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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現代性視閾下的世界主義問題 ——從合理性規範的觀點看

2018年08月20日 03:24:49 來源︰ 《哲學原理》2016年08期

    當下,圍繞多元現代性問題的爭論仍然構成現代性版圖的一塊核心論域。在伴隨現代性規劃而不斷重構現代性話語的過程中,關于多元現代性問題本身存在一種爭論範式的轉換︰新近在現代性的圖景和理解上的日益多樣化,促使現代性議程遠遠溢出20世紀中葉那種基于涂爾干與韋伯等人的經典現代化理論ヾ所推行的現代性同質化趨向和霸權主義的語境,以及由此而引發的現代性與反現代性之爭(最為顯著地體現在亨廷頓關于西方化與反西方化這一“沖突”格局的系統闡述里ゝ),轉而更加側重于討論在承認現代性一經誕生就在其內部多重層面上(文化方案、經濟規劃、政治策略、意識形態建設等)存在不斷多樣化和持續自反性這一共識下,如何安置現代性與後現代性之間的關系,亦即這樣一個爭論︰是將現代性無論在地緣意義上還是其概念內涵上均顯現出的多元化趨向理解為現代性向後現代性的某種根本的範式轉換,還是如哈貝馬斯所主張的將這種現代性的多元化趨向理解為現代性自身不斷展開的內在品格,以及這種立足于多元化的視角重釋現代性的傾向和意圖本身就構成了現代性文明的一種固有成分?在策略與制度的意義上,這仍是一個值得深入思考的議題,但關鍵一點在于承認現代性內涵的多元化趨向這一基本事實。誠如多元現代性觀念的主要倡導者艾森斯塔德所指出的︰“當代舞台的特征,是以下兩方面的結合︰一方面是對現代性的不斷重釋日益多樣化,一方面是多元的全球趨勢和相互參照點的發展。”ゞ

    盡管早期現代性批判聚焦于經典現代化理論所預先假定的“現代化=西方化?”這一基本框架並試圖揭示其背後暗含的中心(霸權)主義立場,但諸如韋伯這樣的早期現代化理論倡導者已經察覺到了現代性的一個本質特征︰“現代性的文化方案帶來了人的能動性和人在時間之流中的位置的觀念的某些獨特轉變。”々換言之,這里承諾了一種現代性信念,即通過人的自主的能動性可以實現諸多的可能性。顯然,這里包含了一種對已有秩序強烈的反思意識。艾森斯塔德進一步強化了這一現代性反思意識的獨特性︰

    現代性的反思特征的程度,超出了軸心文明中成形的反思意識。在現代方案中產生的反思意識,不只是集中于這樣一種可能性︰在特殊的社會或文明中流行的核心的超驗圖景和基本本體論概念,可能存在各種不同解釋;它還走向了對與它們相關的這類圖景和制度給定性的質疑。它導致了這樣一種意識︰可能存在事實上可以爭辯的多元圖景。ぁ

    需要強調的是,這一立足于現代性反思維度的多元圖景觸及兩個相互關聯的層面。一方面,將近一個世紀以來的現代化現實進程中凸顯出一種顯見的地緣多元性。“二戰”以後的社會實踐表明,在不同社會的廣泛的制度領域里,諸如經濟結構、政治結構、教育制度、大眾傳播以及都市化等規程中,產生了一種“趨向結構分化的普遍趨勢,與此同時,界定和組織這些領域的方式在它們的不同發展階段則大相徑庭,從而引發了多元的制度模式和意識形態模式”あ。另一方面,那種現代性內部的自我反思和批判的意識在技術現代性進程中得到了明確的表達。顯然,技術語言表面上的非地域性掩蓋了技術本身多元分化的現狀,而實際的現代世界的技術化進程表明,技術表達、技術應用及其與世界的關聯絕非是線性決定的,而是存在某種諸如貝克和吉登斯等人所揭示的“自反性”,亦即技術“逐漸從其軍事功用和經濟功用的情境中挪移出來,其功能性的分裂以及它作為一個自治的亞系統的確立恰如天賦的封建秩序在工業社會中的廢除”ぃ。技術的功能分化並不是如傳統現代化理論所認為的那樣是“自然”而來的,而是一個實質性的“分割過程”。在此過程中,“亞系統之間的界限可以通過合作進行不同的規劃,換言之,多價位的、允許矛盾情感和越界可能性存在的系統的形成問題現在成了中心問題”い。

    無須贅述這一技術自反化的詳細過程及其與地緣多元性的內在關聯,事實上如貝克所言,在政治結構、經濟結構以及文化建制等各種各樣的現代性規程中均廣泛地存在這種來自內部的自反化運作。這里只需聚焦這樣一個關鍵點,即技術的自反化重塑伴隨著技術語言的重新整合,在技術表達的層面上,這一內在關聯顯示出某種明確的話語秩序或語義規範,後者為多重技術系統間的合作與溝通提供了重要的平衡。重點在于,這一技術話語及其實踐的規範品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衍至整個現代性規程及其話語實踐。這一點一方面依賴于如下顯著事實,即關于技術問題的反思與重釋本身就構成了現代技術實踐的一個關鍵要件,而現代技術實踐又構成現代化進程的核心動力;但更重要的是,技術表達中所凸顯出來的話語秩序是現代性話語實踐吁求規範性平衡的內在結果,同時,技術內部的自反性促使技術表達重塑為多重的“亞系統”,由此便導致了技術實踐的多元化並且衍生出不同技術系統間的沖突與對話的相關問題。這里觸及技術現代性進程中的某種“兩重性”︰一方面是技術功能多元分化的傾向,另一方面,則是技術話語吁求規範秩序並由此平衡不同亞系統間沖突的傾向。進一步,這種兩重性在對現代性予以概念化的過程中標識著一個至關重要的維度,簡言之,它觸及“普遍性—情境性”這一概念框架。

    問題在于,究竟在何種意義上將多元現代性之爭的核心內涵落實在普遍性與情境性之間的概念沖突與交融?恰恰在這里涉及如何理解“多元”這一觀念。在對“多元現代性”概念內涵的剖析中,至關重要的一點是,無論是社會實踐的地緣多元性,還是現代性內部的自反化運作,如果最終不是簡單地歸于一種價值無涉的中立化經驗描述,那麼就必須為這一現代性的多元狀況給出具備規範內涵的重釋。換言之,“‘多元現代性’不僅僅是一個描述性概念,而且也是一個規範性概念”ぅ。重要之處在于,不能簡單地將這種規範性重釋視作是對現代性多元狀況之內涵的外在反思與補充,而是誠如我們在對技術功能多元分化的刻畫中已經看到的那樣,這種規範性訴求緣于“多元現代性”觀念的內在本質並且在概念層面上亟待系統而深入的哲學形塑。

    那麼,該如何理解“多元現代性”之規範性內涵?著眼于普遍性與情境性的對峙這一維度,前文有關現代技術實踐與技術話語之間關系的討論多少已經切近了這一問題。事實上,技術話語背後的普遍同質化的傾向與具體技術實踐所遭遇的情境異質化的趨向被並置于技術現代性的自反化運作中,為了規避在技術功能多元分化過程中所潛藏的相對化風險,在技術表達的層面上,就需要在多重亞技術系統間保持一種可調節的動態平衡,後者植根于技術話語的語義規範性。同時,在地緣化的具體技術實踐中,技術功能強大的普遍可欲性掩蓋了共同體成員間的相互承認這一前提,換言之,技術在其現代化進程中之所以未被其自反分化所肢解,其原因不僅在于顯現于技術話語實踐中的語義規範性,而且也歸因于伴隨著具體技術實踐的共同體之間以及內部成員之間的相互承認,亦即某種道義規範性。

    由此,倘若將普遍性與情境性在技術現代性實踐中的對峙擴展至整個現代性進程,那麼一種基于多元現代性內涵而對現代性規程的辯護就從立足于合理化的實質論證走向了著眼于概念化的規範分析。更重要的,這種規範分析依循技術實踐的啟示可深化為雙重層面的運作︰一種關乎現代性話語之語義規範的分析和一種關乎現代性地緣實踐之道義規範的分析。但需強調的是,這種規範分析的二重性並非呈現為兩個獨立開展的平行路徑,相反,它們始終內在地相互統一、互為奠基,並且在後實證主義以及新批判主義的語境下可以獲得一個有關這一規範性路徑的明顯標識。在此論域中,阿佩爾和哈貝馬斯通過普遍語用學的進路將上述雙重規範內涵奠基在其“商談倫理學”的方案中;希爾貝克則進一步修正了這一方案︰他一方面著眼于普遍性與情境性的對峙,力圖實現上述普遍語用學與以後期維特根斯坦為代表的情境語用學之間的融合,另一方面,又試圖將上述雙重規範性內涵統一在合理性的平台上,並最終形成一種基于論辯合理性的多元主義的內在普遍主義路徑。

    就哲學策略而言,阿佩爾試圖在“哲學—語用學轉向”的後維特根斯坦語境下,通過其“先驗語用學”的方案來為“一種在歷史性情境中的理論和實踐的中介化提供規範準則”う,以此來消融現代性進程中所遭遇的“是”與“應當”之間的沖突。而哈貝馬斯則通過強調基于“商談原則”(11)的“更好論證的強迫性力量”和“包容性”這一商談合理性的內涵(12),試圖為現代性規程尋求某種規範性辯護。他們在不同角度和層面上均觸及這樣一個根本點︰現代性話語在語用層面上的語義規範性與地緣化實踐中所吁求的道義規範性均可在“合理性”這一概念中找到根源;進一步,就合理性本身隸屬于現代性而言,這一基于規範性的概念化運作本身同樣無法脫離現代性的基本內涵。誠如希爾貝克所揭示的,“在自我反思和參與的視角中,合理性是一個規範性的觀念……根據合理性來理解現代化過程時,現代化過程的觀點也要被理解為規範性的,這一點允許對正在展開中的現代化過程的內在批判”(13)。簡言之,規範性辯護並不具備預想中的價值中立性。于是,這里就涉及如何理解規範辯護的內涵及其功能的問題,而在希爾貝克看來,這也正是阿佩爾和哈貝馬斯的方案可商榷之處。

    希爾貝克認為,阿佩爾的先驗語用學所采取的歸謬論證策略在基于多元性的兩個層面(亦即歸謬情形的多元性與語言游戲的多元性)上喪失了其力度︰一方面,存在多樣的荒謬性這一基本事實瓦解了阿佩爾所依賴的那種普遍單一性的歸謬指涉(14),另一方面,話語實踐的語用多樣性從內部對那種他所期許的理想共識與交往的觀念形成了挑戰。由此,希爾貝克主張將阿佩爾的先驗語用學進行某種“多元主義的改造”。他一方面強調他的多元論的進路是對阿佩爾論證策略的強化,亦即他保留了“內在于言語行動的有效性認定,以及它們可能的向商談互動的轉化,以期通過遵循更好論證的非強迫性力量來解決其中的一些認定,以及對一個嚴肅的論證中的一些不可避免的構成性、規範性的前提條件的反思性洞見”(15),另一方面,他強調一種多元主義的先驗語用學應當“敏感于語言的差別和微妙之處,並對各種事例進行細致的分析……它不接受一個強的、實質性的趨同共識和理想交往的觀念。其自我指涉的先驗語用學論證的觀念是事例導向的,是向多樣性開放的”(16)。哈貝馬斯同樣在哲學策略的層面上懷疑阿佩爾的先驗語用學的論證效力與範圍,懷疑其自我反思的論證力度,“因為以語用學的方式理想化了的理想言語情境的觀念和標準學式的共識觀(the criteriological notion of consensus)都存在問題,同時,自我指涉的論證向論證範圍之外的擴展也有問題”(17)。但是,希爾貝克認為哈貝馬斯的商談策略同樣存在方法論上的缺陷。他指出,與阿佩爾一樣,哈貝馬斯的普遍語用學觀念忽視了言語活動的多樣化特征,從而缺乏“對歸謬論證(包括施為性自相矛盾)作一種更為事例導向的、對語言更為敏感的使用,而是更依賴于來自各種現代化理論、社會化理論和現代法律理論以及各種概念性二分法的聯合支持”(18)。這種概念二分包括“正當—善”、“規範—價值”、“辯護—應用”等,在希爾貝克看來,“這些二分法是用相當一般的概念來表述的,是用一種討論高層立場的方式來闡明的,而不是通過對各種事例以及在各種理論實踐中概念的使用方式的仔細分析來闡明的”(19)。

    基于對阿佩爾和哈貝馬斯普遍語用學進路的上述批判性反思,希爾貝克旨在對普遍語用學進行一種多元主義的改良。(20)他由此明確提出了自己的策略︰

    我將采取另一種哲學工作方式,它對在討論中和在生活世界中的概念實踐的多樣性更為敏感,它對于阿佩爾式的進路和哈貝馬斯式的進路都會是有好處的。……它意味著,更具分析精神的哲學研究方式,也應該在對語用的前提條件進行反思的領域中得到提倡。因此,我的主張可以描述為分析哲學和大陸哲學的一種結合︰對語用的前提條件作自我批判的、實踐導向的分析。(21)

    在此,無須贅述希爾貝克基于合理性的規範性平台對普遍語用學(阿佩爾和哈貝馬斯)與情境語用學(後期維特根斯坦)予以整合重塑的詳細環節。(22)關鍵之點在于,希爾貝克通過這一哲學語用學的方法論調節,為我們在合理性層面上理解(多元)現代性提供了一個所謂的“實踐學的”進路︰“從現代化的全局視野出發,按照與實踐相關的合理性模式,對所選取的現代化過程案例加以概念化。”(23)

    在對現代性予以概念化的過程中,這一與實踐相關的基于事例導向的行動分析的合理性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對于這種基于實踐的合理性,希爾貝克指出︰“基于我們的哲學路徑,現代性和現代化過程要根據不同種類的基于實踐的合理性來理解。在這里,合理性一方面要根據我們涉入的活動來理解,即此時此地,我們試圖找到某事為真或為對的好理由。在此意義上基于實踐的合理性顯示為自我指涉的和約束的。另一方面,基于實踐的合理性可被視為一種‘情境化的’活動……在此意義上,基于實踐的合理性顯示自身為歷史的和多元主義的。”(24)

    關鍵在于,現代性實踐內部的自反化在合理性的規範層面上標識為一種“自我指涉”的“反思”,同時,這一自反化的多重性則體現為“情境化”的歷史多元性。在此,希爾貝克從兩條彼此沖突的路徑出發,力圖實現一種概念上的整合︰在哲學語用學的維度上,一方面,普遍語用學在保證內在反思與行動規範條件的有效性認定的同時,忽略了對具體實踐的細致探察,另一方面,情境語用學在重視具體事例分析的同時,缺乏一定的反思性,對事例的擇取也過于狹隘。(25)顯然,關于行動的一種依賴普遍共識與理想條件的合理化論證路徑,與一種拒斥任何概念化規整的關于個案事例的多元檢視的路徑之間的表面沖突,吁求對作為規範平台的“合理性”概念的一種“合理”重塑。因此,希爾貝克主張捍衛一種“自我批判的、反思性的合理性觀念︰從內在于行動的有效性主張去構想合理性,與此同時,將合理性置于情境中,並且要求它作出嘗試性的逐步改進,自下而上,從不夠好的理由朝向更好的理由。總之,合理性肩負著一個沒有烏托邦承諾的、嘗試改進的持續任務”。(26)這即是他所謂“論辯合理性”的核心內涵,亦即一種“作為可錯論的、視角主義的合理性觀念,它要求自我批判的意識和公共交流的思想”(27),正是這一關于合理性之規範秩序的哲學重塑為理解“多元現代性”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契機。

    我們已經看到,在對現代性予以概念化的過程中暗含著一個深層悖論,即現代性的自反化運作隨著向觀念領域的滲透逐漸稀釋了哲學自身的合理化功能,這導致在概念層面上為多元現代性予以合理化辯護的整全性意圖面臨著多重挑戰。因此,按照希爾貝克的提示,這里需要在不規避現代性內部自反性多元分化的同時,為現代性實踐提供某種基于論辯合理性的規範性辯護。于是,“多元現代性”便獲得了一個方法論或策略意義上的基本內涵︰在消解任何整全性辯護的意義上無法將多元現代性理解為一個源于現代性自反化運作的替代性規程,相反,“多元現代性”的本質內涵毋庸體現在哲學方法論上的如下重塑︰即它融合了現代性多樣化的反思實踐與概念運作,從關于現代性的立足于普遍性的同質化意圖與基于情境性的相對化趨向的兩極出發,同時向一個不斷自行重塑的動態秩序的規範平台收斂,並基于這一規範秩序吁求某種可持續調節的動態平衡。簡言之,一方面,“多元”標示著對“普遍性—情境性”這一框架的微觀解離與動態重塑,另一方面,這同時也就意味著我們在實踐與觀念雙重層面上均無法“走出”現代性。誠如希爾貝克所強調的︰

    我們應清醒地看到,現代化的事業受到各種歷史經驗與自我批判的反駁的修正,它不意味著對和諧、幸福與安全作一個烏托邦式的承諾。相反,任何現實的現代性都是有風險的、不確定的。但是沒有其他現實的選擇︰現代化過程就像一個無法回頭的持續旅程,卻又向著校正與可能的改進開放。(28)

    這一自我批判的論辯合理性觀念牽涉合理性與行動者之間的互動問題。希爾貝克更多地強調現代性實踐中普遍性與多元性的復雜互動而非二者間的簡單對峙,“一方面,‘情境中’的普遍性總是與多元主義和多樣性交織在一起,另一方面,純粹的多元主義是不可想象的,無條件的政治多元主義的企圖對每個人來說都是有害的”(29)。與此同時,這種互動反向地在自主性層面上塑造著行動主體,亦即一個“作為構成性‘範導理念’的個人自主觀念”(30),後者既是對個人的要求,又是一項公共的集體責任。由此,希爾貝克逐漸觸及多元現代性情境中的政治實踐問題,亦即,上述論辯合理性之規範秩序的動態平衡對于現代社會政治實踐以及世界觀念究竟意味著什麼?

    在社會政治實踐的層面上,現代性的自反化傾向造成了現代社會的某種內在挑戰。這種挑戰不是暫時的或偶然的,而是“與認知分化和建制的持續分化有關的結構性挑戰”,是認知或建制分化上的一種“失衡危險”,亦即某種“因全局觀念缺失和相關治理問題導致的認知和建制的無力”。(31)類似于現代技術的功能分化及其後果,現代政治內部結構的持續分化同樣形成了多重個性化的“亞政治”(32)系統,並且在政治個體層面上導致鮑曼所說的那種政治“明晰性的終結”。同時,誠如貝克所指出的,這種政治建制的個性化“並不意味著脫離政治,也不意味著對政治的厭倦。一種矛盾的多樣性參與出現了……每一個人的自我的部分方面都是一個悲觀主義者、消極主義者、理想主義者和激進主義者。然而,這就意味著目前的政治明晰性——左派和右派,保守的和社會主義的,隱退和參與——已不再正確有效”(33)。而在希爾貝克看來,形成上述挑戰的原因正是論辯合理性的發展不足和現代社會中所保留的前現代的想象與態度,以及基于此而在不同建制(諸如國家、市場與生活世界)之間形成的那種失衡與“曖昧狀態”(34),“一旦這種合理性被邊緣化或發展不起來,那麼本應導向意識現代化的具有形塑作用的學習過程就會出現不足︰缺少一種自我批判的合理性批判和自我批判的宗教批判。它既不利于個人層面(行動者)的認知現代化,也對全局層面(社會想象和政治文化)的認知現代化有害”(35)。簡言之,這一建制分化的失衡同樣會在全局層面上使得依賴這些建制的“世界”觀念面臨各種風險。

    這里便觸及在多元現代性語境下如何重塑“世界”觀念的問題,更準確地說,涉及如何理解“世界主義”這一問題。誠如希爾貝克所言,現代政治社會的持續分化以及由此在個體與社會雙重層面上日漸凸顯出來的認知復雜性與實踐多樣性已經超出了傳統政治理論的地緣(國家)概念。“在一個復雜的高科技的、分散的社會中,某國某些人作出的決定可能會導致全球性的、長期的後果,這些後果超出國界,通向未來世代,並影響到其他知覺生物,在這種情況下,假定決策者與相關者的同一性,假定選民和決策者真正了解他們所做之事,已經變得不那麼真實了。”(36)伴隨著現代化進程,在社會內部各個層面上均引發了一系列隱形微觀權力的崛起以及它們對已有建制秩序的潛在突破,由此便促使傳統的族群社會逐漸走向了貝克所謂的“風險社會”,亦即使得“不確定性回歸到社會中”。如貝克所言,這一“風險”範疇標示著一類溢出經典社會理論視野的社會思想和行動,在此意義上,它是“後傳統的”和“後理性的”。(37)

    風險社會業已成為多元現代性實踐的一個至關重要的課題︰在消極意義上,亦即在規避風險的意義上,無法通過將風險轉化為秩序從而化解不確定性帶來的焦慮,風險本身源于那些隱性微觀權力的多重激發,因而風險具有某種多元增殖和持續重塑的屬性。個體在多元分化的社會中面臨各種各樣無法確切給予評斷和決策的情形,每個人都是每個人的決策者和評斷者,由此便促發了行動個體間持續而廣泛的視角轉換與溝通合作,並進一步轉化為一種積極意義上的風險評估與平衡。這里存在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在現代多元社會中,個體間(包括地緣化的群體間)在平衡風險的過程中得以“自洽(個體的自我觀照)”和“他處(個體之間的相互觀照)”的基礎究竟是什麼?按照貝克對現代性的診斷,在風險社會中,社會發展的自反性和不可控制性向個體領域的持續滲透打破了“地區的、特定階級的、國家的、政治的和科學的控制範圍和疆界”(38),加之社會風險性的不斷擴張,由此導致了具體行動的參與者與旁觀者之間角色定位的模糊和錯位,後者促使個體需要不斷地通過視角轉換和溝通合作來確保環境識別與身份認同之間的平衡性。于是,風險社會便具備了一種自我批評和反思的屬性。毋庸置疑,希爾貝克所捍衛的那種基于論辯合理性之規範視角的自我反思與批判在此扮演著決定性的角色。

    希爾貝克認為,現代性以及現代化進程“要求兼容並蓄地囊括理性和合理性的各種形式。同時,作為其基礎的乃是一種開明且自我批評的論辯,在這雙重意義上,便唯有一種現代性”(39)。因此,在一種自我反思和批判的合理性的規範視角下,毋寧將多元現代性視作一種關于世界的“世界主義的”概念形塑。就此而言,希爾貝克並非是一個純粹的多元主義者,而是一個多元論的內在普遍主義者,後者顯著地體現在他對一種“世界主義”觀念的重新識別。現代性的“多元性”一方面在于現代社會自反化的多重運作及其後果,另一方面,正如希爾貝克所提示的,在于現代性合理性的多重內涵,亦即一種基于工具合理性、解釋合理性與論辯合理性之間的動態互動與相互平衡的多元化的規範性調節。(40)這種多元內涵為現代社會帶來了一個規範的全息性的“世界主義”概念︰一種關于世界意識的歷史的、反省的觀點,“一種在差異逐漸模糊不清並且存在文化矛盾的社會環境中適用于矛盾心理的對話的觀點”(41)。

    關于這一立足于多元現代性的世界主義觀念,有兩個至關重要的層面需要進一步加以強調︰一方面,這種世界主義不同于任何“全球化”的整全規程,它無法通過預設某種理想條件和普遍共識來進行整體化的框架建設,相反,那種基于合理性規範秩序的自我反思、懷疑與批判的屬性要求對顯見的地緣多樣化的具體社會的現代塑形過程進行細致入微的探察,亦即通過一種“事例導向的行動分析”,從而在社會建制的各個層面上捕捉和管控那種隱性微觀權力的運行。這一點顯著地體現在希爾貝克對以挪威為代表的北歐現代性進程的“實踐學的”考察中。另一方面,誠如貝克以及希爾貝克所意識到的,多元主義的世界主義觀念因個體以及群體間的動態互動與權力平衡而包含著強烈的倫理訴求。“現代化的事業已經將我們帶入這樣一種境地︰在其中,我們承認,倫理關切的範圍越來越廣泛——擴展到對未來世代的道德責任,對其他有知覺人物的道德責任,以及對一般脆弱生命和自然的道德責任。”(42)貝克將這樣的世界主義比喻為一個“玻璃世界”,其中,“差異、對立、界線等都必須在他人的同類性的知識範疇內在原則上予以定義和確定。與他人的界線不再被存在論的差異性所禁錮和遮蔽,而是透明的、可視的”(43)。由此,基于論辯合理性的反思的內在普遍主義便對普世主義(及其暗含的中心主義訴求)與單邊主義(及作為其本質的原教旨主義)均提出了實質性的挑戰。

    注釋︰

    ヾ艾森斯塔德明確刻畫了這一現代化理論及其相近版本的核心主張︰“它們都假定,現代歐洲發展起來的現代性文化方案和那里出現的基本制度格局,將最終為所有正在現代化的社會和現代社會照單全收;隨著現代性的擴張,它們將在全世界流行起來。”參見[以]艾森斯塔德︰《反思現代性》,曠新年、王愛松譯,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36頁。

    ゝS.P.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New York,1996.

    ゞ[以]艾森斯塔德︰《反思現代性》,第34頁。

    々同上書,第39頁。

    ぁ同上書,第40頁。

    あ同上書,第37頁。

    ぃ[德]貝克、[英]吉登斯等︰《自反性現代化》,趙書文譯,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36頁。

    い同上書,第37頁。

    ぅ童世駿︰《多重現代性概念的規範內容》,參見楊國榮主編︰《思想與文化》第3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99頁。

    う[德]阿佩爾︰《哲學的改造》,孫周興、陸興華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264頁。

    (11)“只有那些所有可能受到影響的人,以參與者的身份,在合理的商談中能一致同意的行動規範,才是有效的。”參見G.Skirbekked.,Philosophy Beyond Borders,SVT Press,1997,p.316。

    (12)[挪]希爾貝克︰《時代之思》,童世駿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118頁。

    (13)[挪]希爾貝克︰《多元現代性》,劉進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頁。

    (14)“在普遍語用學中,阿佩爾強調施為性不自洽(performative inconsistency)的獨特地位。他認為,自我指涉的推理揭示出一些基本的商談前提是不可回避的,因為任何人要否定他們都蘊含了一個語用學矛盾。”參見G.Skirbekk ed.,Philosophy Beyond Borders,p.304。

    (15)[挪]希爾貝克︰《時代之思》,第130頁。

    (16)同上。

    (17)同上書,第120頁。

    (18)同上書,第132頁。

    (19)同上。

    (20)由此,希爾貝克並不認為自己的主張是對先驗語用學的損害性批判,而是一種多元主義的改造。參見[挪]希爾貝克︰《時代之思》,第129頁。

    (21)[挪]希爾貝克︰《時代之思》,第132頁。

    (22)希爾貝克在“Contextual and Universal Pragmatics:Mutual Criticism of Praxeological and Transcendental Pragmatics”,(Philosophy Beyond Borders,p.293)一文中對此作了詳細的討論。

    (23)[挪]希爾貝克︰《多元現代性》,第3頁。

    (24)同上書,第5頁。

    (25)“根據這種語言觀,任何一種不處于正在發生作用的行動情境中的語言用法都應被認為是不適當的甚至是無意義的。在追求語言的特殊情境中的用法和作用的過程中,抽象的和不切實際的言辭是被批判地加以抵制的。但是,當這一反思辨命題被明確地作為一般性論點提出時,它就自我指涉地不能自洽。”參見G.Skirbekk ed.,Philosophy Beyond Borders,p.294。

    (26)[挪]希爾貝克︰《多元現代性》,第184頁。

    (27)同上書,第127頁。

    (28)同上書,第185頁。

    (29)[挪]希爾貝克︰《多元現代性》,第178頁。

    (30)同上書,第153頁。

    (31)同上書,第178頁。

    (32)“亞政治區別于‘政治’表現在︰首先,政治體系和法團主義體系之外的代理人也可以出現在社會設計的舞台上,其次,不但社會和集體代理人而且個人也可以與後者相互競爭,爭奪新型的政治塑形權。”參見[德]貝克、[英]吉登斯等︰《自反性現代化》,第29頁。

    (33)[德]貝克、[英]吉登斯等︰《自反性現代化》,第28頁。

    (34)[挪]希爾貝克︰《多元現代性》,第179頁。

    (35)同上書,第179頁。

    (36)同上書,第183頁。

    (37)[德]貝克、[英]吉登斯等︰《自反性現代化》,第13頁。

    (38)[德]貝克、[英]吉登斯等︰《自反性現代化》,第15頁。

    (39)[挪]希爾貝克︰《多元現代性》,第232頁。

    (40)同上書,第173頁。

    (41)[德]貝克、[英]吉登斯等︰《自反性現代化》,第4頁。

    (42)[挪]希爾貝克︰《多元現代性》,第182頁。

    (43)[德]貝克、[英]吉登斯等︰《自反性現代化》,第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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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應奇/賀敏年 責編︰ 範紅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