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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唯物主義與歷史主義關系之再思

2018年09月21日 08:42:12 來源︰ 《哲學動態》2016年第7期

    歷史主義是近代歷史學與哲學研究中頗為盛行的學術流派,它早于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並與後者有著密切的理論關聯。在兩者的關系問題上,學術界歷來充滿爭議。例如,盧卡奇、葛蘭西、阿爾都塞、波普爾、施特勞斯、鮑德里亞、詹姆遜等理論家都曾介入這一問題。他們觀點各異,也各具特色。總的來說,理論家們多側重于從兩者理論的關聯性來看待它們的關系。相比而言,筆者更傾向于從方法論層面看待這一問題。對于歷史唯物主義,筆者視之為基于生產方式理論,強調從歷史的聯系和變化中考察歷史研究對象的一種原則和方法。

    一 從歷史主義到歷史唯物主義

    歷史主義在英文中為historicism,它于19世紀末期從德語historismus一詞引譯而來。歷史主義的原則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樸素辯證法思想,例如,古希臘思想家赫西奧德曾明確探討歷史發展的普遍趨勢和未來傾向。近代以來,歷史主義在西方哲學與歷史學界廣受關注。國內外學術界一般認為,現代意義上的歷史主義產生于歐洲大陸啟蒙運動中後期的德國。眾所周知,在17、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的政治哲學思想在整個歐洲掀起了一場思想巨浪。法國啟蒙哲學的基本特點在于倡導理性,反映在歷史方面,啟蒙思想家把歷史歸于形而上學的、上帝般的普遍理性之下。他們認為,人類天賦理性,所以只要遵從理性主義,歷史就可以不斷獲得進步。但由此一來,歷史被明確驅逐出知識和科學領域,歷史不斷被簡化,失去了豐富性和價值厚度。相比歷史,啟蒙哲學聚焦于自然世界和自然科學。正如意大利歷史學家維科批判啟蒙哲學的早期代表笛卡爾那樣,他認為笛卡爾注重自然科學而輕視歷史,因此維科要將“新科學”聚焦于民事世界,而非笛卡爾所謂的上帝創造的自然世界。馬克思承認,他的歷史理論受到維科的影響。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手稿中指出︰“我們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即歷史科學。歷史可以從兩方面來考察,可以把它劃分為自然史和人類史。但這兩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類史就彼此相互制約。”ヾ維科將歷史視作包括人類社會活動及其創造的語言、習俗、法律等在內的一個過程。這也意味著,他將歷史視作人類社會活動及其所產生的相關規範和制度的形成和發展的過程。這樣一來,這種歷史觀就跳出以笛卡爾為代表的啟蒙主義的普遍價值思維,而認可每一種文明及每一個特定歷史階段都有獨特價值,這正是歷史主義的基本精神之一。因此,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高度評價了維科的歷史理論。

    學術界普遍認為,德國啟蒙思想雖深受法國啟蒙思想的影響,但後者過于強調理性及輕視歷史,在此背景下,德國的歷史主義應運而生。正如列奧•施特勞斯指出的那樣︰“18世紀政治哲學所特別面臨的困境導致了歷史學派的出現。18世紀的政治哲學就是一種自然權利論。它是由對于自然權利的一種特殊的解釋、一種具體來說是現代的解釋構成的。歷史主義乃是現代自然權利遭逢危機的最終結果。”ゝ如果說啟蒙體現了一種理性主義與普遍價值,那麼,歷史主義則推崇歷史研究中的個性與特殊性,它強調對歷史進行多維度的具體研究。在歷史研究的方法論上,與維科一樣,德國啟蒙思想重點批判了法國啟蒙思想抽象的理性主義歷史觀。如維科理論的繼承者、德國哲學家赫爾德,他延伸了維科的歷史理論,試圖在多變的歷史事件中尋找不變的歷史規律,並認為時間、空間和民族特性一起決定了歷史的面貌。事實上,在法國啟蒙思想的內部,原本也孕育著對抽象理性主義歷史觀的不滿,例如孟德斯鳩的“自然環境決定論”。從某種程度上講,他的理論似乎與之後的歷史主義一樣,在強調歷史的普遍價值之余,試圖對歷史進行多維度的、具體的研究。另如被稱為近代德國“歷史學之父”的利奧波德•馮•蘭克,他反對將任何精神理念移入到歷史研究中,而強調充分的史料對于歷史研究的重要性,因此也被稱為歷史主義的先驅和代表性人物。需要指出的是,並非所有人都認為德國歷史主義的產生僅僅是出于對法國啟蒙主義的理論矯正和對抗。一些學者如伊格爾頓甚至認為,盡管歷史主義是一種反啟蒙式的理論嘗試,但它並非就真的那樣客觀公正,而同樣充滿保守的一面,帶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伊格爾頓因此提出,歷史主義實際上是一種反對啟蒙的普遍價值的民族主義嘗試,它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德國走向納粹主義是負有一定責任的。

    也有很多學者認為,除了對法國啟蒙主義的理論對抗之外,歷史主義與早期的藝術批判及浪漫主義息息相關,萊布尼茨與歌德的思想為其設定了基本的理論旨趣。他們認為,歷史主義並非僅限于歷史與哲學領域,它席卷了包括文學、法律等各個思想領域,在當時成為一股強大的社會思潮,並沿襲至今。例如,當歷史的車輪駛入20世紀中葉,歷史主義成為一種研究思維和方法,成為大批科學哲學理論家的最愛。由于與傳統的邏輯經驗主義相對,歷史主義不再只是傳統意義上強調歷史過程和歷史事件中不斷運動變化的復雜的狀態、特征和規律性,它被科學哲學理論家視為對科學目的和科學家行為進行歷史意義界定的科學研究範式,進而被視為科學哲學發展中的一場思維革命,圖爾明、庫恩、費耶阿本德、漢森等人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也有一些人將歷史主義與“歷史目的論”和還原主義混同起來。例如,波普爾批評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是一種“道德歷史主義”的“歷史決定論”,也有人批評弗蘭西斯•福山相信現代社會終結于西式自由民主制是一種還原主義的“歷史目的論”。

    談到歷史主義與歷史研究,不得不提及黑格爾。毋庸置疑,黑格爾是德國思想家中最重視歷史研究的人物之一。相比康德,黑格爾對歷史的探討要豐富很多。黑格爾曾專門為學生講授歷史方面的課程,學生的筆記還被後世編成《歷史哲學講義》。在黑格爾把作為世界本質的絕對精神看作概念及其現實化的過程,世界歷史由此體現為理性所推動的過程。這樣一來,他將思維的邏輯演進引入對歷史進程的研究中,在思維邏輯推演中映照現實和歷史,並在方法論上倡導一種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歷史研究範式。對黑格爾的唯心主義歷史哲學究竟是不是一種歷史主義,是有爭議的。很多學者認為,黑格爾哲學才是啟蒙哲學的代表性思想,而由于歷史主義產生于對啟蒙主義的反思之中,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不能算是一種歷史主義。這正如克羅齊所說的,近代最偉大的啟蒙倡導者其實就是維科和黑格爾。但也有很多學者將黑格爾的歷史哲學視為一種歷史主義。例如波普爾,他認為歷史主義的最大代表就是柏拉圖與黑格爾,他們都試圖對歷史進行“規律性的預演”,作為黑格爾學生的馬克思同樣如此。黑格爾的歷史哲學甚至被波普爾稱之為“全部當代歷史主義的源泉”ゞ。

    作為黑格爾的學生,馬克思也不得不為其老師哲學體系中深沉的歷史感所震撼,並認為這是黑格爾較之其他思想家最大的優點之一。而馬克思本人,毫無疑問更是注重歷史研究的思想家代表,他明顯受到以黑格爾為代表的傳統德國歷史哲學的影響,甚至將自己的研究主題界定為歷史科學。眾所周知,馬克思吸收了黑格爾唯心主義歷史觀中的辯證法的合理內核,並揚棄了費爾巴哈的機械唯物主義,創造性地提出了唯物主義的歷史觀即歷史唯物主義。如果從德國歷史主義和歷史哲學的發展脈絡來看,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似乎僅僅是德國歷史主義發展到黑格爾哲學之後的另一個歷史階段。而如果從辯證法的視角看歷史唯物主義,似乎馬克思的歷史哲學又僅僅是黑格爾歷史哲學的繼續發展或一種新的形態。事實上,很多西方哲學家持此觀點。但需要指出的是,從早期德國歷史主義,到黑格爾的歷史哲學,再到馬克思的歷史哲學,這不僅僅是一種學術思想的簡單延續,更是一種理論上的不斷提升和超越。

    黑格爾歷史哲學將作為世界本質的絕對精神看作概念及其現實化的過程,主張從思維的歷史推演中理解思維、進而理解歷史的歷史研究方法,而馬克思吸收了其關于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思維方法,或者說延續了其關于歷史與思維的辯證運動關系的歷史主義原則,並在此基礎上,對其進行了唯物主義的改造。馬克思認為,不應當將歷史視為精神與理念現實化的過程,而應從人的感性活動出發來看待它。黑格爾的抽象理性主義歷史觀,“只是為歷史的運動找到抽象的、邏輯的、思辨的表達,這種歷史還不是作為一個當作前提的主體的人的現實歷史”々。簡言之,馬克思的歷史研究方法揚棄了黑格爾歷史哲學中的客觀唯心主義,為歷史研究提出了唯物主義的本體論基礎以及強調實踐的方法論基礎。其歷史研究旨在關注人在歷史中的現實在場,“‘歷史’並不是把人當作達到自己目的的工具來利用的某種特殊的人格。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ぁ。

    相對于早期的歷史主義,盡管馬克思不否認維科將“新科學”聚焦于民事世界的合理性,但馬克思更主張從自然史和人類史相統一的視角看待歷史,而且超越了其將歷史研究局限于古代社會的歷史視域。這表明,馬克思既在一定程度上認可傳統德國歷史哲學,批判法國啟蒙哲學重理性而輕歷史,但也並不全盤否認後者對自然世界的關注,而綜合並揚棄了兩者,將歷史視作自然史與人類史相互制約、不可分割的漫長且連續的過程。費爾巴哈的“半截子唯物主義”的歷史觀,事實上在歷史研究中撇開了歷史本身,或者如黑格爾一樣還是對歷史進行了唯心主義的理解,因為他最終脫離了人及其實踐,成為了“不涉及現實”的“超歷史”。“費爾巴哈的警句只有一點不能使我滿意,這就是︰他強調自然過多而強調政治太少。”あ綜上可知,馬克思的歷史哲學既擺脫了黑格爾的歷史形而上學,同時又擺脫了早期歷史主義學派的歷史虛無主義、普遍主義傾向,探索出一條強調歷史的實踐性、規律性的全新的歷史研究方法。

    二 歷史唯物主義是一種歷史主義嗎?

    關于歷史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關系問題,在國內外學術界歷來充滿爭議。不同之處在于,國內對于兩者關系的探討,更多地是為了突出概括歷史唯物主義相對于歷史主義的對立面及其超越之處。多數學者認為,歷史唯物主義采用了歷史主義的方法,但超越了後者。例如,有學者認為,不能因為歷史主義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產生有過影響,就將後者歸結為前者的一種,事實上,歷史唯物主義在吸收和借鑒了歷史主義合理性思想的同時,也超越了其局限性。ぃ再如,有學者認為,馬克思的歷史主義原則批判地繼承了自維科、赫德爾至黑格爾以來形成的歷史主義方法論傳統,代之以從實踐辯證法為方法論基礎的全新的歷史主義原則,並在自己的學術研究中堅持貫徹了這一方法論原則。い又如,有學者認為,馬克思的思想本質上是一種歷史主義,該原則和方法是其歷史哲學的直接規定性。只不過,相比傳統的德國歷史主義,馬克思的歷史主義的本體論基礎是唯物主義的,它超越了先輩們的歷史主義。ぅ

    相比而言,國外相關研究的歷史更長,其觀點各不相同,許多著名的理論家也紛紛明確表達過自己的主張。有的理論家直接將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或歷史哲學界定為一種歷史主義,甚至一種完全類似于包括黑格爾在內的德國傳統歷史主義學派的歷史主義,例如波普爾、施特勞斯、鮑德里亞。有的理論家反對將馬克思的歷史哲學稱為一種歷史主義,例如阿爾都塞。也有理論家承認歷史唯物主義是一種歷史主義,但它超越了傳統的歷史主義,例如葛蘭西。還有理論家認為,歷史主義恰恰就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則,它是歷史唯物主義充滿理論生命力的原因所在,是人們看待歷史的基本方法和視域,例如詹姆遜。

    在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盧卡奇、葛蘭西等人那里,歷史唯物主義采用了歷史主義的研究方法,但同時超越了傳統的歷史主義。總體而言,他們對歷史唯物主義持積極的肯定態度。在盧卡奇看來,歷史研究方法是哲學的根本方法。他強調歷史唯物主義方法在哲學研究甚至政治歷史實踐中的指導性意義,強調歷史研究中總體性的重要性。相比盧卡奇隱晦地將歷史唯物主義視為一種歷史主義,葛蘭西在《獄中札記》中直言,“實踐哲學是絕對的‘歷史主義’”。う事實上,葛蘭西是在人道主義思維中探討歷史唯物主義的。在葛蘭西那里,實踐哲學就是指馬克思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他將歷史唯物主義視作一種絕對的“人道主義”,並將之與歷史主義放置在一起,顯然,這表明他將歷史研究的主題聚焦于“人”。一方面,這是葛蘭西對于馬克思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核心精髓的人道主義歸納;另一方面,這也是他對蘇聯式馬克思主義的“非人道化”的一種理論反思。

    作為唯科學的西方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的阿爾都塞,在歷史唯物主義與歷史主義的關聯性問題上,與盧卡奇、葛蘭西的觀點形成了鮮明對比,他直言歷史唯物主義是“反歷史主義的”。在阿爾都塞看來,將歷史唯物主義歸結為一種歷史主義,是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對歷史唯物主義的一種誤解。無論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將馬克思的歷史哲學理解為歷史主義,還是理解為人道主義,其實都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兩者之間有著必然的關聯性。這是因為,當人道主義者將人的本質歸結為歷史的主體時,歷史就成為“人的本質的轉化形式”,整個社會關系也就成為歷史化的“人與人之間的、主體與主體之間的關系”。這樣一來,所謂歷史僅僅成為“歷史主義的人道主義的理想場所”(11)。可以看出,在阿爾都塞那里,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圍繞人、歷史、歷史的主體問題,將馬克思的歷史哲學塑造成一種人道主義和歷史主義,這是對馬克思歷史哲學的最大誤解。與此相反,馬克思的歷史哲學應當是“非歷史主義”或“反歷史主義”的。

    波普爾是公開將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歷史主義並對其進行批判的代表。他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歷史決定論的貧困》等著作中明確提出,所有宣稱掌握了歷史發展規律的理論,都是對開放社會的威脅,可以將這些學說概括為歷史決定論。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的第22章,波普爾將歷史決定論視作一種“道德歷史主義”,批評歷史決定論者試圖在歷史發展中建立道德。“道德歷史主義”包含“道德實證主義”、“道德保守主義”、“道德未來主義”,事實上這三者都沒有任何道德標準而言。在《歷史決定論的貧困》中,波普爾更是直言,基于人類知識的有限性,所有關于歷史命運的學說都只能是未被證明的烏托邦、都是不可靠的。由此,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成為波普爾的批判對象之一。波普爾認為,歷史唯物主義基于一種“反自然主義”的方法論,彰顯出強烈的本質主義與整體主義色彩,是典型的歷史決定論,也是一種典型的“道德歷史主義”。在歷史決定論思維下,社會的發展“只是沿著一條不變的預定的道路並要經過不可避免的必然性所預先決定的各個階段罷了”(12)。

    相比波普爾,施特勞斯對歷史主義的批判更具爆炸性。與尼采相似,在施特勞斯那里,整個當代西方學術都陷入了“現代性的危機”。他認為,不管各種主義還是流派,都堅信現在勝于古代、未來勝于現在,他們莫名其妙地創造了“歷史觀念”這一範疇,並用“進步還是反動”取代了“好與壞”的應然邏輯,來看待所謂的歷史和當下的關系。由此,包括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在內的所有試圖探討所謂歷史的規律以及歷史與當代的關系的理論,都誤入歧途。從某種程度上講,施特勞斯是一個返古主義者,他堅信必須從古典視角來全面批判現代西方學術及其所謂的現代性問題。

    除了波普爾與施特勞斯,鮑德里亞對歷史唯物主義所謂的歷史主義思維的批判,同樣具有代表性。事實上,鮑德里亞的相關理論,與波普爾的“道德歷史主義”理論是一脈相承的。在鮑德里亞那里,馬克思的歷史哲學本身就是歷史主義思維的產物。他認為,馬克思與黑格爾並沒有本質的不同,只不過繼承了後者的歷史辯證法,並對其進行了唯物主義改造,形成所謂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歷史觀罷了。歷史唯物主義基于一種“歷史斷裂論”,即它植根于資本主義的現實土壤,以資本主義歷史為主要研究載體,剖析了資本主義歷史語境下的社會結構與社會運行規律,然後在此基礎上,往前“倒推歷史”,對整個人類歷史進行“理論追溯”。這仍然是一種黑格爾式思維。基于此,鮑德里亞總結說,所謂的歷史唯物主義不外乎一種“歷史的歐幾里德幾何學”(13)罷了。非但如此,在他看來,歷史唯物主義的所有相關範疇諸如勞動、生產力等都基于典型的“人類中心主義”,即視歷史為人類對自然界進行征服的過程。似乎正如波普爾所說的那樣,歷史唯物主義不過是一種帶有“反自然主義”傾向的“道德歷史主義”而已。

    與波普爾、鮑德里亞等人不同,盡管同樣認為歷史唯物主義是一種歷史主義,但詹姆遜從積極的一面探討了這一問題。詹姆遜更願意將歷史唯物主義視作一種絕對的歷史主義,認為它為人們提供了闡釋歷史的絕對視域。相比傳統的闡釋歷史的四種模式——“文物研究”、“存在歷史主義”、“結構類型學”、“尼采式反歷史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提供了“生產模式”這一最具優越性的“主導符碼”,該“主導符碼”解決了歷史研究中“主體邏輯”與“客體邏輯”的悖論式難題,使其成為超越其他闡釋模式的不可超越的“語義地平線”。“生產模式”使得歷史唯物主義超越各種學科的方法論,“充分滲透到各個學科的內部,在各個領域存在著、活動著,早已不是一種專門化的知識或思想分工了”。(14)詹姆遜現身說法,用歷史唯物主義對後現代主義進行了歷史主義式解讀。他借用曼德爾的觀點,將資本主義劃分為“市場資本主義”、“壟斷資本主義”、“晚期資本主義”三個階段。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生產模式”理論即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辯證關系理論,詹姆遜指出了與這三個歷史階段相對應的三種文化形態︰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所謂的後現代主義也就是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在這里,詹姆遜通過歷史主義視域將後現代主義納入歷史敘事,將資本主義看作三個連續且斷裂的歷史階段的總和。“後現代主義時代的敘事及其同晚期資本主義的關系是全部問題之所在。無論在世界的哪一個角落,人們都無法逃避晚期資本主義的引力場。……我所提供的框架是一個歷史的框架,我認為它最能讓人去獲取一個連貫的敘事,即使這個敘事說明的只是不連貫性。”(15)需要指出的是,詹姆遜強調歷史唯物主義是一種絕對的歷史主義,但並不是歷史決定論,而斯大林錯誤地將歷史唯物主義理解為歷史決定論,這是一種嚴重的誤解。不僅如此,歷史唯物主義甚至不是一種歷史哲學,因為它包含了很多問題域,涉及很多研究方式和內容,因此,將其籠統地概括為歷史哲學並不妥當。

    三 超越歷史主義︰作為方法論的歷史唯物主義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歷史唯物主義與歷史主義的關系問題上,理論界思想各異,各種觀點都有一定的學術影響力。但總的來說,理論家們的觀點大致聚焦于兩個方面︰其一,從理論特質或所涉及研究範圍的相似性來講,歷史唯物主義究竟是不是一種歷史主義?其二,如果認可兩者有理論上的繼承關系,那麼,歷史唯物主義是否是一種全新的歷史主義形態?如何為這種全新的歷史主義形態命名?事實上,當人們將所有的注意力聚焦于這兩個方面的時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種“非此即彼”式的邏輯判斷中。筆者認為,兩者之間不應該是一種理論特質上的繼承或敵對的簡單的線性關系,而是一種方法論上的辯證超越關系。歷史唯物主義更多的是一種研究歷史的方法論,是一種超越了傳統歷史主義研究方法的全新的歷史研究範式和工具。

    其一,波普爾、鮑德里亞等人簡單地將歷史唯物主義與傳統歷史主義等同起來的觀點,是值得推敲的。盡管鮑德里亞並沒有像波普爾那樣直接將歷史唯物主義稱之為“歷史決定論”,但卻同樣赤裸裸地將其稱之為所謂的“道德歷史主義”。如同波普爾,鮑德里亞認為歷史唯物主義與黑格爾歷史哲學並無兩樣,它立基于人類中心主義的道德哲學,是反自然主義的。他指責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中諸如勞動、生產等基本範疇,只不過是他將西方理性主義的概念轉譯為物質生產的邏輯和生產方式的歷史辯證法(亦即所謂的生產之鏡)而已。例如,馬克思將人與自然先驗地分為“好的”、“壞的”兩個方面,這是典型的黑格爾式理性思維,它植根于猶太—基督教的道德哲學,即將靈魂與自然相割裂,似乎人就應該剝削自然。因此,歷史唯物主義是一種典型的人類中心主義的道德哲學,是一種“實證道德主義”。事實上,鮑德里亞並非簡單復制了波普爾的觀點,他對後者的歷史決定論進行了“改造”甚至“顛倒”。例如,鮑德里亞批判歷史唯物主義將關于資本主義歷史研究的結論強行應用于之前的社會,即所謂的用“人體解剖”來代替“猴體解剖”,並因此將歷史唯物主義戲稱為“歷史的歐幾里德幾何學”。這顯然是對波普爾關于“道德歷史主義”之“道德實證主義”的再加工,即批評馬克思片面強調當下是合理的且具有闡釋歷史的優先性。事實上,鮑德里亞並沒有明白馬克思與黑格爾的區別。如前所述,一方面,馬克思沒有像黑格爾那樣,將歷史理解為抽象思辨邏輯的現實化,相反,他把歷史理解為人的具體的實踐活動,他在思維路線上實現了對黑格爾歷史觀的“顛倒”。另一方面,馬克思雖然將理論研究的重點聚焦于資本主義,但他基于歷史主義視域的歷史觀,並非僅限于通過探討資本主義來反襯歷史,相反,他甚至嘗試將整個歷史發展的前進性規律應用于對資本主義的研究,例如在《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等作品中反思過歷史如何可以跨越資本主義。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鮑德里亞一方面批評馬克思將人體解剖理論應用于猴體解剖,另一方面,他卻反過來試圖將猴體解剖理論應用于人體解剖,例如,試圖用原始社會中的所謂“象征性交換”來反抗資本主義的商品交換,借此實現對資本邏輯的“革命”。這事實上也是一種歷史主義,只不過相比歷史唯物主義是一種顛倒過來的歷史主義,或者正如波普爾所批評的所謂“道德保守主義”罷了。

    其二,葛蘭西籠統地認為歷史唯物主義是一種絕對的歷史主義,阿爾都塞武斷地否認歷史唯物主義與歷史主義的關聯性,也都是值得推敲的。從某種程度上講,他們兩人的觀點形成了理論對峙,相互指出了對方的不足。在阿爾都塞看來,盧卡奇與葛蘭西等早期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從黑格爾總體性的歷史哲學視角看待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尤其葛蘭西更直接地將其稱之為絕對的歷史主義,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理解上的倒退。馬克思超越了黑格爾,而盧卡奇、葛蘭西又反過來用黑格爾式思維解讀超越了黑格爾的馬克思,其實,他們最終還是為了將歷史唯物主義引向所謂的人道主義。在葛蘭西那里,人道主義與歷史主義是同一個命題。阿爾都塞反對將歷史唯物主義簡化為人道主義,認為這樣的理解破壞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在他看來,青年時期的馬克思確實具有一定人道主義傾向,但成熟時期的馬克思已經與前期思想相“斷裂”。因此,葛蘭西等在將人的本質歸結為歷史的主體、進而等同于歷史的本質的時候,歷史主義也就成了人道主義的借口和幌子。也正基于這些,人們往往將阿爾都塞稱之為理論上的反人道主義和反歷史主義。其實反過來,如果我們用葛蘭西的觀點反思阿爾都塞的話,會發現後者只是片面地反對所謂的人道主義,而忽略了馬克思歷史哲學關于人的重要性的問題。如若葛蘭西的觀點全部錯了,那麼,歷史的主體究竟是誰?人是否應該是歷史的主體呢?恐怕阿爾都塞無法回答這些問題。事實上,從某種程度上說,馬克思的歷史哲學是關于人的學說,人的生存狀況和人的解放是其關注的首要哲學命題。離開了人及人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還何談馬克思主義及其科學性呢?

    筆者認為,相比而言,詹姆遜的觀點更值得參考。從表面上看,詹姆遜與葛蘭西一樣將歷史唯物主義稱作一種絕對的歷史主義,但前者不似後者是為了側重于將歷史唯物主義視作一種人道主義,而是因為它提供了闡釋歷史的絕對視域或一種方法論。詹姆遜認為,歷史唯物主義提供了“生產模式”這一闡釋歷史最具優越性的“主導符碼”,並由此超越了其他所有的歷史闡釋模式,使其更具語義優先權。相比其他闡釋模式都有隱蔽的封閉線,即闡釋系統是社會整體的一部分,以社會為自己的研究對象,但同時,闡釋系統又同社會整體分離開來,使闡釋本身僅僅成為表面封閉的現象;歷史唯物主義可以打破這種隱蔽的封閉線,因為它提供的“生產模式”既可以作為闡釋歷史的方法論工具,而它本身又是歷史的一部分,這就可以實現歷史的主體邏輯與客體邏輯的辯證統一。正如詹姆遜所說︰“闡釋系統是社會整體的一部分,以社會為自己的研究對象,但是,隱藏的封閉線把闡釋系統同社會整體分離開來,使闡釋成為表面封閉的現象。馬克思主義的語義批評可以打破封鎖線。”(16)可以看出,詹姆遜將歷史唯物主義看作一種歷史主義,主要是側重于將其看作一種闡釋歷史的方法論。這一點,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自己所創學說的理論規定性是一致的。需要指出的是,詹姆遜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主義解讀並非毫無爭議。事實上,他與阿爾都塞一樣,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解帶有強烈的“歷史多元決定論”色彩。在他那里,“生產模式”並非單純指代經濟生產模式,“它們同時也表示出文化和語言(或符號)生產的具體和獨特的模式(同其他傳統馬克思主義上層建築中的政治、法律、意識形態等等在一起)”(17)。他認為,恰恰因為生產模式不僅僅指經濟生產,同時包含了文化及其他方面,各種生產模式之間才具有了連續性。也正因為各種生產模式之間的連續性,歷史唯物主義才解決了歷史主義困境中的“客體邏輯”問題,成為看待歷史的“語義地平線”。顯然,從這個角度來看,詹姆遜是一名阿爾都塞結構主義的擁護者。與後者一樣,他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主義解讀,顯然帶有強烈的結構主義色彩。因此,盡管詹姆遜聲稱歷史唯物主義不是本原主義或目的論的歷史主義,也不是存在歷史主義,而是一種絕對的歷史主義;但事實上,正如波普爾與鮑德里亞將馬克思的歷史主義研究方法武斷地概括為“道德歷史主義”,詹姆遜事實上將其等同為一種“結構歷史主義”。

    正如恩格斯所說的那樣︰“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18)。國內也有一些學者嘗試從方法論層面探討歷史唯物主義與歷史主義的關系問題,但最終還是將理論探討引向了本體論。例如,有學者認為,如果從“實踐哲學”的視角探討馬克思歷史哲學與黑格爾歷史哲學的關系,而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是一種“思辨歷史主義”的話,那麼馬克思的歷史哲學則是一種“實踐歷史主義”。但如果非要將馬克思的歷史哲學與前輩們區別開來,則“實踐”固然是一個重要的範疇,但即使我們可以稱之為所謂的實踐歷史主義,也只是一種方法論層面的理論界定,而不是一種本體論層面的界定。我們可以說歷史唯物主義基于實踐哲學並采用了歷史主義的研究方法,但其本身並不能稱之為所謂的實踐歷史主義。正如阿爾都塞批判葛蘭西那樣,如果片面強調歷史的實踐性,並理所應當地將實踐主體作為歷史的本質,那麼,將不可避免帶有抽象的人道主義傾向。正如馬克思所說,歷史發展是“人與自然的改造與被改造關系”及“人與人的社會經濟關系”的辯證統一的歷史過程。也即是說,不能由于片面地探討實踐性,探討人對于自然的改造關系,就忽略了人與自然之間、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存在之間的各種辯證關系。這也是馬克思歷史哲學理解歷史與歷史發展狀態的關鍵所在。

    為什麼我們認為作為一種方法論,歷史唯物主義超越了歷史主義?換句話說,歷史唯物主義何以是一種關于歷史研究的全新的方法論?對這個問題的回答,與馬克思何以超越了包括黑格爾在內的傳統歷史主義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第一,馬克思反對從唯心主義的視角理解歷史,強調辯證唯物的歷史研究方法。馬克思反對黑格爾將精神理念引入歷史,不僅如此,他還反對將歷史看作絕對理念的對象化和現實化的過程,而強調物質生產及其相應的生產關系在社會歷史演進中的決定性作用,由此對歷史進行了唯物主義的理解,創立了歷史唯物主義。第二,馬克思主張從現實與歷史的辯證關系中談論歷史。眾所周知,馬克思寫作《資本論》就是為了對作為當下歷史的資本主義進行抽象與具體相結合的分析,將歷史的探討與作為當下歷史的資本主義的批判結合起來,實現哲學與政治經濟學在學理研究上的統一;從而避免以往哲學家和政治經濟學家既缺乏歷史知識,又不了解“現實的歷史”,只是形而上學地探討所謂理論的情況。“我們之所以在這里比較詳細地談論歷史,只是因為德國人習慣于用‘歷史’和‘歷史的’這些字眼隨心所欲地想象,但就是不涉及現實。”(19)第三,馬克思強調從物質實踐與歷史的內在統一中研究歷史。馬克思從感性的實踐活動出發來探討歷史及作為未來歷史的當下,並使用生產方式這一物質實踐範疇來劃分歷史階段及研究歷史規律。也就是說,馬克思的歷史哲學主張歷史發展是“人與自然的改造與被改造關系”及“人與人的社會經濟關系”的辯證統一的歷史過程。從方法論層面講,這與傳統歷史主義抽象地探討歷史及歷史規律的研究範式是明顯不同的。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之所以說歷史唯物主義超越了傳統歷史主義,是側重于探討它既繼承了後者的歷史研究方法同時又提供了新的視域和研究範式,而非側重于探討它本身是不是一種歷史主義,以及是不是一種歷史主義的新的形態。可以認為,在方法論層面,歷史唯物主義表現為基于生產方式理論強調從歷史的聯系和變化中考察歷史研究對象的一種原則和方法。總之,作為一種方法論,歷史唯物主義為歷史研究提供了“唯物主義本體論”與“實踐方法論”,實現了對所謂的絕對歷史主義、道德歷史主義、結構歷史主義等各種歷史主義的超越。

    注釋︰

    ヾ(1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6頁;第78頁。

    ゝ列奧•施特勞斯︰《自然權利與歷史》,彭剛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第35頁。

    ゞ卡爾•波普爾︰《開放社會及其敵人》,陸衡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第61頁。

    々《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316頁。

    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第119頁。

    あ《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53頁。

    ぃ邊立新︰《歷史唯物主義對歷史主義的超越》,《山東社會科學》2013年第6期。

    い趙士發、胡紅生︰《歷史主義傳統與馬克思的歷史主義原則》,《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2007年第1期。

    ぅ沈湘平︰《馬克思思想視域中的歷史主義》,《學術月刊》2010年第8期。

    う葛蘭西︰《實踐哲學》,徐崇溫譯,重慶出版社,1990,第161頁。

    (11)路易•阿爾都塞、艾蒂安•巴里巴爾︰《讀〈資本論〉》,李其慶等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第160頁。

    (12)卡爾•波普爾︰《歷史決定論的貧困》,杜汝楫、邱仁宗譯,華夏出版社,1987,第39頁。

    (13)鮑德里亞︰《生產之鏡》,仰海峰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第99頁。

    (14)(15)(16)(17)詹明信︰《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陳清僑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第20頁;第26頁;第147∼148頁;第186頁。

    (1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42∼7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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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宋德孝 責編︰ 範紅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