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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學批判視域下現代城市記憶的歷史限度

2018年08月20日 03:21:29 來源︰ 《哲學原理》2017年12期

    由《資本論》及其手稿所建構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批判體系,植根于它對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史的全景式邏輯學關照。據此,在資本生產、貨幣周轉、商品循環等範疇的辯證框架中,馬克思試圖通過概念演繹的方式閱讀出資本主義制度的全部歷史癥候。無獨有偶,對于資本的當代屬性而言,其“通過時間消滅空間”的內在趨勢,已然“深深地嵌入在資本積累的邏輯中,並伴隨著空間關系中雖然常顯粗糙但卻持續的轉型……刻畫出資產階級時代的歷史地理特征”。ヾ作為反映資本社會結構的空間座架,後者集中投射于表征貨幣增殖和價值剝削的城市拜物教景觀之內。于是,寓于《資本論》及其手稿當中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就能進一步拓展為解構現代資本城市樣態的空間性敘事。它囊括了有關城市基本構成要素之于資本邏輯的三方面地理—歷史性辯證關系︰

    首先,是在土地屬性被資本化的過程中,資本空間性生產同城市歷史性重構的博弈及其對城市直觀印象的間歇性篡改。馬克思認為,正是由于“在資本處于支配地位的社會形式中,社會、歷史所創造的因素佔優勢”。ゝ所以,作為城市地理始基的土地本身才能褪去自然屬性,並接受資本邏輯與貨幣法則的規訓。于是,能否與變動不居的資本空間生產節奏保持一致,就成為取舍現存城市景觀的惟一標準。當二者發生激烈沖突而資本的未來地理預設最終勝出時,關于現代城市的既有空間想象勢必被不斷顛覆。其次,是在實體資本被虛擬化的環節內,貨幣職能性讓渡與城市投機性擴張的媾和及其對城市規劃契約的階段性否定。金融信貸業的崛起強化了貨幣資本對城市基礎設施營建的干預力度。其無限增殖的投機特性為城市規模的擴張創造了可能。但“正像在貨幣上商品的一切特殊的使用形式都消失一樣”,職能性貨幣的虛擬化,無疑令“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任何痕跡都已消失”。ゞ加之投機行為帶來的資本信用危機,已然被金融泡沫抽空財富基礎的過度城市化空間,自然會周期性地破壞自身既定的利益承諾。再次,是在階級矛盾被彌散化的趨勢下,個體空間身份碎片化和資本社會關系再生產的耦合及其對城市日常根基的總體性褫奪。實際上,“城市日常生活與資本空間生產是彼此近似的問題,其母體都是社會關系生產與再生產的連貫過程。”々問題的關鍵在于,後者通常將城市塑造為“保證勞動力日常交換與更新的市場性瑣碎區域”。ぁ在這樣的情形下,原本隸屬于不同階級的城市差異性人群,就再次被資本生產與消費的碎片化序列所細化。它在鞏固資本空間秩序的同時,不可逆轉地摧毀了個體之于城市認同的根基。

    應當說,資本邏輯的空間辯證運動在城市景觀中所遭遇的地理學悖論,從根本上否定了現代城市文明能夠在歷史記憶維度自我傳承的可能性。當資本空間生產的“創造性破壞”過程把真實的市民社會改造成迎合貨幣權力秩序的抽象場域時,用于定位城市階段性文明形態的文化—政治性地理坐標就被資本劃定的虛假軸線遮蔽了。而被迫接納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並生活于假象當中的現代城市人群,則“不顧風險地成為有史以來第一代能夠將假象變得如此清晰明白、令人信服且‘無比真實’的參與者。”あ一旦城市精神的社會發展史成為資本邏輯的空間生產史,人們關于城市記憶的最大歷史限度必然止步于資本地理性危機爆發的臨界點。因此,馬克思在《資本論》及其手稿當中對資本社會矛盾的指認,又可視為他對現代資本主義城市歷史前景的批判性隱喻。

    一、資本化的土地屬性與被顛覆的城市印象

    現代城市景觀的確立是資本空間生產對社會地理座架進行歷史性重構的結果。其形態更替與結構調整的軌跡同資本邏輯的內在節奏彼此吻合。因此,作為表征貨幣增殖與價值積累的抽象場域,“城市通常被看作鞏固資本某一特定生產方式,或根據市場需要產生全新交往規則的地緣性節點。”ぃ在實證科學的語境下,它總是以“自身的物理線路以及作為‘代謝工具’的網絡體系的循環流轉,表征出資本辯證運動的去疆域化和再疆域化過程。”い而現代城市格局以及與之相對應的社會文化—政治體系的形成,則肇始于資本的貨幣權力對之前土地屬性的規訓。對此,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當中講道︰

    新形式的產生是由于對舊形式發生了作用。資本是現代土地所有權的創造者,從某一方面來看,它表現為現代農業的創造者。因為,現代土地所有權代表這樣一個過程︰地租—資本—雇佣勞動……可見,雇佣勞動就其總體來說,起初是由資本對土地所有權發生作用才創造出來的,後來在土地所有權已經作為形式形成以後,則是由土地所有者自己創造出來的。ぅ

    從中不難看出,土地所有權形式的轉變對城市結構的時代特征及其隸屬文明形態的類別具有明確的標識作用。因此,土地屬性的資本化既意味著抽象的資本邏輯獲得了具體的地理表達方式,又暗示了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對前現代城市想象的強制性終結。盡管對于馬克思唯物史觀的經典論斷而言,“並非是在我們自己的選擇而是在由過去的‘社會—空間’形成過程和當前由長期的歷史、社會構成的地理所產生的真實世界的環境中,我們創造了自己的歷史。”う但是,資本之于地緣環境的野蠻改造顯然打斷了人們對城市文明軸線的連續編織。從“它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並要求“它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進而按照資本邏輯“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伊始,(11)城市的社會職能與空間印象就發生了徹底的轉向。與前現代社會中土地僅僅是城市交往體系的靜態容器這一狀況大相徑庭,為資本空間生產所裹挾的現代文化—政治圖景,已然將土地資源的社會屬性視作決定城市存在樣態不可或缺的能動因子。它與勞資結構、雇佣關系抑或財富壟斷等範疇凝定在一起,進而勾勒出資本城市壓迫普羅大眾,以及圍繞土地利益而展開的階層對峙的混亂場景。如此一來,當下每一幅城市地圖就不能“僅僅看做法律、政治或地形特征的分界圖,而是應該看做爭奪土地利益的策略聯盟和行動的馬賽克圖”,(12)後者擾亂了農業社會時期單一刻板但卻極端穩定的城市地緣格局,並且憑借市場經濟對自然經濟的取代,為日後資本主義城市體系的持續動蕩埋下了伏筆。

    鑒于此,因土地社會屬性轉變而導致的現代城市景觀同前資本主義城市形態的分裂,就只是資本邏輯顛覆城市地理想象的開端。馬克思曾指出,“資本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它必須成為起點又成為終點,必須放在土地所有制之前來說明。”(13)而後者無疑折射出資本與土地所有制關系間的倒錯,即城市的“空間構造是由資本主義空間生產邏輯決定的,並非主張地理形態是事先決定的”。(14)在這樣的情形下,自身用途已然被資本化的土地資源,勢必推動以之為物理始基的城市空間根據資本生產與循環的階段性需要做出周期性的結構調整。于是,在積極的方面,“資本主義由此制造了一個與它自己在特定歷史時刻上的積累動態相稱的地理景觀。”(15)而在消極的方面,受資本剩余生產影響的城市地緣環境,其固有的人文地理結構必然發生間歇性的更迭。它促使“位于城市日常基礎設施的反復破壞與篡改中心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政治力量,決定了現代城市生活的循環與代謝。至于這種兼具流動性與循環性的否定力量,不啻為能夠嵌入且改變城市景觀的中介”。(16)問題的關鍵在于,無論是對當前城市格局的接納還是顛覆,作為資本生產載體的現代城市空間本身並沒有任何的主導權。與之相反,它又再度退回到同前資本主義時期相類似的暗啞狀態,並任由資本的異化權力對其進行隨意的操控。

    值得一提的是,馬克思在這里分別揭示了資本邏輯與土地屬性在城市空間結構的歷史性變遷中,各自所遭遇的地理學悖論。他指出,一方面,從資本生產之于土地產權的修飾作用來看,雖然“資本把土地所有權本身的存在看成只是資本對舊土地所有權發生作用所需要的暫時的發展過程,看成是上述關系解體的產物;但是,一旦達到了這一目的,這種暫時的發展過程就不過是利潤的限制,而不是生產所必需的東西了”。在這樣的情形下,資本必然“竭力取消作為私有財產的土地所有權,並力求把它轉交給國家”,(17)從而將其視為應當被資本政治權力再度打磨的異己性對象。如此一來,資本生產就陷入了與土地環境持續地融合以及對峙的怪圈當中,且不得不根據價值積累的需要反復調整它同城市格局的辯證關系。而在另一方面,就土地財產之于資本積累的限制作用而言,既然“勞動的一切力量都轉化為資本的力量”,那麼以固定資本或不動產形式呈現的土地資源,則“必然存在于勞動之外,並且客觀地不以勞動為轉移而存在著”。(18)這就使附著于土地之上的靜態資本,同貨幣自身不斷實現價值增殖的動態趨勢相敵對。前者作為被資本異化的活勞動在空間層面創造的地理景觀,“既是過去資本發展的至高榮耀,也是阻礙資本進一步積累的牢籠。而這完全導源于該景觀的營造本身與資本突破空間瓶頸的旨趣相矛盾的事實。”(19)為此,選擇性地舍棄或重構不合時宜的城市“遺產”並適當改變其下轄土地的實際用途,就成為資本空間性策略的題中應有之義。

    據此可知,以土地資本化為開端的現代城市發展史,既是同前資本主義文明徹底決裂的斷代史,又是受資本邏輯裹挾而不斷自我解構的異化史。在馬克思看來,與資本“通過生產而發展和改造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觀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語言”(20)這一趨勢並行不悖的狀況,是變動不居的城市景觀及其表征的社會文化記憶,隨時可能被資本的空間辯證運動所消解。在歷時態的層面,它集中體現為“資本在一個時點創造了一套適應其需要的景觀,而在未來的某一時點,為了適應資本積累永恆的擴張的力量,又會破壞它並重新建立一套新的景觀”。(21)後者又嵌入社會人文地理圖景的橫斷面,並于共時態的維度揭示出,資本主義“城市內的空間和場所重構不過是其所處的更廣泛關系重組的活躍部分”。它旨在“呼應——甚至希望影響——更廣泛關系的重組”。(22)在這樣的情形下,資本主義社會的城市記憶將會不可逆轉地產生錯亂︰以“現在”的城市風貌為分界點,它的“過去”僅僅是資本之前創造但已然被自身廢棄的“過時”景觀,同早已碎片化的前現代痕跡共同組成的殘缺不全的橋段;而它的“未來”則在資本“創造性破壞”的異化生產中,淪為全新的城市規劃與舊有的地緣格局彼此博弈的戰場或犧牲品。二者同時說明,在資本邏輯的地理辯證法當中,根本不存在任何可供提取且具有歷史價值的城市記憶素材。

    誠然,對于城市地理而言,它“首先應當獲得一種重新閱讀、重新估價和重新轉譯的途徑。其風貌與全景不僅是當前的客觀存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又是過去的遺跡。因此,通過我們的見聞,將早已消失的景象進行重新描述和創造”無疑是合理的。(23)然而,資本邏輯的地理想象從根本上否定了這種可能。當無從“懷舊”的現代城市隨時面臨空間形象的自我崩解時,居于其上的資本霸權必然會對人類文明進行一次次辛辣的諷刺。此時,所謂城市的文化記憶不過是資本空間運動軌跡的再現。它以與資本生產相契合的“商品和服務的交換為社會結構(網絡組織)的基礎”,而一旦“這種交換不再存在,這種網絡也就破裂了”。(24)換言之,正是資本主義體系的脆弱性決定了現代城市印象的易逝性。後者無法脫離貨幣增殖機制之于土地社會屬性的地理性修飾而獨立存在,因此它在歷史層面能夠保存的內容及其限度,均以資本的市場法則為前提。按照馬克思的說法,“這是一種普照的光,它掩蓋了一切其他色彩,改變著它們的特點。這是一種特殊的以太,它決定著它里面顯露出來的一切存在的比重。”(25)在這樣的情形下,原本連貫的城市總體記憶就在構成其物理基礎的土地被資本零分碎切的過程中煙消雲散了,取而代之的則是由資本異化生產與貨幣空間周轉填充的抽象世界。

    二、虛擬化的資本職能與被篡改的城市契約

    如果說資本異化生產對土地所有制形式的歷史性改造構成摧毀城市記憶物理性始基的開端,那麼在之後形成的“貨幣—空間”結構中,資本形態間的彼此讓渡對城市規劃方案的影響和干預,則從根本上取消了現存城市景觀的真實性與合法性。而造成該狀況的直接誘因,毋寧是決定城市發展軌跡的職能性資本自身屬性的虛擬化。它與資本為最大限度榨取剩余價值並試圖拓展有限的城市地緣空間這一目的密切相關。對此,馬克思曾反復強調,“資本越發展,從而資本借以流通的市場,構成資本空間流通道路的市場越擴大,資本同時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間上更加擴大市場,力求用時間去更多地消滅空間。”(26)換言之,資本對城市記憶的褫奪,旨在最大限度地構建貨幣及其內含的社會關系得以自由運轉的抽象場域。後者“作為一個充滿虛幻的整體空間……不僅與‘親身體驗’的經驗世界相對抗,而且還具有令人生畏的抽象性消解性力量。……它涵蓋了‘商品世界’與‘資本邏輯’的環球戰略,以及貨幣之于國家政治的異化權力”。(27)鑒于此,從履行特定職能的資本形式對設定城市格局的規劃方案所具有的操控作用來看,其中涉及兩方面互為因果的內容︰

    首先,是用于營建城市基礎設施或整合社會財富秩序的職能性資本,在貨幣循環網絡中的虛擬化。這集中體現為,以銀行信貸業為主要支撐的現代金融體系,對資本輸出路徑的重新定位。在當下,一個顯而易見的狀況就是,伴隨著資本空間生產對城市地緣景觀的持續改造,原本相對聚合的社會財富已然分散于隸屬不同空間單位且被私有產權分割的差異性個體手中。如此一來,在地緣結構上支離破碎的小型實體性資本,就無法承擔城市改建所需的大規模長期性投資。(28)這顯然與資本不斷重構城市格局的歷史趨勢相抵牾。(29)實際上,“某些資產本身就帶有的規模效應,且這些資產通常為中小投資者無法染指”(30)這一事實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常態。而它恰好為銀行信貸業的出場提供了最有利的契機。毋庸置疑,在目前的情形中,只有以銀行為代表的大型金融機構和以國家為後盾的政治組織,才能為此提供資金與制度上的保障。于是,在經濟利益的推動下,“金融機構和國家機構就不得不作為一個神經中樞,來管理和調節資本的逐級循環。”(31)從而,催生了以金融信貸體系為主要特征的虛擬資本對實體資本的置換。至于金融信貸業的資金來源,剛好是被貨幣循環體系均質化的區域性實體資本。而虛擬資本對實體資本的置換無疑表明,“當實體資本的規模、數量和耐用性隨著積累而不斷增加時,由資本主義演化出的更加復雜的信用體系,必將成為處理實體資本流通的關鍵環節。”(32)它旨在消除因資本地理性分散而產生的空間摩擦,並將彼此孤立的資本運行結構,納入統一的貨幣價值體系。對此,馬克思不無疑慮地指出︰

    正是信用和銀行制度的發展,一方面迫使所有貨幣資本為生產服務,另一方面又在周期的一定階段,使金屬準備減少到最低限度,使它不再能執行它應該執行的職能。正是這種發達的信用制度和銀行制度,引起了整個機體的過敏現象。(33)

    何謂“整個機體的過敏現象”?對于馬克思而言,這無疑指涉虛擬化的貨幣資本試圖通過已然被資本化的土地,使整個城市社會陷入危機四伏的境地。不可否認,以銀行信貸業為座架的金融貨幣流,的確為財富增長型城市的快速發展最大限度地聚集起了可用資本。但它卻以指向未來的虛擬社會財富對關乎當下的真實城市景觀的褫奪為代價。既然實體資本得以集中的前提是金融機構對未來收益的許諾,那麼預期能否自我實現,就構成整個信用鏈條的基石。然而,真實的情況卻是“這些預期的未來價格自身又取決于市場對某種類型資產的熱情”。並且“人們又普遍難以抵制市場對某類資產的熱情所帶來的影響”。(34)這就把城市發展路徑的選擇權交付到充滿風險的資本流通領域。加之“資本作為孜孜不倦地追求財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驅使勞動超過自然界限”,(35)當虛擬資本的供給額大于某一區位的城市空間承載力時,“指向財富壟斷的權力中心化城市,必將在財富的重壓下解體。”(36)後者既是金融體系可能出現的信用危機投射于盲目擴張的城市建設層面的消極後果,又是貨幣資本的惡性膨脹反映在不切實際的城市規劃領域的邏輯必然。

    其次,是既定城市空間發展軌跡或現存社會關系框架的地理性基礎,對虛擬資本流的功能性依賴。應當說,由于現代城市景觀是資本邏輯空間演繹的產物,故而它沒有任何機會“去講述不同的故事,去追隨另條道路。它們被強制整合進入那些設計隊列的人之後的行列中”。進而,在引發自身“空間體周期多樣性隨之而來的閉鎖”之後,又“阻隔了社會關系的性質發揮作用”。(37)也就是說,已然被納入資本運行體系的城市空間,只能按照貨幣周轉法則指定的線路得以建設。如此一來,“城市化過程和金融資本之間的聯系就變得更加直接。它不需要其他制度的控制形成作為中介”,並且“在意識形態上,它使全部城市位置似乎都必須屈從于自由流動的金融規律”。(38)問題的關鍵在于,城市規模不斷擴大的途徑對金融虛擬資本的過度依賴,又反過來加劇了貨幣權力對整個城市社會關系的統攝。而後者,是生息資本對全部城市印象的異化。對此,馬克思在《資本論》相關章節中旁敲側擊地提道︰

    在這里,資本的物神形態和資本物神的觀念已經完成。在G-G’上,我們看到了資本的沒有概念的形式,看到了生產關系的最高度的顛倒和物化︰資本的生息形態,資本的這樣一種簡單形態,在這種形態中資本是它本身再生產的過程的前提;貨幣或商品具有獨立于再生產之外而增殖本身價值的能力——資本的神秘化取得了最顯眼的形式。(39)

    其中涉及馬克思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重要的預言,即城市景觀的真實性將被虛擬資本的神秘力量抽空。一方面,對于資本來說,金融信貸產業和貨幣生息體系的出現,為理論上具有無限增殖能力的資本自身,創造了現實化的途徑。隨著現代信用制度的完善,“貨幣變成了無須黃金證明的、沒有實體的象征,而圍繞著這個象征性存在或者說符號,人們展開了金錢游戲。”(40)他們用指向未來的利益期許彼此建立契約,並在後者假設的生產場景中推動資本向既定積累目標前進。于是,在另一方面,借虛擬資本之手在特定地緣環境中已經建設完畢的城市景觀,其作為固定財產的現實性就不得不從資本未來積累的時間段中獲取。而這無疑是資本主義城市規劃無法克服的悖論︰由于資本累進增殖的信用鏈條不能被人為終止,故而能夠為此時城市建成環境提供資金保證的彼時貨幣總額,只能再度作為城市下一階段發展的資金儲備,且被金融機構重新虛擬化。這樣一來,與資本無限積累的節奏相吻合的城市規劃邏輯的確具有不斷擴張的前景。但後者卻以城市當下和未來的真實地理景觀被貨幣信用體系完全虛擬化為代價。于是,伴隨著“虛擬的他處與他時的產生,以及凝視的商品化。這種被貨幣規訓的時間與空間在城市的發展史當中就被集中起來”(41)它構成職能性資本凌駕于城市空間之上的跳板,但“社會中大部分人幾乎意識不到它的存在,”且將之想象為“超現實或神秘的實體”,進而對其頂禮膜拜。(42)

    這實際上指認了一個基本事實,即依托金融信貸行業而不斷完善的虛擬貨幣體系對城市空間記憶的消解,與它對城市規劃契約的間歇性篡改密切相關。作為一項具有法律效應的共識,資本在某一時間點對城市階段性發展軌跡的設定或干預,通常以能為後者帶來相應的利益為前提。因此,轉換成權利與義務的關系,資本對城市空間享有的自由規劃權利,同它能否實現城市社會財富持續增殖的責任並行不悖。二者構成“資本—城市”契約的兩個不可或缺的環節。然而,正如馬克思所言,虛擬資本的所有表現形式,“實際上都只是代表已積累的對于未來生產的索取權或權利證書。”至于“貨幣資本的積累,大部分不外是對生產的這種索取權的積累,是這種索取權的市場價格即幻想的資本價值的積累”。(43)換言之,虛擬資本體系的維系高度依賴信用鏈條的完整。倘若操縱整個貨幣市場的銀行信貸部門出現信用危機,那麼用于投資城市地緣建設的全部資金序列就會發生巨大的斷裂。加之宏觀調控與民主監督的力度在當今日漸式微,無法兌現最初利益承諾的虛擬資本流必將單方面更改它對城市發展願景的設定。這集中表現為,已投入建設的大型基礎設施被迫停工、未及完全改造的局部城市風貌較之先前更加狼藉,以及無法妥善解決的城市改造負面影響等等。總而言之,“這種正在發生作用的虛擬性,這種已經實現的潛在性,構成了一種盲區”。(44)它標志著資本邏輯對城市景觀的踐踏,以及對作為城市記憶地理性檔案的篡改。

    不得不說,虛擬資本“生產了一個抽象空間……在這個空間里,積累的搖籃、富裕的地方、歷史的主體、歷史性空間的中心——換句話說,就是城市——急速地擴張了”。(45)但這依然無法掩蓋資本主義城市規劃陷入囹圄的尖銳事實。此時的城市景觀早已成為資本信用危機的地理性載體,它對資本邏輯在時間和空間雙重維度遭遇的悖論始終抱以無意識的接納。因此,城市社會的記憶史只能被視為資本增殖的混亂史。後者從根本上否定了現代城市秩序的合法性與穩定性,進而消解掉能夠反映城市階段性歷史一地理風貌的長時段空間檔案。盡管“我們的確還處于在固定的地方想象中,但由于我們社會的功能和權力是在資本簇擁的流動空間中組織起來的,其邏輯的結構與支配性正在從源頭改變地方的意義和活動”。(46)因此,當資本因隨時可能出現的信用危機而變更城市契約,且被迫終止的城市改建與滿目瘡痍的地緣格局彼此交匯時,經驗性的社會記憶就與未完成的城市設想漸行漸遠。這不啻為現代社會走向集體無意識的征兆,而始作俑者毋寧是隨意修飾空間的資本自身。

    三、彌散化的階級沖突與被粉碎的城市根基

    無論是資本空間生產對城市土地屬性的直接改造,還是緊隨其後的貨幣形態的讓渡對城市地理秩序的間接干預,實則都是以更為精致且隱蔽的手段鞏固現代城市景觀內長期存在的階級剝削關系。站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立場上來看,既然作為資本具體呈現樣態的各種商品形式,“在人們面前把人們本身勞動的社會性質反映成勞動產品本身的物的性質,反映成這些物的天然的社會屬性,從而把生產者同總勞動的社會關系反映成存在于生產者之外的物與物之間的社會關系。”(47)那麼,寓于同一城市空間內但具有不同地理定位的差異性人群,勢必遵循資本“物”的尺度,被迫分散于社會等級序列的各個區段當中。這無疑標志著資本主義社會原本呈現為二元對立的勞資沖突或階級矛盾,將在日趨碎片化的城市日常生活圖景內,衍變為個體多元空間身份彼此間難以調和的張力。

    鑒于此,作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文化—政治記憶的地理性載體,城市“既是充滿私人的和階級張力的奇特混合體,又能在社會基礎設施的再生產中,將個體的社會習俗、文化傳統以及政治過程都包含在等級化的組織形式之內”。(48)進而,以空間敘事的方式,把資本邏輯的內在矛盾彌散至紛繁復雜的當代日常生活之中。而造成上述狀況的直接誘因,是自上世紀中末葉以來資本主義制度為緩解因自身惡性增殖而不斷加劇的政治—經濟性危機,試圖在其所操控的地緣環境中尋找突破口的被動嘗試。作為一個重構城市地理想象的顛覆性歷史事件,它深刻地改變了之後的人類社會文化圖景。對此,在馬克思主義城市批判的稜鏡中,很容易于學理層面獲知以下實證性的事實︰

    這一時期,資本主義經歷了一種深層次重構,其中最顯著的部分是空間修復。為努力從20世紀60年代的多種危機中復蘇,努力減少破壞性社會動蕩的可能性,城市、地區、國家和全球經濟構成的地理布局已經被重塑。……其相對簡單的空間結構變得更加多樣化和混雜化,同時,原有的一些邊界變得模糊,制造出越來越多因城區擴大或因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復雜性而形成的地區性城市,共同組構的多中心或網狀布局。(49)

    然而,需要特別強調的是,資本邏輯的空間性轉向以及社會地理結構的日趨離散,卻混淆了原本清晰的城市政治敘事,並將之前涇渭分明的階級關系滲透至雖構成資本異化癥候但不涉及主要病灶的其它社會因素當中。從而,以轉移社會主要矛盾的形式,弱化了馬克思階級政治學說的理論解釋力。(50)而它的直接表現,就是在否認馬克思有關“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51)這一論斷之後,又進一步指出,“現代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種種矛盾已經在無所不在的潮流中從政治表達了它們自己,而且它們的影響也已全面化了,或者說跨越了階級。城市政治不再僅僅是階級關系的一種附帶現象。……在城市政治領域,我們發現這些新的差異是以社會空間集體消費的不平衡為基礎的。”(52)也就是說,階級政治的消隱標志著審視城市群際關系的對象,將發生從總體的政治沖突向局部的經濟沖突蛻變。而伴隨著批判視角的游移,旨在徹底瓦解資本主義制度的階級斗爭運動就被意欲維護資本異化生產的消費結構調整措施所取代。根據考察對象的不同,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從資本邏輯對城市群際關系的一般定位來看,一個不容回避的客觀事實就是,為資本邏輯的創造性破壞力量所推動的城市空間景觀的持續變遷,勢必把其下轄的居民“都卷入到大規模的力量角逐之中。圍繞城市的意義、城市生活的節奏和尺度,以及城市基礎設施的地點與密度選擇等一系列問題,一旦具有不同空間身份的差異性群體希望控制這些東西,那麼他們各自攜帶的競爭性需要就會演變成大規模的激烈沖突”。(53)加之以區位為節點的城市住宅市場的運作,這些沖突必然會彌散至作為一個整體的城市人群內部,並滋生出瓦解後者達成文化—政治共識的消極誘因。與之相應,資本邏輯的空間策略還把原本單一的城市居民“劃分為輪廓分明的亞群體,這些亞群體佔據著城市極不相同的各部分,具有不同的住宅和設施標準。這種階級內部的分層奠定了居民內部的差異和意義的新基礎”。(54)如此一來,資本城市空間同普羅大眾最為重要的關系,即以剝削為核心內容的勞資沖突,就被群眾內部的利益分歧逐漸沖淡了。

    對此,馬克思曾做出過一種解釋,即“資本作為孜孜不倦地追求財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為發展豐富的個性創造出物質要素,這種個性無論在生產上和消費上都是全面的,因而個性的勞動……表現為活動本身的充分發展”。(55)言下之意就是說,在純粹的經濟學層面,所謂的個性或群際區分不過是資本空間生產的一個特殊階段。它與以資本的全面發展為最終旨趣的勞動分工密切相關。而後者恰好在城市轄區內部,營造出“大量的、分散的、而且幾乎是不受控制的延伸以及它們不平衡或不公正的社會經濟發展模式”。(56)在這樣的情形下,一方面,關乎城市居民最根本利益的政治訴求,被庸俗化為對具有不同空間身份的差異性群體全部消費旨趣的滿足。藉此,資本生產及其連帶的政治組織方式就以“物”的尺度,實現了城市人群的“全體利益”。但實際上,“所謂的‘全體利益’通常不過就是工商企業利益在政治上能被人們接受的變形罷了。”歸根結底,它仍然無法脫離資本對城市空間及其下轄居民生活樣態的鉗制。(57)而另一方面,資本在迎合城市不同人群形色各異的消費取向的同時,又在社會公共領域強化了主體間政治理念的疏離。從而,使原本就支離破碎的現代城市空間徹底轉變為純粹“私人社會”的集合體。其中,“人們對公眾的、非個人的生活漠然置之,冷眼旁觀,並使意義和價值從私人生活的領域中撤離。”(58)此時,在政治上分崩離析的城市主體,尚且要為自身的物質利益盡量爭取一席之地,遑論他們能夠有效地形成關于城市認同的共識,進而反對異化的資本城市政治制度加諸于己的殘酷剝削。而資本邏輯憑借對城市多元文化—政治生態的刻意夸大,已然使狹隘的經濟訴求瓦解了普羅大眾投射于城市景觀之上的美好想象。此時,個體完整的城市記憶將不復存在,只有片斷性的物欲訴求肆意編碼。

    第二,從資本邏輯對城市區間關系的一般規劃來說,既然城市空間作為一種隱喻,同資本的“各種意識形態的確立(貨幣與商品不斷流通的‘自由’貿易)以及主體性(流動單子的個人主義)息息相關”,那麼在資本主義市場的修飾下,它必然被“描寫為可牽制、可操控的空間”。(59)這集中反映在,原本統一的城市轄區被資本循環序列依次拆分為具有不同職能的碎片化空間單位。而後者通常構成隸屬社會各個階層的城市人群展開日常生活並參與政治實踐的地理學邊界。它們在日趨多元且更加精細的資本部類生產中,使“勞動力在地理上更加分散,在文化上更加異質,在種族和宗教上更加多樣,在人種上更加層次化,在語言上更加分裂”。(60)從而,形成彼此孤立並攜帶明顯政治分歧的社區性聚居群落。因此,城市空間中星羅棋布的社區景觀,毋寧是“在空間和時間中運行的資本積累的分子化過程”促使“資本積累的地理學模式發生了被動性變革”的結果。(61)

    值得一提的是,階級關系向城市社區的泛化無疑加劇了“城市人口在關乎其日常生活能否得以維系的食物、能源,以及其它商品和服務性資源的多元網絡體系中的沖突與爭端”。(62)于是,當城市內各個階層的人群希望最大限度佔有社會資源,並防止他者染指其既得利益時,以共同居住的社區為地理坐標的階級聯盟就應運而生了。它們是個體資源相對匱乏與資本價值絕對積累的消極產物。反映在建築學或城市規劃學層面,後者“具有這樣一個雙重特征︰在統一性的偽裝下,是斷離的、碎片化的,是受到限制的空間,也是處于隔離狀態的空間”。(63)換言之,資本主義城市中不同社區的存在樣態及其相互關系,通常具有“地理隔離”的屬性。而寓于其中並且呈原子狀分布的“孤立的居民已然發現,他們的生活業已變為一種與穩定的重復性景觀的義不容辭的消費密切結合的純粹的重復性瑣事”。(64)言下之意,就是當社區間的空間壁壘成為資本權力向個體日常生活滲透的渠道時,“加速的空間隔離過程可能會降低我們共同生活的能力。”(65)它既表明貨幣關系對主體間天然的社群關系予以取代,又意味著城市之于下轄居民的空間凝聚力和社會整合力行將崩解。

    毋庸置疑,階級關系向城市日常生活的彌散與泛化,折射出構成個體空間身份的地理坐標和文化一政治背景的深度錯亂。盡管資本邏輯從中捕捉到規訓社會人群行為方式並促使自身擺脫困境的契機,但伴隨著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碎片性再生產而導致的城市總體空間印象的缺失,作為資本在當代實現價值累進增殖的重要載體,城市的日常根基已然開始坍塌了。這雖然是城市空間關系的“失序”,但它更是“‘自由’市場經濟的特殊秩序的產物”。(66)應當說,由資本對城市景觀的直接改造而導致的城市失憶,在陷入混亂的城市日常生活中最終得以肉身化。它意味著,之前的資本對城市印象的不斷否定,已經轉化為城市中的差異性個體對自身隸屬社會文化背景的自我否定。此時,構成現代城市發展史的記憶素材就喪失了保存的必要。因為,資本邏輯為個體認知周遭世界的範圍劃定了天然的歷史界限。而後者是他們所處的地緣環境被資本再次修改的臨界點。

    將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適用範圍由平面化的一般社會結構拓展至立體性的總體城市空間,標志著資本邏輯的歷史性辯證運動獲得了地理學的關照。而在對《資本論》及相關手稿的梳理和閱讀過程中,我們不難發現一個基本的學術前提,即“仔細檢視馬克思的著作,就能發現他已認識到資本積累是發生在一定地理學背景下,並且會創造出某種特殊地理結構這一顯著事實”。(67)這無疑指認了現當代資本主義發展史,在特定語境當中就是現代資本主義城市變遷史。然而,作為城市物理座架的土地環境、決定城市發展軌跡的規劃方案,抑或組建城市社會樣態的日常生活,都在資本邏輯的歷史—地理性辯證法之內被異化了。它們突顯出已然資本化的城市空間及其轄下居民在關于自身文化—政治定位方面的無能。試想,當城市或城市人群在與過去徹底決裂之後又無法于當下完全重塑自身的歷史意義,而資本的空間生產與循環又可隨意編碼與拼貼碎片化的城市社會景觀,如此一來,能夠確立城市總體形象的所有記憶性環節就都無一例外地喪失了。

    換言之,資本剝削的真正殘酷性絕不僅限于它對剩余價值的最大限度的榨取,而是有關人類歷史記憶與文明保存能力的野蠻褫奪。後者肇始于資本空間生產在城市地理格局中遭遇的悖論。為使現存的城市地緣風貌迎合資本積累與結構調整的節奏,選擇性的破壞或目的性的篡改能夠喚起人們對過去與當下文明記憶的城市痕跡,就成為資本緩解自身危機而被迫采取手段的聯帶效應。于是,城市景觀就被視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產生之地,也是矛盾被發現和被解決的場所”。它的易逝性和混亂性決定了現代資本流通空間“堪為經濟變化的熔爐,堪為社會沖突的舞台”。(68)即資本從空間的源頭遏制了普羅大眾形成穩定社會記憶的可能。如此一來,伴隨著城市形象在個體觀念中的缺失,分別指向過去、現在與未來的人類文明軌跡就在資本主義發展史中被人為地過濾或稀釋了。它成為一個記憶的空場,滋生出歷史虛無主義或政治犬儒主義的心態。

    鑒于此,從歷史上變動不居和地理上支離破碎的城市景觀中,破譯資本隱性政治癥候並還原馬克思激進革命指向的嘗試,是還原當代人類文明記憶的必由之路。(69)它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空間橫斷面上,憑借對資本主義社會組織形式的政治經濟學反思,再次確立了階級斗爭理論之于變革當前社會不合理狀況的必要性。而打破資本空間辯證法對城市地理想象劃定的歷史限度,不啻為將馬克思《資本論》及其手稿當中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創造性運用于現代資本主義城市景觀中的重要嘗試。它旨在從構成現代文化—政治體系的城市節點出發,憑借對人類記憶史領域的介入,從唯物史觀的大背景中再度確認資本主義必將瓦解的可能性。故而,對資本城市記憶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反思,可視為政治邏輯、歷史邏輯以及資本邏輯三者在地理維度的辯證統一。

    注釋︰

    ヾ[美]大衛•哈維︰《希望的空間》,胡大平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33頁。

    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9頁。

    ゞ[德]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9頁。

    々Henri Lefebvre,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Reproduction of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76,pp.7-8.

    ぁDavid Harvey,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Oxford:Basil Blackwell Ltd.,1985,pp.127∼128.

    あN.Gabler,Life the Movie:How Entertainment Conquered Reality,New York:Knopt,1998,p.4.

    ぃDavid Harvey,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Athens,London: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2009,p.203.

    いEric Swyngedouw,"Metabolic Urbanization," in N.C.Heynen,et al.,eds.,In the Nature of Cities:Urban Political Ec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Urban Metabolism,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06,p.21.

    ぅ《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33∼234頁。

    う[美]愛德華•蘇賈︰《尋求空間正義》,高春花、強乃社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99頁。

    (1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頁。

    (12)[美]哈維•莫勒奇︰《作為增長機器的城市︰地點的政治經濟學》,汪民安等編︰《城市文化讀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50頁。

    (1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9頁。

    (14)[美]大衛•哈維︰《正義、自然和差異地理學》,胡大平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40頁。

    (15)[美]大衛•哈維︰《希望的空間》,胡大平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58頁。

    (16)Stephen Graham,"Urban Metabolism as Target," in N.C.Heynen,et al.,eds.,In the Nature of Cities:Urban Political Ec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Urban Metabolism,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06,p.234.

    (1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37頁。

    (18)(2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7、487頁。

    (19)David Harvey,Space of Capital: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1,p.247.

    (21)[美]大衛•哈維︰《跟大衛•哈維讀<資本論>》,謝富勝、李連波等校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年,第112頁。

    (22)[英]多琳•馬西等編︰《城市世界》,楊聰婷等譯,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97頁。

    (23)G.Bruno,Streetwalking on a Ruined Map,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p.3.

    (24)[英]史蒂夫•派爾等編︰《無法統馭的城市︰秩序與失序》,張赫等譯,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84頁。

    (2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頁。

    (2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冊),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3頁。

    (27)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2007,pp.53∼54.

    (28)Manuel Castells,The Urban Question,Cambridge,Mass:MIT Press,1977,p.296.

    (29)結合前文所述,既然現代城市的形成與資本的空間積累密不可分,並且它始終以資本利益的最大化為發展前提。那麼,城市景觀的重構就以資本生產方式的調整為圭臬。另外,在資本彈性積累的過程中,凝定于某一空間單位的特定商品部類,其價值的最終實現離不開它在整個資本空間結構中的靈活周轉。然而,一個尷尬的事實卻是,“空間結構本身卻作為阻止進一步積累的障礙被創造出來。”(參見[美]大衛•哈維︰《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城市化進程︰分析框架》,汪民安等編︰《城市文化讀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15頁)後者既表現為一定時間段內對資本生產形成阻滯力的城市內部基礎設施,又表現為商品流通所必須逾越的城市外在空間壁壘。因此,為迎合不斷加速的資本增殖,而對不合時宜的城市景觀進行不間斷的調整與改造,就是資本擴大再生產繞不開的前提。

    (30)[法]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巴曙松等譯,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468頁。

    (31)David Harvey,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Oxford:Basil Blackwell Ltd.,1985,p.7.

    (32)David Harvey,The Limits to Capital,Oxford:Basil Blackwell,1982,p.265.

    (33)(39)[德]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48、441∼442頁。

    (34)[法]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巴曙松等譯,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175頁。

    (3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6頁。

    (36)Henri Lefebvre,The Urban Revolution,Minnesoda: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da Press,2009,p.92.

    (37)[英]多琳•馬西︰《保衛空間》,王愛松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15頁。

    (38)[美]大衛•哈維︰《正義、自然和差異地理學》,胡大平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83頁。

    (40)[日]中谷岩︰《資本主義為什麼會自我崩潰》,鄭萍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94頁。

    (41)A.Freidberg,Window Shopping,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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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法]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巴曙松等譯,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263頁。

    (43)[德]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31頁。

    (44)[法]亨利•列斐弗爾︰《空間與政治》,李春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7頁。

    (45)[法]亨利•列斐伏爾︰《空間︰社會產物與使用價值》,包亞明︰《現代性與空間的生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9頁。

    (46)Manual Castells,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2000,p.459.

    (47)[德]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9頁。

    (48)David Harvey,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Oxford:Basil Blackwell Ltd.,1985,p.11.

    (49)[美]愛德華•蘇賈︰《尋求空間正義》,高春花、強乃社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187頁。

    (50)“階級政治”源自馬克思以“階級斗爭”為核心內容的解放政治規劃。根據馬克思對資本剝削與勞資矛盾的體認,他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德意志意識形態》《共產黨宣言》與《資本論》等重要著作中,分別對長期處于資本壓迫,並最終有能力進行徹底革命的人群,即無產階級給予了不同維度的定位與高度的期望。而後者與資產階級斗爭並最終取得勝利的過程,在馬克思看來既是無產階級自身利益訴求的達成,又是實現全人類解放的必由之路。對此,馬克思一方面指出,“完成這個革命的是這樣一個階級,它在社會上已經不算是一個階級,它已經不被承認是一個階級,它已經成為現今社會的一切階級、民族等等的解體的表現;”另一方面他又認為,“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1、307頁)然而,隨著二戰之後,世界社會主義革命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陷入低潮,西方左翼理論家便紛紛展開對“無產階級”乃至“階級”概念本身的質疑。例如,英國分析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科亨就認為,當今世界已然不存在一個完全符合馬克思所描述的無產階級那樣一個群體的存在(參見[美]科亨︰《如果你是平等主義者,為何如此富有?》,霍政欣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31∼138頁)與此同時,匈牙利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瓦伊達也指出,“當工人階級堅決地反對其他階級時……個體利益和階級利益總是相符的。然而,當這一過程的實現變得具體化時,協調個人利益和階級利益就變得不可能了。”此時,純粹的物質需要與階級的激進需要之間,產生了巨大的分歧。而之前高度統一的階級成員,也隨之分化為不同的利益群體。工人官僚開始出現,階級內部的矛盾也顯出端倪。為無產階級成員“所追隨的不是關于普遍合理化的權威方案和規劃,而是被卷入到利益集團的社團主義之中”。(參見[匈]米哈伊•瓦伊達︰《國家與社會主義》,杜紅艷譯,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73頁)正是由于上述原因,當代西方左翼思潮紛紛放棄了對工人群眾的無產階級定位,並進一步否認了無產階級革命與階級斗爭的合法性。他們在“激進和多元民主的規劃中”,通過把工人群眾重新定義為“新工人階級”,進而在身份政治、地方性運動以及社群主義的簇擁下,將“階級”(class)閹割為“群體”(group),從而使激進性的“階級政治”被置換和軟化為妥協性的身體政治、性別政治或者生態政治等。(Andre Gorz,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London:Pluto Press,1982,p.77)這就在取消自身斗爭屬性的同時,投入西方資產階級右翼改良主義的懷抱。

    (5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2頁。

    (52)(56)[美]馬克•戈特迪納︰《城市空間的社會生產》,任暉譯,江蘇鳳凰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43、53頁。

    (53)John R.and J.R.Short,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Geography,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3,pp.152∼153.

    (54)[美]艾拉•卡茨納爾遜︰《馬克思主義與城市》,王愛松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63頁。

    (5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6頁。

    (57)[英]約翰•倫尼•肖特︰《城市秩序》,鄭娟、梁捷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01頁。

    (58)Richard Sennett,The Fall of Public Man,New York:Vintage,1978,p.133.

    (59)[美]本•哈默︰《方法論︰文化、城市和可讀性》,汪民安等編︰《城市文化讀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78頁。

    (60)[美]大衛•哈維︰《希望的空間》,胡大平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44頁。

    (61)[美]大衛•哈維︰《新帝國主義》,初立忠、沈小雷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83頁。

    (62)Stephen Graham,"Urban Metabolism as Target," in N.C.Heynen,et al.,eds.,In the Nature of Cities:Urban Political Ec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Urban Metabolism,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06,p.238.

    (63)[法]亨利•列斐伏爾︰《空間》,薛毅編︰《現代都市文化研究讀本》第3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46頁。

    (64)[法]居伊•德波︰《景觀社會》,王昭風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81頁。

    (65)[美]曼紐爾•卡斯特爾︰《信息時代的城市文化》,汪民安等編︰《城市文化讀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356頁。

    (66)[英]史蒂夫•派爾等編著︰《無法統馭的城市︰秩序與失序》,張赫等譯,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67頁。

    (67)David Harvey,Space of Capital: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1,p.237.

    (68)[英]約翰•倫尼•肖特︰《城市秩序》,鄭娟、梁捷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4頁。

    (69)Bernard Magubane,"The Limits to Capital by David Harvey," Contemporary Sociology,vol.12,1990,p.535; Gordon Clark,"Book Reviews:The Limits to Capital by David Harve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vol.73,no.3,1983,pp.447∼449.

作者︰ 溫權 責編︰ 範紅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