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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化構想

2018年09月21日 08:12:20 來源︰ 《哲學研究》2016年第3期

    “十八大報告”中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人類只有一個地球,各國共處一個世界。”2015年4月,習近平在亞非領導人會議中,提出“推動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更好地造福亞非人民及其他地區人民。文化即人化,是在“人化自然”和“自然人化”的雙重建構中所形成的文化,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化的境遇反映了人的命運。立足“人類命運共同體”視野,對未來文化進行構想,通過倡導新的文化創造,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構,是一個必須認真研究的課題。

    一、“人類命運共同體”形成的歷史脈絡

    馬克思指出︰歷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寫道︰“正像一切自然物必須形成一樣,人也有自己的形成過程即歷史。”(《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26頁)同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形成經歷了一個歷史辯證發展過程。自然辯證法與歷史辯證法相輔相成,自然的辯證法就是生命進化的辯證法,社會辯證法或歷史辯證法也就是人類命運的辯證法,人類社會的歷史是人與自然交互作用、相互制約的歷史,是人化自然的生成和發展過程決定了人類命運的演進史,是人類在展示自我、表現自我過程中鑄就自身命運的辯證發展史。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真正從人類命運共同體存在的世界歷史視野,來考察人類命運的辯證發展過程。馬克思、恩格斯將共同體描述為邊界不斷擴展變化、內涵不斷豐富的人群集合體,經由“天然的共同體”到“虛幻的(冒充的)共同體”再到“真正的共同體”的發展過程。這個過程,也是個體自由逐漸展開並得以真正確立的過程。《共產黨宣言》對社會主義的界定正是集中提出了這樣一個命題︰“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94頁)

    (一)從“天然的共同體”到“虛幻的共同體”。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中揭示出,從蒙昧時代到文明時代,是不斷超出家庭血緣關系的範圍,進展到更廣泛的交往範圍的歷史過程︰“文明時代是社會發展的這樣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上,分工、由分工而產生的個人之間的交換,以及把這兩者結合起來的商品生產,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完全改變了先前的整個社會。”(《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193頁)

    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歷史地考察了“天然的共同體”即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共同體的演進過程。最初,在家庭共同體(也是家庭所有制)中,“妻子和兒女是丈夫的奴隸。家庭中這種誠然還非常原始和隱蔽的奴隸制,是最初的所有制。”(《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6頁)然後是部落所有制,它以部落共同體為基礎;繼而是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它以公社和城邦國家共同體為基礎,即“由于幾個部落通過契約或征服聯合為一個城市而產生的”(同上,第521頁);再者是封建的或等級的所有制,“這種所有制與部落所有制和公社所有制一樣,也是以一種共同體為基礎的。但是作為直接進行生產的階級而與這種共同體對立的,已經不是與古典古代的共同體相對立的奴隸,而是小農奴。”(同上,第522頁)在此之後,才發展出資本主義早期的工場手工業共同體,並逐漸形成了大工業共同體,進而產生現代意義的國家共同體。

    “天然的共同體”瓦解之後,人的命運在現代社會得到改變。在現代社會,伴隨著主體性的覺醒,作為人類共同體中的個體才能真正思考、反思自身的命運。對于這種主體性的樂觀而又深邃的描述,以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為典型。他揭示出生命不是無差別的、僵死的“實體”,而是產生差別、克服差別、重建自身的同一性的“活的實體”,是自我實現、自我認識和自我發展著的主體。現實世界是生命發展歷程的外化,人類的自我覺解要經歷一條“螺旋式”上升的道路︰“先前有過的然而又是從知識中新產生出來的定在——是新的定在,是一個新的世界和一個新的精神形態。……在實際存在中,這樣形成起來的精神王國,構成一個前後相繼的系列,在這里一個精神為另一個精神所代替,並且每一個精神都從先行的精神那里接管(精神)世界的王國。這種代替和接管過程的目標是‘秘奧’的啟示,而這種‘秘奧’就是絕對概念;因此,這種啟示就是絕對概念的‘秘奧’的揚棄,或者說,就是絕對概念的廣延,即這個在自身內存在著的‘我’的否定性……惟有‘從這個精神王國的聖餐杯里,他的無限性給他翻涌起泡沫’。”(黑格爾,1981年,第275頁)這個“精神王國”,就是自在性與自為性相統一的“自由王國”,黑格爾表達出用“理念”不斷改變自身命運的思想︰“生命的理念不僅必須從任何一個特殊的直接的個體性里解放出來,而且必須從這個最初的一般的直接性里解放出來。這樣,它才能夠達到它的自己本身,它的真理性。從而,它就能進到作為自由的族類為自己本身而實存。”(黑格爾,1980年,第409頁)

    這個“自由王國”,在黑格爾那里不過是“變戲法”的主觀幻象。思想啟蒙隨之而來的是惡性競爭,以及消費社會的陷阱。正如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霍克海默曾歸納過的“啟蒙辯證法”︰倒退寓于進步之中,野蠻伴隨文明而來;進步越大,倒退愈甚;文明越發展,野蠻的威脅也就愈大——“今天,人性的墮落與社會的進步是聯系在一起的。經濟生產力的提高,一方面為世界變得更加公正奠定了基礎,另一方面又讓機器和掌握機器的社會集團對其他人群享有絕對的支配權。在經濟權力部門面前,個人變得一錢不值。社會對自然的暴力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一方面,個體在他使用的機器面前消失不見了,另一方面,個體又從機器那里得到了莫大的好處。隨著財富的不斷增加,大眾變得更加易于支配和誘導。社會下層在提高物質生活水平的時候,付出的代價是社會地位的下降,這一點明顯表現為精神不斷媚俗化。精神的真正功勞在于對物化的否定。一旦精神變成了文化財富,被用于消費,精神就必定會走向消亡。精確信息的泛濫,枯燥游戲的普及,在提高人的才智的同時,也使人變得更加愚蠢。”(霍克海默、阿道爾諾,第4頁)由此可見,啟蒙思想家精心策劃並論證的“理性王國”,不過是資產階級的“虛幻的共同體”。

    因此,人類命運共同體在資本主義社會並未真正形成。如果說在真正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個體自由總是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那麼在資本主義社會,“被分工”是人不可抗拒的命運。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筆記本III)中深刻指出,資本的使命決定人生命運︰“共同性只是勞動的共同性以及由共同的資本——作為普遍的資本家的共同體——所支付的工資的平等的共同性。相互關系的兩個面被提高到想象的普遍性︰勞動是為每個人設定的天職,而資本是共同體的公認的普遍性和力量。”(《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4頁)

    (二)從“資本的共同體”到“自由人聯合體”。當資本的觸角延伸到世界每個角落之時,依靠個人力量無法消滅分工,只有個體聯合才能重新駕馭宰制個體自由的物質力量。因此,資本的全球化既在最大範圍內支配了個體的命運,同時為資本受全部個體支配創造著條件,也就為“真正的共同體”創造著條件,也為個體在“聯合支配”中獲得真正的自由創造著條件。可見,在“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的社會發展階段,普遍的交換關系一方面為人的自由創設了物質前提,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人的片面性,造就了“類特性”被壓抑的“單向度的人”。在“個體獨立性”階段,每個個體以“物”的形式佔有社會權力;在接下來的階段,應當從“物”那里奪取這種權力,應當賦予人支配“物”的權力。

    人掌握了支配“物”的權力,才能作為“類”掌握自己的命運。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筆記本III)中指出,個體和社會、個體生活和“類生活”是統一的,“應當避免重新把‘社會’當作抽象的東西同個體對立起來。個體是社會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現,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現這種直接形式,也是社會生活的表現和確證。人的個體生活和類生活不是各不相同的,盡管個體生活的存在方式是——必然是——類生活的較為特殊的或者較為普遍的方式,而類生活是較為特殊的或者較為普遍的個體生活。”(同上,第188頁)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之所以提出“消除商品生產”,乃是對從“種特性”提升為“類特性”做出應然假設,對人類改善自身命運作出科學構想︰“一旦社會佔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個體生存斗爭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義上才最終脫離了動物界,從動物的生存條件進入真正人的生存條件。人們周圍的、至今統治著人們的生活條件,現在受人們的支配和控制,人們第一次成為自然界的自覺的和真正的主人,因為他們已經成為自身的社會結合的主人了。”(《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64頁)“個體生存斗爭停止”標志著個體自由的真正實現,這種實現過程也就是“類特性”的展開過程。隨著“三階段”的更替,隨著社會關系日益豐富,個體自由才能在範圍不斷擴大、內容更加真實的“類特性”中確立,從而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形成“自由個性”——這就是人類歷史演進到“真正的共同體”的“第三階段”。

    (三)“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真正的共同體”。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中蘊含著深刻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在《共產主義信條草案》中,恩格斯在回答什麼是共產主義的目的時,明確指出︰“把社會組織成這樣︰使社會的每一個成員都能完全自由地發揮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並且不會因此而危及這個社會的基本條件。”(《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73頁)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用“共同存在物”(Ge-meinwesen)標志古代共同體,用“市民社會”(Buergliche Gesellschaft)或異化的“社會”(Gesell-schaft)標志“虛假共同體”,用“共同體”(Gemeinschaft)標志共產主義社會。在“冒充的共同體”中,個體自由實質是作為階級中的一員的自由,只是對那些在統治階級範圍內發展的個人來說是存在的。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從前各個人聯合而成的虛假的共同體,總是相對于各個人而獨立的;由于這種共同體是一個階級反對另一個階級的聯合,因此對于被統治的階級來說,它不僅是完全虛幻的共同體,而且是新的桎梏。”(《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71頁)馬克思把克服了這種“一個階級反對另一個階級的聯合”的共產主義社會稱為“真正的共同體”,在這個條件下,各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並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己的自由。這種聯合把個人的自由發展和運動的條件置于他們的控制之下。“共產主義和所有過去的運動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舊的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的基礎,並且第一次自覺地把一切自發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創造,消除這些前提的自發性,使這些前提受聯合起來的個人的支配。”(同上,第574頁)只有“共在”,才能結成真正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二、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哲學致思

    薩特在《辯證理性批判》中講道,在17-20世紀之間有三個“著名的時代”︰笛卡爾和洛克的時代、康德和黑格爾的時代以及馬克思的時代。當今時代,常規意義上的時間已進展到21世紀。然而,人類的生存命運依然需要從總體上改善。在“商品拜物教”、“貨幣拜物教”依然還有市場的時代,在尚未徹底消除“異化”所導致的人與人、人與自然關系疏離的時代,我們應該有這樣的自覺︰這個時代並沒有根本超脫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語境,“回到馬克思”需要“理解馬克思”。面對“存在時代”的“無家可歸”狀態,正在發生的“革命”,必將是從物質到精神、從外向內的“存在革命”。其旨歸如馬克思所言︰在于使世界認清本身的意識,使它從迷夢中驚醒過來。面向未來,我們不應再用“經濟決定論”曲解、用物質生產“客觀規律”描述歷史唯物主義了,而必須在存在論革命的本質淵源中洞察歷史唯物主義︰“人的自我異化之本質乃是用出自而後脫離感性存在的思想的實體——主體來遮蔽並規約人的感性的歷史生存,而這個本質屬于人與自然關系的歷史命運。”(吳曉明、王德峰,第223頁)

    總之,“存在時代”乃是在全球化的時代,從注重物質生產到精神生活的時代,從外在追求到內在覺醒的時代,是在歷史時間中從主體性進展到主體間性的時代。

    “我們到底要以什麼樣的方式生存”是面對命運問題發出的終極追問。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應彰顯“類存在”。人天生並不是“類”的動物,人類在人與自然關系的歷史命運辯證發展中,才漸次展露其“類存在”屬性。“人與自然關系的歷史命運”,展現在生命進化及文化發展圖式中,歷經從低級到高級、從局部到整體的一次次革命,科學技術的變革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講道︰“人對一定問題的判斷越是自由,這個判斷的內容所具有的必然性就越大;而猶豫不決是以不知為基礎的,它看來好像是在許多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可能的決定中任意進行選擇,但恰好由此證明它的不自由,證明它被正好應該由它支配的對象所支配。因此,自由就在于根據對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認識來支配我們自己和外部自然;因此它必然是歷史發展的產物。最初的、從動物界分離出來的人,在一切本質方面是和動物本身一樣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個進步,都是邁向自由的一步。在人類歷史的初期,發現了從機械運動到熱的轉化,即摩擦生火;在到目前為止的發展的末期,發現了從熱到機械運動的轉化,即蒸汽機。而盡管蒸汽機在社會領域中實現了巨大的解放性的變革——這一變革還沒有完成一半,但是毫無疑問,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還是超過了蒸汽機,因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種自然力,從而最終把人同動物界分開。蒸汽機永遠不能在人類的發展中引起如此巨大的飛躍,盡管在我們看來,蒸汽機確實是所有那些以它為依靠的巨大生產力的代表,唯有借助于這些生產力,才有可能實現這樣一種社會狀態,在這里不再有任何階級差別,不再有任何對個人生活資料的憂慮,並且第一次能夠談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談到那種同已被認識的自然規律和諧一致的生活。”(《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121頁)

    如果說“摩擦生火”、“蒸汽機”改善了人類生存命運,那麼“互聯網+”則是對人類存在命運的又一次重塑。美國學者威廉•哈拉爾(Halal)在《世界2000年》(World 2000)一文中對世界未來預測道︰“到了公元2050年,世界發展到‘成熟’水平,從而具有以下特征︰地球人口達到90億左右的高峰,雖然其中少部分處于工業社會甚至農業社會,但大多數生活在知識社會;強大的信息系統對全球文明進行調控,從而避免信息過載,促進知識更新,推動技術持續變革;工業化將發生5步飛躍,盡管仍會發生環境破壞的情況,但技術—經濟系統將在人與自然之間建立起良性關系;局部戰爭、犯罪以及其他暴力仍然存在,但社會將致力于矯正人們追求有限的成功;大多數國家屬于‘功能性全球共同體’(functioning global community)成員,但一種‘去中心化’的治理方式會滋養出異彩紛呈的多樣性文化;而跨文化的國際文化又會將文明之間的差異予以整合,在對共同的行為標準、共享的價值觀體系認同的基礎上,世界聯合成一‘功能性整體’(a functioning whole)。到那時,90億有教養的人將以集體協作的方式,凝聚在全球IT網絡中。巨大的智慧合力向著同一方向,去發現萬事萬物的深層秘奧,從而激發人類生命在宇宙中拓展。”(Halal,p.5)

    “人類命運共同體”既然是作為“類”而存在的共同體,就應超越各種族群的視差。有學者指出︰“我國現代化建設將由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轉入以人的現代化為核心的總體現代化建設時期。”(丁力群,第15頁)21世紀的現代化是以人為本、關照人之命運的總體現代化。在這種現代化背景下,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既根植各自文化傳統又具有世界文化眼光的“總體現代化”構想。

    三、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化構想

    生命辯證發展到當代,“全球”“知識”以及“網絡”的疊加,終于使得人類整體覺醒具有必要性、具備可能性。在對“人類命運共同體”進行哲學致思的基礎上,我們有理由、有必要從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視野對未來文化作出構想。

    未來的文化將是實現人類幸福的文化。自“軸心時代”以來,偉大的精神導師們從不同角度破解人的命運問題。然而,在“民族文學”“地方文學”還沒有成為“世界文學”的時代,人類命運問題尚未提上議事日程。資本主義的擴張,使人類命運前所未有的勾連起來。然而,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四卷)中指出︰資本主義生產就同某些精神生產部門如藝術和詩歌相敵對。繼其之後,尼采針對西方文明提出“重估一切價值”。“強力意志”的價值標準、“超人”的理想人格,並未找到歸宿︰“尼采在形而上學的範圍之內不能找到擺脫無家可歸的痛苦的其他出路,只有把形而上學倒轉過來。但卻是無出路狀態之完成。”(海德格爾,第381頁)在資本擴張到全球的時代,“今天世界最大的危機就是人類命運的危機和人的幸福危機”。(趙汀陽,第7頁)擺脫此種現代人的命運危機,需要新的文化轉型。

    弗里特約夫•卡普拉(Fritjof Capra)在《大轉折》(The Turning Point)一書中,呈現出一種“新文化”替代“舊文化”的文化圖景。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社會運動代表著上升的文化,現已正在通往“太陽時代”(The Solar Age)。然而,“當這種轉換發生的時候,沒落的文化卻拒絕變革,仍然固守著陳腐的觀念。其把持的社會機構,也並不情願讓渡領導權。但是,新文化的上升與舊文化的沒落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新文化終以領導角色的身份出現。”(Capra,p.466)1980年代早期,美國科學家喬納斯•索爾克博士(Jonas Salk)用從“A紀元”到“B紀元”的範式變遷對此進行了刻畫。(Tibbs)前半部分佔據的時代為“A紀元”(Epoch A),後半部分佔據的時代為“B紀元”(Epoch B)。“A紀元”的價值取向是獨立、競爭和權力爭奪,這是注重個體自由之彰顯的文化發展階段;“B紀元”的價值取向是合作、依賴和協商一致,這是注重群體德性之發育的文化發展階段。

    從“A紀元”到“B紀元”,從“鐵器時代”到“太陽時代”,就是重建創造性的文化。曾經造就現代文明的工業文化,應該也必將被新的文化所替代。“較低價值的文化就是具有工業化傾向的,即可以按某種模式批量生產和再生產的文化。這種文化本質上是對自身模式的不斷重復、復制,或者說是在不斷地自身抄襲”。(趙汀陽,第201頁)而具有較高價值的文化,是一種蘊含著較大創造余地的、為人類創造精神留出廣闊自由空間的、更能激發並保持人類創造性的文化。

    人類生命活動、生命復制和生命演化的自我超越,就是要實現從“文化復制者”到“文化創意人”的轉變。發端于西方並漸趨風行世界的“CC族”ヾ,可謂推動這種文化轉型的代表。美國學者保羅•雷(Paul Ray)和心理學者謝里•羅斯•安德森(Sherry Ruth Anderson)經過15年的市場調查、焦點小組和民意測驗後,提出一種不同于當下主流文化的新文化正在西方世界形成,盡管它目前還是一種“潛文化”(subculture)狀態。他們還區分了三種文化人︰(1)“傳統文化人”(Traditionals),即“傳統人士”,這群人士已逐漸凋零。(2)“現代文化人”(Moderns),這種群體的人視成功與金錢為優先考量,主流商業價值觀表達了他們的思維方式。(3)“文化創意人”(Cultural Creatives,即“CC族”)。這種人一方面重視對群體生活的參與,傾向于擔當社會正義和社會責任;另一方面,又向往自然、追求有靈性的生活。

    文化創意不是“獨善其身”去撿拾殘簡斷片——而是要具備“兼濟天下”之胸懷。東西方文化均需在超越“己身”與“他者”中一道關懷命運,需要以“海納百川”之氣度自覺進行東西匯通。“愛”一切生命,尊重宇宙中所有“存在”。

    具備此種擔當的文化,才有資格去承受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天命”。中華文化具有“水”文化的包容,因此應引領世界文化轉型過程中的復合建構。我們可以用斯賓格勒在《西方的沒落》中所勾勒的圖景來描繪︰“我看到的是一群偉大文化組成的戲劇,其中每一種文化都以原始的力量從它的土壤中勃興起來,都在它的整個生活期中堅實地和那土壤聯系著;每一種文化都把自己的影像印在它的材料,即它的人類身上;每一種文化各有自己的觀念,自己的情欲,自己的生活、願望和感情,自己的死亡。這里豐富多彩,閃耀著光輝,充滿著運動,但理智的眼楮至今尚未發現過它們。在這里,文化、民族、語言、真理、神、風光,等等,有如橡樹與石松、花朵枝條與樹葉,從盛開又到衰老,但是沒有衰老的“人類”。每一種文化都有它自我表現的新的可能,從發生到成熟,再到衰落,永不復返。世上不止有一種雕刻、一種繪畫、一種數學、一種物理學,而是有很多種,在其本質的最深處,它們是各不相同、各有生存期限、各自獨立的,正和每一種植物各有不同的花、果,不同的生長與衰落一樣的。這種文化是純化了的生活精髓,它們和田野間的花兒一樣無終極目的地生長著。它們和動植物一樣屬于歌德的活生生的自然,而不屬于牛頓死板的當然。我把世界歷史看成是一幅無止境地形成、無止境地變化的圖像,看成是一幅有機形式驚人的盈虧相繼的圖景。”(斯賓格勒,第39頁)

    因此,我們必須“返回自身”、返本開新地從事文化總體重建,這就意味著自覺將個體意識,根植于“人類命運共同體”中。正如後結構主義女哲學家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認為,“人類只有進行文化反省才有未來。毫無疑問,‘新的人類’將在我們始料未及處‘返回’自身,在其脆弱處和能力極限內生發出意義。”(Judith,p.151)澳大利亞學者彼得•伊利亞德(Peter Ellyard)使“飛船文化”(spaceship culture)與“牛仔文化”(cowboy culture)相對,並提出從“牛仔文化”到“星球文化”的十大價值變遷︰從民族、部落優先性到星球優先性,從個體主義到共同體主義,從獨立性到相互依賴性,從獨裁到民主,從人類征服自然到人類屬于自然,從不穩定的生產、消費以及發展方式到穩定的生產、消費以及發展方式,從父系家長制到性別平等,從文化、宗教之間的沖突敵視和不寬容到文化、宗教之間的和諧共生和寬容,從通過對抗、斗爭的方式解決沖突到通過合作、協商的方式化解沖突,從通過自我防御自保到通過集體安全自保,等等。(Ellyard,p.181)人類同在一艘“宇宙飛船”上的隱喻,意味著人類同處一個星球、人類居于宇宙星球之一。人類“詩意”地棲居于星球,就是試圖超越囿于狹隘文化視野的“單一的顏色”“凝固的時空”“存在的空虛”“喧囂的孤獨”以及“徹底的空白”。

    只有自覺把捉到“天命”,順應生命進化及文化演進之規律,才能從文明相通、文化相融的視野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在共同營造家園的文化範式中,人真正成為文化的核心,人不再受神與物的壓迫,而是成為神與物的主人——“人的文化一旦徹底取代神的文化與物的文化,就不是人圍繞著神與物旋轉,而是神與物圍繞著人旋轉。那時,人類自身的完善與發展,將成為一切文化形式的目的”。(高清海、胡海波、賀來,第412頁)

    注釋︰

    ヾ“CC族”(Cultural Creatives,“文化創造族”,或譯“文化創造者”“文化創意人”),源自美國學者保羅和謝里合著的《“CC族”︰5000 萬人如何改變世界》(The Cultural Creatives:How 50 Million People Are Changing the World)。原文參考文獻︰? [1]丁立群,1999年︰《文化哲學何以存在》,載《求是學刊》第1期。?? [2]高清海、胡海波、賀來,1998年︰《人的“類生命”與“類哲學”——走向未來的當代哲學精神》,吉林人民出版社。?? [3]海德格爾,1996年︰《海德格爾選集(上卷)》,孫周興選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4]黑格爾,1980年︰《小邏輯》,賀麟譯,商務印書館。?? 1981年︰《精神現象學(下卷)》,賀麟、王玖興譯,商務印書館。?? [5]霍克海默、阿道爾諾,2003年︰《啟蒙辯證法︰哲學斷片》,渠敬東、曹衛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2002年,人民出版社。?? [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人民出版社。?? [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9]斯賓格勒,1995年︰《西方的沒落》,齊世榮等譯,商務印書館。?? [10]孫正聿,2001年︰《超越意識》,吉林教育出版社。?? [11]吳曉明、王德峰,2005年︰《馬克思的哲學革命及其當代意義》,人民出版社。?? [12]趙汀陽,2010年︰《論可能生活》(第2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3]Capra,F.,1982,The Turing Point,London:Wildwood House. ?? [14]Ellyard,P.,2011,"Designing 2050:Imagining and Building a Global Sustainable Society",in Journal of Future Studies 15(3). ?? [15]Halal,W.E.,1993,"World 2000:An International Planning Dialogue to Help Shape the New Global System",in Futures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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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夢雲 責編︰ 範紅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