是使資本成為資本的條件之一。但需要注意,“競爭的積極作用是必須與特定的前提相聯系的。若競爭不與對社會有益的目標相聯系的話,就會體現出其破壞性的內在特征”(23)。而且,事實上,競爭只是資本價值增殖的一種方式而已。無論競爭還是壟斷,只要有助于增殖和積累,資本都會支持。

    當其他資本處于壟斷地位時,資本渴望獲得競爭的機會。只有通過競爭,它才可能分得一杯羹。而當自己處于壟斷地位時,資本卻十分排斥競爭,極力維護其壟斷地位。不僅如此,從內心深處看,較之競爭,壟斷是資本更加夢寐以求的。對于最大化的價值增殖而言,壟斷顯然要比競爭有利得多。充分競爭的市場不可能保證長期的高額利潤。而在壟斷的條件下,利潤的到來要容易得多,甚至還可能“贏者通吃”。但是,為了得到壟斷的機會,將所有的“羹”都據為己有,資本又不得不參與競爭。在這個意義上,競爭只是資本實現壟斷目的的手段而已,而且,資本還制造了許多惡性的競爭,它們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獲取壟斷地位。

    可見,價值增殖邏輯使資本內在地具有反競爭的壟斷邏輯。這一邏輯的發展必然逐步削弱競爭邏輯。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過渡到壟斷,進而從私人壟斷過渡到國家壟斷乃至國際壟斷,正是由壟斷邏輯決定的。當前,資本主義特別是壟斷資本主義世界雖然在某些方面充滿競爭,但在另一些方面卻拋棄了競爭,“作為一般規則,真正的價格競爭在資本主義的壟斷階段中是受到嚴厲禁止的”(24)。從而將不可避免地逐漸陷于僵化,“排斥了競爭的社會……處于一種使傳統和特權僵化的危險之中”(25)。西方學界近年所指認的“特權資本主義”和“承襲制資本主義”等新的資本主義形式,都是資本這種高度的壟斷邏輯的表征。當然,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從來沒有過完全壟斷的時期,正如從來沒有過完全競爭的時期一樣。

    資本具有反公共性的邏輯,但也現實地存在某些公共性的因素。毫無疑問,資本呈現出不可掩蓋的反公共性——私獨性的面相與本質,它們一切的“奮斗”和“奮斗”的一切都不曾離開過自己的根本利益——無限的價值增殖。對這種利益的狂熱追逐,讓資本將一切都作為代價,並越來越趨于非理性乃至反理性,從而對社會的公共性造成嚴重傷害。身兼“國際金融大鱷”和“資本研究者”雙重角色于一身的索羅斯公開承認,“資本主義體系自身並沒有顯示出走向均衡的趨勢。資本的擁有者總是尋求其利潤的最大化。讓他們自行其是的話,他們會持續積累其資本甚至局面失衡”(26)。完全有理由說,在直接和主要的意義上,資本是具有私獨性的。

    不過,也應該看到,資本的確蘊含著某種公共性的邏輯。馬克思認為,資本在現實中已經一定程度地顯露出社會性和公共性的力量與趨勢,並客觀地造成了某些公共性的效應,經過特定的歷史過程,能夠內在地超越其私獨性的向度,自我揚棄為一種真正公共性的存在。這種自我揚棄是由資本內在的矛盾決定的。馬克思指出,在資本之中,存在著作為私人權力和作為社會力量的矛盾。隨著資本的不斷積累,資本越來越成為社會力量,“然而是異化的、獨立化了的社會力量,這個力量作為物並且通過這種物作為個別資本家的權力而同社會相對立。……資本轉化成的普遍社會力量同單個資本家對于這些社會生產條件的私人權力之間的矛盾越來越觸目驚心,並預示著這種關系的消滅,因為它同時包含著把物質生產條件改造成為普遍的,從而是公共的、社會的生產條件”(27)。

    可以看出,在資本身上存在著兩種不同的力量或因素︰一種是“個別資本家的權力”,即私人權力,它在本質上是為“單個資本家”私人利益服務的,亦即私獨性的;另一種是合乎歷史發展方向的“社會力量”,但這種力量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是獨立的、異化的,它同生產條件的真正創造者相對立,並壓迫著這些創造者,因此是一種“社會權力”(28)。雖然這種力量處于異化狀態,但它畢竟是一種真實存在的社會性的力量,而且內含著轉變為真正代表社會利益的公共性力量的趨勢。于是,在這兩種異質的力量之間,發生了嚴重的矛盾與對立。伴隨資本積累的推進,這種矛盾和對立會變得越來越尖銳。在馬克思看來,資本將逐漸褪去其作為私人權力的外殼,而成為一種徹底的公共性力量,為理想社會奠定了力量基礎。資本揚棄為“公共的、屬于社會全體成員的財產”,從而“失掉它的階級性質”(29)。資本的公共性最終將克服階級性與私獨性。

    除上述三組邏輯之外,資本還內在地包含節約與浪費、創新與守舊(30)、理性化與反理性化、同一化與差異化(31)以及人性化與反人性化等許多相反相成的邏輯。這些邏輯看似各具特點,甚至截然相反,但都有一個共同的靈魂,即不懈增殖價值的靈魂。價值增殖邏輯衍生和支配這些對立邏輯的機理都是一樣的。只要是有助于價值增殖的途徑與方式,資本都會采用;而只要是有礙于價值增殖的途徑與方式,資本都會毫不留情地拋棄。效率與反效率、競爭與壟斷、節約與浪費、創新與守舊、理性化與反理性化、同一化與差異化、人性化與反人性化、公共性化與反公共性化等等,都只是實現價值增殖的手段而已。資本沒有理由一定只要這些對立面中的一個方面,而不要另一個方面。因此,資本及其價值增殖邏輯總是既促成效率、競爭、節約、創新、理性、公共性和人性化等正向的邏輯,又引發反效率、壟斷、浪費、守舊、反理性、私獨性和反人性等負向的邏輯,進而綜合地運用這些手段實現剩余價值最大化的“夢想”。

    綜上所述,雖然資本內含諸多各具規定性與影響力的運動邏輯,但只有價值增殖邏輯才是資本核心、根本和起決定作用的邏輯,或者說構成資本運動邏輯的核心與根本。其他邏輯都只是從屬、非根本、不起決定作用的邏輯。比較而言,資本的核心邏輯具有絕對性,只要基本條件具備,它就必然實現出來,而資本的附屬邏輯則更多地顯示出相對性。在相互對立的兩種邏輯中,何者在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與程度實現,均以核心邏輯的實現為宏旨和條件。當然,反過來看,價值增殖邏輯的運作也需要具體地通過諸多附屬邏輯才能完全實現。附屬邏輯的運行狀況直接影響著價值增殖邏輯的運作及其力量,從而影響資本增殖價值的速度與程度。

    還值得提出的是,雖然在資本發展的早期,多數的正向邏輯更為顯著,但當進入晚期資本主義階段,資本越來越喪失存在合理性的時候,那些負向的邏輯就愈加有力地顯現出來。具體而言,隨著價值增殖邏輯的逐步推進,創造文明、效率、競爭、節約、理性等正價值的邏輯變得越來越乏力,而摧毀文明、反效率、壟斷、浪費、反理性等負價值的邏輯卻越來越強勁,越來越驅逐和取代正向邏輯。這或許可以稱為晚期資本邏輯的“劣幣驅逐良幣”定律。從而,資本消極的影響必將越來越顯著,越來越超過其積極的效應。這是資本在其自身的範圍內不可擺脫的“宿命”。只有當資本實現內在超越和自我揚棄之後,那些正向的邏輯才可能真正克服它們各自的對立面。

    三、資本核心邏輯與附屬邏輯分野的啟示

    資本不同運動邏輯在層次上的分野,特別是價值增殖邏輯對各種附屬邏輯的衍生和支配,無論在認識上還是實踐中,都蘊含著豐富的啟示。認真分析進而積極汲取這些啟迪,對于理論和現實的發展都不無裨益。

    理論需將普遍與特殊有機地熔鑄為系統整體。在對資本邏輯這把鑰匙本身理解不透徹的情況下,以之解剖現代世界也不可能得到透徹的結果。直接而言,對資本核心邏輯與附屬邏輯的界分和考察,啟發我們更為深入地理解資本邏輯本身。我們不應再像以往那樣只是一般性地談論資本邏輯,而應清楚地意識到資本存在著諸多不同的邏輯,進而辨明資本在特定條件下發生作用的具體邏輯及其特定效應。在考察不同的問題時,我們需要自覺地運用恰適的資本邏輯予以分析,增強研究的針對性與有效性,明確資本邏輯的核心與附屬之別,還要提醒我們更加深入地把握資本價值增殖的本性。資本增殖價值的運動並不必然就是負向的,當然,也決不必然就是正向的,它本身必定制造出雙重的效應。

    對資本核心邏輯與附屬邏輯關系的研究,也有助于更為深入地剖析資本和現代世界的矛盾性,矛盾性是現代性的突出特征。雖然任何的歷史時代都表現出諸多的矛盾,但現代世界的矛盾無疑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加繁多、尖銳而深沉。現代性這種深刻的矛盾性,是由資本諸運動邏輯之間的矛盾性所造成的。運動邏輯的矛盾性決定了資本歷史效應的矛盾性,從而形塑了現代世界及其矛盾性。而資本運動邏輯的矛盾性本身又受資本內在本性與核心邏輯的規約。無限的價值增殖決定了資本及其運動必然呈現出諸多矛盾的邏輯,從而衍生出許多內在的矛盾與外顯的悖論,使資本成為一個“活生生的矛盾”,始終“在矛盾中運動”(32)。不站在價值增殖邏輯的高度,就難以理解資本那些相互對立的邏輯,難以把捉資本種種矛盾與悖論,從而也無法透徹地澄明資本。

    較之于理論的意義,資本核心邏輯與附屬邏輯之別的現實啟迪更為重要。在沒有外在力量干預或者外在力量不夠強大的情況下,資本只會按照自己增殖價值的邏輯運動,從而必然同時內在地形成正向與負向兩類不同的邏輯。這啟示現代人類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要實現更好的發展,建構更高的文明,必須盡可能合理地對待資本及其邏輯,既利用與培育資本,同時又要對其加以制約和引導,使資本朝著真正的人性化與文明化的方向轉變,最終實現自我揚棄的“天命”(33)。雖然處于資本的深刻統治之下,但這並不意味著現代人類毫無積極行動的能力而只能逆來順受,逐步覺醒的人類能夠越來越主動、有力地掌控進而超越資本的邏輯。

    如果事物有積極意義可以利用而不利用,對事物來說就是浪費,于人而言則是損失。在資本及其邏輯內含創造文明的可能空間與實際能力的前提下,可以主動地對其加以合理利用,發揮其所蘊含的各種正向價值,特別是較為高效地發展生產力、創造文明以及傳播文明(34)的作用,使之有益于人類的發展。當資本不發展從而積極意義不夠充分的時候,還可以根據長遠的目標和實際的情況,適當地培育資本以更好地利用它。雖然最終的目的是超越資本,但在它還能發揮較大“正能量”的情勢下,無需操之過急地簡單加以取消,而應在適度的範圍內允許它的存在與擴張。比起資本的發展,資本不發展或許會帶來更多、更重的災難與痛苦。當然,資本決不會自動地以創造文明、發展人類為己任,而只會以增殖價值為鵠的。因此,需要我們在正視價值增殖邏輯及其核心地位的前提下,創造條件使資本傾向于發揮正向邏輯而非負向邏輯去實現價值增殖,從而發揮出更為積極的作用。

    具有歷史進步性的資本及其邏輯同時存在著根本的歷史局限性。在其支配下,人類不可能實現充分的發展和自由,也不可能建構真正“屬人”的文明和“人性”的世界。由于價值增殖邏輯的控制,資本決不可能只是無私地把正向邏輯提供給人類“享用”,而不將負向邏輯對準人類,這是利用和發展資本時應該高度注意和時刻警惕的。人類的發展,需要以對資本的利用為條件,但是,這種利用又必須以發展人類為旨歸和前提,將資本及其效應控制在符合人類發展的方向上。否則,就會變成不是人類利用資本,而是資本利用人類。因此,需要以有效的方式對資本特別是其負向邏輯加以管控與制約,規避、減輕和縮短它所造成的傷害。如果不能做到這一點,現代人類就無法實現具有決定意義的升華。盡管資本逐利的本性不可改變,其存在和活力“無法離開其獲利性”,但它“卻是可以約束和規制的”,“法律和道德等社會因素的約束可以抑制資本的過度貪婪性,使其傾向于文明化”。(35)

    雖然在一般的意義上可以說,應該盡可能發揮資本的正向邏輯,同時抑制其負向邏輯,但這只能在一定的範圍和程度上有效,不可能做到“兩全其美”。因而,除了利用和制約,還需要對資本加以引導,使之盡可能地向有利于發展人類文明的方面轉變。最關鍵的還在于,無論是利用、制約還是引導、轉變,都必須始終保持一種超越的眼光和思維,積極促成資本的自我揚棄。只有足夠自覺地站在這一立場上,才能做到對資本邏輯足夠恰當地利用、制約、引導與轉變。特別是在晚期資本主義階段,資本的負向邏輯愈加突兀和肆虐,必須格外注重對資本及其邏輯的超越。

    較之其他國家,當代中國尤為需要深入把握進而認真汲取資本核心邏輯與附屬邏輯內含的啟迪。在我國發展非公有制經濟,逐步讓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的過程中,資本及其邏輯不可避免地運行和擴展開來,對社會的眾多方面都逐步構成了顯著的影響乃至沖擊,從而同當代中國的建設與發展產生了本質性的關聯。因此,恰當地看待和應對資本邏輯,使之最有益于當代中國的發展,已經成為奮力開拓適宜發展道路、探索最優發展模式的中華民族必須重視和探究的核心課題之一。根本而言,當代中國應以對歷史發展的自覺意識和勇敢擔當,駕馭好資本及其邏輯的運行與變化方向,方能建構出一種積極揚棄資本文明的新型文明,為人類的發展增添一種可資借鑒的可能選擇。這既是當代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大國勇于承擔的神聖使命,也是中華民族真正實現偉大復興、屹立于世界先進民族之林的核心標識。由于在較為薄弱的發展基礎上建構更高文明形態這一特殊的現實與任務,當代中國必須比一般的國家更為審慎、辯證和耐心地對待資本邏輯。在利用、管控和超越等各個方面和環節,都更加需要富于戰略眼光、理論思維和實踐智慧。

    注釋︰

    ヾ參見豐子義︰《全球化與資本的雙重邏輯》,載《北京大學學報》2009年第5期。

    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395頁。

    ゞ《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47頁。

    々《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6卷第927頁。

    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390頁。

    あ[英]格雷︰《偽黎明︰全球資本主義的幻象》,劉繼業譯,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231頁。

    ぃ《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67頁。

    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269頁。

    ぅ《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5卷第92頁。

    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419頁。

    (1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6卷第927-928頁。

    (12)豐子義︰《全球化與資本的雙重邏輯》,載《北京大學學報》2009年第5期。

    (1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871頁。

    (1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873頁。

    (1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871頁。

    (1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7卷第377頁。

    (17)豐子義︰《全球化與資本的雙重邏輯》,載《北京大學學報》2009年第5期。

    (18)[德]詹納︰《資本主義的未來︰一種經濟制度的勝利還是失敗?》,宋瑋、黃婧、張麗娟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47頁。

    (19)[德]詹納︰《資本主義的未來︰一種經濟制度的勝利還是失敗?》,第96頁。

    (20)同上書,第98-99頁。

    (21)同上書,前言第9-10頁。

    (2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394頁。

    (23)[德]詹納︰《資本主義的未來︰一種經濟制度的勝利還是失敗?》,前言第8頁。

    (24)[美]福斯特、麥克切斯尼︰《壟斷金融資本、積累悖論與新自由主義本質》,武錫申譯,載《國外理論動態》2010年第1期。

    (25)[德]詹納︰《資本主義的未來︰一種經濟制度的勝利還是失敗?》,前言第8頁。

    (26)轉引自童世駿︰《資本的“文明化趨勢”及其內在限制》,載《學術月刊》2006年第10期。

    (2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2卷第501頁。

    (2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6卷第293頁。

    (2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1卷第287頁。

    (30)盡管資本具有突出的創新邏輯,但其實也存在著守舊的另一面。當守舊比創新更有利于價值增殖,或者守舊同樣可以增殖價值的時候,資本也會選擇守舊,而不總是選擇創新。因為,創新是有難度的,需要很大的投入與成本,而且並非都會有更高的產出與收益,還經常有失敗的危險。相對而畝,守舊就比創新容易得多。如果以先前的辦法能夠較有效地增殖價值,那麼資本就可能傾向于不冒或少冒風險地以舊有方式進行價值增殖。盡管面臨巨大的競爭壓力和被淘汰的危險,許多企業還是自覺或不自覺地守舊。曾經的手機巨人諾基亞,之所以轟然倒下,根本原因就在于守舊。

    (31)學界以往十分注重資本的同一化邏輯,但資本實際上也存在著與之相反的差異化邏輯。資本經常性、機制性地制造出種種差別,如“VIP”、“限量版”和網絡游戲中的“特權”,以利于增殖價值。尤其是“第三次浪潮”興起後,這種差異化邏輯愈發明顯。人們逐漸膩煩于長期統治的同一性,渴望差異性和“個性”。為了滿足這一需求,資本便逐步強化了差異化邏輯。避免“撞衫”成為人們普遍遵從的社會準則,正是這一邏輯在日常生活中的典型表現。甚至一些“後現代”觀念本身也是資本差異化邏輯的征象。

    (3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390頁。

    (33)參見劉志洪︰《自我揚棄︰資本權力的“天命”——馬克思的資本權力自我揚棄思想及其啟示》,載《教學與研究》2016年第4期。

    (3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590頁。

    (35)王淑芹︰《資本與道德關系疏正——兼論馬克思的資本野蠻性與文明化理論》,載《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2年第1期。

作者︰ 劉志洪 責編︰ 範紅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