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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決定論到被過度解釋的“多元決定論” ——關于政治經濟學批判方法論之當代意義的若干思考

2018年08月20日 03:11:17 來源︰ 《哲學原理》2017年12期

    毫無疑問,由卡爾•考茨基于1903年3月在《新時代》雜志第21年卷上首次公開發表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或《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的《導言》,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最為深刻而重要的文本之一。ヾ而對于這個《導言》的最著名而富有創造性解釋的著作,除了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1923)ゝ等文本之外,就是本文要說的阿爾都塞的《讀<資本論>》(1965),ゞ以及英國伯明翰學派代表人物斯圖亞特•霍爾的《馬克思的方法︰對<1857年導言>的一個“解讀”》(1974)々。

    從馬克思《導言》原初的旨在祛除根深蒂固經濟決定論的主導結構決定論,到阿爾都塞的超級結構(super-structure)的過度決定論(surd termination overdetermination),再到霍爾的偶然鏈接(articulation)的多元決定論(overdetermination),ぁ這似乎是一條清楚的發展線索,也是本文力求澄清的思想史文脈。但本文要說的是,霍爾關于《導言》方法論的研究筆記是一個具有嚴重誤導性或誤讀性的原創性著作。這就是,從這篇文章中你會提出一個疑問,馬克思哲學還是一篇歷史唯物主義或歷史決定論嗎?問題就出在霍爾對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佔絕對統治地位的經濟社會形態所包括的復雜決定論隱喻的一種過度解釋。但霍爾對馬克思方法論文本的“過分解釋”,卻引發出下列一連串意想不到的具有啟發意義的新問題︰政治經濟學批判方法論或者說嚴格意義上的歷史唯物主義能夠成為一種適合于關注當代消費社會現實的文化研究方法論嗎?歷史唯物主義與當代政治社會現實的研究究竟是一種什麼關系?馬克思經典理論方法的成功前提,似乎就在于他以嚴格而科學的“抽象”而犧牲掉了我們今天更為關注的政治與文化現實;而霍爾成功地把馬克思的方法過度解釋為一種文化研究與政治哲學的方法,其代價也正在于他把歷史決定論消解成為一種偶然的差異的辯證法。本文起筆于阿爾都塞與霍爾前赴後繼式地對馬克思方法論的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解釋,而終筆于歷史唯物主義與當代文化研究和政治哲學的關系問題。雖篇幅有限、功力不濟,然仍期冀求教于學界大方之家。

    一、從“清算從前的哲學信仰”到動搖馬克思哲學大廈的基礎

    本來,馬克思的《導言》與《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樣,都是為了解決自己的問題而連續不斷地對“從前的哲學信仰”的一種清算。換句話說,馬克思寫《導言》,特別是政治經濟學批判方法論的目的,是一次對黑格爾辯證法哲學的創造性回歸與重構,也就是霍爾所說的“解碼”之後的“重新編碼”あ。對于馬克思而言,黑格爾從來既是一個克服—超越的對象,又是一個回歸與重新生產的過程。克服黑格爾的最好辦法就是對他的思想回歸式重復性的消化實現與再創造,也就是霍爾所心儀的德里達式的還原論式的解構︰“就《1857年導言》而言,幾次三番地,黑格爾被毅然決然地拋棄和推翻,但這恰恰就是馬克思正從黑格爾的辯證法中學習,或再學習的時候”ぃ。

    在馬克思初始的克服與再生產黑格爾思辨哲學話語的語境(《巴黎手稿》)中,對現實異化的人本主義批判性理解是其關鍵環節。而在再次遭遇的黑格爾的歷史唯物主義創立過程(《德意志意識形態》與《哲學的貧困》)中,生產的歷史概念成為唯物主義“顛倒性”實現與再創造黑格爾絕對精神的邏輯中樞。而《導言》中馬克思所第三次遭遇的黑格爾或者說自己的“從前哲學信仰”,是一種過于邏輯化、理性化以及進化論式的世界歷史思想。馬克思強調的是,世界的非本質統一性以及歷史的非連續性、非目的性演變,也就是旨在克服那種異化及其揚棄式復歸的目的論式的歷史概念。這里,馬克思所透視的歷史現實焦點或突顯特征內涵,並非法蘭克福學派所強調的顛倒的物化的統治,或者第二國際所說的經濟決定論,而是歷史區別性意義上的共時性的、然而是異質性的結構。《導言》表明馬克思形成了新的更加復雜而且嚴格的歷史唯物主義概念︰第一,構成歷史發展本質的,不是各個歷史時代連續的一般性和共同點,而恰恰是“區別于這個一般和共同點”的“差異”。所以,第二,線性的平滑的積累式的啟蒙主義進步觀,被斷裂的、分叉的、不平衡的歷史觀所取代。第三,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不僅是以往人類歷史的持續而高度的發展,而且是一種斷裂、一種中斷,更是在總體性結構中對以往歷史的摧毀和重構。い

    阿爾都塞在《讀<資本論>》一書中對大綱《導言》的文本所作的結構性因果論,ぅ其最重要的目的是突破多年來僵化人們思想的經濟決定論、歷史必然性普遍性假設,強調歷史內在結構的共時性以及歷史變動的整體性不平衡性,其本意並不是在反對歷史一元決定論基礎上提出歷史多元決定論,或者彰顯理論—文化—政治—經濟諸子系統的各自相對獨立性,而是強調歷史的“無單一目的主體過程”意義上的非本質表現論或非異化論。也就是說,他反對決定論,反對的正是本質統一的假設以及歷史階段論與目的論。阿爾都塞對《導言》的結構主義解釋,旨在反對“大寫的”“單一的”純粹的本質統一的歷史理論假設,突出歷史的內在沖突與差異性、對抗性共存的當代表現的歷史う︰“並不存在一種單一的歷史、一種廣義的歷史,而只有在記載它們的型式、律式和模式上各種不同的歷史——相間隔的、有區分的歷史”(11)。

    阿爾都塞的過失在于他把馬克思的歷史先在性決定論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那種無意識先在結構論混為一體。本來很清楚的歷史復雜性矛盾性現實存在的內涵,被一種無本質的統一性真實性的形式意義所代替。換句話說,主導結構決定論變成了沒有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superstructure)決定論,或者說變成了沒有經濟基礎的超級結構(surper-structure)決定論。

    如果說馬克思的《導言》方法論重心是強調生產的歷史性總體性以及資本主義社會結構復雜矛盾的歷時性特征,阿爾都塞強調的是結構本身的自我生產性,霍爾則把重心放在對關于“生產與分配、交換、消費的一般關系”(12)一節的解讀上。

    換言之,霍爾對《導言》的解讀重點並不是通常所說的第三節政治經濟學的方法或者所謂從抽象到具體、歷史與邏輯統一以及“人體解剖”這些內容,而是第二節“生產與分配、交換、消費的一般關系”(13)。這種文本閱讀段落的重點改變只是表面的,要害在于,霍爾是在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化閱讀的基礎上,進一步把被架空的決定論概念變成了實際上解構主義式的偶然鏈接論,或者說非決定論式的差異結構生成論。我們下面就來看看這個解釋思路是如何形成的及其成就與代價。

    二、馬克思的主導結構論如何變成了上層建築或超級結構決定論?

    眾所周知,馬克思早在《哲學的貧困》一書中就把批判的矛頭對準黑格爾絕對觀念主體構成單一的歷史發展邏輯的思辨唯心主義歷史觀,而強調一種復雜的矛盾的結構性的唯物主義歷史觀。在《貧困的哲學》中,蒲魯東機械模仿黑格爾的抽象的邏輯範疇體系,把社會的各個環節變成同等數量的獨立社會。馬克思指出,蒲魯東的可笑就在于他不了解“處于現代社會制度聯結……關系中的現代社會制度”(14)。易言之,社會是多種生產關系構成的統一的總體。而總體的範疇絕不是把它的各個環節歸結為無差別的統一性、同一性,卻是主張這些環節彼此間處于一種動態的辯證的關系中。在研究社會時,不應該“把社會體系的各個環節割裂開來”,否則就不能正確說明“一切關系在其中同時存在而又相互依存的社會機體”(15)。後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方法進一步說明,例如,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就不是同一的東西,而是說,它們構成一個總體的各個環節、一個統一體內部的差別。

    與馬克思一樣,阿爾都塞與霍爾均關心唯物辯證法與黑格爾觀念辯證法的根本區別。馬克思強調的是,觀念再現現實思維過程,雖然是科學地把握對象的不可或缺的認識論環節,但並不能取代外部現實的客觀存在。阿爾都塞則強調,馬克思的辯證法是所謂的結構決定論或過度決定論。在阿爾都塞看來,任何決定論都是結構性的,每個結構都是非實體、非還原的相對自主的決定。就是說,一個決定不能還原成另外一個決定,這些不同結構之間的決定是不能還原和分等次的,每個結構都有自己相對的獨立性。從這個意義上講,是多元決定。但多元決定不是作為一種本質的實體,恰恰相反,阿爾都塞的多元決定反本質實體,強調各種各樣相對獨立的結構之間的沖突作用所形成的某種暫時的主導力量,這種暫時的主導力量往往集中體現在各種社會矛盾沖突中,是各種社會矛盾沖突的隱喻、轉換或者說是一種變形。傳統馬克思主義講,“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16),“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但在阿爾都塞這里,經濟與政治是相對獨立的兩個結構。政治有時會在歷史發展過程中起主導和決定作用,但這種主導和決定作用不是直接的反映論的作用,而是對經濟問題的升華、轉移與隱喻。所以政治決定往往可以翻譯成“過度決定”︰各種各樣的力量最後都集中到政治這一點上,用政治這個問題把所有問題都替代、偽裝與掩蓋了。政治實際上是多種多樣力量的交錯點,仿佛是“政治說了算”,其實是各種各樣矛盾最終的匯聚點。這里面的政治作用就是過度決定,是多元決定的集中表現。世界革命的薄弱環節問題,就是各種各樣矛盾最終轉移、相互擁擠、傳感,導向了最後一個突破口,這實際上是一種癥候與發作。用馬克思和列寧的話說就是,意識形態和上層建築是社會生活的集中的表現,這種集中的表現往往就成為主導的東西,成為突出的東西,也就是不平衡的東西。用毛澤東的話說,多種矛盾並存,其中有一個矛盾佔主導地位。(17)不平衡的東西是不可能被還原成統一的本質,一定是各種各樣的東西交替扭結而成的異質性矛盾結構。

    阿爾都塞在《讀<資本論>》中指出,馬克思偉大的理論革命就在于發現了這種結構性決定論的認識論範式。他認為,近代以來人類哲學史上出現了三次理論革命,第一次是以伽利略、牛頓為代表的,強調物與物之間的反射性的相互性的因果決定論,世界就是一個像台球撞擊般的因果論的世界。把整個中世紀神秘莫測的宇宙空間還原為一物不存的抽象空間背景下的諸質點之間一一對應的相互作用,就是因果決定論,這是科學的抽象。這種理論模型對今天的人們仍然有影響——近代科學的開端就是讓世界簡單化。不是讓世界復雜而是讓世界簡單,這就是抽象。第二次理論革命從萊布尼茨開始,到康德、黑格爾甚至馬克思,是表現性的決定論︰不再是從原因一結果之間關系來理解這個世界,而是從表象、現象或再現回過頭來反思世界背後的本質。這是另外一種抽象思維。把世界各種各樣的現象看成是背後恆定的同質的本質的表現,這種表現是由恆定的本質所決定、創造的。從萊布尼茲的單子論開始,甚至從斯賓諾莎“自因論”開始,是本質主義還原論。表面上說不再是牛頓那樣的一物對另一物作用的經驗主義,而開始有了辯證思維,世界所有的現象都由一個整體性統一性的本質所決定。這不再是線性的一一對應的因果思維,而是整體的本質主義的思維,這種思維在阿爾都塞看來是表面上的辯證法,實際上仍然是被科學所驅趕的神學的改頭換面︰假定世界是由一個統一的在場的原因、目的所決定的。這仍是神學的思維,也是一種簡單化的辯證思維。

    第三次理論革命是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是結構主義的決定論(18)。馬克思主義或者阿爾都塞所說的結構主義決定論與黑格爾的本質主義決定論有什麼區別?阿爾都塞的想法讓人費解。他認為,結構與本質的最大區別就是,本質是作為不變的恆定的實在,決定著現象世界的變化;而結構決定論認為結構本身是一個不可還原的功能整體,在結構中不可能把一種力量、一種存在還原成更高的更本質的存在,而在于結構是一個不可分割的自行決定的整體功能。阿爾都塞運用了斯賓諾莎的“自因論”概念,實體就是自因,自因就是不受任何外在力量影響的神。當然,斯賓諾莎主要講的是他心目中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是絕對民主政治而不是外來力量強加的。(19)阿爾都塞將其加以挪用與改造,變成了他的結構主義決定論。這種決定論反對世界還有更深層次的最終原因的神學假設︰所有的現象現實都是結構整體本身,而且只有在結構整體本身的生成中才能得以呈現與理解,所以任何實在都是一種再現與呈現,這種呈現不是對本質的物的表現,而是自我生成的呈現,是不可還原的。這就是弗洛伊德的“夢”,是一種語言結構而不是真實地指涉某個事物,就是一種橫向的凝聚與生產交換,不是一種統一的自我意識所能夠構造的,而是自我意識之外的結構本身所構造的。阿爾都塞講得非常晦澀,通俗而言,結構決定論就是把馬克思主義的矛盾辯證法變成阿爾都塞心目中的結構辯證法,他不贊成黑格爾的本質決定現象的靜態等級制的辯證法,而是把馬克思的矛盾不平衡辯證法變成他的結構辯證法。

    阿爾都塞認為,馬克思哲學有兩個隱喻是錯的,第一個是“顛倒的”隱喻,第二個就是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這個“決定論”的隱喻。先看第二個隱喻,阿爾都塞堅持不用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這種建築學的隱喻,而改用“機器”隱喻(包括他著名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德勒茲的“欲望機器”、福柯的“權力微觀設置”,這些都是“機器”),即拋棄了靜態化等級制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理論比喻說法,認為這是“非科學的”的描述。(20)再看第一個隱喻,阿爾都塞認為,“顛倒”這個詞隱喻也是錯的。馬克思這個詞是言不及義、言不由衷,顛倒過來的形而上學還是形而上學!阿爾都塞用了一個新詞“問題式”(problematique),不叫顛倒,而叫“問題式”的根本意義在于︰我不在原來的總體的敘事結構中間打轉轉,我要發明一種新問題、新的理論,這里他稱之為“人道主義之後的結構主義(科學主義)”。用庫恩的話說就是“範式”的改變,觀察問題的視野根本改變︰我不再在原來的世界看問題,在革命前與革命後,在原來範式與今天範式之間,同樣的一個事物發生完全格式塔意義上的變化。革命前,在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那里只有勞動價值;革命後,馬克思發明了“勞動力價值”。阿爾都塞認為,馬克思的這個發現實在太偉大了,勞動力價值是馬克思殫精竭慮找到的新詞匯。恩格斯也講過,革命前,燃燒是燃素說;革命後,燃燒是氧氣說。阿爾都塞的老師巴什拉爾講過一個更著名的例子,在近代物理學之前,人們是不知道電燈泡的,只知道燃燒才能發光,自從發明電燈後,阻止燃燒或者說減緩燃燒也能發光,這就是格式塔轉變。這就是“反其道而行之”或“改弦易轍”。(21)

    在阿爾都塞看來,馬克思和黑格爾之間的思想關系,不是顛倒,而是格式塔的根本性轉變。馬克思把黑格爾的神秘主義、本質主義的表現論的辯證法變成了結構辯證法、共時性的辯證法;在黑格爾那里,一切現象最終都還原成一個本質統一的整體結構。後來被誤解的經濟決定論,既是牛頓力學的因果決定論,也是黑格爾本質決定現象的隱性的還原論的翻版。馬克思為什麼不是經濟決定論?因為馬克思是結構主義決定論。結構主義決定論是什麼?就是多元的不平衡的決定論。多元的不平衡的決定論就是矛盾決定論,就是矛盾不斷地轉化,主次矛盾不斷發生變化的動態的階段的結構辯證法。革命的源頭不能直接地從一個經濟事實或者某一個經濟發展水平里面去找,而是要從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或者整個社會的結構、矛盾中去找,而矛盾不是一成不變的,是要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偽裝、轉移、轉化,最終找到一個突破點,這就是革命了。列寧的“帝國主義薄弱環節”“落後國家的革命”理論就是從這里來的。阿爾都塞的解釋確實有一番道理,但老是用列寧和毛澤東的理論,總覺得不夠時尚,所以他就加上了弗洛伊德的夢的解析理論,就是夢作為人的被壓抑的被遺忘的無意識的一種偽裝、轉移的表現。弗洛伊德講過,夢是對遺忘的事情或者被壓抑的無意識的凝縮與轉移,夢是願望的一種實現。正像弗洛伊德所說,夢是通過“多重性決定作用”(22)(overdetermination)而達成的一種無意識的移置與凝聚或表現,落後國家的革命歷史也是全球資本主義多重決定因素與矛盾結構促成的一種地方性不平衡發展的景象,是本應該在發達經濟基礎之上或者西方發生的革命的一種空間轉移。

    革命,實際上就是社會矛盾危機的一種總爆發與集中表現,是用政治方式把經濟的、文化的危機轉換了,這就是一種凝縮。移置,就是轉移。照此來看,中國革命的歷史邏輯正是西方資本主義全球化不平衡發展的或者錯位的一種癥候,也就是落後的經濟與發達的革命政治的錯位,是本應該在經濟文化發達的西方內部發生的發達的政治革命的一種地理空間再生產與轉移。換言之,資本主義的政治問題對外轉移,造成了落後國家的政治問題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問題的同步性整體性。落後國家的落後經濟問題促成其本土的政治問題的“發達”,但不會自然而然地促成其本土產生發達的或者先進性的政治社會制度。並不是中國本土歷史與經濟基礎的落後現狀導致了中國會出現一種發達的社會主義政治,相反是其落後的現代經濟狀況與發達的豐富的傳統政治資源,共時性地促生了一種發達的現代性政治問題。這種世界歷史性的結構不平衡,即落後經濟與發達政治問題之客觀辯證法與本土的愛國主義、無產階級革命覺悟意識,構成了中國革命辯證法的主客觀兩個方面。

    三、從生產關系的總體矛盾辯證法到生產關系的解構決定論

    如果說阿爾都塞是根據俄國與中國這些落後國家的革命成功經驗把馬克思的歷史決定論改造成政治結構決定論或過度決定論,那麼,作為葛蘭西、阿爾都塞與德里達的學生的斯圖亞特•霍爾,則以其流動著的移民身份的生存無意識,把這種多元決定論進一步解釋為所謂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四環節之間自由的鏈接的功能性存在象征。

    前面已述,霍爾認為,《導言》最精煉、最難理解的部分,就是其中的第二節。該部分處理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之間的關系︰特別是最後一段文字最為深奧精彩。(23)正是根據這段文字,霍爾把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從一種傳統的經濟基礎決定論以及阿爾都塞式的超級結構或上層建築決定論,轉換成為一種基于廣義生產關系四環節循環組合的、“偶然鏈接”的多元決定論。我們詳細分析下霍爾的解釋文字(24)︰

    在霍爾眼里,馬克思分三個部分來解釋。通過這三個部分或者毋寧說步驟,馬克思深刻地改造了黑格爾思辨的抽象的唯心主義辯證法,而呈現出一個復雜的現實的具體的辯證法的心路歷程。這就是,在第一目“關于生產與消費的關系”中,馬克思瓦解了黑格爾式的同一的、連續的、宏觀的超歷史主體生產邏輯的思想幻覺,而形成了新的科學的現實歷史主體生產概念。在第二目“生產與分配”中,馬克思打破了決定與被決定的界限與等級,形成了復雜而辯證的決定論概念。在第三目“生產與交換或流通”中,馬克思構造出一個顛覆傳統的生產關系總體決定論的新的思想畫面,即不是統一的生產內部的差異的辯證法,而是總體的差異的生產的辯證法。在對第二節這三目的解釋基礎上,霍爾進一步把《導言》第三節“政治經濟學批判方法”一節的核心思想解釋為,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佔統治地位的“主導結構論”,其實是生產諸環節間偶然的鏈接的關系與結構。進而政治經濟學批判方法被霍爾徹底改造成為關于現代大眾文化的生產、傳播與抵抗過程的研究方法論。

    1.第二節第一目是關于“生產與消費的關系”(25)

    生產和消費首先是黑格爾主義意義上的“直接同一”關系(26)。

    (1)黑格爾主義者的“直接的同一性”假定生產和消費有一個單一的主體。“主體”貫穿于它的實現一個個連續的“環節”,這種“主體”的同一性是黑格爾“邏輯學”乃至于整個哲學體系的一個核心邏輯,從而使得黑格爾把歷史的世界視為最終和諧的循環。馬克思認為黑格爾的單一主體的要害是︰“把社會當作一個單一的主體來考察,是對它作了不正確的考察;思辨式的考察。”(27)然而在現實的經濟活動過程與日常生活世界中,生產和消費的群體、階級即“主體”並不是黑格爾所想象的“同一個”主體,而是異質的,多種的,甚至是對立的主體。其中的資本家扮演生產主體角色,而工人則以消費的主體形象出現。而生產過程把二者結合起來,但他們並不是“直接的”同一。黑格爾的同一性主體外化的邏輯形成了一個自我產生、自我維持的循環,在其中沒有一個環節居于絕對統治地位;而馬克思堅持認為生產和消費所經歷的歷史過程有著斷裂,並有其決定性的環節。其中的生產,而不是消費,是這個循環的起點。而消費,作為價值“實現”的必要條件,不可能破壞實現過程起始環節的“多元決定性”。(28)

    面對資本主義生產之諸形式/環節之間的關系,存在著馬克思主義和黑格爾主義兩種根本不同的分析立場。在後者的抽象的同一的主體哲學視野中,資本主義趨向于以擴大的形式再生產出自身,就好像它是一個“自我平衡”“自我維持”的體系。所謂的“等價規律”僅僅是這一體系的自我生產方面的必要“表現形式”︰“美好和偉大之處,正是建立在這種自發的、不以個人的知識和意志為轉移的、恰恰以個人互相獨立和毫不相干為前提的聯系即物質的和精神的新陳代謝上。”(29)然而,在馬克思主義的現實的矛盾辯證法看來,“實際上,不同生產領域的這種保持平衡的經常趨勢,只不過是對這種平衡經常遭到破壞的一種反作用。每一個環節在這個循環中是以完全不同的,決定性的形式—過程而連接在一起的”(30)。

    (2)生產與消費環節的第二種關系︰中介關系,即相互依存關系。生產和消費同樣也中介著對方。中介在這里是“目的論”的,每一個過程都能在另一個過程中找到它的目的︰沒有生產,就沒有消費;而沒有消費,生產也就沒有了目的。消費讓生產得到實現,並創造出新的生產需求;而生產為消費提供材料、對象,也給予消費以消費的規定性,使消費得以完成。(31)

    (3)生產與消費的第三種關系馬克思解釋得比較費解。霍爾作了進一步解釋︰“形式的轉化”或者自己轉化為自己的對立面,即每一方都把自己作為自己的對立面而創造出來的。馬克思先是借助一種直接的黑格爾式的統一——對立/同一考察了生產/消費。然後他又“以馬克思主義式的轉化——對立—中介、相互依賴—差異性的統一(非等同)拆開了生產/消費這個對子”(32)︰“生產不僅直接是消費,消費不僅直接是生產;生產也不僅是消費的手段,消費也不僅是生產的目的,就是說,每一方都為對方提供對象,生產為消費提供外在的對象,消費為生產提供想象的對象;兩者的每一方不僅直接就是對方,不僅中介著對方,而且,兩者的每一方由于自己的實現才創造對方;每一方是把自己當作對方創造出來”(33)。在這第三種關系中,生產與消費既不是外在于對方,也不是直接地同一,而是內在地聯系在一起。

    2.第二目是關于“生產與分配”

    在第二目(34)中,生產/分配這個對子是被另一種的轉化——被決定(determined)——決定(determining)——規定(determinate)拆分的。(35)通過揭示生產與分配的相互決定以及決定與被決定的轉化關系,霍爾解構了生產環節總體的決定論意義。

    “在政治經濟學中,所有東西都出現了兩次。資本是一種生產要素,但又是一種分配形式(利息+利潤)。工資是一種生產要素,但也是一種分配形式。地租是一種分配形式,但同樣也是一種生產要素(土地所有權)。每一種要素看起來都是決定性的和被決定的”。(36)在此,霍爾無疑是把馬克思的辯證的決定論從生產與分配這個特例中引出其更深層的意義,即生產過程中的任何一個環節既是決定的又是被決定的,馬克思的決定論是可以相互轉化的過程與結構。但馬克思的本來意義是批判李嘉圖的古典經濟學如何把資產階級分配形式永恆化的錯誤,而不是強調分配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起決定作用,是強調無論生產與分配都是受生產過程本身的內在矛盾的歷史性決定的。這也是歷史決定論的應有之義。(37)一句話,這種決定生產本身的分配究竟和生產處于怎樣的關系,顯然是屬于生產本身內部的問題。問題並不在于分配可以先于或者外在于生產而獨立存在甚至反過來決定生產,而在于分配是作為生產的既有的條件而自我再生產出來的,當然是作為與生產環節本身不同的差異的環節或者矛盾與對立面而被生產出來。所謂分配決定生產只是它內在于生產條件之中作為生產條件決定生產的一種表現或者幻相。“歸根到底就是︰一般歷史條件在生產上是怎樣起作用的,生產和一般歷史運動的關系又是怎樣的。這個問題顯然屬于對生產本身的討論和闡述。”(38)

    3.第三目是關于交換與流通(39)

    以生產與流通的關系為視野,霍爾把馬克思的生產諸環節的矛盾統一總體理論改造成為生產諸環節的偶然鏈接關系理論,把馬克思所說的生產關系總體的“差異化生產”理論改造成為多種生產關系“差異的生產”理論。

    交換也是“生產的一個方面”。它是生產和消費的中介,但它同樣要求唯有在生產中才得以確立的先決條件作為它的前提︰在本質主義的黑格爾辯證法中,生產、分配、消費和交換以直接同一性的方式展開,以這種方式建立起來的生產、分配、消費和交換的概念卻不足以分析這種一元論的範疇。本質上講,我們必須“思考”作為“總體中的成員,整體中的差異”的物質生產的不同過程之間的關系。這就是說,“作為一個結構復雜的差異性的總體,差異在其中並沒有消除而是保存了”;它的“必然復雜性”的整體恰恰要求這種差異性。“這始終是一個由它們的差異構成的‘整體’”,並要求它們保持自身的差異。這種差異不會消失,不會被簡單的思維運動或辯證法的形式轉變廢除,也不會丟失其具體性而被綜合為更高級、更本質的東西。馬克思把後一種“非直接性”稱作差異性的統一,和它緊密相關的是另一個觀點,即作為“許多規定性和關系”的統一的具體。已如前引,馬克思的原話是︰“它們構成了一個總體的各個環節。一個統一體內部的差別”。霍爾認為,與這個觀點相似,“有差異性的統一”是理解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一文的方法論和理論的關鍵,也是理解“作為整體的馬克思的方法的關鍵”。這個觀點也是霍爾本文中最重要的觀點。其方法論意義就在于︰“在考察任何現象或關系時,我們既要在它的差異性中掌握其內在結構,也要理解與它聯系著的、並同它一起構成更具包容性的總體的其他結構。特殊性和聯系,即許多結構的諸多復雜整體,都必須通過對具體關系、具體接合的具體分析來證明。”(40)

    霍爾進一步解釋說︰這種結合並不是根據本質主義的辯證規律,從“稀薄的空氣”中變出來的。在馬克思主義看來,差異性的整體同樣也是具體。所以,這種方法——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參考具體的經驗,將其作為理論分析的優先的、不可消解的“環節”,但卻不因此就變成“經驗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是一種差異性統一的本質認識方法論,而不是放棄本質統一,而孤零零地把握個別事實的經驗主義。

    特別要注意啦!這里是霍爾的最為關鍵的解讀內容︰已如前引,馬克思的原話是︰“一定的生產決定一定的消費、分配、交換和這些不同要素相互間的一定關系。當然,生產就其單方面形式來說也決定于其他要素。例如,當市場擴大,即交換範圍擴大時,生產的規模也就增大,生產也就分得更細。隨著分配的變動,例如,隨著資本的積聚,隨著城鄉人口的不同的分配等等,生產也就發生變動。最後,消費的需要決定著生產。不同要素之間存在著相互作用。每一個有機整體都是這樣”(41)。據此,霍爾指出,馬克思賦予生產以一種“多元決定性”(over-determinacy)。但是生產是如何起決定作用的?生產規定了“不同環節之間的不同聯系”。它決定了一些結合(combinations)的形式,而復雜的整體就是從這些結合中產生的。這就是一種生產“方式的形式鏈接”原則(formal articulations of a mode)。用阿爾都塞的話來講,生產不僅僅歸根到底“起決定作用”,而且也決定了使得生產方式成為一種復雜結構的力量和關系的組合形式(42)。

    說穿了,霍爾此處把他心目中的多元決定的馬克思生產關系的生產與再生產的歷史辯證法,變成了類似于語言學中可以無限滑動與自由鏈接的能指關系的自我生產與自我賦義過程。生產關系成為生產、分配、交換與消費諸環節共同決定或多元決定的、差異化的生成結構與過程。總之,生產關系不僅僅是生產環節所決定下的分配、交換與消費等環節或階段的完成與實現過程,而且是生產環節分別作為分配、交換與消費諸環節/主體而自我實現、自我展開的多重現實可能、意義並存的結構、組合關系或轉化的過程。

    “生產起的就是這種方式決定作用(the modal determinacy which production exercises),這就是馬克思總的意思。”生產在更狹窄、更局限的意義上,即僅僅作為和其他環節一起形成“差異性的整體”的一個環節,它才有其自身的起點和動機,以及自身“規定性”(determinateness),這一規定是從循環中的其他環節中產生的(在這種情況下,就是從消費中產生)。也就是說,生產環節不再作為決定其他環節的原初的本質規定的環節而存在,而是通過其他環節或被其他環節所決定而再生產出來的。分配、交換與消費不單作為生產環節的體現與實現而存在,而且它們也以自己的方式引起多種可能的關系、結構的生產。生產方式的不同關系、不同層次之間的決定、互補或結合關系的本質,這一點馬克思在《導言》的結尾又一次談到。它的結果之一就是“不平衡發展規律”(43)。

    4.第三節“政治經濟學批判方法”的解構主義式閱讀過程

    霍爾最終把馬克思的主導結構決定論改造成為多元的差異的決定論,政治經濟學批判方法轉變成為文化研究的辯證法。

    在一種作為總體的生產方式中,一種關系從支配地位變為從屬地位是有可能的。而支配/從屬的關系問題並不“等同”于馬克思所說的簡單/比較發達的關系問題,或抽象/具體的問題。因為支配與從屬的關系是共時性的結構問題,而後兩者則是歷時性的過程問題。馬克思總體上更強調歷時性關系,但他發現現代社會越來越重要的是共時性結構決定論問題。通過把關系放到一種生產方式下的接合中來考慮,馬克思暗示了一種至關重要的轉變︰從漸進的、連續的或進化的歷史主義向我們稱之為“時代和方式的歷史”(the history of epochs and modes),即一種結構主義的歷史(a structural history)的轉變。向方式(mode)和時代(epoch)概念的轉變打斷了進化進程的線性軌道,重組了我們關于歷史時間——就生產方式的演替而言——的概念,而“生產方式的演替是由不同的關系所確立的並處在這種不同的關系之中的支配和從屬的內在關系界定的(in terms of the succession of modes of production,defined by the internal relations of dominance and subordination between the different relations which constitute them)”。這是“關鍵的一步”(44)。

    重要的不是這種關系在時間中有序出現,而是它在諸多生產關系的配置中所處的地位,正是這些生產關系使得每一種方式成為一個總體。生產方式構成了非連續的結構的集合,通過這種結構的集合,歷史訴說自身。用德里達的話來說,歷史——僅僅作為一條被推遲的或被取代的軌跡——穿過了一系列的社會形態或社會整體,它通過一系列的斷裂獲得發展,而這些斷裂是由特定于每一種方式的內在矛盾所引起的。這正是馬克思在“顯微學”中所看到的“真實的”即“延異的”歷史︰不是同質的、圓形的封閉的歷史,也不是直線的歷史,而是另外的歷史,“分層次的、矛盾的‘歷史’,一種包含著復述與蹤跡的新邏輯的歷史”(45)。

    《大綱》詳盡闡述了資本主義方式的“歷史的來源”與作為“當下的歷史的生產組織”的資本主義之間的區別。用德里達的文字學的方法來說︰馬克思關心的並不是“歷史的起源,而是‘原初’‘真實’和‘本真的起源’並使其晦暗不明的東西呈現出來”。要害是海德格爾所說的“澄明”的“在場”(46)。《1857年導言》中馬克思對“範疇的次序”的簡短論述並不能嚴格地論證馬克思采用一種本質同時性的、結構主義的方法(在通常意義上)從而徹底拋棄了“歷史的”方法。把馬克思表現為一個僅僅關心“結構及其變異”的運作,而不是這種運作的界限、中斷和超越的理論家,就是以完全抽象的科學主義為目標,把辯證的分析換成一種結構功能主義的分析。(47)

    霍爾的觀點似乎是批判自己老師阿爾都塞過于結構主義、功能主義了,但從他的解釋中我們似乎看到是一種德里達的後結構主義或解構任何概念/文化/環節/邏輯等霸權的政治哲學立場︰“那些如今起規範作用的、具有協調性、支配性的因素都有其來歷。而解構的責任首先正是盡可能去重建這種霸權的譜系︰它從哪兒來的、而為什麼它獲得了今日的霸權地位?”(48)霍爾的意圖顯然是要顛覆任何既定的生產方式或生產環節的霸權性,以歷史的現實的方式解放與重建那些處于被支配結構中的要素與關系,使相互間組合與鏈接出新的可能的運動與聯系。

    霍爾承認,馬克思堅持認為,我們應該關注每一個整體的特殊性,關注決定、支配和從屬的關系,正是這種關系構成每一個時代。這就導向了阿爾都塞那種“在統治中被組織的”“結構復雜的整體”的社會形態概念,以及當代有關“多元決定”和“結合”的觀點。這種方式概念的全部理論含義把馬克思帶向了我們可以稱之為“結構歷史主義”之路上。但是,思想也是以“現實”為起點,它“在頭腦中總是既定的”,並且它還以一種在最初和最終都被“當下的歷史的生產組織”所決定的認識論的方式發生作用。(49)而馬克思使我們關注到,資本主義的永恆的、自我再生產的“表象”的源泉之一就是“沒有”認識到(誤解了)作為社會創造的、歷史生產的形式的資本主義運動。事實上,“他的著作的大部分章節是由這個極具革命性、批判性的任務組成的,即準確地指出政治經濟學的規律是如何真正發揮作用的。這些規律在一定程度上通過它們的形式主義來運作︰他耐心地分析了那些‘表現形式’”。因此,馬克思的批評把我們帶到了資本主義的真實關系可以被看穿和揭露出來的高度上。在論述這個批評的關節點時,政治經濟學作為把這些關系理解為心理與文化範疇的最高表達,提供了“唯一可能的起點”(50)。

    霍爾說,盡管在1848年歐洲革命失敗的影響下,馬克思的思想確實越來越以理論工作的形式表現出來,但他所做的並不是以一種知識對另一種知識的“理論化”(theoreticist)的取代。馬克思成熟時期的方法並沒有這樣一種意圖,即以一種封閉的理論主義的方式來取代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認為馬克思與政治經濟學有著最終的、徹底的、完全的‘斷裂’,這種觀點從根本上講是一種唯心主義的觀點。”(51)

    文章寫到最終,霍爾給我們的沖擊力就在于,他批判了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對歷史唯物主義的過于理論化抽象化的解釋,而脫離了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基礎與語境,甚至認為歷史唯物主義在當代發展的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必須以回到政治經濟學所關注的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總體現實為前提,如同歷史唯物主義的發展都必須通過回到黑格爾的辯證法從而超越當代盛行的西方實證主義與非歷史的思維方式為前提。

    5.從政治經濟學批判方法論到大眾文化研究方法論

    寫到此處,人們要問,我們有任何理由批評霍爾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決定論作了解構主義處理,甚至走向了偶然論的誤讀與過度解釋嗎?也許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寫另一篇文章,但這里我們可以回答的是,霍爾毫無疑問是想從他所說的馬克思的生產、分配、交換與消費諸環節內在本質差異性統一辯證法之中,從生產過程諸環節的相互中介、相互決定的復雜關系論述中,打破傳統生產本質決定論束縛,而試圖從狹義的生產環節決定之外的分配、交換、消費諸環節暫時起決定的具體關系中,從生產諸環節的隨機的、不確定的、偶然的組合與鏈接的動態關系中,理解當代資本主義更為復雜的具體的微觀的現實。馬克思的“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辯證法被他的解構主義式“差異的多樣性的具體”方法所取代,“總體中的差異”辯證法被顛倒為“追求差異性民主權利”的激進政治哲學。這就為他畢生所重點從事的消費社會大眾文化研究尋找到了某些經典方法論依據。

    霍爾在其著名的“編碼與解碼”理論中把馬克思的生產關系四環節理論運用于文化的生產傳播與消費過程研究之中,指出大眾傳播研究必須突破傳統的“發送者/信息/接收者”這樣一種線性特征模式,該模式只關注信息的傳播即流通環節,而未能從生產、傳播、接受與消費以及接受者對信息傳播的再生產與反抗這些復雜的關系結構入手。而實際上,信息傳播是包括“相連而各異”的“生產、流通、分配/消費、再生產”諸環節來生產並維持這個復雜的結構的。我們必須按照馬克思的方法,不是把這個過程當作一個線性的單向的決定論過程,而是當作“主導的復雜結構”來看待。(52)總之,我們不能以一種實證主義方法來孤立地理解電視信息生產、傳播、接受過程的各種因素,實際上這些“效果、使用、滿足需要”諸要素是由“理解的結構”來架構的,也就是“由社會經濟關系來生產的”(53)。“諸多實踐相聯系,然而,每一項實踐都保持著自己的特性及其特殊的形態、保持著自身的種種形式與存在條件,從而使這些實踐得以維持下來。”(54)比如,信息形式是一個確定的環節,然而在另一個層次上,它僅僅形成了傳播學系統的表面運動,並且需要在另一個階段融入到傳播過程的社會關系中去。“傳播過程是一個整體,而它只構成這個整體的一部分。”(55)“借用馬克思的術語來說,流通與接收在電視傳播中實際上就是生產過程的‘環節’,並通過許多歪曲的與結構的‘反饋’再次融入生產過程本身。因而,在更廣泛的意義上,電視信息的消費或接受本身也是電視生產過程的一個‘環節’,盡管後者是‘主導的’,因為它是信息‘實現的出發點’。所以,電視信息的生產與接收不是同一的,而是相聯系的,在由作為一個整體的交流過程的社會關系形成的總體性中,它們是各自區別的環節。”(56)

    霍爾一方面承認,在某種意義上,接受者即觀眾與生產者即電視或商品制造人亦即編碼者,處于同一社會總體中,共享文化資源,他們會在一個框架之內解碼信息;但另一方面又認為,當觀眾處于不同的社會地位(如階級、性別、種族),有不同的文化資源,就會以不同方式解碼節目。霍爾因此提出了著名的三種消費者解碼文化霸權的假設。即一是對主流文化的接受式編碼與解碼(如保守的印刷商與銀行經理),二是對主流文化的協商式編碼(如行業工會的官員),第三是對立性的解碼(如工人代表)。總之,“觀眾不僅僅消費文本的意義,而且還產生新的意義。文本可能通過引導讀者進行意義的建構,但它無法固定意義,這是文本與讀者想象力之間搖擺不定的結果”(57)。

    毋庸置疑,霍爾對馬克思的方法論的解釋明顯是對馬克思畢生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理論的一種過度解釋與大膽突破。我們仍然不得不面對的問題是,究竟如何看待馬克思堅持的歷史決定論,如何看待馬克思對包括交換、流通、消費在內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日常生活、政治文化現象的“忽視”呢?

    結論︰決定論之不可取消性及其復雜化的必要性與代價

    我簡單的看法是,我們無法取消哲學史上任何一個基本問題或基本概念,而只能通過重新追問與再生產而更新其固有的意義。

    決定論就像自由意志論,就像偶然論,是無法取消的,只能完善或者回避或者轉移。也就是說在今天萊布尼茲的“先定和諧式超驗論”並沒有死,正如休謨的偶然論、懷疑論沒有死,牛頓的機械決定論也不會完全過時。並不是牛頓的決定論開始就錯了,而是因為今天的資本主義社會與物理學理論世界比那個時代復雜多了,簡單抽象的決定論不夠用、不好用了。但一切基本的問題還是要回到牛頓與馬克思的決定論那里才能說清楚。經濟決定論並沒有完全錯,只是不好用了或不夠用了。

    馬克思《導言》中提出主導結構論與不平衡論,其主要用意是從歷史角度來看決定論的結構性與臨時的生產性,馬克思反對永恆抽象的要素論假設的那種先在的決定論。馬克思的決定論是總體性的特殊論或者特殊與偶然通過一般生產總體化為主導結構論。馬克思反對的並不是經濟結構決定論,而是非歷史的永恆的經濟本質決定論。

    阿爾都塞對《導言》的結構因果論或轉喻論以及過度決定論解讀,已經不再是在歷史生成性意義上所理解的某種暫時的總體的結構決定論,而是無意識結構支配下的非歷史的、非本質的結構功能論。

    霍爾對阿爾都塞的過度決定論的多元決定論解釋,其核心是解構任何本質確定性的決定論與主導結構論,而在偶然聯系中來把握意義的差異性生產現實,在這里,歷史變成了一種文本或文化生產過程。

    從嚴格的馬克思主義立場來看,阿爾都塞的解釋已經瓦解了馬克思關于歷史的總體的本質論與主導決定論,而把歷史決定論變成結構決定論與多元決定論。霍爾的根本錯誤在于實際上用一種經驗主義方式或者相對主義方式把馬克思的生產關系概念直觀成為生產、分配、交換(流通)與消費四個環節之間的博弈或差異生成過程。換句話說,歷史決定論變成了一種不確定的無終極原因的偶然的博弈論。這是一種典型的英國特色的分析馬克思主義風格與景觀。歷史現實似乎是由生產關系四環節自由地組合所生成與呈現的。用馬克思的生產關系四環節論研究大眾文化的生產傳播是可以的,而把這個方法視為馬克思的根本方法,這無疑是“以小見大”“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之舉。

    如果說馬克思的主導結構決定論是反對歷史目的論與自然狀態論的,阿爾都塞的超級結構的過度決定論是反對經濟決定論與人本主義論,霍爾的生產關系的多元決定論則有些取消任何本質論的偶然組合論傾向。那麼,問題就出來了︰在今天究竟什麼才是激進的或者徹底的政治文化批判立場?是堅持某種本質性的總體性視野,還是反對任何本質確定的臨時性偶然性選擇;是堅持某種偶然與必然的結合,還是放棄任何必然性信念的偶然性組合?畢竟馬克思恩格斯與列寧都講過,任何必然性都要通過偶然性為自己開闢道路、從而通過偶然性來實現自身,而偶然性無非是具體的“修改過”的必然性實現而已(58)。

    霍爾對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方法論的富有啟發性、然而是“非法性”的“過度解釋”,由此引出了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上的宏觀性與微觀性方法論邊界及其相互關系的問題。也就是說,作為歷史唯物主義的一般方法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與作為歷史唯物主義的特殊的具體的方法論的文化批判之間的關系。這種關系以一種方式說就是歷史決定論與歷史偶然論的關系問題,以另外一種方式說就是政治經濟學批判同政治哲學以及文化研究的學科之間的關系問題。

    讓我們回到大衛•哈維——這位當代《資本論》最成功的解釋者那里去。在他看來,馬克思像他所繼承與批判的古典經濟學那樣,把科學的抽象與對個別現象的排除當成自己全部理論生命力的根本所在。所以,“馬克思科學研究的焦點是揭示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的一般規律是怎樣形成的,這些規律是怎樣起作用的,還有這些規律為什麼與怎樣變化”(59)。這個說法與前面所引的霍爾所說“更為復雜的”資本主義現實運行形式顯然不一樣。顯而易見,馬克思所堅守的古典經濟學原則或者牛頓力學式抽象理論邏輯所一次次地排除與抽象掉的正是那個作為個別、個體層面/環節活動的消費。與消費領域相對應的就是今天最為繁榮的文化研究、心理研究的社會科學世界。正是消費這個層次一次次干擾破壞與開展、豐富化了馬克思所面對的資本主義現實。也就是說,正是消費領域一次次地把資本主義的絕對的本質的必然的決定論規定瓦解,使資本主義世界變成一個開放的偶然的隨機的現實世界。消費的不確定性導致了資本主義生產總過程的不斷分化差異瓦解與重新組合的豐富化現實與過程。這就把黑格爾與古典經典學的本質抽象科學變成了充滿著矛盾的動態的辯證法現實研究。但是消費環節也是資本主義挽救自己的危機命運的根本途徑。在今天資本主義之所以遲遲沒有革命,就是因為日常生活消費與文化意識形態的不斷轉移矛盾與危機。因此今天資本主義社會統治現實就是消費與文化霸權(60)。哈維認為,馬克思正因為拒絕把抽象理論直接運用于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的特殊現實問題,一方面這是構成他的著作“不會過時”的原因,同時也造成我們不能直接運用他的著作研究現時問題的困難。馬克思對于一般性理論方法模型(如歷史決定論)的堅守,構成了我們研究歷史事件與偶然性問題的巨大困難所在。當然,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有機整體概念並不是嚴格的黑格爾主義的理論體系,其結構是生態系統的,是由葛蘭西與列斐伏爾所說的不同時刻或環節的總體或德勒茲所說的不同“時刻”或“環節”結合關系而組成的。(61)這一點哈維與霍爾的立場是有某種相似性的。

    馬克思諷刺性地寫道,黑格爾主義、浪漫主義社會主義美學家與平庸的經濟學一樣,均把世界視為同質的統一的世界(62)。馬克思的歷史決定論並不是指物質生產發展永恆決定人類發展的過程與本質現象的那種物質主義、經濟決定論或者本質主義,而是指資本主義的佔統治地位的剩余價值生產是資本主義社會生活各個方面領域變化的“歸根到底”的動力。資本主義雖然有其無限豐富的多變的偶然的生活現象與過程,但“無論怎麼變”都無法擺脫資本主義剩余價值生產的限制及其必然走向危機與滅亡的命運。這就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意義上的歷史決定論。

    哈維認為,馬克思把英國傳統的政治經濟學語境中的普遍性、一般性、特殊性與個別性之間的形式邏輯的區別改造成為黑格爾、斯賓諾莎意義上的事物發展不同環節間相互規定與轉化的辯證法理論。這就是“與自然新陳代謝關系的普遍性、剩余價值的生產的一般性、分配與交換關系的特殊性,還有消費的個別性”。這些不同環節或者瞬間(moment)之間是“怎樣相互關聯的”(63),即生產是出發點、是“一般”,而分配與交換是中介過程、是“特殊”,而消費是終點也是新的起點、是“個別”,全體由此結合在一起。生產決定于一般的自然規律,分配決定于社會的偶然情況,因此這能夠多少對生產起促進作用。交換作為形式上的社會運動介于兩者之間。“而消費則作為偶然性,作為除了它反過來作用于起點並重新引起整個過程之外,本來不屬于經濟學範疇。”(64)由此來看,霍爾的偶然鏈接與差異性統一論所要突出的恰恰是這種本不在馬克思“科學抽象”思考之列的偶然現象,即在消費暫時起決定作用視角與情況下的資本主義具體的現實。

    為此,哈維為我們列舉了如下一張表格,對于今天我們處理政治經濟學批判與政治哲學、文化理論研究具有重要啟示意義(65)︰

    一句話,從科學抽象的要求來講政治經濟學批判方法論是不可超越的。但從現實復雜性理解來看,作為個別的偶然的消費環節的文化研究是必須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與文化研究不可相互替代。歷史必然性規律性的抽象本質研究即政治經濟學批判,與面向日常生活的微觀的偶然問題的文化研究二者不存在著相互對立與代替的問題,而是互補的問題。實際上,馬克思的思想明顯存在著抽象理論研究與現實的政治社會經驗、歷史事件研究的分野或內在張力。比如,《資本論》是一般的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法邏輯演繹與運用的典範,而《霧月十八日》與《法蘭西內戰》則是相對微觀與具體的歷史批判敘述的楷模。所以,要把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層面的這種相對穩定必然的理論邏輯或者科學抽象,即擺脫掉社會偶然復雜細節的科學理論研究模型,與深入到歷史細節中的政治的文化的歷史的研究範式既區別開來,又協調統一起來,如同我們必須要打破平時絕對對立起來的那種學科門戶之見。

    今天,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一方面面臨著經驗主義式“微觀近視”問題,需要科學的歷史規律的本質認識;但另一方面也備受抽象教條與空疏邏輯困擾的問題,而且後者是更加突出的問題。霍爾把馬克思的宏觀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研究轉變成為一種文化研究的方法論,雖然付出了一些代價,但也給我們許多啟示與鼓舞。這正是我們今天讀霍爾的意義︰從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中讀出今天我們需要的批判消費社會日常生活現實本質的文化研究方法論。也就是說,文化研究與日常生活批判是當代歷史唯物主義的在場方式之一。政治經濟學批判方法論具體化表現之一就是基于日常偶然性、多樣性、差異性現象關注的一種微觀的政治哲學與文化研究的思考。而今天的激進政治哲學研究同樣不再滿足于一種對現實的宏觀的必然性論斷與原則預期,而是日益明顯地切入到民生民心之深處的微觀的政治規範思考與文化研究。在這種微觀研究中,樂觀但簡單的歷史決定論戰略敘述邏輯已經讓位于各種復雜語境之下的謹慎的、“沒有最終勝利作擔保的”(斯圖亞特•霍爾語)馬克思主義文化研究的策略。

    注釋︰

    ヾ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53頁;馬塞羅•默斯托︰《馬克思的<大綱>——<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150年》,閆月梅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

    ゝ參見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杜章智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年。當然還應該包括諸如伊林柯夫《馬克思<資本論>中抽象與具體的辯證法》(1960)、科西克《具體的辯證法》(1963)以及羅曼•羅斯多爾斯基《馬克思<資本論>的形成》(1968)等,茲不一一列舉了。

    ゞ參見阿爾都塞、巴里巴爾︰《讀<資本論>》,李其慶、馮文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

    々Cf.Stuart Hall,"Marx's Notes on Method:A 'Reading' of the '1857 Introduction'," Cultural Studies,Vol.17,No.2,2003,pp.113-149.

    ぁ關于本文為何把同一個名詞譯為兩個不同的漢語名詞而分別歸屬于阿爾都塞與霍爾,詳見本文的相關解釋。

    あ斯圖亞特•霍爾︰《編碼,解碼》,王廣洲譯,載羅綱等主編︰《文化研究讀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345-358頁。

    ぃCf.Stuart Hall,"Marx's Notes on Method:A 'Reading' of the '1857 Introduction'," Cultural Studies,Vol.17,No.2,2003,p.147.

    い劉懷玉、章慕榮︰《論歷史唯物主義的兩種“歷史”概念與意蘊》,《南京社會科學》2013年第11期。

    ぅ阿爾都塞、巴里巴爾︰《讀<資本論>》,李其慶、馮文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第217-220頁。

    う羅伯特•揚︰《白色神話︰書寫歷史與西方》,趙稀方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91頁等處。

    (11)雅克•德里達︰《多重立場》,佘碧平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第65頁。

    (1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41頁。

    (13)關于馬克思這一節所包含的深刻方法論思想,以及霍爾引申出來的作為文化研究理論方法論的深刻思想,參見詹姆遜︰《論“文化研究”》,載詹姆遜︰《快感︰文化與政治》,王逢振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418-419頁。

    (1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頁。

    (1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3-604頁。

    (16)《列寧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07頁。

    (17)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顧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89、95、206-209頁。

    (18)阿爾都塞、巴里巴爾︰《讀<資本論>》,李其慶、馮文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第217-219頁。

    (19)巴里巴爾︰《斯賓諾莎與政治》,趙文譯,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15年。

    (20)陳越編︰《哲學與政治阿爾都塞讀本》,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30-332頁。

    (21)阿爾都塞、巴里巴爾︰《讀<資本論>》,李其慶、馮文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2001年,第74頁;《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頁;達高涅︰《理性與激情︰加斯東•巴什拉傳》,尚衡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11、46頁。

    (22)弗洛伊德︰《夢的解析》,高申春譯,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272頁。

    (2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0-41頁。

    (24)下面霍爾的引文悉根據我指導過的碩士研究生範雪麒同學的譯文,特此致謝。

    (2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35頁。

    (2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頁。

    (2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頁。

    (28)Cf.Stuart Hall,"Marx's Notes on Method:A 'Reading' of the '1857 Introduction'," Cultural Studies,Vol.17,No.2,2003,p.125.

    (2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1頁。

    (3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2頁。

    (3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39頁。

    (32)Cf.Stuart Hall,"Marx's Notes on Method:A 'Reading' of the '1857 Introduction'," Cultural Studies,Vol.17,No.2,2003,p.126.

    (3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頁。

    (34)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頁。

    (35)Cf.Stuart Hall,"Marx's Notes on Method:A 'Reading' of the '1857 Introduction'," Cultural Studies,Vol.17,No.2,2003,p.126.

    (36)Cf.Stuart Hall,"Marx's Notes on Method:A 'Reading' of the '1857 Introduction'," Cultural Studies,Vol.17,No.2,2003,p.126.

    (37)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38頁。

    (38)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頁。

    (39)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41頁。

    (40)Cf.Stuart Hall,"Marx's Notes on Method:A 'Reading' of the '1857 Introduction'," Cultural Studies,Vol.17,No.2,2003,pp.127-128.

    (4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0-41頁。

    (42)Cf.Stuart Hall,"Marx's Notes on Method:A 'Reading' of the '1857 Introduction'," Cultural Studies,Vol.17,No.2,2003,p.128.

    (43)Cf.Stuart Hall,"Marx's Notes on Method:A 'Reading' of the '1857 Introduction'," Cultural Studies,Vol.17,No.2,2003,p.12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1-52頁。

    (44)Cf.Stuart Hall,"Marx's Notes on Method:A 'Reading' of the '1857 Introduction'," Cultural Studies,Vol.17,No.2,2003,p.133.

    (45)參見雅克•德里達︰《多重立場》,佘碧平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第50、65頁。

    (46)參見雅克•德里達︰《多重立場》,佘碧平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第62頁。

    (47)Cf.Stuart Hall,"Marx's Notes on Method:A 'Reading' of the '1857 Introduction'," Cultural Studies,Vol.17,No.2,2003,p.141.

    (48)雅克•德里達︰《訪談代序》,載德里達︰《書寫與差異》,張寧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第15頁。

    (49)Cf.Stuart Hall,"Marx's Notes on Method:A 'Reading' of the '1857 Introduction'," Cultural Studies,Vol.17,No.2,2003,p.136.

    (50)Cf.Stuart Hall,"Marx's Notes on Method:A 'Reading' of the '1857 Introduction'," Cultural Studies,Vol.17,No.2,2003,p.146.

    (51)Cf.Stuart Hall,"Marx's Notes on Method:A 'Reading' of the '1857 Introduction'," Cultural Studies,Vol.17,No.2,2003,p.146.

    (52)斯圖亞特•霍爾︰《編碼,解碼》,王廣洲譯,載羅綱等主編︰《文化研究讀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345頁。

    (53)斯圖亞特•霍爾︰《編碼,解碼》,王廣洲譯,載羅綱等主編︰《文化研究讀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348頁。

    (54)斯圖亞特•霍爾︰《編碼,解碼》,王廣洲譯,載羅綱等主編︰《文化研究讀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345頁。

    (55)斯圖亞特•霍爾︰《編碼,解碼》,王廣洲譯,載羅綱等主編︰《文化研究讀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346頁。

    (56)斯圖亞特•霍爾︰《編碼,解碼》,王廣洲譯,載羅綱等主編︰《文化研究讀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347頁。

    (57)參見克里斯•巴克︰《文化研究理論與實踐》,孔敏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319-320頁。

    (58)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69頁;《列寧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6-777頁。

    (59)大衛•哈維︰《跟大衛•哈維讀<資本論>》第2卷,謝富勝、李連波等校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年,第21頁。

    (60)大衛•哈維︰《跟大衛•哈維讀<資本論>》第2卷,謝富勝、李連波等校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年,第18頁。

    (61)大衛•哈維︰《跟大衛•哈維讀<資本論>》第1卷,謝富勝、李連波等校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年,第214-215頁。

    (6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頁。

    (63)大衛•哈維︰《跟大衛•哈維讀<資本論>》第2卷,謝富勝、李連波等校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年,第21-22頁。

    (64)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頁。

    (65)大衛•哈維︰《跟大衛•哈維讀<資本論>》第2卷,謝富勝、李連波等校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年,第17-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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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劉懷玉 責編︰ 範紅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