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新疆哲學社會科學網>> 理論前沿>> 哲學研究  

黑格爾、馬克思與古典政治經濟學

2018年08月20日 03:38:35 來源︰ 《哲學原理》2016年02期

    通常,我們只認為古典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的重要理論來源,卻相對忽視了古典政治經濟學與黑格爾哲學的密切關系。實際上,黑格爾和馬克思都與古典政治經濟學有密切的理論淵源關系。在一定意義上,黑格爾是德國古典哲學家中唯一真正關注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而馬克思正是借助黑格爾的“哲學經濟學”,批判和超越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又借助古典政治經濟學,批判和超越了黑格爾哲學,最終實現了“經濟學-哲學”的雙重革命。

    一、非批判的實證主義︰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

    古典政治經濟學產生于17世紀中葉,結束于19世紀初,它的發展歷程,從威廉•配第開始,經亞當•斯密推進,到大衛•李嘉圖完成。作為資本主義制度確立和上升時期的資產階級經濟理論體系,古典政治經濟學實際上是對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理論分析。“它從批判封建的生產形式和交換形式的殘余開始,證明它們必然要被資本主義形式所代替,然後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相應的交換形式的規律從肯定方面,即從促進一般的社會目的的方面來加以闡述。”ヾ在此意義上,馬克思強調︰“我所說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是指從威•配第以來的一切這樣的經濟學,這種經濟學與庸俗經濟學相反,研究了資產階級生產關系的內部聯系。”ゝ將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從交換關系轉向生產關系,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一大進步和貢獻。但由于階級立場和歷史發展的局限,古典政治經濟學雖然研究了資產階級生產關系的內部聯系,卻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看作自然的和永恆的超歷史存在,因而不能“從否定方面來表述它的規律,證明這種生產方式由于它本身的發展,正在接近它使自己不可能再存在下去的境地”ゞ。針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這一缺陷,馬克思深刻指出︰“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是屬于階級斗爭不發展的時期的。它的最後的偉大的代表李嘉圖,終于有意識地把階級利益的對立、工資和利潤的對立、利潤和地租的對立當作他的研究的出發點,因為他天真地把這種對立看作社會的自然規律。這樣,資產階級的經濟科學也就達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々但對這一界限,古典政治經濟學自身既無自覺意識,更無法自我突破,而最終出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揭示並超越。

    (一)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

    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最大貢獻,就在于提出了“勞動價值論”。作為古典政治經濟學之父的威廉•配第,是從重商主義到古典經濟學理論演進的代表人物。他強調“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ぁ,並肯定地聲明“等量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的“通用尺度”。這實際上就是古典政治經濟學“勞動價值論”的萌芽和雛形。然而,由于配第過分局限于流通領域,而且當時工人階級的條件尚未得到發展,因此他始終對使用這一通用尺度的可行方式心存懷疑。在古典政治經濟學中,亞當•斯密被稱為“國民經濟學的路德”,他的《國富論》是政治經濟學領域里明確批判重商主義的標志性著作。在這里,斯密的目光開始從流通領域轉向了生產領域,他認識到“勞動是第一性價格,是最初用以購買一切貨物的代價。世間一切財富,原來都是用勞動購買而不是用金銀購買的”あ。斯密第一次提出了“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是國民財富的源泉。在此理解的基礎上,斯密通過不懈地尋求生產領域中經濟問題的解決方案,努力查明勞動和資本之間的實際關系,探求資本的不同組成部分在再生產過程中發揮的影響,從而展現出了自己的天賦。但斯密從來沒有研究過勞動產物為什麼和在什麼條件下必須表現為商品,以及生產商品的勞動必須表現為價值等這些根本問題。所以,在價值的決定上,斯密仍然“是躊躇莫定的”ぃ。大衛•李嘉圖是古典政治經濟學最後和最典型的代表,“勞動價值論”是李嘉圖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最高原理。李嘉圖強調,商品的價值不取決于付給這種勞動的報酬的多少,而取決于其生產所必需的相對勞動量。い因此,李嘉圖最重要的理論洞見,就在于他將政治經濟學這門科學,以及由此對資產階級社會的解釋,還原為一條可以包羅萬象的經濟規律——勞動價值論。在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中,他已認識到在生產過程中,物化在生產資料中的勞動通過轉移和直接生產耗費的勞動一起決定商品的價值。在這里,馬克思的勞動二重性的區分,實際上已經呼之欲出了。可惜,李嘉圖終究沒能邁出走向真理的這一小步。“李嘉圖對于創造交換價值或表現為交換價值的勞動的姿容,它的特殊的決定性,即勞動的性質,沒有去研究。”ぅ因此,李嘉圖沒能明確提出勞動二重性的概念,更不可能區分抽象勞動和具體勞動,所以他也就看不到和無法解釋勞動對資本由“形式上的從屬”到“實際上的從屬”的轉變,更無法區分“以生產者自己的勞動為基礎”和“以剝削他人的勞動為基礎”這兩種極不相同的私有制。這些問題,最終是由馬克思“修正版”的“勞動價值論”解決的︰“勞動價值論的主旨,是挖掘資本主義秩序之外在表象下的深層結構,使我們能夠了解勞動時間的花費軌跡,並發現那些使得工人階級的未付酬勞動或剩余價值能夠被剝奪以及剝奪多少的各種制度安排。”う因此,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沒能走向“剩余價值論”,反而走向了“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

    (二)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

    作為資產階級社會生產關系的經濟學表達,古典經濟學家認為在經濟生活中的每一個統計數字、每一件素材以及每一種情況中,都能在社會現實中找到和發現相應的經濟問題和經濟事實。因此,他們求助自然科學的方法,通過觀察、歸納、實驗等取得所謂的“純事實”,將勞動產品之間的關系描述為數和量的關系,並找出它們之間的聯系和規律。在古典經濟學家這里,經驗科學法則實際上取代了抽象價值法則。于是,他們就用這種所謂理想的“實證方法”來對抗思辨的“辯證方法”,這種實證方法被馬克思稱為“資產階級體系的生理學”(11)。當古典經濟學家們把這個方法運用到政治經濟學的範疇上面,就會得出“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由此,導致“經濟學家們都把分工、信用、貨幣等資產階級生產關系說成是固定的、不變的、永恆的範疇”(12)。這樣,“資產階級關系就被乘機當作社會一般的顛撲不破的自然規律偷偷地塞了進來”(13),資本主義搖身變成了普遍的、永恆的、超歷史性存在。對此,馬克思指出,像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這樣的經濟學家,“他們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資產階級生產關系下如何獲得財富,只是將這些關系表述為範疇、規律並證明這些規律、範疇比封建社會的規律和範疇更有利于財富的生產”(14)。在此意義上,古典經濟學家就是“資產階級的學術代表”,而古典經濟學本質上就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經濟學表達”。

    雖然古典政治經濟學在其勞動價值理論當中沒能澄清政治經濟學諸不同範疇之間的差別,但其真正錯誤卻在于它沒能在其理論中形成現代勞動概念的歷史性和結構性基礎,也即其交換價值理論並沒有同時承負起一種真實的勞動理論,它並沒有真正理解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的社會本質與歷史形式。由此導致了一種對商品的價值和價格的純粹數量上的理解,即基于完成產品中所包含的勞動數量來加以理解的“實證論”。所以說,古典經濟學“分析勞動的方法是本體論式與形而上學式的——而不是歷史性的”(15)。這也就是馬克思曾批判過的古典政治經濟學作為“非批判的實證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而政治經濟學決不僅僅是實證科學,它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恩格斯語)。也就是說,古典政治經濟學缺少分析勞動和資本等經濟範疇的辯證法。而在一定意義上,這缺失的一環是由黑格爾的思辨哲學補上的。

    二、非批判的唯心主義︰黑格爾“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

    在盧卡奇看來,作為德國古典哲學的集大成者,黑格爾“是唯一的德國思想家,曾把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問題與哲學問題、辯證法問題聯系起來”,“在他對偉大的法國革命的革命理想發生迷惑的時候,他對政治經濟學的分析研究,他對英國的經濟情況的分析研究,給他提供了指南針,使他走出了這個迷宮,找到了他通往辯證法的道路”。(16)雖然盧卡奇的上述觀點有些言過其詞,甚至把黑格爾“馬克思化”了,但黑格爾關注古典政治經濟學卻是不爭的事實。黑格爾認為︰政治經濟學“是在現代世界基礎上所產生的若干門科學的一門”,它從“需要和勞動的觀點出發,然後按照群眾關系和群眾運動的質和量的規定性以及它們的復雜性來闡明這些關系和運動”,它的發展“可以從中見到思想(見斯密、塞伊、李嘉圖)是怎樣從最初擺在它面前的無數個別事實中,找出事物簡單的原理,即找出在事物中發生作用並調節著事物的理智”。(17)對黑格爾來說,政治經濟學的任務就是從日常經濟生活的紛雜事務中,替一大堆的偶然性找出規律——發現這種必然性的東西。在此意義上,黑格爾認為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任務就是德國哲學的任務,他正是用哲學的方式關注和研究了政治經濟學並完成了政治經濟學的任務。在黑格爾這里,政治經濟學只不過是其龐大哲學體系的實際證明和質料補充,政治經濟學與其哲學同流合謀了。但不管怎麼說,在古典哲學家那里,唯有黑格爾“在哲學上就像除他之外只有馬克思做到的那樣,認真地對待新生的政治經濟學”(18),所以說,“黑格爾是當時能夠認識政治經濟學真正意義的為數不多的可以同李嘉圖並駕齊驅的學者之一”(19)。在此,我們以勞動和資本為例來具體闡述黑格爾對政治經濟學的理解。

    (一)黑格爾的“勞動”與“資本”

    在卡爾•洛維特看來,黑格爾的思想演進中有三次以“勞動”為主題。(20)在耶拿講演中,黑格爾主要強調勞動不是“本能”,而是一種“理性活動”和“精神的方式”,還處于對勞動的“哲學化”理解。在《精神現象學》中,黑格爾通過勞動來闡釋主人和奴隸之間關系的辯證轉換,開始從“哲學”轉向“經濟學”來理解勞動。而在《法哲學原理》中,黑格爾已經完全在“經濟學”的意義上來理解勞動︰“勞動通過各色各樣的過程,加工于自然界所直接提供的物資,使合乎這些殊多的目的。這種造形加工使手段具有價值和實用”,這樣,“人通過流汗和勞動而獲得滿足需要的手段。”(21)在此意義上,盧卡奇強調“黑格爾觀點發展中的轉折點正是與研究亞當•斯密的著作有關,因為作為人類活動的基本手段的勞動問題……顯然是黑格爾在研究亞當•斯密著作過程中最早產生的”(22)。在黑格爾對勞動的理解中,他實際上已經部分猜測到了抽象勞動和具體勞動的關系問題︰勞動中客觀的和普遍的東西存在于抽象化的過程中,抽象化引起需要、手段和生產的細致化,並產生了社會分工;個人勞動則通過分工而變得更加簡單,結果他在其抽象勞動中的技能提高了,生產量也增加了;與此同時,手段和技能的這種抽象化也使人們之間在滿足其他需要上的相互依賴關系得以完成,並使之成為一種“完全的必然性”。正是在這一抽象勞動和具體勞動相互關系的基礎上,黑格爾還觸及到了“勞動的辯證法”︰在勞動和滿足需要的相互依賴關系中,“主觀的利己心轉化為對其他一切人的需要得到滿足是有幫助的東西,即通過普遍物而轉化為特殊物的中介。這是一種辯證運動。其結果,每個人在為自己取得、生產和享受的同時,也正為了其他一切人的享受而生產和取得”(23)。但由于黑格爾根本上是在完全普遍的精神概念下面把握勞動的,所以勞動對他來說既不是特殊意義上的體力勞動,也不是特殊意義上的腦力勞動,而是在絕對本體論意義上的精神勞動。黑格爾惟一知道並承認的勞動是抽象的“精神勞動”,他沒有看到勞動的消極方面而只看到它的積極方面。對此,海德格爾曾深刻指出,“勞動的新時代的形而上學本質”,在黑格爾這里“已預先被思為無條件的制造之自己安排自己的過程,這就是通過作為主觀性來體會的人來把現實的東西對象化的過程”。(24)因此,黑格爾最終只是從哲學上建立了勞動這一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範疇,只是實現了對勞動的概念表達。

    作為英國古典經濟學和法國大革命這雙重變革的同時代人,黑格爾既承認拿破侖在馬背上實現了他的“世界精神”,也在哲學上認同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資本立場”︰“正如亞當•斯密一樣,黑格爾接受了資本的有利方面,並極其敏銳地將斯密的政治經濟學的主要原則融合到他自身的專橫的哲學概念中。”(25)在黑格爾這里,他把自己的哲學歷史觀與古典經濟學的資本結合起來了。黑格爾試圖讓歷史的動力在資本的永恆化展示的關節點上武斷地終結,即黑格爾首先把歷史作為一種無情的客觀運動來把握,這種運動自身具有不會被幻想的主觀設計和相應的唯意志干預所馴服的強制邏輯。而造成這種情況的強制根源于每個人對全體的復雜的相互依賴,它現在將自身向每個人展示為普遍而持久的“資本”(財富)(26)。在此,對黑格爾來說必須強調這一事實的重要性︰對客觀歷史的認識,完全呈現于按處于一定歷史發展階段的資本的有利方面所設想的哲學之中。在黑格爾這里,資本與理性“聯姻”和“結盟”了,“理性的狡計”變成了“資本的狡計”,資本甚至取代理性成了統治現實的普遍永恆的“符咒”。在此基礎上,馬克思認為敗壞黑格爾哲學的不僅僅是它的“泛理性主義”,而在于他持有“政治經濟學立場”的事實,“這意味著對作為社會新陳代謝控制的資本抱一種總的無批判的態度”(27)。所以說,正是黑格爾從哲學上論證了資本作為人類歷史及其可能制度的絕對的、不可超越的地平線和頂點。黑格爾為資本穿上了“形而上學的外衣”,他的絕對哲學有幸拒絕了“具體商品拜物教”,卻不幸保留了“抽象資本拜物教”。這就是馬克思所批評的黑格爾站在國民經濟學的立場上的“非批判的實證主義”。而這也正是馬克思不得不與黑格爾分手之處︰因為馬克思把資本視為一種動態的歷史運動,而不像黑格爾那樣視其為歷史過程中一種難以改變的終極;即使這種運動有其顯著的和難以抗拒的全球性擴張邏輯,也應該是暫時的。“馬克思恰恰是估計到資本自我擴張的無限制驅動的毀滅性意義的第一人。”(28)

    (二)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顯現”

    雖然黑格爾沒有達及馬克思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認識和批判水平,但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和交換關系作為最高和最終的“統治原則”成為抽象和支配力量,卻是他要肯定的東西。“像英國古典經濟學家那樣,黑格爾是以他當時形成的關于私有制的永恆性的資產階級的教條主義觀念為出發點的。”(29)所以,黑格爾的哲學範疇盡管是抽象的,但是這些抽象範疇卻可以在現實中通過商品和價值形式找到直接的對應者。在馬爾庫塞看來,黑格爾是第一個把握自由市場經濟無政府特征的德國思想家,因為黑格爾在《法哲學》中展現了其哲學概念之下的社會和經濟結構。(30)黑格爾以最抽象的哲學形式,表達了最現實的人類經濟狀況。但是,由于黑格爾始終站在現代國民經濟學家的立場上,由此導致以黑格爾為代表的“古典哲學在發展史上處于這樣一種自相矛盾的境地︰它的目的是從思想上克服資產階級社會,思辨地復活在這個社會中並被這個社會毀滅了的人,然而其結果只是達到了對資產階級社會的完全思想上的再現和先驗的推演”(31)。這其實正是資產階級社會現實中“雇佣勞動與資本”的“二律背反”在黑格爾思辨哲學中的集中顯現。可見,黑格爾的整個哲學與古典政治經濟學是如此緊密相關,以至于它最終沒能逃出資本市場所產生的引力和矛盾。

    在黑格爾這里,雖然他比其他古典哲學家更關注經濟現實,但由于其真正關注的“中心”不是政治經濟學,而是邏輯學,所以他只視“絕對精神”高于一切,而看不到“資本主義地平線”以外的東西,以致認為一切存在物,經過思維抽象都可以歸結為邏輯範疇,世界上的事物只是“邏輯範疇這塊底布上繡成的花卉”(馬克思語),而整個現實世界都淹沒在邏輯範疇之中。在此意義上,馬克思強調黑格爾的邏輯學是“精神的貨幣”,他只是為世界找到了抽象的、邏輯的和思辨的表達。黑格爾不能以現實的方式消除資本主義的矛盾,而只能發展“實體變主體”的哲學空想。所以,黑格爾的哲學“應當在有產階級那種適應于當時德國小資產階級關系的、有限的和溫和的間接統治中得到實現;在這里,還用思辨的方法向我們論證了貴族的必要性”(32)。由此可見,黑格爾還“拖著一根庸人的辮子”(恩格斯語),他的哲學本質上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顯現”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觀念表達”。這也正是馬克思曾批判過的黑格爾哲學作為“非批判的唯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

    三、批判的實證主義︰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辯證法”

    在馬克思這里,“哲學”和“政治經濟學”是他關注的一對孿生主題。在此意義上,英國學者伯爾基甚至稱馬克思思想起源的兩個最重要方面,就是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和斯密的《國富論》。實際上,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革命”就奠立在對古典政治經濟學和黑格爾思辨哲學的“雙重”批判和超越之上。

    (一)超越古典政治經濟學

    對自己的“政治經濟學”與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淵源關系,馬克思曾公開承認︰“我的價值、貨幣和資本的理論就其要點來說是斯密-李嘉圖學說的必然的發展。”(33)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卻不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延伸和變形,而是對古典政治經濟學批判和超越的一個必然結果︰“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對立面,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是在古典政治經濟學本身的著作中,特別是在李嘉圖的著作中找到自己的理論前提的。”(34)不過,馬克思在自己的政治經濟學中充實了比古典政治經濟學更加豐富和深刻的歷史唯物主義內容︰“實際的經濟關系是以一種完全新的方式,即用唯物主義方法進行考察的。”(35)在此意義上,馬克思的“唯物論實際上成了經濟學”(羅素語)。而馬克思的這一“經濟學”,是充分借用了黑格爾概念辯證法的合理形式的︰“馬克思把黑格爾辯證法的合理形式運用于政治經濟學。”(36)所以,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革命”就是借助黑格爾的辯證法來批判和超越古典政治經濟學而實現的。

    正是有了唯物辯證法,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才開闢了不同于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新理論視域。在評論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時,恩格斯特別強調︰“經濟學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歸根到底是階級和階級之間的關系;可是這些關系總是同物結合著,並且作為物出現。誠然,這個或那個經濟學家在個別場合也曾覺察到這種聯系,而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這種聯系對于整個經濟學的意義,從而使最難的問題變得如此簡單明了,甚至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現在也能理解了。”(37)在此基礎上,馬克思認為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既不是具體的物,也不是抽象的精神,而是物與物背後掩蓋著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的生產關系。在馬克思看來,古典政治經濟學家並沒有在商品的交換價值和作為衡量這一交換價值尺度的勞動這兩者之間建立起一種自然關系。對此,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古典政治經濟學在任何地方也沒有明確地和十分有意識地把表現為價值的勞動同表現為產品使用價值的勞動區分開。”(38)這實際上也就是沒有把“抽象勞動”和“具體勞動”區分開。而“抽象勞動”和“具體勞動”的區分,作為“理解政治經濟學的樞紐”(馬克思語),正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革命的偉大貢獻。

    馬克思批評︰當經濟學家傲慢地斷言事物從現象上看不是這樣的時候,實際上他們夸耀的是他們緊緊抓住了現象,並且把它當作了最終的東西,他們自以為這是作出了偉大的發現,卻不去揭示事物的內部聯系。而對馬克思來說,資產階級社會的“內部聯系一旦被了解,相信現存制度的永恆必要性的一切理論信仰,還在現存制度實際崩潰以前就會破滅”(39)。所以,正是馬克思通過運用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理論,而不是通過對資本主義的道德譴責,他創新了“勞動力”的概念,並表明勞動力的交換價值與使用價值之間的差額是可以測量的,從而把利潤與剩余價值聯系起來,才“最終把資本主義的秘密追蹤到它剝削勞動的詭詐的方式”(40)。對此,阿爾都塞也認為馬克思“在李嘉圖使用利潤這個名詞的地方使用了剩余價值,在李嘉圖使用收入分配這個詞的地方使用了生產關系”(41)。在此意義上,可以說馬克思經濟學革命的最大貢獻就在于將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改造成了“剩余價值論”。實際上,馬克思與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區別不在于研究對象和學術術語的差異,而在于階級立場的根本不同︰古典經濟學家們無論自覺地或不自覺地,都著眼于謀求既同地主又同雇佣勞動者相對立的資本家的福利;相反,馬克思始終代表雇佣勞動者的利益。所以,與其說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宗旨是為了揭示支配經濟行為和經濟真相的本質規律,不如說是為了提高資產階級的利益和維護現存的社會秩序。但古典政治經濟學又缺失在自我否定式的自我發展中實現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的“辯證法原則”,而馬克思則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將其與取自黑格爾哲學的否定性辯證法結合了起來。由此,馬克思才使“明亮的陽光照進了經濟學的各個領域”(恩格斯語),才實現了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實質性批判和超越,最終使政治經濟學“這門科學發生了真正的革命”(列寧語)。

    (二)超越黑格爾哲學

    馬克思的“經濟學-哲學”革命,不僅僅是批判和超越了以斯密、李嘉圖為代表的古典政治經濟學,還批判和超越了以黑格爾為代表的古典哲學。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與黑格爾哲學的關系上,列寧曾深刻指出︰不鑽研和不理解黑格爾的全部邏輯學,就不能完全理解馬克思的《資本論》。(42)應該說,列寧的這個論斷決非夸大其詞,但並不全面。雖然早在馬克思準備《資本論》的草稿時,就寫信告訴恩格斯︰“我又把黑格爾的《邏輯學》瀏覽了一遍,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幫了我很大的忙。”(43)在《資本論》正式出版後,馬克思又公開承認︰“我是這位大思想家的學生,並且在關于價值理論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賣弄起黑格爾特有的表達方式。”(44)由此可見,黑格爾的《邏輯學》對馬克思的經濟學研究所起的作用,主要體現在提供“材料加工的方法”和“表達方式”方面。但這一點並不否認馬克思接受了黑格爾哲學的範疇,並且以“感性化的方式”把它們一直堅持運用到《資本論》中;也不否認作為一種基本“結構模式”,黑格爾無所不包的“辯證法”被馬克思用于歷史演變理論和社會矛盾理論,並且它也部分充當了馬克思資本批判理論的“邏輯語言”(45)。在此基礎上,我們依然認可若沒有黑格爾的“思辨哲學”,也就沒有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

    實際上,為馬克思提供“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不僅是黑格爾的思辨哲學,也包括黑格爾的“政治經濟學”。黑格爾的政治經濟學思想,主要不是體現在《邏輯學》中,而是體現在《精神現象學》和《法哲學》中。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馬克思在轉向經濟學研究的第一手稿——《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指認︰《精神現象學》是“黑格爾哲學的真正誕生地和秘密”;後來又強調為了解決使自己苦惱的問題,在最初轉向經濟學研究時專門寫了《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及其《導言》。關于黑格爾政治經濟學的核心精神,黑格爾的傳記作者羅森克朗茨有著深刻的指認︰“黑格爾以貴族的激情用大量有趣的事例反對了斯圖亞特的重商主義,力圖在競爭制度以及勞動和交換的機制中拯救人的靈魂。”(46)雖然黑格爾最終沒能拯救人類,最多只能算是實現了精神的“自我救贖”,但黑格爾抓住了勞動的本質,他的這一“通過勞動拯救人”的理念深深激勵和啟發了馬克思︰正是黑格爾所向披靡、無所不能的“絕對精神”,經馬克思改造為現實的“人類勞動”,為馬克思提供了創造原則和推動原則,並為其學說提供了強大的超越動力和革命自信心。因此,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不是繼承黑格爾的方法而不要他的精神,而是把兩者都一起改造了。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中,仍有一種對于最終目標——人的自由解放的展望,即馬克思所說的過去時代的結束和真正歷史的開始︰它一舉結束了個人與市民社會和國家之間、勞動中的自我對象化與勞動產品和人的類本質之間異化的二元對立。對黑格爾來說,他的最終目的是“解釋世界”——實現理性與現實在觀念中的和解,所以他對市民社會中勞動與資本的分離和對立關系的解決始終停留在思維範圍內;馬克思則與之不同,他的最終目的是“改變世界”——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所以他緊緊抓住勞動與資本對立關系產生的現實社會關系,並把這些關系理解為資本在形成自身發展形態的現實歷史過程之中。對馬克思來說,“概念”最終是在現實社會各對立關系的統一中才成為現實的。馬克思恰恰是從概念所屬的政治經濟學視域出發來解讀這些概念,使它們真正具有了具體性和歷史性的現實生活內容,從而使其“哲學”高于黑格爾哲學。“馬克思的所有哲學概念都是經濟的和社會的範疇,而黑格爾的經濟和社會範疇都是哲學概念。”(47)為此,馬克思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在黑格爾那里“具有哲學意義的不是事物本身的邏輯,而是邏輯本身的事物。不是用邏輯來論證國家,而是用國家來論證邏輯”(48)。在此意義上,黑格爾的整個“政治經濟學”只是對其“邏輯學”的補充,而這一補充只不過是對“絕對精神”本身發展的某種“附加的東西”。針對黑格爾哲學面向現實時所表現的保守性,馬克思後來無情地揭露並摧毀了他稱之為黑格爾理論之“中世紀精神”的東西。因此,單憑“邏輯學”,黑格爾依然無法真正超越古典政治經濟學。

    (三)政治經濟學的辯證法

    真正同時超越古典經濟學和黑格爾哲學的,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沒有給獨立的“經濟學”和“哲學”留下任何余地。對馬克思來說︰“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49)而這一“抽象力”,就是實證性與批判性相統一的“政治經濟學的辯證法”。在馬克思這里,政治經濟學研究有三條道路。第一條是“從具體到抽象”,即“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之路。這是古典經濟學在它產生時期所采取的“經驗化”道路。如古典經濟學家總是從人口、民族、國家等所謂“生動的整體”開始,但最後他們總是從分析中找出一些有決定意義的分工、貨幣、價值等“抽象的一般關系”,進而上升和形成各種經濟學體系,只不過古典經濟學家把這些歷史性的範疇和體系普遍化、永恆化了。第二條是“從抽象到具體”,即“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之路。這是以黑格爾為代表的古典哲學的“先驗化”道路。這條道路“把實在理解為自我綜合、自我深化和自我運動的思維的結果,其實,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只是思維用來掌握具體、把它當作一個精神上的具體再現出來的方式。但決不是具體本身的產生過程。”(50)而黑格爾卻把它當成了具體本身的產生過程,因此黑格爾陷入了幻覺之中。第三條是“從具體到抽象,再從抽象返回到具體”之路。這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辯證化”道路。在馬克思這里,具體通過更切近的規定在分析中達到越來越簡單的概念,它只是關于整體的一個混沌的表象;從表象中的具體達到越來越稀薄的抽象,直到達到一些最簡單的規定,于是行程又得從那里回過頭來,最後又回到表象中的具體,但這回表象中的具體“已不是關于整體的一個混沌的表象,而是一個有許多規定和關系的豐富的總體”——具體的總體了。為此,馬克思特別強調︰“具體總體作為思想總體、作為思想具體,事實上是思維的、理解的產物;但是,決不是處于直觀和表象之外或駕于其上而思維著的、自我產生著的概念的產物,而是把直觀和表象加工成概念這一過程的產物。”(51)由此可見,前兩條道路是分別把“具體”和“抽象”割裂並對立起來的形而上學之路,而第三條道路才是真正把“具體”和“抽象”統一起來的辯證法之路。這一辯證法之路的實質就是︰“研究必須充分地佔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後,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這點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觀念上反映出來,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好像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52)這才是真正的具體與抽象的統一、邏輯與歷史的一致、研究方法與敘述方法的和解。對此,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的“跋”中,馬克思公開承認︰“我的研究方法是嚴格的實在論的,而敘述方法不幸是德國辯證法的。”(53)所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超越就在于︰雖然辯證法在黑格爾手中神秘化了,但馬克思並未徹底拋棄黑格爾的辯證法,而是充分肯定這決沒有妨礙黑格爾第一個有意識地、全面地敘述了辯證法的一般運動形式。馬克思要做的,就是在最充分地佔有材料,然後分析、探尋這些材料的各種發展形式和內在聯系,並適當地敘述出這些聯系的現實運動的基礎上,把黑格爾的辯證法倒過來,以便發現“神秘外殼中的合理內核”(馬克思語)。因此,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正是古典經濟學的“實證性”與黑格爾哲學的“辯證性”在分析、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現實中的有機結合。馬克思打通了黑格爾沒能打通的古典經濟學與辯證法的內在通道,彌補了古典經濟學缺失辯證法這一環,將政治經濟學的實證分析轉換成了對資產階級制度及其歷史發展的現實批判,而這也就是馬克思作為“批判的實證主義”的、引起資產階級及其代言人的惱怒和恐怖的“政治經濟學的辯證法”。

    由此可見,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革命”,就是對古典政治經濟學和黑格爾哲學的雙重批判和超越所致。在此意義上,馬克思確實是“一個變成經濟學家的黑格爾,一個變成社會主義者的李嘉圖”(拉薩爾語)。但馬克思最終既不是“黑格爾”,也不是“李嘉圖”,馬克思就是“馬克思”(大寫的)。

    ヾ《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6-157頁。

    ゝ[德]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9頁注(32)。

    ゞ《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157頁。

    々[德]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16頁。

    ぁ轉引自[德]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56頁。

    あ[英]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26-27頁。

    ぃ[德]馬克思︰《剩余價值學說史》第1卷,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9年,第110頁。

    い[英]大衛•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北京︰商務印書館,1976年,第7頁。

    ぅ[德]馬克思︰《剩余價值學說史》第2卷,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9年,第5頁。

    う[美]羅爾斯︰《政治哲學史講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第342頁。

    (11)[德]馬克思︰《剩余價值學說史》第2卷,第6頁。

    (1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8頁。

    (1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頁。

    (1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15頁。

    (15)[美]麥卡錫︰《馬克思與古人》,王文揚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75頁。

    (16)[匈]盧卡奇︰《青年黑格爾》,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年,第23、24頁。

    (17)[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第204頁。

    (18)[德]卡爾•洛維特︰《從黑格爾到尼采》,北京︰三聯書店,2006年,第365頁。

    (19)轉引自張一兵︰《回到馬克思》,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3頁。

    (20)[德]卡爾•洛維特︰《從黑格爾到尼采》,第358頁。

    (21)[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第209頁。

    (22)[匈]盧卡奇︰《青年黑格爾》,第210頁。

    (23)[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第210頁。

    (24)[德]海德格爾︰《海德格爾選集》上卷,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第383-384頁。

    (25)[英]梅扎羅斯︰《超越資本》,鄭一明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22頁。

    (26)[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第210頁。譯文參照了[英]梅扎羅斯︰《超越資本》,鄭一明等譯,第32頁。

    (27)[英]梅扎羅斯︰《超越資本》,鄭一明等譯,第53頁。

    (28)同上,第24頁。

    (29)[蘇]伊•奧伊澤爾曼主編︰《十四—十八世紀辯證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頁。

    (30)魯克儉︰《國外馬克思學研究的熱點問題》,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第29頁。

    (31)[匈]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227頁。

    (3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1頁。

    (33)[德]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19頁。

    (3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頁。

    (35)《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書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44頁。

    (36)[俄]列寧︰《哲學筆記》,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49頁。

    (3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4頁。

    (38)[德]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98頁注(31)。

    (39)《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書信集》,第283頁。

    (40)[英]梅格納德•德賽︰《馬克思的復仇》,汪澄清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64頁。

    (41)[法]阿爾都塞︰《讀〈資本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第194-195頁。

    (42)[俄]列寧︰《哲學筆記》,第151頁。

    (43)《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書信集》,第121頁。

    (44)[德]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22頁。

    (45)[英]伯爾基︰《馬克思主義的起源》,伍慶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92頁。

    (46)轉引自[德]費切爾︰《馬克思主義和黑格爾的關系》,載《當代學者視野中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西方學者卷》補卷,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318頁。

    (47)[美]馬爾庫塞︰《理性和革命》,程志明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23頁。

    (4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2頁。

    (49)[德]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8頁。

    (5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2頁。

    (5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1-42頁。

    (52)[德]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21-22頁。

    (53)同上,第20頁。

鏈接地址

作者︰ 白剛 責編︰ 範紅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