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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的馬克思主義抑或拉美化的馬克思主義?

2018年09月21日 08:28:13 來源︰

    拉丁美洲(以下均簡稱拉美)化的馬克思主義,總處在一種半歐洲式(也許更嚴格地說是半美洲式)的“臨界”狀態,因此,這種混雜的概念在拉美產生重大反響並非巧合。然而,說原原本本的馬克思主義滲入拉美,這是不恰當的,在下面我們將會看到,這就像我們把馬克思看作與拉美大陸的一場奇遇是不恰當的一樣。但是,馬克思主義確實在這里扎根生長,例如,秘魯思想家和活動家何塞•卡洛斯•瑪利亞特吉(Jos  Carlos Mari tegui,1894∼1930),就像是一個蜚聲于拉美的安東尼奧•葛蘭西。我們追溯一下早期的發展,然後對從斯大林領導的官方馬克思主義到菲德爾•卡斯特羅的發展軌跡進行勾勒;再進一步概括新近出現在智利的馬克思主義復興,以及其他明顯的“新”趨勢,例如墨西哥的薩帕塔主義者(Zapatistas);有關依附理論和民族大眾概念的馬克思主義理解之貢獻,也將在下面予以考慮;最後一節,則從不同形式的、新世紀的拉美的馬克思主義來考察對馬克思主義的未來展望。實際上,是否存在嚴格意義上的“拉美化馬克思主義”,是一個我們需要考察的問題,但是最終這個問題是無定論的。

    一、拉美的馬克思

    1873年,位于阿根廷的第一國際領導人雷蒙德•魏瑪(Raymond Wilmart)建議馬克思,如果沒有歐洲移民浪潮的推動,阿根廷幾乎無法取得任何進步,因為當地人“除了騎在馬背上,什麼都不會做”。馬克思在阿根廷的駐地記者展示了拉美在獨立後時期同復雜的社會和政治斗爭交戰中的完全無能。這背後潛藏著一種對新世界中資本主義發展的先天自信,魏瑪與其他無數移民都共有這種自信。不幸的是,馬克思並沒有實現拉美對進化論的打破以及他在後期著作中提及的有關愛爾蘭和俄羅斯的歐洲中心主義。這使得馬克思和恩格斯所作的評注對該地區的馬克思主義者而言變得多少有些尷尬。例如,誰會支持恩格斯在1847年脫口而出的評論“我們目睹了墨西哥被征服,並為此感到高興……這關乎墨西哥自身發展的利益,在未來它將置于美國的監護下”ヾ?恩格斯(也有人假設為馬克思)堅持“富饒的加利福尼亞”而反對“懶惰的墨西哥人”ゝ。

    也許,比馬克思在拉美公開的進化論聲明更為重要的是,他參與了南美獨立運動英雄西蒙•玻利瓦爾(Sim n Bol var)領導的運動,並因此成為1858年《美國新百科全書》的一個條目。馬克思專注于玻利瓦爾的獨裁統治,而非關注其在民族獨立運動中的作用。玻利瓦爾喜歡慶祝盛典、慷慨激昂的宣言和初期的個人崇拜,使馬克思把解放者作為拉美反思法國拿破侖三世的一個次要編目。最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馬克思主義者”都完全未提及有關玻利瓦爾的歷史地位、原著民族的現狀以及獨立斗爭中不同階級所扮演的角色等問題的分析。看來,馬克思在此繼承了黑格爾的觀點,將美國視作一片飛地,在那兒即使有事發生,也只是對發生在歐洲的事件的一陣回音或無力反映。馬克思對單一民族國家如何在歐洲形成的理解,至少模糊了他對美洲的印象,而他的政治概念幾乎無助于他理解拉美獨有的通往現代性的路徑,更不用說同情。

    馬克思不得不說印度引導了他對拉美的態度︰“印度根本沒有歷史,至少沒有已知的歷史,我們所稱的印度史只是連續的入侵者的歷史。”ゞ馬克思滲入拉美的背後,隱藏著這種歐洲中心論和殖民主義核心論的偏見。例如,它使馬克思將歐洲大陸視為僅僅是對西班牙革命的一種制動,視為波拿巴主義者擴張的腹地。馬克思甚至無視玻利瓦爾的革新泛美計劃,他關心的是如何防止南美洲的巴爾干化,這自然是他和恩格斯同情歐洲的共同目標。在何塞•阿里科(Jos  Aric )看來,馬克思和黑格爾一樣,都認為“美國只存在于歐洲,或者準確而言,拉美只能根據它對歐洲的反映情況來從外部予以考察,因為它的內部實在難以理解,因此其不存在”々。不僅是馬克思忽略了民族國家的形成在拉美的特殊路線,而且他的那些範式似乎也無法把握那里發展的經濟、政治和種族的特殊性。在歷史唯物主義被證明是一個分析和指導拉美革命家活動的富有成果的工具之前,馬克思主義不得不通過“民族化”的程序。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其歐洲中心主義依然是一個飽受爭議的話題。

    馬克思的思想通過一代代移民或歐洲知識分子、社會思想家和活動家在拉美發芽,或許象征性的人物是來自阿根廷的胡安•B.胡斯托(Ju n B.Justo,1865∼1928)。胡斯托是這群追求“拉美化”的馬克思知識分子中的杰出代表,他力圖使他的思想適應這片他似乎不甚了解的土地。1895年,胡斯托不僅完成了第一次對馬克思《資本論》的西班牙語翻譯,還幫忙成立了阿根廷社會主義黨。盡管他聲稱他的靈感來自于馬克思,但胡斯托發展道路上的主要導師是“修正主義的”的社會主義者伯恩斯坦、法國社會主義思想家讓•饒勒斯(Jean Jaur s),尤為重要的是,還有早期社會進化論者斯賓塞。他的馬克思主義“拉美化”將被完全烙上進化論的思想。其實,他把馬克思誤讀為一個進化論者,事實上,這將是一種對國家形成時期拉美的領土擴張論的釋然解讀。他在閱讀時喜歡采用馬克思的綜合歷史視野,但對當時正在形成的帝國主義理論沒有多大感覺。胡斯托反對像曼努埃爾•烏加特社會主義黨的成員對美國統治和甚至同化的雄辯警告,認為外國資本對于發展來說是必要的,它將加速拉美大陸的進化過程,並最終(雖然從來沒有明確何時實現)奠定生產資料社會化的基礎。

    從本世紀初起,拉美的馬克思主義有時以一種混雜的形式反映了歐洲馬克思主義的運動、分裂和轉變。由胡斯托和橫越拉美大陸的思想家們一起領導的社會主義適應了一種議會制程序,這種程序有時能取得重大成就。他們建立了一種仍沿用至今的話語和實踐模式,甚至在20世紀70年代參與了一場重要的復興運動。他們實證主義的社會主義與有移民願望的工人以及後來的移民企業家緊密結合在一起,他們有助于強迫農業寡頭承認基本的政治權利和社會權利,促進了新世界的“文明”。這種進化的趨勢被1917年的俄國革命所瓦解,其影響猶如一場海嘯橫掃拉美,其世界末日式的語調和救世主式的預言在拉美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雖然,它並不處在列寧主義思想和共產國際的連續性的拐點之前列,但就其組織承諾、革命熱情和其活動分子的切實品格而言,拉美完全是一片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沃土。共產國際主宰了拉美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至少直到1959古巴革命。拉美的思想家沒有像何塞•卡洛斯•瑪利亞特吉那樣堅決卻不浮夸,人們稱他為拉美大陸的葛蘭西。

    二、瑪利亞特吉和民族化的馬克思主義

    秘魯的社會主義思想家和領導者瑪利亞特吉,在流亡歐洲的那幾年里,他可能遇見過也可能沒遇見過葛蘭西,但是,他們兩人的思想卻有著不可思議的相似之處。如果葛蘭西是那篇將十月演繹為“反對資本家的革命”的文章的作者,那麼瑪利亞特吉也就可以被看作是“反對共產國際”的拉美革命的發動者。他所信奉的馬克思主義是流動的、開放的,與共產國際迂回曲折的教條主義學說格格不入。和葛蘭西一樣,他欣賞意大利哲學家克羅齊的作品,這使他的思想中產生了一定的“唯心主義”,或許是一種“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的傾向。他並沒有將馬克思主義想象成終結的或封閉的思想體系,而是一種對社會現實進行批判性分析的非教條的、流動的和創造性的指南。瑪利亞特吉尤為理解這種政治策略被迫得以實施的文化語境的變化,他的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完全基于現實、依據事實的方法,而非像某些人錯誤理解的那樣,是一堆嚴格控制結果的原則,它與所有的歷史氣候和社會緯度是不同的”ぁ。在他所強調的主觀因素中,瑪利亞特吉駁斥了所有的決定論,並認為馬克思主義“表明自己是革命的,嚴格的決定論從來都不是被動的”あ。

    今天還存在著一個多產的瑪利亞特吉神話產業,他的記憶往往為那些不同的武裝力量諸如改良主義的秘魯將軍們和光明之路的原教旨主義游擊隊們所宣稱利用。然而,多數人認為,瑪利亞特吉的是一種“民族的馬克思主義”。對他而言,社會主義黨“使其實踐適應該國家的具體情況”ぃ。整個殖民世界的一代馬克思主義者——阿米爾卡•卡布拉爾(Amilcar Cabral)隨之被想起——而他則強調了他們的馬克思主義民族的、文化上的特殊根源。葛蘭西亦是如此,普遍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或者確切地說是列寧主義)在于更好地理解現實而不是它的發源地的那種能力,以及將新現實轉化為原始推動力的那種能力。所以,對瑪利亞特吉而言,馬克思主義並不是作為一種普遍真理“應用”于秘魯的,而是有必要變成一種真實的對秘魯社會現實的表達。瑪利亞特吉有時(像葛蘭西一樣)被指控為折衷主義,例如,他對喬治•索雷爾(George Sorel)的革命工團主義表示贊賞。當然,瑪利亞特吉似乎與被稱為“實際存在的馬克思主義”的某些因素維持著一種沖突關系,但是他的多面性和積極從事秘魯現實以及可行的政治實踐和建設的活動,可以被看作是馬克思本人的優良傳統。

    瑪利亞特吉對馬克思主義思想拉美化的重要貢獻就在于第三國際所謂的“本土問題”中。正如何長新(Jos  Aric )所記載的那樣,“本土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交匯,或偶然的關聯”在于瑪利亞特吉對秘魯歷史問題分析的核心い。瑪利亞特吉不僅根據土地問題來解讀本土問題,而且也從廣泛的文化主義視閾來理解。他基于印加帝國的共同價值觀,設想在秘魯建立印度—美洲社會主義。如果秘魯沒有相當龐大的工業無產階級,那麼瑪利亞特吉就會自然趨向土著和農民群眾。然而,瑪利亞特吉“復興本土”的信仰比正統的工農聯盟轉化為秘魯國民而言更進一步。他與本土運動之間的聯系使瑪利亞特吉接觸到如他所見的“現實的”或“隱蔽”的秘魯。與此同時,中國的毛澤東正在闡述同樣的思想和以農民為中心的行動路線,以及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中的土地改革問題,這也許不是巧合。

    雖然瑪利亞特吉是國家化馬克思主義者和本土社會主義理論家,但他也是一位拉美的國際主義先鋒。他的思想不是狹隘的本土的民族主義,他一直承認他形成的歐洲經驗(例如,他參加了1921年在利沃諾舉辦的意大利共產黨成立大會)。他的日記《Amauta》(在蓋丘亞語中表示“老師”)促進了與古巴和尼加拉瓜革命運動的團結和早期的俄國革命。在其著名的短文《國際主義和國家主義》(Mari tegui,1973)中,瑪利亞特吉不僅清晰闡明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國際主義,還預言了當前網絡社會全球化的問題。

    通信是國際主義和人類團結的神經系統。我們時代的一大特點就是迅速、快捷,借此,理念被傳播,思想與文化趨勢被傳送。在英國所開的新思想之花不一定就是英式思想,除非它花時間去印刷。一旦被報社推出,那麼只要這個思想表達了一些普遍真理,就可以瞬間被打造成一個國際思想。(摘自Waterman,1998︰257∼8)

    瑪利亞特吉的思想不是抽象的國際主義,而是立足于國家現實的。他僅僅是相信資本主義能使人類的生活國際化,因此,國際主義已成為一種歷史現實。

    像瑪利亞特吉這樣如此有潛力且獨立的思想家與領導者一定會與共產國際的“官方馬克思主義”起沖突。很多問題都迫在眉睫,包括瑪利亞特吉強調的農民階級和他的原住民主義。他死後,拉美的第三國際與“平民主義者”對“瑪利亞特吉主義”的背離展開了斗爭。在1929年拉美共產黨會議上,瑪利亞特吉因稱其黨為“社會主義”而不是“共產主義”而遭到譴責。人們花了太多的精力去討論這場論辯的意義,以及瑪利亞特吉在多大程度上背離馬列主義,但似乎有代表性的僅僅只是他強調改變馬克思主義去適應具體國家現實。基于“社會主義”一詞的合法性而與“共產主義”相對比,它可能僅僅是一個決定,但它似乎也可以被視為瑪利亞特吉從教條的中央集權教義組織中獲得獨立的象征。第三國際及其忠實的秘魯追隨者對“平民主義者”的譴責予以答復,其次,只有“托洛斯基分子”才是偏離真正的共產主義的詞匯。後來在1959年的古巴革命和1979年尼加拉瓜的桑地諾起義革命中,人們發現瑪利亞特吉大部分思想的統一表達(雖然並不總被認可)。

    三、從斯大林到卡斯特羅

    1929年的拉美共產黨會議對“瑪利亞特吉問題”進行總結之後,共產國際在拉美的實踐進程則反映出了俄羅斯和歐洲策略的曲折性。這種意識形態的依附性就是會議上復雜的“本土問題”的減少和刻板的“國家問題”的增多,這就導致了不少拉美代表抱怨說,他們罔顧拉美大陸的現實痼疾而不加思考地運用歐洲綱領。共產國際的“階級對抗”的第三階段導致了1932年薩爾瓦多一場災難性的農民暴動,尤其是1933年的古巴叛亂,見證了在蔗糖工人間“蘇維埃”的形成。由奧古斯托•塞薩爾•桑地諾領導的反對美國佔領尼加拉瓜的民族主義斗爭,卻在完全錯誤的基礎上被共產國際解散,這種錯誤的基礎就是認為︰“斗爭最後以桑地諾的投降結束,而讓反革命陣營得以橫行。”(Aguilar,1968︰199)在1935年之前,在共產主義者圈內仍有許多獨立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並且在革命歷史階段和主導的共產國際陣線之間存在某種和諧或“契合”。1935年以後,隨著人民陣線的開創一直到1945年,在瑪利亞特吉的回憶中,最終由于缺乏“官方”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以致古巴激進的馬克思主義領袖胡利奧•安東尼奧•梅利亞(Julio Antonio Mella)和智利工人領袖路易斯•埃米利奧•雷卡瓦倫(Luis Emilio Recabarren)慘遭失敗並成為歷史。

    在智利,人民陣線戰略得以最堅實地運用,在那里曾產生了培育民主傳統的效應,以議會為基礎的改良主義于1970年以人民統一勝利而告終。對工會和社區活動家的整個層面而言,馬克思主義開始成為一種新的“共識”,並且激發了藝術家對作品的創作,如偉大的詩人巴勃羅•聶魯達(Pablo Neruda)。不過,隨著智利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化”,共產國際的意識形態中心論卻造成了阿根廷馬克思主義與革命的民族主義之間的歷史分離。在1941年以後,蘇聯共產黨的“與民主相對立的法西斯主義”路線卻為阿根廷帶來了官方馬克思主義(連同英國大使館),並以此來反對民粹—民族主義者庇隆將軍及其已經成為“法西斯主義”支持者的工會。直到20世紀70年代,阿根廷大部分馬克思主義者都與正在擴張、充滿自信的勞工運動相分離,這意味著“馬克思主義”一詞卻以相反的涵義在流行。更富創造力的馬克思主義作家(包括一些托洛斯基分子)與在全國流行的庇隆主義工黨傳統相結合,並做出了一些原始分析。問題是,無論它以某種方式起作用與否(智利的抑或阿根廷那樣的),從外部植入馬克思主義並不是一種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創造革命性共生狀態的最好方式。

    教條式馬克思主義的沉睡在1959年突然被古巴革命所打破,卡斯特羅在1961年宣布他確實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盡管後來古巴官方的馬克思主義者參與了這場革命,但是它無論從哪個方面看都是一場“反對馬克思”的革命,或者正如古巴思想家所說的,是一場“革命中的革命”。這是馬克思主義在拉美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其影響持續了20年甚至更久。通過克服重重困難,以及其“輸出革命”的大膽見識,它所喚醒的團結力量橫掃了拉美政界,從而古巴革命逐漸支配了官方的馬克思主義。然而,這樣一來,它可能會被蘇聯國家利益所吞並深陷于此,在某種程度上,卡斯特羅今天的表現恰似一片曠野上的正統之音。但在整個20世紀60年代和大部分70年代的時間里,古巴革命在拉美創造了一個堅定的新馬克思主義混合體。卡斯特羅主義或格瓦拉主義為曾經陳腐的教條式馬克思主義注入了一支強心劑。在拉美,托洛斯基分子對永久性革命的見解似乎重獲新生,正如塵封課本中的革命在武裝斗爭的效力下“分階段地”消失在準彌賽亞信仰所制造的漩渦中一樣。

    古巴混合體已經扎下了根,並且在1967年拉美團結組織(OLAS)斷然作出了總結聲明︰“古巴革命的教訓表明,在歐陸範圍內的表達人民真情實感的游擊戰武裝斗爭是最有效的,並且是我們國家展開革命戰爭的最佳形式。”ぅ雖然格瓦拉在玻利維亞逝世的那一年可能都無法停止對武裝斗爭的討論(武裝斗爭已然呈現出自身的生命力),但那些作品卻被奉為經典。因為這些“教訓”有時會輕率地用于一代活動家,並給巴西和阿根廷的街道上帶來災難性後果,因此游擊戰策略的缺陷凸顯了出來。首先,武裝斗爭的支持者的“自動評論”是三心二意的,它們只評論特殊的戰略應用模式,但是,道德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政治基礎開始逐漸遭到質疑。我們在隨後的章節中將看到,馬克思主義者(即使是批判性的馬克思主義者)開始改變民主的價值,而政治(而非蠻力)開始再次嶄露頭角。回顧過去,正是官方共產主義中的窮困潦倒的馬克思主義為古巴混合體創造了蓬勃發展的空間。

    1979年桑地諾起義的成功就像是另一波于1959年開始的古巴革命浪潮。國際力量的平衡似乎更順利,並且人們期望的新階段、重新調整、重新裝備和決心似乎正在展開。然而,10年後,官方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的經歷結束了,而選舉出來的桑地諾在1年以後也失去了權力。也許桑地諾經驗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尤其是涉及經濟困難、民主社會主義政權和原住居民的民主行為的復雜性這幾方面。桑地諾經驗也為我們提供了軍國主義、“人本主義”、性別歧視的危害性的教訓。雖然,其核心在于桑地諾主義是在拉美的一種民族—大眾類型的馬克思主義的絕唱,而不是新浪潮的開端。桑地諾主義從未在美洲中部特殊地區之外產生過多大影響,並且,在智利(見下一節)迥然不同的政治動蕩卻是發生在馬克思主義的圈子內。桑地諾主義的倒台,也標志著作為左派可行戰略的“武裝道路”的終結。盡管哥倫比亞還持續發生“傳統的”共產主義暴動,但是薩爾瓦多和危地馬拉在20世紀90年代展開的和平進程,則開啟了更為典型的後冷戰的政治階段。

    四、革新者和薩帕塔主義者

    1973年,智利的皮諾切特(Pinochet)將軍推翻人民統一政府,是另一個具有深遠政治影響的事件。而少數托洛斯基分子卻相信這一事件證明“唯一的道路”就是“武裝道路”,對智利的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而言,它開啟了意義深遠的反思社會主義與民主的時期。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革新論者——今天主導智利的左派——並且成為後皮諾切特政治體制的指導力量。他們批判拉美經典馬克思主義範式的目的論維度,並且表達了一種新的、更民主、更靈活的願景。他們試圖將革命活動的軌跡從對國家政權的正面攻擊,轉移到公民社會和新民主領導權的重建上。他們把法治作為一種絕對的人性善,而不是一種狡猾的資產階級詭計。如多數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的那樣,在皮諾切特獨裁統治之下,“正式的”和“真正的”民主之間幾乎沒有什麼區別。首先,反對先前的孤注一擲的政治零和博弈概念(例如原產地或守法者︰國家或死亡),革新者開始提出妥協階級的禁忌問題,為了跳出獨裁政治,我們有必要與整個“資產階級”政黨形成一種穩固的民主契約。

    革新者不僅主張一種撤退戰略,而且還要求對他們的意識形態進行美化。在馬克思主義思想中出現的一個分水嶺就是,它不僅影響南部角落,而且還影響中美洲及其他地方。在傳統上,拉美的馬克思主義者對政治多元化、和解或妥協的整個概念抱有懷疑。政治在本質上是摩尼教的構思,往往被視為一個擴展的社會階層之間的戰爭而佔據上風。20世紀80年代,這種救世主式的政治概念面臨一種政治“神聖化”的號召,民主隨著改革傾向的非軍事化得到革新,政治也由此被突顯了出來。隨著民主和公民社會開始嶄露頭角,改革不再是對拉美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的簡單闡釋。正如智利的政治科學家曼努爾•安東尼奧•伽雷通(Manuel Antonio Garret n)所闡釋的新觀點︰“社會主義模式並不存在,存在的是社會主義的過程……社會主義不能被定義為建立一種一勞永逸的社會模式……社會主義是一種消滅各種異化、壓迫與剝削的社會轉型原則……這種原則是基于社會解放和賦予人民權力的理念之上的。”う

    拉美馬克思主義的復興不能與它的標志性影響孤立開來理解,這種標志性影響就是葛蘭西的思想觀念,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就在該領域產生。盡管拉美既不算東方也不是西方,但葛蘭西在20世紀20年代對意大利的精確分析產生了巨大的反響。然而,古巴的新馬克思主義將“社會主義或法西斯主義”鼓吹成完全的替代品,受葛蘭西影響,他們允許霸權主義概念和迥然不同的、開放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可能性。葛蘭西式馬克思主義的開放性鼓勵了對拉美現實的一連串有力分析,該現實圍繞霸權主義、公民社會和“進化論”等概念而展開。馬克思主義者對國家的理解遠比單純的壓迫工具的理解更為細微,並且歷史上的集團概念指向所屬階級發展的新戰略。階級還原論和經濟主義變得不再普通,政治變得不再本質主義。新的革命戰略軸心是由這樣一個群體所構成的,他們可以在過渡性的表達人民(印第安村民)需要的計劃的建設中獲得領導權。存在著一段隱藏的葛蘭西加入馬克思主義拉美化理論和實踐的歷史(11),並且該實踐為新舊左派之間的政治提供了關鍵性的鏈接。

    1994年墨西哥的薩帕塔起義以及它的國際分支似乎與界內的葛蘭西式的革新趨勢背道而馳。再者,似乎更可能的是“暴風驟雨”,武裝斗爭是有效的。正像在拉美經常發生的那樣,薩帕塔的事業以某種簡化方式流傳到了國外。叢林中的土著叛亂分子在網上公布公告的蒙面形象絕對是驚人的。然而,薩帕塔主義的社會與政治現實相比之下更平凡、更復雜,它的一些活動分子來自毛派團體,他們在1968年的學生大屠殺之後拿起了武器,其思想觀點中包括了一些“持久戰”戰略,以及長期的和秘魯光明之路所采取的方式相異的武裝力量的積累。但是,正如桑地諾主義者所說,他們的話語更多地帶有葛蘭西式(或瑪利亞特吉式的)的語調,他們的政治實踐更多地帶有一種實用主義的非教條化的傾向。復雜的拉坎敦人地區本土政治無法滲透到這里,但是他們的計劃和需求在參與開發的成果方面,卻和他們的“民族個性”一樣多;確實,在過去,民族認同將不同的本土群體分離開來。所以,薩帕塔主義獲得了什麼呢?

    曼紐爾•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稱薩帕塔主義為“首個信息化游擊運動”(12)。然而,所開展的武裝斗爭卻過于政治化,它的目的是作政治聲明,而非贏得戰爭。一個相對薄弱的起義運動是能夠利用現代通信手段來捕捉墨西哥人民的想象力和動態的國際團結運動的。政治領袖和恰帕斯州的社會運動之間的關系,比起由上而下金字塔狀的共產國際和其激進的接班人,它與民族精神的新社會運動更為一致。薩帕塔主義者明確表達了一種對全球化蹂躪的個別地區性回應。然而,它也充分喚起了他們作為墨西哥愛國者和民主主義人士要求政府尊重它們自身憲章的需求。墨西哥社會廣泛的共鳴,反映出了他們開放革命民族主義人民傳統的能力,是薩帕塔記憶中的代表。如果將拉美的政治視為一個整體的話,那麼薩帕塔主義則反映出大陸——從“前現代”到“後現代”——它的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它的自然而不走極端的安全界限,以及在西方及其余地區之間的混合的短暫性。但請記住,鮮為人知的(從一種激進的民主觀點看來)秘魯光明之路也反映了這一反常的後現代狀況(13),尋求湮滅其他聲音的那種主張是行不通的。

    五、知識分子的貢獻

    必須指出,拉美馬克思主義往往是在發達國家被作為從格瓦拉到薩帕塔主義的一系列偶像而“消耗殆盡”。然而,根據歐洲人的理論,它是由拉美來決定行動的。而拉美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的貢獻是相當大的。即使是行動浪漫派的象征——格瓦拉都似乎有過獨創的經濟分析,從而為社會主義轉型期的批判性理解做出了貢獻。(14)如果我們要列一張拉美馬克思主義的貢獻清單的話,那麼它將包括︰(1)依附理論;(2)“民族—大眾”理論;(3)激進民主理論。

    在拉美,各種發展與欠發達的理論都緊緊圍繞著“依附”概念,它反映了馬克思主義最具影響力的時刻和在該領域內的激進思想。在安德烈•貢德弗蘭克將它推廣到西方之前,拉美馬克思主義者正在發展列寧拋棄掉的“依附”一詞,將那些政治獨立但經濟仍受帝國主義控制的民族國家描述得相當復雜,並具有細微差別。它不僅形成了全球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之間的必要聯系,還探討了這些經濟關系本質上的社會和政治基礎。在一個被忽視的調查中,凱島(Crist bal Kay)詳細考察了不同的依附學派,並總結認為,如今在這個曾經無所不能的新自由主義革命枯竭之後,這種對發展的批判性觀點或許會再次獲得一些影響(15)。重要的是,馬克思主義依附理論是作為對列寧帝國主義理論在感知上的失敗的一種自覺反應,從而直接提出了發展中國家的問題和前景的。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帝國主義理論關注的是世界體系和西方世界,而不是殖民地的發展問題和後殖民世界。過激的依附理論往往可以追溯到在西方簡化了的傳播,的確,迄今為止,這一觀點給拉美史提供了一些最為思辨的結構性/歷史性的參考讀物。考慮到階級與族群關系,國家的作用和“文化依附”的問題都是全球化時代流行的問題。依附理論爭論的一個分支就是圍繞“邊緣化”這一問題開展的,即拉美貧民區的流動人口無法被還原為馬克思的“勞動後備軍”。一本源自非歐洲中心論的“社會排斥”爭論的結論性讀物表明,其許多爭論的主題都在20世紀70年代拉美有關邊緣性問題的辯論上有過兆頭。

    “民族—大眾”的範疇——部分地說——進入了拉美政治詞匯並作為正統馬克思主義批判的一部分,但它也代表了大陸葛蘭西運動所做的一大貢獻(如果可以那樣說)。在依附型的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中,葛蘭西主義者認為,底層群眾的階級意識形成了一種主要的民族大眾的形式。他們反對階級還原論和操縱黨派的各種形式,民族—大眾的概念代表著正統說法的斷裂。階級民粹主義的解讀已經證明了其機械性,而新方法直接關注的是重要的、散亂的領域。當然,機械模式基于馬克思自身對社會階級的粗略分析,這種社會階級在例如拉美的一些社會中幾乎沒有市場。在這里,並沒有出現原原本本的無產階級,而是與瑪利亞特吉和葛蘭西的分析語調更為一致的“大眾階級”。就民族維度而言——正統馬克思主義的巨大盲點——它在拉美幾乎沒有嶄露頭角。這是一種“民族—大眾意願”的葛蘭西式主題,它將為反對獨裁的民主斗爭提供依據,並幫助構建民主的替代性選擇。這些都是已經被大量應用于南非斗爭中的概念(16),南非在此之前是社會主義國家而後則成為了第三世界中的獨裁主義的發達國家。

    與經典馬克思主義相關的是,作為後馬克思主義的阿根廷政治理論家拉克勞的影響業已變得非常有意義。在他的著作中,我們不僅發覺了一種很“拉美式”的葛蘭西影響,而且還可以發現具有庇隆主義民族—大眾話語的持久影響。有著廣泛影響的“激進民主”觀念(17)以此方式明顯地在拉美扎下了根。拉克勞與正統馬克思主義的分裂可以在他現已被廣泛接受的觀點中找到,“社會主義不再是一個社會藍圖,而開始成為一種激進的社會組織民主化的一部分”(18)。顯然,在今天的世界上,對解放的需求是多樣化的,而圍繞任何“重大轉機”而形成的統一似乎都是不可能的。然而,新社會運動和第三世界國家為民族自決所做的斗爭可以與拉克勞所謂的“一系列民主對等”聯系在一起。這些觀點已經引起了一場廣泛持久的國際爭論。我們在此唯一的目的是在拉美找出它的起源。正如拉克勞在自傳性政治訪談時說的那樣︰“我開始系統性地讀葛蘭西和阿爾都塞是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我的解釋基本上是政治的並且是非教條主義的,因為我可以將它直接與我的阿根廷經驗聯系起來”。就個人主觀或空間術語而言,歐洲的馬克思主義看起來不同于拉美,我們應該把它放在主觀的和/或空間的條件中去解釋。

    或許最後我們需要去拷問︰是否存在如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那樣的“馬克思主義拉美化”這樣一個抽象概念呢?我的基本結論是,在拉美,將馬克思主義“民族化”的嘗試並沒有導致一種根本上新的混合體。在阿根廷,在實現這種混合的庇隆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會議上,民族主義話語權往往佔上風。所以,馬克思主義拉美化是一種多元化的馬克思主義,從最教條的到最創新的。盡管它在西班牙語系之外的世界並不是十分出名,但瑪爾塔•哈內克(Marta Harnecker)的第一本阿爾都塞著作《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概念》卻在一個高文盲率的地區賣出了百萬印數的四分之三。簡化版阿爾都塞主義驚人地受歡迎,這是馬克思主義思想在拉美傳播過程中的一個顯著關鍵。哈內克的系統性說明和馬克思主義的貧瘠在《社會革命︰列寧和拉美》中達到了新的深度,它通過一種文字記載的俄國革命鏡頭來解讀拉美,可謂是一種奇異的嘗試。在另一個範圍中,許多拉美文化理論家復興了一種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在此沒人比得上內斯托爾•加西亞•康克里尼(Nestor Garc a Canclini),他的《關于1992年的混合文化》具有相當大的跨學科影響力,並且曾被第一世界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如詹明信大加贊賞。(19)文化轉向同樣發生在馬克思主義中,並進一步真正意義上把拉美的根留住。

    六、復興革命

    對于拉美馬克思主義(或馬克思主義拉美化)的發展前景,存在兩種截然相反的情形︰要麼被廢棄並且最好被忘記,要麼它正在經歷一場華麗轉身。許多昔日的信徒現已成為新自由主義狂熱的擁護者,並銘記蒂娜(TINA)的箴言(別無選擇)。這種反應類似于20世紀30年代前共產黨人指責的“失職的上帝”(20)那樣,只能作為一種可以理解但不是特別富有成果的回應。前游擊隊指揮官時不時地熱情接受國際新秩序的起因,社會運動的前領導人已經進入智利政府並繼續推行本質上屬于皮諾切蒂斯塔(Pinochetista)的政策。費爾南多•恩里克•卡多佐(激進依附理論之父或甚至可能是始祖)于1994年到2002年間在巴西掌控著一個反人民的政府。即使這樣,簡單地背誦這些背叛的事,會錯過一些當前形勢的某些細節,並陷入道德批判的危險中。或許看待拉美左派的發展前景更恰當的方式,是將1989年的世界歷史事件視為一個契機而非終端。在許多方面,共產主義的崩潰已經解放了拉美的馬克思主義;他們不再需要保衛站不住腳的觀點(或無休止地辯論的對蘇聯社會主義的嚴格批判),並且可以更自由地控制無疑在拉美左派中儲備的創造力和活力。

    我們從“懺悔”的馬克思主義者轉向諸如杰姆斯•佩特拉斯(James Petras)的“復興者”,他對左派來說,是一個新的黎明的到來。對佩特拉斯而言,“拉美的左派正在籌劃一場重要的復興……大量的反對派運動正在增多並及時挑戰整個自由市場權力結構的統治”(21)。他指出,巴西的失地運動,哥倫比亞的可卡種植戶、智利的共產黨,當然還有薩帕塔主義者副司令官馬科斯,都是真正的新馬克思主義先驅。對佩特拉斯而言,“兩種動力處于愈發對抗的模式中︰農民與美帝相對抗”。根據佩特拉斯所說,這種新的動態(重演了20世紀60年代“社會主義或法西斯主義”的二元對立)受到了後馬克思主義者的反對,他們將自己隱藏于非政府組織中,通過帝國主義日常工作計劃來從事研究。人民斗爭的新浪潮似乎真的開始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而許多革新者也確實沒有理睬曾經引起社會主義的人民運動。然而,人們卻很難看到,這樣一種對20世紀60年代思想的不加批判的情緒和聯想,是如何為下個世紀引出一個可靠的批判性的馬克思主義的。作為一個改革論者的轉換戰略——與最受壓迫的社會群體代言人薩特相比——它缺乏市場人氣,並帶有濃烈的殖民主義高貴的野蠻人神話色彩。

    今天,對馬克思主義拉美化的較冷靜的觀點是,致力于對以往實踐的認真重估以及對未來的世俗化看法。首先,由于反對佩特拉斯問題,他們意識到應義不容辭地提供一種可行的政治經濟學來替代新自由主義收益遞減的經濟方案。豪爾赫(佩特拉斯嘲諷的特權接班人)就是這一傾向的典範,他的《手無寸鐵的烏托邦》一書具有廣泛讀者。對豪爾赫而言,拉美的民族主義可能會像在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期間那樣,再次成為社會融合的動力。在拉美更有必要的是采取發展工業的民族戰略,包括復興福利國家。民族、工業化和福利國家,這種老式的三角關系是一項改革計劃,也是一項民族—大眾計劃。據豪爾赫所說,如果這些沒有實現,那麼森德羅斯•盧米諾索(Senderos Luminosos)反而會考慮他們國家的社會分化,哥倫比亞的制藥行業和里約熱內盧的暴力用的也是同樣方式。豪爾赫在拉美取得的反響並非由于廣泛的改革派背離,而是他及時地提出了一種民主、公平、可持續的選擇來代替現狀的需要。這就是批判性馬克思主義思想家不曾及時參與其中的一項任務,這項任務在20世紀70年代曾被嚴重地誤判。

    在拉美的馬克思主義比它之前有過的形態更加多元化。不僅有潛藏于相同標簽下的大範圍的政治信念,而且政治實踐也已經擴展到多個領域和形式中。正如康克里尼指出的那樣,現在新左派面臨的任務是權力的文化重組︰“分析從縱向的、兩極化的社會—政治關系觀念轉移到偏離中心的、多重決定的觀念所產生的政治後果。”(22)在社會、文化和當地領域中出現了許多新形式的激進思想(23),但它們不能被還原為後馬克思主義的閑思而對美帝的挑戰毫無作為。正如葛蘭西所言的,當舊範式明確被淘汰時,新範式仍在成形中。

    拉美“復興革命”的機會在何處?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古巴後卡斯特羅的終結,和墨西哥左派挑戰體制革命黨(PRI)的能力。為這些國家中復興的或民主的馬克思主義所做的突破都將產生巨大的影響。對于古巴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國際聯絡部的阿米羅•阿伯(Ramiro Abre )來說,“拉美左派正面臨一個非常艱難的時刻。很少有左派能夠具有這樣明確的認識——資本主義無力解決我們的問題以及我們對政權的那種期望。但是左派也面臨許多道德、政治、社會、思想和心理問題”(24)。拉美左派的認同危機比1989年以後社會主義典範國家的瓦解具有更廣泛的根源。武裝斗爭已經留下了沉重的遺產,當然也帶來了鎮壓。對馬克思主義拉美化而言,要徹底清除基礎主義者從來都非易事。同時它也缺乏與女權運動的交互,女權運動從另一個維度做了諸多努力來改造左派。當理查德•哈利斯(Richard Harris)指出“修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25)仍可以作為拉美的行動指南時,我認為,如果他們想要實現其目標,那麼這些“修正”也一定是重新來過。

    七、展望

    哪怕我們把剛發生的事寫入上述章節,沒經過幾年,那些事件又在拉美(或別處)迅速地發生了變化,但這在某種程度上又一次把社會主義或至少是社會轉型提上了議事日程。佩里•安德森在拉美說道︰“這里,也只有在這里,才能將新自由主義與新帝國主義的對抗和文化、社會、民族聯系起來。”(26)這一結論無疑與我們對拉美馬克思主義歷史梗概的闡述相一致,這說明了勢不可擋的民族問題的重要性,和既是社會同時又是文化的政治方式的重要性。安德森也強調了拉美連續革命的歷史,從近乎一百年前的墨西哥革命直到今天。盡管這種連續性和革命性質可能會遭到質疑,但安德森的第三個特殊觀點是相當有說服力的︰“這里,也只有在這里,我們才能發現政府和群眾運動在反抗新全球霸權的前線形成聯盟”。拉美不僅見證了世界社會論壇在阿雷格里港市的誕生,還有半外圍性國家強大的G-22集團在坎昆的建立。

    世界社會論壇聚集了世界上無數地區性和民族性議題,這個論壇于2001年在巴西的阿雷格里港市開始產生影響。工黨通過其典範的參與式預算經驗控制了南里奧格蘭德州和阿雷格里港市民,是抱有全球化野心的變動的關鍵因素。“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這一觀念反映了其拉美的起源。同樣,工黨先是在南里奧格蘭德州,繼而又在阿雷格里港市失去執政權力,這使得2005年的世界社會論壇的組織變得非常復雜。這種拉美的動態或根本的循環動力和保守派的強烈反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世界社會論壇本身存在的理由在2005年後變得不那麼透明或易懂。現在,是否需要建立一個更為持久的組織來提供具體的政治策略?或者,它是否足以對全球新自由主義秩序構成另一種道德選擇,用以反對經典馬克思主義或列寧主義的國家、政黨與政權的觀念呢?

    根據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挑戰的理論化,其必然的參照目標是哈特和內格里的(Hardt and Negri)帝國。(27)它在拉美得到認可,完全不同于它喚醒全球大片領域內的左派的歡慶基調。雖然拉美的評論家無人懷疑這個內格里計劃的政治品格,但內格里計劃還是因其大體上樂觀的全球化視閾和內在的歐洲中心主義而受到猛烈譴責。“帝國”這個特殊概念作為一種去中心化和無領土化的主體,看起來是專門從拉美的視角抽取出來的,它作為帝國主義時代的概念,正如典型的歐洲帝國主義概念一樣現在已經結束了,因為迄今為止沒有一個民族可以獲得霸權。但批評人士內斯特•科汗(Nestor Kohan)發現“有關帝國最具詆毀性、最挑釁性的論題之一”(28)在于哈特和內格里的反依附概念,他們認為,諸如拉美的這些地區在種類上並沒有什麼不同于在美國流行的資本主義生產和流通體制,更確切地說,只是程度不同罷了。

    另一種嘗試改寫傳統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和革命的理解的,是約翰•霍洛韋(John Holloway)的《不用掌握政權而改變世界》。這本書的知識淵源,可以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英國部分左派分子贊同意大利馬克思主義自治論者的激情。因此,它並非與內格里大膽嘗試反全球化的政治和戰略無關。但是霍洛韋的知識/政治事業,實際上與薩帕塔主義的出現與反思是不可分割的。夸張而又奇怪的是,將類似于雷吉斯•德布雷《革命中的革命》關系作為一種參照,也包括對古巴革命的部分解讀。霍洛韋的基本信息實質上很簡單︰我們必須區分“把權力強加于(power over)”(資本主義下的私有制特征)與“把權力賦予(power to)”(需要為那些力求改變世界的人所用)這兩個概念。在阿根廷2001年危機後,這一思想雖然獲得了一些追隨者,但總的來說是迫于強權政治的壓力、黨派政治的現實,一個真正發達的公民社會的缺乏,就使得實踐中的政治信息稍稍邊緣化了。

    為抵制內格里和霍洛韋的自治論激進主義,一些知識分子趨向于重新闡述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範疇來予以反對。因此,佩特拉斯和梵特邁耶對于2000年後出現在拉美的中間偏左政府的評論,在涉及地區發展或改革選項上是非常尖銳的。對這些作者而言,簡單地是︰“選舉政治約束了現行政府的任何黨派,將其轉向新自由主義——統治現行政府的武裝力量……實際上我們可以說,爭取國家權力的‘時刻’已經……失去了。”(29)國家權力的轉變方式並不是通過地區政治或可選擇的發展戰略(由世界銀行推動從而分散大眾能量)來實現的,而是通過“構建一種關鍵性的人民起義武裝力量,並動員他們加入到運動中來隱性地打擊政府,同時改變了歷史的進程……”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仿佛回到了上世紀80年代,當時傳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階級、國家和政權在現實的政治界獲得了共鳴。雖然這些觀點將會持續下去,但是,改革選項卻不會使可持續發展或適當的生活水平再傳遞下去了。

    在當下的拉美,要想描繪一幅樂觀的“歷史行進”圖是很容易的。直到2006年,許多國家仍存在左翼或左派政府︰在巴西有盧拉(Lula)和工黨,在委內瑞拉有查韋斯,在厄瓜多爾有古鐵雷斯,在玻利維亞有莫拉萊斯,而縱觀南錐地區︰在智利有西爾維亞•巴切萊特(Silvia Bachelet),在阿根廷有內斯托•基什內爾,而在烏拉圭有廣泛陣線(Frenti Amplio)的塔瓦雷•巴斯克斯(Tabar vazquez)。當地區主義和民族主義再次擺動起來時,全美自由貿易區的美國夢便完全破碎了。社會運動尤其是在安第斯國家的本土運動再次積極表達了他們的需求,並提出了另一種未來的願景。只有哥倫比亞處在獨裁主義政府和一種老式的共產主義叛亂間進退兩難,似乎難以得出進步性的結果。通常民主正在加深,反動勢力處于混亂之中,而新自由主義霸權備受爭議。如果不完全是革命的話,似乎一場改革浪潮正在席卷拉美大陸。

    然而,也可以采用更為批判性的觀點來看待現下的拉美政治,它並沒有為國際左翼提供令人欣慰的革命思想。首先,我們需要提及盧拉領導下的工黨,它是巴西整整一代社會主義者的希望所在。佩特拉斯和梵爾邁耶悲痛地寫道︰“為了證明工黨是一個可接受的與巴西財團的對話者,所以它在早期就拋棄了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身份。”在拉美,不論最成功的社會黨的這種轉型是否由于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不可避免的妥協,何時執政至今仍不清楚。在2006年,工黨深陷一場貪污丑聞(賄選),甚至由此毀壞了它的形象。盡管盧拉本人在某種程度上在該過程中毫發未損,但盧拉的首任“工會主席”不再被視為新的民主的、非斯大林主義的、非中央集權的、基于馬克思主義社會運動的象征。

    委內瑞拉和其現任總統查韋斯在定義當代拉美社會主義和社會轉型的意義上又是另一個深刻且重要的案例。而古巴、尼加拉瓜和最近的薩帕塔主義者的情形是,有很多國際評論家以救世主的角度來看待查韋斯。在2005年阿雷格里港舉辦的世界社會論壇上,查韋斯的能量幾乎使參加的人充滿了巨大的吉崗汀湖體育場,他因此成功地成為拉美反新自由主義、反新帝國主義運動的領導人。2006年的地區社會論壇因此毫不令人奇怪地在加拉加斯舉行。但這並非沒有反對者,這些反對者來自反中央集權和男女平等主義者的左派,他們看到了“大人物”在拉美政治中的再次重現。查韋斯還以非常雄心勃勃的地區願望,與委內瑞拉的石油富翁們進行政治交易。時間會告訴我們,到底查韋斯是否是一個近乎庇隆的或者確實代表整個拉美左派的大膽的新領導人。但是,毫無批判的支持態度並非一種明智的社會主義策略。

    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仍在見證新舊左派之間的沖突,並且始終無法履行理論上的復興承諾。在拉美大陸,有許多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仍然堅持完全正統的階級斗爭觀點,並將其視為“歷史動力”、“無產階級專政”的必然性以及自由民主的冒險。對其他人而言,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這條道路已經見證了自由民主甚至所謂經濟改革的新自由主義必然性的穩固歸宿。最近,已經與另類全球化運動形成交會,另類全球化運動不僅已經生效,而且也可能引起分裂。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解釋就是,拉美的世界社會論壇“看起來”與新世界秩序的全球標志有所不同,並且具有不同的政治意義。全球發展不平衡的殘酷現實和帝國主義超出其明顯的表面意義的持久存在,意味著在拉美,與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對抗將會采取不同于發達的工業或後工業社會中所采取的形式。

    這就是我曾經想將我的思想寄托于“前進道路”的地方。然而,在今天沒有一個理智的或政治的傲慢是能令人信服的。真實的情況是,拉美一如既往地處于一個十字路口,而它未來的政治既復雜又渺茫。我們已經看到政治觀點如何傾向于二元對立的分化,在對本土權利的承認和階級斗爭的“回歸”問題上,要麼“支持”查韋斯,要麼就是“反對”他。我們真的必須在兩條道路——追求“征服”國家權力和相信可以無需利用國家來改變世界之間做出選擇嗎?在現實的政治領域,這個基礎上產生的二難選擇幾乎是沒人去做的。拉美的左翼正在經歷一個不斷更新的過程,而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含義正在被不斷改造。如果超越樂觀與悲觀的情形,那麼我們不僅能假設一個連續扮演拉美左派、社會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的思想和政治行動的角色,而且也能有信心地預言,這種思想和實踐將產生全球性的影響。

    編譯者鄭祥福為浙江師範大學法政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陳超超為浙江師範大學法政學院外國哲學專業研究生。

    注釋︰

    ヾ《馬克思和恩格斯文集》第7卷,倫敦1976年版第527頁。

    ゝ《馬克思和恩格斯文集》第8卷,倫敦1977年版第365頁。

    ゞS.Avineri(ed.),Karl Marx on Colonialism and Modernization,Anchor Books,1969,p.132.

    々J.Aric ,Marx y Am rica Latina,Alianza Editorial,1982,p.100.

    ぁMari tegui,Ideologia y Politica,Amauta,1969a,p.112.

    あMari tegui,Defensa del Marxismo,Amauta,1969b,p.65.

    ぃMari tegui,Ideologia y Politica,1969a,p.153.

    いAric ,"Introducci n" in J.Aric (ed.),Mari tegui y los Origenesdel Marxismo Latinamericano,Siglo XXI,1980,p.x.

    ぅOLAS,"General Declaration",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28,6(November-December),1967,p.58.

    うGarret n,"The Ideas of Socialist Renovation in Chile",Rethinking Marxism,2(Summer),1989,p.26.

    (11)參見J.C.Portantiero,Los usos de Gramsci,Folios Editor,1983,以及Aric ,1988。

    (12)M.Castells,The Information Age,volume II:The Power of Identity,Oxford:Blackwell,1997,p.79.

    (13)參見Munck,“Culture,Politics and Postmodernism in Latin America”,in A.Jones and R.Munck(eds),Cultural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London:Macmillan,2000。

    (14)參見M.Lowy,The Marxism of Che Guevara:Philosophy,Economics and Revolutionary Warfare,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

    (15)參見:C.Kay,Latin American Theories of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London:Routledge,1989;Munck,p.199。

    (16)參見A.Norval,Deconstructing Apartheid Discourse,Verso,1996。

    (17)參見E.Laclau and C.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Verso,1985。

    (18)Laclau,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Verso,1990,p.xv.

    (19)參見F.Jameson,“Notes on Globalization as a Philosophical Issue”,in F.Jameson and M.Miyoshi(eds),The Cultures of Globalization,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8,p.66。

    (20)參見A.Koestler et al.,I.Silone and A.Gide(2001[1949]),The God That Failed,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1)J.Petras,The Left Strikes Back:Class Conflict in Latin America in the Age of Neoliberalism,Boulder,Co:Westview Press,1999,p.13.

    (22)Garc a Canclini,Hybrid Cultures:Strategies for Entering and Leaving Modernity,Minneapolis,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1995,p.323.

    (23)參見Alvarez et al.,Dagnino and A.Escobar(eds),Cultures of Politics:Politics of Cultures-Re-visioning Latin American Social Movements,Westview Press,1998。

    (24)E.McCaughan,Reinventing Revolution:The Renovation of Left Discourse in Cuba and Mexico,West View Press,1997,p.9.

    (25)R.Harris,Marxism,Socialism and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Westview Press,1992,p.3.

    (26)P.Anderson,The Role of Idea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lternatives,UCLA(mimeo),2004,p.42.

    (27)參見M.Hardt and A.Negri,Empir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

    (28)Kohan,Toni Negri y los desaf os de Imperio,Campos de Ideas,2002,p.69.

    (29)Petras and Veltmeyer,Social Movements and State Power:Argentina,Brazil,Bolivia,Ecuador,Pluto Press,2005,p.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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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R.孟克 責編︰ 範紅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