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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政治時代的政治介入何以可能 ——以齊澤克為例

2018年09月21日 08:01:07 來源︰ 《江海學刊》2015年第6期

    後馬克思主義不僅致力于借助各種後現代主義的理論資源對馬克思主義進行分析和批判,而且致力于尋求一種全球資本主義的背景下激進的左翼的政治方案。後馬克思主義的旗手拉克勞、墨菲在冷戰結束和蘇聯解體的大背景下,在左翼知識分子致力于文化多元主義和新社會運動的斗爭時,力圖重新激活馬克思主義,通過解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範疇來建構激進的、多元的領導權理論。後馬克思主義的另一重要人物齊澤克的哲學分析和大眾文化研究背後也有著強烈的政治訴求。他在《敏感的主體——政治本體論的缺席中心》一書的導論中指明︰“盡管本書的基調是哲學性的,但它首先是一種論戰性的政治干預,提出了我們如何在一個全球資本主義及其意識形態的補充,即自由民主的文化多元主義的時代重構一種左翼的反資本主義的政治謀劃這一棘手問題。”ヾ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探討背後都有著十分強烈的現實關懷。那麼,究竟什麼才是全球資本主義下激進的左翼策略,什麼才是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的真正的政治介入?針對這個問題,後馬克思主義內部也曾圍繞主體、偶然性、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系、霸權等問題展開過許多爭論。在這場爭論中,齊澤克對文化多元主義和拉克勞、墨菲的激進民主策略提出了有力的批評。齊澤克的深刻之處在于他認識到這些所謂的激進的策略實際上並不激進,這些所謂的政治行為實際上已蛻化成“沒有政治的政治”。因此,他認為全球資本主義的時代是一個“後政治”的時代。那麼,為什麼會出現後政治?後政治的根源是什麼?在這樣的時代,是否還可能存在真正的政治介入?如果可能的話,這樣的政治介入又是何以可能的?

    後政治︰沒有政治的政治

    齊澤克認為,隨著冷戰結束和蘇聯解體,這個時代已經進入了全球資本主義的時代。全球資本主義在政治領域的突出表現是意識形態的沖突消失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專家治國和文化多元主義的合作,因此,他將當今資本主義時代界定為“後政治”的時代。“在後政治中,全球意識形態觀點的沖突由權力競爭的不同政黨體現,現在沖突已經由開化的技術精英(經濟學家、公共輿論專家……)和自由文化多元主義者所取代;通過利益的談判過程,在或多或少的世界一致幌子下而達成妥協。因而,後政治強調了拋棄舊的意識形態劃分與面對新問題的需要,用必要的專家知識與自由的審慎來武裝,這需要考慮人們的具體需要與要求。”ゝ在後政治的時代,政治的沖突被消解為文化的沖突,政治問題的解決被替換為理性協商和各種現存框架之內的折中方案。因此,政治退化了,被去政治化了。這種政治的退化有兩種最主要的形式︰後現代的文化多元主義和拉克勞、墨菲的激進民主策略。

    為什麼後現代的文化多元主義變成了政治的退化?表面上看起來文化多元主義充分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文化觀念和價值理念的差異性和多元性,在各種文化和觀念之間保持中立的立場,但是,在齊澤克看來,“文化多元主義包括一種對無自己特殊文化根基的局部文化的一種保護性的歐洲中心主義者的尊重”ゞ。因此,所謂的文化多元主義其後隱藏的正是歐洲中心主義,他們對他者的尊重只是為了肯定自己的優越性,將自己視為真正的普遍性,而將其他的文化看成不過是偶然的、特殊的形式。雖然,其他的文化、種族可以通過斗爭來獲取承認,把自己看成是普遍性的代表,但是,“關鍵點在于,這種斗爭是多種族、性和其他認同的政治化和肯定。它通常作為對不可見卻更遭禁止的障礙的背景而發生︰全球資本主義系統能夠容納認同的後現代政治的後果。在這個程度上,它們並不干擾資本的平穩流通——一旦政治干預對它造成了嚴重威脅,一系列復雜的排除措施會把它廢止。”々因此,文化多元主義的斗爭是有其內在的限度的。無論如何斗爭,它都不能妨礙資本主義的運作,它的政治介入完全被全球資本主義體系所吸納和收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齊澤克將文化多元主義稱為“全球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理想形式”ぁ,文化多元主義表面上指向了多樣性、差異性,但實質卻是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同質化表達。

    除了將後政治的矛頭指向文化多元主義,齊澤克槍頭一轉進而批評拉克勞和墨菲的激進民主策略。拉克勞和墨菲的激進民主策略雖然力圖將自由民主的想象“激進化”,但只是將自由和民主擴展到更廣的範圍,仍然停留在資本主義的框架內,沒有超出資本主義的基本視域。“巴特勒和拉克勞在他們對舊‘本質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批判中,依然默默接受了一系列前提︰他們從未懷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自由主義民主政治體制的基礎原則;他們從未想象過一個完全不同的經濟—政治體制的可能性。他們以這種方式完全參與了‘後現代’左派對這些問題的放棄︰他們所提議的所有變化都是在這種經濟—政治體制內的變化。”あ因此,他們所做的不過是對資本主義的修修補補,使資本主義成為一種具有人道面孔的資本主義,使資本主義可以繼續存在下去。

    通過以上對後政治的兩種形式的批判,齊澤克認為他們的共同點在于︰他們只關注特殊領域的文化斗爭,而沒有從普遍的維度對資本主義進行總體的批判,這使得他們的理論最終只能把資本主義承認和接受下來。正是因為這種對全球資本主義的默認和退讓,他們總是避免觸及資本主義的實質。所以,齊澤克認為,後政治的時代,所謂的政治介入都是不充分的,後現代主義如此,拉克勞、墨菲如此,“第三條道路”也是如此。他們都是在資本主義框架內的小修小補,他們的策略都只是在為資本主義打補丁,因此,革命就是不可能的了。所以,齊澤克才將後政治稱為“沒有政治的政治”或“後政治的政治”。

    為什麼齊澤克將後政治表述為“沒有政治的政治”?這種表述方式可以從與“沒有咖啡因的咖啡”類比中得到說明。“沒有咖啡因的咖啡”聞起來和喝起來與真正的咖啡都無區別,但是它沒有了咖啡因,其實也就是被剝奪了它之為它的內在本性或它的實體,它就不再是真正意義上的咖啡。政治也是如此,在齊澤克看來,政治的真正的場景應該在“經濟”之中。如果拋棄了對資本主義經濟維度的批判,文化多元主義和激進的多元民主策略看起來好像仍然涉及政治的斗爭,但它卻未能找到政治問題的真正根源,拋棄了它的本性。這就使得他們的政治介入削弱了真正政治行動的可能性。

    後政治的根源︰經濟的非政治化

    為什麼會出現政治的退化?後政治的深層根源是什麼?齊澤克認為後政治的政治介入把各種各樣的斗爭都歸結為文化斗爭,可是他們沒有看到後政治時代生態的斗爭和多元的、特殊領域里的各種身份認同的斗爭的深層基礎。這些“新社會運動”都根源于資本主義發展的新特點,只能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新變化中得到解釋。比如說,生態問題歸根結底是源于資本無限制地追求利潤所造成的對自然的破壞,各種身份認同的斗爭也是源于資本在各個領域日益增強的社會區分功能造成的中心與邊緣的對立。可是由于他們把資本與市場機制看成是一種中性的工具和機制,不能找到多重性的政治行為背後的真正根源,只能求助于某些具體問題的解決。這種做法對于現存的資本主義秩序不會有任何的觸動,因此他們的行為就不是真正的政治行為。對此,洛拉•楊也有類似的看法,“在對各種‘後現代’思潮——與文化研究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一種理論轉向——的批評中,反復出現的主題是,‘現實政治(據說)’被還原為了文化政治,而由于缺乏對經濟過程的關注,再現政治、文化生產與文化分析已經被去政治化了”ぃ。

    因此,後政治的根源是把經濟排除在政治的領域之外,把經濟非政治化了,也就是說,政治的非政治化根源于經濟的非政治化,根源于資本和市場的自然化和永恆化。齊澤克明確指出這是後政治時代的突出特點。“‘意識形態終結’的後政治時代的大新奇之事是,經濟領域的極端的非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經濟起作用的方式(中斷社會福利的需要等)被認為是一種對事物的客觀狀態的簡單洞察。然而,就接受經濟領域的基本非政治化來講,有關積極的公民身份的討論、導向重要的集體的決策等公共討論將仍然局限于宗教的、性的、民族的和其他不同的生活方式的‘文化上的’爭議,而沒有真正地侵蝕到影響我們的長遠決策這一層面。”い

    既然後政治的根源在于拋棄了經濟的維度,把政治斗爭都演變為文化的斗爭,把經濟的領域排除在政治化之外,形成了一種反經濟主義的膜拜,那麼對抗後政治首要的就是恢復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批判。在齊澤克看來,全球化時代要想對資本主義進行內在的批判,就必須對“資本”進行激進的批判。因此,他認為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並不過時,資本的“自我增殖”的邏輯在當今的資本主義時代達到了極致。“在確定物質社會進程真正結構的特定意義上它是真實的。各個階層的命運,有時是整個國家的命運都可能由‘唯我論’的資本思辨之舞所決定,它追尋自己的利益而全然不顧其行動對社會現實產生影響。那就是根本的資本主義的體系暴力,它比直接的前資本主義社會—意識形態暴力更加離奇︰這種暴力再也不會歸因于具體的個人及他們的‘惡’的動機,它是純‘客觀的’、系統的、匿名的。”ぅ他根據拉康的想象界、符號界和真實界的三界劃分來把握資本的這種變化,首先,資本不再能被歸為個體想象的產物(想象界),不能被歸為資本家個體的邪惡的動機;其次,資本也不能被歸為符號建構的產物和意識形態抽象(符號界)。那麼,資本是什麼呢?齊澤克認為資本是想象界和符號界背後的實在基礎,它在所有的想象和符號中保持一致。資本及資本增殖的邏輯成了支配經濟運轉的一種內在的客觀機制。所以,他把這種資本稱之為真實界,資本是支配我們的生活而又難以為我們察覺的無所不在的幽靈。正是資本邏輯的中立性、隱匿性和客觀性使得人們生活于其中而渾然不覺,人們才對資本采取了非批判和非質疑的實證主義態度。所以,人們不自覺地就把資本和市場都看做中性的機制,自然而然地接受了經濟的非政治化。這種觀點也為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一些左翼人士所接受,“左翼向自己過去所嘲諷的資本主義辯護士、市場的崇拜者和看不見之手的宣教者做出了讓步”う。這種讓步會導致人們把資本和市場看做自發的和永恆的,進而在此基礎上把資本主義看做永恆的和完善的。如果所有的斗爭承認了這一前提,那麼所有的政治行為都只是在現有的資本主義框架內尋找所謂行得通的實用主義方案,政治介入就只能走向改良主義和保守主義。這樣的政治行為在齊澤克看來只能是“偽行為”。

    所以,如果我們要從根源處對抗後政治,就必須對抗經濟的非政治化,也就是必須針對作為真實界的資本,質疑、批判資本的邏輯,不再把它看做中性的機制,而是把它看成各種政治問題的根源。因此,後政治時代要想實現真正的政治介入,從根本上說,解決方案就是把各種各樣的文化斗爭轉換為對資本的抵抗,也就是把“經濟再政治化”(repoliticization),“唯一有效的方式是對資本自由的某種極端的限制,是生產過程對社會控制的服從”(11)。這就是說,必須從資本主義的內在限制——資本——入手展開斗爭,從根本上指向對資本主義的變革。

    齊澤克在後政治時代的政治介入

    在後政治時代如何進行政治介入的這場論爭中,齊澤克相較于文化多元主義者和拉克勞、墨菲等人充分意識到了經濟再政治化的重要性,意識到了政治沖突的真正根源。為了對抗資本的“真實界”,齊澤克主張“回歸政治經濟學批判”,重新強調經濟的優先性。所以,齊澤克認為真正的政治介入不是要使資本主義原封不動,而是必須針對資本主義的整體框架,改變這個框架本身,因此,“真實的政治是不可能的藝術,它改變了現存格局中被認為可能的參數”(12)。齊澤克的“行動”就是要避免後政治的延宕、拖延等策略,采取整體性的、激進的策略,直接針對全球化的資本主義,打破資本的邏輯的統治,重新建立起新的秩序,指向事物根本性的改變。這充分體現了齊澤克在後政治時代的政治介入的徹底性和激進性。

    具體說來,這種真正的行為是什麼?在他看來,行動是要打破現存的實際秩序,為新的秩序開闢空間,它是一種開創性的行動,是一種空白化;行動的實際後果只是填滿該空白之後出現的結果,是通過行為來“填空”,填充現存的秩序。因此,行動指向本體論的層面,而行動的具體後果則涉及較低的技術的層面。二者一定不能混同,不能將本體論的層面降低為技術的層面,不能只考慮具體的行動的實際後果而忽略了對現存秩序的根本的批判。正是基于這種考慮,齊澤克認為真正的政治行為就是堅決地對資本主義展開激進的批判,打破現存的秩序。但他又對如何行動始終抱著謹慎的態度,他不主張直接行動,而是主張摒棄直接行動的輕率號召。有的行為看似在改變事物,但這種行動的實際後果只是為了維持整體秩序的不變,比如文化多元主義的斗爭就是如此。因此,齊澤克認為並不是盲目地舉起反對全球資本主義的大旗就可以達到目的,這其中暗藏著風險。“今天的困境是,如果我們屈服于直接‘做點什麼’的強烈沖動(投入反全球化斗爭,幫助窮人……),必將毫無疑問地為現存秩序的復制做出貢獻。為一個真正的激變奠定基礎的唯一道路,就是從行動的強迫沖動中抽身而出,就是‘什麼也不做’——這樣便為一種截然不同的活動敞開了空間。”(13)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齊澤克為了擺脫文化多元主義和拉克勞、墨菲的特殊的、局部的斗爭的脅迫,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除了保持激進的批判姿態外,他拒絕采取任何切實的和具體的行動。針對齊澤克的這種政治介入,有許多研究者提出過相似的批評。拉克勞和墨菲批評他只是提供了“政治虛無主義和思想貧乏的藥方”。“我們是否應認為,齊澤克想施加無產階級專政嗎?或者他是不是想使生產方式社會化並消滅市場機制?要實現這些獨特的目標,他有什麼政治策略嗎?……如果沒有對這些問題開始做出回答,那齊澤克的反資本主義就只是空談。”(14)保羅•鮑曼則指出齊澤克的“高深理論”只是一種信仰,一種口號,一種宣講,一種動員。“齊澤克的話語雙重地或雙面地使用或濫用了‘邏輯’,而且簡單地把介入等同于盡可能大聲地喊這一口號︰‘打倒資本主義’”,“齊澤克認為這一政治理論是激進的,而事實上‘激進’在這里意味著粗糙、化約和簡單化……齊澤克的研究並不真的是‘知識性的’、‘分析性的’,而更多的是善意的後馬克思主義的斷言,寄希望于動用一種傳統的動員和從屬政治。”(15)約瑟夫•格里高利•馬奧尼也有類似的看法,他將齊澤克和其他一些批判理論家的批判稱之為一種“來自歷史外圍的注解”,“首先,齊澤克近幾年來確實呼吁革命性的實踐,鞭撻那些更具資產階級思想的同事及其表現出的被動性,但是在危機的緊要關頭,齊澤克新的咒語變成了‘不要行動,只要思考’”(16)。

    這些批評有一定的道理,因為雖然齊澤克極力主張反對當代資本主義,但是他並沒有提出任何切實可行的策略和任何具體的政治方案,他的激進的話語似乎只變成了鮑曼所說的一種宣講和口號。為什麼會如此呢?為什麼一涉及緊要關頭,一到危機時刻,就“不要行動,只要思考”了?

    首先,這可能是因為齊澤克很難找到現實的革命主體。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盧卡奇還能將希望訴諸無產階級,而盧卡奇之後的批判理論雖然都集中地批判物化,但理論和實踐的分離卻日益加劇,他們再也沒有將目標指向革命,而是指向了美學的救贖和解放。到了後馬克思主義,雖然齊澤克也強調階級斗爭,但他將現實的革命主體寄希望于少數不被資本主義體系所接受和容納的邊緣群體,不過齊澤克自己對這些群體也不是非常抱有希望。

    其次,齊澤克無法找到一個觀照現實的理想目標。後馬克思主義者都將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社會理解為沒有對抗的、封閉的社會,是一種烏托邦,這就使得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失去了未來的指向性。我們如何能構想一種不同于資本主義的激進的左翼政治方案?齊澤克告訴我們“當代思想的任務是雙重的︰一方面,如何重復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而又不將共產主義的烏托邦意識形態觀點作為其內在標準;另一方面,如何想象實際地擺脫資本主義的地平而又不落入這樣一個圈套,即回歸到和諧的、(自我)克制的社會之不尋常的前現代觀念(前笛卡爾式的誘惑,當今大多數的生態學都屈服于此)”(17)。齊澤克只是說未來的方向不是共產主義也不是前現代的社會,但是,到底如何實際地擺脫資本主義?如何回歸政治經濟學批判?齊澤克並沒有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給出明確的答案。

    第三,從理論和實踐、哲學和政治的關系看,實用主義等批評者認為齊澤克所代表的後馬克思主義過高地估計了哲學,只是在哲學內部自娛自樂,故作高深,對現實的政治沒有任何切實的思考,因此也就對政治而言沒有什麼具體的作用。因此,羅蒂認為後馬克思主義過于哲學化,甚至完全成了“學院化”的,“只是催生了一個沉湎于自我的團體、運動或社群,他們在錯誤的地方、用一種錯誤的方式談論政治”(18)。即使後馬克思主義談論了政治,也是不合格的政治,因為後馬克思主義將政治過度理論化了,使政治變成了理論政治,而這種理論化恰恰使政治喪失了它的常識性,過多的思考不僅不會有助于行動,反而會使人們沉湎于思考之中,不知道如何選擇。

    這三種原因可能是齊澤克以及後馬克思主義無法采取切實的政治介入的主要原因。那麼,究竟應該從何處入手,後政治時代的政治介入才得以可能呢?

    後政治時代的政治介入何以可能

    如果我們在全球資本主義的後政治時代重新思考理論和實踐、哲學和政治的關聯問題,思考左翼的政治介入何以可能和如何徹底改造政治空間的問題,我們應吸取文化多元主義和後馬克思主義的雙重教訓。

    一方面,我們應該吸取文化多元主義者和拉克勞、墨菲等人的教訓,使經濟再政治化。我們必須真正關注文化多元主義背後的當代資本主義現實,關注資本的邏輯的無所不在的力量,批判資本邏輯的隱匿性和客觀性,另外,要防止受到直接行動的誘惑而做出的對資本主義的美化和修補,始終保持理論的批判性,堅持對資本主義展開不遺余力的批判。這是齊澤克在這場如何進行政治介入的論證中提供給我們的教益︰後政治時代的政治介入不是文化介入,不是局限于特殊問題的政治介入,更不是為資本主義“打補丁”,不是把這種政治介入變成對資本主義的維護和辯護,而是必須從內部介入,必須從整體上對資本主義進行徹底的批判。

    另一方面,我們也應吸取齊澤克的教訓,只是空洞地談“經濟再政治化”、反抗資本主義也是非常不夠的。為了避免如齊澤克一般陷入口號和宣講,我們必須在以下四個方面重新思考。首先,我們應密切關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趨勢,關注資本構成的變化,揭示資本的邏輯所建構的新的等級制和權力關系。其次,我們還應關注階級力量的新對比,重新思考身份政治和階級政治之間的關聯。在這個問題上,拉克勞、墨菲主張通過領導權將各種斗爭形式連接起來反對資本主義的從屬關系,爭取更大範圍的平等和民主;哈特、奈格里則主張“平行論”建立身份政治和階級斗爭之間的彼此呼應和平行發展。齊澤克批判他們忽視了階級斗爭對身份政治的優先性,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也不能將身份政治和階級政治截然分開,正如哈特、奈格里所說︰“對革命最為重要的一個挑戰就是,我們無法繼續在一個單獨的領域內進行或者思考革命行動。”(19)我們要做的是激活身份政治的革命潛能,反對資本主義的各種形式的從屬和壓制。第三,重新思考政治的策略和斗爭的訴求。人們通常會認為斗爭源于界線的存在,如男/女、黑人/白人、無產階級/資產階級等,斗爭的目標是為了跨越界線,處于弱勢的一方可以通過斗爭獲得和佔優勢一方同等的權利。但齊澤克和鮑德里亞等人都認為,革命不是從界線的一邊跨越到另一邊,而是從根本上取消這個界線,取消這個對立得以可能的框架,這才有可能導致真正的“行動”。第四,在“後政治”的時代重新理解共產主義社會的真實內涵,切實發現全球化背景下的現實的革命主體。在“後政治”的時代,跨越界線的努力雖然實現了某些目標,但基本框架仍然未變,只能導致各種各樣的對資本主義的改良。只有取消界線和超越界線的政治行為才有可能為我們開闢別樣的空間,才能啟發我們重新思考超越資本主義的共產主義社會的真實內涵。問題在于,我們如何找到現實的革命主體?齊澤克把希望訴諸邊緣群體,鮑德里亞把目光投向學生和青年,哈特和奈格里則把焦點放在開放的、奇異性的、扁平化的“諸眾”。那麼,究竟誰才是現實的革命主體?這一點仍然是存疑的。不過,這些理論家都認為能夠奮起抗爭的應該是被資本主義體系所產生卻又無法被這個體系所容納的各種團體。

    總之,在後政治的時代,我們要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語境下重新對資本進行深入的研究,揭示資本中性機制的虛假性和它背後的新的權力關系;在具體的斗爭中,要在階級斗爭優先性的基礎上充分激活各種身份政治的革命潛能,不斷構建現實的革命主體,打破現存秩序的框架,重新思考和謀劃共產主義的圖景。這樣,後政治時代下充分的政治介入才成為可能,一種改造政治空間的左翼的激進的政治方案才成為可能。

    ヾ[斯]齊澤克︰《敏感的主體——政治本體論的缺席中心》,應奇、陳麗微、孟軍、李勇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導論第4∼5頁。

    ゝゞ々ぁい(11)(12)[斯]齊澤克︰《敏感的主體——政治本體論的缺席中心》,應奇、陳麗微、孟軍、李勇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6∼227、246、246、245、412、412、227頁。

    あ(14)[美]巴特勒、[英]拉克勞、[斯]齊澤克︰《偶然性、霸權和普遍性——關于左派的當代對話》,胡大平、高信奇、蔣桂琴、童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7、217頁。

    ぃ(15)(18)[英]鮑曼︰《後馬克思主義與文化研究——理論、政治與介入》,黃曉武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52、195、154頁。

    ぅ(17)[斯]齊澤克︰《易碎的絕對——基督教遺產為何值得奮斗?》,蔣桂琴、胡大平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6頁。

    う[英]唐納德•薩松︰《歐洲社會主義百年史——二十世紀的西歐左翼》(下),姜輝、于海青、龐曉明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743頁。

    (13)[斯]齊澤克︰《伊拉克︰借來的壺》,涂險峰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64頁。

    (16)約瑟夫•格里高利•馬奧尼︰《當前批判理論的四種主要趨勢》,《國外理論動態》2014年第1期。

    (19)[美]哈特、[意]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6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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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莫雷 責編︰ 範紅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