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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唯物主義與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邊界討論

2018年09月21日 08:44:27 來源︰ 《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6年第3期

    在傳統馬克思主義視野里,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有“證明”歷史唯物主義的功能。這被認為既是20世紀的歷史唯物主義與政治經濟學批判之間關系的實情,也是同時代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已經對此作出了“證明”的實情。其他人則對此種有點“小迷信”的觀點作出了反證。他們自己倒沒有那麼多的成見。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證明”本質上限制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能力。在這一層面上,他們還是希望對這個問題提出替代性方案。既然人們對這個問題思考了很久,現在他們幾乎作為反對者可以向傳統馬克思主義提出,歷史唯物主義的另一個有效前提是否可能,以及它會意味著什麼。

    在我們看來,這里關鍵的問題在于,在我們現成的歷史唯物主義體系里,人類社會是不是由一個經濟因素被孤立起來而其他因素被控制住的封閉體系所構建,因此人們是不是可以從一些相同的關于社會發展的前提開始。然而,還是在不久之前,我們幾乎面對這樣的問題駐足不前。最直接的原因是,在方法上,馬克思比我們更有“經驗”,或至少更“能夠”從根本上關注具體的社會現實。這在馬克思思考歷史唯物主義前提時會起到極其重大的作用。因為“社會現實”是一個決定性的表述,其意義正如“理念”在黑格爾法哲學那里所具有的意義。正如黑格爾以這樣的方式將揭示真正的現實落在理念身上,馬克思也將以批判的方式揭示,社會理論很快因被黑格爾把握為範疇論的邏輯圖式而不得不改變方式。它必須拋棄在構建理念自身運動中獲得其顛倒反映的鏡像。

    因此,對我們而言,歷史唯物主義的有效前提應該是清晰而明確的,但是如果它未經批判,那麼就是混亂不堪的,在歷史解釋中或許被經濟動機或價值訴求動機優先性所染指,也就難免再次出現理論闡釋的某種掣肘。也正因為如此,今天的馬克思主義者必須及時應對歷史的變化。馬克思認為︰“不是歷史創造原理,而是原理創造歷史。但是,如果為了顧全原理和歷史我們再進一步自問一下,為什麼該原理出現在11世紀或者18世紀,而不出現在其他某一世紀,我們就必然要仔細研究一下︰11世紀的人們是怎樣的,18世紀的人們是怎樣的,他們各自的需要、他們的生產力、生產方式以及生產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樣的;最後,由這一切生存條件所產生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怎樣的。難道探討這一切問題不就是研究每個世紀中人們的現實的、世俗的歷史,不就是把這些人既當成他們本身的歷史劇的劇作者又當成劇中人物嗎?但是,只要你們把人們當成他們本身歷史的劇中的人物和劇作者,你們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發點,因為你們拋棄了最初作為出發點的永恆的原理。”ヾ這就是歷史唯物主義和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非凡結合的理論依據。它也提示了名為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是不是依歸于一個叫做歷史唯物主義的學科或方向的問題。同歷史唯物主義一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也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的。

    對于歷史唯物主義學說的命運而言,只有把它清晰地與政治經濟學客觀的邏輯分析區分開來,並且把作為批判的政治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本身劃清界限,才能解決歷史唯物主義和政治經濟學之間的關系等問題。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歷史唯物主義當然不是兩個不同的學科群類。但其概念形成的證明方式卻有差別。或者更準確地說,差別在于,一個致力于政治經濟學批判,而另一個忙于厘清歷史的前提。我們可以認為,歷史唯物主義的第一個方面,就是對人類歷史運動規律的發現,主要是對“生產物質生活本身”的規律發現。我們一般所謂“生產物質生活本身”的規律與政治經濟學的客觀規律是很不同的。

    自從其誕生起,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問題之一就是“現實的東西”與“觀念的東西”的區分。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個精巧的區分首先主宰著經濟學而非哲學的命運。因為經濟現象並非能夠真的孤立起來。在一般經濟學思維的那些對象和決定經濟事態進程的絕對主權者之間,相互依賴性非常明顯。所謂絕對主權者,就是決斷經濟事態進程之常態或非常態的人。所以,這個地方綻露了經濟學的典型特征︰“將思維的那些對象與絕對主權時刻聯系起來的科學,事實上不過是一種一般經濟學,它考慮的是這些對象相互間的意義,最終是它們的意義的喪失之關系。這種一般經濟學的問題位于公共政治的層面之上,然而在此名稱下被指謂的那個科學,卻不過是一種限制于商品價值研究的學問。它涉及的是處理財富利用的那門科學至關重要的問題。”ゝ

    因此,事實上,經濟學不是從天而降的,而是從治理藝術與國家理性的根據里上升而來的。治國方略和政策建議成為一個把握經濟學的本質和任務的必然內容之一。寫作《國富論》的斯密仿佛就是在對經濟問題的“預見”和對“君主與政府”的“勸說”中確立了往後經濟學之科學的歷史圖景。這就是說,通過斯密那時刻保持警醒的仁慈的凝視,他“看見”市民社會中的人們的欲求所顯現出來的恐慌以及欲望和貧困。或許斯密的基本原理對其他同行來說並不一定被完全認可。起碼來說,在主要方面,強國家的意識是因為傳統個人主義和工商業自由競爭所帶來的危害而得以展開的。在1925年,驚慌失措于丘吉爾政府政策的經濟後果之中的凱恩斯評論說,放任主義與自由競爭假設是危險的。“我們這個社會”的變化使這個假設成了我們“冒那第十次危險”的愚不可及的同義詞。但是凱恩斯自己卻仍然深信,他出版的《預言與勸說》,“比較有成就的還是預言,而不是勸說”。ゞ從這一意義看,斯密的觀點與此類似。所以,令我們感興趣的是,斯密提出“看不見的手”這一著名的經濟學原理,就其原理自身運用來說,指向了一種悖謬——凝視所期待“看不見的東西”,它依然被認為預見不了任何經濟事態的進程,但是卻保護著將來要臨現的可見性的信念。進而言之,不能以任何方式從其未見出發來預見新的可見者,因為它是不可見的。因此,經濟學或政治經濟學的命運就取決于它樂于承認必要的提升——讓“看不見的手”顯形于“看得見的手”。換言之,于經濟學家而言,經濟學或政治經濟學作為“傳道”、“說教”或言“勸說”終究已然在起作用了。福柯由此認為︰“政治經濟學從根本上就是能夠確保治理理由作出限制的東西。”々

    政治經濟學為什麼、怎樣能夠做到這一點呢?不難看出,與政治經濟學一起,進入同一個時代的是其方法,即客觀的邏輯分析︰原因綜合或合成方法、實證科學方法,等等。當然,經濟學可以通過這些方法用來解釋有關經濟現象的相似與差異,圖示一般空間上的分布關系的一定數量的陳述,諸如此類。要言之,政治經濟學研究自身之內擁有一種準物理學範式或原則。這種研究是在“假定條件不變而新的或不同的要素被采用”的情況下的研究。如果政治經濟學是可以用物理學範式進行研究的,那麼這等于把經濟規律當作不變的規律。我們也就按照資本主義的自由放任的理想原則達到了永恆的均衡。這種政治經濟學研究被馬克思稱為“粗劣”,是因為它的方法論是非歷史的。這必定意味著,將經濟學以固定的方式視為一門價值中立的學科。

    或許因為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歷史變化,馬克思的基本觀點是一種听而不聞的一個預言者的呼吁。第二國際的理論家例如梅林這麼公然把這種歷史觀點棄之如敝屣。按照第二國際梅林等人的看法,所謂馬克思講的“生產物質生活本身”的規律就是經濟科學(現在也稱經濟決定論)所把握的規律。而在歷史唯物主義那里,歷史認識恰恰是非常不夠格的。辯證法也是很不切實際,至少要達到“實際認識”ぁ力不從心。所以,梅林說,把蘊藏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的大量歷史觀點系統地整理出來,是一件很有價值的工作,這件工作將來一定會有人來完成。

    表面看來,梅林的理論質疑表明,他重新提出了馬克思究竟在什麼地方提出他的歷史觀。今天對這個問題還沒有答案。在我們看來,之所以如此,在很大程度上人們依然也是以當時歷史時代之社會實用性來取裁歷史唯物主義的,並由此來分析經濟現象。因此,即使人們對馬克思的歷史理論有某種認識,但是它們也只能算對“這一理論的輪廓”的模糊認識。這里人們能夠再次提出一種與理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歷史唯物主義中的哲學根基之問題關聯。其實,理論家梅林等人就參照抽象(機械)唯物主義把歷史唯物主義解釋為一種以科學分析的意圖為基礎,看起來就是根據一般規律和初始條件的可演繹原則來產生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歷史發展基本原理。但是遺憾的是,因其政治經濟學客觀的邏輯制衡而不具備真正領悟“實際”發展的能力。梅林以及對歷史唯物主義作出批判的後繼者,也都是這麼公然斷言的。所以,他們忙于重新提出了這個問題——馬克思究竟在什麼地方提出他的歷史觀。有人(例如巴里巴爾)認為,這一理論可能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以列寧所謂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假設”形式出現,但是在他看來,即使《資本論》也不是像列寧所講的那樣馬克思歷史科學從假設走向證明,而是“某些概念的產生、構成和確定的過程”。但是,在我們看來同樣正確的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命運取決于馬克思所謂的“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あ這個前提。馬克•波斯特將之看作“像一聲驚雷降臨到19世紀40年代的黑格爾主義的德國”ぃ。至于如何從這個前提展現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批判能力,他卻沒有對我們作任何解釋。相反,另一方面,因其信賴于福柯提出的所謂歷史唯物主義另一個有效前提,波斯特自以為這個前提反倒在某一層面可以作為檢驗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局限性的來源。

    此時,如果我們同意上述這些出色的哲學家的意見,歷史唯物主義將會變成一個“笑話”。“笑話”總是意味著不可能。

    不過,問題的重要性在于,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其實還沒有講完。更何況它對現代文明進程那“僅有原則性論述”所產生的影響,它在一系列革命中的所作所為,在我們的真正的問題——“生活本身”問題、人與人關系問題、屬于創造歷史上的問題中發揮了改造世界的作用,幫助第三世界國家驅逐了殖民勢力,並且還通過馬克思主義者對金融資本、壟斷、國家支出、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理論等方面的政治經濟學發展,為那個時期的中國、蘇聯等國家的政治經濟體制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然而,我們應當承認,引入了一個應對我們的真正問題——生活本身問題的歷史唯物主義,並令經濟問題退居于它原來不算崇高的地位,這是使得歷史唯物主義夠得上“科學”這個名稱的真正含義。與此同時,既然無可否認我們是在馬克思“僅有的原則性論述”中讀出他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那麼正如我們無法問包治百病的醫生從何而來一樣,我們也無法照著講。從這個意義上,我們更無法接著講。

    總之,在任何情形中,我們都不能夠希望一種從假設到證明的“科學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從抽象的意義上來說,馬克思論述的歷史唯物主義還沒有講完;從具體意義上來講,歷史唯物主義的完成在時間上晚于政治經濟學批判,因為它不受政治經濟學客觀邏輯制衡。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不能被當作對知性科學的批判。馬克思認為,他把“政治經濟學”當作能夠分析和解剖“物質生活關系的總和”的科學,因而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會受到現代經濟學家的誤解。

    最簡單地說來,馬克思的作為能夠分析和解剖“物質生活關系的總和”的科學,就容易被誤認為對資本主義體系擴大再生產的隱秘的表達。如果說一種浮淺的觀察能夠把歷史唯物主義的本質轉移到庸俗馬克思主義中去闡釋,那麼即使馬克思能夠摧毀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公信力,也無法替代其意識形態的霸權地位。這叫理性的狡計。福柯等人特別強調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領域並不代表一種革命的觀點。按照福柯等人的分析,不管馬克思對李嘉圖做出了多麼重要的修正,從根本上說,馬克思沒有跳出李嘉圖的經濟分析框架。如何充分界定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與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區別是不可能的,因為兩者之間思想結構沒有區別。馬克思幾乎完全有可能已經成為一名國民經濟學家了。充當支配話語方式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在這方面的局限(諸如馬克思一直對“商品”和“價值”這些語詞的使用)就是例證。

    其實,早在福柯之前有人便這樣批駁過馬克思︰一個建基于尋求“經濟和社會生活的自然規律”之上的經濟問題探究,能夠以其復雜的、基礎性的研究動機被用來證成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科學性”,以致能夠促進資產階級經濟學與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之間的和睦。這里發生的事情類似于,如果馬克思很大程度上是從其對資產階級本質歷史性認識領域轉向對經濟王國的研究,它看上去則更關乎與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近似的模式而非政治經濟學批判,更關乎革命之“科學性”問題而非澄清界限地批判資產階級統治之限度的規劃。或者,“是與黑格爾的三段式,正題、反題、合題一路貨色”。而在德語的語境中,“政治經濟學批判”“可能會因人的看法不同而成為李斯特經濟學”。い因此,恰如施米特挖苦評論︰馬克思的討論一直“局限于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的各種觀念,仍囿于古典的從而也是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有趣的是,施米特似乎也有保留地認為,“如果馬克思主義特有的科學性完全建立在嚴密的分析上,這些指控就是正確的”。ぅ

    我們可以針對這個爭議——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是不是難以超越資產階級經濟學——提出一個簡單反駁。如果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目的和意義似乎只有一個,那就是向人們展示,資產階級經濟學對于資產階級而言是一種權力的工具,是要強化其現存統治方式的那些話語,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是要取消它們的那些統治話語,那麼馬克思的工作的確顯露出矯揉造作。當它這樣做時,它在許多重要方面與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話語相沖突。例如,這里首先出現了這樣一個根本問題︰它怎樣為歷史的主體(工人階級)創造歷史的力量劃清實踐界限和目標呢?因此,如人們所錯誤估計的那樣,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承受著被其試圖解釋的原則所瓦解的威脅。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觀點中包含著對資本主義秩序和制度的攻擊,但是它們之火力並非輕而易舉地能夠為其最鞏固的基礎原則所提供。值得注意的是,這里的問題似乎僅僅從話語角度看,是很清楚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與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在很大程度上都沒有談論對方。盡管“商品”、“價值”等概念表面看來都是資產階級經濟學的通常概念,然而資產階級經濟學本身也並非鐵板一塊。它們自己內部也會堅持某種價值又借助不同的經濟學術語和解釋話語體系削弱現存統治方式的另外一種話語。于是,問題看起來似乎就是︰一方面,如果那些話語體系源出並執念于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的創造與攫取、剝削就是自始至終也繞不開的阻礙,並不時地威脅著要顛覆它;但是,另一方面,它卻好像可以從新的價值學說例如“邊際效用價值論”概念及其相關的分析話語體系被放逐。故此,剩余價值的創造與剝削,便能被把握為居于充分自由競爭語境下的意味深長的沉沒點。或者,用他人瞧不上馬克思的話說,“那就用不著為馬克思學說的再應用問題費心思了”う。

    然而,于我們而言,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畢竟不是可以推論來推論去的主觀反思,更不會是又平添了一個話語體系。問題在于,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如何從歷史唯物主義角度而不是主觀或語言角度確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價值基礎。于此,我們必須特別注意什麼樣的立場是兼容的,以及什麼樣的立場是真正對立的。退一步講,即便好像經濟學家們均落入了不同的意識形態圈套,將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與資產階級經濟學並軌,也就像設想否定的角度和肯定的角度是一回事一樣,犯了範疇混淆錯誤。對馬克思來說,資本主義的危機毫無疑問會發生,但這不是歷史的不斷重復,而是這樣一種可能性︰資本主義社會也許在某一時刻從接縫處開始瓦解,就像一個國家發生的地震,那時它的西半部分就會散亂無序,因此也就無法控制其自發的崩潰。與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不同,可以說,在方法上馬克思似乎比他們更關注具體的歷史現實,而非“方法論”。(11)這里存在最大的矛盾,就是知性科學和歷史方法之間的矛盾。(12)

    以此視角來看,在某種意義上,作為知性科學的政治經濟學,就是假定條件不變而新的或不同的要素被采用才能變得足夠確定而界定自身的研究範圍。舉例來說,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在假設中給定了偏好函數,卻沒有說明這些偏好最初是怎麼來的。這是試圖“構建像‘physics’(物理學)等自然科學那樣一種關于人類經濟社會運行內在法則的帶有‘ics’詞綴形式的‘economics’的科學”(13)。在這個科學的世界里呈現社會、歷史的自我封閉,以至于不可能突然出現真正出乎意料之事。但是,馬克思說︰“我們的專家還是命運不好。當他們能夠不偏不倚地研究政治經濟學時”,“他們所處的境況已經不再容許他們在資產階級的視野之內進行不偏不倚的研究了。只要政治經濟學是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就是說,只要它把資本主義制度不是看做歷史上過渡的發展階段,而是看做社會生產的絕對的最後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階級斗爭處于潛伏狀態或只是在個別的現象上表現出來的時候,它還能夠是科學”。(14)對于馬克思來說,政治經濟學所謂的當它自身試圖確定條件本身是怎樣改變之時就更加迫切地需要轉向歷史的研究,其實是把它自身穩定地置于經濟制度的歷史中和經濟統計這一實質是表意的科學之中。就這樣,當一種諸如關于經濟制度選擇的演化過程的思想出現在經濟學著作中時,經濟學還是因為強調“制度的自然選擇”忘記了歷史。而這為不明就里的人把例如剩余價值、剝削、勞動、拜物教以及異化這樣的概念當作哲學概念,當作形而上學概念,應當予以拋棄埋下了隱患。

    這是屬于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命運?還是屬于非馬克思主義者背離了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原則。答案是肯定的。依我們看來,馬克思和政治經濟學家的區別在于,即便馬克思同國民經濟學家都是“從當前的經濟事實出發”,但是,絕少有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願意對“當前的經濟事實”進行正面質疑,因為這種質疑最為直接、根本地涉及他們對現存關系的幻覺破滅與否以及資本主義未來的命運。因而,在某種意義上,對于資產階級經濟學而言,“當前的經濟事實”是最無爭議的基礎,但從另一層面講它又具有眾所周知的不穩定性。以假設、框架、範式和模型為經濟學合法性的基礎則為其提供了資產階級個人所能希望的最堅固的基礎。這讓像馬克思這樣的思想家感覺就像墜入“五里霧”之阻隔了一樣,被“抽象的公式”阻滯了洞察的眼楮。(15)

    進一步看,以量為基礎確定“經濟事實”的信仰具有某種間接的感性、智性上的踏實,也因此更方便于統治階級聲稱何為經濟上的“適應”、“恰當”、“正常”等等已經被把握和測量了。這也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中恰好感受到的,當馬克思說他對“剩余價值”概念比起產業資本家和經濟學家更上心時,他們回答說︰剩余價值那樣的東西是不存在的。于是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在它誕生的時候就已然在自身中包含了智性的排外性內核——“剩余價值”據說是應該置換為“利潤”,即從生產價值減去費用價格所剩下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將“利潤”或此種“剩余價值”視作淨化制度的精神補給。對他們而言,與其說,它名為“剩余”,毋寧說,實為“適中”。而現在,對馬克思來說,將什麼作為“剩余價值”來論述事關根本,這是因為它有最普遍和廣泛的作用。“剩余”乃是資本主義社會最本質的經濟現象。但是,對我們來說,這只能在其成為質上把握之確信,才能看到它所內涵的激進的能量表達。馬克思對剩余價值的理解是在質上把握的。而在政治經濟學家看來,應當把質上的條件歸因于量上。像我們感知到的生產絲綢褲子和生產毒藥之間質的區別,于國民經濟學家而言,都要通過量的區別來確定。對于斯密來說,主要方面就是意味著要減少勞動者個人痛苦的數量。對于李嘉圖來說,就是能給資本家帶來增值和利潤。但諷刺的是,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演變過程中,剩余價值和利潤率的對應卻在數學上得到證明。可是,這種證明與馬克思所做的工作相距甚遠。根據這一判斷,當我們去檢驗上述問題——即剝削理論對資本主義適用性——時,剝削理論被建模的、數學化的方法所確證,表面上“使得我們能夠證明馬克思主義剝削理論是牢固的”(16),但同時它也就更容易顯得不可信。這是因為,只要人們把資本主義制度“看做社會生產的絕對的最後的形式”,由于自我滿足的策略變得越發重要,最後的結果是“資本家和地租所得者之間、農民和工人之間”變得越來越難以區分了。在今天看起來,所有這些都只是作為國民經濟學基本原則上的錯誤認識被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所銘記的。為此,如果對國民經濟學來說所有的“例外”狀況、“過度”狀況(即“剩余”)都裹挾著反對它的能量而來的話,那麼它自身就難以“適度”實現了。而馬克思認為,“剩余”意味著“整個社會必然分化為兩個階級,即有產者階級和沒有財產的工人階級”(17)。

    關于這一切,馬克思與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區別具有這樣一個重要性︰剩余價值理論所體現出的基本精神,就是突破現代科學的趨勢。更確切地說,作為總體性觀點的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核心,而對人類的經濟行為以及現實的經濟過程作純知性科學式的推導、證明和實證並不能展現真正的歷史舞台和場景。

    注釋︰

    ヾ《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1卷第146-147頁。

    ゝ[法]德里達︰《書寫與差異》,張寧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487-488頁。

    ゞ參見[英]凱恩斯︰《勸說集》,蔡受百譯,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第1、216頁。

    々[法]福柯︰《生命政治的誕生》,莫偉民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頁。

    ぁ參見[德]梅林︰《保衛馬克思主義》,吉洪譯,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6頁。

    あ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1卷第79頁。

    ぃ參見[美]波斯特︰《福柯、馬克思主義與歷史︰生產方式與信息方式》,張金鵬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39頁。

    い參見[日]望月清司︰《馬克思歷史理論的研究》,韓立新譯,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頁。

    ぅ參見[德]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馮克利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9頁。

    う[英]米克︰《勞動價值學說研究》,陳彪如譯,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298頁。

    (11)參見張文喜︰《方法與反方法——哲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思想對話》,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05頁。

    (12)參見張文喜︰《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歷史唯物主義之間的哲學反思》,載《理論探討》2011年第3期。

    (13)韋森︰《語言與制序——經濟學的語言與制度的語言之維》,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21頁。

    (14)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6頁。

    (15)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26-267頁。

    (16)參見[美]羅默︰《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分析基礎》,汪立鑫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4頁。

    (1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26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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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張文喜 責編︰ 範紅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