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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化語境中分配正義的經濟哲學反思

2018年09月21日 08:22:57 來源︰ 《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6年第3期

    羅爾斯曾經說過︰“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ヾ分配正義以平衡利益關系為實質內容,其意義是在社會成員之間構建一種協調、和諧、有效分配物質財富的社會秩序,以保證各成員在責任、權利與義務上各就其位、互不僭越。分配關涉經濟體系的健康運行和個人價值的實現,是實現正義的關鍵環節,正如桑德爾所言︰“要看一個社會是否正義,就要看他如何分配我們所看重的物品——收入與財富、義務與權利、權力與機會、公共職務與榮譽等等。一個正義的社會以正當的方式分配這些物品,它給予每個人以應得的東西。”ゝ分配正義作為正義的核心,是人們追求正當權利和合理秩序的思想表征,也是對財富分配程序的公正性和正當性進行考量的倫理尺度。對于分配正義的定義,柯亨是這樣認為的︰“所謂分配正義,我通常意指將利益與負擔分配給個人的正義。”ゞ隨著生產方式的變革,現代經濟已經被金融所統攝,金融化顛覆了傳統以來以勞動和生產為基礎的財富分配模式々,對金融資源的佔有程度成為財富流向的重要影響因素。虛擬資本規模遠遠大于實體經濟領域的資本規模,但虛擬資本並不生產剩余價值。通過金融渠道對財富進行分配的模式,實質上是在分割實體經濟部門創造的剩余價值。經營貨幣與資本的金融機制,使人產生了一種“錢能生錢”的財富幻象,模糊了分配領域中“責、權、義”的關系,導致貧富兩極分化。金融化打造了一個收入多渠道、價值多元化的世界,通約著社會意識和政治權力,使分配正義失去了被反思、被批判的社會基礎。然而,需要提及的是,金融的本質在于資金的融通,它並不必然導致貧富分化和分配正義的缺失。作為一種調劑資金余缺和管理財富的工具,金融能夠促進繁榮和自由平等,但需要有合理而又正確的目的導向。發揮金融促進公平正義的積極作用,需要構建更為民主化和人性化的金融體系。

    一、金融化語境中分配正義面臨的困境

    愛潑斯坦曾經引用杜梅尼爾和列維的話指出︰“在當今世界經濟中,金融至高無上,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則是金融霸權的體現。”ぁ資本的金融化取代傳統產業資本的運作模式,成為21世紀的癥候。“金融化”是西方左翼學者使用較多的詞匯,並沒有統一的定義。按照其代表人物福斯特的觀點,資本主義的金融化是指經濟活動的重心從產業部門轉向金融部門あ。雖然各學者對金融化的定義沒有達成共識,但都基于金融已廣泛滲透到經濟體系中,並取得了對現代經濟的支配權的客觀事實。

    在金融化語境中,金融成為配置資源的重要手段,這為分配正義帶來新的挑戰。這並不是指金融本身會導致分配不正義,而是經濟關系不平等、金融體制不健全、金融渠道不暢通導致資金分配上的扭曲。羅爾斯關于正義的兩個基本原則之一——平等自由原則認為︰“每個人對與其他人所擁有的最廣泛的基本自由體系相容的類似自由體系都應有一種平等的權利。”ぃ擁有平等的權利構成了正義的第一個要件。而金融專注于“效率”的市場特性,在資金配置上天然具有“嫌貧愛富”的傾向︰偏愛大企業和富裕階層,而對中小企業和貧困家庭設置融資限制,使得社會成員在使用金融資源的機會上不平等。這是因為,中小企業和貧困家庭的資金需求具有規模小、交易頻繁、期限短的特點,由于缺乏必要的擔保品,使得金融機構的這類服務成本高、收益低、風險大,于是盡可能將這些需求排除在服務範圍之外是金融機構的理性選擇。由此導致財富實力強的人更容易得到金融支持,而真正需要金融支持的人則很難從正規金融渠道融到資金,產生貧富分化的“馬太效應”。這種效應還存在于發達地區與落後地區、富人與窮人之間。在開放的金融市場中,金融資源的配置存在落後地區向發達地區轉移,窮人向富人轉移的情況。此外,金融具有積聚社會閑散資金的功能,是資本的壟斷者,但也更容易被人操控。尤其在不發達國家或地區,通過有意設置融資限制,制造資源配置的不平等來實現少數集團或內部人的利益。比如,在發展中國家,銀行以極低的市場利率將資金貸給國有企業,這些貸款大多數難以收回,背負高額不良資產的銀行只能依賴政府支持,消耗的是政府的財政收入。這不僅在資源配置中是不公平的,而且將成本轉嫁給全社會,減少了政府公共支出,最終降低了低收入者的福利,而受惠的是內部人,從而破壞了公平的商業競爭環境,助長權力尋租,滋生腐敗。

    自20世紀70年代以後,伴隨著金融自由化和實體經濟的增長乏力,通過金融渠道獲得利潤或進行資本積累成為越來越普遍的做法。虛擬經濟過度膨脹,脫離現實的經濟基礎導致金融危機頻發,如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2008年的次貸危機以及歐洲主權債務危機。金融危機的成本社會分擔是導致分配正義面臨困境的另一個主要方面。羅爾斯承認收入分配存在不平等的合理性,它的差別原則體現了怎樣的不平等才是符合正義的︰“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應這樣安排,使它們ヾ適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ゝ依系于在機會公平平等的條件下職務和地位向所有人開放。”い這個原則的核心旨在說明社會需要幫助和支持弱勢群體,一種正義的制度應該改善這些人的不利處境,“作為公平的正義”應該能夠做到改善“地位最不利者”的處境,對弱勢群體進行救濟是分配正義的基本要求ぅ。然而,金融危機損害的正是大多數低收入者和弱勢群體的利益,雖然富裕階層的人也會受到損失,但對社會底層的影響是最大的。首先,金融危機會引起經濟衰退,生產收縮首當其沖的是那些低素質和低技能的勞動者,收入減少又無法利用金融市場的資金進行緩解,因而會陷入絕對貧困。其次,公共支出減少,福利降低。危機爆發,政府會減少對教育尤其是農村教育和衛生保健方面的支出,而這些對低收入階層的影響最大。金融危機還在責任與權利的分擔方面存在不對等。按照上述柯亨的觀點,分配正義的核心在于利益與負擔之間的合理分擔。金融危機通常由少數人的極度貪婪而引起,他們享有高工資和充足的金融資源,利用金融工具轉移來自實體經濟部門的財富,但最終卻由全社會承擔了危機所帶來的成本,“佔領華爾街”運動就是對這一現象的揭示。尤其是那些生活在社會底層的民眾,通常被拒斥在金融服務之外,卻承擔了金融危機的成本。

    金融化時代的一個重要特征是用“貨幣手段”解決“貨幣問題”,也即貨幣超發是金融化時代的常態,這通常會刺激虛擬經濟的興盛。資本在虛擬經濟中的擴張無須經過生產過程,資本回報率的增長大大快于實體經濟部門,致使虛擬資產呈幾何級數增長。嚴重脫離經濟現實的金融資產膨脹,會加重商業社會的負擔,導致貨幣貶值,物價上漲,從而引發通貨膨脹。通貨膨脹給居民生活帶來很大影響,其本質是對貨幣資產的強制性征稅,降低貨幣的實際購買力,對社會財富進行再分配。這主要對依靠固定工資、生產制造者和低收入群體造成沖擊,而對金融行業的參與者則沒有影響甚至還會因此受益。因為諸如債券、股票和房地產等金融資產的價格會隨著通貨膨脹的上升而上升,它們帶有自動補償差價的功能。而那些除了勞動之外沒有其他收入來源的低收入者和領取固定工資的人,由于名義工資不會隨物價的變化而快速調整,也無法利用金融資產組合規避通脹風險,而導致其實際工資下降,陷入貧困的境地。社會財富在通貨膨脹的掩蓋下從低收入者轉向高收入者手中,導致貧富差距拉大。通貨膨脹還會影響國際收支,貨幣貶值會改變一國的貿易條件,通常會導致貿易部門的產品價格上漲。雖然貨幣貶值會出現貿易條件改善和貿易條件惡化兩種結果,但無論哪一種都會降低低收入者的福利。總體而言,通貨膨脹會通過金融轉移引起社會財富的再分配,掌握金融資源的人通常會因此受益而窮人受損。即使是在惡性通貨膨脹情況下,相比較富人而言,窮人的福利也會受到較高程度的損害。

    在金融化語境中,以金融手段為媒介的投資渠道增多,有利于以增加財產性收入的形式擴大收入來源。然而這需要一定的知識水平,金融市場有一定的資金門檻,利用金融資源獲取財富在全社會並不具有普遍性。但虛擬經濟部門的過快發展,會造成金融參與者與非金融參與者之間的財富轉移,主要是勞動生產者和金融從業者之間的分配不公平。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深刻揭示,在于強調資本積累的奧秘是活勞動(工人)創造物質財富,不是資本。經濟生活永遠不能脫離物質生產而依賴于金融點金術。這是因為,金融是一種運行機制,其功能和意義在于為生產和消費等經濟活動融通資金,促進交易,本身並不直接生產物質財富,尤其是與生產活動無關的衍生金融產品只是一種數字符號。虛擬市場上流通的天量資產只具有數字意義,並沒有在實體經濟中生產出相應的物質產品。然而,在虛擬市場和實體經濟中存在一條轉換通道,虛擬資產能夠即時轉換成現實的購買力。這也就是說,金融雖然不生產物質財富,卻在強有力地分割物質財富。虛擬資產量越大,則對社會總產品的分割就越多,這對從事生產制造行業的勞動者而言,是一種分配權利上的不公平,正如弗格森所言︰“世界金融市場的一體化越強,生活在其中的金融知識豐富的人機會越大,而金融文盲趨于貧困的風險更大。要特別強調的是,在整體收入分配方面不再強調‘世界是平等’的,因為相對于非熟練和半熟練勞動力的回報而言,資本回報率一直在飆升。這種回報前所未有的龐大,使那些金融知識匱乏的人受到了強烈的沖擊。”う

    二、集體失聲︰被遮蔽的分配問題

    金融化語境中分配正義面臨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社會對該問題的忽視與無知,沒有意識到金融偏離正常軌道的運行與分配不公平之間的聯系,由此導致了社會的集體失聲。在產業資本時期,勞資關系是明確的,工人與資本家是一對矛盾主體,資本家通過無償佔有工人的剩余價值進行資本積累,這突出反映在馬克思的《資本論》中。同時,工人貧困的生活境遇也受到來自其他領域學者的關注,引起了社會的廣泛探討,最終促進了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福利社會的形成。但在金融化語境中,收入來源的多樣化和主體的多元化,模糊了剝削與被剝削的行為主體,如“員工持股計劃”(11),職工持有企業的股份大大弱化了勞資雙方的對立,使得財富分配上的不平等和不公平具有很大的隱蔽性,失去了被廣泛關注的社會基礎。金融創新突破了傳統金融的種種不足,本有利于社會發展和服務範圍的擴大。然而,在相關制度建設滯後的情況下,金融創新被個人貪欲所主宰,淪為一種攫取財富的工具。在技術的假象下,進行著金融市場的參與者與實體經濟部門的勞動者之間的財富轉移。利潤的真正來源只能是生產,金融二級市場實際上是無關生產的金融點金術,馬克思形象直觀地用公式將其表示為由“G-W-G′”變為“G-G′”(12)。更大的不公平還在于由其帶來的物價上漲,但來自金融領域的通貨膨脹具有較大的隱蔽性。價格在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之間存在一條反饋回路,虛擬經濟過熱往往會引起資產價格上漲,傳導到實體經濟領域,進而帶動整個物價上漲,引發結構性通貨膨脹,使從事生產制造的勞動者陷入辛勤勞動但實際收入卻在下降的境地。這源于對金融知識的理解有一定的文化門檻,不是一般勞動者所能透徹掌握的。社會上不利地位者的集體失聲和財富幻象下的繁榮遮蔽了分配正義問題。

    金融市場打破了傳統的商業交往模式,解構了歷史時間和地理空間,使時空在金融數字化的運作機制中具有了經濟意義。金融發現了未來時間的價值,通過標準化將實物資產變為合約進行交易。因此,金融產品不同于實物產品,它不具有物質形態的外觀,因而無法在經驗中進行檢驗。它是一種智能設計,是主觀構想下運用金融工程技術開發出來的產物,其內容的復雜性和高深性,遠非一般投資者所能理解。因此,在投資者和產品開發者之間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人們的投資動力僅是出于一種原始的“賺錢”目的,這種投資行為不具有韋伯資本主義精神下的理性和合理,而是一種原始的貪婪。金融資金融通的本質功能在這樣一種本能的驅動下偏離了正常軌道,金融市場成為人們宣泄財富狂熱的場所,個人意志得到了高度張揚,每個人只關注自己的賬面資產,而對金融市場的運行機制和產生後果並不知曉,由此更激發了投資者的“動物精神”(13),導致市場的非理性繁榮。金融市場是一個以貨幣為交易對象的虛擬市場,市場價格的漲落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們的信心、情緒等主觀態度,人們的盲目自信和極度樂觀往往導致市場的非理性上漲,給人一種財富涌流的幻象。財富獲取的或然性符合了人們追求財富的賭博心理,金融投機由此獲得了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並通約著人們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使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成為市場上的運行規則。財富幻象使分配問題失去了被反思、被批判的社會基礎。

    市場的非理性繁榮使投資者沉浸在個人財富增加的喜悅中,而對于不斷上漲的價格逐漸脫離現實以及市場價格上漲不斷吞噬實體部門勞動者創造的物質財富無暇顧及或者並不知情。這是因為金融市場只是一個虛擬的數字化市場,沒有實體市場所具有的社會關系,投資者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其行為以“增加賬面資產”為導向,很少顧忌他人和整個社會,因而諸如正義、責任、道德、倫理等社會情感,在這樣一個抽掉了質而只有量的運行機制中被消解。在這種被異化了的生存方式中,賬面資產的上漲數字成為投資者意識的對象化。金融市場的交換關系也不同于商品市場,他們在網絡化的虛擬空間中通過電腦報價並由電腦撮合交易,買賣雙方互不見面,商品社會中的契約精神被交易所交易規則的強制性々所代替,個人無須考慮誠信、權利與義務等社會品格。機械的數理邏輯使人們失去了對自身存在方式和存在意義的反思與追問,也忽略了由此所導致的正義問題。

    自凱恩斯宏觀經濟學興盛以來,國家干預成為經濟陷入困境時政府的常用手段。在金融化背景中,央行是金融機構的“最後貸款人”,在發生金融危機時實施救助成為政府義不容辭的職責。因為如果政府不干預,將會出現更大的經濟蕭條,這也是凱恩斯經濟學之所以在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中戰勝新古典經濟學的主要理論根據。正是這種看似正當的合理,遮蔽了對正義的反思。政府救助通常采用充實銀行資本金、免除債務、提供流動性、降低利率等方式,將壞賬沖銷掉。然而政府的資金來自稅收,這實際上是將金融危機從私人手中轉向公眾,從而實現成本的社會化,讓這些擁有高額收入的金融從業者從自己所犯的錯誤中解脫出來。然而,從全社會來看,對財富毀滅的擔憂遮蔽了對這一問題的反思。其不正義不僅僅表現在金融危機成本的社會共擔,還在于政府的公共行為被金融邏輯所鉗制,“too big to fail”(大而不能倒)生動體現了金融權力與政府權力的博弈,政府權力遵從金融邏輯,削弱了政府的社會權威,而在將金融危機的成本轉嫁給全社會之後,金融機構的從業者依然享受著高薪,而不用承擔危機所帶來的成本。

    此外,金融自由化也會產生收入分配效應。金融自由化政策原本是針對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金融市場不完全、資本市場扭曲和政府對金融的嚴重干預而提出來的,旨在放松政府管制,更好地發揮金融的有效性,擴大金融服務範圍。然而,由于經濟關系的不平等以及制度不健全和監管不力,金融自由化往往會造成收入分配的惡化,這在金融自由化程度較高的拉美非常具有代表性(15)。資源稀缺使擁有某種資源的人或機構獲得了市場權力,在缺乏有效制度保障的情況下,會出現資金配置上的扭曲。金融化語境中的財富幻象制造了一個充滿迷霧的世界,財富的數字化表現使可感知的具體事物被抽象觀點所代替,經濟規則也被抽象因素所決定(如金融合約),人們的行為大多出于追逐個人的私利,缺乏對社會整體的思考。抽象觀念對具體事物的代替,使人們無法理解現實中的經濟狀況以及當代人的生存境遇,從而對壟斷金融資本瘋狂攫取社會財富的行為迷惑不解。

    三、金融化語境中分配正義的實現路徑

    探討金融化語境中的分配正義,首先需要明白金融是什麼?根據《金融學大辭典》的定義,金融是指通過信用中介機構的貨幣資金融通。具體包括︰對物價有直接關系的貨幣供給,銀行與非銀行融資系統及短期資金拆借市場,以證券及其衍生物交易為基本內容的資本市場以及保險系統等(16)。由此可以看出,金融與分配不正義之間並沒有因果關系上的聯系,金融不必然導致分配不公。事實上,經濟社會的發展離不開金融的支持,它的融資功能和管控風險的能力可以將創意轉化成各種產品和服務,從而搞活經濟,維系生產、交換和消費的健康循環,促進經濟發展。金融是人們在經濟發展中的一項制度安排,作為一種工具理性極強的功能性設計,它的杠桿性能夠超越人自身的力量,幫助人們實現自己的目標。但同時,它也具有強大的顛覆能量,如果它的運行脫離了正常軌道,也將為經濟帶來毀滅性的影響。20世紀以來,經濟危機多源于金融領域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發揮金融的積極作用,需要對金融有正確的認識,讓其在一種“公共的善”的目標下運行。如何實現金融化語境中的分配正義?這實質上是一個如何解決工具理性與目的理性之間的沖突與悖論的問題,它已不僅僅是一個經濟金融問題,而是涉及哲學、倫理學、政治學的綜合性問題,需要從經濟哲學的中觀層面進行探討。

    首先,構建多層次的普惠金融體系。正義以利益關系為實質內容,代表的是階級利益。因此,過程正義與否,關鍵在于其最終目的是否正義。發揮金融在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方面的積極作用,需要將金融的服務範圍擴大到全體人民,構建更為民主的普惠金融體系。正如羅伯特•希勒所說︰“金融體系是一項新發明,而塑造這種體系的過程還遠沒有結束。只有細致入微地引導其發展才能將其成功地引入未來,在這個過程中最重要的是對金融體系進行擴大化、民主化和人性化的改造,直到未來某一天我們能夠看到各類金融機構在普通民眾的生活中更常見,它們產生的影響也更積極。進行這種改造就意味著要賦予普通民眾平等參與金融體系改造的權力。”(17)需要提及的是,金融機構經營的成本約束天然拒絕諸如中小企業和貧困家庭這些真正需要金融支持的人的需要,因為他們缺乏擔保而風險較高。解決這一問題需要金融創新。然而,長期以來,人們對金融創新持有敵對態度。這是因為人們通常把金融危機的根源歸結為人的貪婪,並認為金融創新是實現這種貪婪的主要工具。事實上,金融之所以能成為現代經濟的核心,根源就在于金融創新,它能夠化解經濟發展中所固有的限制,讓全社會的資金流動起來。金融創新具有知識和技術上的高深性,一旦服務于個人私利的目的,其破壞作用也是巨大的,這也是普通民眾反對金融創新的關鍵所在。因此,希勒認為︰“進行金融創新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必須服務于保護整個社會的資產這個最根本的目標。”(18)金融創新具有服務大眾的思維,但必須具有純善的目的才能實現金融民主化,這也是構建普惠金融體系的關鍵。

    其次,加強政府管制對市場非理性的制約作用。羅爾斯在談到“作為公平的正義”時認為︰“它不僅僅是一個關乎道德的社會倫理,而是政治哲學的一個任務,需要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的保障。”(19)正義需要政府權力的保障。然而,金融化語境中,政府權力受到金融權力的牽制。比如,在發生金融危機時,為防止帶來更大的負面作用,政府不得不救助,但政府的救助常常會使人們懷疑政府與金融機構之間存在陰謀,認為金融界的既得利益者在政府的權力下獲取了更多的利益,這嚴重影響了政府在社會中的權威。對于這些問題的解決需要發揮政府對金融非理性的制約作用,防止過度投機引發金融危機,抑制投機過度最好的手段就是征收資本稅。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談到倫敦證券交易所之所以比華爾街更為穩健,在于倫敦證券交易所的轉手稅較高。華爾街在交易旺盛時,至少有半數的投資買賣是賣買者想在當天就脫手。因此,他認為︰“對一切交易,政府施加相當高額的轉手稅可能是最切實可行的改進辦法,以便在美國減少投機壓倒企業經營的可能性。”(20)征收資本稅在隨後也被很多經濟學家所建議,如在20世紀7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托賓針對當時天量的國際流動資金,建議往飛速運轉的國際金融市場這一車輪中擲些沙子,以減少純粹的投機性交易。托馬斯•皮凱蒂針對當今社會出現的巨大不平等也提出開征全球資本稅的建議。他認為︰“防止貧富差距無限制拉大以及重新實現對財富積累控制的最理想政策就是︰全球範圍內的累進資本稅。”(21)

    其三,揭開財富幻象的遮蔽,端正對金融的認識。貪欲是人類的本性,經濟學把這種本性合理地運用到經濟學中以使其盡量避免有害的一面,如凱恩斯所說︰“人類有許多危險的性格,也因為有發財機會之存在,而導入比較無害之途。”(22)金融市場為人們的發財動機提供了轉化為現實的可能,其虛擬性和監管滯後性,使金融市場募集資金和撮合資金交易的原初功能,被人們原始的貪欲改造成了賭場(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對金融的迷思,遮蔽了對分配正義的思考。因此需要撥開籠罩在財富概念上的迷霧,探究財富的真正來源,端正對金融的認識。在市場經濟中,財富更多地體現在可以用貨幣計量和貨幣交換的屬性上。對于財富的來源,古典經濟學認為財富是由勞動創造的,國民財富就是一國生產的商品總量,而勞動則是供給人們一切生活必需品與便利品的源泉。對于貨幣的作用,亞當•斯密是這樣認為的︰“貨幣只是貨物借以流通的輪轂,而和它所流通的貨物大不相同。構成社會收入的只是貨物,而不是流通貨物的輪轂。計算社會總收入或純收入時,必須從每年流通的全部貨幣與全部貨物中,減去貨幣的全部價值,一個銅板也不能算在里面。”(23)即使在當代經濟社會中,貨幣本身也不是財富,它只是衡量財富數量的價值尺度。但之所以會產生對貨幣的狂熱崇拜,在于貨幣的通約性。作為一種運營貨幣的機制,金融本身也並不創造財富,它的功能在于促進財富的實現。忽略財富的創造而醉心于財富的衡量尺度,是一種本末倒置的做法。經濟規律含有內在的激勵與懲罰機制,違背規律必將招致規律的懲罰。在金融史上,荷蘭最早建立了較為完善的金融體系,但由于缺乏生產基礎,終被英國超過。在法國,約翰•勞制造的“密西西比泡沫”使經濟山窮水盡,並成為法國大革命的導火索。這些充分說明,沒有實體經濟支撐的虛擬財富不過是一種海市蜃樓。經濟的良性發展離不開金融的服務功能,但經濟健康繁榮的基礎是實體經濟,經濟的重心始終在生產和消費兩個環節上。

    四、結語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對現代經濟的運行與社會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羅伯特•希勒曾經在《金融與好的社會》一書中談到︰“社會金融化程度越高,不平等程度越低,原因在于金融本身起到管理風險的作用,對風險的有效管理應該帶來降低社會不平等程度的效果。”(24)因此,從理論上看,金融有促進經濟實現正義的功能,能夠幫助實現分配正義。金融的功能在于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能否將金融的積極作用發揮到最大,避免淪為少數人攫取社會財富的工具,需要制度創新與加強監管。制度創新要以構建和諧社會為目標,將金融服務範圍涵蓋大多數人,從而使普通民眾能夠享受到金融所帶來的益處。具體來看,包括政治制度和金融制度兩個層面。在政治制度上,避免有意而為之的不平等,即通過有意設置融資限制來實現少數集團或少數人的利益,這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尤為常見,企業能否得到金融支持的影響因素是政治,與政治聯系較強的企業往往享有優先權或特權。其次,在金融制度上的創新主要體現在管理制度上,探索多形式的融資方式來滿足不同階層人的需要。馬歇爾曾經說過︰“一個銀行家若一直與住在其銀行附近的人來往,則常常可以只根據個人信用很有把握地發放貸款,而這是那些與其顧客不直接打交道的大股份銀行的分行經理所做不到的。可以想見,如果大銀行的分行取代了所有小銀行,則小農場主和小商人在困難時便無人可以救助,而只有向那些手段毒辣的私人放債者告貸。”(25)但對無擔保的企業或個人貸款無疑會提高銀行的風險,解決這一問題需要走金融創新之路。總體而言,金融化語境中的分配正義是可以實現的,但首先需要人們認識到現存分配中存在的問題,從而對金融有正確的認識,避免金融權利成為少數人的特權。通過制度保障和金融創新,使金融能夠服務于廣大民眾。此外,貪欲是人的本性,尤其是在可以不通過勞動就可以獲得財富的情況下,對財富的欲求往往使人失去理智而極端利己,缺乏對社會整體的思考,因此必須加強對金融市場的監管。

    注釋︰

    ヾ約翰•羅爾斯︰《正義論》,何懷宏、何包鋼、廖申白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第3頁。

    ゝ邁克爾•桑德爾︰《公正——該如何做是好?》,朱慧玲譯,中信出版社2011年,第20頁。

    ゞG.A.柯亨︰《如果你是平等主義者,為何如此富有?》,霍政欣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68頁。

    々傳統的財富分配也存在按貨幣、資本、租金等非勞動方式分配的情況,但並不佔據主流地位。本文主要在程度上說明財富分配方式的變化。

    ぁ戈拉德•愛潑斯坦︰《金融化與世界經濟》,溫愛蓮譯,載《國外理論動態》2007年第7期。

    あ約翰•貝拉米•福斯特︰《資本主義的金融化》,王年詠譯,載《國外理論動態》2007年第7期。

    ぃ約翰•羅爾斯︰《正義論》,第60∼61頁。

    い約翰•羅爾斯︰《正義論》,第83∼84頁。

    ぅ姜涌︰《分配正義的規範與限制》,載《廣東社會科學》2013年第6期。

    う尼爾•弗格森︰《貨幣崛起》,高誠譯,中信出版社2009年,第10頁。

    (11)這是一種管理上的激勵制度,通過讓員工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做法,使員工與公司所有者分享企業的所有權和未來收益,從而提高員工的主人翁意識。

    (1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40頁。

    (13)“動物精神”(Animal Spirits)一詞最早是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分析投資動機的非理性時提出的,後被希勒重新發掘,著有《動物精神》一書。在高鴻業譯本中被譯為“動物的本能”,可參見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高鴻業譯,商務印書館2009年,第165頁。

    (14)如期貨、期權交易中的保證金制度,一旦保證金不足或交割時間來臨則由交易所強制平倉。

    (15)陳志剛、王皖君︰《金融自由化對貧困影響研究動態》,載《經濟學動態》2008年第8期。

    (16)李楊︰《金融學大辭典》,中國金融出版社2014年,第8頁。

    (17)羅伯特•希勒︰《金融與好的社會》,束宇譯,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XXVI頁。

    (18)羅伯特•希勒︰《金融與好的社會》,第XXXI頁。

    (19)羅爾斯︰《作為公平的正義》,姚大志譯,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第32頁。

    (20)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高鴻業譯,商務印書館2009年,第163∼164頁。

    (21)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巴曙松等譯,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532頁。

    (22)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徐毓--譯,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322頁。關于這方面的內容,徐毓--版本的譯法與高鴻業譯本有出入,作者認為徐毓--版本更為形象直觀、恰如其分地說明了這個問題,所以采用了該譯法。

    (23)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亞南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113頁。

    (24)羅伯特•希勒︰《金融與好的社會》,第XXI頁。

    (25)馬歇爾︰《貨幣、信用與商業》,葉元龍、郭家麟譯,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8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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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任瑞敏 責編︰ 範紅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