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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馬克思對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關系的認識

2018年10月25日 02:53:28 來源︰ 《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6期

    在1843年3月中至9月底期間,馬克思以《法哲學原理》為基礎對黑格爾的法哲學和國家學說作了細致、深入的批判,其成果就是《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以下簡稱《批判》)。在這部內容豐富的手稿中,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關系是馬克思探討的核心主題。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市民社會這一概念在黑格爾的體系中先于國家出場,並且作為從家庭到國家的過渡環節具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在《批判》中,這個概念起初並未受到馬克思的過多關注。相應地,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對應關系也沒有很早地確立。事實上,直到在批判地分析“立法權”部分的第303節時,馬克思才正式把市民社會同政治國家作為一組範疇對應起來,進而深入探討了二者之間的關系,從而實現了《批判》寫作的一場飛躍。那麼,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的關系問題在《批判》中經歷了怎樣的發展過程?為什麼從第303節起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呢?

    一、政治國家與“物質國家”“非政治國家”和“其他國家”

    在《批判》的現存手稿中,馬克思是從《法哲學原理》的第261節起逐節逐句地批判黑格爾的。雖然在這一節中,市民社會的概念已經出現,但它並不是上下文討論的中心。因為從第257節起,《法哲學原理》就由“倫理”的前兩個環節“家庭”和“市民社會”過渡到第三個環節“國家”。所以,在《批判》開篇所涉及的第260—271節,黑格爾的主要工作是初步闡述國家的基本規定。相應地,馬克思亦主要致力于批判黑格爾的國家概念所包含的二律背反(即國家既是家庭和市民社會的外在必然性,又是它們的內在目的)以及黑格爾的邏輯泛神論。因此,市民社會這一概念在此時是作為國家概念的背景存在的,它並不是馬克思關注的重點。

    在“王權”部分,通過批判黑格爾把國家主權人格化為君主,馬克思聚集于人民主權與君主主權的對立存在,進而對民主制與君主制作了深刻的比較分析。在此過程中,馬克思非常簡明卻非常清晰地論述了政治國家的歷史性誕生,它同人民生活其他領域的異化以及它的回歸等重大問題。就在這些論述中,我們發現,每當論及政治國家的對立面時,馬克思並沒有使用我們所熟悉的市民社會概念,而是使用了別的術語。

    首先,馬克思認為,君主制或共和制等只是國家形式(Staatsform),國家的內容都存在于這些國家制度之外。因此,他談道︰“黑格爾說得對︰政治國家就是國家制度。這就是說,物質國家(der materielle Staat)是非政治的。”ヾ馬克思在這里首次使用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物質國家。從上下文可以看出,物質國家是政治國家的對立面,它所涉及的是物質性的領域或層面,而不是政治性的領域或層面。因此,這個所謂的“國家”不是政治意義上的國家,而是非政治意義的涉及社會物質生活領域的“國家”。可以說,這里的“物質國家”概念讓我們不禁朦朧地聯想起馬克思後來使用的市民社會概念。

    其次,在探討民主制與君主制的差異時,馬克思亦簡要論述了政治國家的歷史性誕生。他指出,“在人民生活的各個不同環節中,政治國家即國家制度的形成是最困難的。對其他領域來說,它是作為普遍理性、作為彼岸之物而發展起來的。”ゝ這就是說,政治國家本身是源于人民生活的,它是作為普遍之物從人民生活的其他各個特殊領域中產生出來的。在同這些特殊領域相脫離、獲得獨立性之初,政治國家與這些領域是同一的。正如馬克思後來談到的,“在直接的君主制、民壬制、貴族制中,還沒有一種與現實的物質國家或人民生活的其他內容不相同的政治制度。政治國家還沒有表現為物質國家的形式”。ゞ這里,物質國家這一概念再次進入我們的視野。如果說,在物質國家概念的首次出場中,我們從馬克思的表述中只能看出它同政治國家的對立性,它的非政治性,那麼在這里,馬克思對物質國家則有清楚的說明,即不同于政治國家的“人民生活的其他內容”。在馬克思看來,在最初的國家形式中,政治國家與物質國家是同一的,政治國家還沒有發展成為彼岸的政治領域,還沒有變為外在于物質國家的形式,它是物質國家內容的反映。因此,不論是在古希臘還是在亞洲專制制度下,政治國家與物質國家都具有同一性︰要麼政治國家是物質國家的內容和表現;要麼政治國家與物質國家一並淪為單個人的任意的奴隸。々馬克思這里所表達的政治國家與物質國家相同一的思想,同他後來在“立法權”部分所探討的中世紀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同一性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可以說,在這里,市民社會的概念呼之欲出。

    最後,如果說,在古代社會,政治國家同人民生活的其他領域是同一的,那麼,隨著政治國家越來越喪失物質國家的內容,越來越成為彼岸之物,它同物質國家的分離、異化就不可避免。因此,馬克思指出,“在古代國家中,政治國家構成國家的內容,並不包括其他的領域在內,而現代的國家則是政治國家和非政治國家(unpolitischen Staat)的相互適應”。ぁ這里,馬克思又使用“非政治國家”一詞作為政治國家的對立面。顯然,從邏輯的角度看,這個術語同政治國家更具有完備的對應關系。當然,從內涵上看,“非政治國家”與上文提到的“物質國家”是一致的,它同樣代表與政治國家不同的人民生活的其他領域。

    可以看出,在關于政治國家的對應術語上,馬克思的用法並不固定。但是,他所構想的政治國家的對應物顯然應該是“某種國家”。就在關于民主制與君主制的比較分析的結尾,馬克思寫道︰“現代國家同這些在人民和國家之間存在著實體性統一的國家的區別,不在于國家制度的各個不同環節發展到特殊現實性——像黑格爾所願望的那樣,而在于國家制度本身發展到同現實的人民生活並行不悖的特殊現實性,在于政治國家成了其他國家(des  brigen Staats)的制度。”あ這里,馬克思甚至沒有使用“非政治國家”或“物質國家”,而是用“其他國家”同政治國家相對應。這里的“其他國家”並不是指其他的國家形式,而是指國家的政治層面之外的其他層面、其他領域。正因如此,中文二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把它譯成了“國家其他一切方面”。但是,這樣就會取消馬克思原文中政治國家與“其他國家”在字面上的對應關系。

    總之,在“王權”部分,馬克思對政治國家與物質國家、政治國家與非政治國家、政治國家與其他國家關系的探討實質上已經是關于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關系的研究了。但是,在術語的選擇上,馬克思並沒有使用我們後來所耳熟能詳的市民社會概念,而是或者使用物質國家概念,或者使用與政治國家存在邏輯對應關系的非政治國家概念,或者索性使用“其他國家”這樣的表達。顯然,馬克思此時還尚未把市民社會概念納入到自己的術語體系中,還尚未把它同政治國家直接對應起來。當然,看來馬克思此時也在琢磨、構思這個與政治國家相對應的概念,因此他在術語的選擇上並不確定、一貫。另外,我們也要注意到,在寫作“王權”部分的階段,馬克思對“國家”概念的理解也是相對寬泛的。也就是說,馬克思並不把國家完全等同于政治國家,等同于政治領域的設置,而是把它看作是由政治國家和非政治國家、政治國家與物質國家、政治領域和私人領域等構成的統一體。從這個意義上講,馬克思所講的“國家”是社會整體,是人民生活的統一體。政治國家只是其中的政治層面、政治領域。

    二、市民社會與國家的分離和對立

    客觀地說,在“行政權”部分中,市民社會概念的重要性比“王權”部分有了明顯提升。因為,在“王權”部分,市民社會概念只是作為馬克思批判黑格爾君主主權思想的話語背景出現的,而在“行政權”部分中,馬克思已經注意到黑格爾的法哲學體系中市民社會同國家的分離,並給予了一定的批判。首先,黑格爾認為,同業公會、區鄉組織首腦、管理人一般采取通常的選舉同最高當局批準、任命相混合的方式,這是市民社會和國家的第一種同一。ぃ然而,馬克思指出,這種混合選拔包含著特殊領域的特殊利益同國家的最高利益之間的對立,它恰恰表明了市民社會與國家的分離和對立。其次,黑格爾指出,每個市民都有可能成為國家官員,這可謂是市民社會與國家之間的第二種同一。い馬克思卻針鋒相對地指出,“每個人都有獲得另一領域的權利的可能性,這只是證明他本來的領域不具備這種權利的現實性罷了。”ぅ這也意味著市民社會與國家並不同一。最後,黑格爾以官員的薪俸來表明市民社會與國家的真正同一,即官員通過為普遍性服務而實現自己的特殊性的滿足。而馬克思卻認為,官職、薪俸的存在是以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分離為條件的。顯然,在“行政權”部分,馬克思已經開始關注黑格爾法哲學體系下表現出的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分離與對立。在他看來,由于有了行政權的全權代表和國家官員,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的對立就“變成了‘法定的’‘固定的’對立。‘國家’被認為是與市民社會的本質相異的彼岸的東西……”う這就為他後來在“立法權”部分集中闡述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系奠定了基礎。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馬克思此時仍然是在黑格爾的論述框架下談論國家與市民社會關系的,而不是主動地、獨立地進而全面地闡發他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同時,我們要看到,馬克思此時所使用的“國家”概念局限在行政權的範圍內,他或者把國家稱作“行政權”,或者把它看作“行政權力機關”。(11)這同他在“立法權”部分把立法權視為“本來的總體的政治國家”還是有距離的。(12)更重要的是,在“行政權”部分,馬克思並沒有明確地使用政治國家的概念。

    在“立法權”部分,馬克思在開篇就探討了黑格爾《法哲學原理》第298節中存在的立法權與國家制度的二律背反問題。正是在探討這一矛盾的過程中,馬克思指出︰“‘國家制度’本身到底應不應該屬于‘立法權’的範圍呢?這類問題只有在下述情況下才會提出︰(1)政治國家(der politische Staat)作為現實國家(des wirklichen Staats)的單純的形式主義而存在著,政治國家是單獨的領域,政治國家作為‘國家制度’而存在著……國家制度只不過是政治國家和非政治國家之間的妥協。”(13)顯然,馬克思在這里仍然保留著“王權”部分中關于政治國家與非政治國家、政治國家與現實國家(或物質國家)的對立。在他看來,政治國家只是作為社會生活總體的國家的政治領域、政治層面。政治國家與非政治國家、現實國家與作為其形式主義的政治國家構成了總體性的國家。看來,在寫作“立法權”部分的開篇時,馬克思仍然沒有把市民社會概念納入他的論述話語,更沒有把它作為政治國家的對立面。

    在第300節中引出作為立法權之第三環節的等級要素後,馬克思在接下來的第301和302節中集中分析了等級要素的虛幻性和形式性。由此,他開始觸及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系問題。在分析黑格爾所闡述的各等級的作用時,馬克思指出,“各等級是中項,通過它,‘國家的和政府的意願和信念’同‘特殊集團的和單個人的意願和信念’就會達到一致並結合起來……各等級是國家和市民社會之間的合題”。(14)通過對等級要素的分析,馬克思看到了黑格爾法哲學中各種矛盾的根源,即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分離與對立。對于黑格爾用等級要素來掩蓋這種對立、粉飾二者的同一的做法,馬克思顯然並不贊成。因為在他看來,等級要素恰恰表現和反證了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對立。然而,盡管馬克思在這里觸及到了批判黑格爾法哲學的核心問題,即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系問題,但是,這里的闡述只是一個小小的“開端”,馬克思還沒有圍繞這個問題展開全面的、集中的、歷史的論述,而是仍然停留于對黑格爾的字句和表述進行邏輯的反駁與批判。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馬克思在這里主要是按照黑格爾的意義把國家與市民社會對應起來,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的對應關系還沒有出現。因此,所謂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系問題還沒有正式出場。當然,馬克思在這里所談論的“國家”,已經不再像“王權”部分那樣是政治國家與非政治國家、政治國家與物質國家的總和,而是已經被作為政治國家使用了。

    三、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作為對應範疇的正式出場

    在對《法哲學原理》第301和302節的分析批判中,馬克思已經開始探討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系問題,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這組對應範疇已然呼之欲出。在接下來對第303節的逐句解析與反駁中,圍繞著黑格爾提出的私人等級通過成為立法權的等級要素而獲得政治意義和政治效能的觀點,馬克思開始全面地探討黑格爾所謂的市民社會的等級與政治意義上的等級,或者說市民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同一性問題。于是,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關系問題在《批判》中正式出場。

    首先,馬克思歷史地分析了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同一和分離問題。馬克思指出,正如黑格爾所認可的,在中世紀,市民生活與政治生活是同一的。這種同一的表現就是市民等級與政治等級的同一性,市民等級即政治等級,政治等級即市民等級。因此,在中世紀,不存在所謂私人領域與政治領域的分野或分離,私人事務就是政治領域中的普遍事務。但是,在現代國家中,市民生活與政治生活的同一性卻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作為兩個固定的對立面、兩個真正有區別的領域的‘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的分離”。(15)這里,馬克思首次用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來表述黑格爾所謂的“市民生活”和“政治生活”。這是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首次作為一組對應且對立的範疇出場。與此同時,馬克思對中世紀的政治等級和現代國家的政治等級特別是等級要素作了比較分析。在他看來,在中世紀,由于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同一,市民社會的各等級既是私人等級,又是政治等級、政治性的存在。因此,私人等級參與立法權、從事政治活動是它們之為政治等級的自有之意,亦是它們之為政治等級的反映與體現。這里並不存在什麼獲得政治意義和政治效能的問題,因為這種意義和效能是它們本身所具有的。然而,在現代國家中,由于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分離,私人等級並不是政治等級,政治等級也不是私人等級。私人領域和政治領域是兩個根本相異的領域。所以,私人等級若要進入政治領域,成為立法權的等級要素,就必須外在地獲得它本身並不內在具有的政治意義和政治效能。簡言之,中世紀各私人等級由于同時是政治等級而天然地具有政治意義和效能,而現代國家的私人等級只是由于成為政治等級才獲得這種意義和效能。

    其次,馬克思揭露了黑格爾力圖維持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之同一性這個主導思想所存在的根本矛盾。一方面,黑格爾是承認現代國家中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分離的,這可謂是他的理論前提;但是另一方面,黑格爾又希望像中世紀那樣,保持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同一,因此,他處處想掩蓋現代國家中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分離現實,調和二者之間的矛盾,從而標榜二者的同一。正是基于這一考慮,黑格爾把源于市民社會之私人等級的等級要素設定為繼王權、行政權之後的立法權的第三個環節,從而使私人等級獲得了政治意義和政治效能。然而,他的這一設定並沒有使作為特殊性的私人等級同作為普遍性的政治等級實現真正的同一,相反,私人等級只是獲得而不是具有政治意義和效能,私人等級只是在立法權這一方面成為政治等級,所有這些恰恰反證了市民社會的非政治性,反證了黑格爾的理論前提——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的分離。正因如此,馬克思一方面稱贊黑格爾的深刻在于他認識到市民社會與政治社會的分離是一種矛盾,但另一方面又批判他的解決辦法,即僅僅通過把私人等級納入立法權來實現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同一不免流于表面。(16)

    再次,在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分離的前提下,馬克思進一步揭示了國家公民與市民社會的市民的分離。為了掩蓋和取消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分離,黑格爾不僅把來自市民社會的等級要素設定為立法權的一個環節,而且認為等級要素必須以它“已有的樣子”即作為市民社會的私人等級來參與政治國家。這樣一來,等級要素就可以通過既保留市民社會性又獲得政治性而把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這兩個領域聯系起來,從而實現二者的同一。由此,黑格爾根本反對所謂的在等級要素中私人等級不再保持其既有的存在,而是“分裂為許多原子的群體”的原子論觀點。(17)相反,馬克思卻認為,由于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分離,私人等級若想獲得政治意義和效能,若想成為等級要素,就必須拋棄自己的市民社會存在,拋棄自己的私人等級存在,從而作為一個與市民社會根本無涉的單純個體參與到政治國家中。由此,從黑格爾的前提出發,馬克思卻得出了與黑格爾相反的結論︰單個人的“作為國家公民的存在,是處于他的各共同體的存在之外的存在,因而是純個體的存在”。(18)這就是說,只有作為原子式的個體,私人等級才能擺脫市民社會的市民存在而成為國家公民。可以說,在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二分的情況下,國家公民同市民社會的市民必然也是二分的。一方同另一方是根本不相容的。正是出于取消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之分離現實的主觀願望,黑格爾的理論出現了前提與結論的對立。而就馬克思而言,正道恰恰在于對這一分離現實不加掩飾、坦然承認。

    最後,馬克思闡明了黑格爾的立法權所包含的種種矛盾對立,揭示了現代國家中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二律背反。按照黑格爾的設定,王權通過行政權而消除了自己的經驗單一性,獲得了經驗特殊性。同樣,市民社會通過等級要素也消除了自己的經驗普遍性,獲得了經驗特殊性。于是,王權和市民社會通過行政權與等級要素的中介作用而根本地克服了自己的極端性,也克服了雙方之間的對立,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實現了諧和一致,實現了同一。然而,在馬克思看來,通過行政權與等級要素的中介作用,王權與市民社會之間的極端對立並沒有消除,而是轉移到了作為二者之中介的行政權與等權要素上來。也就是說,等級要素和行政權在成為市民社會與王權的代表的同時也承襲了二者之間的固有矛盾。于是,曾經的中介環節變成了兩個對立的極端。在此,馬克思用歸謬法進一步揭示了黑格爾的矛盾。他指出,按照黑格爾的邏輯,此時只能由立法權的王權環節來調節另外兩個環節,即變為極端的行政權和等級要素。至于王權的對立面市民社會,它是不可能發揮任何作用的,因為它根本不屬于黑格爾的立法權範疇。由此,馬克思不無諷刺地寫道︰“要知道,本來行政權是君王和等級要素的中項,而等級要素又是君王和市民社會的中項啊!君王為了不使自己成為片面的極端,正需要這些環節作為他的中項,那他怎麼又能在這些環節之間起中介作用呢?”(19)馬克思認為,黑格爾所設定的立法權的三個環節,即王權、行政權和等級要素是存在根本矛盾的,它們並不是什麼諧和一致的整體,而是充滿了對立和斗爭。而這些沖突與矛盾在根本上源于“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的二律背反”。(20)在他看來,黑格爾的錯誤在于試圖把市民社會納入到政治國家的範疇,從而由政治國家決定市民社會。但事實卻是作為私人領域的市民社會根本決定政治國家。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並不是兩種本質、兩個真正對立的極端。正如精神只是從物質中得出的抽象一樣,政治國家也只是從市民社會中得出的抽象。立法權所包含的矛盾恰恰揭示了市民社會同自己的抽象即政治國家之間的矛盾。

    可以說,正是從第303節起,馬克思正式推出了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這組對立範疇,並且在批判黑格爾法哲學的背景下大篇幅地、深入地闡述了二者的關系。如果說,此前馬克思也曾觸及相關主題,那麼從第303節起,他的論述不但非常集中、非常詳細,而且富有經驗的、歷史的內容。這是前文的簡單的邏輯性說理所不能比擬的。事實上,在馬克思後面關于農民等級、長子繼承權、私有財產等的闡發中,我們可以發現,一方面,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關系依然構成了基本的闡述語境,另一方面,大量歷史的、經驗的材料成為馬克思說理的重要支撐。因此,《批判》手稿第XXIII頁即第303節可謂是馬克思對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關系的闡述發生飛躍的節點。

    四、關于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關系的闡述發生飛躍的動因

    既然從《批判》第303節起,馬克思對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關系的闡述實現了根本的飛躍,那麼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恰恰在此時發生了這樣的變化,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呢?

    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第二版即編者的考證,馬克思在寫作《批判》的過程中曾有過一次中斷,而中斷的地方正是上述他的闡述發生飛躍的地方。編者指出,“經過一次中斷後,寫作從第XXIII印張起進行。馬克思本人已經通過印張和頁碼編號的特性表明了這一點。”(21)我們不禁好奇,馬克思為何中斷了《批判》的寫作?他在這一中斷期有哪些活動?這些活動同他恢復《批判》寫作後對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關系所作的全面的、歷史的闡述有何關聯?

    根據目前的考證,在1843年3月中至9月底即寫作《批判》期間,馬克思曾經有過幾次旅行。一次是在3月中旬辭職《萊茵報》後前往荷蘭(逗留時日已不可考),一次是在5月中旬逗留德累斯頓,同盧格討論《德法年鑒》的出版事宜。自5月底起馬克思便居住在克羅茨納赫。在6月同燕妮結婚後,兩人有過一次短暫的蜜月旅行。(22)這些旅行或許可以說明《批判》寫作的中斷,但顯然不會同其內容的變化有太大關系。那麼,在3—9月期間,馬克思還從事過別的研究活動嗎?答案只能是馬克思在7、8月間于克羅茨納赫所進行的有關歷史學、政治學的研究活動。它的成果就是著名的《克羅茨納赫筆記》。(23)

    《克羅茨納赫筆記》共五本,包含了馬克思對23部著作和一本《歷史政治雜志》所做的摘錄。其中,馬克思不僅摘錄了古典政治學家馬基雅維里、盧梭和孟德斯鳩等人的著作,而且摘錄了有關法國、英國、德國、瑞典、意大利、美國、波蘭等國歷史的大量著作。同時,關于法國大革命的著作也頗受馬克思的重視。在馬克思為筆記本二和筆記本四所做的目錄或索引中,我們可以發現許多同《批判》所探討的內容類似的主題。例如,在筆記本二的目錄中,相關主題有“議會”“貴族”“官僚政治”“制憲議會”“代表議會與人民主權的關系”“代表”“所有制及其結果”“市民等級”“個人與社會的權利”“外部主權”“內部主權”“立法權”“自然與法律”“人民主權”“行政權”“不同的政府形式”“立憲君主制”“分權”等等。(24)這些主題在《批判》各部分中均有涉及。在筆記本四的索引中,馬克思也列出了“等級差別”“市民”“國家制度與管理”“封地制度”“宮廷官職”“官員的薪俸”“國家、國王、官吏”“議會”“人權”“1791年憲法”“平民院”“憲法”“選舉”“代議制”“人民主權”“下院”“英國憲法”“上院”等等。(25)其中的很多主題如“等級差別”“市民”“封地制度”“代議制”“選舉”“人權”在《批判》的“立法權”部分,特別是在第XXIII印張之後有較多闡發。

    可以看出,《克羅茨納赫筆記》不僅在誕生時間上同《批判》重合,而且在內容上尤其同馬克思從“立法權”部分第XXIII印張起所探討的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等級制與代議制、長子繼承權、私有財產與國家、選舉等問題具有很大的相關性。事實上,早在1929年,編者就指出,“黑格爾國家法批判手稿的最後部分同《克羅茨納赫筆記》的誕生在時間上重合。這一點以及這份手稿的結尾已經包含許多歷史的事例和論證的情況表明,克羅茨納赫的歷史、政治研究受到了黑格爾國家法批判的推動︰馬克思並不局限于對黑格爾的內在批判,不局限于證明黑格爾體系的內部矛盾,他越來越多地轉向對具體的歷史發展和具體的政治關系的分析。通過這種歷史的、政治的研究,對黑格爾法哲學的邏輯的批判分析轉變成對市民社會和資產階級國家的歷史的批判分析”。(26)盡管編者沒有談及馬克思的寫作中斷,但是他們明確肯定了《克羅茨納赫筆記》同《批判》的巨大相關性,這一相關性尤其體現在手稿的“最後部分”。在《馬克思的青年時代》中,拉賓不僅明確提出馬克思的寫作在《批判》第XXIV印張發生了中斷,(27)而且指出這一中斷的時間開始于1843年6月︰“新婚旅行使馬克思暫時中斷了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因此,他回來以後,在繼續寫這一著作之前,專心研究各國歷史方面的大量書籍。”(28)同樣,拉賓也認為《克羅茨納赫筆記》“對于解決說明國家和市民社會的相互關系,前者由後者異化的歷史這一理論任務(它是馬克思在編著《1843年手稿》中的主要任務)具有極大的意義”。(29)顯然,拉賓也把馬克思在《批判》後半部分所做的更為具體的、歷史的闡述歸功于《克羅茨納赫筆記》的摘錄。類似地,編者在關于《克羅茨納赫筆記》的總說明中指出,“隨著《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寫作的進展,馬克思同時也意識到了全面地獲取具體的歷史材料並加以分析的必要性。這樣一種對人類社會發展史的研究應該不僅服務于批駁黑格爾的理論,而且服務于闡述和說明他本人對這個問題的觀點。于是,馬克思對不同國家、時代的歷史作了徹底的研究,其成果就是本卷中的五本克羅茨納赫摘錄筆記。”(30)

    綜上,在《批判》中,馬克思對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關系問題的研究經歷了不斷發展的過程。盡管在“王權”“行政權”以及“立法權”的開篇部分,馬克思對這個問題作了不斷遞進的闡述,但是局限于黑格爾體系之內的邏輯批判顯然不能讓他感到滿意。正因如此,在進入“立法權”部分的第XXIII印張之前,馬克思的寫作發生了中斷。伴隨著這一中斷的是馬克思所開啟的、以《克羅茨納赫筆記》為成果的全面的歷史學、政治學研究。正是以這一研究為中介,馬克思後來用寬廣的歷史視野具體地、詳細地闡述了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的關系,從而實現了《批判》寫作的一次飛躍。

    ヾ《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頁。此處譯文有改動。原文參見︰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and I/2,Dietz Verlag Berlin,1982,S.32.

    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2頁。

    ゞ《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頁。

    々《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頁。

    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1頁。原文參見︰,Band Ⅰ/2,S.32.

    あ《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頁。譯文有改動。原文參見︰,Band Ⅰ/2,S.34.

    ぃ《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2頁。

    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4頁。

    ぅ《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5頁。

    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3-64頁。

    (11)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2、63頁。

    (12)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12-113頁。

    (1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3頁。

    (1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4-85頁。

    (1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90-91頁。

    (1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94頁。

    (17)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8頁。

    (1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97頁。

    (1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09頁。

    (2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14頁。

    (21),Band Ⅰ/2,S.578-579.

    (22),Band Ⅰ/2,S.579.

    (23)在《克羅茨納赫筆記》的筆記本一、二、三和四的封皮上,馬克思都寫有“克羅茨納赫。1843年7月。”“克羅茨納赫。1843年7月。8月。”“克羅茨納赫。1843年7月。”“克羅茨納赫。1843年7月。8月。”的字樣。參見,Band Ⅳ/2,Dietz Verlag Berlin,1981,S.9,63,123,145.

    (24),Band Ⅳ/2,S.116,119.

    (25),Band Ⅳ/2,S.221.

    (26)K.Marx,F.Engels,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Band Ⅰ/1.2,Berlin:Marx-Engels-Verlag G.M.B.H,1929,S.XXV.

    (27)拉賓的中斷時間點與本文所認可的編者確立的中斷時間點略有不同。參見尼•拉賓︰《馬克思的青年時代》,南京大學外文系俄羅斯語言文學教研室翻譯組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2年版,第168-169頁。

    (28)尼•拉賓︰《馬克思的青年時代》,第170頁。

    (29)尼•拉賓︰《馬克思的青年時代》,第171頁。

    (30),Band Ⅳ/2,S.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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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趙玉蘭 責編︰ 範紅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