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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正義的兩個抽象原則

2018年08月20日 03:26:30 來源︰ 《哲學原理》2016年03期

    分配正義可區分為回饋正義與平等正義。回饋正義顧名思義就是回報正義,涉及勞動主體的活動與其活動結果正相關的判斷,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不得是對它的通俗理解。平等正義被人們分別從起點、程序、結果等不同方面來理解,主要涉及人的基本需要應該滿足。從起點和程序方面來理解的平等正義,與回饋正義相輔相成,而從結果方面來理解的平等正義,是對回饋正義結果的一種矯正。馬克思與自由主義的分歧並非產生于對回饋正義原則的不同理解,而是產生于對回饋正義在一定社會關系中以悖論方式存在的不同認識。回饋正義是自由主義理論的立論基礎,馬克思通過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分析,論證了其經濟模式對這一立論基礎的顛覆。與這一批判思路相一致,馬克思將問題的解決路徑寄希望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變革,在晚年進一步討論了在變革了的生產關系框架中回饋正義與平等正義的關系問題。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學者與自由主義左翼學者在平等正義理念上具有一定的共鳴,在他們那里存在著兩種傾向︰第一,與馬克思有所有不同的是,有相當一部分國外左翼學者重新將解決問題的思路聚焦于政治哲學領域的道德批判;第二,忽略或者並沒有對20世紀80年代末社會主義的廣泛挫折和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的新變化給予理論上的足夠重視。這為當代馬克思哲學思想研究留下了很多有待思考和發展的空間。

    一、回饋正義與社會發展動力機制的正相關性

    以個人為本位的回饋正義是自由主義理論的默認基礎,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所蘊含著的動力機制所在,所有自由主義者,對這一默認基礎並沒有異議。這一默認基礎在簡單的商品交換中驅動著人們的生產與經營活動,在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過程中,當勞動力也成為商品並且資本主義體系已經形成時,它仍然驅動著人們的生產與經營活動。但是,回饋正義的內容隨著勞動力商品化的出現,已悄然發生了變化,貧富分化現象不再仰賴于自然差異、個人努力差異、暴力、偶然機遇等因素,而成為合法程序中資本運行體系的常見現象。

    在馬克思那個時代,一些批判理論家或者為原則所困惑,或為與原則悖論的現象所困惑,嘗試尋求解決問題的其他路徑。例如,蒲魯東嘗試通過所謂的工資平等ヾ去實現分配正義的訴求,這一觀點將剝削關系理解為勞資雙方在利益博弈中的不均衡,認為只要工資合理就不存在剝削。即使在今天,我們仍然能夠看到類似的觀點。

    這一思路並沒有從理論上認識到回饋正義原則在一定的經濟關系中已經以悖論方式體現出來。作為主客體對象性關系的原則,它依然以幻象的形式繼續發揮著經濟運行動力機制的作用;在被顛覆了內容的虛假表象中,依然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發揮著作用。

    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學者與自由主義學者有關“正義與平等”悖論的爭論,表面看是在“回饋正義”與“平等正義”兩種不同的含義之間糾結,實際上涉及的問題仍然在于︰如何認識和理解“回饋正義”在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現實中的悖論性關系。

    馬克思在對蒲魯東、施蒂納等人的批判中,沒有將批判的鋒芒指向上述所揭示的默認基礎,而是揭示這一默認基礎在現實的經濟關系中是如何走向其反面的。在早期馬克思那里,他用異化勞動理論來揭示工人的勞動結果被他人佔有並因而使反對自身的力量不斷壯大這一社會異化現象;在轉向政治經濟學批判研究以後,他用剩余價值理論來論證異化勞動現象得以發生的路徑。與這一批判思路相一致,馬克思沒有像其他批判家那樣就分配而論分配,而是從生產關系入手去探索問題的發生和解決的路徑,希望通過生產關系的變革,以獲得回饋正義的真正實現即按勞分配。

    然而,即使在生產關系發生了變革,生產資料公有制取代了私人所有制,從而廢除了私人資本對剩余價值的掌控與使用的條件下,回饋正義能夠借助按勞分配原則而實現,也並不意味著平等正義理念的實現。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指出在廢除生產資料私人佔有的情況下,社會勞動財富能夠不折不扣地按照平等的權利屬于社會一切成員。

    對此,馬克思指出,由于個人能力、家庭人口等各種主客觀情況的存在,即使在變革了的生產關系中,按勞分配原則上依然是差異分配。20世紀的社會主義實踐顯示,即使存在著這一差異分配,其差異在量上也是受限制的,因為積累了的差異在一定條件下可以以積累勞動的方式轉化為生產手段。只是當時的馬克思的批判還沒有涉及這一積累可能再度資本化的問題。在後來的社會主義實踐中,一方面,由于生產資料的私有被禁止;另一方面,由于並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商品經濟,後者使得按勞分配中的“勞”實際上無從在整個經濟關系中被量化,于是,實踐中的社會主義在某種程度上奉行的是相對平均主義的分配原則。即忽略嚴格意義上的個體在付出與回報之間的關聯性,尤其是抑制這種關聯性向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方面發展,也就是阻止了由對象化了的勞動結果轉化為對象化了的勞動手段;然而,在阻止轉化發生的同時,從深層次上也使得回饋正義難以發揮其驅動經濟發展的作用。

    因此,即使在變革了的生產關系中,回饋正義這一生產經濟活動正相關的動力機制,在廢除了其能夠產生悖論的條件即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條件下,也難以顯示其應有的威力,社會經濟發展因此缺乏活力。

    分配公正問題與社會經濟發展動力機制是息息相關的,社會主義國家尤其中國的改革開放的基本思路是強化回饋正義,從個體、從不同層次的整體角度(經濟單位)釋放經濟活力,例如改革開放初期的土地承包、獎金激勵、利改稅的激勵手段等,由此產生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由農村發展至城市,導致了非常積極的後果。然而,回饋正義因其自然屬性,在一定條件下,積累起來的差異通過積累勞動的方式轉化為對象性存在(資本),再次引發了自身的悖論性現象的發生,使得回饋正義在某種條件下,在現實中重又成為一種虛幻的形式。這里我們暫且不談生產手段私有化的路徑,例如引進國外資本、國有資產的私有化、股份化路徑等。

    自由主義學者諾齊克對自我所有原則及其公正之鏈的論證是建立在回饋正義基礎上的,並因此反對平等正義,將回饋正義與自由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成為與平等(此處的平等指結果而非機遇)相對立的因素ゝ,完全無視回饋正義在資本主義經濟關系中走向自身反面的現實。轉向政治哲學批判領域的左翼學者科恩通過自然資源這一天然平等權利的理念的探討,從源頭上對諾齊克的公正之鏈進行了非常徹底的批判,論證了其不可避免的與自由權利的相互矛盾︰即不平等的私有財產權利必然傷害人與自然資源之間的天然平等權利。

    國外學術界相關的爭論主要圍繞自由與平等概念而展開,與此有所不同,國內學術界在改革開放初期的相關爭論,主要是圍繞效率與公平的概念而進行的。與傳統體制下平均主義理念佔據支配地位的指導思想有所區別,中國當代社會改革開放的思路強調的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所謂的效率優先,是通過強化回饋正義的原則,來激發主體追求回饋而形成的經濟驅動力。在改革開放初期,這是通過土地承包制來實現的,其作用之明顯、反應之快,已經為改革實踐的結果所證明。在土地承包這一措施中,所蘊含著的理論原則是通過一定經濟關系的變革,釋放勞動主體的主觀能動性,使其在一定的條件下能夠更加自主地去追求勞動過程中主客體對象性關系的正相關效應,客觀上推動了社會經濟的發展,體現了回饋正義原則的強化與社會發展動力機制的正相關性。

    二、平等正義與社會進步機制的正相關性

    回饋正義體現的是主客體聯系機制的正相關效應,馬克思從來沒有將批判的鋒芒直接指向這一原則本身。在其早期,他從生產關系發生變化的歷史進程中去解碼回饋正義發生悖論的契機,這一契機有兩個前提條件︰一是生產手段的私人佔有,二是以勞動力商品化為特征的資本關系的形成。與此相應,馬克思的對策性思路是生產手段的社會佔有和計劃經濟,並從歷史發展的進程中來論證這一生產關系改變的前提條件,即與社會化大生產相適應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及其與此相協調的計劃經濟。

    在這種情況下,平等理念似乎通過這一社會經濟制度得到了保障,但是回饋正義原則的兌現,從個體和局部的角度來說,顯然成為了問題。這不僅由于嚴格的經濟核算體系,在生產資料所有權範圍邊界不清的情況下實際難以運行,而且回饋正義意味著差異分配,其自然傾向導致的自由發展終將會威脅到平等理念,因此,回饋正義與平等正義之間仍然存在著緊張關系。現實中,在所有踐履按勞分配原則的傳統社會主義國家,都存在著嚴格限制私有經濟的規模、限制個人回報的差異規模的現象。東歐一些傳統社會主義國家與蘇聯不同,在二戰前有著更多的資本主義啟蒙經歷,在20世紀50∼60年代任由回饋正義自由發展,並且嘗試打開市場經濟豁口的行為,被蘇聯視為離經叛道。社會主義的平等理念在現實中變身為絕對平均主義的操作手段。

    馬克思並非沒有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存在。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通過對拉薩爾的“平等分配就是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的觀點進行了分析和批判,從理論上討論了這一問題。馬克思認為,按勞分配在現實中只能是一種差異分配,因而仍然是市民權利(或譯資產階級法權)ゞ。馬克思由此提出,在一定的生產力發展條件下,應由按需分配取代按勞分配。這不僅是馬克思的針對性策略,同樣也可以看作馬克思早期理想主義理念的徹底體現。

    從理論上說,按需分配原則忽略個體付出與回報之間的關聯性,立足于個體對客體對象的需要,不僅將社會從充滿對抗性矛盾的經濟關系中解脫出來,而且將個體從謀生性的經濟壓迫中解放出來,使人的經濟活動不再受制于個人的物質需要,而成為在對象化活動中自我完善的途徑,實現真正的有別于叢林法則主導的人類社會發展模式。這是馬克思所追求的、與回饋正義含義不同的、蘊含著平等正義理念的馬克思式人道主義訴求。回饋正義由此成為一種冗余,從理論假設上來看,回饋正義自身所蘊含的對抗性矛盾也就不再存在了。正是在這一意義上,馬克思將這樣的社會理解為真正的人類社會的開端々,相比較而言,之前的社會則都是史前社會。

    平等理念在貧富分化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中,作為左翼學者的一種訴求,因信仰、理性認識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含義。自由主義左翼學者的平等正義理念是相對于右翼學者自由至上觀點而言的,例如羅爾斯與諾齊克之間的分歧是自由主義內部分歧。諾齊克將回饋正義原則從個人自由的視角推至極致,並且用所謂的正義之鏈來論證資本積累,他並不認為回饋正義在資本主義的經濟關系中走向了自身的反面,進而從捍衛個人自由的角度,反對借助于強制性調節貧富的稅收手段來實現一定程度的平等正義,以此將回饋正義與平等正義對立起來。

    羅爾斯同樣遵循自由主義理念,但形成了不同的理論。他從自由選擇的角度,構想了一個理想社會的形成方式,並且為這一社會假設了兩個原則,即自由原則和差異原則︰前者蘊含的是回饋正義,後者蘊含的是以前者所產生的效率為基礎的平等正義。在他看來,一個有效率的社會所產生的財富,從總體結果上來說,還是有利于弱勢群體的。羅爾斯以結果為條件,認為只要實施有利于弱勢群體改善自身處境的差異性分配,就是正義的。這既從經濟效率意義上為資本主義經濟關系進行了辯護,同時又從社會平等正義理念的意義上,對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必然形成的社會分化作出一定的矯正。

    與諾齊克的自由至上理論比較而言,羅爾斯的理論更能體現社會進步的理念,前者有順應叢林法則之嫌,而後者已經蘊含著人類自身在反思基礎上的自我調節,即對自然程序進行干預。然而,作為一個略知馬克思的批判思路並且在一定程度上受馬克思思想影響的自由主義左翼學者,羅爾斯並不正面地質疑回饋正義在資本主義經濟運行方式中以悖論方式存在而導致的異化現象,並且從經濟效率的角度認可這一運行方式。也就是說,他並不直接挑戰叢林法則,而是在默認其規則的前提下,對其不可避免的貧富分化趨勢,從平等正義的立場提出矯正措施。羅爾斯的公平正義理念同時蘊含兩個正義原則︰回饋正義是前提,與其自由理念相協調;平等正義是補救,以矯正回饋正義原則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生產關系中所形成的社會分裂。

    科恩從平等正義的角度對自由主義左右翼雙方同時進行了批判。他對諾齊克以自我所有原則為核心的自由至上理念的批判,沒有直接使用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而是借助了資源平等的理念;他對羅爾斯公平正義理念的批判,並不是指向其自由原則或者差異原則本身,而是指向奉行這些原則的前提——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認為所謂的弱勢群體本身即是這一結構的產物,而並非生來如此。他從群體的整體角度而非個體的角度,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結構生成了一個弱勢者群體。所以,在他那里,真正的社會進步方向,並不在于資本主義社會通過矯正途徑輔助弱勢者群體,而在于建立能夠根本上改變這一悖論的社會主義制度。他在《為什麼不要社會主義》ぁ一書中表達了自己的思想。從現實性的意義上,他將與資本主義回饋正義及其悖論相伴存在的矯正正義,作為次佳原則來接受。

    羅爾斯從再分配調節的角度並在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框架內追求平等正義。與此理念有所不同,德沃金則在遵循自由主義理念的基礎上,不是通過強制性的社會保險制度,而是通過保險制度的設計與人們主觀選擇的結合,將個人的責任意識納入平等正義的制度性框架。羅爾斯從調節分配的角度追求平等正義,德沃金的設想與羅爾斯的方法有所不同,是通過社會保險制度與個人主觀選擇的結合,強化了個人對自身處境的責任。不過,德沃金與羅爾斯一樣,都規避了“在資本主義社會結構中,回饋正義在表面現象背後是以悖論方式存在的”這一問題。

    由此可見,自由主義左翼追求的平等正義理念,與馬克思追求的平等正義理念存在區別︰自由主義左翼學者以資本主義經濟關系中的回饋正義原則及其社會分化結果為基礎,提出某種程度的矯正措施︰通過強制性的稅收政策以實現某種程度的社會福利,滿足人們的生存、基礎教育、醫療、就業、養老等基本需要;通過強制性的或者自願的社會保險制度,以防備個人因各種原因陷于困境,從而實現某種程度的社會平等理念。這一矯正措施對于推動社會進步無疑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然而,它卻無視並忽略了回饋正義本身在其現實性中以悖論方式存在著的、與各種社會異化現象相伴而行的社會問題。馬克思嘗試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變革使這一悖論得以存在的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在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上,由按勞分配過渡到按需分配,進而奉行超越回饋正義(按勞分配)的原則,將人們的謀生活動升華為自由自在的創造性活動。然而,20世紀大規模的傳統社會主義實踐,在超越回饋正義的原則方面並不成功,這從現實性意義上彰顯出回饋正義的重要性。

    三、原則與境遇的踫撞、理論與現實的糾結

    回饋正義與平等正義作為分配正義中的兩個原則,涉及的對象性關系有所不同。回饋正義在理論上立足于主客體對象性關系,其含義相對來說還是非常明確的︰它體現的是主體與對象性勞動關系的正相關性,在有效付出與回報之間尋求對應,但是,在一定的經濟關系中,這種關系受人與人之間(主體間)相互關系的制約;相比較而言,平等正義的含義就沒有那麼明確了,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中,它的含義是非常不同的。

    在相對于封建制度而言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中,平等理念首先是從市民的權利平等、機遇平等諸多方面來理解的,在權利平等的概念中包含著回饋正義的內容,即馬克思所說的資產階級法權(市民權利)的內容。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在社會主義陣營的影響下,西方世界逐漸發展和完善起來的資本主義福利制度,是以對形式上的回饋正義分配結果進行矯正性再分配為基礎的,側重的不是市民權利(回饋正義)的訴求,而是生存權利(超越回饋正義原則)的訴求,即無論一個人是否能夠或者付出了有效作用于對象世界的勞動,都擁有生存下去的權利。

    此處,平等正義的含義已經發生了某種程度的變化,之前的平等訴求是在向封建體制索取權利與機遇的平等,之後的平等訴求是對合法程序結果的無奈調節或修正。由于私有財產權與市場經濟的合法程序在持續地生成社會貧富分化和社會分裂,因此,某種程度的社會調節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這種調節並不質疑回饋正義的悖論狀態。這在羅爾斯那里稱之為公平正義(Justice as Fairness)あ。他對正義加了限定語,並對之進行了修正或者矯正。

    這樣的觀點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陣營的左翼學者那里作為一種共識,似乎並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21世紀資本論》的作者皮凱蒂,借助于當代信息技術而獲得的大範圍和長時段數據,且並未訴諸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論證了資本利潤的增長高于國民經濟的增長,即r>g的規律。當自由主義的價值理念伴隨資本全球化而逐漸擴展自己時,皮凱蒂卻通過對這一規律的論證,指出當代社會所信奉的勞動致富價值理念遭遇了“世襲資本主義”ぃ回歸現象的顛覆。

    皮凱蒂嘗試借此說明︰以強化回饋正義原則為基礎的自由與市場,其現實結果是違背其初衷的,促使財富分配由仰賴于個人勞動向仰賴于遺產繼承方面轉化,這是他與羅爾斯有所不同的地方。皮凱蒂的論證對資本主義經濟關系更加具有批判性,但是他並沒有像馬克思那樣去深究這一原則被顛覆的社會機制,而是與羅爾斯類似,提出了一種補救措施,即加強對資本增收累進稅,並且將這一措施向全世界推進。

    回饋正義作為抽象原則,其現實性不僅受歷史境遇的限制,還受現實境遇的制約︰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表現為社會貧富分化的持續性擴展及其生產過剩,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表現為其在現實影響的受限並導致社會經濟發展缺乏動力機制及生產不足。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借助于平等正義理念,通過矯正正義的途徑對其弊端進行一定程度的抑制和調節。對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而言,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借助于稅收途徑,以最低生活保障、基礎教育、醫療、就業、養老等社會福利與保險制度等方式體現出來的。從滿足和保障人們的基本需要方面來看,資本主義體制下的這一因素,有時也被人們理解為社會主義因素;由于數百年積累起來的經濟基礎,其滿足和保障的力度相較于受經濟發展速度拖累的傳統社會主義國家而言是相當大的。一些人由此認為,這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更加社會主義化。其實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涉及不同的雙重對象性關系。20世紀80年代末的蘇東劇變作為外圍政治制衡力量的變化,21世紀初的金融危機作為內在經濟因素的變化,都從不同程度大大削弱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甚至北歐這樣的高福利國家的社會保障和福利幅度。

    中國社會主義的改革實踐通過強化回饋正義的措施,對其(絕對)平均主義的弊端進行了經濟運行方式的改革,由此而釋放出巨大的主體能動性,客觀上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然而,隨著改革的進程,在市場經濟與不同經濟成分並存的條件下,除了腐敗路徑形成的問題,在合法的程序中也在不斷積累著貧富分化。與此相應,與傳統社會主義的制度性保障體系有所不同,建立在稅收基礎上的社會與市場機制,在一定程度上通過再分配的渠道,從最低生活保障、基礎教育、醫療、就業、養老等方面滿足人們的基本需要。

    從理論上說,社會成員基本需要的滿足並不直接意味著貧富差距的縮小。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基本需要的滿足有北歐模式、美國模式,就這兩種模式而言,民主化程度高的北歐模式貧富差距幅度相對較小,社會福利水平相對較高;相反,美國模式下的貧富差距幅度相對較大,社會福利水平相對較差。不過,這兩種模式都同時伴隨著社會貧富分化的發展進程,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與馬克思的時代有所不同,今天,除了傳統產業資本仍然行使著其基本職能,金融資本及其抽象的衍生產品在更加間接的意義上,以產業資本難以想象的速度和規模對社會財富進行再分配、再集中;與此同時,伴隨著資本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和當代信息技術手段的運用,自發的資本邏輯在全球範圍內重演。然而,全球範圍的宏觀調控所仰賴的政治體系顯然並不存在,全球的公平正義問題因此成為棘手的時代話題。

    注釋︰

    ヾ參見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和《哲學的貧困》中對蒲魯東的批判。

    ゝRobert Nozick,Anarchy,State,and Utopia,BLACKWELL,1974.

    ゞ“b rgerliche Recht”,見MEGA2,1/25,DIETZ VERLAG,1985,S.14.

    々《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第413頁。參見MARX/ENGELS GESAMTAUSGABE,II/2, DIETZ VERLAG,1976,S.101。

    ぁG.A.科恩︰《為什麼不要社會主義?》,人民出版社,2011。

    あ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251.

    ぃ托馬斯•皮凱蒂︰《2l世紀資本論》,巴曙松等譯,中信出版社,2014,第4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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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魏小萍 責編︰ 範紅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