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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伍德命題”文本依據的辨析與回應

2018年08月20日 03:13:13 來源︰ 《哲學原理》2017年12期

    在20世紀70-80年代英美馬克思主義者關于“馬克思與正義”那場大討論中提出的著名命題——“馬克思並不認為資本主義是不正義的”(我們且稱之為“伍德命題”),ヾ不僅在英美學界引起激烈爭論,而且對我國學者當下的研究也產生了很大影響。從伍德的相關論著出發,全面準確地把握此命題,並對其做出有說服力的回應,對于推進我國學者對馬克思正義觀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伍德是在1972年發表的論文《馬克思對正義的批判》中提出“馬克思並不認為資本主義是不正義的”這一命題的,並在1979年發表的論文《馬克思論權利和正義︰對胡薩米的回復》中對其做了進一步的解釋和辯護。仔細研讀這兩篇論文可以發現,伍德所提出的命題實際上是基于這樣三個理由︰(1)在馬克思的論述中,正義概念是從司法角度對社會事實的合理性的最高表示;(2)對馬克思來說,一種經濟交易或社會制度如果與生產方式相適應就是正義的,否則就是不正義的;(3)根據馬克思的說法,資本佔有剩余價值不包含不平等或不正義的交換。伍德不但詳細論證了這三個理由,而且還明確給出它們各自的文本依據,即恩格斯在《論住宅問題》中的一段論述、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的一段論述和在《資本論》第1卷的一段論述。在我看來,伍德將這三段論述作為其理由的文本依據是不能成立,因為他對這些文本的解讀都是錯誤的,而如果作為其理由的文本依據都不能成立,那他的那個命題自然也不能成立。

    為了論證“馬克思並不認為資本主義是不正義的”,伍德先對“正義”(Justice)概念在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含義做了說明。

    伍德認為,在閱讀馬克思在《資本論》和其他著作中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描述時,我們都會直覺到,馬克思描述的是一個不正義的社會制度。然而,一旦我們探究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著作中對資本主義不正義的具體描述,我們會立即發現,他們不僅沒有試圖論證資本主義是不正義的,甚至沒有明確講過資本主義是不正義的或不公平的。不過,雖然早就有人指出馬克思並不認為資本主義是不正義的,ゝ但馬克思為什麼持有這種觀點,這種觀點又依賴怎樣的“正義”概念,這些卻很少被人理解。無疑,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的論著中確實很少談論社會或經濟正義可能實現的方式,但他們“確實認真對待了‘正義’概念,並且確實在他們的社會和社會實踐觀念中為它留有一席之地”。ゞ

    那麼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正義概念意指什麼?對此,伍德給出的回答是︰正如恩格斯曾指出的,無論對于哲學家還是對于普通人,正義常常顯現為“各社會……的基本原則……用來衡量一切人間事物的標準……在每一沖突下人們所訴諸的最高裁判官。”々那為什麼正義概念被人們賦予如此的重要性?伍德說,這是因為,“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觀點,從根本上講,‘正義’(Getechtigkeit)乃是一個法律或法權(rechtlich)的概念,一個與法律(Recht)和人們在它之下擁有的權利(Rechte)相關的概念。對他們來說,權利概念和正義概念是可從司法角度判斷法律、社會制度和人類行為合理性的最高標準。”ぁ當然,這不是說傳統的西方的“社會”概念從根本上講是一個法權概念,而是說,根據該傳統,社會整體是一個“國家”或“政體”,在這一構架內,人們的行為是受法律和政治程序制約的。為了使人們準確把握馬克思的正義概念,伍德進而指出,“雖然馬克思從未試圖明確告訴我們這類法權的範圍有多大,但很明顯,所有這些概念的核心作用都與政治或司法(法律)制度相關,這些制度的功能就在于通過某種社會強加的制裁——無論是民事的、刑事的、還是道德性質的——規範個體或群體的行為。這些制度包括那些頒布、應用或執行法律的制度,能在其中制訂或執行集體政治決定的制度,以及通過普遍接受的行為規則而規範個體的行為和實踐的制度。當某事被稱作‘不正義的’,或是宣稱某個行為侵犯了某人的‘權利’時,某種訴求就會向司法制度提出,即要求這些制度以它們通常的做法,或如果它們要履行其應有的社會功能所應采取的做法去行事。”あ簡言之,“在馬克思的論述中,正義概念是從司法角度對社會事實的合理性的最高表示。”ぃ

    在伍德看來,由于在馬克思的論述中“正義”是從司法角度對社會事實的合理性的最高表示,而依據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司法屬于“上層建築”,是佔支配地位的生產方式的表現,因此,資本主義社會的“正義”概念,顯然不具有“資本主義是不正義”的含義。他還明確提出,“任何提議把剩余價值從資本中清除並停止剝削工人的資本主義生產的‘改革’,本身就是一種最直接、最明確的不正義。它們將會以最明顯的方式侵犯那些源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財產權,並將一種與之完全不相容的分配制度強加給它。很難想象,一旦這種‘正義的’分配方案被確立,那些好心腸的改革者會怎樣使其得以實施。”い

    伍德將馬克思論述中的“正義”概念說成是從司法角度對社會事實的合理性的最高表示的文本依據是什麼?對此,他沒給出馬克思的任何論述,而只是在《馬克思對正義的批判》一文的一個注釋ぅ中,提醒人們參見恩格斯《論住宅問題》中的一段話︰

    在社會發展的某個很早的階段,產生了這樣一種需要︰把每天重復著的產品生產、分配和交換用一個共同規則約束起來,借以使個人服從生產和交換的共同條件。這個規則首先表現為習慣,不久便成了法律。隨著法律的產生,就必然產生出以維護法律為職責的機關——公共權力,即國家。隨著社會的進一步的發展,法律進一步發展為或多或少廣泛的立法。這種立法越復雜,它的表現方式也就越遠離社會日常經濟生活條件所借以表現的方式。立法就顯得好像是一個獨立的因素,這個因素似乎不是從經濟關系中,而是從自身的內在根據中,可以說,從“意志概念”中,獲得它存在的理由和繼續發展的根據。人們忘記他們的法起源于他們的經濟生活條件,正如他們忘記他們自己起源于動物界一樣。隨著立法進一步發展為復雜和廣泛的整體,出現了新的社會分工的必要性︰一個職業法學家階層形成了,同時也就產生了法學。法學在其進一步發展中把各民族和各時代的法的體系互相加以比較,不是把它們視為相應經濟關系的反映,而是把它們視為自身包含自我根據的體系。比較是以共同點為前提的︰法學家把所有這些法的體系中的多少相同的東西統稱為自然法,這樣便有了共同點。而衡量什麼算自然法和什麼不算自然法的尺度,則是法本身的最抽象的表現,即公平。于是,從此以後,在法學家和盲目相信他們的人們眼中,法的發展就只不過是使獲得法的表現的人類生活狀態一再接近于公平理想,即接近于永恆公平。而這個公平則始終只是現存經濟關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觀念化的神聖化的表現。希臘人和羅馬人的公平認為奴隸制度是公平的;1789年資產者的公平要求廢除封建制度,因為據說它不公平。在普魯士的容克看來,甚至可憐的專區法也是對永恆公平的破壞。所以,關于永恆公平的觀念不僅因時因地而變,甚至也因人而異,這種東西正如米爾伯格正確說過的那樣,“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理解”。う

    如果伍德把恩格斯的這段話作為他的命題的一個理由,即“在馬克思的論述中,正義概念是從司法角度對社會事實的合理性的最高表示”的文本依據,那肯定會使人們產生疑問,因為恩格斯在這段話中有關“正義”(11)概念的論述,與伍德的解讀顯然不是同一個意思。

    首先,在恩格斯的論述中,“正義”不是從“司法角度”對社會事實的合理性的最高表示,而只是法本身最抽象的表現,是法學家們用來衡量什麼算自然法和什麼不算自然法的尺度。恩格斯這里講的“自然法”,是相對于“實在法”即各民族和各時代的法的體系而言,它既不涉及某一民族或某一時代法律的特殊內容,也不涉及人們在某一法律下擁有的各種權利,而只涉及法學家對各民族和各時代的法的體系中多少相同的東西的認識。由于人們對什麼算自然法和什麼不算自然法存在不同理解,因而就需要一個衡量什麼算自然法和什麼不算自然法的尺度,而這個尺度,就是作為“法本身最抽象的表現”的正義。由此可見,恩格斯講的正義絕非伍德解讀的正義,因為前者涉及的是各民族和各時代的法的體系中的多少相同的東西,後者涉及的則是現實的司法制度;前者是衡量什麼算自然法和什麼不算自然法的尺度,而後者是從“司法角度”衡量社會事實的合理性的尺度;前者是法本身最抽象的表現,而後者是對社會事實的合理性的最高表示。

    其次,在恩格斯的論述中,“正義”不是從司法角度對“社會事實的合理性”的最高表示,而只是現存經濟關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觀念化的神聖化的表現。在恩格斯看來,正義雖是法本身最抽象的表現,但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從歸根到底的意義上講它也是現存經濟關系的反映。然而,由于正義只是法本身最抽象的表現,即衡量什麼算自然法和什麼不算自然法的尺度,因此,它作為對現存經濟關系的觀念化的神聖化的表現,就既可反映現存經濟關系的保守方面,即其束縛生產力發展的方面,也可反映現存經濟關系的革命方面,即其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方面。但伍德所講的正義卻與此相去甚遠。按照伍德的解讀,正義只是從司法角度對“社會事實的合理性”的最高表示,而“社會事實的合理性”意指的只是與生產方式的發展相適合,即恩格斯講的“現存經濟關系的革命方面”,因而,正義只能反映“現存經濟關系的革命方面”,而不能反映“現存經濟關系的保守方面”。

    最後,在恩格斯的論述中,“正義”不是從司法角度對社會事實的合理性的“最高表示”,相反,由于不同階級或社會集團對同一生產方式是否正義往往持有不同的甚至根本相反的看法,因而,人們對正義的理解“不僅因時因地而變,甚至也因人而異”。在恩格斯看來,自原始社會解體後出現了在生產方式中處于不同地位的社會集團,而同一生產方式又往往為不同的社會集團帶來不同的利益,因此,不同的社會集團總是從自身利益出發提出各自衡量正義與否的尺度。由于每一社會集團都是以自己的正義尺度去衡量現存的生產方式,因而,對于同一生產方式,一些人認為是正義的,另一些人則認為是不正義的。這樣說來,“正義”就不是對現存生產方式“是怎樣的”事實判斷,而只是對現存生產方式“應當怎樣的”的價值判斷。也正是為了表明這一點,恩格斯才說,“希臘人和羅馬人的公平認為奴隸制度是公平的;1789年資產者的公平要求廢除封建制度……在普魯士的容克看來,甚至可憐的專區法也是對永恆公平的破壞。”如果恩格斯認為關于正義“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理解”,那伍德說正義是從司法角度對社會事實的合理性的“最高表示”,而“最高表示”只能是唯一的,顯然也違背恩格斯的原意。

    伍德的“在馬克思的論述中,正義概念是從司法角度對社會事實的合理性的最高表示”的說法不但有悖于恩格斯那段話的原意,而且也與馬克思的相關論述明顯矛盾。以下是被伍德在《馬克思對正義的批判》一文中引用的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批評拉薩爾時講的一段話︰

    什麼是“公平的”分配呢?難道資產者不是斷言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嗎?難道它事實上不是在現今的生產方式基礎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嗎?……難道各種社會主義宗派分子關于“公平的”分配不是也有各種極不相同的觀念嗎?(12)

    不難看出,馬克思在回應“什麼是‘公平的’分配?”這一問題時,接連三次使用了“公平(的)”概念。馬克思每次使用的“公平”概念都具有伍德講的“正義是從司法角度對社會事實的合理性的最高表示”含義嗎?

    第一次顯然不具有。在“難道資產者不是斷言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嗎?”這句話中,“今天的分配”無疑指的是資本主義分配,而“‘公平的’分配”無疑意指“不偏不倚的”分配。由于只是資產者斷言資本主義分配是“‘公平的’分配”,而其他階級或社會集團的人,如無產者,或馬克思在這段話中講的“各種社會主義宗派分子”並不認為資本主義分配是“公平的”分配,因而,資產者斷言的“公平的”分配就只是資產者做出的一種價值判斷,而不是“從司法角度對社會事實的合理性的最高表示”。

    第三次顯然也不具有。在“難道各種社會主義宗派分子關于‘公平的,分配不是也有各種極不相同的觀念嗎?”這句話中,“‘公平的’分配”無疑指的不是資本主義分配,盡管“公平的”的含義無疑也是“不偏不倚的”。由于各種社會主義宗派分子對“‘公平的’分配”即“不偏不倚的”分配有各種極不相同的觀念,因而,他們講的“‘公平的’分配”也是一種價值判斷,而不是“從司法角度對社會事實的合理性的最高表示”。

    第二次具有嗎?我認為也不具有。在“難道它事實上不是在現今的生產方式基礎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嗎?”這句話中,“它”指的也是資本主義分配方式,而“‘公平的’分配”指的卻不是“不偏不倚的”分配。這是因為,馬克思第一次使用的“‘公平的’分配”,指的是資本家斷言的“‘公平的’分配”,第三次使用的“‘公平的’分配”,指的是各種社會主義宗派分子認為的“‘公平的’分配”,而第二次使用的“‘公平的’分配”,則是馬克思自己斷言的“‘公平的’分配”。馬克思可能斷言資本主義分配方式也是“不偏不倚的”嗎?顯然不可能!那馬克思第二次使用的“‘公平的’分配”其含義是什麼?我認為,其含義只是事實判斷意義上的“相適合的”分配,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話語表述就是“具有歷史必然性的”分配或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適應的分配。對我的這種理解人們也許會提出疑問︰馬克思在這里為什麼不使用“相適合的”,而非要使用“公平的”這一看上去與他第一、第三次使用的“公平的”完全相同的表述呢?我認為,馬克思這樣做大概是基于三個考慮︰第一,他使用的“公平的”概念,其德文原文是“gerecht”,而“gerecht”本身的含義有多種,其中既包括“不偏不倚的”,也包括“相適合的”;第二,他將三次使用的“公平的”都加上引號,已表明對它們各自的含義要基于各自的語境做特殊的理解;第三,“公平的”是《哥達綱領》(即《德國工人黨綱領》)中的用語,馬克思沿用它既有行文上的考慮,也是為了表示譏諷。當然,我的理解也許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不管怎樣講,馬克思第二次講的“‘公平的’分配”,也不是“從司法角度對社會事實的合理性的最高表示”。

    以上表明,無論是從伍德讓人們參見的恩格斯在《論住宅問題》中的那段話,還是從他自己引用的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的那段話,都推論不出“在馬克思的論述中,正義概念是從司法角度對社會事實的合理性的最高表示”。因此,他把恩格斯那段話作為其第一個理由的文本依據是不能成立的。

    在提出“在馬克思的論述中,正義概念是從司法角度對社會事實的合理性的最高表示”之後,伍德接著指出,雖然我們在馬克思的著作中“沒有發現他真的試圖提供一種清楚而積極的權利或正義觀念……但是,也不能認為馬克思從來沒有把正義作為合理的社會標準”,(13)因為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中講過這樣一段話︰

    這種生產當事人之間進行的交易的正義性基于這一事實︰這些交易是從生產關系中作為自然結果產生出來的。這些經濟交易作為當事人的意志行為,作為他們的共同意志的表示,作為可以由國家強加給立約雙方的契約,表現在法律形式上,這些法律形式作為單純的形式,是不能決定這個內容本身的。這些形式只是表示這個內容。這個內容是正義的,只是在它與生產方式相符合,相適宜時。這個內容是非正義的,只是在它與生產方式相矛盾時。基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奴隸般的勞動是非正義的,在商品質量上弄虛作假也是非正義的。(14)伍德認為,這段話並不等于對馬克思“正義理論”的清晰說明,但它非常具有啟發性。雖然馬克思在這段話中僅提到“交易”的正義性,但他的論述卻足以應用于“行為、社會制度甚至法律和政治結構”,(15)因為他說的交易的正義性確實表明了與正義概念及其在社會理論和實踐中應有的作用相關的幾個重要命題︰(1)要根據正義在特定生產方式中的作用來看待正義概念;(2)正義是每種生產方式衡量自身的標準;(3)正義取決于受歷史條件制約的生產方式所提出的具體要求;(4)行為或制度的正義性不依賴于結果或效果。(16)簡言之,“對馬克思來說,一種經濟交易或社會制度的正義與否取決于它與流行的生產方式的關系。一種交易如果與生產方式相適應,它就是正義的,如果與生產方式相矛盾,它就是不正義的。”(17)

    正是基于上述解讀,伍德提出,由于資本主義制度是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適應的,至少在後者走向不穩定和最終瓦解之前是這樣,因而“馬克思並不認為資本主義制度是不正義的”。

    伍德對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中的這段話的解讀正確嗎?對此,不少學者都提出了質疑。(18)受本文篇幅限制,我這里不對他們的質疑做出評價,而只依據我對那段話的解讀來表明,伍德的解讀是錯誤的。

    伍德引用的那段話出自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第21章“生息資本”。將伍德的引文與馬克思的德文原文(19)加以對照,我們不難發現,馬克思那段話由七句話構成,其中的第一句話還含有一個注釋,而伍德在引用馬克思的那段話時卻略去了第一句話及其注釋,直接從第二句開始。在我看來,這是導致伍德解讀錯誤的一個重要原因。下面是我對那段話的逐句解讀。

    第一句︰“在這里,像吉爾巴特那樣(見注)說什麼天然正義是荒謬的。”這句話中的注釋講的是,“一個用借款來牟取利潤的人,應該把一部分利潤付給貸放人,這是不證自明的天然正義的原則。”

    這句話中的“在這里”指什麼?由于馬克思在那段話之前先講了這樣一段語——“很清楚,100鎊的所有權,使其所有者有權把利息,把他的資本生產的利潤的一定部分據為己有。如果他不把這100鎊交給另一個人,後者就不能產生利潤,也就根本不能用這100鎊來執行資本家的職能”,(20)由此我們可以推斷,“在這里”指的是在談論產業資本家或商業資本家為什麼要把一部分利潤付給貨幣資本家這一問題。這樣說來,第一句話講的是︰馬克思認為,在談論產業資本家或商業資本家為什麼要把一部分利潤付給貨幣資本家這一問題時,像吉爾巴特那樣說“一個用借款來牟取利潤的人,應該把一部分利潤付給貸放人,這是不證自明的天然正義的原則”,是荒謬的。

    第二句︰“這種生產當事人之間進行的交易的正義性基于這一事實︰這些交易是從生產關系中作為自然結果產生出來的。”

    這句話中的“這種生產當事人之間進行的交易的正義性”指什麼?聯系第一句話不難看出,“這種生產當事人之間進行的交易”,指的是吉爾巴特說的“用借款來牟取利潤的人”和“貸放人”之間進行的前者把一部分利潤付給後者的交易,而“正義性”指的是前者把一部分利潤付給後者是“應該的”。那“這些交易是從生產關系中作為自然結果產生出來的”指什麼?聯系馬克思前邊的論述,其中的“這些交易”,指的仍是“用借款來牟取利潤的人”和“貸放人”之間進行的前者把一部分利潤付給後者交易,與此相應,這其中的“生產關系”指的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這樣說來,第二句話講的是︰馬克思認為,吉爾巴特講的“用借款來牟取利潤的人”和“貸放人”之間進行的交易的正義性,即前者“應該”把一部分利潤付給後者,是基于這些交易是從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作為自然結果產生出來的事實。

    第三、四句︰“這些經濟交易作為當事人的意志行為,作為他們的共同意志的表示,作為可以由國家強加給立約雙方的契約,表現在法律形式上,這些法律形式作為單純的形式,是不能決定這個內容本身的。這些形式只是表示這個內容。”

    聯系前兩句話來理解,這里出現的“這些經濟交易”,指的仍是吉爾巴特說的“用借款來牟取利潤的人”和“貸放人”之間進行的前者把一部分利潤付給後者的交易,而馬克思所以要在這里出現的“交易”前面加上形容詞“經濟的”,是因為他接下來要強調這些交易具有的“經濟”特征。這里出現的“這個內容”是“這些經濟交易”的同義語。這里出現的“法律形式”是相對“這個內容”而言的,因此,它指的是吉爾巴特所說的那種交易在法律形式上的表現。馬克思為什麼在第二句話之後,即在指出“這些交易是從生產關系中作為自然結果產生出來的”之後,進而論述這些“經濟交易”即“這個內容”和它的“法律形式”的關系?我認為,這是因為吉爾巴特所說的“天然正義原則”,意指的只是一個用借款來牟取利潤的人應該把一部分利潤付給貸放人,進而言之,它只涉及法律手續上的“資本貸出”和“資本償還”,而不涉及這中間的資本的現實運動。因而,他們之間的交易不是“從生產關系中作為自然結果產生出來的”,而是由他們之間交易的法律形式所決定的。這正是馬克思要進而論述這些“經濟交易”即“這個內容”和它的“法律形式”關系的原因所在。在馬克思看來,吉爾巴特說的“用借款來牟取利潤的人”和“貸放人”之間進行的前者把一部分利潤付給後者的交易,從根本上講是“經濟”交易,因為前者要把從後者得到的作為貨幣資本的貸款投入現實的生產過程並獲得利潤,然後才能把獲得的一部分利潤付給後者。因此,這些“經濟”交易雖然“作為當事人的意志行為,作為他們的共同意志的表示,作為可以由國家強加給立約雙方的契約,表現在法律形式上”,但這些“法律形式”只是表示而不能決定“這個內容”,因為這個內容,即“這些經濟交易”是從生產關系中作為自然結果產生出來的。為了證實我的這些解讀,我這里願再引用馬克思講完那段話之後講的兩段話。根據馬克思的相關論述,我們完全可以推斷,馬克思之所以要在第三句話講的“交易”前面加上“經濟的”形容詞,並進而論述這些經濟交易的“法律形式”是不能決定“這個內容”的,目的就是為了對第二句話講的“這些交易是從生產關系中作為自然結果產生出來的”做進一步說明。

    第五句︰“這個內容是正義的,只是在它與生產方式相符合,相適宜時。”

    從邏輯上講,在第五句出現的“這個內容”與第三、四句出現的“這個內容”是同一概念,指的也是吉爾巴特說的那種交易。與此相應,這里出現的“生產方式”,指的則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因為它是相對吉爾巴特說的那種交易而言。而這里出現的“相符合,相適宜”,指的則是這個內容即吉爾巴特說的那種交易,是從生產方式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作為自然結果產生出來的”。因此,那我們可以做這樣的推論︰由于第五句話講的“這個內容”也就是第二句話講的“這些交易”,第五句話講的“生產方式”與第二句話講的“生產關系”是同義語,(21)因此,第五句話講的這個內容與生產方式“相適應,相一致”,不過是對第二句話講的這些交易是從生產關系中“作為自然結果產生出來的”的另一種表述。那“正義的”指的又是什麼?前邊表明,在注釋中出現的“正義”、在第一句話出現“正義”和在第二句話出現的“正義”,指的都是吉爾巴特所說的“正義”,即那些用借款來牟取利潤的人“應該”把一部分利潤付給貸放人。這樣說來,由于在第五句中出現的“正義的”不過是在前邊幾句話出現的“正義”的形容詞形式,因此,其含義也是吉巴特說的“正義的”,即那些用借款來牟取利潤的人把一部分利潤付給貸放人是“應該的”。這樣說來,第五句話講的是︰馬克思認為,吉爾巴特說這個內容(那些用借款來牟取利潤的人把一部分利潤付給貸放人)是正義的(應該的),只是在它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符合、相適宜時(是從生產關系中“作為自然結果產生出來的”)。

    第六句講的是︰“這個內容是非正義的,只是在它與生產方式相矛盾時。”

    聯系第五句來理解第六句話,這里出現的“這個內容”指的也是吉爾巴特說的那種交易。這里出現的“生產方式”,指的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里出現的“非正義”,指的則是“不應該”。而這里出現的“相矛盾”,指的則是與第五句講的“相符合、相適宜”的情況相反,即“這個內容”也即吉爾巴特說的那種交易,不是從生產方式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作為自然結果產生出來的”。這樣說來,這句話講的是︰馬克思認為,吉爾巴特說這個內容(那些用借款來牟取利潤的人把一部分利潤付給貸放人)是非正義的(不應該),只是在它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矛盾時(不是從生產關系中“作為自然結果產生出來的”)。

    第七句︰“基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奴隸般的勞動是非正義的,在商品質量上弄虛作假也是非正義的。”

    這句話中的“非正義的”與第六句話中的“非正義的”是同一概念,因而可以認為,第七句話是對第六句話的進一步說明,即為第六句話提供兩個例證。這樣說來,第七句話講的是︰基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奴隸般的勞動是非正義的(不應該),在商品質量上弄虛作假也是非正義的(不應該),因為它們都不是從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作為自然結果產生出來的。

    以上是我對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那段話的詳細解讀。不難看出,由于伍德略去了那段話的第一句及其注釋,他對那段話的解讀與我的解讀是大相徑庭的。按照我的解讀,馬克思那段話只是對吉爾巴特所謂的“天然正義的原則”的批判,說的具體一點就是,由于吉爾巴特所說的交易只是從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作為自然結果產生出來的,離開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就不會有那些交易,而沒有那些交易,也就不會有他所說的“天然正義的原則”,因此,他所說的“天然正義的原則”並不是“天然”的,而是歷史的,即以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為基礎的。而按照伍德的解讀,馬克思那段話不是在批判吉爾巴特的天然正義的原則,而是在提出自己對正義的看法,即任何交易,只要與生產方式相符合,相適宜,就是正義的;只要與生產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義的。

    在我看來,伍德的解讀顯然是錯誤的,因為它與馬克思那段話的原意明顯相悖。如果伍德對馬克思的那段話的解讀是錯誤的,那他把它作為其第二個理由的文本依據就是不能成立的。

    在提出“在馬克思的論述中,正義概念是從司法角度對社會事實的合理性的最高表示”,和“對馬克思來說,一種經濟交易或社會制度的正義與否取決于它與流行的生產方式的關系”之後,伍德轉向“依靠資本佔有剩余價值對馬克思來講是否不正義的問題”,(22)並進而為他的“馬克思並不認為資本主義是不正義的”的命題提出了第三個理由︰根據馬克思的說法,“資本佔有剩余價值不包含不平等或不正義的交換”。(23)

    伍德論證說,馬克思認為,資本家付給工人的工資通常是其勞動力的全部價值,因而,依據商品交換的最嚴格規律,即“用等價物交換等價物”,(24)這是一種正義的交換,而且是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唯一交換;資本家是佔有了剩余價值而未付等價物,但這與用工資交換勞動力無關,因為後者早在銷售所生產的商品並實現其剩余價值的問題出現之前就已結束;資本家購買了一個商品(即勞動力)並支付了它的全部價值,通過使用、利用這種商品,他現在創造出比他支付工資的價值更大的價值,這個剩余價值屬于他,而不屬于其他任何人;用馬克思的話來講就是,“這種情況對買者是一種特別的幸運,對賣者也絕不是不公平”,(25)因此,資本佔有剩余價值不包含不平等或不正義的交換。(26)

    伍德的全部論證顯然都是以馬克思的一句話,即“這種情況對買者是一種特別的幸運,對賣者也決不是不公平”為文本依據的。在判斷馬克思的這句話能否作為伍德的文本依據之前,讓我們先來看看這個出自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5章“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中的語句,這是馬克思講的一大段話的最後一句︰

    事實上,勞動力的賣者,和任何別的商品的賣者一樣,實現勞動力的交換價值而讓渡勞動力的使用價值。他不交出後者,就不能取得前者。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即勞動本身不歸它的賣者所有,正如已經賣出的油的使用價值不歸油商所有一樣。貨幣佔有者支付了勞動力的日價值,因此,勞動力一天的使用即一天的勞動就歸他所有。勞動力維持一天只費半個工作日,而勞動力卻能發揮作用或勞動一整天,因此,勞動力使用一天所創造的價值比勞動力自身一天的價值大一倍。這種情況對買者是一種特別的幸運,對賣者也決不是不公平。(27)

    不難看出,馬克思的這段話旨在表明,勞動力的價值和勞動力在勞動過程中的價值增殖是兩個不同的量,而資本家購買勞動力時,正是看中了這個價值差額。由于資本家支付了勞動力的日價值,因此,勞動力一天的使用即一天的勞動就歸他所有。但勞動力維持一天只費半個工作日,而勞動力卻能勞動一整天,因此,勞動力使用一天所創造的價值比勞動力自身一天的價值大一倍。由此我們可以推斷,馬克思在這段話最後講的“這種情況對買者是一種特別的幸運”,指的是資本家幸運地在市場上發現了勞動力這種特殊的商品,它的使用價值是價值的源泉,並且是大于它自身的價值的源泉;“對賣者也決不是不公平”,指的是由于資本家支付了勞動力的價值,因而依照商品經濟的等價交換原則,對賣者即工人也決不是不公平的。

    在我看來,如果伍德的論證僅要表明,馬克思認為,由于資本家付給工人的工資是其勞動力的全部價值,因而,根據商品經濟的等價交換原則,這不是不公平的,那他把馬克思那句話作為文本依據是可以成立的。然而,伍德的論證實際上卻還要表明,馬克思認為︰用工資交換勞動力是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唯一交換;資本家佔有剩余價值與用工資交換勞動力無關;剩余價值是資本家利用他購買的勞動力創造的;資本佔有剩余價值不包含不平等或不正義的交換。這樣一來,他把馬克思那句話作為文本依據就是不能成立的,因為他要進而表明的馬克思持有的那些觀點,不但與馬克思的那句話毫不相干,而且還與馬克思本人的相關論述明顯相悖。

    第一,馬克思並不認為,用工資交換勞動力是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唯一交換,因為“資本和勞動的交換”不同于“簡單交換”。從伍德的論證不難看出,當他說“用工資交換勞動力是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唯一交換”時,他講的“用工資交換勞動力”,指的只是資本家在流通領域中付給工人工資以換取工人勞動力的等價物與等價物的交換。馬克思認為這是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唯一交換”嗎?只要讀一下馬克思的相關論述就不難發現,他不這樣認為。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指出,資本家支付給工人的工資不是一般意義的貨幣,而是作為資本的貨幣,即能夠帶來剩余價值的貨幣,與此相應,工人出賣給資本家的勞動力也不是一般意義的商品,而是能創造出比自身價值更大的商品,即作為使用價值的勞動。因此,“當我們考察資本和勞動的交換時,我們看到,這種交換分解為兩個不僅在形式上而且在質上不同的、甚至是互相對立的過程︰(1)工人拿自己的商品,勞動,即作為商品同其他一切商品一樣也有價格的使用價值,同資本出讓給他的一定數額的交換價值,即一定數額的貨幣相交換。(2)資本家換來勞動本身,這種勞動是創造價值的活動,是生產勞動;也就是說,資本家換來這樣一種生產力,這種生產力使資本得以保存和倍增,從而變成了資本的生產力和再生產力,一種屬于資本本身的力。”(28)在簡單交換中不發生這種二重的過程︰如果商品a同貨幣b相交換,而後者又同供消費用的商品c(它是a本來交換的對象)相交換,那麼商品c的使用即消費,完全是在流通以外進行的。進而言之,對商品c使用不但與這種交換關系的形式毫無關聯,而且還是純粹物質方面的事情,它只表示具有自然屬性的個人A同他的個別需要之間的關系。簡言之,在簡單交換中,對于商品c如何處理,這是屬于經濟關系以外的問題。在資本和勞動的交換中,“用貨幣交換來的東西的使用價值表現為特殊的經濟關系,用貨幣交換來的東西的一定用途構成兩個過程的最終目的。因此,這一點已經在形式上把資本和勞動間的交換同簡單交換區別開了,這是兩個不同的過程。”(29)資本和勞動的交換同簡單交換的區別不是通過外表上的對照或比較而產生的,而是在資本和勞動相交換的過程的總體中產生的。而第二個過程,即資本佔有勞動的特殊過程與第一個過程的區別,“恰恰是資本和勞動間的交換同以貨幣為中介的商品交換的區別。”(30)從這些論述不難看出,馬克思把“資本和勞動的交換”視為一個總體,它包括兩個過程,一是資本家以一定數額的貨幣即工資同工人的勞動力相交換,二是資本家用換來的工人的勞動力使資本得以保持和增殖。如果說這就是馬克思講的資本和勞動的交換,那伍德說“用工資交換勞動力是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唯一交換”,顯然就與馬克思的論述相悖。

    第二,馬克思認為,資本家佔有剩余價值與用工資交換勞動力密切相關,因為後者是前者必不可少的前提和組成部分。在伍德看來,由于用工資交換勞動力早在銷售所生產的商品並實現其剩余價值的問題出現之前就已結束,因而,盡管資本家佔有了剩余價值而沒付等價物,但這與用工資交換勞動力無關。但馬克思卻不這樣認為。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第4章“貨幣轉化為資本”中指出,剩余價值既不能從流通中產生,又不能不從流通中產生。這是因為,資本家要佔有剩余價值,“就必須幸運地在流通領域內即在市場上發現這樣一種商品,它的使用價值本身具有成為價值源泉的特殊屬性,因此,它的實際消費本身就是勞動的對象化,從而是價值的創造。”(31)這種特殊的商品就是勞動力。同任何其他商品的價值一樣,勞動力的價值在它進入流通以前就已確定,因為在勞動力的生產上已經消費了一定量的社會勞動,但它的使用價值卻只是在以後的力的表現中才實現。這也就是說,力的讓渡和力的實際表現即力作為使用價值的存在,在時間上是互相分開的。商品是由他的買者使用的,因此,勞動力的所有者從進入資本家的工廠時起,他的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即勞動力的使用,勞動,就屬于資本家了。馬克思的這些論述表明,資本家之所以能夠佔有剩余價值,就在于他工資交換工人勞動力,從而獲得了使用後者的勞動力的權力,即迫使後者生產出超出自身勞動力價值的價值——剩余價值的權力。可見,離開了用工資交換工人勞動力,資本家就不可能佔有剩余價值。由此可見,伍德認為資本家佔有剩余價值與用工資交換勞動力無關,也是與馬克思的論述相悖的。

    第三,馬克思明確指出,剩余價值不是資本家創造的,因為它只是工人的剩余勞動時間的凝結。簡言之,伍德認為,剩余價值是資本家通過消費他所購買的勞動力商品而創造的。馬克思顯然不這樣認為。馬克思指出,“每個商品的價值都是由物化在該商品的使用價值中的勞動的量決定的”,(32)而“把價值看作只是勞動時間的凝結,只是對象化的勞動,這對于認識價值本身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同樣,把剩余價值看作只是剩余勞動時間的凝結,只是對象化的剩余勞動,這對于認識剩余價值也具有決定性的意義。”(33)由此說來,伍德講的資本家通過消費他所購買的勞動力商品而創造的剩余價值,說到底也是一定勞動時間的凝結。誰的勞動時間的凝結?按照伍德的說法似乎是資本家的勞動時間。但在馬克思看來,剩余價值只是“工人超出必要勞動的界限做工的時間”,(34)即工人的剩余勞動時間的凝結。當然,伍德也許會說,對勞動力的使用、利用不是也要付出勞動嗎?這種勞動不創造價值嗎?對此,馬克思曾清楚地指出︰“資本家例如支付勞動力一天的價值。于是,在這一天內,勞動力就像出租一天的任何其他商品(例如一匹馬)一樣,歸資本家使用。商品由它的買者使用;勞動力的佔有者提供他的勞動,實際上只是提供他已賣出的使用價值。”(35)這就表明,雖然資本家使用、利用了勞動力,但提供勞動的卻只是勞動力的所有者,即工人,因而,剩余價值只能是工人的剩余勞動時間的凝結。因此,伍德以資本家使用和利用了工人的勞動力為由,將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說成是資本家創造的剩余價值,這顯然也與馬克思的論述相悖。

    第四,馬克思認為,資本佔有剩余價值包含不平等的交換,因為剩余價值總是超出等價物的價值。伍德論證說,由于資本家付給工人的工資通常是其勞動力的全部價值,因而,資本佔有剩余價值不包含不平等交換。但馬克思卻不這樣認為。馬克思指出,資本佔有剩余價值,“這種情況只有當對象化在勞動價格中的勞動小于用這種對象化勞動所購買的活勞動時間時才是可能的。”(36)換句話說,只有當資本家購買的勞動力的價值小于勞動力實際創造的價值時,資本才能佔有剩余價值。實際情況是,資本家沒付任何等價物就白白獲得了剩余價值。這種情況表明,“由于資本同作為等價物的勞動能力相交換,資本就不付等價物而獲得了勞動時間——因為這個時間超過了包含在勞動能力中的時間——;資本借助交換的形式,不經交換就佔有了他人的勞動時間。”(37)如果這就是馬克思講的資本對剩余價值的佔有,那伍德講的,由于資本家付給工人的工資通常是其勞動力的全部價值,因而資本佔有剩余價值不包含不平等交換,就是與馬克思的論述相悖的。

    第五,資本佔有剩余價值包含不正義的交換,因為資本家無償佔有了本應屬于工人的剩余價值。伍德認為,由于資本佔有剩余價值不包含不平等交換,因而也就不包含不正義的交換。而馬克思則認為,由于資本佔有剩余價值包含不平等的交換,而後者說到底是對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的無償佔有,因而資本佔有剩余價值也包含不正義的交換。當然,馬克思對此並無明確的表述,而只是通過他在相關論著中多次把資本佔有剩余價值說成是對工人的“盜竊”和“搶劫”間接地表明了他的看法。例如,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明確指出,“現今財富的基礎是盜竊他人的勞動時間”。(38)在《資本論》中,他把剩余產品視為“資本家階級每年從工人階級那里奪取的貢品”;(39)把逐年增長的剩余產品稱作“從英國工人那里不付等價物而竊取的”;(40)把資本家無償佔有的剩余價值看作“從工人那里掠奪來的贓物”。(41)對于馬克思的這些說法,當代左翼學者,牛津大學的G.A.科恩教授曾做過這樣的推論︰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佔有剩余價值是資本家對工人的“盜竊”,而盜竊就“是不正當地拿了屬于他者的東西,盜竊是做不正義的事情,而基于‘盜竊’的體系就是基于不正義”。(42)他還進而推論,你能從某人那里盜竊的東西,只能是完全屬于那個人的東西,因此可以認為,馬克思之所以認為資本佔有剩余價值是不正義的,實際上“暗示著工人是他自己的勞動時間的正當的所有者”。(43)在我看來,科恩的推論是有道理的,而且這可以從馬克思的一段話得到驗證︰“認識到產品是勞動能力自己的產品,並斷定勞動同自己的實現條件的分離是不公平的、強制的,這是了不起的覺悟,這種覺悟是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方式的產物,而且也正是為這種生產方式送葬的喪鐘,就像當奴隸覺悟到他不能作第三者的財產,覺悟到他是一個人的時候,奴隸制度就只能人為地苟延殘喘,而不能繼續作為生產的基礎一樣。”(44)如果說馬克思認為資本在同勞動的交換中不付任何等價物就白白獲得了剩余價值,並認為資本佔有剩余價值是對工人的“盜竊”和“搶劫”,那麼伍德說馬克思認為資本佔有剩余價值不包含不正義的交換,實則是與馬克思的論述相悖。

    總之,伍德的命題——“馬克思不認為資本主義是不正義的”是基于三個理由,即馬克思認為正義概念是從司法角度對社會事實的合理性的最高表示,一種經濟交易或社會制度如果與生產方式相適應就是正義的,資本佔有剩余價值不包含不平等或不正義的交換。由于他對作為其三個理由的文本依據,即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三段論述的解讀都是錯誤的,因此,他的三個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如果他的三個理由都不能成立,那他的命題自然也不能成立。

    注釋︰

    ヾAllen W.Wood,"The Marxian Critique of Justice,"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vol.1,no.3(Spring 1972),p.245.本文引用的伍德的這篇論文和他的另一篇論文《馬克思論權利和正義︰對胡薩米的回復》(Marx on Right and Justice:A Reply to Husami)都已有中譯文,國內已有收錄(參見李惠斌、李義天編︰《馬克思與正義理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由于本人對這兩篇中譯文的一些譯法持有不同意見,故對它們做了重譯。

    ゝ例如羅伯特•塔克(Robert C.Tucker),參見他的The Marxian Revolutionary Idea,New York:W.W.Horton & Company,1969,pp.37-48;並參見他的Philosophy and Myth in Karl Marx,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1,pp.18-20,222f.

    ゞAllen W.Wood,"The Marxian Critique of Justice," p.245.

    々伍德這里引用的是恩格斯在《論住宅問題》中的相關論述,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9頁。

    ぁAllen W.Wood,"The Marxian Critique of Justice," p.246.

    あAllen W.Wood,"The Marxian Critique of Justice," pp.267-268.

    ぃAllen W.Wood,"The Marxian Critique of Justice," p.254.

    いAllen W.Wood,"The Marxian Critique of Justice," pp.268-269.

    ぅAllen W.Wood,"The Marxian Critique of Justice," p.246,note 3.

    う《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322-323頁。

    (11)在伍德引用的英譯本中,即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Selected Works(Moscow,1951),I,pp.564-565,在上述中譯文中被譯為“公平”的英文原文是“justice”。故此,我把中譯文中出現的“公平”,視為伍德講的“正義”。

    (1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61頁。在伍德引用的英譯本中,即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Selected Works(Moscow,1951),II,p.20,在中譯文中被譯為“公平”的英文原文是“justice”,也即伍德講的“正義”。

    (13)Allen W.Wood,"The Marxian Critique of Justice," p.255.

    (14)Allen W.Wood,"The Marxian Critique of Justice," p.255.伍德說這段話是他根據馬克思的德文原文翻譯的。這里的中譯文是本文作者依據伍德的英譯文並參照馬克思的德文原文翻譯的。(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79頁)

    (15)Allen W.Wood,"The Marxian Critique of Justice," p.255.

    (16)參見Allen W.Wood,"The Marxian Critique of Justice," pp.255-259.

    (17)Allen W.Wood,"Marx on Right and Justice:A Reply to Husami,"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vol.8,no.3(Spring 1979),p.268.

    (18)例如齊亞德•胡薩米,參見Ziyad I.Husami,"Marx on Distributive Justice,"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vol.8,no.1(Autumn 1978),pp.36-37.

    (19)馬克思這段話的德文原文見(Karl Marx Friederich Engels,Band 25,Berlin:Dietz Verlag,1959,pp.351-35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1974年版)將這段話譯為︰“生產當事人之間進行的交易的正義性在于︰這種交易是從生產關系中作為自然結果產生出來的。這種經濟交易作為當事人的意志行為,作為他們的共同意志的表示,作為可以由國家強加給立約雙方的契約,表現在法律形式上,這些法律形式作為單純的形式,是不能決定這個內容本身的。這些形式只是表示這個內容。這個內容,只要與生產方式相適應,相一致,就是正義的;只要與生產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義的。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上,奴隸制是非正義的;在商品質量上弄虛作假也是非正義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79頁)我認為該譯文存在誤譯的問題,參見拙作《馬克思認為“與生產方式相適應,相一致就是正義的”嗎?——對中央編譯局<資本論>第三卷一段譯文的質疑與重譯》。(《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0年第6期)故此,本文涉及這段話的中譯文,都是我依據德文原文譯出的。

    (2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379頁。

    (21)我們知道,在馬克思的著作中,“生產關系”和“生產方式”這兩個概念在含義上存在差別(關于這一問題,我曾做過分析(參見段忠橋︰《對生產力、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概念的再考察》,《馬克思主義研究》1995年第3期),但就它們在這里出現的語境而言,即就它們在這里都是作為使吉爾巴特說的那些交易得以產生的“基礎”而言,它們可被視為同義語。

    (22)Allen W.Wood,"The Marxian Critique of Justice," p.260.

    (23)Allen W.Wood,"The Marxian Critique of Justice," p.263.

    (2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04頁。

    (2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226頁。

    (26)參見Allen W.Wood,"The Marxian Critique of Justice," pp.262-263.

    (2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226頁。

    (2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2頁。

    (2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33頁。

    (3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33頁。

    (3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194-195頁。

    (3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218頁。

    (3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251頁。

    (3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251頁。

    (3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216頁。

    (3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81頁。

    (3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9頁。

    (3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01頁。

    (3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672頁。

    (4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706頁。

    (41)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688頁。

    (42)轉引自李惠斌、李義天編︰《馬克思與正義理論》,第158頁。

    (43)G.A.Cohen,Self-Ownership,Freedom,and Equal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146.

    (4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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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段忠橋 責編︰ 範紅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