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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哲學思考

2018年08月20日 03:30:29 來源︰ 《哲學原理》2016年12期

    如何構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已成為國內學界頗為關注的新視點。三種過熱的學術狀態令人擔憂︰一是對政治經濟學學術傳統未加反思,對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概念的內涵未加查審,匆忙編教材,急于構體系;二是用“新瓶裝舊酒”的方式闡發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思想原理及方法,簡單照搬《資本論》的體系框架,集體無意識地復制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公理和觀點,把鮮活的政治經濟學應對的改革實踐的質料,生硬地塞進教條主義的分析框架中;三是僅僅用宣傳的樣式直接替代嚴謹的科學研究的理路。殊不知,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強調構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有著極為深刻的思想內涵和價值指向,從內容到方法,從指導實踐的邏輯到具有示範性制度創新的文本澄明,從問題研究的場域到學術批判的對象,都有著嶄新的形態和價值坐標。筆者以為,廣泛深入的大眾化宣傳固然不可少,但科學理性的經濟學、政治學和哲學的跨學科研究更值得期待。

    一、準確把握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範疇的內涵

    範疇是人的思維對客觀事物本質的概括的反映,範疇的內涵是範疇所反映事物的本質屬性的總和,它具有抽象性和深刻性。當前,在準確把握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範疇內涵問題上,首先要劃清兩個界限。

    其一,劃清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西方傳統的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界限。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產生,寓意著人類從單純的感性需要及滿足方式,過渡到有思想地認知“需要體系”並自覺組織生產與交換形式,這是人類文明的一大進步。16世紀查理五世的大臣們,用積極的國家財政管理行動,框定了政治經濟學發生認識論原理︰關注國家財產增值,以公共利益作為行政方針。亞當•斯密首次標定了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雙重價值目標︰為國家造福,為人民理財。ヾ盡管表述有一定的抽象性和虛假性,但比起今天的西方主流經濟學過于偏重實證研究的工具理性傾向,似乎要清醒得多。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指出︰“17世紀經濟學家無形中是這樣接受國民財富這個概念的,即認為財富的創造僅僅是為了國家,而國家的實力是與這種財富成比例的,——這種觀念在18世紀的經濟學家中還部分地保留著。這是一種還不自覺的偽善形式,通過這種形式,財富本身和財富的生產被宣布為現代國家的目的,而現代國家被看成只是生產財富的手段。”ゝ馬克思所說的偽善形式,實際上揭示了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從它誕生那天起,就以抽象的國家概念,隱藏了它與資產階級利益和屬性捆綁在一起這一實質。而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追求經濟學的國家意識和人民意識的知行統一。它是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和人民當家做主的國家政治制度背景下,伴隨著生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創新的訴求過程產生與發展的,經濟活動的實體屬性與理論預設中的價值目標保持有機的統一︰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和精神生活的客觀需求,與揭示經濟現象的本質、提高稀缺性資源的配置效率、增加社會物質財富和提高國民福祉目標的一致性。用哲學的話說,就是追求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的統一。

    其二,劃清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斯大林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模式所衍生的政治經濟學的界限。斯大林模式的政治經濟學有著兩點弊端︰一是簡單照搬《資本論》的條條框框,具有比較濃厚的教條主義色彩,政治經濟學中所表述的幾大規律盡管有著特定時代的合理性,但本質上說,它不具有微觀競爭的動力論原理、資源配置的效率量度以及貨幣流轉的現代金融功能等,因此,斯大林模式的政治經濟學只能是遠離當代人的真實需求、缺乏反映世界歷史進程的經濟學。二是這種政治經濟學是一部計劃經濟的政治經濟學,而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它是徹頭徹尾的計劃經濟的產物,沒有真實反映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市場訴求的邏輯。最大的弊端是,過分強調計劃性和指令性,把多樣性、異質化的人的需求變成大一統的剛性計劃,必然帶來對人性的約束和壓抑。

    而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既具有時代性、人民性和創新性,又體現了經濟動力論、經濟效率論和經濟價值論三者統一。毋庸置疑,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盡管我們也深受斯大林模式的影響,但以毛澤東為首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追求中國風格、中國精神、中國道路的政治經濟學思考方面,為我們留下了諸多重要文本、批注和文件,這些都有著十分重要的實踐價值。如,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理論;關于統籌兼顧、注意綜合平衡的思想;關于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農輕重協調發展的理念等。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同改革開放新的實踐結合起來,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形成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許多重要理論成果。……這些理論成果,是適應當代中國國情和時代特點的政治經濟學,不僅有力指導了我國經濟發展實踐,而且開拓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ゞ這段論述,就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和意義而言,有三個要義︰一是改革開放的實踐訴求;二是反映中國國情和時代特點;三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

    理解新境界,需要深刻把握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範疇內涵。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立足中國改革開放的國情和世情,尤其是全面綜合改革實踐,深入研究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所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力求揭示新特點、新規律,力求實現把實踐檢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重點解決當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背景下強國富民的問題。對照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我們可否把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範疇的內涵定義為︰它是中國共產黨人追求全球經濟正義、實現社會主義強國富民的經濟學說。

    (1)追求全球經濟正義,這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最具寬廣的世界歷史眼光和追求全人類解放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宏大目標。《資本論》的軸心原理之一就是實現全球經濟正義。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汪丁丁教授在《新政治經濟學講義》中把新政治經濟學核心議題表述為“正義”範疇々,筆者表示贊同。在當代,“經濟正義”是一個被定義了的話語,誰擁有資本的實力,誰就對這個世界擁有解釋和評價經濟正義的話語權。當我們沒有進入WTO的時候,對WTO有很多幻想,進入之後才發現有的東西應該進,有的東西不應該進,這是一個量度資本實力的話語權體系的空間。某些強力大國在其中為什麼如此任性?因為它有華爾街這樣一個強有力的世界金融體系和堡壘,這個堡壘把世界上幾乎非常重要的資本實力都聚集在這里,把世界上一流的玩資本的大師們、專家們、工程師們都聚集在這里。資本的人格化或人格化的資本直接或間接地通過所謂的協議或條文充當了規則與法的解釋者和仲裁者。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是狹隘的民粹主義學說,它應當有著在積極構建並參與人類利益共同體中,秉持全球經濟正義的原則,在極度經濟理性化和資本私有化的世界里,通過以先進的制度創新為示範,努力探索並踐行一種超越以資本為軸心的國家制度的新制度形式,用政治理性的制度創新,不斷影響並改變世界經濟發展的人本主義價值坐標,矯正經濟非正義傾向,變少數富人經濟學為人民大眾經濟學。因此,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應包括追求全球經濟正義原則的內容和原理。這里需要進一步澄明的思想觀念是,一些西方經濟學家容易把經濟理性直接等同于經濟正義。這是個認識幻象。在他們看來,資本在配置資源的過程中,只要遵守市場規則,追求最大化實現資本的收益率,這就是經濟正義行為。應當看到,西方整個近代化過程,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發育,訴求著合理性、合法性的證明。從政治正義直接推出經濟正義,又從經濟正義來證明政治正義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問題,這是不爭的事實。但這是個現代性幻象,西方要尋找一個跟自由放任市場經濟制度相呼應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哲學教條,便運用虛假的正義教條及意識形態來澄明。實際上,經濟正義與政治正義有著關聯性,政治正義不解決,經濟正義難以實現。經濟正義不是在一個真空的世界里存有,它的實踐境遇直接受政治制度的影響並受其干預。最大化實現每個人的公平公正的權利與少數利益集團最大化追求資本收益率,兩者之間難以相通。私有制國家政治制度決定了相應市場規則的階級屬性,在“讓富人更富”的市場規則里,廣大人民群眾有經濟正義可言嗎?今天,中國共產黨人需要從政治正義和經濟正義這兩種關系中去尋找制度溝通的合理性及平衡點,用一種新型的政治正義原則來整合並調節經濟正義的實現。這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最值得期待的制度創新點。

    (2)所謂社會主義“強國富民”的政治經濟學,主要回答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問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什麼要把國家“富強”概念放在12個核心概念的首位,主要是強調一個真理,即中華民族歷史發展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中國只有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斷推進解放和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這一中心任務,國家的富強才是戰勝內部的貧困和外部的挨打最可靠的保障。國家富強問題的解決,也是中國在國際上做出應有貢獻的根本條件。中國共產黨人在與資本主義的相處中,如果不持有足夠的資本實力,社會主義的一切政治都將變為空談,社會主義的政權存在都會出現危機。這是數以百年世界歷史發展給我們最深刻的啟示。共產黨並不懼怕資本的最大化,關鍵是要有一個代表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國家政治制度,合理的市場運行機制,合理的法制環境,合理的分配制度,讓資本在陽光下最大化運行。這就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最具有特殊意義的思想深度。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學其出發點和落腳點是“讓富人更富”的原則。如果說,資本主義政治與經濟運轉的軸心是“維護富人的資本利益”,那麼,社會主義政治與經濟運轉的軸心則是“人民”。對于國家來說,一切財富都要轉化為人民性的財富,國家所取得的財富都要與人民共享,這里所說的人民,包括納稅人在內的廣大人民群眾。這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資本主義經濟學最大的不同點。從西方亞當•斯密開創的“國富論”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到當代中國共產黨人開創的“人民財富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它標志著政治經濟學發展進入了新時代。

    二、構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哲學基礎

    任何政治經濟學的構建都離不開哲學。哲學對政治經濟學支撐作用主要反映在兩個方面︰一是為政治經濟學提供必要的方法論。方法論是一般方法的更高抽象,所有的科學門類的建構,都有著各自哲學方法論。一般方法是方法論反思的對象,方法論深層次地決定了政治經濟學的方法系統的總關系和總原則。它在本體論上回答著一般方法的存在論問題和本質問題。更有價值的方法論是唯物辯證法,它以徹底的唯物主義和徹底的辯證法相結合的優勢,深刻地揭示經濟運動中的變與不變、肯定與否定、現象與本質等矛盾關系的辯證規律。二是為政治經濟學的構建和發展,提供哲學特有的批判精神。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就其具有的經濟哲學屬性而言,有著獨特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精神。該批判精神有助于政治經濟學問題意識的顯現、歷史意識的時空檢測以及時代精神的追問,還有對政治經濟學前提與方法的真與假、對與錯的鑒別,以便使政治經濟學通過反思到達真理域。政治經濟學批判精神不斷為我們闡明︰政治經濟學本質上不是工程學,不是以簡單的技術數據來昭示市場的機運或風險預警,而是在揭示經濟發展規律的基礎上,更深層次地確保經世濟民、治國理政的理性決策,更多是思想的力量和數據的人本主義價值判斷。那種認為“經濟學與價值無涉”的政治幼稚病,實質上缺乏對政治經濟學批判精神的深刻認知。值得一提的是,政治經濟學的發展若沒有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精神,就會因循守舊,僵化臃腫,喪失經濟匡時的實踐功能。

    當年,英國亞當•斯密構建的政治經濟學是在道德哲學基礎上創立的,“經濟人與道德人的統一”是該政治經濟學的哲學內蘊。斯大林模式的政治經濟學是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四章第二節《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哲學基礎上創立的,“原則定義質料”是該政治經濟學的哲學內蘊。筆者以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哲學基礎,應當是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批判學說,“富強與正義”是該政治經濟學的哲學內蘊。

    毋庸置疑,唯物史觀的《資本論》表達正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學說。馬克思之所以把《資本論》直接表述為政治經濟學批判,因為《資本論》是在對資產階級國民經濟學深刻批判的基礎上誕生的,它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內涵集中反映在︰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透視,注重從一般經驗事實,上升到社會存在論、本質論和範疇論的批判。如對私有制、雇佣勞動、資本的有機構成等重要領域的認知,全部上升到異化勞動、資本的內在否定性、剩余價值論和資本主義危機論等本質論批判,書中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解剖,不是一般制度經濟學的探究,而是深刻的唯物史觀批判。因此,《資本論》不是一般的政治經濟學著作,而是閃爍著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批判思想火花的經濟哲學著作。這里有三個問題值得思考。第一,唯物史觀與政治經濟學批判有何關聯?第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關系如何認知?第三,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哲學基礎,為什麼是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批判學說?這是國內學術界尚未引起足夠重視的理論視點,也是國內馬克思主義哲學值得深入探討的新領域。

    首先,唯物史觀的誕生與發展,伴隨著政治經濟學批判全過程,唯物史觀的《資本論》表述應當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學說。這個結論,需要我們重新查審馬克思早期思想轉變的歷史。伊林•費徹爾指出︰“馬克思的目的始終是‘政治經濟學批判’,這既意味著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批判,又意味著對它在資產階級國民經濟學說中的理論反映進行批判。”ぁ費徹爾給了我們重要啟示︰了解馬克思的馬克思主義,離不開政治經濟學批判視閾。在計劃經濟的背景下,我們不會認知這個思想命題的重要性,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背景下,我們愈來愈感到該命題對我們傳統見識的顛覆意義。只有受過現代性貨幣、資本和金融體驗的社會主義國家,才能真正深刻地感到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對唯物史觀的創立以及政治經濟學革命有著多麼實質性的影響。從馬克思到馬克思主義,單從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的思想追問出發,去求解青年馬克思思想轉變的動力因是遠遠不夠的。忽視現代性背景下的深厚而又復雜的政治與經濟關系的批判,極易導致我們理解上的片面性。青年馬克思智慧地將斯密的“世俗時間”與黑格爾的“精神時間”綜合在一種代表無產階級先進意識的歷史哲學的思想體系中,它不屬于工具論上的技術問題,而屬于關涉解剖“市民社會”與提升歷史進步的重大歷史哲學問題。因此,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本質上與唯物史觀是一回事︰唯物史觀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思想,最早來自市民社會決定國家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唯物史觀關于生產力是社會發展最終動力的思想,最初來自青年馬克思對李斯特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一書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的歷史前提——“個人”範疇及原理的思想,來自他對資產階級國民經濟的批判,對蒲魯東的抽象經濟學方法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該批判奠定了科學認知的方法,實現了根本性變革︰動物式的“自然人”被歷史化的“現實的人”所替代,感性的人被生產關系的人、從事歷史實踐變革的人所替代。馬克思正是通過對“市民社會”這一典型的現代性特質的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才使唯物史觀變得鮮活、具體、可感。毫不夸張地說,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之所以是追求經濟的“政治和哲學實現”,是因為馬克思自覺運用唯物史觀的分析方法,通過對國家與市民社會關系的解剖,由對政治異化的批判,上升到對勞動異化的批判,進而對私有制展開全面批判,把長期被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遮蔽的社會存在論本質加以澄明,用歷史的普遍性去提升歷史特殊性的存在意義和價值,在關注和求解現代人生命被物化、異化和幻化的深層原因的同時,去揭示當代風譎波詭的貨幣化生活世界背後的深層本質,旨在矯正人類世俗化歷史發展的方向,從而實現歷史進步的規律與趨勢。

    其次,在馬克思看來,“政治經濟學批判”其要義是追求經濟的“政治與哲學的實現”,應當說,這與習近平總書記所倡導的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內在精神是一致的。構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需要政治經濟學批判精神的介入,它有著兩個方面的支撐。

    第一,政治經濟學批判可以提供多學科交叉研究的學術資源。面對全方位經濟社會發展的綜合改革,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構建,不可能只是單向度的經濟學家苦思冥想的結果,它需要綜合當下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最新的研究成果,而政治經濟學批判始終堅持哲學、政治學與經濟學互動的傳統,對經濟所關涉的思想維度、政治維度以及歷史價值維度的偏重,使得單一的經濟學分析的視角,直接被轉入綜合系統分析的哲學社會科學的優勢學術資源中,從而使思想家、理論家和政治家在考量物質生產力的發展、社會財富運動的同時,對追求歷史進步的原則以及人類自由與解放給予高度關注。あ筆者以為,我們今天討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尤其在中國的深化改革的緊要關頭,以政治經濟學批判為主題探討哲學社會科學如何出場的問題,非常重要。筆者以為,我們的經濟學和哲學雖然發展態勢良好,但在接地氣這一塊,存在著較為嚴重的學術滯脹問題,不少經濟學者熱衷于討論經濟學建模的數學關聯問題,不少哲學學者更喜歡討論文本詮釋的歷史間距問題。毫無疑問,這些研究的學術成果應是當下時代不可或缺的學問,但由于過多的人過于考慮西方文本及邏輯思想的表述問題,以至于這麼波瀾壯闊的中國歷史轉折的重大時刻,失去了我們哲學和社會科學的在場性。為什麼會有此種景觀的出現,根本原因在于,我們從事了多年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尚未完全受到資本的沖擊,沒有受到貨幣化生存世界的體驗,這樣的哲學社會科學是沒有未來可言的。因此,我以為,我們必須要正視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方向,關注政治經濟學批判,這既代表了哲學的出場,又代表了經濟學的出場,中國當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急切地需要我們弘揚當年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精神,單搞經濟學,單搞哲學,單搞政治學,無法拯救中國的市場。

    第二,構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需要對傳統的政治經濟學進行全面而又深刻的自我反思,對改革開放涌現的重大現實問題進行深刻的反思,而這需要有政治經濟學批判精神。政治經濟學理論與實踐的深度創新,離不開政治經濟學批判。政治經濟學批判是以政治經濟學為對象的哲學批判,它既是思辨的政治經濟學,又是一種深刻的社會存在論的追問。所以,經濟的發展目標和立場,應該從更高、更深的政治與哲學的寓意中去把握。因而,構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我們要深入研究的領域有︰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理論;關于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理論;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理論;關于樹立和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的理論;關于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的理論;關于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理論;關于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關于推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的理論;關于用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理論;關于促進社會公平正義、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論,等等。ぃ構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我們需要深入反思和批判的問題有︰

    (1)勞動與資本的關系。要重新審視勞動範疇,德國古典哲學從康德到黑格爾都對勞動範疇進行過批判,如勞動的主體性、勞動的能動性和勞動的倫理學等思想的提出,明顯比英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要深刻得多。當前,最需要反思的是21世紀的資本範疇,它與馬克思時代的資本有著諸多的變化。21世紀的資本追求剩余價值的稟性沒有變,資本的社會關系本質沒有變,資本的財富杠桿效應沒有變。但是,21世紀資本邏輯的發展有了巨大變化︰隨著全球資本金融體系的強力推進,資本變得更加抽象、更加具有脫域性,資本的主體定位異質多元,運作方式虛擬迷幻。尤其是,伴隨著工具理性的智能化,資本的精神向度更趨主觀性和任性。如果我們連這個現實都不去研究,連這個事實都不敢承認,還在那里搞一些空洞的概念演繹,這不是一個科學的態度。當下中國勞動與資本的關系是最值得研究的問題,如資本與勞動的相容性和對抗性表現在哪些方面?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在推進合理的勞資關系的矛盾解決方面應有哪些制度和政策安排?資本與勞動雙向積極性的調動需要找到什麼樣的平衡點?

    (2)效率與公平的關系。資本主義國家所強調的效率與公平,是以資本為本位的。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們的效率與公平到底是一個什麼內涵?這個問題需要深刻的思考。不管是一次性分配、二次性分配、三次性分配,怎麼分配都要回歸到這個問題上。就是說,按照馬克思《資本論》的那個原意,要追求全球經濟正義,這個經濟正義不是烏托邦,而是這個地球上絕大多數人民群眾、每一個勞動者。這就回歸到唯物史觀人民群眾原理的邏輯上。改革發展措施的制定和出台,必須使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的利益得到程度不同的增進,否則,我們就背離了改革發展的初衷。應當指出,公平與效率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內不是截然對立的兩極,而是彼此依賴、相輔相成的。社會主義的公平,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平均主義“大鍋飯”式的公平,不是普遍貧窮的公平,而是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協調的公平,與改革開放相呼應的公平。公平始終與效率相伴隨,效率是重視公平、改善公平、增進公平、縮小差距的基礎和前提。任何時候,忽視公平強調效率,或犧牲效率追求公平,都是片面的,也是不可取的。

    (3)市場與政府的關系。這又回到了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上。《法哲學原理》實際上就是對現代性國家的批判,現代性市民社會的批判,以及現代性公民的批判。黑格爾在回答市場與政府關系問題上,既看重市場的欲望驅動,更看重國家(政府)對市場的引導和提升功能。現代性社會,我們回避不了貨幣化生活世界,回避不了資本與權力互動的現實,不僅要看到,資本讓權力運動,還要看到權力向資本的運動,權力做不到的,資本跟上,資本做不到的,權力跟上,這就是現代性社會。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我以為,市場怎麼做,政府怎麼做,這是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經濟學必須要回答的。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到底怎麼理解,有人說,國企應該讓它回到市場上,它的關停並轉由市場決定,它的生死存留由市場決定,它的大多數人的失業由市場決定,這句話是否太離譜了?把中國的這麼一個深厚的政治經濟學發生的事件就這麼淺薄地回答了。如果這樣,政府不管,全部交給市場,那就回到了亞當•斯密的教條里,政府就是守夜人,社會主義國家能這樣做嗎?顯然不能。完全把市場自由化,完全把央企擺在市場,讓它們在市場上去死,這不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點。市場與政府究竟如何相處,中國改革的實踐,或許已經部分地回答了這一問題。理論要及時概括,也要對尚存的問題展開深度的批判和思考。

    (4)經濟自由與法的關系。十八屆三中全會講到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這是一個重大的思想解放,也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突破。它似乎賦予了市場更多的經濟自由。但是同時四中全會推出依法治國的戰略部署確定經濟自由與法的關系都不能削弱。只有在充分而又完備的法制環境中,經濟自由才是合理的、可持續的,也是可預期的。

    (5)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的對接關系。所謂的政治經濟學,我認為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在注重經濟制度改革的同時,更關注相關政治制度的對接問題。尤其在中國,改革每推進一步,不能完全讓資本說話;如果完全讓資本說話,這個社會就不是社會主義社會。經濟改革每前進一步都要考慮到與政治制度的對接,與政治政策的對接。股市的“熔斷機制”就是沒有考慮到這一點。所以我們應認識到不能在大學校園里只開設西方經濟學課程,不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課程,這樣是有缺陷和不全面的。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甚至連西方經濟學家都認識到,由《國富論》所開創的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政府守夜人這樣一個教條,發展到今天,沒有逃脫馬克思的預見。馬克思早就預言,這種自由的市場經濟必然發生周期性的經濟與政治危機,這個定論是真理。現在的世界,面臨著許多危機,而且每一次重大的金融危機與經濟危機其最後的結果就是通過戰爭解決,別無選擇。因為經濟的平衡態破壞以後,靠什麼力量把它平衡翻轉過來呢?靠世界的整體理性是無力的,只能通過非理性的政治,發動戰爭來平衡它。這是一種野蠻式的平衡。但我們也看到人類在20世紀爆發的兩次世界大戰打得很慘烈,所以人類對後來發動世界性戰爭變得越來越理性化。而今天最大的困惑仍然是不平衡,是世界整體的資本市場不平衡。那麼,我們要靠什麼力量來矯正?單靠“一帶一路”?“一帶一路”所蘊含的儒家的傳統哲學觀念“和合”思想,承認別人跟我們不一樣,但是我們大家共同求利益、共同求和諧、共同求發展,這一儒家最純粹的思想目前還沒有在全球覆蓋。所以,我們如果期待這一問題的解決,首先要解決這個不平衡的問題。我們要高度警惕一場新的世界戰爭的發動,要盡量進行和諧溝通,通過這個辦法,避免世界性戰爭的爆發。所以我們應該認識到,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的對接關系是我們政治經濟學必須要關注的大問題。

    注釋︰

    ヾ張雄︰《政治經濟學批判︰追求經濟的“政治和哲學實現”》,載《中國社會科學》2015年第1期。

    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49-50頁。

    ゞ中共中央宣傳部編︰《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6頁。

    々汪丁丁︰《新政治經濟學講義》,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9頁。

    ぁ[德]費徹爾︰《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從經濟學批判到世界觀》,趙玉蘭譯,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51頁。

    あ參見張雄︰《政治經濟學批判︰追求經濟的“政治和哲學實現”》,載《中國社會科學》2015年第1期。

    ぃ參見中共中央宣傳部編︰《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第3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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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張雄 責編︰ 範紅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