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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霍耐特對物化批判的承認理論範式

2018年10月25日 02:45:31 來源︰ 《南京社會科學》2016年第3期

    2005年,霍耐特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做了題為《物化︰一種承認理論的研究》的講座,物化概念逐漸引起各方關注。在這次講座的基礎上,他在2008年出版了《物化︰舊論新探》一書,在書中對一些批評者的觀點進行了回應,從而物化概念在法蘭克福學派社會批判理論中的地位得以彰顯。結合霍耐特對物化的相關論述,本文重點從物化概念的反思、物化概念的再詮釋、物化的承認理論批判及其規避等方面分析了霍耐特對物化的批判,並將其概括為一種物化批判的承認範式,進而評估了霍耐特對物化的承認理論再詮釋在其自身理論發展中的地位,以及這種詮釋在法蘭克福學派物化理論發展中的地位,這將有助于我們深入理解物化理論。當然,霍耐特物化批判的承認理論範式還存在一些問題值得我們反思。

    一、霍耐特對工具化物化概念的反思

    霍耐特致力于修正物化概念,並試圖賦予物化概念以新的內涵。這一工作始于對盧卡奇物化概念的批判,延伸至對法蘭克福學派物化理論的反思。他認為,從盧卡奇到法蘭克福學派所形成的工具化的物化概念,始終堅持主體對客體的認知立場,從而遮掩了承認關系。按照這一思路,我們從三個方面揭示霍耐特對物化概念的反思。

    首先,霍耐特對盧卡奇物化概念的反思。盧卡奇致力于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物化批判,他把物化解釋為人自己的勞動、活動成為不受人控制並“控制人的東西”ヾ。物化被視為一種社會病態現象,這點與霍耐特的觀點相一致,但對物化概念的解釋卻與霍耐特明顯不同。按照盧卡奇的解釋,人自己的勞動、活動與人本身相對立,只服從于“物以及物與物之間關系構成的世界”ゝ及其規律,個人“為自己利益而利用對這種規律的認識”ゞ,對世界首先采取了一種認知立場。按照盧卡奇的解釋,物化是指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采取了物的形式,隨著商品交換的普遍化,商品形式滲透到生產過程中產生了物化,他用物化概念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經濟生活,並與個體對社會世界采取超然的、觀察者的立場聯系在一起,把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物化關系看作是越來越普遍的經濟系統合理化的表現形式。盧卡奇對物化概念的分析堅持了社會經濟層面的優先性,認為商品交換產生的物化現象可以擴展至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人與自身、社會與自然的關系都可以還原為經濟關系,或者說“使整個社會(至少按照趨勢)隸屬于一個統一的經濟過程”々,意味著生產機械合理化和商品可計算原則必須遍及生活的全部表現形式,實際上就是“把人的行為置于客觀理性這一外在尺度面前進行檢驗”ぁ,導致人的自身價值被忽視。霍耐特認為用這種經濟同一性邏輯解釋各種物化現象難以令人信服,而且容易混淆物化與合理化的關系,把資本主義社會中工具理性在經濟領域的應用看成是社會合理化的表現,物化是社會合理化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現象,這種機械合理化解釋是不充分的。正如哈貝馬斯指出那樣,“盧卡奇把合理化和物化看作是同一過程的兩個方面”あ,然而社會合理化不必然導致物化,因為社會合理化還存在交往理性合理化的一面。霍耐特指責盧卡奇采用主客體分析模式,所有社會要素都能進行經濟計算,即采用同一性邏輯解釋物化現象,存在理論上的局限性,這“怎能解釋商品交換以外領域的物化呢?”ぃ他認為商品交換領域內的物化現象不能擴展至整個生活領域。

    其次,霍耐特對法蘭克福學派物化概念的反思。盧卡奇對物化分析的認知立場、對規律的認知及其工具運用立場、經濟生活中的可計算原則影響了早期法蘭克福學派思想家。霍克海默等人從自我持存的立場出發,考察工具理性的擴展及其帶來的物化後果,把資本主義合理化看成是工具理性擴張的產物,“理性成了用于制造一切其他工具的工具”い,“思想在數學、機器和組織等物化形式中被摒棄掉了”ぅ。哈貝馬斯指出了霍克海默、阿多諾“把資本主義的合理化理解為物化”う,工具理性的擴張被認為是作為物化的合理化的根本動因。霍耐特則明確指出了霍克海默等人對物化概念的理解與盧卡奇的關聯性,“盧卡奇從資本主義商品交換的抽象強制中推導出物化思維形式,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把這種物化思維形式看做是人類工具性地利用自然的內在形式”(11),並指出工具理性這一標志著批判理論核心主題的新概念,受到盧卡奇物化概念的影響,“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用‘工具理性’的概念說明這種物化思維形式”(12)。馬爾庫塞則認為技術是物化的“重要工具”(13),導致物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他最看重技術這一原因,理由是技術帶來了最“成熟和最有效形式”(14)的物化,于是他把早期霍克海默對物化的工具理性分析模式轉化為技術理性分析模式。在早期法蘭克福學派的思想家看來,工具理性成為解釋社會合理化的重要概念,而物化是社會合理化的結果,或者說“人類的整個文明過程就是由逐步物化的邏輯所決定的”(15)。哈貝馬斯認為作為社會合理化的物化,采取的是工具化物化概念,局限于主客體的分析模式,從一種交互主體間的交往理性分析模式出發,他指出工具理性不必然帶來物化,只有當工具理性干預交往理性才會導致物化。霍耐特接受了哈貝馬斯對物化批判的交互主體間的分析模式,把日常交往實踐納入文明進程的考察中,批判了工具化的物化概念,指責霍克海默、阿多諾、馬爾庫塞等人都“拘泥于意識哲學的思想傳統。這個思想傳統按照主體和客體之間的認知關系的模式構建人的理性概念”(16),被迫按照主體工具性地使用客體這樣一種模式來思考一切社會行為和過程。霍耐特認為,這一模式堅持認知對承認的優先性,忽視了主體間的參與性、情感性的實踐關系,從而指出了法蘭克福學派早期思想家解釋物化概念存在的根本問題,即采用主客體分析模式以及對認知優先性的重視,造成了承認的遺忘。

    最後,霍耐特對工具化物化概念的反思。霍耐特認為,從盧卡奇到法蘭克福學派解釋了一種工具化的物化概念,從而蒙蔽了承認關系,他反對這種把物化概念等同于工具化概念的做法,認為兩者存在明顯差別。首先是概念上的差別。工具理性主義常常為了實現個人目標而把自己和他人視為實現目標的手段和工具,造成把人當作工具來對待的工具化與物化等同,忽視了兩者的根本差別。工具化並沒有忽視自己和他人作為人的特有屬性,只是把別人視為達到自己的目的的手段和工具而已,物化卻指當目標自洽化的情況下,在別人身上感覺不到自己和他人作為人的屬性,僅僅視為物,或達到目的的認知對象。可見工具化和物化存在根本上的差異,但人們為什麼常常將兩者混淆起來呢?霍耐特指出︰“可能是因為‘工具’一詞讓我們首先想到事物客體。”(17)這種做法是不對的,因為恰恰是人們特有的人類屬性才使人承認自己和他人能夠成為實現外在目的的工具,而不是相反。其次是評判標準的差別。把人視為物,違背了道德原則,通常人們以道德的名義對工具化進行批判,“我們能夠批判對別人進行工具化的種種形式,只要我們發現它們總體上違背廣泛接受的道德原則”(18)。但在對待物化的批判上,僅僅以違背道德規範的名義是不夠的,因為“這種提法似乎不能解釋物化概念中與社會本體論相關的內容”(19)。祖恩指出霍耐特的物化批判“遺忘了一種非道德承認的基本形式,這種非道德的承認本身是其它三種道德的實質性承認的前提”(20)。可見,物化的發生不僅違背了道德規範,而且犯了一個更為根本的錯誤,從更深層次上說就是違背了作為道德自身基礎的基本條件,這個基本條件必須獲得本體論上的支持。從後者來看,人與世界存在一種先在的承認關系,工具化物化概念的問題是以對道德的違背掩蓋了物化是對先在承認關系的遺忘。既然工具化概念不能完整地解釋物化概念,我們就必須重新對物化概念進行詮釋。

    二、霍耐特對物化概念的承認理論重釋

    霍耐特對物化概念作了承認理論的重釋,“物化就是預先承認的遺忘,我把它作為概念的核心”(21)。為什麼承認在理解物化概念中佔據核心位置?我們概括出霍耐特四個方面的理論依據。

    首先,字面意義上理解的物化概念。在考慮把物化作為書的主題時,霍耐特強調,“我決心盡最大可能堅持這一概念的字面意義”(22)。從物化概念的字面意義來看,物化是指那些本來不具有事物屬性,卻被當作事物來認識和對待。字面意義上的物化概念把主體視為實現自己目的的手段和方式,忽視了主體人的屬性,主體被當作認知的客體,這表明物化遺忘了人與人之間的承認關系,字面意義上的物化概念直觀地反映了人們對具體道德原則的背離。類似于霍耐特在《為承認而斗爭》中解釋的那些承認倫理原則,字面意義上的物化概念以物的形式掩蓋了主體人的屬性、人的價值和尊嚴、人們之間的承認關系。霍耐特在對工具化物化概念的批判中,認為工具化物化概念常常把物化看作是對道德原則的違背,因此,僅僅從字面意義來考察物化,並把它視為對承認倫理原則的違背是不夠的,霍耐特認為還必須從本體論上論證物化概念,說明物化意味著是對作為基礎的基本條件的違背。

    其次,本體論意義上理解的物化概念。在之前出版的《為承認而斗爭》中,霍耐特從道德原則角度考察了承認概念,即規範主體間的關系;在《物化︰舊論新探》中則從社會本體論角度考察了承認概念。因此,在霍耐特那里,物化可以從兩個層面做出解釋,一是規範性解釋,二是社會本體論解釋。霍耐特認為,從本體論意義上分析物化,承認滿足物化批判的條件,本體論意義上的承認重視主體間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避免把人視為物的屬性,而與意識哲學以及工具理性分析的單主體區別開來;采取承認立場,意味著主體采取情感的態度對待世界,而與主客體間的漠然的、中立的認知的立場區分開來。在霍耐特看來,把不具有事物屬性的主體當作事物來對待是表象,遺忘了本來存在的承認關系才是物化深層次的根源,因此,物化是對承認這一現實社會必要假定的違反,那麼從本體論層面考察物化概念,就必須堅持承認在物化概念中的優先地位,而物化恰恰采取了認知優先于承認的立場,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物化就是承認的遺忘。霍耐特指出︰“在我看來,與人類的本性相關的承認是一個社會本體論事實。”(23)正是物化的社會本體論的承認理論詮釋避免了盧卡奇對物化的經濟層面的解釋,而直接把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物化都視為先在承認的遺忘。社會本體論意義上的物化概念預先認定了承認的優先性,這種優先性進一步獲得了理論上的論證和經驗上的證據。

    再次,承認優先地位得以確立的理論依據。根據霍耐特相關論述,承認優先地位的確立存在三個方面的理論依據。第一,對盧卡奇物化觀的反思。霍耐特指出盧卡奇把物化說成是一種漠然的、完全是觀察者的態度,這是盧卡奇的一種正式的物化觀,但從中也隱含著一種非正式的物化觀,即在生存性參與下,人與世界的未被扭曲的關系屬于一種生存性參與的實踐關系。優先于人與世界的客觀認知關系,生存性參與反映了一種介入式的實踐關系,人們在處理人與自身、他人和世界的關系之前,便存在情感態度。霍耐特從盧卡奇對物化的非正式的看法中,看到了承認的重要性,“我們必須首先在生存方面對別人感興趣,才會學會根據認同規範來決定取向,承認規範讓我們走向尊重或者善意的某些形式”(24)。第二,哈貝馬斯交互主體觀念的影響。哈貝馬斯從交互主體間的關系層面,思考人與主觀世界、客觀世界和社會世界的關系,把物化看成是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造成被物化的主體間領域與系統合理化的反規範之間的對立,為了避免哈貝馬斯在社會結構劃分為系統與生活世界二元對立的關系中理解物化,霍耐特在個體互動模式中構建了主體間關系,“以承認一元論作為物化批判的基礎,打破系統和生活世界的二元區分”(25),通過主體間承認關系的優先性地位的確立,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就被解釋為遺忘了先前的承認關系,“這種遺忘是我們先前論述的所有互主體性物化的核心”(26)。第三,海德格爾、杜威等人觀點的啟發。海德格爾批判主客體之間的經驗模式,采取存在主義-現象學的分析方法,指出我們的日常生活本身就存在于世界之中,世界是人的實踐領域,而不能把我們生活的世界視為一個中立的、認知態度的經驗領域。就海德格爾而言,我們站在實踐的立場上處理人與世界的關系,我們稱之為“關懷”,與世界的情感關系先于認知關系。杜威批判了知識的觀察者模式,他認為人與世界的相互關系中存在的參與關系,是人與世界的實踐關系,這是杜威實用主義的“人與世界的原初關系”(27)。“對兩人而言,認知的主客模式是一種抽象,在更為基礎的承認模式之後。”(28)受到海德格爾等人的啟發,霍耐特認為,人對世界采取同情的參與態度先于人對世界的冷漠的觀察立場,人與世界存在著一種介入性實踐關系,因此,在人類與世界的關系問題上,承認優先于認知。

    最後,承認優先性獲得心理學和社會化成果的經驗證明。發展心理學和個體社會化的成果表明,小孩只有在情感上接受他人,才能采取認同他人的視角,獲得認知的能力。霍耐特依據心理學的研究成果,找到每個人的生命開始于一個未分化的主體間階段的依據。精神分析研究認為,“母親維持新生嬰兒的生命而給予的關懷,不是像某個第二性的東西附加在孩子的行為之上,而是以某種方式與孩子融為一體”(29),也就是說,母親和孩子之間最初形成了一種原始的主體間承認關系,兒童只有通過與他者建立情感關系,才會學會成為獨立的主體,獲得認知能力。同樣,霍耐特注意到兒童與其依戀者的情感活動在兒童認知能力形成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對于采用另一個人的視角而言,對他人的情感認同是絕對需要的”(30),這種情感活動反映了互主體間的承認關系,只有在對其依戀者產生情感認同的基礎上,兒童才會形成對世界的基本認知關系,這種先在的承認反映了人與世界的實踐關系,優先于主客認知關系。霍耐特指出,“互主體的精神認同並不是一種認知關系”(31),“而是精神狀態的相互敞開”(32),這意味著承認優先性獲得了社會心理學經驗性研究的支撐。

    總之,在霍耐特看來,承認在理解物化概念中佔據核心位置,物化就是承認的遺忘。這意味著消除了人對自我、社會和自然原初的、主動的立場,放棄了交互主體間的情感性實踐關系,而采取了一種單主體的觀察者視角和認知立場。正如啟蒙是要摧毀神話,自身卻變成了神話,受到《啟蒙辯證法》思路的影響,霍耐特指出,我們本來是要在主體間關系中確立承認關系,再展開認知關系,而現在認知關系掩蓋了真正的承認關系,這便是物化,即承認的遺忘。從本質上看,他對物化概念的詮釋,涉及如何辨析承認與認知的關系,霍耐特堅持承認優先于認知的立場,而作為承認遺忘的物化,堅持了認知優先于承認的立場。

    三、霍耐特對物化的承認理論批判及其規避

    在承認與認知的關系問題上,何者居于優先地位成為評判物化產生的依據。霍耐特主張承認對認知的優先地位,說明我們與自我、社會和自然的關系是帶有情感參與的實踐關系,而主張認知對承認的優先性,必然對人與自我、社會和自然的關系采取一種認知立場,遺忘了先前的承認關系,便產生了物化。那麼認知過程如何使我們有可能忘掉先前的承認?霍耐特注意到不同物化形式具有不同的原因,用單一的原因解釋所有的物化現象是不夠的,他從人與自我、社會和自然三個層面批判了社會生活中的物化,並在此基礎上指出了社會生活得以恢復的思路。

    首先,人與自我關系的物化。人對自身采取一種認知的立場,破壞了人與內心世界的內在關系,遺忘了人與自身的承認關系,認識不到人與內心的關系是一種實踐關系,即自我的承認主要由自我體驗到各種交互主體間的承認關系構成的。霍耐特從偵探主義和構成主義兩個方面揭示了人與自我關系的物化。前者把自身設定為認識的器官,以認知的態度看待自身,獲得自身心理狀態的直接的認知,把我們的精神狀態視為認知的對象,我們的內心狀態只是作為一個確定的事物的狀態,加以精確區分和歸納,無法通過自我反思實現內心狀態的轉換;後者指人們采取工具主義立場對待自己的內心狀態,我們的內心狀態由意志行動控制並被社會規範和目標塑造,然而真實的情況是我們的欲望、情感等心理狀態都是先行給予的。偵探主義“將欲望、情感視為物一樣的對象”(33),被動觀察;構成主義將欲望、情感視為主動創造,兩者共同之處都遺忘了承認關系。從社會角度看,人與自我之間的物化關系限制了人通過實踐活動的外化而認識自己內心狀態的可能性。

    其次,人與社會關系的物化。社會生活領域中的社會交往現象的物化批判是霍耐特的主要考察對象,它表現為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物化,從而遺忘了先前的承認關系,霍耐特指出︰“人們之間的必要聯系只是在認知上被生產出來,而不是從情感上被體會到”(34)。在對待他人、社會的關系上,采取觀察者的視角以及工具理性行為,為了實現自己的目標而把他人視為達成自身目的的手段,這種對待社會的認知立場導致人們不能以情感性的實踐方式處理人與社會的關系。為了避免誤解,霍耐特解釋了以目標導向為主的實踐並不一定導致物化,只有在目標自洽化才會導致物化,遺忘了人的承認關系。霍耐特指出“如果某種特別行動的成功需要人們對一切可導致他人具有人類專有特征的事物視而不見,自洽化就可能導向主體間的物化”(35),目標的自洽化導致遺忘了人類的屬性,遺忘了先在的承認關系。總而言之,社會物化與一種社會交往的交互主體間構成的先在的承認結構聯系在一起,物化意味著社會行動以特定的方式破壞了人的交往行為,從而使人們過一種好生活的倫理形式的前提條件遭到破壞,也就是破壞了先在的承認關系。

    最後,人與自然關系的物化。霍耐特並沒有把物化的分析限定在交互主體現象,而且擴展至客觀的以及非社會化的自然世界,後者表現為人與對象之間的物化關系。支配外在自然和內在自然的框架在社會層面上被極端地普遍化,導致人與自然之間的有機聯系遭到破壞,人與對象之間的物化關系間接地反映了人與人之間的物化關系,因為對象對人的意義是我們自己和他人賦予的,“如果我們在對對象的認知中,忽視了他人賦予對象的意義,那麼我們同樣忘記了與他人的承認關系”(36)。對霍耐特來說,人與自然關系的物化意味著遺忘了物理世界中形成的對象和關系對人的意義。這個觀點受到阿多諾的影響,如果要完全認同他者,我們就必須抓住他者與他人以及物理世界中的對象的意義以及情感關系。霍耐特指出,自然的物化意味著“在我們認知客體的過程中遺忘了其他人附加在客體上的意義方面”(37),因此,自然或我們自然環境的物化是社會關系物化的間接反映。

    在這一物化批判的理論框架下,霍耐特提供了一種規避物化的思路,即必須堅持承認對認知的優先性,把承認視為規範成立的前提條件。首先,霍耐特認為必須采用生存性參與視角正確看待客體對于主體的生存重要性,堅持承認的優先性。霍耐特指出,在生存性參與視角下,我們能夠感受到環境對我們理解生活方式的影響,采取介入式實踐,“對我們來說具有生存重要性的東西迫使我們采取立場”(38),因此需要把“事物生存性地強加于我們的方式,作為承認的一種最基本先在形式的結果來對待”(39),只有當我們堅持承認的優先性,才會對那些對我們生存性具有重要性的東西以及對我們現實世界所發生的現象做出反應,也就是說,只有在一種先在的承認視角下,采取把其它事物視為我們自身的補充的態度,即對客體采取先在的承認立場,我們才會對現實世界采取認知的立場,避免認知優先于承認。其次,霍耐特采取生存性框架的“填充”方式規避物化,把承認視為規範成立的前提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