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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社會正義”概念的綜合性反思 ——兼論當代英美學者的觀點

2018年08月20日 03:23:03 來源︰ 《哲學原理》2016年09期

    正義無論是作為個人的一種德性,還是作為社會制度的一種價值,都是人類孜孜以求並且希望永恆守護的實踐目標。人類對正義的思考也從未停止過,至今仍然是一項窮究未盡的思想課題。相對于“正義”這個古老的議題而言,“社會正義”是個嶄新的概念,將其作為一個專門的術語使用到如今也不過一百多年。但是,它卻是人類步入現代社會以來正義之思最為顯著的表現。雖然西方現代諸多思想家(如休謨、康德、斯密、密爾等)已經開始對社會正義問題有所思考,並提出了一些深刻獨到的理論見解,但真正將此議題視為關注焦點並集中展開全面系統的研究,則是近四十多年才出現的盛況。

    不管是開展社會正義理論的經驗性研究還是規範性研究,明確“社會正義”這一概念的內涵所指都應該成為其不可或缺的前提。然而,當代學者大多對此一帶而過,徑直切入探討社會正義原則的實質內容。倒不是因為他們對此概念各執己見,莫衷一是,由此刻意存而不論。其實“社會正義”一詞本身就蘊含人們對共同生活于其中的社會制度的一種理想期待,對其認知很容易取得相對統一的理解,由此形成一個相對穩定的概念框架,所以無需不斷反思這一概念以便確定其具體的問題域。除此之外,各種社會正義問題的現實解決也確實急需規範性理論原則的指導,自然就催生出一系列各具特色的理論觀點。與此同時,我們會發現還是有少數學者特別重視對“社會正義”概念的前提性反思,從而對此概念的使用采取特別謹慎的態度︰或者對其加以嚴格限定,如羅爾斯、米勒;或者對其明確拒絕甚至嚴詞抨擊,如哈耶克、諾齊克。這些思考成為任何人理解“社會正義”概念的參照典範,不僅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而且推動著當今社會正義理論的研究和發展。在我們深入解析這些觀點之前,有必要從思想史的角度回顧和追溯一下“社會正義”這一概念在正義譜系中的思想淵源。

    一、“社會正義”概念的思想史考察

    從正義的歷史發展中尋找“社會正義”的思想淵源,不可避免地要回到亞里士多德。他最早開始區分界定不同的正義類型,形成了至今仍然影響我們如何思考正義的概念譜系。亞里士多德首先區分了普遍正義(universal justice)與特殊正義(particular justice),前者是涵蓋或統攝所有美德的最高美德,而後者指涉正義在某些特殊領域中的應用。他還重點辨析了幾種不同的特殊正義︰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矯正正義(corrective justice)、互惠正義(reciprocal justice)。分配正義是指對公職、榮譽和財富等按照功德(merit)的比例進行分配;矯正正義涉及非自願性的社會交換,如偷竊、謀殺、搶劫、毀謗等;而互惠正義則涉及自願性的經濟交換,如買賣、租約、借貸等。中世紀的思想家將後兩者結合起來,統稱為交換正義(commutative justice)。顯然,亞里士多德的劃分里不存在“社會正義”這一概念。那麼,“社會正義”與此概念譜系究竟有無關聯性?如果有,這種關聯性是如何發生的?如果沒有,“社會正義”這個全新的概念從何而來?大部分論者持有這樣的觀點,即將“社會正義”看作與“分配正義”等同的意義上,可以將其與正義的思想史特別是“分配正義”的歷史譜系關聯起來思考。在此我們可以暫且將“社會正義”在當下為何經常與“分配正義”相互替換使用這一問題放在一邊,先來考察一下當今的“分配正義”也即“社會正義”與歷史上的“分配正義”之間的關聯性。關于這個問題的看法,大概有兩種不同的觀點。

    第一種觀點側重于強調兩者之間的前後繼承關系。回顧亞里士多德對“分配正義”的界定︰從內容上來看,是用正義與否來判斷具有道德重要性的事物的分配問題,並將“功德”作為判斷標準;從形式上來看,就是根據某種標準判斷對某種事物的分配正義與否,至于具體分配哪些事物以及根據哪種評判標準,往往會因時因地因人而異。這種形式化概括連同“分配正義”這一名稱,經由阿奎那等中世紀的思想家傳入基督教傳統並且延續影響至今。于是,“社會正義”即今天我們談論的“分配正義”,被很多人看作是肇始于亞里士多德的“分配正義的一種擴展形式,也即把它看作是最為系統地追求並涉及更廣大利益的分配正義”。[1](P3)但是,這種理解很容易把“社會正義”的問題簡化為︰[1](P158)有一批亟待分配的事物,有一批接受分配的人,有一個分配機構來執行分配,應當采取什麼標準來分配?“社會正義”由此成為處理類似于生日派對上如何更好地切分蛋糕這樣的事。這是當今我們特別常見的一種對于“分配正義”的通俗性解釋,很多人也正是在這種意義上理解“社會正義”。然而,這種在大眾中廣泛流行的看法卻備受反對使用“社會正義”概念的學者的詬病,哈耶克和諾齊克的批判矛頭指向的正是這種已經被泛化的理解。即使是推崇“社會正義”概念的羅爾斯也認為,這種太過簡化的理解所把握到的必然是配給正義(allocative justice)問題,而不是與“社會正義”等同意義上的“分配正義”。[2](P76)

    第二種觀點則側重于強調兩者之間的斷裂關系。有論者指出,“西方政治哲學中一直存在著兩個‘分配正義’的概念,而不是一個。開始于亞里士多德、消失于十八世紀後期的那個概念,和由約翰•羅爾斯根據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的一些直覺而提出的概念存在很大不同。”[3](P168)作者稱呼前一個為前現代意義上的(或者古代的,或者亞里士多德意義上的)“分配正義”,後一個是現代意義上的“分配正義”也即“社會正義”。第一個概念呼吁“根據功德讓有功的人得到報償,主要是指政治地位的分配,與財產權根本沒有任何關系”;[3](P6)第二個概念“要求國家保證財產在全社會的分配,以便讓每個人都得到一定程度的物質手段。分配正義的辯論往往集中在可以保證的手段數量,以及保證這些手段的分配得到執行所需要的國家干預程度”。[3](P5)可見,前者無論是在內容上還是形式上都與亞里士多德的“分配正義”高度一致;而後者在待分配的事物和所依據的分配標準方面與前者截然不同,這里的不同主要是根據兩者所指涉的內容來確定的。當然作者並不是要停留于這種表面的差異,而是要揭示那些足以使後者成為一個獨立概念的一系列關鍵的歷史因素,從而強調前後兩個“分配正義”概念的轉變不僅僅是待分配的事物與分配標準的變化和擴展那麼簡單。但是無論如何,作者終究還是對兩者使用了“分配正義”這同一個名稱,這就說明至少從形式上來看,現代意義上的“分配正義”概念仍然隸屬于亞里士多德的界定。

    綜上所述,從思想史的角度對“社會正義”概念展開的考察,主要是通過它與“分配正義”的密切關聯性來實現的。雖然今天的“分配正義”概念所指涉的內容與亞里士多德的界定早已相去甚遠,但是從形式上來說仍然是一脈相承。今天當我們將“社會正義”與“分配正義”相互替換使用時,自然不可斷然隔絕“分配正義”概念這一厚重的思想史背景。追溯“社會正義”與歷史上不斷演變的“分配正義”的親緣性,能幫助我們定位其在正義概念譜系中的位置。但是,如果我們過分強調或者停留于這種關聯性,不僅不能把握到“社會正義”概念自身的獨特性,甚至還會帶來理解上的偏差。雖然我們當下經常不加區分地使用“社會正義”和“分配正義”這兩個概念,但是兩者的名稱畢竟是不同的。人們不禁會問︰如果兩者完全等同,為什麼會有不同的名稱?如果兩者完全不同,為什麼又被等同使用?這些疑問將把我們引向“社會正義”的概念史分析。不像思想史的考察歷史跨度那麼大,下面的分析將局限于“社會正義”這一概念出現之後的歷史。

    二、“社會正義”概念的概念史分析

    根據哈耶克所做的文獻考證,“社會正義”這一概念最早應該出現于19世紀中葉,[4](P176)遠不如“分配正義”的歷史那樣源遠流長。早期主要是被一些自由主義者如約翰•密爾、萊斯利•斯蒂芬、亨利•西季維克在其著作中反復提及,後來歐洲大陸進步的天主教徒也開始發展“社會正義”的觀念,19世紀末20世紀初已經被廣泛討論,並且出現了專門對其進行研究的理論著作。[1](P3)回顧這一概念剛出現的這半個世紀的發展歷史,有兩點內容值得我們注意︰首先,密爾在《功利主義》中談論功利與正義的關系時,最先將“社會正義”與“分配正義”相提並論。[5](P63)之後不僅使“社會正義”這一用法逐漸流行開來,而且使得這一概念與“分配正義”之間建立起緊密的關聯。其次,“社會正義”這一概念最先出現在“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早期的經濟發達的自由社會”。[1](P2)當時“所有文明國家的人民都要把社會和經濟狀況交由合理性和正義性的標準加以同等的檢驗,就如同他們在過去對政治制度的正當性提出質疑一樣”。[6](P7)但是,我們也要看到這恰恰是面臨19世紀社會主義的挑戰,自由主義傳統主動展開的批判性反思,他們把所有影響生活于其中的人類的命運的現代社會制度,都納入到道德規範的視野進行整體性的審視和評價。雖然“社會正義”的理論研究至今仍然由自由主義話語主導,但是這一概念背後的理念支撐恐怕要遠遠超出自由主義,或者從其出現的最初語境來看至少是超越了古典自由主義思想。這也正是哈耶克和諾齊克等放任自由主義者極力反對“社會正義”這一概念的部分原因。

    20世紀特別是羅爾斯的《正義論》發表以來,“社會正義”不僅成為政治哲學理論研究的核心議題,而且還主導著政治事務的討論空間,甚至擴展和影響到公眾輿論。“社會正義”作為一種值得追求的價值理念在當代已經深入人心,但是無論在現實實踐還是理論研究中,它仍然是一個頗具爭議的復雜概念,當然也不是完全無法把捉,至少我們可以從已有的研究中獲取一些線索。哈耶克和羅爾斯雖然對“社會正義”持有截然相反的態度,但他們對這一概念本身都有著獨特的思考,任何有關“社會正義”的理論研究都不應忽視這些內容。

    哈耶克關于“社會正義”概念的分析主要出現在《法律、立法和自由》第二卷“社會正義的幻象”這一部分。這本著作寫于1976年,其中有這樣一段話︰“按這種意思來使用‘社會正義’術語(term)是相對比較新的,顯然不超過一百年。社會正義這個說法(expression)過去也偶爾被用于描述那些強制實施正義的個人行為準則的組織性活動,而且當前還被學術討論用來評價現行社會制度的效果。”[4](P61)在此哈耶克對“社會正義”有兩種不同的看法︰第一句話將“社會正義”看作是新出現的、具有一種特殊含義的“術語”;而第二句話將“社會正義”看成描述某個對象的一種“說法”或者措辭,而且附加在這句話後半部分的注釋特別重要,注釋中他拿羅爾斯的《正義論》舉例。聯系上述引文的內容,我們可以推知哈耶克認為羅爾斯對“社會正義”的用法顯然與引文中第一句話的用法不同。弄清楚這一點非常必要,因為哈耶克嚴厲批判的正是作為術語出現的“社會正義”,羅爾斯並不在他的批判之列。那麼,這個術語的含義究竟是什麼呢?他接著說︰“但是這個被公共討論不斷呼吁並且廣泛使用的,也是本章要考察的術語的含義,實質上等同于歷史上長期使用的‘分配正義’。”[4](P61)同時哈耶克還指出讓這兩個概念等同的做法變得日益普遍化,也應該部分地歸咎于它的始作俑者密爾。這時哈耶克的批判矛頭其實轉向了與“分配正義”等同的“社會正義”,而這種“分配正義”就是我們文章第一部分涉及的隸屬于亞里士多德傳統的概念。他著力反駁的正是這種意義上的“社會正義”,並且基于此而主張徹底廢除這一概念ヾ。與哈耶克不同,羅爾斯雖然也否定和批評如此理解的“社會正義”概念,但是他卻由此闡發出一種別具一格的社會正義理論,從而為“社會正義”這一概念以及它與“分配正義”之間的關系都注入了嶄新的內容。

    羅爾斯明確指出他的討論主題是“社會正義”,其實上述哈耶克對羅爾斯使用的“社會正義”的看法還是比較準確的,即用正義來衡量和評價社會制度。這當然是對“社會正義”的一種非常寬泛的理解,因為社會制度本身無論在根本性質還是表現形式上都是多樣的,比如羅爾斯就指出一般的社團協會、社會基本結構、國際法就是三類不同的社會制度,對他們的評價應該依據不同的正義原則,但這些都稱得上是“社會正義”。對“社會正義”的這種理解非常籠統,好像只是簡單界定了運用的範圍。實際上羅爾斯對其討論的“社會正義”施加了諸多限定,其中最值得我們重視的有兩點︰一是“社會正義”的首要對象是社會基本結構,也就是說在諸多的社會制度中我們應該最先考慮的是社會基本結構ゝ;二是“社會正義”要為評價社會基本結構的分配面向提供一種標準,[2](P8)也就是說在社會基本結構的諸多面向中正義評價針對的是其中的分配面向。具體來說,“社會正義”要評價的是社會基本結構如何分派基本權利和義務以及如何劃分社會合作產生的利益和負擔。據此,有論者進一步將權利和義務的確定看作是政治法律制度的正義問題,而利益和負擔的劃分則是社會經濟制度方面的正義問題,前者是政治正義,後者是分配正義,兩者都是“社會正義”的一部分;還有論者認為不管是權利和義務還是利益和負擔,都是要評價其如何被分配,所以“社會正義”被看作廣義上的“分配正義”,而其中涉及利益和負擔的分配部分就成為狹義的“分配正義”。以上所述的“社會正義”以及它與“分配正義”之間的關系,大概是我們通常會從羅爾斯的闡述中所獲悉的常見看法。除了強調“社會制度”和“分配”兩個關鍵點之外,這些看法並未突出羅爾斯賦予“社會正義”概念的真正富有創見性的內容,而這些內容恰恰蘊含在他有關社會基本結構的論述中。

    然而,羅爾斯反復強調的社會基本結構對于理解“社會正義”的重要意義並沒有受到足夠的關注。他說︰“任何倫理學說都會認識到社會基本結構作為正義的一個對象的重要性,但並不是所有學說都同等看待這種重要性。”[2](P73)那麼,這種重要性是以何種方式在其社會正義理論的語境中彰顯出來的呢?這里其實關涉到我們如何看待每個人具體的分配份額與社會制度之間的關系這一問題。羅爾斯認為,當我們將社會看作自由且平等的人形成的合作體系的時候,社會制度在分配中的作用不是根據某個標準“將一定量的物品分配給已知其欲望和需求的特定個人”,[2](P77)這是“配給正義”問題。他的社會正義觀“不會將分配正義的首要問題解釋為一個配給正義問題”。[2](P77)顯然,羅爾斯認為當我們在“社會正義”這個層面上來理解“分配正義”問題的時候,首先要考慮的不是每個人具體的分配份額應該是多少這樣的問題,因為一些社會制度本身的設置方式就為這個份額的多少限定了範圍。這些社會制度就是社會基本結構所指向的內容,雖然它們不能直接確定每個人分配的具體份額,但卻是“社會正義”應該優先予以考慮的對象。由此觀之,社會基本結構與每個人的具體分配份額之間就成為純粹程序正義的關系。純粹程序正義的特征是︰沒有獨立的標準來判斷什麼是正義的分配,但是存在著一個正義的程序,必須切實執行這個程序,這樣產生的結果無論是什麼都是正義的。這里純粹程序正義成立的必備條件就是要保證社會基本結構的正義,顯然不是“配給正義”層面上的問題。聯系上文,我們會看到哈耶克批判的與“分配正義”等同的“社會正義”實際上就是這里的“配給正義”,即每個人具體的分配份額是由社會制度行使具體的分配行為所導致的直接結果。羅爾斯則是在明確地否定和排除“配給正義”的前提下,進一步探討“社會正義”的可能性。他認為,“配給正義”不應該是“社會正義”意義上的“分配正義”首先思考的問題,而是通過強調社會基本結構作為純粹程序正義的重要性來賦予“社會正義”概念以新的闡釋。

    三、“社會正義”概念的結構性內容

    通過思想史的考察,我們可以看到“分配正義”與“社會正義”之間雖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是僅僅借助亞里士多德傳統中的“分配正義”很難把握到“社會正義”這一概念本身的新穎和獨特之處。“社會正義”概念出現的最初語境揭示了現代政治秩序穩定之後人們開始不斷審視自身處境的社會經濟狀況;追問社會制度和經濟制度的合理性或正當性,成為隱含在早期倡導者著作中的深切關懷。哈耶克和羅爾斯對“社會正義”概念的思考,都需要借助他們對“分配正義”的看法來理解,羅爾斯的“社會正義”則為理解“分配正義”帶來了有別于亞里士多德傳統的新內容。對“社會正義”概念展開的這些綜合性反思,與其說是要給它提供一個具有固定內容的定義,不如說是為了弄清一個問題,即如何確定人們談論的是“社會正義”而不是其他正義問題。從上述思想史的考察和概念史的分析中,還是可以簡單地梳理出“社會正義”概念獨有的結構性內容。

    我們認為把握住以下三個方面足以將“社會正義”與其他正義概念區分開來。第一,“社會正義”是對社會制度進行的規範性評價,不同于對個體行為或者集體行為的道德評價。人類步入現代社會以來,交往活動日益頻繁,交往形式的豐富使得人們之間的關系錯綜復雜,隨之引發大量需要借助正義之思來衡量和裁決的社會問題,它們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速度呈現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要想準確把握並且有效解決這些社會問題,僅僅訴諸有關個人德性的正義之思是不夠的。我們很難將這些問題的產生簡單地歸咎于某些個人的惡劣品性或錯誤的行為決策,畢竟在現代社會個人的品行很難擺脫各種制度規範的影響和約束。所以,對社會制度進行道德上的衡量和評判立即作為社會正義課題,成為正義之思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日漸成為當代政治哲學的核心議題。第二,“社會正義”對社會制度的規範性評價源自個體立場。這就意味著,當我們對社會制度做出正義與否的評價時,著重考察的是它們對生活于其中的每一個人的影響。這里的“個人”不是指處于人生某個時間段的個體,而是指作為完整一生的生命來看待的個體。一個人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中的命運或生活前景會有不同的可能性和展開方式,由此可以為我們評判社會制度提供參考的立足點。當然,除了這樣的個體之外,社會制度可能還會對存在于其中的以某種文化、傳統或者種族等為特征而組成的共同體產生影響,但是對這些影響作用的具體判定歸根結底還是基于其中的個體,所以從某種共同體的立場來評判社會制度的視角只能是派生的。第三,“社會正義”是對社會制度的分配面向提供規範性評價。社會制度的設置和運行方式對個體生活前景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每個人可以利用的各種資源的份額。但是,這不是說有個固定的制度結構對所有的資源進行統一的分配,而是各種制度本身的設立方式以及它們之間關聯的方式及其變化,都會對人們擁有的各種資源的份額產生影響。社會制度對人們資源份額的這種影響,不是社會制度自身執行某種具體的分配行為所直接導致的分配結果。換言之,“社會正義”所關注的社會制度的分配面向,不是社會制度自身執行的具體分配行為,而是社會制度的設置和運行方式所帶來的分配效應。

    上述三個方面共同組成“社會正義”概念不可或缺的結構性內容,它們不僅可以幫助我們從眾多的正義概念中區分出“社會正義”,而且還為建構具體的社會正義理論提供了問題框架。首先,必須確定作為“社會正義”評價對象出現的是哪些社會制度?是所有的社會制度,還是主要的社會制度?如果是主要的社會制度,那麼又如何區分主要和非主要?進一步關系到社會正義原則的應用對象。當然這些問題的回答又與如何理解“社會”和“制度”是緊密相關的。其次,“社會正義”評價所立足的個體立場是如何確立的?對個體立場起到影響作用的因素中哪些是可以納入到“社會正義”的評判中的,哪些又是必須排除在外的?這些問題的回答也需要我們思考一個前提性問題︰即如何在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中定位個人?也就是如何在規範性的意義上思考人這個概念。最後,必須理清“社會正義”與“分配正義”的關系。社會制度以什麼樣的方式影響著哪些資源的分配?是否存在獨立于社會制度的評判各種資源分配的標準?這三個方面的問題是建構任何社會正義理論都需要應對的議題。但是,這些議題只有在一個限定的範圍內討論才使“社會正義”理論的建構有意義,就是要將其討論限定在一個具有確定邊界並且有確定成員組成的社會內部,這也是“社會正義”概念運用至今都會默認的一個前提。如果要讓“社會正義”原則作為可操作的、指導政策的理想發揮作用,那麼這個社會就要存在一批社會制度,並且可以辨認它們對個體影響的程度;還要存在一個可以改變這些社會制度結構的機構。[1](P5-7)只有在這些前提之下討論,上述三類議題才有確切的答案,不同的答案組合就形成了諸多不同的社會正義理論。

    “社會正義”概念之所以出現並流行開來,“建立在兩個假設之上︰第一,社會進程至少粗略地看是受人類發現的法則支配的,因而有意識地重塑社會是有意義的;第二,存在找到足以用來重塑社會的權力淵源(通常是在政府中)的可能”。[7](P383)也就是說,人們已經意識到社會制度的重要性和人為性,所以對其展開批判性的考察,以便為適時改革提供規範性標準,從而最大程度地減少社會制度對每個人的不公正對待。所以,“社會正義”從一開始就不是躺在書齋里的概念,而是“二十世紀政治實踐特別是民主社會的核心觀念。以此為旗幟展開的爭取權利平等、機會平等、福利國家等諸如此類目標的斗爭出現在不同國家”。[8](P165)它對現代社會制度的確提出了諸多挑戰,也切實推動了很多實踐層面的改革。但是,“社會正義觀念在當代政治論爭中的中心地位也不應使我們把所有我們可以找到的社會理想都裝到這個概念中去”。[1](P20)羅爾斯也強調正義只是我們有關理想社會的部分想象,雖然它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這就提醒我們應該更加嚴謹地使用“社會正義”這一概念。

    注釋︰

    ヾ由于本文的目的是理解“社會正義”概念本身,所以我們只需弄清楚哈耶克要反駁的是哪一種意義上的“社會正義”概念,至于他提出的諸多批判理由在此暫且不予考慮。

    ゝ至于如何界定“社會基本結構”以及為何將其看作是正義的首要對象,請參見趙亞瓊︰《如何理解“社會基本結構”——淺析羅爾斯正義理論的首要對象》,《哲學動態》,2014年12期。原文參考文獻︰? [1]戴維•米勒.社會正義原則[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 [2]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M].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 ?? [3]塞繆爾•弗萊施哈克爾.分配正義簡史[M].南京︰譯林出版社,2010. ?? [4]Friedrich Hayek.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M].Vol.2.London:Routledge,1998. ?? [5]密爾.功利主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 [6]Willoughby.Social Justice[M].New York:Macmillan,1900. ?? [7]戴維•米勒等編.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Z].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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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趙亞瓊 責編︰ 範紅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