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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葛蘭西文化領導權理論的出場語境與價值向度

2018年10月25日 02:39:38 來源︰ 《教學與研究》(京)2016年第8期

    葛蘭西被西方學界譽為上層建築理論家,這與他在實踐哲學的基礎上提出文化領導權理論是分不開的。葛蘭西文化領導權理論的出場語境是要解答西歐社會主義革命屢屢失敗與俄國革命依靠政治暴力成功之間的鮮明對比問題。提出國家權力的鞏固應該從文化領導權的建構入手,繼而取得經濟和政治領導權。西歐資產階級的統治是建立在“市民社會”這個牢靠的基礎上進而擁有資產階級的文化霸權,因而如果要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必須首先通過不同于俄國“運動戰”的方式,即有機知識分子的“陣地戰”的方式鞏固無產階級的文化領導權。厘清葛蘭西文化領導權理論中文化與權力的雙重復雜性的文化政治學轉向,開掘其出場語境中蘊含的主流意識形態構建路徑與價值向度對處于文化全球化中的中國而言尤為重要。

    一、文化領導權理論的內涵與旨趣

    葛蘭西是將文化作為其實踐哲學的出發點,作為自己理論的中心點構建其意識形態理論的。為了防止他人誤解其理論的價值取向,葛蘭西特別強調不能把文化當做醫治一切病癥的靈丹妙藥,明確反對泛文化主義的錯誤思潮。他在《社會主義與文化》一文中指出︰“我們需要使自己擺脫這樣的習慣,即把文化看成是百科全書式的知識。”[1](P5)由此可見,將文化神化為無所不包的百科全書式的知識是異常危險的,這樣會遮蔽文化自身所蘊含的實踐維度和價值形態而走向流俗的知識賣弄和文化中心主義。事實上,文化不僅是作為觀念形態的結果而表現為文化資源,更是作為實踐形態的過程而表現為文化主體的自我意識和精神自覺。葛蘭西關注的重點顯然不是前者,而是要把文化作為人超越自然本性作為主體能動性的體現,通過文化人的能動性體現文化的實踐性特征,通過文化個體精神世界的實踐豐富和提升,從而超越自然的局限性。

    葛蘭西主張從國家領導權中區分出文化領導權和政治領導權,進而認為後者的實現是以前者的實現為前提的。他指出︰“一個社會集團的霸權地位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即‘統治’和‘智識與道德的領導權’”。[2](P38)拉克勞、墨菲認為,“葛蘭西比同時代的其他理論家更大地擴展了政治重組和領導權的領域。”[3](P71)但他並不僅僅停留于簡單的文化層面就文化談文化,而是從文化和權力的關系,文化的政治化和實踐化來思考文化領導權獲得的可能性。葛蘭西文化領導權理論的建構是建立在他對馬克思主義實踐本性的理解之上的,他認為在無產階級的革命實踐中原本就包含對基于文化領導權的意識形態話語權爭奪,這是列寧領導權理論沒有從政治領域擴展到倫理、理智領域的必要發展和補充。

    葛蘭西認識到,西歐國家的資產階級不僅在政治上擁有統治權力,而且在實際上擁有與其經濟統治地位以及政治統治地位相一致的文化霸權。不僅如此,文化霸權的存在還為資產階級的統治起到了精神堡壘的作用。鑒于此,他認為有必要把以蘇聯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領導權擴展到文化領域。不僅如此,還要把馬克思視之為經濟基礎的市民社會概念進行重新審度,代之以推行無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文化載體。他指出︰“對國家的基本認識離不開對市民社會的認識。”[2](P218)任何一個國家都需要兩個方面的領導權︰一方面就是為人們所熟知的經由政治和軍事手段而實現的政治領導權;另一方面就是通過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市民社會的文化和教育而形成的文化領導權。對于前者而言,包括國家和軍隊在內的暴力機關所形成的強制力保證其直接有效性;而對後者而言,必須通過對無產階級大眾的文化教化和“思想灌輸”以形成統治階級對現實的人的精神控制和領導,同時為政治領導權提供執政合法性的文化依據。

    在國家和市民社會概念的界定以及對二者相互關系的理解上,葛蘭西顯示出了其與馬克思思想的明顯不同。眾所周知,馬克思的市民社會概念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並受其規制的。而葛蘭西卻用來指代由學校、教會、政黨、社會救濟機構和慈善事業團體等構成的從事文化和教育的機構和團體,很顯然,市民社會在葛蘭西那里是作為意識形態上層建築出場的。與馬克思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辯證統一出發闡述國家形成發展的基本思路不同,葛蘭西認為,“每個國家都是倫理國家,因為它們最重要的職能就是把廣大國民的道德文化提高到一定的水平,與生產力發展要求相適應,從而也與統治階級的利益相適應。”[2](P214)可見,葛蘭西從每一個國家都是文化國家的邏輯前提出發,認為經由市民社會而對國家文化領導權的爭奪,對于統治階級獲得執政的合法性基礎以及群眾基礎至關重要。不難看出,葛蘭西構建文化領導權理論所推出的市民社會範疇具有濃重的黑格爾主義色彩,但這正是我們理解其文化領導權理論的關鍵點所在。

    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理論是基于意大利工人運動和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不同結果的鮮明對比而提出來的。他運用“運動戰”和“陣地戰”這兩個富于軍事性修辭的比喻非常形象地說明歐洲和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不同國情以及應該采取的大相迥異的戰略策略。同樣是無產階級革命,為何經濟發展水平明顯落後的俄國十月革命能夠取得成功,反而在經濟發達的歐洲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卻屢屢遇挫?葛蘭西認為,沙皇俄國的政權不是建立在被統治者的認同的基礎上,沒有牢靠的市民社會基礎,因此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可以采取閃電式的“運動戰”的方式通過暴力革命迅速取得革命的勝利。相比而言,歐洲資產階級的統治是建立在牢靠的市民社會(文化認同的物質載體)基礎之上,這些市民社會就像前沿碉堡背後的戰壕,即使前沿碉堡被攻克,背後還有密密麻麻的戰壕難以攻克。歐洲成熟的市民社會體系,決定了單純采取軍事暴力取得革命勝利是不可能的,必須通過“陣地戰”,一步步地攻克背後的戰壕奪取文化的領導權直至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西方國家的革命策略應該從奪取‘市民社會’的領導權開始,也就是從‘陣地戰’開始。”[4](P102)在葛蘭西看來,爭奪國家領導權的關鍵在于對文化領導權的爭奪。為此,必須從爭奪知識和道德話語權開始構築無產階級革命所必需的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

    按照傳統的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社會主義革命的領導者和主體本應由無產階級擔當。馬克思認為,按照資本的邏輯,無產階級由于其在社會基本矛盾中的對立面直接的就是資產階級,因而他們自然而然就成為埋葬資產階級的革命主體,馬克思還強調這有別于某些知識分子天才式的空想社會主義的理論建構。即使在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中,沖破資本主義物化階級意識牢籠的革命主體依然是無產階級。而在葛蘭西這里,馬克思主義中無產階級革命的領導者和主體發生了重大的改變,實現文化領導權的重任落到了有機知識分子身上。

    有機知識分子範疇是葛蘭西構建其文化領導權理論的關鍵一環,其意義是在與傳統知識分子的對比中得以顯現的,是葛蘭西相對于傳統知識分子所提出的一個範疇。葛蘭西認為,傳統知識分子把對作為文化資源的知識擁有作為首要目標,這種知識分子保持著自我獨立和相對自治的生活習性,而這種知識分子根本無法擔負實現無產階級文化領導權的歷史重任。在葛蘭西看來,傳統知識分子根本不具備改造社會的基本職能。為此,就需要對知識分子群體作出詳細的區分,以尋找那種具有意識形態教化功能的知識分子。葛蘭西認為知識分子“僅僅是知識分子職業範疇的直接社會功能”。[2](P4)只有那些以批判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和文化霸權為己任,致力于建構和推廣無產階級新世界觀的知識分子才是有機知識分子。葛蘭西由此提出了有機知識分子和無產階級民眾作為領導者和被領導者的基本區分。奪取社會主義社會的文化領導權顯然在葛蘭西那里是個集體行動,而他認為這一集體行動的成功開展是以領導者和被領導者的區分作為前提的。而這個經由主體到客體的行動模式,要由被葛蘭西稱之為有機知識分子的領導者對無產階級民眾進行自上而下的文化意識、道德觀念的灌輸來完成。

    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是︰文化領導權的確立離不開經濟改革的基礎和現代政黨的組織。葛蘭西雖然也反對抽象地談論文化領導權,強調文化領導權不僅是通過強制力量的政治領導權得到保障的,也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並以現代政黨作為其組織保障的。他指出,“精神和道德改革必須同經濟改革綱領發生聯系——實際上經濟改革綱領正是精神和道德改革自我體現的具體方式。”[2](P95)然而一個事實性問題是︰將有機知識分子置于實現文化領導權的領導地位和主體地位,會自然地得出社會歷史發展的源泉和動力在于有機知識分子的批判意識和灌輸式教育行為。這在根本上偏離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把人民群眾作為歷史發展創造者的基本思想,最終導致的也必將是社會歷史觀上的“唯意志論”和“唯我論”而滑向歷史唯心主義的泥潭。

    二、文化領導權理論出場的實踐哲學語境

    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理論是建立在其實踐哲學的基礎上。眾所周知,馬克思主義以科學的實踐觀實現了世界觀和方法論上的“哥白尼式革命”。葛蘭西從意大利理論家拉布里奧拉那里借用了馬克思主義是實踐哲學的說法,進而將實踐哲學看作是馬克思主義的代名詞。如果從其確立文化領導權角度來看,葛蘭西看重了實踐哲學對作為歷史參與主體的人的主觀能動性,而具有自覺的主觀能動性的有機知識分子才是同資產階級進行意識形態斗爭的主體力量。當然西方和東方學者對此問題也有不同看法,有的學者甚至認為葛蘭西是為了騙過獄警的檢查而采取的偷換和替代的權宜之計。另一部分學者則堅決不同意這種主觀臆斷,認為葛蘭西用實踐哲學來稱謂馬克思、恩格斯共同創立的、獨立的、具有原創性的新的世界觀,實踐哲學很好地表征了馬克思、恩格斯所實現的世界觀和思維方式的變革。對此,霍爾茨認為,“他的提法明確包含著兩個含義,一方面哲學是由實踐產生的;同時,另一方面實踐又是哲學的對象和目標。”[5](P19)實質上,在後來的西歐社會主義運動中,馬克思的實踐哲學受到了雙重修正︰一條路徑沿著蘇聯馬克思主義普列漢諾夫派走向庸俗唯物主義和經濟決定論,另一條路徑則是被新康德主義、弗洛伊德主義、托馬斯主義等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引向唯心主義。這兩條修正路徑雖在理論旨趣上截然相反,而在修正方法上卻殊途同歸。它們共同的方法論特征在于割裂理論與實踐、經濟與文化的天然聯系。拉布里奧拉想通過實踐哲學將實踐和理論、經濟和文化相統一,他指出,“也沒有一個歷史事件不是以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為先導的、由它相伴隨和由它所跟隨……”[6](P63)

    葛蘭西認為,“在某種意義上,可以這麼說,實踐哲學等同于黑格爾加大衛•李嘉圖。”[2](P313)盡管葛蘭西的這個結論合理性有待商榷,但實踐哲學並不一般地排斥精神和文化的作用,這一點是確定無疑的。一方面,馬克思以科學的實踐觀所構建的哲學體系的確帶有黑格爾哲學的因子,馬克思從黑格爾哲學中繼承了“實體即主體”這一哲學命題的基本精神——對精神和主體能動性的高揚。所不同的是,馬克思不再是抽象地談論主體性和精神力量的作用,而是通過改造世界的實踐活動將主體的精神性力量對象化到客體之中,文化和精神的現實化和實踐化恰恰是人的主體能動性的體現。另一方面,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也的確是馬克思實踐哲學的一個重要的理論來源。實踐哲學同樣重視經濟的基礎性作用,精神文化的因素是內在于經濟活動之中的,實踐哲學不能等同于否認文化和倫理—智識作用的經濟決定論。

    實踐哲學的核心是理論和實踐的同一性問題,即強調實踐的理論化和理論的實踐化的雙向互動過程。葛蘭西指出,“人們談論起理論,仍然是把它當做實踐的一個‘補充’、一個‘附加’,或當做實踐的婢女。”[2](P245)理論不是實踐的補充、附屬物和婢女,而是實踐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的證明。換言之,理論能夠成為實踐的先導和指南,實踐需要趨向理論,而理論也要通過現實化趨向于實踐。“建立‘卡塔希斯’要素因此就變成了全部實踐哲學的出發點。”[2](P281)實踐哲學的出發點是建立“卡塔希斯”要素,“卡塔希斯”要素是葛蘭西借用拉丁語和宗教的用法,這種要素就是建立倫理—道德的要素,即能動的要素和文化的要素。實踐哲學就是將文化的要素政治化和實踐化,這是葛蘭西思想同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最為不同的地方。馬克思和恩格斯將實踐哲學的出發點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而葛蘭西則將實踐哲學的出發點建立在文化的上層建築之上。葛蘭西所找到實現社會變革的途徑是通過文化的變革來實現的,通過文化革命實現社會革命,思想的變革是社會變革的先導。

    實踐哲學是以現實主義或歷史主義為基本原則的內在性哲學。在葛蘭西看來內在性起源于文藝復興時期笛卡爾從主體性和自我意識出發來理解世界的原則,黑格爾的實體即主體確立了思辨的內在性。海德格爾指出這種思辨的內在性最為突出的特點就是不能突破意識的內在性,將意識作為最高原則在意識的範圍內言說。葛蘭西認為實踐哲學是一種新的內在關系哲學。他從文化、經濟和政治的內在關系和運動過程來理解實踐哲學,文化、經濟和政治原本就辯證統一在社會有機體之中,實踐哲學使思想歷史化,思想以歷史化和現實化的方式內在于經濟和政治的行為之中。實踐哲學祛除了思辨的內在性的神秘主義和烏托邦色彩,使其扎根于歷史的必然性和過程之中。“實踐哲學以歷史主義的方式思考自身,也就是,它把自己看成是哲學思想的一個暫時階段。這一點不僅暗含在它的整個體系中,而且也被一個著名的論題所彰顯而出來。”[2](P315)

    葛蘭西的實踐哲學反對教條的經濟主義、宿命論和機械決定論,也反對否認經濟基礎性作用的唯心論和觀念論。費里奧認為葛蘭西在實踐哲學中出場的文化領導權理論運用了歷史分析的基本方法,批判了那些馬克思主義發展進程中的庸俗唯物主義、機械的經濟決定論以及宿命論等錯誤傾向。[7](P256)事實上,葛蘭西理解社會變革的出發點也的確從經濟和政治轉向了對作為精神力量的文化的關注。葛蘭西認為“實踐哲學有兩項工作要做︰戰勝形式精致的現代意識形態,以便組成自己獨立的知識分子集團;教育在文化上還處于中世紀的人民大眾。”[2](P305)從馬克思是實踐哲學出發,通過有機知識分子以“灌輸”的方式教育無產階級民眾,通過“陣地戰”奪取資產階級的文化領導權,進而通過文化變革帶動社會變革的其他方面,最終取得革命勝利,鞏固無產階級的國家政權,這就是葛蘭西文化領導權理論出場的實踐哲學語境。

    三、當代中國文化領導權的價值建構

    在當代中國,價值多元化的趨勢日趨明顯,文化多樣性與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引導之間的矛盾愈發凸顯,歷史虛無主義等錯誤思潮對黨執政合法性的挑戰有增無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世界影響力亟待提升。諸多現實問題提示我們應該而且也能夠從葛蘭西文化領導權理論所揭示的文化發展和運行規律出發,揭示其中所遮蔽的文化建設的價值取向,堅持一元主導與多元互動的辯證統一,建構當代中國文化領導權。

    首先,社會主義話語體系的構建,關鍵在于牢牢把握文化的領導權和話語權。面對西方的文化霸權主義和文化全球化帶來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的同質化,必須樹立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主的意識,建構體現中國精神和中國力量的話語體系。有目共睹的是,前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與以美國為首的現代資本主義國家推行文化霸權和和平演變的意識形態戰略是分不開的。具有戲謔趣味的是,葛蘭西用來鞏固無產階級國家政權的文化領導權理論卻成為了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顛覆社會主義政權的理論武器。俄國學者穆爾扎將這一現象稱之為“葛蘭西的悲劇”。[8](P84)理論的悲劇在于,葛蘭西過度強調無產階級的文化領導權,卻忽視了這種領導權應該牢固掌握在無產階級手中而不是所謂的“有機知識分子”手中。防止蘇聯被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演變的悲劇在中國重演,就需要有清醒的意識,牢牢把握黨對我國文化的領導權。“全球政治的主要沖突將發生于不同文化的國家和集團之間。文明的沖突將主宰全球政治”。[9](P420)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話語體系的核心就是要牢牢把握文化領導權和話語權。文化產業化導致全球文化的同質化和單一化,文化成為資本的附庸和僕從,文化資本化和資本文化化雙向互動使得資本成為真正的主人和普照的光,西方普世價值借助于文化產業為西方的文化霸權開疆拓土。賽義德的《東方學》就展示了對文化霸權主義和文化帝國主義的反叛。中國文化的發展需要構建中國自主的話語體系,話語體系要體現文化發展的制高點,沒有理論的深度和高度,沒有文化發展的制高點,就不可能在話語權的爭奪中獲勝。正如葛蘭西所說︰“在意識形態戰線,輔助部隊和較為次要附庸者的失敗,就連最微不足道的重要性也不具備。在這里,必須同最杰出的敵手交鋒。”[2](P349)

    其次,把握文化領導權的核心在于核心價值觀的培育與踐行。葛蘭西文化領導權的同意理論對于當代中國社會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的建構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對于無產階級文化領導權的實現方式,葛蘭西提出了兩種基本類型︰一種是認同和同意,一種是宣傳和引導。[10]文化領導權與政治領導權最大的不同在于,後者可以通過強權的方式得以推行,而文化領導權的獲得則通過民眾的價值認同。葛蘭西正是注意到了這一問題,提出了無產階級文化認同的同意理論。他認為無產階級民眾不具備主動和自覺認知核心價值觀的功能,必須通過具有批判和改造功能的有機知識分子對之進行“灌輸式”教育。惟其如此,普通民眾對核心價值觀才能產生最為基本的認同,同時他們自身的文化水平和價值水準也能夠得到提升。他提出應“采取各種平衡形式的強力與同意的配合,而且避免強力過于顯然地壓倒同意”。[2](P197—198)他進一步指出,“只有知識分子把群眾在實踐活動匯總提出的問題研究和整理成融貫一致的原則的時候,他們才和群眾組成為一個文化的和社會的集團。”[2](P240)具體而言,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既要發揮中國共產黨及其知識分子的統領作用,又要開掘不同的文化實踐形式以融入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並最終獲得其認同和踐行。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和踐行要融入日常生活之中。阿爾都塞對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和市民社會理論有較高的評價︰“他有一個‘引人注目的’觀念,認為國家不能被歸結為(鎮壓性)國家機器,按他的說法,還應包括若干由‘市民社會’產生的機構,如教會、學校、工會等等。”[11](P334)文化領導權爭奪的關鍵在于能否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尋找現實的文化實踐載體,這些諸如學校、廣場舞、家庭、社區之類的文化實踐載體,能夠使我國的文化領導權轉化為普通民眾的現實文化需求和價值取向。借用葛蘭西的話來說,就是通過融入市民社會之中的核心價值觀構建,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落地生根,進而聚合為現實的文化影響力。核心價值觀絕非高高在上離地萬里的價值符號,也絕非空想的烏托邦。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立足于日常生活而又超越經驗層面的價值應當,為人民群眾提供安身立命的文化空間和精神支撐,從而也就將民眾的精神文化境界提升到更高的文化水平和層面。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融入日常生活之中是培育和踐行核心價值觀的有效途徑和手段。原文參考文獻︰? [1][意]葛蘭西.葛蘭西文選[M].李鵬程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 [2][意]葛蘭西.獄中札記[M].曹雷雨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 [3][英]拉克勞,墨菲.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的策略[M].尹樹廣等譯.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 ?? [4]歐陽謙.文化與政治[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 ?? [5][西德]霍爾茨.歐洲馬克思主義的若干傾向[M].施輝業等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 [6][意]拉布里奧拉.關于歷史唯物主義[M].楊啟麟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7][意]費里奧.葛蘭西傳[M].吳高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 [8][俄]穆爾扎.論意識操縱[M].徐昌翰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 [9][美]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99. ?? [10]陳翠芳.葛蘭西“文化領導權”的中國解讀[J].馬克思主義研究,2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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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路向峰 責編︰ 範紅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