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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新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範式的基本特征

2018年10月25日 03:13:54 來源︰ 《廣西社會科學》2015年第12期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既是中國哲學界深入研究的對象,又成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創新的一種範式。作為一種哲學創新範式,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既是一種以開掘“本土”思想資源為中心的理論探索,又是一種以“反思”為核心的歷史與理論研究,同時還是一種立足于“中國問題”而非西方問題的哲學理論創新。深入分析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作為哲學創新範式的上述特征,有助于整體推進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

    一、以開掘“本土”思想資源為中心的理論探索

    以開掘“本土”思想資源為中心的理論探索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範式最大的特點,也是其優勢所在。結合已有研究成果,從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的主題、內容、關注的焦點等方面來看,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雖然強調哲學研究的世界視野,重視對西方思想資源的借鑒與吸收,但更側重于中國“本土”思想資源的反思與開掘。此處的“本土”思想資源是從廣義上理解的,不僅包括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之前就已存在的中國傳統思想資源,還包括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過程中新生成的思想資源。

    從學理上看,新時期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之所以以開掘中國“本土”思想資源為中心,首先是由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所包含的文化意義所決定的。從文化的角度來看,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過程實質上是一個外來的西方文化在中國本土化的過程,而這一過程能否順利進行、能夠進行到什麼樣的程度、取得什麼樣的成果,直接受中國“本土”思想資源的影響。這就決定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不可能回避對中國“本土”思想資源的反思,尤其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眾所周知,按照一般通行的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包括兩個層面的內容︰一是實踐層面上,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二是文化層面上,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對應這兩個層面的結合,形成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兩條路徑︰實踐路徑與文化路徑。文化路徑即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的路徑是一個文化反思、重估與創新的過程︰一方面,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視野,反思、重估與發掘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推進中國傳統文化向現代文化的轉化;另一方面,把中國傳統文化中積極的因素融入到馬克思主義哲學之中,實現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正因如此,我們可以邏輯地推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必然包含對中國傳統文化精華的重新解讀與深度闡釋,對中國傳統文化價值的重估或重建,而事實上的研究也的確如此。其次,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對中國“本土”思想資源的開掘,又與中國“本土”思想資源對于新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的理論任務有關。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不僅要“返本”——回到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歷史,對這一歷史進程及在這一歷史進程中所創造的理論進行客觀的描述與分析,而且還要“開新”——建構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新形態。這種“開新”當然離不開中國“本土”思想資源的支撐,尤其是對中國傳統文化優秀成果的借鑒與吸收,而且這種建構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實現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性”轉化。同時,這種建構也離不開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過程中創造的理論成果,這些理論成果不僅是建構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哲學新形態的另一重要的思想資源,而且能夠為這種建構提供具有啟示意義的方法論指導。另外,這一“返本開新”過程,也是在中西文化思想的踫撞中探尋民族文化之根的過程,必然包含對中國“本土”思想資源的發掘。

    結合現有研究成果來看,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對中國“本土”思想資源的發掘,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在探討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的過程中,發掘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尤其是儒家思想的當代價值。由于這一論題所涉及內容的廣泛性與復雜性,學術界對它的研究往往在多角度、多層面、多維度中展開。除思想關系的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外,還存在學派、人物觀點的比較研究,如對馬克思、恩格斯與中國傳統哲學流派、哲學家之間的比較研究,如有學者對儒家與馬克思恩格斯自然觀進行比較研究[1],對馬克思哲學與孔子哲學進行比較研究[2]。在這些研究中,馬克思主義哲學與儒學的關系問題是學者們關注的焦點,20世紀90年代形成了“對立說”、“並存說”、“融合說”[3],近幾年更側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與儒學的融合、會通、對話問題,學者們圍繞二者融合、會通、對話的可能性、必然性、意義、途徑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在這種探討中,人們關于馬克思主義哲學與新儒學的關系的認識有了一些變化。例如,有學者指出,受歷史條件制約,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化研究範式,忽略了對新儒學的吸收[4]。但20世紀90年代以來,除有個別學者對新儒學仍持批判態度外,大部分學者主張將“現代新儒學的合理成分融入社會主義的新文化中,實現馬克思主義和現代新儒學的真正融合”[5]。

    第二,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重大標志性理論成果,即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的深入研究。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革命、建設與發展道路與經驗的深刻總結,因而是具有非常顯著的本土化特征的理論成果。學術界圍繞這些理論成果展開了深入而廣泛的研究,並取得了諸多有價值的研究成果。在這些成果中,關于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研究相對要多一些,出現了一批重點研究毛澤東思想的著作,如雍濤的《毛澤東哲學思想與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莊福齡等的《毛澤東哲學思想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胡為雄的《毛澤東思想研究史略》(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許全興的《毛澤東與孔夫子》(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汪澍白的《毛澤東早期哲學思想探源》(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等等。近些年,關于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發掘呈現出從宏觀走向微觀的趨勢,如李維武對毛澤東“實踐論”的“中國性格”的深入解讀[6],李佑新等對毛澤東“實事求是”與湘學經世務實傳統的關系的歷史分析[7],王南--對毛澤東哲學中中國傳統元素的“重估”[8],等等。

    第三,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做出重大理論貢獻的代表人物思想的研究。除毛澤東、鄧小平等領袖人物外,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等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和李達、艾思奇、張岱年、馮契等專業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的思想也日益受到學者的關注,如何萍等關于瞿秋白哲學思想的深入闡發,汪信硯等關于李達哲學思想的多維發掘,李景源、王偉光等關于艾思奇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理論貢獻的分析,李維武、許全興等關于馮契“智慧說”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獨特理論貢獻的探討。近幾年,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改革、創新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體系提供寶貴經驗的高校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如高清海、黃--森、陶德麟、陳先達等,也開始成為部分學者研究的對象。對他們的思想進行深入闡發,尤其是對其學術貢獻進行深入研究,構成發掘“本土”思想資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第四,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反思。從最廣泛的意義上說,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本土化的一種“特殊形態”。從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視角去反思、研究這一“特殊形態”的產生、演變、意義與局限,對于深化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理論形態具有重大價值。

    從以上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本土”思想資源本身的豐富性與開放性,使新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對中國“本土”思想資源的反思與開掘是多維度、多層面、多視角的“重釋”、“重估”、“重建”。與這種多角度、多維度、多層面的研究相對應,研究方法也呈現出多樣性的特點,既有總體性的研究,又有專題性的研究;既有宏觀研究,又有微觀研究;既有橫向的比較研究,又有縱向的比較研究。這種多樣性研究的意義在于,一方面,有利于人們深入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本土”文化基礎,進而從文化形態演進的角度深刻認識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意義;另一方面,有助于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及整個中國哲學建設,進而推動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

    二、以“反思”為核心的歷史與理論研究

    以“反思”為核心的歷史與理論研究是就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的思維方式而言的。俞吾金曾把中國人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的討論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19世紀末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到20世紀80年代末,關注的問題是如何把馬克思主義引入中國,使其與中國的具體國情相結合,這一階段可稱為“前反思階段”;第二個階段從20世紀90年代初直到今天,主要任務是結合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及其理論做出全面的反思和清理,這一階段可稱為“反思階段”[9]。可以說,以“反思”而非胡塞爾意義上的自然態度去考察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歷史與理論,是新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的另一特征。

    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範式所具有的“反思”特征主要是由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的內容、任務及所處的學術環境所決定的。從研究內容來看,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既包含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這一歷史進程的客觀描述,又包括對這一歷史進程得以可能的條件、生成的理論、存在的問題等的反思。因而,經驗層面的事實描述與超驗層面的理論分析,必然成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內在包含的兩個方面,當然也就包含著反思的維度。從研究任務來看,新時期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不僅僅是在經驗的層面客觀地描述這一歷史進程,更是要在這種描述的基礎上以“從後思索”的方式,探究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實質、可能性、必要性、實現途徑等問題,從而揭示、總結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基本規律與經驗。這種“從後思索”的方式本質上就是一種“反思”的思維方式。就學術環境來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進入了“以現代性的反省為主要內容的後教科書哲學”[10]時期。與這種“現代性的反省”相應,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也開始進入自我反思時期。這種自我反思包括三個層次︰一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反思;二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自身的反思,包括對它的理論作用、理論特征等問題的反思;三是對哲學自身的反思,包括對它的研究性質、研究內容、研究方式及作用等問題的反思。在推進這三個層次的反思中,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逐漸成為學者們關注的熱點問題,它不僅成為哲學反思的內容或對象,而且成為哲學反思的一種視野或範式。

    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既是一個歷史命題,又是一個理論命題。與此相應,學術界關于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反思,也主要從歷史與理論兩個維度展開,是歷史反思與理論反思的有機統一。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首先是一個客觀存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歷史事實。歷史維度的反思,就是對這一客觀歷史事實進行反思,通過歷史性地考察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發展歷程,總結、揭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基本規律與經驗,從而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未來發展奠定基礎。歷史維度的反思,既是以歷史為對象的反思,又是貫穿著歷史性原則的反思,是反思性的歷史與歷史性的反思的統一。學術界關于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歷史維度的反思,在人物研究、思潮研究、理論成果研究、斷代研究等多角度展開。近些年,這種歷史維度的反思被進一步發展,有學者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的歷史主義原則,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總結經驗的歷史主義原則,要求立足于當時當地的具體條件來評價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理論”;二是“開展以歷史為中心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研究”[11]。這里所說的歷史,不僅包括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產生、發展的中國歷史“大環境”,而且包括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所處的世界歷史“大背景”。只有把這一“大環境”與“大背景”結合起來,才能全面把握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實質與意義。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也是創新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論探索過程。理論維度的反思就是對這一理論探索過程的反思,以揭示創新中國傳統文化的路徑,總結創新與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獨特規律與經驗教訓。理論維度的反思,涉及的內容也非常廣泛,既包括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得以可能的理論前提的反思,也包括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過程中形成的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等不同形態的理論成果的反思,還包括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過程中涉及的相關理論問題的反思,等等。理論維度的反思,不僅是以理論為對象的反思,而且是上升到理論高度的反思,是理論性的反思與反思性的理論的統一。上文所分析的中國“本土”思想資源的開掘,就屬于理論維度的反思。相比較而言,歷史維度的反思更側重于縱向研究,如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不同階段間展開的比較分析,因而具有明顯的歷時態特征,而理論維度的反思則既可以進行橫向研究,如同一時期不同代表人物思想的比較研究,也可以進行縱向研究,如不同時期生成的不同形態的理論成果之間的比較研究,因而呈現出歷時態與共時態的統一。

    當然,在實際的學術研究中,理論維度的反思與歷史維度的反思是相互交織在一起的,不可能割裂開來。離開理論維度的歷史反思,是膚淺的、沒有深度的,離開歷史維度的理論反思,則是空洞的、沒有根基的。理論反思與歷史反思的有機統一,應該是真正有建設性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學科點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研究就充分體現了這種歷史和理論有機結合的特點,從其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中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這一點。如陶德麟、何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理論與歷史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歷史與反思》(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汪信硯的《範式的追尋——作為範式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前兩本著作的標題清楚地反映了研究的歷史與理論維度,而後一本著作的第二編就以“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歷史與理論探賾”為標題。近幾年國內出版的關于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的其他著作,如王南--的《中國哲學精神重建之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探討》(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李景源等的《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創新︰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與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哲學》(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林默彪的《詮釋與反思︰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也都反映了這一特點,雖然各自研究的角度並不相同。其中,《詮釋與反思︰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一書,通過“關系”的詮釋、“過程”的描述、“形態”的建構、歷史經驗的反思,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歷史與邏輯做了一種總體性的反思。《中國哲學精神重建之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探討》一書,主要從實踐哲學的角度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歷史進程與相關理論問題進行了探討。而《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創新︰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與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哲學》一書,則以唯物史觀的中國化為主線,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歷史與理論創新進行了反思。正因為這種歷史與理論的有機統一,所以有學者說,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是最具歷史厚度和理論廣度的研究領域。“在歷史的厚度上,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研究以20世紀的整個中國思想世界為背景,深刻地揭示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由崇尚科學主義轉向文化批判的歷史進程;在理論的廣度上,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研究融會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至新世紀頭十年馬克思主義哲學各個領域的成果,充分地展示了構造文化歷史理性的現實社會基礎和理論資源。”[12]

    三、以“中國問題”為本的哲學創新

    以“中國問題”為本的哲學創新是就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關注的問題及立場或視閾而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始終站在中國立場而非西方立場去分析“中國問題”,而不是從中國立場或西方立場去分析“西方問題”。有學者明確指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重在解決中國社會發展和中國文化變革問題,在學術理路上著重探討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變革中的作用、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其他思潮之間的關系,總之,是沿著思考中國問題的方向發展的”[13]。

    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歷史進程,既是一個立足“中國立場”解答“中國問題”的過程,又是一個面向“中國問題”、總結“中國經驗”不斷進行理論創造的過程。20世紀90年代以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歷史與理論研究,是圍繞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而展開的一次新的理論創造活動,具體地說,是立足于“中國問題”或以“中國問題”為本的哲學創新。從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的具體實際來看,無論是對中國“本土”思想資源的開掘,還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歷史與理論的反思,始終貫穿著“中國問題”意識。對于這一“中國問題”意識,我們可以分解為兩個方面來理解,一是問題意識,二是中國問題意識。哲學研究的問題意識是相對于體系意識而言的。體系意識是把概念、命題、原理當作哲學研究的出發點,以建構自足的邏輯體系為哲學研究的目標,問題意識則是以客觀存在的現實問題為哲學研究的出發點,以解釋和解決現實問題為研究哲學的目的。體系意識體現了以原則為中心的研究路向,問題意識體現了以問題為中心的研究路向。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經歷了從哲學體系意識走向中國問題意識的過程。無論新時期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承載著怎樣的理論建構任務,它最終還是要落腳于中國的現實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是一種以“問題”為中心的研究。中國問題意識是相對于世界問題意識而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是以“中國問題”而非世界問題為基礎的哲學創造,根本任務是要解決那些“中國特有”、“歷史形成”、“普遍存在”、“根深蒂固”和“長期影響中國發展”的根本問題[14]。“中國問題”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創新的活水源頭。從整體上看,新時期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雖然不乏對西方優秀文明成果的吸收與借鑒,對重大的世界性問題如經濟全球化問題、現代性問題的探討,但就其哲學創新的現實基礎和源泉而言,卻是以“中國問題”為主的。從比較寬泛的意義上說,新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所面對並給予高度關注的“中國問題”既有實踐層面的問題,如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問題而進行的探索,包括中國精神與中國精神家園的重建、和諧社會的建構、社會主義文化創新等,又有理論層面的問題,如前面提到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理論前提、理論形態、理論問題等。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過程是一個理論與實踐雙向互動的過程,面向“中國問題”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所實現的哲學創新,也是在理論與實踐的互動中實現的創新。

    由于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內在包含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具體實踐的結合、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結合,所以以“中國問題”為本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實現路徑與創新路徑,也可以相對劃分為文化路徑和實踐路徑。其中,文化路徑涉及以下一些值得深思的問題,如馬克思主義哲學能夠在中國生根、開花和結果的文化根源是什麼?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是否存在批判、繼承的關系?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有沒有中國文化形態?實踐路徑則關聯著中國的革命、建設、發展實踐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關系問題,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實踐基礎、實踐邏輯、實踐形態等問題。

    新時期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以“中國問題”為基礎展開哲學創新,這不僅在于西方思想資源、世界性問題對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的意義是有限的,更在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踐本性與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的實踐旨趣。實踐性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不同于傳統哲學的根本特征,這種實踐性決定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一定是立足于實踐的研究。同樣,要真正體現這種實踐性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必須是立足于中國具體實踐的研究。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之所以在中國介紹、傳播馬克思主義哲學並使之中國化,最終目的就是運用它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馬克思曾說,“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決定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15]。與此相應,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實現程度,也是決定于馬克思主義哲學滿足中國的需要的程度。當初中國人之所以在眾多的社會思潮中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就是因為它能夠使中國人解決自己當時面臨的最重大的問題,即“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而當年毛澤東之所以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是為著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和策略問題而去從它找立場,找觀點,找方法的”[16]。這實質上就是要以“中國問題”為出發點去理解、應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20世紀90年代,中國學術界之所以高度關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問題,就在于中國人所面對的“中國問題”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換,需要用創新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來指導。歷史經驗表明,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之所以能夠不斷地取得重大進步,關鍵之點就在于它抓住了不同時期中國人所面臨的革命、建設、發展等重大“中國問題”,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成果就是“中國問題”和“中國經驗”的“中國理論”表達。不同時期,中國人所面臨的“中國問題”不同,所總結的“中國經驗”不同,因而所創造的“中國理論”也不同——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等。總之,“中國問題”創新是促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創新的根本。不可否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百年歷程,就是不斷解決“中國問題”、總結“中國經驗”、創造“中國理論”的過程。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就是對“中國問題”、“中國經驗”和“中國理論”的深刻反思,而立足“中國問題”、總結“中國經驗”,也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不斷實現“中國理論”創新的根本途徑。

    以上三個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自覺的民族意識與立場。正是這種自覺的民族意識與立場,推動馬克思主義哲學不斷地“中國化”。反之,要進一步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還必須強化這種自覺的民族意識與立場。原文參考文獻︰? [1]劉麗,李景山.儒家與馬克思恩格斯自然觀比較研究[J].學習與探索,2013,(4)︰24∼27. ?? [2]魏書勝,胡海波.馬克思哲學與孔子哲學的內在契合[J].社會科學戰線,2009,(4)︰53∼58. ?? [3]阮青.九十年代關于馬克思主義與儒學關系問題的研究[J].孔子研究,1998,(3)︰43∼51. ?? [4]劉懷玉.“價值重估”之後馬克思主義哲學“再中國化”思考[J].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1)︰30∼36. ?? [5]張三萍.對話與對立——第三代新儒學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J].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8)︰82∼88. ?? [6]李維武.毛澤東“實踐論”的中國性格[J].中國社會科學,2007,(4)︰18∼31. ?? [7]李佑新,陳龍.毛澤東的實事求是與湘學的經世務實傳統[J].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1)︰1∼4. ?? [8]王南--.中國哲學精神重建之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探討[M].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 ?? [9]俞吾金.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主體的反思[J].探索與爭鳴,2009,(1)︰7∼10. ?? [10]孫正聿.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哲學發展的歷史與邏輯[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8,(5)︰5∼16. ?? [11]吳昕煒.新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的新問題——讀“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理論與歷史研究”[J].馬克思主義研究,2011,(8)︰155∼158. ?? [12]何萍.新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觀念史研究[J].學習與探索,2011,(5)︰6∼15. ?? [13]何萍.如何書寫1949年以來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J].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3,(3)︰16∼27. ?? [14]韓慶祥,張艷濤.當代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中國圖景”——近十年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新進展[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9,(4)︰93∼100. ?? [1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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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桂鳳 責編︰ 範紅蓮